第105章 佛緣

馬一浮曾改名“一佛”，努力讀三藏十二部經典，杭州的“文淵閣”就在西湖邊，那裡珍藏《四庫全書》，馬一浮也經常到那裡去閱讀，被人稱為“無書不讀”的人。他以儒家的“理事雙融”與佛家華嚴宗的“四法界”相融合，提出“儒佛互攝”說，認為“聖教所興，同依性具，但以化議異應，聲句殊施”，“故六藝之言，顯於此土；三藏之奧，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列二”。 馬一浮發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學會”，廣交高僧大德，相互切磋佛理，杭州各大叢林的方丈都成了他的座上客。 馬一浮德高望重，許多佛教人士都有請他寫傳記、塔銘，如《虎跑寺五百應真造像石刻後記》、《楞嚴正脈科會序》、《唐高僧鑑真法師贊》、《重刻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序》等。他的佛學專著《法數鉤玄》，內容豐富，闡釋精當，影響深遠。

20世紀之初，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學就讀，與在上海遊學的馬一浮相識。 10餘年後，李叔同來到杭州第一師範任教。由於兩人都是書法名家，又喜好中西音樂的原因，李叔同常去杭州城內的延定巷，向正在那裡住著的遠謝時緣專研佛學的馬一浮請教。李叔同從馬一浮那裡請了不少經書回來閱讀，後來又發心開始素食，在住房裡供起佛像，屋內終日青煙裊裊。李叔同跑到虎跑寺山里斷食，回來後更加深研佛法，仍然跟馬一浮談佛論道。 李叔同的弟子豐子愷在《陋巷》一文中曾寫過李叔同與馬一浮的交往：“我的藝術科教師李先生，似乎嫌藝術的道力薄弱，過不來他的精神生活的癮，把圖畫音樂的書籍用具送給我們，自己到山區去斷了17天食，回來又研究佛法預備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天，他帶我到這陋巷裡去訪問馬先生。我跟著李先生走進這陋巷的一間老屋，就看見一位身材矮胖而滿面鬚髯的中年男子從裡面走出來應接我們。我被介紹，向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把椅子上聽他們談話。我其實全然聽不懂他的話，只是片斷地聽到什麼'楞嚴''圓覺'等名詞……”

馬一浮得知李叔同將在七月落髮後，準備九月受比丘戒的消息時，馬一浮親自介紹並陪送弘一到靈隱寺去受戒，並向弘一贈送明代藕益大師《靈峰毘尼事義集要》、清代見月律師《寶華傳戒正範》兩本書。弘一後來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自序中說：“馬一浮居士貽以《靈峰毘尼事義集要》、《寶華傳戒正範》被玩周環，悲欣交集，因發學戒之願焉。”可見馬一浮對後來深研戒律的弘一法師的深刻影響。 1928年，弘一將撰寫的《五戒相經箋要》30部寄給馬一浮。馬一浮以為“垂誘之切，敬謝無量，曩時奉對”。弘一曾向馬一浮表示，希望得到一部《清涼疏鈔》，馬一浮多方打聽，尋求後，立即予以奉贈。他在通信中常有“俗中憂憂不可言，伏維道體安隱，少病少惱”之語，相互間的關切心神交會。

1930年夏，弘一法師自感“手顫、眼花、神昏、臂痛不易舉”，以為“皆老之相”，決定正式閉關，不再與世人往來。但他仍不忘馬一浮，托夏丏尊轉交石圖章一包，“向馬一浮致訣別之意，說今後不再通信及晤面矣。”馬一浮理解弘一法師專心念佛，願早生西方心情，連稱難得。 抗戰期間，馬一浮在逃難途中，忽接弘一法師來信，知道弘一殉教的意志，感慨萬千。他將來信抄示友人，稱讚“此老為法忘身，真有古德風範，不愧為吾老友！”值弘一法師六十初度時，馬一浮寫詩致賀：世壽迅如朝霞，臘高不涉春秋。寶掌千年猶駐，趙州百歲能留。遍界何曾相隔，時寒珍重調柔。深入慈心三昧，紅蓮化盡戈矛。 李叔同與豐子愷師徒曾做《護生畫集》，出版時，師徒二人都想到請馬一浮寫序言，馬一浮在序言中提出“護生即護心”的觀點。 1938年2月，豐子十豈作護生畫二二集時，馬一浮指點說：“務望盡力發揮非戰文學，為世界人道留一線生機。目睹戰禍之烈，身經離亂之苦，發為文字，必益加親切，易感動人。”

1942年，弘一法師圓寂，在中國文化界弓起極大震動，馬一浮挽詩：高行頭陀重，遺風藝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為師。三界猶星翳，全身總律儀。祗今無縫塔，可有不萌枝。 1954年1月10日，弘一法師舍利塔在虎跑寺落成，馬一浮為塔身題寫了“弘一大師之塔”六個篆字。並作《虎跑禮塔詩》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