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恩怨

傅斯年在北大辦《新潮》時，曾得到過魯迅的支持，並有過書信往來。當時傅以北大學生兼《新潮》主編的身份寫信於魯，徵求意見並請其指教。後來，傅斯年與魯迅同在中山大學任教，二人相處甚好。但日後因顧頡剛，二人鬧翻。 傅斯年在中山大學，想聘請好友顧頡剛來中山大學任教。魯迅一聽傅讓顧頡剛來中大，頓時火冒三丈，疾言厲色地道：“鼻（顧頡剛）來，我就走！”傅斯年脾氣也上來了，索性不再理會魯迅，將顧頡剛請到中山大學。魯迅頓覺失了面子，於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辭職，並移居白雲樓以示要挾。傅斯年也當場向朱家驊提出辭職，顧頡剛也宣布辭職走人。這令校方左右為難，於是決定讓學生自行選擇。想不到學生們開會後認為三人一個都不能少。主持校務的朱家驊只好硬著頭皮出面調停並表示“挽留”，同時想出調和的辦法，委派顧頡剛到江浙一帶為學校圖書館購置圖書以示讓步。魯迅聲言魯、顧決不兩立，無半點調和的餘地。在寫給友人的信中，魯迅憤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個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的人，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現在他們還在挽留我，當然無效，我是不走回頭路的。”最後，魯迅辭職離校，回到上海。

傅斯年後來也與好友顧頡剛反目，籌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二人各執己見。據顧頡剛女兒顧潮說：“傅斯年與父親兩人各有一番設想：傅氏在歐洲7年，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爭勝，故其旨在提高。父親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積疊無數材料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藉。兩人意見不同，而傅氏脾氣暴躁，不免有家長作風，父親亦生性倔犟，不能受其壓服，於是兩人始破口相罵，幸賴楊振聲等人勸解而止”。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抱怨道：“孟真對於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胡適曾為二人調停，但未奏效。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我樹的敵人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妒忌我，一種是想征服我，這兩種都是沒法避免的。我不能求悅人而自暴自棄，遷就了別人的標準。我自己不願壓迫人家，也不願人家來壓迫我。如有人想要壓迫我，當然反抗。……我決不願把身子賣給任何人。我決不能為了同黨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犧牲了。”

此後，二人開罵，甚至發展到幾欲肉搏。最後顧頡剛決定退出史語所。中研院史語所的成立大會上，顧頡剛沒有出席。這次事件，宣告了傅、顧之間同窗之誼與十幾年密友關係的破裂。 後來，傅斯年在北大辦文科研究所，曾想聘顧頡剛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顧拒絕。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覺惱火，找別人捎話轉告顧頡剛：“燕京有何可戀，豈先為亡國之準備乎？”顧頡剛聽後則反唇相譏曰：“我入燕京為功為罪，百年之後自有公評，不必辯也。” 1941年10月，陶孟和帶領他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全體人員，也向李莊搬遷時，陶不得不向他學生輩的傅斯年乞求：“張家大院之房，務請拔幾間給社所暫用，頃社所已去十餘人。”但傅斯年根本不為所動，聽任陶孟和跟李莊的士紳協商，化整為零為寄居在有空房的當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腳點。

社會學家吳文藻及其弟子費孝通等人抗戰時期流寓昆明，在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創辦了民族學會，這不僅是另立山頭，而且違背了傅斯年“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愛國原則，傅斯年不僅寫文章批駁，更給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等人寫信說：“夫學問不應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想影響及於政治，自當在取締之列。吳某所辦之民族學會，即是專門提倡這些把戲的。他自己雖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費某則大放厥詞。若說此輩有心作禍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發達之科學'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惡習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頭，其結果必有惡果無疑也。”在這種情況下，吳文藻、費孝通只好關門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