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大砲

傅斯年人稱“傅大砲”，一生直言不諱，炮轟要人。 傅斯年的老友程滄波說：忽一日，傅論及當時國民政府五院院長。論孫科，說：“猶吾君之子也。”論於佑老，乃是“老黨人且是讀書人”。論戴季陶，說：“阿彌陀佛。”論到孔祥熙，高聲作義憤狀：“他憑哪一點？”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上發表著名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中國已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社會與文化已步趨總崩潰，因為總失業的緣故，國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軍閥手下的官兵幾乎全部由叫花子組成，可謂要多少有多少，軍閥自然成了叫花子的頭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與叫花子所平分。 “照這樣形勢，雖有一個最好的政府，中國未必不亡；若根本沒有了政府，必成亡種之亡。”因而，傅斯年呼籲“一切不顧亡種滅國的人，幸勿此時興風作浪，這不是可以苟且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傅斯年得知後極為震怒，高呼“國家元首豈容為賊所扣乎”？於是極力主張南京國民黨高層立即出動大軍討伐張、楊，同時連續在《中央日報》發表《論張賊叛變》等言辭激烈的檄文予以聲討。傅斯年言稱張學良的老子就是鬍子出身，“張賊天生的是一個犯上作亂的土匪種”。蔣介石“在此時中國是無可比擬的重要，他的安危關係中國國運比任何事都切緊”。再次疾呼儘速派中央軍西進，對西安呈扇形包圍，只要將西安圍住，“張賊學良”除投奔共產黨，將是死路一條。針對有人認為出兵西進，會激怒張學良並危及蔣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堅稱愈是大軍壓境，張學良愈不敢加害蔣，並預言性地指出，待中央軍包圍西安，張只有束手就範，屈膝投降，而張投降後，“只有蔣能救他一條性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重慶國府於12月18日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大員和學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率領幾十名保鏢竟然阻止他人登機，卻把自己的僕人、洋狗、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運上飛機！陳濟棠、何香凝、許崇智、茅盾、郭沫若、陳寅恪等人均被攔截不能登機而滯留香港。當時皆以為陳寅恪已離開人世，傅斯年因此高呼“殺孔祥熙以謝天下”！ 傅斯年一直對孔祥熙深惡痛絕。 1938年，傅斯年就上書蔣介石，抨擊孔祥熙的才能、用人，揭露他縱容夫人、兒子與不法商人勾結髮國難財的惡行。蔣介石卻不予理睬。從此之後，傅斯年千方百計蒐集孔氏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材料，準備在參政會上彈劾孔祥熙。當時胡適在美國，得知此事後立即寫信勸傅不要貿然行事，免得惹火燒身。但傅斯年並不理會，他開始著手調查孔的美金公債一案。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給胡適的信中列舉了自己倒孔的六條理由，謂孔氏“貪贓枉法，有錢愈要錢，縱容其親黨無惡不作，有此人當局，政府決無希望”，“一旦國家到了更危急的階段，不定出何岔子”。因而，為“愛昔介公，不容不反對他”。並進一步表示“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分無慚於前賢典型，大難不在後來參政會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鱗也。若說（倒孔）有無效力，誠然可慚，然非絕無影響……至少可以說，他以前是個taboo，無人敢指名，今則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觸物耳”。 當時中央銀行國庫局正直人士或與孔祥熙有隙者，趁機將掌握的內部重量級材料提供給傅斯年。傅斯年迅速擬成提案，交大會秘書處宣讀。大會主席團成員、外交部長王世傑見後大駭，怕被人作為藉口“攻擊政府，影響抗日”（王世傑語），力勸傅斯年歇手閉嘴，否則後果無法預料。傅仍堅持己見，並要上訴法院，與孔祥熙對簿公堂，如果揭發罪狀失實，甘願反坐。

據一位知情者說，為搞垮孔祥熙，傅斯年暗中收集了許多孔氏集團私吞美金公債的證據，以備上法庭之用。當時曾任南京《中央日報》主筆的程滄波曾說：“在重慶時，有一次在參政會開會之前，我好幾次到聚興村他的房內，看他拿著一個小箱子，藏在枕頭底下，寸步不離。我問他裡面是什麼寶貝？他很緊張地說，這是他預備檢舉某大員的證件。”羅家倫也回憶：“有一次在重慶為了一種公債的案子，他在國民參政會發言到結束的時候，鄭重聲明他這番話不但在會場以內負責，而且在會場以外也負責，他願意到法庭對簿。這話使全場興奮，可是使我為他捏了一把汗。會後我去看他，問他為什麼敢作這樣肯定的話。他說，'我沒有根據，哪能說這話。'於是他取出兩張照片給我看。可見他說話是負責的，絕對不是大砲者之可比，也絕不是聞風言事的一流。這種風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面對傅斯年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執著，陳布雷向蔣介石進言，讓蔣暗地里處理掉孔祥熙，省得事情鬧大，並建議蔣以爭取世界各國對抗戰的支持，以國家利益為重等說辭，請傅斯年改變解決問題的方式。蔣依計而行，果然一提“國事為重”，傅斯年便答應退讓，決定將提案改為質詢案公之於眾，蔣表示同意。儘管如此，傅的“炮轟”仍使朝野大嘩。不久，蔣介石委派財政部長俞鴻鈞出面調查孔祥熙財源的來路問題。此時，眾人紛紛藉著傅斯年的“炮轟”，紛紛棒打落水狗。傅斯年一炮轟走了孔祥熙，從此“傅大砲”名動天下。 繼孔祥熙之後，傅斯年的砲口又對準了行政行政院長宋子文。傅斯年與宋子文二人關係還算友善，傅原本對宋寄予希望，在《大公報》發表評論說宋和孔祥熙大不同。

然而，宋子文的表現並不如傅斯年希望的那樣，於是傅斯年從教育狀況糟糕、政府只賣文化膏藥等方面，提醒宋子文，希望宋氏能醒悟。傅在《大公報》撰文道：“你的轎車在上海市街上經過時，有沒有想到，就在這條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經濟失策而餓死？” 但宋子文並不理會。傅斯年大怒，遂從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中國文化修養和態度五個方面，對宋子文進行猛攻。傅斯年在半個月內連續刊發了《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三篇文章。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不然，一切完了！……國人不忍見此罷？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

關於傅斯年首次公開砲轟宋子文事，據何廉回憶：“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讚揚《世紀評論》的一封信我回信約他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訴我說，他要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按原文發表，不能有一字改動，我立刻表示同意。過了兩天，他把稿子交給總編輯張純明”，這篇文章便是《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當時總編輯張純明一字不改地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世紀評論》第一卷七期刊發出來，“不到半天時間，這一期《世紀評論》在上海市面上就見不到了。這並不是說《世紀評論》的發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從報販手裡全部收買去了。我立刻到《大公報》館找到經理胡霖，把我自己手裡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紀評論》給他看。我告訴他說這一期在市面上誰也買不到了，問他能否在《大公報》上發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這篇文章在《大公報》上發表了。”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刊發後，震驚朝野。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曾記載說，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當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的聳人標題加以渲染。 傅斯年的文章發表後，國民政府監察院決定派員徹底清查黃金風潮釀成的嚴重後果與責任者。傅斯年再次在《觀察》雜誌中發表了《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文中更加詳盡確實地歷數了孔、宋的惡行與各自作惡的不同，並謂孔宋二人雖皆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雙扇活寶貝”，然而卻又是對頭。傅斯年說宋子文，“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傅斯年還說，宋子文著實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為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曾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先進的文化教育，“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唯獨對權力和財富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

在《觀察》發表傅斯年文章的當天，宋子文在巨大輿論壓力下提出辭職，至此，孔祥熙、宋子文兩位皇親國戚均因傅斯年炮轟而倒台。有人在報刊撰文稱讚傅斯年：“在最近的十年來他內心已焚燒著正義之火，逼他走出學術之宮，要分一部分精神來顧問國事。他的話，是代表千萬人民的隱泣和怒吼！他的話，也寄託著對祖國的複興和再生！” 1945年5月抗戰勝利前夕，蔣夢麟在美國考察教育。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的宋子文想拉蔣夢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動下，欣然同意，但沒有辭去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一職。在重慶的傅斯年對蔣夢麟出任秘書長一事頗為氣憤，曾勸蔣應辭去北大校長之職。據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給鄭天挺的信中寫道：“先與孟鄰（蔣夢麟號孟鄰）先生談，初談大吵大鬧，真可入電影。第二天他來了，說我們用意極善，極可感。請（胡）適之先生擔任（北大校長），在他無問題。孟鄰此一態度，至可佩也……”

7月8日，蔣夢麟給鄭天挺的信中也談及此事，其中道：“弟決去職係採孟真之建議，蓋當時尚未聞有公然之攻擊。孟真來行政院，彼一啟口，弟便怒罵之，彼亦怒目相報。孟真去後，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趨車還謁，告以其偏見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見，決採其意見而感謝之。厥後，愈思而愈感其忠誠。”事後，蔣、傅二人友好如初。 1945年8月，蔣夢麟正式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退出西南聯大。 1948年，國民黨越來越腐敗，傅斯年在公開場合竟大罵國民黨政府已是大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