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教育
1922年，北大教務長蔣夢麟到歐洲考察，與正就讀於倫敦大學的傅斯年作了一次深談。二人分別不久，蔣夢麟在德國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勸蔣此次考察要特別注意兩個問題：第一是比較各國大學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國大學學術的重心和學生的訓練。蔣閱畢，不僅驚嘆傅氏在學業上的精湛造詣，同時還發現他有極強的視事與處事能力。
據蔣夢麟回憶：“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胡適）和孟真（傅斯年）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了好多位國內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蔣還稱讚傅為人處事的兩大特徵：“辦事十分細心”和“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果斷精神。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的建議來源於傅斯年。 1936年春，史語所南遷，傅斯年辭去北大兼職，隨所南下。不久，日寇大舉進攻華北。為了保護文教設施，傅斯年提出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南遷合組的建議，被國民政府採納。三所大學後遷至昆明組建成著名的西南聯合大學。
傅斯年擔任台灣大學校長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每位教師發了一份通知，說本校長說不一定哪天就要聽課，請不要見怪。教師們對聽課不會見怪的，可是傅斯年聽完課之後有的人就沒了工作。當時台灣工作機會極少，失去教職就得餓肚子。傅斯年僅用此一招，就令台大的教風學風為之一變。
傅斯年在台大任校長兩年間，因學術水準低或教學業務不合格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很多。他對一般任課教師的選聘也持嚴肅認真態度，有次為了一名助教是否合乎選聘條件的問題，教員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開了四次會，經過幾度激烈的辯論，最後投票表決才決定下來。
傅斯年當台大校長後，對進行了一番大刀闊斧的改革。凡不合學術水準，濫竽充數的教授，全部驅逐出校門；校內職員，特別是原“帝大”時遺留的醫務人員，凡無醫療常識，不知救死扶傷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幾個月時間，傅斯年就解聘了70餘名不合格教授與職工。自此，台大面貌為之一新，形成了一個蓬勃向上的局面。
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回憶說：“他（傅斯年）經常每日在校辦公6小時以上，一進辦公室，便無一分鐘的休息，有時還須參加校外的集會……他那希望台大趕快辦好的意念，竟使他坐臥不安。”
在台大時，傅斯年曾破格聘用殷海光。當時殷海光在《中央日報》被排擠，他直接找傅斯年表示想入台大。傅斯年考慮他是邏輯學泰斗金岳霖的得意弟子，台大又正好缺邏輯教師，所以接受殷海光來台大教書，但特別說明按規定只能從講師做起，並要求殷以後不許參與任何實際政治，殷海光立即答應。此後在台大的殷海光雖論政卻不參政，積極宣揚五四的傳統，使得台大成為自由主義的堡壘。
台大講師殷海光上課因為評分標準嚴格，期末大批學生邏輯課程不及格，家長跑到傅斯年這告狀，傅斯年高聲重複了殷海光的理由：這是西南聯大的標準！
1950年新生入學考試，國文卷由傅斯年親自命題，其最重要的一題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題可視作傅斯年赴台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心志獨白，也是對台大學生在精神層面上的殷切寄望。
1950年1月，台大“校外校內傳言斯年將去國，將辭職”。面對傳言，傅斯年在23日的校刊上發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學》的公開信，信中說：“半年多來，校外攻擊斯年者，實不無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為殖民地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義為何物，故如遂其志，實陷本校於崩潰。鑑於一年來同事同學對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難之時，決不辭職，決不遷就，決倍加努力，為學校之進步而奮鬥！”
傅斯年就任台灣大學校長時說：“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它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說：“大學是一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按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前途記，決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
傅斯年為了保持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的尊嚴，堅決拒絕三民主義入校，堅持不讓台大在校園內升國民黨黨旗。
自傅斯年任台大校長來，無論是炎炎酷暑還是刺骨寒冬，台大校長辦公室的燈總是最後熄滅。樓道鎖門的大爺在每次不耐煩中逐漸習慣了校長的“生物鐘”，而傅斯年的司機自從跟了他後，晚餐都包在福利社了，因為總是餓著肚皮等還不如吃點快餐。這樣的日子自傅斯年任校長來已持續了一年多了，幾乎每天晚上他都要熬到12點才能休息。金耀回憶道：“每次跑到傅先生家裡，老是看到他孜孜不倦在定稿、看書，不是處理學校內事情，就是自己研究學問，傅先生所寫的文章以及答复各方面的詢問，都是他親自動筆。”自來台灣，傅斯年幾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校務上，唯一一次陪夫人娛樂就是一起看了場哈孟特電影，以後逢人談到娛樂就說這部電影。他給李書華的信中說：“幾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寫信則懶得要命！”他對李在法國專心做學問，連連說“真是幸福！不勝羨慕”！
有段時間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讀書寫作都受到很大限制，他就摀住左眼寫字。在讀書寫字已非常吃力之下，他不得不與秘書那廉君合作。由他來口述成句，那廉君記下話語大意。傅斯年有時為了加強語勢，手就拿著煙斗作指揮，而那廉君則埋頭伏案揮筆不停地記錄。一個出口成章地滔滔不絕，一個不斷地奮筆疾書，不知不覺幾個小時過去了。後來為了工作方便，傅斯年干脆讓那廉君搬到自己家裡客房住下。那廉君時常半夜被傅斯年叫來寫東西，因為一旦有創作慾望，傅斯年就坐臥不安。他們合作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傅斯年為台大大一學生國文課本寫的序，這篇文章很特別，全是用菜餚作的比喻，紅燒肉、炸丸子……好多讓人垂涎的美味都寫在文章裡，乍一看猶如一個花樣翻新的菜單。
傅斯年在台大時，羅家倫經常去看他，每次看老朋友都是一身疲憊地忙著幹不完的活，就勸老朋友不要那麼賣命。羅家倫反對他的壞脾氣，便用傅斯年自己過去的話諷刺刺激他說：“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擺出一副搏鬥的架勢，小心遭人反攻。”
早在主持北大工作期間，傅斯年對中國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種種流弊有了深切的體驗，從而產生了改革教育體制的一些想法，離開北大前他發表了一篇《漫談辦學》。後來他去台灣擔任台大校長，又提筆寫了《幾個教育的理想》、《一個問題——中國的學校教育制度》、《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等文，將自己在辦教育中所經受的苦痛和盤托出，特別提到“改革教育制度，不可不有新風氣，若風氣不改？一切事無從改，不止教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