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三、傅斯年

這正是傅斯年處世的態度和一生為之拼搏奮進的寫照。 傅斯年因為走路被旁邊過的汽車濺了泥水，於是憤恨道：“坐汽車的就該槍斃！”傅斯年說完之後，一邊走一邊想，越琢磨越覺得自己有道理。於是，他就把這句話發表在雜誌上了，而且贏得了大眾的一致讚揚。到“五四”運動時，北大和清華的學生遊行到珠市口，正演講呢，迎面開來一輛汽車，看到人多擁擠摁了一聲喇叭。大家想起傅斯年的這句話來了，於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給掀翻砸了。

這場面讓也在遊行隊伍中的一個清華學生大搖其頭，從此一生反對激烈行為。這個人就是梁實秋。 1919年5月4日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國立法政專門學校主持13校學生代表會議。該會議決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學，下午1點在天安門前集合匯集，全體抗議帝國主義在巴黎和約上關於山東問題的不公正的規定。 下午，各校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集會，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扛舉大旗，走在隊伍的前列。學生遊行隊伍走至東交民巷西門口美國使館門前受阻，遂轉向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憤怒的學生痛打呆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北洋軍閥派兵趕赴現場鎮壓，當場逮捕學生32人。傅斯年離開現場較早，故未被捕。當天晚上他回校時對同學姚從吾說：“這回北大損失太大了，同學被捕去好多。”

5月5日，傅斯年與一個“衝動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學”打了一架，於是他大怒一場，“賭咒不到學生會裡來工作。”這樣，傅斯年退出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 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給他的好友，北大畢業後在清華學校任職的袁同禮寫一封信。這時，傅斯年已確定以山東公費的名額去歐洲留學。傅斯年在信中說：“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新動機大見發露，頓使人勇氣十倍。” 同年10月，傅斯年在《新潮》2卷1期發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也談到了五四運動所發生的影響。他寫道：“五四運動過後，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靂嚇得清醒。……以後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但他同時說：“我覺得期刊物的出現太多了，有點不成熟而發揮的現象”。 “厚蓄實力一層也是要注意的，發洩太早太猛，或者於將來無益有損。”他希望《新潮》的同人能做紮實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後，收個切切實實的效果”。

傅斯年在紀念五四運動一周年寫的文章《青年的兩件事業》裡說：“假使中國有社會，決不會社會一聲不響，聽政府胡為，等學生出來號呼。假使中國有社會，決不會沒有輿論去監督政府。假使中國有社會，絕不會糟到這個樣子。” 傅斯年說：“我覺得若是青年人只知道有群眾運動，而不知道有個人運動，必有好幾種毛病。（一）（群眾運動）一時未嘗不可收'疾風摧勁草'的效力。但久了，便多因分子不健全的原故而不能支持。（二）社會是生成的，不是無端創作的。所以，為謀長久永安不腐敗的社會，改善當自改善個人始。若忘了個人，就是一時改的好了，之後也不免發生復舊的運動。（三）群眾運動太普遍了，怠情的人——自然佔太多數——安於'濫竽'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