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霸氣

民國史上有幾位著名的被稱為大砲的暴脾氣人物，最著名的，一是孫大砲（孫中山），一是傅大砲（傅斯年）。 傅斯年在學生時期，一直是學生領袖，他有很強的組織能力，是鬧學潮、趕教授的一把好手。據羅家倫回憶是這樣的：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門生，學問不能說沒有，只是所教的非其所長，在教室裡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要舉出這些錯誤，學生們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位同學借到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傅斯年審核。傅用了一夜的時間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蔡校長。 蔡先生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這是學生們自己發覺的，為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訐之風，於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同學們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擔這責任未免太重。於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擔了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分擔的同學回答得頭頭是道。考完之後，蔡先生一聲不響，同學們也一聲不響，一一鞠躬魚貫退出。過後不久，遇到一個適當的時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這門課了。

傅斯年脾氣暴躁，史語所的人私下里稱他為“傅老虎”。有一天，與傅斯年不和的陶孟和到史語所辦事，感到氣氛與前些時候大不相同，便對董作賓說：“胖貓（指傅斯年）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董作賓後來回憶說：“這話是諷刺也是好評。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時，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實，孟真先生對朋友，對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愛他之處在此，但是受過'訓'的年輕人，敬同畏卻又壓住了他們的'愛'。這正足以說明了孟真先生辦史語所的貢獻之一，他在（民國）十七年計劃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的最大成就。最後十年集刊中所發表的這些青年的論文，就是明證。”

傅斯年的霸氣性格，使他樹敵頗多，故一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有人在重慶召開的學術會議上就曾公開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長都是大學問家，傅斯年有什麼學問，他怎麼當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傅斯年總要給新進史語所的工作的人“來一個下馬威”，如不得亂寫文章，強迫他們校書等等，不一而足。對此，李敖曾云：“史語所這類畸形發展的現象，和它的領導人物很有關係。它的第一任所長傅斯年才氣過人，可是霸氣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歡的，又多是唯唯諾諾的人兒。這種現象，按說是一切獨裁者必然落到的結果。傅斯年又訂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規家法，製造了許多所內的特殊空氣……所以從傅斯年開始，史語所就有一種偽風。”李又說：“學閥作風結胎於傅斯年，傅斯年創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一切大獨裁，獨裁到頭天看見小研究員在陽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

1941年冬，燕京大學的畢業生王世襄千里奔波，行程一個多月流亡到重慶，找到他哥哥的同學梁思成，已經聞名海內外的大建築學家梁思成帶他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謀一飯碗。見面後，傅斯年問清王的門第出身，當著梁思成的面，說了一句：“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不配到我們這裡來。”這樣將王世襄轟了出來。灰頭土臉的王只好跟著梁思成到南溪縣李莊中國營造學社暫住。 傅斯年對部屬管理甚嚴，大學畢業生到史語所工作，先關門讀三年書，第四年才准許你發表文章。一次，他發現一位年輕助理研究員冬天好曬太陽，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門口，不讓其出門，不客氣地說：“你昨日已曬夠了。” 史語所的弟子門生對傅斯年，又敬又怕。馬學良在一篇文章中寫到：“所長傅斯年先生為人正派，令人敬重。初入所時，聞傅先生性情急躁，大家都生敬畏之心。當時我們小輩，晚飯後在田邊散步，遠遠看到傅先生迎面走來，都轉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脫不了，就會被抓去下棋。其實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學術問題，或天下興亡大事，不過借棋定神，心有別屬。因而常常高舉棋子而遲遲不落，今知者感懷，不知者詫異。也有傳說他是藉機測試，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學術造詣。”

板栗坳牌坊頭是史語所同人茶餘飯後聊天下棋的地方，當青年們來到此處時，總是有說有笑狂放自在。住在桂花坳的傅斯年吃罷飯，有時也從家中過來湊個熱鬧。但青年們見了，如同老鼠見貓一樣，“一會兒溜一個，一會又溜一個，過不多長時間就全部溜得無踪無影了”。來不及溜的只好硬著頭皮繼續下棋，傅斯年先是蹲在一邊觀陣，攻卒跑馬地大喊大叫，興致上來，便挽起袖子親自上陣廝殺。這個時候有誰和他對弈就算倒了大霉，因為傅斯年經常下著下著竟思考起其他問題，一枚棋子停在半空再也不肯放下。對方只好強忍著性子，等呀等，許多之後，見仍無動靜，才敢大著膽子催一句：“傅先生，該您走了。”這時傅斯年才如夢初醒，嘴裡不住地“噢、噢”叫著，開始走車飛像地大殺大砍起來。可惜好景不長，沒幾個回合，又按兵不動了，此舉如同鈍刀架在脖子上不斷地搓動又總不見血，令對方難受至極。有了這樣的教訓，後來的日子，不管是閒聊者還是下棋者，只要看到傅斯年出了家門向牌坊頭走來，皆以最快的速度溜之也。面對這種反常的舉動，傅斯年感到大不對勁，便帶著不解向董作賓討教道：“他們立在院內或大門口，一群人有說有笑，你去了，加入擺一套龍門陣。我去了，他們便一個一個溜了，這是為什麼？”董聽罷，哈哈一笑曰：“這正是我無威可畏，不如老兄之處啊。”傅斯年聽罷，不好意思地搖搖頭道：“糟糕，我這麼不受歡迎，看來得向你學習呀！”

“一二·一”慘案發生後，當局要求復課，而學生要求滿足條件（嚴懲屠殺無辜教師和學生之黨政負責人等）才能複課。傅斯年奉命到昆明處理學潮，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會議上，和聞一多發生衝突。據張奚若兩天后對《罷委會通訊》記者講，爭執中“一多與傅常委鬧起來，一多說：'這樣，何不到老蔣面前去三呼萬歲！'這是揭傅斯年的舊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勸解：大家爭執，何必重提以前的舊事。傅氣得大罵：'有特殊黨派的給我滾出去！'”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觸犯了許多人的利益。台大發生學潮時，有人趁機發難，指責台灣大學優容共產黨，攻擊傅斯年。傅斯年雖不支持台大師生的行為，但他認為，如沒有真憑實據，當局不能肆意進入校園在師生中搜查共產黨分子，更堅決反對隨意指責他人為共產黨。當他讀了報上對台灣大學師生的指責後，既惱又怒，毫不顧及地以“他媽的！”開罵起來，並在報上發表文章說：“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又說：“若當局有真憑實據說某人是共產黨，我將依法查辦，但是我辦理這種事，絕不能含糊其辭，血口噴人。”最後憤然聲明道：“反共須有反共的立場，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以為同志。”

1949年，台大發生“四六事件”，軍隊闖入校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向當時警備總司令部官員彭孟緝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