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晚景

文革初期，面對滿牆大字報，沈從文對史樹青說：“台灣罵我是反動文人、無聊文人、附和共產黨，造反派說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裡去呢？我怎麼活呢？” 文革中，沈從文家共被抄了8次。其中兩次是大兒子學校來人，目標是家裡的那些唱片，抄家人還專程帶來了學校的英語老師，將唱片一一過目，最終確定沒有問題才作罷。 沈從文參加沒玩沒了的批鬥會，批鬥他時，他必須參加，批鬥齊燕銘等人時，他還要陪鬥。沈患有嚴重的心髒病，身體實在無法支撐時，就讓他坐在會場隔壁的小房間裡，在他旁邊安個小喇叭，聽著會場裡的批鬥情況。他還要拔草、擦玻璃、打掃廁所，他怕自己無法支撐，便隨身帶上一張小卡片，寫上自己的名字、單位、地址，以便自己倒下後別人能通知家人和單位。

養女沈朝慧被註銷了北京戶口，沈從文心急如焚，萬般無奈之下，給在青島大學曾經教過的學生江青寫了一封信，請其伸出援手，但信去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而讓沈啼笑皆非的是，1972年，江青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坦言自己是沈的學生，並說沈的妹妹經常邀請他到沈家，沈從文對她很是欣賞，為了訓練她，讓她每週寫一篇小說。因為此，沈在江青倒台之後還要交待與江青的關係，他氣憤地說：“這妖婆真真假假胡說一通。” 1969年，沈從文去革命歷史博物館（時歷史博物館已經與革命博物館合併）領發還給他的東西，被告知東西已代為“消毒”。沈從文對他們焚毀書籍的行為極為氣憤，多年後，還對前去探望他的楊苡說：“文化大革命把我的眼睛都拔了！把我的眼睛拔了！我自己的書全都沒有了！”

1971年，沈從文血壓高達240/150，心臟隱隱作痛，他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要求回北京。次年，幹校終於同意沈以請假的方式回京。此時，沈從文在北京的三間宿舍被強佔去兩間，幾十年所收藏的心愛之書及家具，滿堆在院子裡任人踐踏，日曬雨淋。沈從文怕家具和書壞掉，便送給需要的朋友們。研究梅蘭芳的徐城北曾到沈處拿走了一些書。剩下的書，由黃永玉的夫人幫忙，7分錢一斤處理掉了。 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告訴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資料》還是要出版的，讓他抓緊時間校訂。於是沈在病中開始了緊張的修訂工作。宿舍太小，他只能充分利用空間，把圖錄分門別類貼在牆上，又在房間裡掛了五根鐵絲，把圖像掛在上面。他凌晨3點就起床工作，院子裡的老大媽們看他房中的燈老亮著，怕他出事，便去敲門，聽到裡面有人應聲才放下心來。一位年輕人擔心他，從門縫裡看去，看見他一手拿著毛巾，捂著正流血的鼻子，一手奮筆疾書。等門開了，他看見年輕人眼裡的淚水，歉意地笑笑說：“有什麼法子，自己可用的日子不多了！”

黃永玉回憶沈從文的這間小屋：“無一處不是書，不是圖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紙條，任何人不能移動，亂中有致，心裡明白，物我混為一體。床已經不是睡覺的床，一半堆隨手應用的圖書。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寫字。夜晚，書躺在躺椅上，從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書上。” 王亞蓉第一次去見沈從文，走進東堂子胡同那間小屋時，沈的口鼻間還有未擦乾淨的鼻血，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全是書，四壁凡能伸手的地方貼滿圖片和字條，連床上也堆滿了書。而和老友聊天的沈從文卻滿臉都是燦爛的微笑，快樂地講述著他的工作。 張兆和從乾校回京後，在離沈從文的住處二里外分得兩間宿舍，黃永玉將表叔表嬸的這兩處住所稱為“飛地”。沈每天到張的宿舍吃晚飯，並將第二天的午飯、晚飯帶回。夏天屋子裡悶熱，家人怕他帶回去的飯菜餿掉，他卻說：“我有辦法。”大家都很好奇，問他什麼辦法，他說：“我先吃兩片消炎藥。”

為了能有更多時間進行研究，沈從文盡量避免會客，他在門上貼個通告，以各種理由拒絕客人，比如：“本人患嚴重傳染病，最近不能見客人”、“本人心髒病發作，遵醫囑不能見客”等。有時張兆和便站在門口替他擋駕，但他在窗縫處看到來人是他想見的人，就馬上出來說，這個人我要見，張啼笑皆非，說沈當眾讓她出醜。 沈從文從湖北迴京後，一直希望能有個助手，老友給他介紹了王亞蓉。經過重重波折，沈終於申請將王調到了博物館，但博物館卻讓王去臨摹古畫，而不是做沈的助手。沈從文對此很是生氣，他在給長子的信中說：“館中加了三百人，一到我研究工作，就說'沒有預算'，不給一個人。”館中領導本來給他撥了一個臨時工作助手，但工作了四個月，卻不給助手工資，還是沈自己拿出一百二十元付了助手的工資。接著，館中又藉口此人思想不好，將其調離博物館。

1973年，加入美國國籍、任教於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許芥昱回國，他是沈從文在西南聯大的學生，回國後，提出要去拜訪老師。因為有關部門怕讓“外賓”看見沈住處的窘況，便安排沈到酒店看望昔日學生。面對學生，沈只說他一切都好，自己受到了保護。許提出上老師家中拜訪，沈拒絕了，惹得許以為沈怕讓自己見到家中的珍貴資料，其實，沈從文只是擔心家中景況給國家“抹黑”。 鐘開萊回國時，沈從文去賓館看望他，總說自己身體很好，還吹牛說，他們十幾個人曾到黃山去玩，他一馬當先，第一個登上黃山之巔。 房子問題幾乎困擾了沈從文一生。文革過後，沈一家三代六口人依然擠在一起，他不止一次寫信向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鄧穎超、統戰部長烏蘭夫反映情況，希望能得到一處寬敞的住宅，以方便他放置研究資料，能讓助手坐下來從容工作，可以接待訪客，但始終得不到回音。

沈從文在故宮博物院兼任織繡研究組顧問時，曾將多年收藏的明清封面錦、彩繡四摺花鳥小屏風、硃砂紅地描金花蝶爭春紙等拿到故宮，讓研究人員隨時參觀。文革中，這些資料被收入故宮庫房。文革後落實政策，沈為了研究，想要回這些資料，無果。解放前他捐獻給北大博物館的文物，由於捐獻時也沒有要張收條，不僅難得一見，連要張照片都不能滿足。想到此處，沈從文感慨“自己做盡了蠢事”。 沈從文的孫女一直跟隨沈從文老兩口，但她的戶口在自貢，沈從文想讓孫女在北京借讀，卻難以實現。兩位老人不願求人，只會正襟危坐於東城區某街道辦事處所屬的教育組門口，聽候傳見。沈從文聯想到50多年前自己在北京求學之事，不禁悲從中來，深覺自己一生非常失敗。

1978年，在當時的中央副秘書長、社科院院長胡喬木的安排下，沈從文終於從他工作了三十年、也鬱鬱寡歡了三十年的歷史博物館調到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到歷史所後，他才從副研究員轉正為研究員，王亞蓉也調到他身邊，成了他真正的助手。胡喬木了解了沈家住房緊張的情況後，帶著當記者的兒子親自到沈家去看。回家後，胡喬木與兒子商量，準備把自家的一套四居室騰出來給沈從文夫婦，讓兒子去住沈家的兩間平房。但這個方案被主管部門否決了。由於胡喬木的關心，沈家的住房問題最終得到了解決。胡還將沈由四級研究員調到二級，解決了沈的醫療問題。自此，沈從文總算有了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和研究條件。 1979年，馬逢華回到大陸，提出想見沈從文，但接待處卻說沒有這個名字。馬讓他們再好好查查，說沈是有名的小說家，從前是北大著名教授，讓他們到作協查查他的下落。結果次日，來人回复，已經找到了，但不在北京，調到四川去了，讓他下次回國再說。

次年，女作家聶華苓回到大陸，提出要見見沈從文，由於她字寫得太潦草，工作人員把“文”字看成了“又”，回來對她說：“找不到沈從又這個人！” 晚年，沈家每日賓客盈門，有前來拜訪的朋友、學生，更多的是各地各處前來請教之人。儘管因為沈的身體原因，門前掛著不見客的牌子，但收效甚微，而搬家後，老朋友過訪，臨走沈再三囑咐要千萬保密，但沒過幾日，屋內又高朋滿座，談笑聲喧了。 黃永玉說：表叔（沈從文）在臨終前兩三年，得到黨和政府的認真關注，給了他一套寬大的房子，並且配備了一部汽車和一位司機。遺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經沒有能力放手地使用這套房子了。 沈從文去世之前兩個星期，李輝去看望他。李輝回憶：他坐在他的那張老藤椅上。因為久病，顯得尤為虛弱，右手已經完全失去知覺，萎縮無力；左手也極少動彈，一直放在腿上。雖然說話有些含混不清，但他思路尚清晰，談到往事時，記憶力依然讓李吃驚。他說到高興處，抿嘴想笑，但又笑不出來，憋上好久，才呵呵地發出笑聲。

沈從文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麼要說。他回答：“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