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十五章將要實現的理想
溫妮·曼德拉堅信她的丈夫有朝一日會走出羅本島，這一希望已經應驗，但並非是她所想的那樣——即並非獲得了自由。 1982年4月的一天晚上，曼德拉、西蘇魯，以及其他3名屬於利沃尼亞案的政治犯——卡特拉答、馬拉巴、姆蘭蓋尼被命令收拾行李並被匆忙運到大陸。翌日早晨，他們在羅本島的同志們一覺醒來，發現他們5個床位空了。西蘇魯早就成為他們的知己，而曼德拉成為他們的父親。
溫妮先從報紙上獲悉這一遷移，繼而又從電視上聽到這一消息。最後她收到了來自監獄部門的信，通知她說她丈夫已被轉移到波爾斯摩爾最高治安監獄，沒有說明轉移的理由。她推測這也許是為了阻止曼德拉在獄中已承擔的領導工作：如為年輕的難友籌集學習資金等。或許是白人政府企圖驅散“曼德拉在羅本島”的觀念，因為這一觀念正像神話似的在黑人當中傳播開。
一輛密封的軍車載著曼德拉等5人從開普敦港行駛近一個小時到達托凱白人郊區的波爾斯摩爾監獄，一路上他們都站著。曼德拉等人根本不會看到外部的景色——那作為南非美景之一的桌山和監獄後面的丘陵間的河谷，那裡是一望無際的葡萄園和小松樹林。這僅僅是殘酷剝奪的開始，犯人們被禁錮在監獄的高牆內，與外界完全隔絕。正如曼德拉後來告訴來訪者的那樣，在這裡，他才懂得英國詩人奧斯卡·王爾德所寫的“犯人們將藍色的小帳篷稱為天空”是什麼意思。
波爾斯摩爾，這個黃磚砌成的長長的現代化建築群中，分別關押著數千名各種族的犯人。在一幢“孤立”建築物的4樓，曼德拉和他的4位戰友被關在一個大的單間裡，這裡可以通往一個由“L”形高牆圍成的院子。和他們關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名叫帕特里克·馬奎比拉的年輕人，被判處20年監禁。
象往常一樣，曼德拉早上3時半起床，進行兩個小時他稱之為“出一身大汗”的鍛煉，白天看書及學習。
人們發現這裡某些條件比在羅本島好：較好的伙食，偶爾能從開普敦友人那兒得到食品。現在他們能夠讀到一系列報紙，其中包括《每周衛報》和《時代》周刊，以及一個收音機，“很不幸，是調頻的，”曼德拉說：“所以我們只能收到南非台而聽不到英國廣播電台。”
正如溫妮第一次到這裡所發現的那樣：接待室還算舒適，探視室窗上有一塊很大的玻璃隔板，使她能看到丈夫的上半身，特製麥克風取代了過去的電話機，使她20年來第一次清楚聽到丈夫的聲音。從外表和聲音看他似乎很好。不久，監獄的看守宣布“探視時間到！”然則，警官格雷戈里說：“曼德拉太太，你還有5分鐘。”澤妮談到格雷戈里時說：“他倒是個好人。”他在羅本島認識了曼德拉和他的同志，隨著對他們的了解，格雷戈里變了，他又陪同曼德拉等人轉到波爾斯摩爾監獄。對忍受了多年粗暴待遇和艱辛經歷的曼德拉夫婦來說，上述這些輕微的改進都很珍貴。
一年後，在1983年3月的一次探視中，曼德拉衝破了不許談論監獄情況的規定。溫妮後來說，曼德拉告訴那些監督探視的獄吏們說，他獲准和家人談論有關他的健康問題：“由於這裡的狀況，我不得不談論這個問題，這是我的權利。”當曼德拉告訴她監獄裡的條件大大惡化，他的難友們認為應該將這種狀況通知她，以便“轉告有關的人及新聞界，”溫妮寫信給在倫敦的一個朋友說，曼德拉第一次發出失望的語調。
最痛苦的事是在這里人們失去了多年來在羅本島特殊區域所享受的集體生活的樂趣。先前每人都有自己的單間，而在波爾斯摩爾他們卻被關在一起並完全和其他犯人隔離開來。在羅本島，他們可以在特殊區域內自由行動，大部分白天時間在戶外；現在他們卻不能走出去，從離開羅本島以後，他們沒有看見過一片樹葉。那些希望學習的人不能苛求他人默不作聲，其他一些有助於減輕牢獄生活之苦的微小“特權”也被剝奪了。更嚴重的是下雨時通過獄室的牆滲出的水危害健康，人們迫切要求進行體檢。曼德拉被迫穿一隻比他腳小的鞋，不得不在一腳尖上動了手術。這是一個痛苦的諷刺，羅本島現在似乎更能讓曼德拉等人接受。
溫妮所寫的關於她丈夫所在監獄惡劣環境的報導經過某些潤色在國外廣泛發表，因為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們越來越為國際所關注。自從這些人被轉移到波爾斯摩爾，有關監獄狀況的新聞一直被封鎖。 1983年7月，海倫·蘇茲曼被允許探視他們。她對《紐約時報》一個記者說，她發現曼德拉結實並且精神很好。她說，當局告訴她，關押曼德拉等人的牢房寬敞，院子有時會被水淹，但不是牢房進水。至於曼德拉受傷的腳，當詢問到這個問題時曼德拉卻感到驚奇。溫妮說：“這就是他的脾性，當他同海倫談到這件事時會故意淡化此事，事實上，當我探視時，他脫了鞋將腳板放在窗前給我看，情況並非那麼好。”——回憶使溫妮笑出聲來：“21年來我頭一次看到他的腳。”
沃爾特·西蘇魯在牢房慶祝他的70壽辰，與此同時，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大廳擠滿了人，為他的生日舉行集會，人們長時間地給他熱烈鼓掌。
和這5個利沃尼亞案犯關押在一起的帕特里克·馬奎比拉是一個年輕的律師，因參與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違法活動被判處20年重刑。以前的“鎮壓共產黨人條例”中所說的“為某非法組織貫徹其目的”的罪行現在被指控為謀反，就可以判處重得多的刑罰。馬奎比拉始終被指控參與辯護律師格里菲斯·姆曾格的活動。姆曾格曾為那些死在關押之中和那些當南非軍隊襲擊非洲人國民大會在莫桑比克的住所時被殺害的人出庭辯護。姆曾格在東開普和德班兩地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一直是“爭取釋放曼德拉委員會”的司庫。 1981年11月20日，在靠近德班的一個運動場上，人們發現了姆曾格被嚴重殘害的屍體。
姆曾格之死僅僅是那些反對南非當局的活動家慘遭殺害的一個例子。曼德拉對他們的朋友魯思·弗斯特之死深感悲痛，弗斯特於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大學工作時被信封炸彈所殺害。溫妮寫道：“她是如此窈窕，如此漂亮，如此精力充沛，怎麼能這麼殘酷地扼殺這樣美麗的生命？”
被暗殺的男女中還有喬·格卡比，他是非洲人國民大會駐津巴布韋代表，熟識曼德拉和西蘇魯，他也曾在羅本島長期服刑。在南非國防軍從50萬擴充到62.6萬人的同時，南非對所謂非洲人國民大會在鄰國的基地的襲擊也隨之加劇。 1981年，馬普託的非洲人國民大會辦公室被襲擊，13名男女被殺害；1年後，又成為襲擊目標，黎明前幾個小時，人們在酣睡中被慘殺——被殺的42人中有5個婦女和孩子以及12個巴蘇陀人。作為報復，10天之後，民族之矛炸毀了開普敦附近的庫伯格核電廠的一部分，這是繼兩年前襲擊薩索爾煉油廠後最引人注目的一次破壞行動。與此同時，對鐵路線以及諸如黑人鄉鎮委員會辦公室等種族隔離建築物的破壞活動也升級了。
然而，正如奧利弗·坦博告訴英國國際事務評論家安東尼·薩姆普森的那樣，人們不明白為什麼非洲人國民大會會結束它所堅持的襲擊高壓線橋塔的政策——這些目標第二天就會修復，但你如果被抓住，即使僅僅有此意圖而破壞未成，也要被判無期徒刑或絞刑。馬普託的屠殺十分邪惡，而馬塞盧屠殺則更邪惡。在這次襲擊後舉行的白人民意測驗中，居然有68% 的白人對此感到高興。坦博肯定，100% 的黑人為此而悲痛并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策失去耐心。這就是1983年5月“民族之予”第一次在白人汽車中偷放炸彈的背景，這次襲擊原以比勒陀利亞的空軍總部為目標。坦博說：“當時並沒有想襲擊平民，而是想在大屠殺之後乾點什麼。”然而在這次汽車爆炸中，19人被殺，200人受傷，其中包括平民及黑人。
讀到這次死人的消息，曼德拉感到深深的遺憾，正如他後來對某探視者所說的：“這是一個悲劇性的意外事件……我們襲擊的目標是建築物和不動產，也許在戰鬥中或在戰場上都會有人被殺，但我們並不相信暗殺。”
坦博理解曼德拉的上述感慨，因為南非的宣傳機器在大肆渲染平民的傷亡，在掩飾被襲擊的的確一直是軍事目標這一真相。據《紐約時報》報導，城鎮裡的人們卻感到，非洲人國民大會至少已經學會了襲擊真正的而非象徵性的目標。
1984年7月，坦博強烈批評那些原想殺死一個武裝護衛隊卻誤殺5個黑人平民者。坦博認為這是“不能容忍的”，因為乾部們事先並沒有採取預防措施。但是，坦博說：“討論的起點不應是這次爆炸，要討論的是迫使人們進行爆炸的東西，包括炸軍事人員。種族隔離制度應對此負責。”在納塔爾，當一個南非軍官死於意外事故時，坦博認為這是“罪有應得”，曼德拉肯定也會贊成這一觀點的。現在，南非保安部隊對游擊隊的政策是射殺而非逮捕。民族之矛戰士被迫開槍自衛，殺死一個陸軍中尉，卻有幾名游擊戰士犧牲。
南非當局還在鄰國製造不穩定，特別是入侵作為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基地的安哥拉。在莫桑比克，它支持莫桑比克全國抵抗運動的叛亂分子，妄想推翻薩莫拉·馬謝爾政府。這使得這兩個原來為推翻葡萄牙統治進行了多年戰鬥已變得一貧如洗的國家再度遭到深重苦難。 1984年3月，博塔總統突然提出和馬謝爾總統簽訂“睦鄰友好”條約，他答應如果馬謝爾趕走從莫桑比克活動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南非就不再支持莫桑比克全國抵抗運動。馬謝爾很快就履行了協議中有關莫桑比克方面的內容——這對非洲人國民大會是個沉重打擊——但南非政府卻一直秘密支持莫桑比克全國抵抗活動。一直到1985年南非違約的事才曝光。
所有這些，當溫妮每月到波爾斯摩爾探視曼德拉時都不能提到，他們也沒有直接討論過建立聯合民主陣線的問題。但是，當該陣線選舉曼德拉為贊助人時，他努力去轉達他的讚許之情。 1983年8月，在聯合民主陣線第一次全國大會上，曼德拉的口信受到長時間的熱烈歡呼。大約600個組織團結在一起——包括社區組織、工會、教會、學生團體、文化及政治協會——成員來自南非的各個種族和各個地區，包括迄今為止從未捲入過政治活動的農村。在聯合民主陣線當選的領導人包括印度人大會的幾名成員：阿伯蒂娜·西蘇魯、海倫·約瑟夫和阿爾奇·古梅迪。後者的父親在本世紀20年代一直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主席，而他本人以謀反罪被告發。世界改革教會聯盟主席、一個強有力的發言人阿蘭·博薩克博士是這個陣線的讚助人之一。在這個陣線中包括許多“憲章主義者”(即那些支持自由憲章的人)。這個陣線確定“在統一的南非中實現一人一票”為奮鬥目標，“釋放曼德拉”運動又重新活躍起來。
1984年5月12日，當溫妮·曼德拉和澤妮及她的小兒子一起來到波爾斯摩爾監獄時，她被格雷戈里警官叫到辦公室。溫妮起初認為她丈夫生病了，但格雷戈里轉述了監獄當局的口信，說：“此後探視曼德拉時可以接觸了。”澤妮這樣描述當時會見的情景：經過了22年的分離，她的父母親長時間地親吻並擁抱在一起。
曼德拉、西蘇魯以及他們的4個戰友，被監禁在監獄4樓的單間裡，仍和其他人和他們的人民隔絕。他們天天讀報，收聽由政府控制的廣播，討論每一條波爾斯摩爾外面的國際新聞。
1984年冬天似乎是P·W·博塔洋洋得意的日子。在西方，人們歡呼恩科馬蒂條約，把它作為博塔改革政策的第一步跡象；與此同時，他已擊敗了阿非里卡人的右翼反對派，贏得了白人選民對新憲法的全力支持。在他的主持下，設立了3院制議會。在議會中，350萬有色人和印度人將和460萬白人一樣派有代表，但他們的權力仍受制於白人的否決權；而2100萬非洲人的“權利”仍限於班圖斯坦家園和城鎮委員會內。
一場抗議的風暴發生了：黑人，以及許多有色人和印度人，把參與這個諮詢議會的有色人和印度人當成是支持阿非里卡人的壓迫政策，並力圖向全世界證明種族隔離制度正在被放棄。西方一些不很老練的批評家緩和了對南非的態度。瑪格麗特·撒切爾不顧激烈批評和抗議接待了博塔總統。博塔是自從史末資將軍時期以來正式訪問英國的第一個南非領導人。此後，博塔又受到教皇的接待。在法國政府拒絕會見博塔之後，曼德拉藉其女兒澤妮代表他接受波爾多律師協會嘉獎之機，向法國人民表達了敬意。
南非的白人給博塔以英雄般的歡迎，但在3院制議會選舉時卻觸發了更憤怒的抗議示威。 80% 以上有選舉權的選民抵制這次選舉，到9月份新議會開張時，整個國家陷入種族動亂之中。
極度的窮困、經濟衰退以及持續的干旱使得居住在貧瘠的班圖斯坦和城鎮裡的黑人絕望了。在瓦爾三角區(由約翰內斯堡到韋雷尼京)人們拒絕大幅度增加房租，人們根本也交不起租；黑人城鎮西博肯被7000軍隊包圍，警察挨家挨戶搜查並逮捕敢於冒犯的住戶。黑人們常說：“我們處於戰爭狀態。”溫妮·曼德拉在談論西博肯時，也這麼說。她還補充說：“派軍隊去包圍黑人城鎮是因為人們為反對加租而舉行抗議示威——但在所有民主國家，人們都有抗議的權利——那麼，(南非的)政治形勢肯定已經惡化到了極點。”
壓力變得如此之大，以前對政治性的遊行示威持謹慎態度的兩個主要的工會——南非工會同盟以及南非工會委員會，與聯合民主陣線和南非學生委員會攜手在瓦爾三角區組織“不去上班”運動，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罷工，使工業生產完全陷於停頓。
那時，圖圖主教正在美國，奧斯陸已宣布他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23年前，盧圖利酋長曾獲得過諾貝爾桂冠，其後他號召國際上對南非政府及其種族隔離政策進行製裁。多年來，雖然對美國國會進行的遊說持續不斷，但在實現盧圖利酋長的上述主張方面卻進展不大。但是正像維克多·雨果所寫的：“一種能夠勝過千軍萬馬的思想就要實現了。”這樣的一個時機，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世界已經來到。
圖圖的作用和威望，他的力量、熱情和充滿理智的呼籲，和要求改變美國對南非政策的其他重要因素結合在一起。裡根總統的“建設性接觸”證明完全失敗，它只能使南非政府更肆無忌憚。在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傑西·傑克遜的競選引起了美國公眾對南非問題的關注；同時美國國會內的黑人核心小組與自由派成員在以蘭德爾·魯賓遜為首的泛非組織的有力支持下不斷地作出努力。每天電視都在報導阿非里卡人的頑固、南非警察及國防軍的暴行、黑人的大無畏勇氣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感恩節的前夕，“爭取南非自由”的示威者靜坐在華盛頓的南非大使館前，在美國促成了一場不斷發展的全國性運動。民主黨人和一些共和黨人、黑人和白人、知名人士和一些“無足輕重”的人都參加了這個運動，並故意讓警察把自己抓起來。一個進展緩慢的從南非撤回投資的運動忽然開始抬頭。
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是上述這些運動的一個領導人，他又能在國會施加壓力對南非實行製裁。 1985年1月，肯尼迪到南非，在布蘭德福特溫妮的寓所裡訪問了溫妮，他還要求會見曼德拉，但被拒絕。相反，數天后，英國保守黨人、歐洲議會議員貝塞爾勳爵獲准進入波爾斯摩爾監獄。雖然整整22年來不許曼德拉和他的家人談論監獄裡的情況，也不允許討論政治，因來探視的是個外國人，就破例地允許曼德拉這麼做了。
南非司法部長H·G·科特西坦率地告訴貝塞爾勳爵說，這次探視是經當局特許的，以便他能證實曼德拉得到了很好的待遇並且身體健康。顯然，南非政府並沒有忘記1983年國際輿論所公佈的關於溫妮·曼德拉的報告。
尼古拉斯·貝塞爾是這樣描述會見時的情景的：
曼德拉告訴貝塞爾關於在羅本島“環境最惡劣的幾年”，監獄裡的毆打和心理上迫害，以及1974年前後的顯著改進。他補充說：“現在，只有廢除整個南非的製度，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他證實他身體健康，外面一直流傳著所謂他身患癌症的謠言是靠不住的，傳說他截斷腳趾也是假的。但是他說，他仍然抱怨監獄裡的惡劣條件：“牆上有一塊潮濕的地方，在修建這個房子的過程中一定有什麼差錯。將我們6個人和其他囚犯隔離開來也是錯誤的，我們喜歡有更多的戰友。”他渴望有更幽靜的環境進行學習。他繼續說：“事實上，在1969年我們已經提出關於政治地位的基本要求，例如，犯人應有記日記的權利以及家屬探視的權利，我指的是非洲人的家庭觀念，而不僅僅包括妻子、兄弟和孩子，那種歐洲人的家庭概念。”
貝塞爾後來評論說，問題並非監獄條件多麼嚴酷，“問題是關押曼德拉和他的朋友們這件事本身。曼德拉、西蘇魯、卡特拉答已在羅本島度過了18年，而在波爾斯摩爾監獄也關了3年，他們的罪行都不會比破壞財產罪更重。”他們所受懲罰遠遠超過了違法本身，姑且不論他們有權使用暴力反對種族隔離制度這一點。種族隔離制度剝奪了他們的選舉權，他們無權參加競選，甚至也不能居住在他們願意居住的地方。 ”曼德拉曾經說過：“武裝鬥爭是政府強加給我們的，現在如果要求我們放棄它，球卻在他們一邊。他們必須給我們合法的地位，像對待一個政黨那樣對待我們，並和我們談判。在他們這樣做之前，我們將不得不繼續進行武裝鬥爭。僅僅在口頭上說是沒有用的，政府已經將螺絲擰得太緊了。 ”
他補充說：“當然，如果出現按這種方針進行談判的機會，非洲人國民大會將宣布停戰……但此刻我們仍被迫進行武裝鬥爭，雖然這僅在一定限度內進行的。”其目的是襲擊軍事設施和種族隔離制度的象徵物，而不是想暗殺什麼人。 “我不希望我們的人進行暗殺，例如，我不希望暗殺這裡的弗里茨·範·西特德中尉。”西特德中尉是負責看管曼德拉及其5名同志的人。他負責監督探視者，但不去檢查，只保證貝塞爾和曼德拉之間不要傳送文件及其他東西。曼德拉繼續說：“我僅僅認為：處死那些危害我們生命的告密者是正當的。”
貝塞爾本想請曼德拉在愛丁堡大學校長候選人的文件上簽字，但是獄方不同意。儘管如此，曼德拉仍對愛丁堡大學部分師生提名他作為校長候選人一事表示高興，他說：“我是一個政治家，我自然希望在競選中獲勝；但這是一個充滿友好之情的表示，能否當選我確實不介意。”
貝塞爾報導說，曼德拉還以友善的語言談論到監獄長芒羅準將：“芒羅準將已盡了他最大努力去解決我們的一些瑣碎問題，可惜他的權力有限，關於我們6人中的每件事他都要請示比勒陀利亞。”曼德拉又談到犯人們的通信受到干涉，例如他寫給圖圖主教、祝賀後者榮獲諾貝爾獎金的信件被扣留；他的一個難友收到一封被撕成碎片的信。但這種事不是芒羅準將乾的，而是政府乾的。他們和獄中的辦事員相處也沒有問題，無論是種族還是別的什麼問題。
芒羅準將還邀請貝塞爾參觀曼德拉所住的牢房，它孤零零地處在這個長而低矮建築物的一側。他們沿走廊出發，然後上樓，衛兵們以及由警官陪著的參觀者形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警官們用笨重的鑰匙打開牢房的門。貝塞爾寫道：“然而，曼德拉總是給我引路，恭請我第一個通過每一道門，不斷地向我提出有關英國或有關全世界的問題，諸如是否認為戈爾巴喬夫訪問(英國)將會緩和東西方的關係？你希望舒爾茨—葛羅米柯會談解決什麼問題？英國的自由黨是否最終能在英國政治中有所突破？撒切爾夫人成功的秘訣是什麼？英國工黨當今領導人是誰？等等。”
最後的一扇門被打開了，讓人得知曼德拉被關在4樓的一間大房子裡，房子裡有六張床，有大量的書，有洗漱及衛生設備。因後面的正門鎖著，曼德拉領著貝塞爾穿過屋裡的一扇門來到那條長長的形院子裡，這個院子被白色的高牆包圍著。院子裡，曼德拉把幾個油桶變成菜園，在油桶裡種著西紅柿、花椰菜、大豆、黃瓜和楊梅。他不無驕傲地將這些蔬菜指給貝塞爾看，儼然是一個農場的主人。他說，他來自農村，因而酷愛植物。在向貝塞爾介紹他的戰友們之後，曼德拉將牆上潮濕的地方指給客人看。然後，象警官似的打開外面的大鐵門，隨後同貝塞爾握手說：“我只能走到這裡，我必須在這兒和你道別了。”
貝塞爾訪問後不久，一位美國教授——塞繆爾·達什帶著妻子和曼德拉進行了類似上述的將近兩個小時的談話。達什報導說，曼德拉看上去遠不到66歲。他冷靜、自信而有尊嚴。這個美國人感到站在他面前的並非是游擊戰士，也不是激進的理論家，儼然是國家元首。令達什教授更感驚奇的是，曼德拉竟然也知道他曾任美國參議院水門事件委員會的法律顧問，也對在南非召開的有關刑事犯罪判決問題的會議非常了解，達什教授曾在該會上發言。
達什問曼德拉對南非政府準備廢除所謂不道德法和禁止不同種族通婚法有什麼評價。曼德拉指出，這些改革只影響那些“令人煩惱的小事”。他從沒有過要娶一個白人婦女的奢望，核心的問題是政治平等。當談到很多白人恐怕如果實現這樣的平等就會要屈從於飽含怨恨的多數黑人時，曼德拉申明：“南非的白人屬於這裡，這是他們的家。我們希望他們和我們在這裡一起生活並與我們分享權力。”這是在重申非洲人國民大會在自由憲章中所表述過的政策。他再次領著(上面說過的)這支隊伍上樓參觀他的獄室，打開一扇又一扇鐵門，並且開玩笑說，他逃跑的希望不大。
經南非政府批准緊接著來到的美國訪問者發表的報導與上述傾向完全不同。其中極右者之一是來自《華盛頓時報》的一位專欄作家，另一位是傑里·法爾韋爾牧師的合夥人，該牧師是“道義上的多數”協會的領導人。在“曼德拉極力主張暴力革命”的標題下，他們將曼德拉描繪成一個“恐怖分子和革命家”，說他以為除暴力革命之外別無選擇，並認為在南非不存在和平鬥爭的餘地。接著還有一個報導說，曼德拉在短暫的會見過程中的確說過，因為南非的情況如果不是變得更壞的話，就與他被捕時一樣，因此除了拿起武器之外別無選擇。
曼德拉對貝塞爾勳爵談到他曾經說過要作一個社會主義者和無階級社會的信徒，他補充說：“目前，我認為沒有理由參加任何政黨，商人或農民，黑人或白人，誰都可以參加我們反對種族歧視的運動。如果將參加運動的人為範圍縮小，這會是一個大錯誤。”他對蘇聯表示讚賞，因為它長期以來譴責種族主義並支持解放運動；但並非意味著他贊同蘇聯的對內政策。他還一直對1962年在埃塞俄比亞接見他的海爾·塞拉西皇帝表示感謝，塞拉西雖然是一個封建統治者，但也支持過非洲人國民大會。
曼德拉告訴這個《華盛頓時報》的專欄作家，他自己肯定不是共產黨人，他不過是受無階級社會思想影響的非洲民族主義者。說他是基督教徒，一個衛理公會教徒。當問到使用暴力的問題時，曼德拉指出，不少信奉基督教的國家也曾為反對形形色色的非正義而戰鬥。當提到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戰略時，他回答說，南非的狀況完全不同於美國：在美國，民主確立在憲法中，那裡的白人團體中有更多的自由主義者，而且政府的權力受法律約束；而在南非，卻存在著兩個世界，對白人來說這是民主世界，而對黑人來說，這是一個靠中世紀的拐杖爬行的殖民政權。
談論從南非撤出投資和經濟制裁，曼德拉對這一戰略表示熱情支持。這一戰略會使南非政府惶惶不安。至於一些人說如果實行經濟制裁，黑人將最受損害，曼德拉說：“我們會勒緊褲帶，必須為解放作出犧牲。”
曼德拉影響了這些訪問者並得到向外界宣傳的機會，這些都並不是南非司法部長的本意。在歐洲議會裡，作為人權小組副主席的貝塞爾勳爵向歐洲的外交部長們提議對南非政府施加壓力以釋放曼德拉，他又在保守黨的《星期日郵報》上著文報導他自己對波爾斯摩爾的訪問。文章還配有了一篇鏗鏘有力的社論。社論一開始就說：“星期日郵報今天自豪地公佈納爾遜·曼德拉先生的談話，他是南非黑人無可爭辯的領袖。”社論承認曼德拉相信只有通過暴力才能推翻罪惡的種族隔離政策是有道理的。社論還說：“然而巨大的暴力把曼德拉關在牢中……巨大的暴力強加給他的人民，與此同時卻否認他們無需置疑的政治權利。”社論最後說：“現在，星期日郵報毫不猶豫地與全世界那些要求釋放曼德拉的人們站在一起，而不問他們有什麼樣的政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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