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十四章釋放曼德拉？
監獄生活中的強制與束縛迫使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們“靜觀事態發展”，服刑12年的馬哈拉吉證實了這點。在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中，他們僅看到世界的一個角落。在結束一天的忙碌工作之後，他們才有機會看看世界變化、發展的總趨勢。每當收集到來自外界的消息，曼德拉都要仔細加以研究，力圖從中找出南非當局所做所為的自相矛盾，分析黑人解放運動如何才能運用並擴大這些矛盾，從而削弱白人政權的統治基礎。
P·W·博塔總統上台伊始就慌忙推行他的計劃：一方面，打著改革的幌子，企圖消除不斷加強的國際制裁，另一方面，強化白人種族主義統治，尤其是阿非里卡人國民黨的統治。從中，曼德拉發現了很多矛盾之處。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阿非里卡人都必須生存。
1978年9月，J·B·沃斯特因賄賂醜聞下台，博塔上台執掌政權，馬格諾斯·馬蘭將軍擔任國防部長。
隨著1975年入侵安哥拉和在納米比亞戰爭的升級，南非國防軍的規模成倍擴大，到1979年人數已近50萬。大量黑人也應徵參加作戰部隊。根據美國海軍研究實驗部的報告，1979年9月22日，南非在其南部海域進行了核試驗。
在警察不斷搗毀從索韋托到開普敦地區的黑人解放組織的秘密武器庫時，1979年5月民族之矛游擊隊發動新攻勢，在黑人城鎮襲擊警察局，有3名警察被打死。
馬蘭將軍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政府不可能堅持與同情游擊隊的85% 的人口對抗到底，因此，根本的防衛戰略不能僅僅靠軍事實力，而必須利用經濟、政治上的優勢。
“總體攻勢”是政府的新名詞，它取代了在此之前所用的“黑色威脅”、“共產主義”、“病態人道主義”等一系列的蹩腳定義。
博塔——馬蘭戰略旨在維護白人統治，它基於這樣一種需要，即通過給予一定的地位讓黑人中產階級接受這種制度，這一目標得到大企業的支持。被誇張的所謂“變革”，內容包括：關心一些黑人城鎮，對黑人商人放寬限制，向黑人資產階級開放一些旅館、飯店和影劇院。教育設施特別是技術設施有一定改善，但是由於各種族間實際教育開支差距依然很大，其效用被大大削弱。據官方資料，1978—1979年度，政府花在每個白人學生身上的經費達621蘭特，而花在黑人學生身上的僅有72蘭特。
當然，政府也準備給予租住城鎮房屋的黑人99年的租期。然而，如果租用人失業或違犯法律，則租約失效。僅在索韋托就有2.5萬個家庭正等著租住房。
就像一位美國記者所理解的那樣，謂之“變革”，意在促進富裕的城市黑人與貧困鄉村黑人之間的分化，以便有助於反對“從事推翻白人統治活動的黑人聯合陣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這個公開宣稱反對共產主義的政府而言，“階級”已逐漸取代“種族”成為種族隔離的首要特徵。
作為新宣傳運動的一部分，種族隔離果然被披上一層偽裝：土著事務部被稱為“多元關係部”而後又改成“合作與發展部”。新部長皮特·庫恩霍夫1979年6月在美國曾說，種族隔離“正在逐漸消失或已經死亡”。博塔總理很快予以嚴厲反駁，他聲稱他更喜歡用“好睦鄰”而不是用“種族隔離”這樣的詞。
黑人發言人提出了他們的看法。珀西·科布扎(1977年當報被取締時，他也被監禁)作為《星期日郵報》的編輯，是這樣評論的——如果種族隔離已經死亡，則必須安排緊急葬禮，因為“屍體仍在，而且還散發著難聞的臭味”。恩塔托·莫特拉納先生說他無法相信黑人的鬥爭會因為這種“信任騙局”而減弱。西方出版物的大字標題對南非政府毫無安慰之意：南非的惡夢提前；南非時機已逝；比勒陀利亞無望得救；通行證制度和對南非黑人一如既往的剝奪。
政府的上述政策，目的是促進城市黑人分化成特權階層和貧困階層，其核心是把黑人貧民從被宣佈為“白人區”的南非87% 的土地上趕走，他們按契約充當短期勞工時除外。自從種族隔離實施以來，被強行安置在10個“黑人家園”的非洲人有200萬。南非教會理事會秘書長、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比喻說他們“像一袋袋土豆那樣被扔掉”。 1979年，政府根據兩項新法律，又要將數百萬人趕出白人區。
白人婦女的黑綬帶組織，16年來一直幫助深陷通行證法羈絆當中的非洲人，從前她們未曾感到如此憤怒，從未有過“大難臨頭”的意識。她們警告說，憤怒不會僅限於黑人家園，“人們不會坐視自己的子女飢餓而死，他們將留在城鎮，而且當他們被從非法居住的地方趕走時，他們的怒氣就會火上加油，對獲准居住在城鎮的非洲人不滿，對那些作出許多允諾，但卻從未兌現的人不滿”。
黑綬帶組織在自己的期刊中對工商界提出警告。它指出，在“總體戰略”中，“政府與大企業公開結盟”，正在對成千上萬的人帶來災難，結果只會引起黑白種族間的政治對抗，這種對抗愈來愈不可挽回地成為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經濟競爭。 《蘭德每日郵報》的編輯阿利斯特·斯帕克斯也提出同樣的警告。在1979年9月他這樣寫道：“越來越多的黑人，特別是年輕的黑人，已開始將種族隔離制度等同於資本主義制度，並將為推翻種族隔離制度而進行的鬥爭視為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
索韋托慘案後出現了4年的經濟衰退。但隨著黃金價格的飛漲，南非取得迅速發展，走向繁榮。黃金收入空前增長，超過1978年總額的40% 以上，大大抵消了石油和武器價格的上漲。對偶爾來南非的白人觀察家來說，這個國家看上去繁榮穩定。但是，在著名的南非英美公司裡，40萬黑人礦工的工資卻越來越少，不及白人礦工收入的五分之一，並且在黃金價格上漲到每盎司400美元時，他們提出的聖誕節補助金的要求遭到了拒絕。曼德拉稱金礦為“最可惡的剝削制度”。
從全國看，黑人失業者佔四分之一，並繼續在增長。這意味著等待就業的黑人工人接近200萬，其中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學校畢業生流入社會。而在白人那裡，卻有成千上萬個工作空擱著，白人移民受到總統歡迎並稱讚他們成為南非公民，保證他們及其後代享有“和平、幸福與繁榮”。
圖圖大主教評論說：“在1976年，憤怒來自人們的頭腦。現在，它來自人們的胸膛，並且更加嚴重了。”
索韋托“教師行動委員會”主席說：“火藥已備，就差火源。”
羅得西亞發生的事件一直為其以南地區的白人和黑人所關注。 1979年，由於經濟、外交上的壓力，游擊戰爭終於取得了重大突破：由於前線國家和英聯邦國家的支持，以及亨利·基辛格推動下南非政府的勉強合作，英國召集了蘭開斯特大廈會議，會上沖突各方聚集一堂，並一致同意停火。經過7年的武裝鬥爭，津巴布韋獲得獨立，羅伯特·穆加貝任總理。幾年前還發誓說在他任期內不可能實現黑人多數統治的伊恩·史密斯現在卻聲稱“和我們的敵人在一起生活和勞動，從來就不是一個難題”。
對南非來說，所面臨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在白人政府公開承認北方明顯的基本事實之前，難道還要製造更多的生命和人類資源的可怕損失嗎？
在國外流亡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宣布1980年為“行動年”，並慶祝自由憲章發表25週年。奧利費·坦博公佈了羅本島監獄政治犯的一封信。它是曼德拉簽發的；由馬哈拉吉起草，後被偷帶出獄：
人民的結論是種族隔離制度已經失敗了。監禁中的黑人政治犯繼續號召“黑人聯合起來”。這是取得勝利的首要條件。 “現在不是奢談分裂和不團結的時候。在所有層次和所有方面，我們的隊伍都必須緊密團結，消除差別，以達到唯一的目標——徹底粉碎種族隔離和種族統治。”他們自信地宣布“世界站在我們一邊……勝利是必然的。”
作為一位領袖，曼德拉的一個偉大之處就是決心在持不同意見者之間尋找共同點。他認為，那是克服分裂主義的關鍵，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日常實踐中都具有重要意義。在羅本島，據“團結運動”成員菲基利·班姆說，曼德拉表現出極大的耐心，他總是樂於傾聽，不急於提出自己的觀點，更不輕易評價別人的見解，除非他確信自己已經完全理解了。一些青年人和思想教條的人批評他，認為他對監獄看守的禮貌是溫和或“軟弱”的表現。班姆說，這是不公平的。實際上，曼德拉對待獄吏一向很嚴肅，他總是充滿自信並且能夠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根本不需要吹捧和奉承。與西蘇魯一樣，他仍然是最受尊敬、實際上也最受信賴的領袖。
關於國內黑人的團結問題，黑人覺醒運動的擁護者和誇祖魯黑人家園首席部長加查·布特萊齊酋長——亦是祖魯民族主義運動因卡塔的首領，在相互指責；爭論波及國外，其中尤以布特萊齊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之間的爭論更為激烈。他也用非洲人國民大會旗幟的顏色，並宣稱領導著最大的黑人民族主義組織，但是因卡塔絲毫沒有反對政府的跡象。
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群眾”中的聲望因開展一系列新活動而提高：1980年初，“民族之矛”游擊隊首次襲擊一個白人警察局，燒毀了約翰內斯堡附近幾個戒備森嚴的加油站。在比勒陀利亞城郊，自從1976年6月後就一直流亡國外的3名“民族之矛”游擊隊的青年戰士，在一家銀行劫持人質，要求釋放曼德拉；當警察衝進銀行時，他們3人以及兩名婦女人質全被槍殺。在索韋托，約有2萬群眾擁上街頭，前往墓地去參加他們的葬禮。大多數黑人在得知他們的壯舉後，都稱讚他們是“英雄，不顧一切去促進變革的勇士”。
要求實行和平變革的輿論壓力，不僅來自英文報紙，而且來自頗有影響的兩家阿非里卡人國民黨報紙。 《祖國》報的編輯提醒政府必須能夠既與激進的又與傳統的黑人領導人進行談判。他承認“他們越激進，就越會得到多數人的支持”。 《形象》報稱黑人領導人“不僅僅是宣傳者和煽動者，他們正在為黑人的權利而鬥爭，就和阿非里卡人曾經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一樣”——早在10年前曼德拉及其同志在他們的請願書中就提到這樣的論點。 20年前曼德拉提出的召開全國大會的號召，現在已得到了廣泛響應。 1980年5月9日，一面寫有“釋放曼德拉！”標語的旗幟，宣布由黑人報紙《星期日郵報》發起的“釋放曼德拉”運動開始了。
黑人社區的領導人堅持主張，在他們參加全國大會之前，所有在監禁中的黑人政治犯必須獲釋，流亡人員准許回國，對非洲人國民大會、泛非主義者大會和其他黑人組織的禁令必須取消，種族隔離制度也必須廢除。 《星期日郵報》的編輯珀西·科布扎評論說：“我們認為政府目前實行的'愛麗斯奇遇'式的政策正令人討厭地逐步將我們引到危機之中。”
隨著運動的發展，接下來一周的《星期日郵報》的頭版頭條都是“給我父親自由”；同時還刊登了津姬和她的外甥女扎基韋及溫妮·曼德拉振臂呼喊“權力！”的照片，並附有介紹曼德拉生活情況的短文。
在紀念沙佩維爾慘案20週年前夕，白人學生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大禮堂裡組織一次聚會。黑綬帶組織的領導人希拉·鄧肯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能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主動放棄權位的民族呢？”科布扎向白人政府闡釋了自己的見解：“政府應該採取的顯而易見的可靠行動，將是釋放曼德拉。”
津姬·曼德拉對參加聚會的群眾說：“我不是作為一個要求釋放父親的女兒而加入你們當中的。我是作為從沒有體驗過正常生活滋味的我們這一代中的一員而參加進來的。”她列舉許多人失去父親或母親的事例。她的同代人目睹了對人民實行壓迫的種種重大罪行。童年時的見聞，無非是大搜捕接踵而至，父母親被拘禁，當他們陷身牢獄之中，警察就肆意地在他們家中搜查。
她接著說，令她感到驚訝的是，在她父親的整個政治生涯中，他曾向政府提出過種種解決難題的方案，並表示：除非白人統治者聽取他的意見，不然，暴力反抗將以一切可以採取的形式而逐步升級。津姬最後指出：“正因為如此，呼籲釋放曼德拉還表明，除不可避免的血腥大屠殺外，還可以有另一種選擇。”
1980年3月23日，在索韋托里賈納·芒迪天主教堂，5000名群眾集會紀念沙佩維爾慘案，他們響應莫特拉納的號召，呼籲釋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曾因直言而被吊銷出國護照的圖圖大主教，代表南非教會理事會執行委員會在《星期日郵報》擬定的“釋放曼德拉”請願書上簽字。南非教會理事會表示：“如果想避免如同津巴布韋人民過去所受的無辜的犧牲與折磨，條件只有一個，即給予曼德拉和其他或被監禁或流亡國外的黑人領導人參與重建統一的南非社會的權力。”
因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成千上萬。 (其中還有溫妮·曼德拉)，運動贏得了廣泛的國際上支持。 1980年6月3日，聯合國安理會呼籲南非政府釋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因只有如此，才能開始“有意義的事關國家前途的談判”。
隨著穆加貝在津巴布韋的勝利，阿非里卡人民族主義的報刊也曾呼籲召開全國大會，推動了“釋放曼德拉”運動，如今它們卻聲稱該運動是“一個赤裸裸的騙局”。但保守的工商界卻有人堅決地指出：南非基金會為改善南非在國際上的形像做出了努力。其中一位高級研究人員認為，曼德拉的釋放將會成為“南非政府實現種族和解的決心與象徵”。
在1980年4月15日召開的內閣會議上，南非警察與監獄部長嚴厲地指責所有參加要求“釋放曼德拉”運動的人們。他引用3月12日《開普敦時報》社論所說的，隨著羅得西亞戰爭及其黑人政府選舉的結束，“羅得西亞的錯誤留下的教訓是明顯的。釋放曼德拉將是一個極好的起點……”
“如果這不是南非社會中令人討厭的事件，”部長說，“那麼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這種要求恰好是由南非幾乎所有的英文報紙提出的，但這仍是老一套。要求釋放曼德拉的運動不是什麼新東西……”接著他展示了他認為是有關曼德拉經歷的真實材料，其中聲稱，曼德拉持由蘇聯克格勃提供的證件到過非洲各地，並且還訪問鐵幕後的國家，以協調破壞和恐怖主義的活動(一個奇怪的事實是竟將英國劃入“鐵幕後的國家”之列)。他用同樣的語調肯定地說，曼德拉“在他走過的人生歷程中一直是一個頑固的共產主義分子，就像他作為一個頑固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一樣”。
簡而言之，政府拒絕釋放曼德拉。在斯泰倫博斯大學，當持不同意見的阿非里卡人學生就政府宣布不會釋放“為首的馬克思主義分子”而起哄、斥責時，總理曾勃然大怒。法院判決了曼德拉，他必須終身服刑。
國家安全局前首腦范登·伯格將軍卻提出了獨特的抗議，他曾在政府中失寵。他說，曼德拉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分子”而是“主張黑人民族主義，和阿非里卡人堅持阿非里卡民族主義一樣”。
到5月底，形勢已經明朗：政府完全拋棄了和平談判的機會。阿非里卡民族會孤注一擲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憑藉巨大的軍事、經濟力量，在黑人革命面前他們繼續選擇了對抗。衝突有延續的危險，後果將不堪設想。
釋放曼德拉運動主張釋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們現在能夠了解到它的進展。 16年來他們為獲取外界消息而進行的鬥爭終於取得勝利。 1980年5月13日，監獄部長路易斯·勒·格蘭治宣布，政治犯們可以閱讀一份英文日報和一份阿非里卡文報紙；他們可以用自己在菜園勞動掙來的錢，從監獄的售貨亭購買食品和衛生紙。做苦力的日子已經結束，至少對特殊區域的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來說是這樣。
每次探望曼德拉回來，溫妮·曼德拉都要談到他的“感人精神”，“我們的總理在度假”。她告誡人們“不要相信阿非里卡人國民黨刊物上關於他蹣跚邁步、老態龍鍾的那些杜撰。他仍然像被捕時那樣硬朗、樂觀。”接著她又補充說，曼德拉還比過去更充滿信心。
關於她自己，她對阿利斯特·斯帕克斯這樣說道：“我渴望這樣的探望，但是返程令人害怕。我感到很寂寞。但我相信總有一天他會離島歸來的。對此，我並不懷疑。然而，我又情不自禁地想，我們生活中最美好的歲月已經流逝了。納爾遜現在已63歲了，但我仍像個年輕姑娘那樣，憧憬著新婚生活。”
不久，溫妮又接到她被放逐至布蘭德福特為期5年的新禁令。大約3年前，1979年5月，當津姬離開她回約翰內斯堡不久後，她給一位在倫敦的朋友寫信說：
看著我，就像它們的主人那樣，令人感到寒傖、失意。在酒吧，他們從開門喝到晚8點鐘停業，直到將自己灌得爛醉如泥；孩子們放學歸來在家找不到食物充飢時，便會立即加入他們父母親的行列。
大的了。
在那3年中，正像國內外一些記者所了解到的，溫妮·曼德拉在布蘭德福特完全改換了自己的生活。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採訪她，談論新禁令的影響。她從不自哀自憐，只有歡樂響亮的笑聲，特別是當她談到普林斯盧的獻身精神時：一天晚上，她9時30分出去倒洗澡水時，他仍呆在那兒，從車中監視著她。她說過，在這個城鎮的白人社會中，有3個人和她很友好；大多數人則視她為“某種可怕的威脅——阿非里卡人對自己滅亡的恐懼”。同時是旅館和酒店主人的市長，對一位記者坦白說，“是的，當她剛到這兒時，人們都不高興，但我們已經習慣和她相處了。我們現在接受了她。她正直而勇敢。她常來這兒買東西：香檳、新加諾酒，諸如此類的小物品。我和她說過話，她很有教養。”
她開始逐漸被她的鄰居們接受，生活發生了變化，以致她可以這樣說，“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們互相愛護。我到這裡，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喚醒了他們，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做到這一點；非洲人國民大會會高興的，我沒有必要演說或高喊。”孩子們振臂呼喊“權力！”歡迎她。當看到溫妮·曼德拉在郵局當著白人的面使用他們的公用電話時，廣大黑人也跟著這樣做。 1981年，麵包工人和清潔工人為提高工資舉行了一次小規模罷工。在布蘭德福特，這些都是巨大的政治突破。
溫妮創辦了托兒所，為兒童準備午餐，為老年人提供熱湯，還辦起診所和使婦女通過出售學生製服而賺錢的縫紉組——這都是西方國家使館援助的。既然溫妮不能外出，外面世界的代表就來這裡會見她。
幾年來，她在乾旱的住地為營建綠洲付出了艱苦努力，效果很為顯著。她的花園滿種花草、蔬菜和果樹，生機盎然。她的鄰居受到鼓舞，靠南非基督教會提供菜種，也跟著她學種起蔬菜、花草來。
她住的房子一直沒有洗澡間，但安裝了一個噴頭，朋友們送來一台冰箱和電池電視機，還有許多書、精製的非洲壺和鄰居送給的幾片漂亮的繡花彩布。現在來訪的人可以進屋，並坐在診所邊的柳樹下喝茶。
在1981年初《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位記者採訪了溫妮，獲悉了她對裡根總統的“建設性接觸”政策的看法。她說，美國政府繼續充當南非白人少數政權的庇護者，甚至是支持者，美國總統也擺出一副“不需要黑人朋友”的姿態。溫妮指出，南非政府的政策正在加劇黑人的不滿情緒，以致於暴力革命現在已“不可避免”。她嚴厲批評西方投資商，斥責他們在南非參與對黑人工人的剝削與奴役。
她說：“我們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推翻一個少數人政府、一個殖民者政府。”接著她指出，南非政府正自行毀滅：“如果你剝奪人們的各項權利，你只能促使他們組織成為一支必須對付的力量。政府實際上正在為我們發動群眾。”南非政府對暴力活動的升級負有不可推禦的責任。 “他們引發了一場革命，卻反過來指責我們。”溫妮解釋說，黑人有權接受來自任何方面的援助，其中包括蘇聯集團的援助，藉以促進黑人實現自身的解放。美國如果不結束對白人少數統治者支持，至少應該中斷與南非當局的所有貿易關係和體育、外交上的聯繫。
20年來，溫妮·曼德拉憑著自己的能力和資格成長為一名領袖。她變得很漂亮。當人們議論這件事時，女兒澤妮說：“我想是因為孩子的緣故。孩子們的確使她快樂而且不得空閒，當他們玩耍時，你會發現她眼睛閃光。”她有四個孫子女：澤妮夫婦的兩個女兒(扎基韋生於1977年、紮馬斯瓦吉生於1978年)和一個兒子(津赫萊生於1980年)；津姬的小女兒佐萊卡，生於1980年，她的父親是約翰內斯·奧帕·塞卡馬拉。溫妮生活在布蘭德福特的艱難時期奧帕給了她極大幫助，甚至在與津姬的關係破裂後，他仍象兄弟一樣對待津姬和澤妮。津姬後來又有了一個兒子，就是宗德瓦。
與此同時，溫妮堅持學習社會學，偶爾還獲准參觀南非大學，該學校位於比勒陀利亞城外，溫妮的丈夫和其他政治犯曾經也在此地學習過。
有人問澤妮：“你母親從沒有情緒沮喪過？”她回答說：“如果她有過沮喪的時候，她也藏而不露。”奧利弗·坦博一次談起曼德拉時也說過，他從沒有發現納爾遜·曼德拉沮喪過。當身體不舒服時，曼德拉僅在信中輕描淡寫的一帶而過，比如他在1979年9月給溫妮的信中就這樣寫過：“8月16日我去找整形外科醫生，他給我那令人不安的右腳跟進行檢查。”
接著他描述了去開普敦看外科醫生的旅程：
1981年3月，他接受了與英國安妮公主和傑克·瓊斯競選倫敦大學名譽校長的建議。他在給溫妮的信中說：
他希望溫妮能在1980年8月代表他去德里——他被授予尼赫魯國際交流獎——但南非政府拒絕給她簽發護照。曼德拉計劃提交印度方面的聲明遭監獄當局拒絕，但後來還是被私帶出島，由奧利弗·坦博宣讀了這個聲明。
回憶起約翰內斯堡的學生時代，第一次閱讀尼赫魯的《印度的統一》一書之後，曼德拉談論青年聯盟的“強烈而狹隘的民族主義”：
他接著說，聖雄甘地對印度和南非的歷史“具有重要影響”，“事實上，正是在南非土地上，聖雄創立並信奉了'非暴力不抵抗不合作'的思想”。曼德拉對尼赫魯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給予高度評價。她在50年代任印度駐聯合國代表，曾對南非和納米比亞人民予以聲援。
聲明接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