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十三章鬥爭的基礎

在羅本島，被《泰晤士報》稱為“南非民族主義巨人”者，是466/64號囚犯，他每天在海灘上採集海藻製作肥料。那是極累人的勞動，而且走在南大西洋冰冷海水沖刷的沙地上更加不舒服。在遠處，船舶駛進駛出開普敦港。 有一次曼德拉說：“南非的監獄想使我們放棄戰鬥，使我們再也沒有力量和勇氣去追求我們的理想。”但實際上，這些人不僅被當作犯人，而是也被當作黑人對待，這樣結果適得其反，因為它加強了他們的反抗。 到70年代初，他們頑強地表達的不滿再加之國際上的壓力，贏得了雖不大卻有意義的改進：牢房裡有了一張桌子、一個板凳，冬季有“權”在讀書時用條毯子圍在身上；有熱水洗澡；院子裡有了一個排球場，它後來改成一個網球場。他們要求踢足球但被拒絕，因為這意味著走出隔離區。在室內，他們有乒乓球和國際象棋，每月有一場電影，每天晚上放錄音音樂。但是吹口哨仍要受懲罰的。更重要的是，接觸新聞的要求一再被嚴辭拒絕，從事木工和編籃子之類創造性活動的要求也遭到拒絕。

由於曼德拉最初在1962年判刑，他得到許可攻讀倫敦大學法學學位，但在政治犯大批到來後獄規進行了更改，及時得到最新書籍以完成課程變成不可能了。接著，當局又禁止政治犯修習研究生課程，這嚴重剝奪了求知的要求。曼德拉轉而學習經濟學，並且因不許學法文和德文，就改學高年級的阿非利堪語。 他突然又遭到一次沉重打擊：曼德拉被剝奪一切學習權利4年。監獄的官員稱發現有“回憶錄”藏在牢房裡，而政治犯禁止保存日記或個人筆記。紙張受到嚴格限制，僅夠用於學習和寫被允許的每月一封500字的家信。他要求“拿出回憶錄給我看看”，他們卻從來沒有出示過。 經過在石灰礦坑多年勞動，他不是唯一視力減弱的人。由於他患高血壓而且腰部不好，獄方做了一些讓步：給他一張床，板凳換成椅子，並給予無鹽伙食。象利沃尼亞案其他人員那樣，他從D類升到C類，然後又升到B類，他被允許有更多的探視，但還是限於每次半小時。

每到探視時，溫妮都必須辦理同樣的手續：首先通過地方長官從司法部和警察那裡取得書面許可，然後在出發和返回時都向警察報告。不再允許她坐火車或小汽車，而必須乘飛機去開普敦，這樣就要承擔更多的旅費。國內外朋友們慷慨地捐助。很難記得住對談話的種種限制。當問到什麼樣的話題可能引起看守們掐斷她同她丈夫的對話時，溫妮說：“當他問到魯斯·弗斯特或魯斯·馬索奧阿內(他過去的秘書)或奧利弗·坦博的情況時；當他談論特蘭斯凱的情況包括他的家庭——馬坦齊馬兄弟們時；以及說到正在寫一本有關他的書時談話就被打斷。” 曼德拉常常說服看守們讓探視繼續進行。 “他和他們說話好像他們是小孩子：'你們肯定聽得出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我有相當長時間沒見到我的家屬了；不管怎樣我想繼續下去，你們繼續聽吧，那是你們分內的事。'”

他的探視者當中有馬克加圖、馬卡基韋和他的姐姐梅布爾·諾坦庫·恩提馬克韋。他的母親也曾遠途跋涉渡海來到羅本島。相聚之後，當看著她離開時，他感到這將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不久後，他接到姐姐的來信說母親已經去世。溫妮和孩子們在特蘭斯凱參加了葬禮。 一位從特蘭斯凱來的親戚在葬禮之後到羅本島探視，他說到曼德拉對於那些操辦葬禮的人是如何的感謝：“他一直問，某某人來了嗎？某某人呢？我簡直不敢相信他的消息如此靈通。他讓我對所有那些參加葬禮的人表示問候和感謝。” 1973年12月，監獄部長吉米·克魯格到羅本島視察，這反映了政府急於兜售它班圖斯坦“獨立”的政策。他向曼德拉和由一名難友麥克·馬哈拉吉率領的代表團指出，如果他們承認特蘭斯凱，願意住在那裡，他們的刑期就能赦免。答復是“分別發展的政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這一點絕不會妥協。”（儘管如此，政府後來仍幾次向曼德拉重提此事，他的回答還是“不”。）有諷刺意義的是，小酋長凱澤·馬坦齊馬因南非政府的支持，領導特蘭斯凱走向“獨立”，按滕佈人風俗，他是曼德拉的侄子。總理沃斯特也向溫妮·曼德拉提出過，給她自由的條件讓她承認特蘭斯凱是她的“家園”。她的回答是：“厚顏無恥！要是有人應該離開南非的話，那是殖民者的政府。”

她再次被控違反對她的禁令，1974年期間在克龍斯塔德監獄被監禁6個月。她說，這是一次收穫頗豐的經歷。她感到在那裡更加解放，肉體上覺得和自己的信仰接近起來，比用言語來表達它更能令人滿足。而且，整個國家就是一座關押黑人的監獄。但對她的家庭而言，她的監禁引起了不安。津姬聽到這個判決時哭了。她母親告訴她：“你永遠不要哭，你哭他們就高興。”澤妮回憶在學校放假的日子，星期日她和津姬被她們的監護人哈里大叔(恩塔托·莫特拉納醫生)帶著探視她們的母親：透過玻璃隔板她們和她談話半個小時，談關於學校，關於零用錢以及她們是跟誰在一起。溫妮看上去總是很好。但是孩子們開始發覺朋友們害怕到家裡看望她們，因為保安警察可能把他們帶走審問。

很久以後，曼德拉回憶起他當時的情感，他給妻子寫信說：“雖然我總是努力擺出一副勇敢的樣子，可是我實在不能適應你也被關到監獄。”“很少有什麼事情像這種特殊的痛苦那樣攪亂我的整個生活。這種苦難似乎還會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困擾我們。我絕不會忘記1969年5月至1970年9月期間，以及你在克龍斯塔德度過的6個月期間，我們所遭受的令人極為痛苦的經歷。”① 溫妮·曼德拉一再受到的逮捕、指控、判罪、申訴、緩刑和監禁，關於這些方面的詳情難以掌握。在她而言，長時間的反抗是對成千上萬男女身受其害制度的揭露。在和警察的遭遇戰中她無所畏懼，對他們的粗暴侵擾，她大膽地予以還擊。可是一系列的陰險襲擊，使她身體受到攻擊，她的住宅被扔進汽油彈，她毫無辦法也得不到任何保護。津姬曾向聯合國呼籲要求南非政府保證她母親的安全。她說，“我們相信這些攻擊行為出於政治動機。”

這兩個女孩子被埃莉諾·伯利從女修道院的不快樂生活中拯救出來。埃莉塔當時住在約翰內斯堡，她的丈夫羅伯特·伯利爵士——伊頓公學過去的校長——是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教育學客座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們去沃特福德，那是斯威士蘭的多種族寄宿學校。 這兩個孩子長到十幾歲，被允許去探視她們的父親。溫妮不無擔憂：她們會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垮下來嗎？會因為這個經歷而堅強起來，以這個囚犯為榮嗎？ 從過去的照片中澤妮看到曼德拉“非常高大，很胖”，此時澤妮幾乎認不出他了。但是使她感受最深的是她父親的幽默感，如果當時或在她後來的探視中他曾有憂慮，那憂慮也絲毫沒有顯露出來。 津姬也發現父親的幽默和熱情。她告訴一個記者，“事前我很憤怒並有點憂慮。但是我發現他很有辦法，也很迷人。他設法使我的思想擺脫那裡的環境，使我想起比較快樂的情況。他說，'你知道，我可以想像你在家裡坐在我腿上和全家一起吃星期天烤肉。'”雖然她沒有看見父親走來——她們被領進小屋的時候，他已經坐在玻璃隔板的那一邊——她設法瞧著他在會見後走開，他看起來還是那麼健康強壯，他的步伐是那麼年輕、敏捷。

當女孩子們下一次探視時，她們單獨前往。開車送她們到開普敦碼頭的那個朋友，看著她們和一隊穿著橄欖綠制服的看守上了渡船：他認為這是令人傷心的場面，這兩個年輕的女孩子和那些唱著他們阿非里卡人歌曲的男人在一起。 在每次半小時的探視時間裡，溫妮和她的丈夫達到了真正的交流，每人從對方得到鼓舞，獲得力量。回到彼此的鬥爭環境後，曼德拉以謹慎的方式，不分派別地幫助同志們解決他們的問題；溫妮則不顧種種限制，參加索韋托社區的鬥爭。索韋托是一個超過100萬人的黑人居住區，在那兒，“黑人覺醒運動”的興起標誌著鬥爭進入了新階段。在她看來，這“使得人民更能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更能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它培養了更多的自力精神”。黑人變得更為自己的膚色而驕傲。

1969年，斯蒂夫·比科和巴尼·皮特亞納領導黑人學生從多種族的“南非學生全國聯盟”分裂出來，成立黑人自己的“南非學生組織”，並在1972年成立了“黑人大會”。雖然受到美國“黑人權力”運動和弗朗茨·法農激進著作的影響，但“黑人覺醒運動”的發展還是對白人種族主義作出的反應，它的宗旨是心理解放，使黑人擺脫對白人的依賴並使全體黑人團結起來：印度人和“有色人”第一次認為自己屬於“黑人”而和非洲人站在一起。黑人覺醒運動包括宗教、文化、教育以及政治方面。通過這個運動青年中產生出一種新的堅定和自信。 雖然這個運動在哲學方面和泛非主義者大會更為接近，但這些年輕的領袖們首先受到被流放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高級官員的讚許，稱讚他們“以勇敢的精神和嚴明的紀律”把鬥爭推向前進；並以其行動表明保證革命的主要動力——被壓迫的各族人民的團結。非洲人國民大會機關刊物“塞查巴”說，用“黑人”稱呼所有被政府列為“非白種人”者，是一個新事物。

“阿扎尼亞”是“黑人覺醒運動”給這個國家起的名稱。它是60年代從泛非主義者大會那裡繼承來的，淵源不大清楚。它是古老英國地圖上一個野蠻人的國度呢，還是給東非一個奴隸國家起的名字？伊夫林·沃在《黑色惡作劇》一書中，把想像中的非洲國家叫做阿扎尼亞。非洲人國民大會拒絕這個名稱。 70年代初，罷工浪潮席捲納塔爾，也發生在德蘭士瓦的工礦企業。新的戰鬥精神傳播起來，一個重要的進步是工人們懂得了組織者們是多麼容易受逮捕。因此這些罷工找不到誰是領導人。 延續了500多年的葡萄牙殖民主義垮台了，這對南非黑人是莫大的鼓舞。莫桑比克在1975年6月25日獨立時，莫桑比克解放陣線領導人薩莫拉·馬謝爾主席歡迎奧利弗·坦博，稱他為同志和戰友。津巴布韋的解放鬥爭也得到很大推動，因為莫桑比克能為羅伯特·穆加貝的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游擊隊提供基地。

但在南非，歡欣鼓舞的黑人很快被鎮壓，當局根據“恐怖主義法”拘留了77人。這些人包括“黑人覺醒運動”的領導人，他們正籌劃舉行慶祝會來表達和莫桑比克解放陣線的團結；還包括那些被懷疑給非洲人國民大會募集會員的男人和婦女們。 出乎意料，溫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了，卻沒有再延長。 12年中她第一次能自由離開約翰內斯堡去參加集會，並在會上講話。她和人們一起要求釋放那被捕的77人，並向人們述說她自己前幾年在“恐怖主義法”的罪名之下所遭受的苦難。她說，這“意味著徹底摧毀一切形式的對這個極權國家的反對，一種為了摧毀一切個人自由精神的打擊方法，一種野蠻的心理學的方法使那些敢於和這場鬥爭站到一起的人們失去個性。” 她到德班去，那裡有一位老朋友法蒂瑪·米爾，是納塔爾大學的社會學講師。由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各個團體組成的“黑人婦女聯合會”在那裡正日益壯大。溫妮在一次對“婦女聯合會”的講話中說：“我認為沒有哪個國家的婦女像在這個國家裡那樣慘遭剝削。”“黑人婦女必須忍受各種法令。面臨這種情況，一點地位也沒有……丈夫的死亡意味著家庭的自動喪失。沒有任何權利，就和一個孩子一樣。” 在為全體黑人事業的鬥爭中，婦女們起到傑出的作用；人們希望她們建設這個國家，可她們處於“最絕望的處境中，在一個充滿種族仇恨的社會中養育兒女。” 在一系列講話和對新聞界的談話中，溫妮談到黑人青年憤怒方興未艾的問題。她警告說，他們遭受拘留和單獨監禁的野蠻行為，將對這個國家產生“痛苦後果”；而“班圖教育法”堅持讓黑人兒童學阿非利堪語，並不能實現它“逐步灌輸主僕關係”的意圖。她還說：“非洲人有句諺語，大意是說，垂死的馬愛踢。這個國家在垂死的阿非里卡人國民黨這匹馬最後掙扎時，還將會遭受痛苦。” 1976年6月16日，從一大早開始，大群情緒激昂的中小學生在索韋托集會，抗議強迫用阿非裡堪語授課。警察來阻擋他們，開槍打死赫克托·彼得森(13歲)和其他男女學生。當孩子們用棍子和石塊還擊時，警察亂開槍，使傷亡數字迅速增加。兩個白人被石塊打死。有作戰裝備的警察和軍隊大批開進黑人城鎮。 警察屠殺黑人在南非歷史上不斷發生，但從來沒有聽說有這樣駭人聽聞的事情：一支現代化武裝部隊對中小學生採取行動。隨著死傷人數的增加，騷亂席捲全國，代表白人統治的建築物被大批破壞。不顧一切後果與警察對抗和辱罵軍人的黑人青年便是“班圖教育”的產物，而“班圖教育”乃是維沃爾德博士設想的使黑人青年忍受奴役狀態的製度。 學生們向黑人家長聯合會緊急呼籲幫助失去親人的家庭。溫妮·曼德拉是聯合會的領導人之一，受人尊敬的神學家馬納斯·布特萊齊博士、基督教青年會主席帕卡西夫人和一位索韋托社區領袖恩塔托·莫特拉納也是它的領導人。他們找來醫生幫助莫特拉納辨認屍體，找殯儀館的人捐贈棺材，找出租汽車送人參加追悼會。黑人家長聯合會不但成為索韋托社區心情紛亂的家長們的代言人，也成為學生的代言人。這些學生們雖然完全可以替自己講話，卻不想和當局見面。 溫妮·曼德拉在一個公眾抗議大會上說：“我們知道我們要的是什麼”，“我們珍視自己追求的目標。我們不會請求得到多數人統治；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去爭取它。我們知道我們前面的道路很艱難，但是我們將為正義戰鬥到底。”不出幾週，許多男人、女人和學生根據“國內安全條例”，即改頭換面的“鎮壓共產主義條例”被拘留，溫妮也在其中。他們被拘留在約翰內斯堡福特監獄5個月。 數万名黑人學生罷課，教師們辭職，家長們也加入待在家中抗議的罷工行動中，暴動仍在繼續。正如政府一個調查委員會所說，那是一次“炮火的洗禮”，青年們失去了對暴力的恐懼。這個1000頁的調查報告等於對種族隔離制度的嚴重指控，因為它引起對白人的“仇恨”，它記錄了人們對分別發展、集體居住、特別是流入控制和通行證法的強烈譴責。 16個月中有記錄的死亡數字約為600人，但據說，實際將近1000人——除2人外都是黑人，而大部分是被警察槍殺的中小學生。約有4000人受傷；成千上萬的人突然被拘留起來，有的在單獨監禁中度過5年，有的永遠不會再見到他們的家長。千百人設法越過邊境去北方，尋求軍事訓練或期望得到真正的教育。 在羅本島，6月16日氣候惡劣，又濕又冷。曼德拉和其他採海藻的人，強烈反對在這種環境里工作。看守們指控他們不認真工作。那天下午，他們又冷又髒地採海藻回來時，發現淋浴的熱水已沒有了。他們猜想外面發生了什麼重要事。但只是到後來他們才知道，索韋託的孩子們已經和溫妮·曼德拉所說，“起來為他們的長輩而進行戰鬥”。 因參加這次暴動而被定罪的學生，不久就在羅本島上佔據了一個公用區。就像納米比亞人和根據“恐怖主義法”判刑的人那樣，對他們必須進行隔離，以免受到曼德拉、西蘇魯和其他公認的領導人的影響。至少有9名學生年紀不到18歲。 在羅本島，犯人可以議論這件事，但仍然禁止在探視或寫信時提到這些。這時候曼德拉寫信給他的妻子，敘說有一棵番茄，他在園子裡不當心給弄傷了，現在特別照料著。他描述這株植物多麼漂亮，它是怎樣長了又長，他是如何喜歡它，而當它死後，他怎樣從土裡把它拔出來，把根洗乾淨，回想那生命在過去是什麼樣子。溫妮理解這是比喻一個兒童在南非環境裡成長的情形——做為父母，你把一切能給的都給了他，把那個生命養育成少年，然後他卻被殺害了——他的感情與那些家長在千百個兒童遭到掃射時感情一樣。她解釋說，“如果他照直說那件事，我就收不到那封信了。” 對友誼的回憶和對他們被捕前事情的回憶，是每天生活的重要部分。人們緬懷往事，彼此互相提醒，他們分享著自己信件中的新聞；他們有時悲悼亡友。好幾個40年代以來的朋友去世了：優素福·達杜和邁克爾·斯科特，布拉姆·費舍爾和莉蓮·恩戈伊。費舍爾被判無期徒刑，在比勒陀利亞中央監獄服第10年刑期時，在1975年5月死於癌症。葬禮之後當局仍要求把他的骨灰送到牢房。 “泛非主義者大會”的領導人羅伯特·索布克韋也死於癌症，剛剛50歲出頭。經過多年的監禁，與非洲人國民大會有歧見的索布克韋已經與曼德拉和解。從羅本島釋放以後，他住在金伯利，但一直遭受軟禁。 在審訊被拘留者時，酷刑和殺害已司空見慣，這在斯蒂夫·比科生命中最後的日子中暴露無遺。他在伊麗莎白港警察總部經3週的審訊後，赤身露體幾乎不省人事地被裝上一輛越野汽車，行駛700英里送到比勒陀利亞監獄，第二天(1977年9月12日)他在那裡去世。他的親密朋友馬佩特拉·莫哈皮也是在拘留中死去，而一個印度人青年艾哈邁德·蒂莫爾在約翰內斯堡從保安警察總部10層樓跌下摔死。南非警察和國家安全局也在國外對付反對勢力。一名“南非學生組織”的領導人亞伯拉罕·蒂羅是被郵包炸彈炸死的幾名積極分子的第一個，他當時在博茨瓦納。 到1977年10月，尚未被捕的“黑人覺醒運動”的所有領導人和組織者實際都已被拘留。所有的團體，包括文化、工會和自助組織都被取締，一起被取締的還有兩家黑人辦的報紙。同時遭到軟禁的也有白人同情者，如基督教協會阿非里卡人會長拜爾斯·諾迪牧師。 索韋託的10人委員會主席莫特拉納博士的被拘留，進一步證實政府絕不容忍真正的非洲人組織者或領導人。這個委員會代表了當時城鎮黑人所作最積極的努力，對政府政策和政府委派人員提出變通的建議。那些僱用人員為人們所不齒，無論在城市地區還是在班圖斯坦都被視為走狗和傀儡。莫特拉納最初是在黑爾堡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聯盟積極分子，並參加了1952年的“蔑視運動”，後來他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社區代言人。政府把煽動1976年6月暴動的罪名加到他和溫妮·曼德拉身上，當然這大大提高了他的聲望。在隨後的審判中，他和溫妮不但反駁了政府的證據，還打贏了這場6000蘭特的誹謗罪官司。 但是政府給溫妮·曼德拉預備了一種更殘酷的非常特殊的處罰方式。 1977年5月16日一大早，20名穿著迷彩服的警察來到她在索韋託的住所，命令她收拾東西。她將被流放7年，政府害怕她對學生的影響。此外，她和曼德拉知道，這次粗暴而專橫地把她從唯一的家趕走，是發生在安德魯·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準備訪問索韋託之前僅僅1個星期。 警察開車送她和17歲的津姬向西南行駛300英里，來到位於奧蘭治自由邦低濕平地的名為布蘭德福特的小鄉村，把母女二人放在灰塵瀰漫的802號門牌的房前。這是政府能找到的對她最生疏的環境：這裡有阿非里卡人政治和文化的精髓。曼德拉一家卻對當地語言一竅不通。 被稱為主要道路的“福爾特雷克大街”把供2000名白人使用的各項生活福利設施連結起來：教堂、一家標準銀行、一家巴克萊銀行、一家郵局、兩個旅館、一個超級市場、一家報紙雜誌商店和一個加油站、一個火車站和一個阿非利堪語學校。一條崎嶇的小路，路旁是班圖人管理處，通往名叫“帕塔卡勒”的黑人居住區，“帕塔卡勒”是“小心對付”的意思，一個記者說，它特別適於新來者。在這裡，供3000名黑人使用的生活福利設施是一家班圖人商店和一個啤酒館——足夠供被僅稱為“勞力單位”的黑人維持生活的了。 溫妮把那3個水泥房子叫做“我的牢房”：沒有天花板，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一個屋外廁所是擺便桶的。這個房子是一個與其他所有人一樣的住處，除了她的住處滿是瓦礫。她被命令從家裡帶來的家具無法通過狹窄的房門，只好又送回奧蘭多。 她不但被限制待在布蘭德福特，而且夜裡被禁止外出，整個週末和公共假日也是如此。禁止接見來客；離家外出時，禁止每次和一個以上的人在一起。普林斯盧軍士，一個臉色陰沉的人，一直在外面警戒，坐在汽車裡監視著，溫妮外出時就跟踪她。如他所說，“執行我的任務”；按一個美國觀察家所說，是“獻身於攪亂她的生活”。 如果政府以為，把曼德拉的妻子流放到充滿敵意的白人和沒有文化的黑人中間，她即使不毀滅也該被征服。但這種意圖卻打錯了算盤。當這位老練漂亮的黑人婦女大步邁進超級市場、郵政局和銀行時，布蘭德福特吵成一片：這些是黑人不敢進白人禁地的；外面小窗戶前黑人在排著隊等待服務。當溫妮和津姬不但進入那個“時裝”店，而且進而試服裝時，發生了爭吵，叫來了警察。在溫妮看來，白人的行為顯示了他們心理的恐懼；阿非里卡人過去曾退縮到他們的防御車陣中去把自己困在裡邊。她認為這很可悲。 鎮上她的鄰居們得到警告，不許和這個“危險的共產黨”交往，但是他們逐漸有了勇氣；他們不能長期抵制她的熱情和慷慨。看到他們被剝奪得精光——貧窮、挨餓和卑躬屈膝——她感到震驚，開始想用什麼辦法幫助他們。 但是無處不在的普林斯盧軍士不久把她帶到布隆方丹法院。溫妮曾去一個鄰居那裡打聽到什麼地方買煤。這時，有個男人從那裡經過帶著一隻剛買的雞。溫妮又詢問雞的價錢。檢舉人在起訴中稱這構成3人“集會”，因此違反了對她的禁令，並進而斥責她炫耀非洲人國民大會旗幟：她穿一件黑、綠、黃三色的衣服。溫妮反駁說：“在留給我的有限的自由中，我還有選擇穿服裝的權利。”地方法官判她有罪，給她緩期服刑的判決。在法院外面，人們向她歡呼。 南非報紙禁止引述遭禁令者的言論。但是一個《紐約時報》的記者讓她談出自己的看法。她說：“這個國家的統治者真是瘋了。我是說在其他哪個國家會把雞的價錢當作證據？”經過上訴，原判予以駁回，溫妮被判無罪。 不久，她又回到法院，被控接待來訪者。這時，一次曼德拉寫信說：“我會想著你的，特別是當你被帶到被告席上時，當你聽著政府證詞中種種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說法時。我堅決支持你，我深知，你經受磨難是因你對孩子們和我以及對我們大家庭的熱愛和忠誠。這是不斷增長的愛和忠誠……”② 溫妮覺得很可笑，政府會為這種案件花費這麼多力氣和金錢，而令她驚訝的是人們如此氣量偏狹和感覺遲鈍。但是使她深為憤怒的是這些對津姬的影響。當她有機會與丈夫談起這種憂慮時，他表示了同樣的憤怒。普林斯盧不斷暗中監視，他把從索韋託來看津姬的朋友逮捕了，加之布蘭德福特生活的壓力和困苦，使津姬得了嚴重的抑鬱症；在最嚴重的時候，她去看精神病醫生，不得不放棄學業。只有在她父親把這個問題提到最高法院之後，她接見來客的權利才被承認。溫妮不能提出這個申請，因為根據南非法律，黑人婦女沒有這種權利。 使曼德拉高興的是，津姬正在成為一個作家，她的一篇文章被發表了。他稱讚她：“你已收到你的第一張支票。在你這樣的年紀，這確是不小的成績。”他又說些忠告的話，“寫作是一種受人尊敬的職業，它把人推上世界的中心。而為保持在高峰之上，就必須努力工作，目的是有一個好的、新穎的主題，通俗易懂的表達方式，準確地使用詞彙。” 津姬回信讓他放心，說布蘭德福特“畢竟是個好地方”。他回信說： 津姬發現寫詩是一種發洩的方式，她在沃特福德學校時就以寫詩見長。通常她把寫的東西揉成一團扔到廢紙簍裡，而她的母親善於將這樣的詩句拾起來，於是1978年出版了一本詩集，裡面還有這個家庭的老朋友彼得·馬古巴內拍的一些相片。津姬把這本書題獻給她的父母，開頭一首詩是寫她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