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十六章我們的自由
1985年1月31日，博塔總統在南非議會宣布：
2月8日，溫妮·曼德拉在家庭律師伊斯梅爾·阿約布陪同下訪問了她的丈夫，為的是得到他對博塔上述建議的答复。曼德拉希望對人民公開表明他的觀點。當他在會見中開始口授聲明的內容時，監督會見的獄吏阻止他這樣做。曼德拉義正詞嚴地說，選擇什麼樣方式回答博塔，是他的權利。當這個獄吏離開探視室時，他繼續口授。然後，一個高級官員來了，又命令他停止。曼德拉堅定地向獄方建議，要求他們給博塔打電話。然後他繼續完成他的口授。
2月10日，星期日，南非聯合民主陣線在索韋托傑布拉尼圓形劇場裡召開盛大集會，慶祝圖圖主教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曼德拉的女兒津姬藉此機會在會上宣讀了他父親的“告南非人民書”，並代表曼德拉及他的戰友們表達對聯合民主陣線的感謝，以及表達對圖圖主教本人的熱情問候。溫妮·曼德拉不顧當局對她的禁令，也出席大會，從而得以目睹當津姬宣讀曼德拉聲明時廣大群眾所表現出的歡呼雀躍情景。津姬說：
將仍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名成員，直到我離開人世為止。奧利弗·坦博對我而言簡直比兄弟還親，他是我近50年來的摯友和戰友。如果你們中有人珍惜我的自由的話，奧利弗·坦博比你們更為珍惜。而且我知道，為了我獲得自由，他寧肯獻出生命，我和他的觀點完全一致。 ”
當草擬“告人民書”時——這是60年代初以來他第一次有機會向人民表達自己的觀點——曼德拉已經獲悉溫妮的姐姐尼吉韋·克薩巴死於意外事故，又得知她家裡最近又有3人先後身亡。意識到溫妮的極度痛苦，曼德拉的擔憂和悲痛與日俱增，他給溫妮寫信說：
樣毅然作出抉擇，但將會比24年前心裡存有更多的內疚和躊躇。
曼德拉的信在溫妮心中激起了自從他們分別以來“最強烈的激盪”——這是她在回信中告訴他的。他的信讓她破碎的心復甦了。溫妮又告訴他，她始終為曼德拉致人民的公開信而驕傲。她補充說：“我常常設想，如果有朝一日在波爾斯摩爾的台階上見到你、沃爾特叔叔和其他同志並得知將帶你回家時，我將會怎麼做？……”
沃爾特·西蘇魯、卡特拉答、姆貝基和其他關在波爾斯摩爾和關在羅本島的利沃尼亞案犯一致拒絕博塔總統的釋放條件。卡特拉答在給他倫敦的一位朋友寫信說：
對阿伯蒂娜·西蘇魯來說，這種必然的拒絕就是克服艱難和折磨人的漫長故事裡的又一次插曲。她用她微薄的當護士的工資將5個孩子撫養並教育成人，這些日子裡他們一直處於饑饉和靠鄰居周濟度日狀態。她的第二個兒子茲韋拉希是一個記者兼新聞工作者工會的領導人，已被拘留了幾個月；她的大女兒曾被嚴刑拷打；自從60年代以來她本人一直被宣佈為非法的人並處於半軟禁狀態。最近，由於在葬禮上唱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歌，她被判刑4年，在保釋上訴後又再次被捕，作為聯合民主陣線領導人之一被指控為謀反。她的丈夫可能在報上得知這次審判，因為犯人們在牢房裡只能從報紙上才能得知每日發生什麼事。
2月份，奧利弗·坦博號召人民“使南非無法統治”，果然人們就自發地在城鎮中這樣做。克服了過去多年不現實的宣傳之後，非洲人國民大會充滿信心地宣布：“南非的前途將由我們來支配……迅速推進革命的條件漸漸成熟。”
僅僅數月之前博塔還吉星高照，現在，由於大旱和嚴重的經濟衰退，他和他的政策一起被吞沒了。 1984年的恩科馬蒂條約，旨在消滅非洲人國民大會在莫桑比克的基地，卻使得鬥爭向南非國內深入；雖然博塔答應實行改革，但改革極不充分，所有這些都構成了必須廢棄種族隔離制度的因素。
南非警察部隊的所作所為，使得博塔許諾改革的漏洞暴露無遺。在東開普，警察部隊臭名昭著、為所欲為，在沙佩維爾和蘭加慘案的25週年之際，他們更是如此。 3月21日，就像在蘭加鎮開槍一樣，警察在靠近尤騰里格的城鎮開槍。 20名男女被槍殺，其中17人是被從背後射來的子彈打死的。
激於義憤，抗議者也越來越多地使用暴力，而且越來越自覺——從扔石頭到縱火——摧毀種族隔離的象徵。 7月22日，南非政府宣布緊急狀態，將許多黑人城鎮封鎖起來並給軍警以殺人不受懲罰的特權，這些倒行逆施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和國外的憤怒。
由於沒有電視機，曼德拉和他的戰友們在波爾斯摩爾只能從報上看到這些消息並從中推測形勢的發展：軍警入侵城鎮並從裝甲車裡對老百姓和孩子們開槍，好像他們正在狩獵一樣。黑人或白人警察鞭打無論是黑皮膚還是白皮膚的抗議者；警察兜捕數以千計的人——社區的領導人、宗教界人士、工會活動分子、學生——他們被關進監獄的隔離室。群龍無首的民眾從用石頭打警察到燒死那些政府的“合作者”——其中包括黑人警察、市長、地方官員和通風報信的嫌疑人——人們對這些人的憎恨比對白人壓迫者更甚。白人顯得無動於衷，因為和黑人城鎮隔離的白人郊區有重兵保護，對白人的保護不僅在身體方面，還有精神方面，播放電視須經審查，因而在電視中看不到警察鞭打白人學生而僅是看到黑人燒黑人的場面。
3000人出席的葬禮，2萬、3萬人出席的葬禮，在塵土飛揚的黑人城鎮和小村里不時舉行，而每一次對犧牲者的悼念都會觸發新的起義。在一個窮得可憐而又文化落後的小村子中，村民們正在悼念被警察殺死的13歲男孩和一個20歲的年輕人。一個女人說：“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這些屠殺永遠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是他們迫使我們這些素來不喜歡暴力的善良人使用暴力。”
為了安撫那些在激憤中想蠻幹的年輕人，圖圖主教在葬禮上念了特里弗·赫德爾斯頓所寫的祈禱文：“上帝保佑非洲人，保護她的孩子，保護她的領導人並給她以和平。”
在葬禮上，人們把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旗幟插在墳墓的上邊，人們唱由坎農·詹姆斯·卡拉塔譜寫的《自由之歌》。卡拉塔是三、四十年代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他一直在東開普省克拉多克作牧師。現在，葬禮正在克拉多克舉行，人們以稱讚曼德拉和坦博的方式表達他們對當局的蔑視；同時，人們還警告博塔要及時跟上歷史的潮流。這次葬禮是為了悼念卡拉塔的孫子福特和一位沉默寡言的年輕校長馬修·戈尼維以及另外兩位社區領導人。這兩位社區領導人是在參加完伊麗莎白港的聯合民主陣線會議的歸途中被殺的，他們的屍體被“暗殺隊”殘忍地肢解了。在從開普敦、約翰內斯堡和伊麗莎白港趕來參加追悼會的眾多人中有阿蘭·博薩克和南非教會理事會的領導人拜爾斯·諾迪。諾迪是一個阿非里卡人，曾是一個狂熱的阿非里卡民族主義者和秘密團體兄弟會會員，後來他經歷了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變化。參加葬禮的還有莫莉·布萊克伯恩，她是“黑綬帶”組織和進步聯邦黨的成員，又是開普省議會議員，她是死去的4個年輕黑人的朋友，她參加追悼會代表了和黑人站在一起的白人。
葬禮接著葬禮，8月11日星期天，維多利亞·姆曾格葬在威廉王城附近西斯凱的雷伊鎮她丈夫的墓邊。和她丈夫一樣，她也是被謀殺的，她曾經作為阿伯蒂娜·西蘇魯和其他聯合民主陣線的領導人的律師出庭，並為他們的“謀反罪”辯護。在他的葬禮上，有人發言提到曼德拉時是用他坐牢的番號“D220”，或稱他為“納爾遜叔叔”。曼德拉送來一個口信：謀殺維多利亞·姆曾格是“一樁永遠不能忘記和寬恕的暴行”。
軍警甚至攻擊葬禮的參加者。死亡的數字與日俱增：在21個月內近900人被殺。圖圖主教說：“像打死蒼蠅似的，我們的人民被輕易地殺害，殺人後他們甚至不透露死者的姓名。”與此同時，軍警也廣泛使用嚴刑拷打來折磨人們。據由福特基金會資助的開普敦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的研究報告，受采訪過的被拘留者中有83% 的人說曾遭到過肉體折磨，肉體折磨在黑人中和在東開普省更普遍。在那裡，保安警察的行為與他們的壞名聲相符。於克拉多克葬禮後逮捕的一個13歲男孩，因頭部受傷而死。來自斯蒂夫·比科家鄉金斯伯格的3個人，被捕後幾小時內就死去了。據一個地區的外科醫生溫迪·奧爾博士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證明材料，這些被拘留者曾遭受過“蓄意的毆打和摧殘”，此事導致最高法院下令約束東開普地區的警察行動。此後，奧爾博士很快被調走監護老年人家庭。
南非國內外的批評家們要求博塔“釋放曼德拉並與他進行談判”，他們認為只有這樣，現在的暴力循環才能停止並且不會再導致新的暴力，經濟才能複蘇。由政府資助的人文科學研究會建議與各個種族領導人進行會談，從而建立對所有南非人開放的民主制度；該建議還強調指出，66% 的黑人讚成借助暴力進行改革，拖延改革將引起“災難性的後果”。這個研究會說，治安法授予軍警的過分權力“威脅著國家安全”。
但是，一個月之後，8月15日博塔總統在國民黨某省的大會上發表了一篇類似宣言的頗受重視的講話。正如一個評論家所說的，在這個難得的機會面前，他把大門關死了。一份反映約翰內斯堡商人觀點的《商業日報》評論說：“由於全世界都在盯著，博塔的舉動像一個土頭土腦的政客”。博塔警告國際社會說：“不要將我們推得太遠”。講話後不久，南非貨幣蘭特立即貶值到最低點。
在這次講話及此後幾次在國民黨大會的講話中，博塔試圖取悅阿非里卡人的右翼，他號召南非人團結起來反對“要求外國援助以摧殘祖國的黑暗勢力”。他說，在一個單一的體制中實行一人一票原則“將會導致一個(種族集團)去支配其他種族集團，這樣將導致混亂。”這真是犬儒主義的、可悲的滑稽戲，過去南非之所以混亂正因為一個種族集團支配另一個種族集團，因而在黑人城鎮才會一片混亂。他宣布說，他的政府反對“由白人支配其他所有少數集團”，問題是白人少數和其他別的少數集團怎樣分享權力。剎那間，荷蘭、英國、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白人，德國、葡萄牙、意大利、希臘和法國的後裔都變成同宗同種的人；而黑人則被方便地劃分成科薩、祖魯、巴蘇陀、博茨瓦納和其他許多部族血統。正和《紐約時報》1985年10月2日評論的那樣，博塔是一個“語義學的騙子，他先是一個勁地描述南非的黑人起源出於不同的部族和文化，繼而又稱之為單一的將要支配白人少數的集團”。
博塔談論“改革”問題。由三個種族組成的總統委員會已建議廢止通行證法。實際上通行證法也行不通了，因它造成對白人的“仇視和怨恨”。博塔說，政府正考慮這個問題。並且對已定為“家園”公民的黑人，將要(名義上)恢復他們作為南非公民的身份，並且可能成立包括黑人的四院委員會。從他所說的看來，這類似三、四十年代的土著代表委員會，在那兒，非洲人被嘲弄為“玩具大象”。
“集團住區法”將仍在保留，博塔認為“這不是歧視”；“也不廢除；按種族建立學校也要堅持下去。博塔堂而皇之地說：“如果其他居民集團有權要求人道主義待遇的話，那麼，白人也有資格要求得到公平對待”。可事實呢？按人口平均計算，1983—1984年花在每個白人孩子身上的教育經費達1964蘭特；而花在每個黑人孩子身上才234蘭特。
博塔的挑釁，因為他的政策以及他頑固拒絕取消緊急狀態所引起的破壞性的後果，對國際上反對南非的製裁運動都是強烈的刺激。美國人已經開始收回投資，蔡斯·曼哈頓銀行已停止對南非貸款，在美國議會中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嚴肅地討論關於製裁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損害了南非的經濟。英國則遠遠地落在後面，曼德拉通過他的女婿——圖姆布穆齊·德拉米尼王子接受蘇格蘭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所授予的榮譽法學博士證書時，向那些“有關懷之心的人們”發表講話，對英國不少人受“物質享受和巨額利潤誘惑”，極少關心道德問題這種狀況表示痛心。他說，外國投資保護了種族隔離。
撒切爾夫人和她的部長們很關心投資問題，因南非是英國的重要貿易夥伴之一，他們重申不合邏輯的主張，即宣稱制裁併沒有作用，又說黑人將會是製裁最大的受害者；而認為對話——《衛報》稱之為“正在枯萎的胡蘿蔔”——比大棒要有效得多。撒切爾夫人始終對加查·布特萊齊酋長印象深刻。布特萊齊經常訪問西歐和美國，主張不要製裁南非。他說，制裁將會傷害給予他權力的誇祖魯人民。 《金融時報》的邁克爾·霍爾曼評倫說：布特萊齊的立場和聯合民主陣線、阿扎尼亞人民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立場大不相同。甚至連讚成他的戰略(即從內部反對種族隔離)的人也對他本人產生了極大的懷疑。他似乎很難與其他反對種族隔離的組織找到實際的共同點，何況他“不能容忍批評”。
制裁的威脅加上南非內部動亂引起了外國銀行家們“在資金流入方面的猶豫”，從而使南非蘭特暴跌。法國率先支持對南非進行一定程度的製裁，美國眾議院也以380∶48票通過決議對南非進行製裁，裡根總統命令採取一系列措施，雖然這些制裁措施比國會的建議和緩得多。即使這樣，裡根的命令也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正如南非外交部副部長路易斯·內爾所害怕的那樣，擔心他們會通過遊說使世界各國都制裁南非。在西歐國家部長會議經過激烈辯論後，英國政府仍不同意對南非實行有限制裁。撒切爾夫人和她的外交大臣一直說，他們之所以反對對南非施加真正的壓力，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動機，因為他們想保護那些將受制裁傷害的黑人。
儘管南非的黑人有許多失業者，但他們卻反對上述說法。阿蘭·博薩克說：“代價是高的，但時間不長了。”據在南非進行類似蓋洛普的民意測驗中，77% 的黑人支持制裁，其後的統計為73%。並且，在東開普省黑人開始成功地進行消費抵制，但卻照顧那些對黑人事業表示同情的白人。與此同時，南非警察在拘留因這種抵製而得到好處的黑人商人以示懲罰。
另一個戰場是前線國家——安哥拉、博茨瓦納、莫桑比克、坦桑尼亞、贊比亞和津巴布韋，他們不顧犧牲和冒險，要求對比勒陀利亞施加更強大的經濟壓力，迫使它結束種族隔離。博茨瓦納是新近南非越境進行恐怖主義襲擊的犧牲品：1個孩子、3個婦女、8個男人被殺，許多人受傷，這些死傷者來自幾個不同的國家。
6月份，在《自由憲章》發表30週年之際，在讚比亞非洲人國民大會召開了全國協商會議。非洲人國民大會在國外主要有兩個政治工作基地，在這次大會上，一些以前只能應邀列席非洲人國民大會執委會的非黑人，被正式選入全國執行委員會。喬·斯洛沃就是其中之一，還有麥克·馬哈拉吉和另一個印度人，以及兩個有色人。大會還重申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立場：當該組織的領導人仍關在監獄裡的情況下，不和南非政府討論談判解決的問題；任何談判必須討論將權力轉交給民主多數；建立統一的、民主的和不分種族的國家問題是不允許談判的。
曼德拉和他關在波爾斯摩爾監獄的戰友們給出席大會的來自世界各地的250名代錶帶去一份祝詞：儘管鐵窗高牆將被關押者和以前的同志們分隔多年，又“缺乏有效的聯繫途徑”，但這兩部分人都屬於一個嚴密的組織。祝詞強調說，團結，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建立的基礎。多年來團結的原則始終指引著他們在探索中前進，“現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已將群眾的政治覺悟提到空前的高度”。祝詞最後說：“越過千里關山，我們緊握你們的手。”
民族之矛司令喬·莫迪塞(他是1956年叛國罪審判案的被告之一)分別從非洲人國民大會設在盧薩卡和亞的斯亞貝巴的“自由”廣播電台中，號召南非人民自製槍支和汽油彈，並用從壓迫者那裡繳獲的武器來武裝自己。奧利弗·坦博說，非洲人國民大會決心“與國家恐怖主義進行無情的戰鬥”，當南非的黑人城鎮被濃濃烈火燒毀之際，決不能、也不應該容許南非的白人區獲得和平與平靜。這並不意味著非洲人國民大會將白人看作敵人，“我們不是進行種族戰爭，我們不會在任何地方隨便襲擊白人，現在我們所做的是將人民戰爭推向整個國家。”
南非的商人團體對經濟與政治危機作出反應，他們加緊要求政府和黑人領導人進行談判，即使有些領導人仍在被關押中。南非商業協會很明顯指曼德拉和西蘇魯。而當博塔總統對他們提出的上述要求置之不理時，兩個很有影響的商會領導人率團去贊比亞同奧利弗·坦博、塔博·姆貝基(戈文·姆貝基之子)舉行會談。不久，作為議會反對黨的進步聯邦黨又派出代表團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國外代表及總書記艾爾弗雷德·恩佐會談，會後發表了聯合聲明，表示雙方都認為“迫切需要廢除種族離開建立一個不分種族的民主的南非”。對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張加強武裝鬥爭這一點，進步聯邦黨有異議，然而雙方都認為必須先釋放納爾遜·曼德拉。
下一個準備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會談的代表團來自阿非里卡人團體的心臟——斯泰倫博斯大學。這個學校有8名學生準備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青年聯盟舉行會談，但政府沒收了他們的護照。於是，來自荷蘭改革教會的職員決定訪問盧薩卡，他們覺得南非政府已變成“政治殭屍”，因而希望會晤非洲人國民大會。但是，又是因政府阻止，未能成行。
奧利弗·坦博也受到華盛頓和紐約一些重要團體的熱情接待。坦博說，過去美國對非洲人國民大會一向是斥之為“恐怖主義或共產黨組織”，但現在他發現裡根政府的官員已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參與，就不能找到南非局勢的解決辦法。 10月間，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的講話突出了美國這一態度。舒爾茨宣布：“現在，(在南非)唯一取代激進的、暴力結局的辦法是在尚為時不晚之前進行政治上的和解。”他要求釋放曼德拉並與非洲人國民大會舉行談判。裡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麥克法蘭對博塔拒絕釋放曼德拉的態度正式表示沮喪，認為黑人和其他種族集團應該進行“真正的對話”。
撒切爾夫人和她的外交大臣杰弗裡·豪先生能否頂得住要求他們和坦博及非洲人國民大會會談的日益增長的壓力呢？特里弗·赫德爾斯頓主教曾熱情地為執行一個更開明的政策進行遊說。但是，當撒切爾政府號召釋放納爾遜·曼德拉時，又表示將不與曼德拉所領導的組織打交道。對此，英國《秦晤士報》外交記者尼古拉斯·阿什福特評論說，這樣的政策會損害英國在南非長遠的利益。民意測驗——這是唯一能知曉南非黑人見解的手段，因為黑人沒有選舉權——表明曼德拉享有眾多的支持。阿什福特指出：“英國的殖民史上到處都是必須與拿起武器反對自己的人們進行談判的實例，”他提到肯雅塔和馬卡里奧斯等反對英國殖民統治者，“或者更早一些，有南非自己的史末資將軍，他的雕像正盯著議會廣場哩。”③
人們問及奧利弗·坦博對此有什麼看法，坦博說，英國政府了解自1912年以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全部歷史，“如果他們仍然覺得我們不是一個有價值的組織的話，我只能認為這是他們要和種族隔離政權站在一起的藉口。”
10月份，在拿騷召開的49國參加的英聯邦會議上，撒切爾夫人頑固拒絕對南非實行經濟制裁的做法威脅著英聯邦本身的存在。但是，尼赫魯的外孫拉吉夫·甘地、卡翁達博士、羅伯特·穆加貝以及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的總理們，在英聯邦秘書長索尼·拉姆法爾爵士的幫助下，最後達成了統一的、雖然是有限的協議。協議呼籲南非政府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取消緊急狀態，無條件釋放曼德拉及其他因反對種族隔離而被關押的人，取消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其他政黨的禁令並給人民以政治自由。如果這樣，暴力就會因此中止，探索建立非種族且有代表性政府的對話過程就會開始。若因壓力不夠，在6個月內上述目標如不能達到，就將採取更加嚴厲的經濟限制措施。
撒切爾夫人仍然重申她認為製裁將傷害黑人的觀點。溫妮·曼德拉對此憤怒地批評說：“瑪格麗特·撒切爾居然膽敢告訴我們這些被壓迫的南非人民，我們要求制裁是錯誤的！這位女總理對南非的母親們在大街上到處收撿孩子們屍體的慘象竟然視而不見，真使我毛骨悚然。”
在10月的一個早晨，溫妮和波琳·莫洛伊西來到比勒陀利亞監獄的牆外。南非政府不顧全世界的呼籲，剛剛將莫洛伊西太太的兒子本傑明處以絞刑。本傑明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名28歲的成員，也是一個詩人，他與一個警察的被殺案有牽連。據那些長時間通過法律程序想拯救他生命的人所提供的證明，本傑明並沒有真正參與謀殺。在執行絞刑的前夕，他的母親和朋友們在索韋託的家為他守夜，警察竟往屋里扔催淚瓦斯驅散他們禱告儀式。翌日黎明時分，當她來到監獄，希望同兒子訣別，這一請求也被拒絕。莫洛伊西太太說：“這個政府是殘忍的、真真正正地慘無人道。”
在約翰內斯堡，當人們為本傑明·莫洛伊西舉行悼念儀式之後，就被大批警察包圍，他們被激怒了，於是就在“白人”城市街道上鬧起事來；在遠離約翰內斯堡的開普敦，數千名學生髮誓要為本傑明復仇；在盧薩卡，非洲人國民大會威脅說“要在我們土地上的每一角落”進行報復。
在本傑明被殺前幾週，溫妮·曼德拉在布蘭德福特的房子也受到襲擊。當布蘭德福特的高中學生罷課時，溫妮恰好在約翰內斯堡治病。學生們沿著街道前進，警察用警棍打他們並將他們趕到溫妮的房子裡，然後向他們發射橡皮子彈投擲催淚彈。此時，溫妮的妹妹諾尼亞尼索·庫馬洛正在臥室裡給她的孩子洗澡，她同這些學生們一起被捕並被拘留。但津姬20個月的兒子卻不見了，這個孩子後來在鄰居的車裡找到。溫妮和家庭律師伊斯梅爾·阿約布以及澤妮及時趕到，將這個孩子連同她家裡的其他孩子一起送到約翰內斯堡溫妮逗留的地方。諾尼亞尼索在布蘭德福特被關押一個月。
下一周，溫妮的房子和衛生所被汽油彈擊中，化為一片灰燼。當時，溫妮、津姬和阿約布跑開了，回來後，只見到處是打碎的藥瓶和設備的殘渣，曼德拉的獎狀和獎品被毀了，還有好多個人用品也被損壞了，連家裡可愛的小貓也沒有倖免。長期來，溫妮想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個中心，包括諸如編織、製陶，甚至提供法律援助等。對溫妮來說，這個衛生所是實現計劃的第一步。在描述她的計劃時，她說：“好在目前還沒有禁止人們空想的法律。”
溫妮一邊估計破壞的程度，一邊思索這到底是誰幹的？她說：“我看我不知道是誰，這是政府通過他們的保安警察幹的。”溫妮不顧南非政府對她流放和禁令，毅然回到索韋托奧蘭多的家。她說：“當政府給我重建起牢房並讓它能夠居住之後”，她將回到布蘭德福特。
譴責上述襲擊並表示同情的消息從國外傳來，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談到此事時說：“面對磨難，她表現得如此勇敢。”華盛頓14名參議員也給溫妮贈禮，為的是幫助她重新購買屋里和藥房裡的東西。
自從1980年起，“釋放曼德拉”的運動一直在開展。早期，《世界報》的編輯珀西·科布扎主張：正像沃斯特總理明智地勸說羅得西亞和黑人領導人進行談判那樣，他應該釋放諸如納爾遜·曼德拉這樣的人並同他們和談。
世界各地數以千計的市長、政黨領導人、工會活動分子以及宗教領導人都成為這個運動的支持者。在南非，曾經與非洲人國民大會談判過的商人和白人團體領導人也強烈要求無條件釋放曼德拉。
1962年，在曼德拉被捕後，南非政府曾禁止要求釋放他的集會和遊行；1985年6月，為慶祝曼德拉67歲壽辰人們準備在約翰內斯堡舉行集會，會上將有流行歌星和詩人演出，這個集會被禁止。現在，人們又計劃舉行一次向波爾斯摩爾監獄的進軍，為的是遞交一封給曼德拉的信。這個主意是阿蘭·博薩克想出來的，於是他和聯合民主陣線的30多個領導人一起被拘留。而在長達一周的暴力衝突中，有28人被殺，200人受傷。抗議的浪潮第一次從有色人居住的城鎮蔓延到白人郊區，警察逮捕了235人。在開普，數十萬學生參加了全國范圍的罷課。 8月5日星期天，4000名進軍者向著波爾斯摩爾進發，他們從一個地方被趕到另一個地方，這支隊伍最後被警棍和催淚瓦斯驅散。包括各種族的24名學者、牧師和律師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被捕前來到監獄門前，他們準備交給曼德拉的那封啟示性的文稿，後來由多蘿西·博薩克在開普敦的記者招待會上宣讀。
文稿說：“多年來，以嚴格的意識形態控制和名目繁多的立法條文為其表徵的種族隔離政權，在政治上正走向崩潰，但它的統治者卻無視這一事實，同時他們也缺乏變革的勇氣。”政府不能解決“我們國家的衝突和暴亂”，也不能摧毀“我們人民的精神和決心”。該文對曼德拉說：“你是人民真正的領導人，在你獲得自由之前，我們將不會停止鬥爭。你同所有的政治犯的釋放問題迫在眉睫，你們為人民所作的犧牲得到了人民充分的肯定。我們將為一個由人民治理的自由南非鬥爭到底。”
美國眾院議員斯蒂芬·索拉茲訪問南非並與博塔會晤後感到“極為悲觀”。他說，博塔總統把繼續監禁曼德拉和監禁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等量齊觀。溫妮說，曼德拉被這樣的比較激怒了，他認為博塔四肢發達但智力低下。
博塔總統和他的軍警們日復一日地為所欲為，既增加了國際社會的憤怒，也加劇了南非國民的反抗。連開普敦的不少有色人也加入到起義的行列。南非政府一再將這些全國范圍的動亂歸咎於非洲人國民大會。 10月份，阿非里卡語報紙《報導》報援引某“權威”的話說，如果新聞界不那麼容易上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當，動亂早就終止了。此時，警察在開普敦殺死了3個穆斯林青年，保守的馬來人團體也來參加規模巨大的葬禮，基督教徒也參加了葬禮。在葬禮上，人們第一次高呼“權力！”這強烈的呼聲同伊斯蘭教徒對真主的讚頌夾雜在一起。
溫妮繼續代表她的丈夫發表意見。 8月21日，在約翰內斯堡她律師的辦公室裡擠滿了人，她不顧政府對她的禁令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並發表談話，宣稱博塔是“傲慢而感覺遲鈍的人”。看來這番話會招來“災難性後果”。實際上聯合民主陣線所有的領導人或以謀反罪受審、或被拘留。溫妮對此評論說：“如果政府堅持奉行這樣的政策：只要有誰要求召開國民大會，就把他們的領導人關押起來，那麼南非人民唯一能與執政的阿非里卡人討論的只能是要求他們交權。”
溫妮的話被看成是曼德拉發表的政治信息，南非司法部長警告說，政府要對“探視的做法和範圍”重新考慮。他說：“根據我們法律確定的政策，犯人們不能發表任何聲明……作為犯人的曼德拉也不能例外。”
對曼德拉的訪問者當中包括基督教衛理公會部長達德利·穆爾牧師，他曾在波爾斯摩爾的犯人中間工作。他在《每週郵報》上發表了一封信，談及這段不可比擬的經歷。他說，因為“我認為南非人民應該認識這個人，我所寫的不是道聽途說的東西而是根據我自己親自對納爾遜·曼德拉的了解。”他定期為曼德拉主持聖餐禮。他說：“前天，我為他舉行聖餐禮。在儀式上，他花了些時間沉思，思索當年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被發現，得知自己即將被捕和被殺的緊張心情。”
1961年6月26號“自由日”，曼德拉從他的藏身之所向人民發出信息：“只有通過艱難、犧牲和戰鬥的行動才能贏得自由，鬥爭是我的生命，我將繼續為自由而戰鬥到最後一息。”
1985年間，他的健康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 9月份，體檢發現他的前列腺增大，當局允許他的妻子和女兒探視他。這是自從1962年他被監禁以來全家人的首次團聚。準備去開普敦大學攻讀法律的津姬成為這個家庭的政治代表；而澤妮和她的丈夫圖姆布穆齊則是“外交家”，他們代表父母親出國接受榮譽證書和獎品。
兩個月後，這家人再次團聚，但這次不是在監獄里而是在沃爾克斯醫院。在那裡，曼德拉做了前列腺切除手術。溫妮再次冒犯警方讓她回到布蘭德福特的命令，逗留在醫院附近的旅館裡。她獲准探視被嚴密監視並正在康復中的丈夫，每天45分鐘。一個為曼德拉體檢過的專家說，曼德拉的體格像一個50歲的人一般；另一個專家說，他還能健康地生活20年。
溫妮曾經說過：“當曼德拉獲釋時，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全國各地去看望他的人民，並且，他將仰望群山呼吸新鮮空氣。”
在索韋托，一條醒目的標語寫在牆上：
“曼德拉仍然同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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