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九章破壞戰略
被取締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經討論後，交給納爾遜·曼德拉領導的一個小組去完成組建的任務。
作出訴諸於暴力的決定是很困難的，有人對它的效力或時機持保留態度。曼德拉本人堅決主張有必要改變政策，他自己20年來曾嚴守非暴力的原則，但是這種鬥爭並未奏效。很明顯，既然非暴力抗議遭到屠殺和鎮壓，那麼採用暴力手段將會受到更大的摧毀性的壓力。
作為群眾性政治組織非國大，奉行明確的非暴力政策，它不搞暴力行動。但現在它已不再排斥這種行動，只要暴力能得到“適當的控制”。西蘇魯將留在非國大內，曼德拉則領導“民族之矛”。經嚴格挑選的少數人(非國大成員和共產黨員)開始組織起來。
從冬季到春季一直都在製定計劃。曼德拉十分想念溫妮和他的女兒們。令同志們驚奇的是，他會從不同的隱匿處溜出來去見她的妻子。溫妮在約翰內斯堡兒童福利會工作，經常探訪郊區城鎮的孩子，並出席少年法庭。曼德拉的喬裝打扮雖不很地道卻已達到了可以亂真的程度，他曾裝扮過擦窗戶的清潔工、聽差和司機。一次溫妮的汽車有了毛病，她在辦公室接到口信，讓她把車開到指定的地方，在那裡一位穿一身藍工作服的高個男子上了她的車，請她從駕駛座位上讓開，他駕車將溫妮帶到一個停車場，在那兒給她買了輛新車，然後又開車把她送回市中心。他把車停在站牌邊，說聲再見，走下車消失在擁擠的人群中。起初溫妮居然沒有認出他來。
當曼德拉在白人中產階級居住區的一間公寓裡小住時，房間的主人沃爾菲·科迪什發現曼德拉潛心研究關於戰爭的書：有毛澤東、格瓦拉、科德爾·哈特的著作，還有里茨的《突擊隊》，讀得最多的是克勞塞維茨，他在讀經典著作時精力特別集中，許多章節下面都畫著槓。問題出現了：如何向房主僱的打掃房間的祖魯人解釋，一個黑人作為這套公寓的客人一直住在這裡，白天從不出門？他們商定讓科迪什告訴打掃房間的人，“大衛”是一位準備出國的學生，在一切安排妥當之前在公寓裡準備功課。科迪什離家上班，中午回家吃飯時，發現曼德拉正與那個祖魯人在一起談笑風生。這已不是他第一次發現曼德拉很容易和傭人相處了，因為在另一家，廚師也非常喜歡為這位“大衛”跑腿。科迪什早上5點醒來，發現這位神秘的客人身穿田徑服正在房間裡原地跑步。當曼德拉不能到外面慢跑時，他每天早晨在室內鍛煉2小時。
10月份之後，曼德拉過上了一點家庭生活。一個名為利里斯利夫的小農場出租給了“民族之矛”。這個農場位於約翰內斯堡郊區的利沃尼亞，在附設的住房中有一套房間很適合這位被剝奪公民權的人居住，在此之前他只能化裝後才敢外出。溫妮帶著澤妮和津姬換乘幾次車到那裡，溫妮數月來第一次親手為納爾遜做飯，曼德拉同孩子們一起在花園裡散步。澤妮離去時帶著這樣的夢想：父親住的這所凌亂的房子是他們的家。
在利里斯利夫農場，“民族之矛”的謀士和他們的非國大的顧問能高效率地工作。與過去政策不同的一個主要變化是民族之矛計劃接收所有種族的人，儘管它的主要幹部都是非洲人。在極端孤立的環境下，患難與共產生了深厚的同志感情。他們在製定計劃時激動不已。
可能採取的暴力形式有四種：破壞活動、游擊戰、恐怖活動和公開革命。他們決定採取破壞戰略，這是與他們的政治背景相一致的符合邏輯的選擇。曼德拉後來強調說，“進行破壞不會喪失生命”，“破壞戰略給未來的種族關係帶來了希望”。痛苦將保持在最低限度，如果這項政策奏效，民主政府將變成現實。
之所以作出限制暴力的決定，還由於白人與黑人走向內戰的警鐘已經敲響。如果消除布爾人與英國人戰爭的傷痕需要半個多世紀的話，那麼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消除種族之間內戰的傷痕呢？
由於在很大程度上南非依靠外國資本和貿易，他們希望“有計劃地破壞發電廠、干擾鐵路和電話通訊”將“嚇跑外資”，並“使工業區的貨物更難於按時抵達海港”。從長遠考慮，國家經濟生活所承受的沉重負擔一定會迫使選民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
曼德拉在總結中說“民族之矛要進行破壞，但它從一開始就嚴格指示其成員不得以任何理由傷人或殺人”。他領導全國最高指揮部，該部製定戰術和目標，並負責訓練和財務。另外，還建立了領導地區破壞小組的地區指揮部。
他們面臨著極大的困難。面對龐大而實力雄厚的警察力量，他們必須使整個組織齊心協力，建立起大體與民族之矛計劃設想一致的行動小組。每個人應該知道多少情況？如何才能確保機密？以往非洲人一直開展公開鬥爭，有些人往往把保守機密視為膽小。對非洲人來說，往來於各地總是很困難，電話又被竊聽，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相距數百英里的各個中心之間進行聯繫呢？即使他們化了裝，也有根據通行證法被任意拘留的危險。
經過半個世紀的公開鬥爭、搜捕和關押，警察已經給多數政治活躍分子(即使不是全體)建起令人生畏的檔案。黑人警察幾乎與白人警察一樣多，全國到處都有告密的人。一個告密者可得130英鎊賞金，“先報者重賞”，那也就不足為怪了。
至於對實際目標的破壞，重要設施都把守得很嚴。再者個人還要冒極大的風險，並且有被判處死刑的可能。
伊麗莎白港長期以來一直是最富於戰鬥性的地區。在新布賴頓很快建立了21個行動小組，在誇扎克里鎮建立了33個。那裡的保安警察仍對蔑視運動期間黑人的反抗感到惱火，他們不僅將採取各種行動打擊破壞者，而且也不會放過任何小規模的政治活動。
與此同時，曼德拉的地下活動起到了鼓舞人民的作用，密布的警察網還沒有抓住他。但是他繼續冒險簡直是蠻幹。 11月份，他巡視納塔爾和開普敦時險些出事：他穿戴著司機的外套和帽子，在約翰內斯堡街頭等車，預定接他的車沒能按時趕到，突然他看到一位黑人保安警察向他走過來，當那位警察盯著他的眼睛認出他來，他想這下全完了；然而警察並沒有停下來，從他身邊走過，邊走邊使眼色，以非國大的方式拇指向上向他致敬。
1961年12月標誌著一段歷史的結束與新時期的開始：當艾伯特·盧圖利酋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非國大非暴力的漫長歷史得到了承認。盧圖利堅持說，“功勞並不是我的，它屬於非洲人國民大會。我繼承的政策有50年曆史，我很樂意執行。”相隔不到一個星期，12月16日“英雄節”，按慣例非國大召開年會，這天“民族之矛”發動攻擊。破壞者們在約翰內斯堡、伊麗莎白港和德班對象徵性目標進行爆炸和破壞。有一位破壞者被炸死。
傳單宣布：“民族之矛”將以新的方式繼續進行鬥爭。宣言繼續寫道：
1962年1月初，曼德拉偷偷逃出南非。他在一位認識多年的朋友家裡與溫妮度過了最後一個夜晚。這座房子位於約翰內斯堡北郊的邊緣，很安全。他逃到埃塞俄比亞，在那裡，海爾·塞拉西皇帝作為東道主主持泛非自由大會。曼德拉在令人激動的旅程中產生第一個感受是，一生中他第一次成為自由人。在亞的斯亞貝巴他見到了奧利弗·坦博，坦博安排他在大會講話。他受到了來自東部、中部和南部非洲代表的熱烈歡迎。在向對南非實行製裁，對難民和自由戰士提供避難的國家致謝後，他講到今後的鬥爭將是長期、複雜、艱苦的，需要民族最大限度的團結。他說：“赤裸裸的武力和暴力是南非政府公開使用的武器，用以鎮壓非洲人民的鬥爭，以壓制他們的意願。”他介紹了鎮壓政策、對政治領導人的迫害、叛國罪審判和沙佩維爾大規模拘捕、特蘭斯特緊急狀態法等情況。他還講到50年代農村地區廣泛的騷動和抗議及1961年“待在家中”的罷工運動。所有這一切都被警察和軍隊以殘暴的武力摧垮了。然而人民阻擋不住。非國大被取締的禁令發出後，它立即發表聲明，宣布蔑視政府的禁令，並將繼續開展地下活動。
他說時常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前南非爭取自由的鬥爭究竟有多大力量？”
的確，國際上對南非政策的譴責相當強烈，對南非政府實行有效制裁的動議也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在加納、尼日利亞和坦桑尼亞的積極倡議和通力協作下，南非被驅逐出英聯邦。 “國際上不斷增長的對南非的壓力極大削弱了南非的國際地位，並且也極大地促進了南非國內為爭取自由而進行的鬥爭。”
他讚揚了與葡萄牙人鎮壓進行鬥爭的勇敢的莫桑比克人和安哥拉人，並接著說：
事先並未宣布最高指揮部關於即將採取的戰略和戰術的命令，但是他補充說：“領導如果猶豫不決，不去磨快已不再鋒利的政治武器的話，那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在這以前的10個月裡，他的足跡遍及南非各地，“他在農村同農民、在城市同工人談話，同學生和專業人員談話，”他已十分清楚地感到，形勢已變得極具爆炸性。
他解釋說，他已宣佈在轉入地下活動後將不會離開南非。 “我說話算數，並認為這樣做很榮幸。但當我的組織接受邀請參加這次大會時，決定讓我設法出來，向諸位非洲領導人——我們大陸有影響的人介紹南非形勢的最新進展。”
在結束語中他強調指出，團結“猶如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重要，要不惜代價地維護它”。他相信，在以後的決定性鬥爭中，南非解放運動將得到非洲領導人和全世界所有熱愛自由的人們的全力支持。
曼德拉多數時間由奧利費·坦博陪同到北非和西非一些國家去安排招募來的武裝人員的軍事培訓，以及為未來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爭取獎學金，將來需要他們管理非種族主義的國家，控制軍隊和警察。
他後來說道，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的自由就是擺脫掉了“白人壓迫，愚蠢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警察的騷擾，羞辱和無禮”。他補充說，“在所到之處，我都被當作人來看待。”他和坦博乘飛機到倫敦，在那裡見到了工黨及自由黨領袖休·蓋茨克爾和喬·格雷蒙德。他強調南非鬥爭的目標很多，他選擇了武裝鬥爭，但尊重盧圖利致力於非暴力。每一個反對種族隔離的人都必須在他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內進行鬥爭。 1962年6月17日是星期日，他休息了一天，遊覽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然後他回到非洲。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陸軍總司令布邁丁上校(後為總統)邀請他視察部隊。正如曼德拉講的，我看到“阿爾及利亞青年的精英，他們曾與法國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以他們的勇敢換來了他們國家的自由和幸福”。在阿爾及利亞，他選修了爆破、使用武器和迫擊砲等課程，並在陸軍最高指揮部聽講座。他想在一旦需要時，能夠而且已經準備好與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戰鬥。
回到東非，他會見了未來的坦桑尼亞總統朱利葉·尼雷爾，未來的讚比亞總統肯尼思·卡翁達和肯尼亞反對派領袖奧金加·奧廷加。所到之處他都受到盛情款待，並得到了給予支持的保證，儘管他也碰到了對非國大與白人和印度人結盟的敵視，他感到敵視是因為不了解南非的特殊情況和由於沒有看到非洲人的領導作用而產生的。
他看到，黑人和白人在旅館、電影院和住宅區都和睦相處，他們乘坐同一輛公共汽車，而這些在南非是不可想像的。
回國的時候到了。在動身前，他見到了第一批招募的戰士。他們是從南非偷渡出來到埃塞俄比亞接受軍事訓練的。曼德拉越境時很危險但沒有出事，他又回到南非。一位印度人朋友把車停在漆黑的鄉村路旁，等著曼德拉，一夜驅車幾乎沒有說話，取道偏僻的公路，最後到達約翰內斯堡。曼德拉住在一位不明他身份的人家裡，對面是警察局，他的同志認為這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急於匯報，急於與溫妮在一起，他日夜兼程。不知通過什麼途徑他能夠從國外給溫妮寫信，現在兩人又可以在朋友家相會了，然而見面的時間太短暫。
在約翰內斯堡，他向“民族之矛”全國最高指揮部報告了出訪情況。有些同事認為培訓新兵條件尚未成熟，但是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大家同意可以按這個計劃執行，因為建立一支以受訓戰士為核心、足以開展游擊戰的隊伍需要花費多年的時間。他所經歷的一切仍然令他振奮，他去納塔爾，為德班地區指揮部做報告。劇場指揮塞西爾·威廉斯準備了一輛車，供他自由支配。他們乘車去的時候，曼德拉扮作司機，威廉斯坐車。
曼德拉會見“民族之矛”之後，與他的一位老朋友M·B·英瓦聯繫，此人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納塔爾省負責人之一。這位朋友見到一個自稱“大衛”的高個兒司機讓他帶路去見“酋長”時，簡直又驚又喜。盧圖利酋長德高望重，深受人們的愛戴。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的同志們為他堅持要見盧圖利很擔心，但在他固執地堅持的情況下也就讓步了。他說：“出去之前我答應過酋長去看他，因此我必須去。”車向北經甘蔗種植園去斯坦格村，一路上曼德拉講著他旅行的故事。英瓦很高興，第二天星期六，在一位朋友家裡盧圖利來到他們中間。
英瓦回憶說，盧圖利和曼德拉擁抱，就像領袖與司令員見面一樣，兩人對再次重逢分外高興。曼德拉坦率而詳細地介紹了他的旅程情況。他談到許多非洲領導人對非國大與白人和印度人結盟表示憂慮，實際上有些人是共產主義者。正如英瓦回憶那次談話一樣，盧圖利在堅持非國大立場上比曼德拉更堅定：人們必須理解這是經過一段時間最後形成的、經大會確定的非國大政策。
盧圖利還提了一個長期困擾他的問題：關於1961年12月“民族之矛”宣布終止其非暴力政策的問題。盧圖利了解曼德拉的作用，他對沒有與他和非國大“基層組織”商量提出批評，他認為他們的名譽受到了損害。曼德拉對此表示歉意，但他說他認為從戰術上講這一行動是正確的。此外，他們是想保護盧圖利和非國大，使他們免於捲入政策的急劇變化之中。
分手時，他們為未來互致熱情美好的祝愿。下午晚些時候，英瓦駕車將曼德拉送回德班，他一路上並非沒有緊張感，擔心他的乘客在行駛速度緩慢的城市裡被人認出來。安全抵達後曼德拉請英瓦幫個忙：帶他見一下溫妮在結核病所當護士的姐姐。
在這次簡短的會面後，英瓦把車開到德班的街上，曼德拉與他告別。
星期日，曼德拉和塞西爾·威廉斯出發到約翰內斯堡。車開到靠近霍威克瀑布的地方被3車警察截住。威廉斯後來說，警察似乎不知道他們到底在搜捕哪個人，好像只得知車上可能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這樣曼德拉就於1962年8月5日被捕。他轉入地下活動共17個月。
第二天早晨，溫妮·曼德拉離開兒童福利會辦公室，正走在去索韋托探訪的路上，突然她丈夫的一位同志出現在她面前，看上去衣著不整很緊張，她立即感到有不祥之兆。她問道，是不是曼德拉受傷了？
回答說沒有，但他可能在一、兩天內出庭。
曼德拉被關押在約翰內斯堡福特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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