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黑人領袖·曼德拉傳

第10章 第八章能繼續呼籲和平嗎?

南非政府確信,非洲人的抗議鬥爭已因非國大和伐非大會的被取締和緊急狀態下的大搜捕而被鎮壓下去。但是在叛國罪審判案對被告的限制結束之前,曼德拉、西蘇魯和獄中的其他領導人已在一起擬定了新的計劃。根據盧圖利的批准以及根據該案件被告將被宣判無罪的推測,曼德拉被推選出來在危難之際承擔領導責任。 他十分清楚其中的含義:其他組織者為了免遭警察迫害,身份一直保密。只有他在黨轉入地下後,必要時還得公開露面組織群眾活動。他必須犧牲家庭生活(本來就沒多少),還要放棄律師職業。正如他1962年對法庭所說的那樣:他不得不過一種長期被警察跟踪的生活,不能與親人團聚,隨時可能被拘留逮捕。他說這比坐牢還要難受。一個理智正常的人絕不會選擇這種生活。 “但是,這樣的時刻有時會到來,就像我的生活已遇到的那樣,一個人被剝奪了過正常生活的權利,他只能過著被放逐的生活,因為政府決定用法律把非法狀態強加給他。”他強調說,沒有妻子的激勵、支持和鼓舞,他根本不能像現在這樣行動。

當他對溫妮說完那些令人悲痛的話——“我要離開很長一段時間”後,便驅車前往彼得馬里茨堡。大部分來自祖魯蘭和龐多蘭地區、代表著政治、宗教、體育和文化組織的1400名代表聚集一堂,在1961年3月25日召開了“全非洲人大會”。 正如一位代表所說,曼德拉在被迫沉默10年後突然出現在人們面前,令人“十分振奮”。代表們不分晝夜地討論政府政策所導致的嚴峻政治形勢。有一位代表特別使曼德拉感動。他曾反對班圖地方政府,他發現當決定的時刻到來時,人民被其信賴的他方政府領導人拋棄了。他說,在這次大會上他感到精神振奮,信心十足:“我們最後一定會勝利。”曼德拉從他身上感覺到這是一個莊嚴的時刻。 大會要求“國民大會的代表由選舉產生,他們必須是成年人,不受性別、種族、膚色、信仰或其他條件的限制,”國民大會必須有“最高權力”,以便為南非“制定一部民主的、非種族主義的新憲法”。這個要求第一次提來是在8年前。 8年來,當局實行的壓制不斷增強。

大會選舉了以曼德拉為首的“全國行動委員會”,負責向政府轉達上述要求。如果政府不召集國民大會,全國就舉行示威活動——待在家裡3天,日期定在5月底,恰好在白人南非共和國宣布成立的日子。曼德拉離開大會向盧圖利匯報,然後又回到比勒陀利亞聽取最後判決。從唯一一部有關判決的電影上可以看到,他身穿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精神抖擻。離開法庭後,他轉入地下工作。對於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要偽裝喬扮是很不容易的。正當他在全國各地秘密活動時,當局發布了通緝令。他仍四處奔波,指導工作。當警察追踪太緊時,他就隱蔽消失一段時間。在一個警察進行恐嚇和收買已延續好幾代人的國家,告密者無所不在。曼德拉發現在非國大領導人因禁令而失去聯繫的農村和開普敦穆斯林群眾中,組織動員工作尚有很大潛力,他說,那真是令人難忘的經歷,“除非你真正同人民生活在一起,否則你無法體會。”他喜愛鄉村生活,但在被當局限制活動的年月裡,他幾乎忘記了這種生活。他到各個黑人城鎮活動。在索韋托,他在晚上會見下班回來的工人。他還到各大城市活動,會見工廠工人和一批批印度人。在伊麗莎白港,他住在謝爾大街詩人本尼斯·布魯特斯夫婦的寓所裡;當他在新布賴頓召集開完會議會,就回來教詩人的小兒子打拳。回到約翰內斯堡,他只在深夜回家探望家人。他處處小心謹慎,盡量不累及他人。有好幾次他逢凶化吉,死裡逃生。一次為了迅速逃離,他不得不在一所住宅的二層樓上繫繩子跑掉。

他不斷躲避警察,因而被報界稱為“黑人平珀諾”。 “平珀諾”是一部小說中的人物,他英勇無畏,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成功地躲避了警察追捕。曼德拉遇到過種種困難,其中一件就是他在約翰內斯堡化裝成司機所駕駛的唯一一輛汽車經常拋錨。 曼德拉與沃爾特·西蘇魯在工作中密切合作。西蘇魯博學多才,精明能幹,平易近人,且擅長決策和組織。多年來曼德拉從他身上以及從他的經歷中學到很多東西。曼德拉學會瞭如何與持有不同觀點的人打交道,他在會見白人報紙編輯和不贊成“待在家裡”運動的自由黨領導人時,強調共同點並說服大家聯合起來。他秘密會見他們,向他們解釋自己的主張,聽取他們的意見,再闡釋自己的看法。如果碰到對方的批評,他從不記恨在心;他總是富有幽默感。

一家荷蘭裔白人報紙載文警告說,南非的“敵人”正在使南非陷入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曼德拉還把傳單寄給黑人學生,介紹彼得馬里茨堡大會發出的“振奮人心的行動號召”,指出班圖教育的“奴役”性質。他說,最近的入學考試成績鮮明的證明了這一政策的惡果,如果不把國民黨人趕下台,更悲慘的後果將接踵而來。後來學生們響應號召,在示威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他知道他的人民沒有興趣辯論南非究竟應當與君主制的英國繼續結合還是建立布爾人自己的共和國。但是,這是採取行動的適當時機,能把國際社會的注意力吸引到黑人的要求上來。他說:“我們贊成建立一個根除種族歧視、使全體南非人民享有公民權的民主共和國”,不贊成那種已使南非在全世界無地自容和聲名狼藉的白人至上製度。

召開國民大會的呼籲在不同種族的自由派、宗教界和學術界中得到贊成。 不管付出多大代價,必須避免發生再次沙佩維爾事件。 4月24日,曼德拉代表全國行動委員會致函南非總理,聲稱白人共和國一旦建立,這個“因其令人憎恨的政策而臭名昭著”的政府,“將對非洲人的權利和生活現狀繼續發動更加野蠻的進攻”,對此他深表擔憂。認為只有召開“擁有最高權力的國民大會”,才能避免出現危險局面。 他介紹了準備進行的示威活動。接著他說:“我們對你的政府可能採取的措施不抱任何幻想”,“最近一年來,我們經歷了嚴酷的獨裁統治”。然而,“我們卻沒有被武力和暴力的威脅所嚇倒”。 鑑於過去和政府發生的對抗,他對非洲人的條件能否得到滿足不抱希望。南非總理並沒有答复,只在議會承認他收到了曼德拉的信,並稱這封信帶有“威脅”口吻,態度“狂妄”。

5月上旬,曼德拉致函議會主要反對黨——統一黨的領導人,指出支持召開國民大會的運動正在蓬勃興起。他直率地說:“必須作出抉擇,或者通過談判消除分歧,訴諸武力解決問題”。他呼籲說:“現在還不算太晚,”“你們發出召開國民大會的呼籲很可能成為我國歷史的轉折點,它將把絕大多數人團結起來……它將孤立國民黨政府,並將顯露出它是一個少數人的政府。” 統一黨以白人中產階級為基礎,在礦業、商業和工業中勢力較大,但這個黨行將就木,它的領導人沒有答复。 示威活動採取了從5月29日起3天待在家裡的形式。 5月下旬,警方開始大規模搜捕,這一次仍然沒有抓到曼德拉。警方不僅逮捕了領導人和組織者,還以違反通行證法為由拘留了數千名群眾。正如曼德拉指出的,他們都是無辜的群眾。全國各地集會被禁止,印刷所遭到搜查,罷工傳單被沒收。

維沃爾德總理髮出嚴厲警告,斥責“煽動者”、“普通群眾”中的“知識分子”、“假知識分子”和“某些報紙”鼓吹召開國民大會的行為是在“玩火”。誰支持召開國民大會,誰就要為進行共產主義活動負責。 甚至連自由派的英文報紙也不再客觀報導,而警告人們不要響應曼德拉的號召。他們也拒絕刊登曼德拉的聲明,而在這篇聲明中,曼德拉抗議警方逮捕數千人,並對警方捕人的“文明”方式表示“敬意”。他說,警察在示威活動之前抓人是想先發製人。他本人通過了警察設置的路障,但他的人民卻被逮捕。難道全國沒有必要知道他對如此重大事件的態度嗎? 儘管曼德拉斷然否認有這樣一個計劃,《蘭德每日郵報》還是刊登了一個純係內奸捏造的所謂煽動非歐洲人侵占城市的“秘密計劃”。

曼德拉走訪工業區,散發緊急傳單,再次呼籲“待在家裡”:
隨著外國記者紛紛擁入約翰內斯堡,報紙刊登了題為“新聞記者抵達約市報導最新動亂”的頭版文章,預示著又一個沙佩維爾事件即將發生。倫敦《觀察家報》記者對當時背景作瞭如下報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徵兵動員中,各大城鎮組織了幾十個公民自衛隊和突擊隊。在戰略要地設立了營地;載有裝備給養的重型車隊沿著緩緩行駛,直升飛機在非洲人居住區上空來回盤旋,用探照燈對房屋、庭院、土地和無燈區進行搜索。數百名白人宣誓擔任臨時警察。幾百名白人婦女在周末練習打靶。槍支商店的左輪手槍和彈藥已被搶購一空。各地取消了警察休假。發電站和其他基本服務設施配備了武裝警衛人員。薩拉森裝甲車和運兵車在各個黑人城鎮巡邏。警車也四處巡查,電台廣播著,參加罷工的非洲人將被解僱和勒令遷出城鎮。

1961年5月29日,星期一,成千上萬的非洲人不顧失去工作和住房的威脅,響應了曼德拉的號召。在德班,印度人工人加入了罷工;在開普敦,有色人工人也首次加入這一活動。這同警方的宣傳大相徑庭。被警方控制的南非廣播公司大清早就宣布說,各地的工人沒有聽從“待在家裡”的號召。當天晚些時候,該公司廣播說一切都“正常”,第二天廣播又說一切“恢復了正常”。在伊麗莎白港,第二天有75%的人參加罷工,在另外幾個地區,各大、中學校學生舉行了示威(警方最後承認在約翰內斯堡參加罷工的佔60%)。 曼德拉讚揚了這一“偉大的響應”,稱讚這是組織者和積極分子們兢兢業業、忘我工作和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的結果。他們“不顧當局最嚴厲的恐嚇,不怕警察特別分隊的追踪,堅持在警察經常巡邏和特務與告密者時常活動的地區開會和活動”。他說,吸引各國新聞媒介關注的不是南非白人共和國的慶典,而是廣大群眾拒絕白人共和國的“振奮人心的運動”。

但是無可置疑,全國范圍的反響卻令人失望。第二天,曼德拉宣布取消罷工。那天早上,倫敦記者在約翰內斯堡市郊白人居住區一幢陳設簡陋的住所裡採訪了他。曼德拉身穿條紋運動衫,看上去一點也不像一個密謀者,在歡迎記者時,他還發出爽朗的笑聲。一位記者問他,是否承認罷工已經失敗? 他回答說:“按照政府採取的鎮壓步驟來看,罷工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介紹了工人在罷工中蔑視警察、軍隊和雇主的勇敢行為。政府一心想殺人。人民已經絕望,絕望的人最後會採取報復行動。 他嚴肅地補充說:“如果政府的反應是用赤裸裸的武力來鎮壓我們的非暴力鬥爭,我們會重新考慮我們的策略。在我的頭腦裡,非暴力政策一章正在結束。”那天晚些時候,他在接受倫敦一個電視攝製小組的採訪(後錄製成唯一保存下來的關於曼德拉的新聞片)時,也發出了同樣嚴肅的聲明。 他和同志們一起分析這次罷工的得失。他們認識到,失敗的原因之一是領導人缺乏地下鬥爭的經驗。非國大被取締僅僅14個月,它仍然在整頓組織,對習慣於公開活動的干部們進行訓練。你既要從事秘密活動,又聲明你實際上是在秘密活動——那將導致被捕,怎麼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考慮過人們對非國大時常提出的一個批評:這次罷工沒有涉及到麵包黃油。他不同意這個看法。要求召開國民大會畢竟是指“一人一票,這是關係到我們前途的關鍵”。然後他又回到非暴力問題上:“全國上下不斷提出的問題仍然是:當我們面對的政府採取野蠻行徑給非洲人帶來無數痛苦和災難時,繼續呼籲和平與非暴力,在政治上是否正確?” 他在心裡回答了這個問題。在1961年6月26日“自由節”這一天,他發表了一項聲明,提出了新的鬥爭方式。當時,他能具體說明的只有“不合作”。非洲人民將要求國外的千百萬朋友利用外交、經濟及其他種種方式抵制與南非的來往,並進一步孤立南非政府。他自己將繼續從事地下鬥爭。 他向他的人民保證:“我將與你們肩並肩地和政府進行鬥爭,”“直到取得勝利。你們準備做什麼?是加入到我們的行列,還是與政府合作,幫助它來壓制你們同胞的要求和願望?……或是在關係到我的同胞、我們的人民生死存亡的問題上保持沉默和中立?就我自己來說,我已作出抉擇。我不離開南非,也絕不投降。” 南非歷史上的新紀元將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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