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七章決不首先使用暴力
1960年的“非洲年”以及非洲許多國家的贏得獨立，有力地推進了南非的鬥爭。人們感到危機四伏。在納塔爾，2000名群眾被捕，黑人警察被殺，非洲人國民大會召開大型集會要求“採取行動”。在特蘭斯凱、龐多蘭起義蓬勃發展，政府為此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在西南非洲，溫得和克群眾抗議政府強迫當地居民遷出首都，遭到警察槍擊，死亡11人，受傷44人。在開普敦，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在2月3日發表的“改革之風”正吹遍非洲的講話，使得南非政府及其支持者大為震驚。
盧圖利酋長呼籲抵制南非商品；非國大不同尋常地聯合其他13個不同種族的組織，籌備發起反通行證法運動——南非每年有近50萬非洲人因該法而被宣判有罪。
反通行證法運動約定於3月31日舉行。在此前10天，羅伯特·索布克韋領導的泛非主義者大會發起了反通行證法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在德蘭士瓦南部韋雷尼京郊區的黑人城鎮沙佩維爾，泛非大會誌願人員故意不帶通行證，在警察局門前進行示威。許多旁觀者也加入他們的行列。記者稱示威群眾態度“和善”，但警察說“咄咄逼人”。 75名警察向人群開了700多槍，打死69名非洲人，打傷至少180人，其中有婦女兒童，大多數後背中槍。
在叛國罪審判案中，起訴人就曼德拉1952年發出的如下警告大作文章：“自由力量與反動力量清算的日子已為期不遠了。”
在沙佩維爾大屠殺發生後的幾個小時，南部開普敦郊區蘭加大約有1萬名示威群眾在“單身漢”區聚集，那裡是幾千名男工的臨時居所。當時，只有少數人聽見警察要求在3分鐘之內離開現場的命令。隨後，舊戲重演：警察用警棍驅趕人群，群眾向警察投擲石頭，警方下令開槍。 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傷。群眾怒不可遏。
上述事件的發生，使沙佩維爾、蘭加等地名迅速傳遍世界。人們對種族隔離制度的積恨以及南非政府先鎮壓非國大長期的非暴力活動，後又鎮壓泛非主義者大會剛剛舉行的示威活動，在各地激起巨大反響。隨著騷亂席捲全國，政府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
在約翰內斯堡，西蘇魯、曼德拉、杜馬·諾克韋(非國大總書記)和喬·斯洛沃整夜開會，研究非國大對政治危機的對策。 3月26日，諾克韋向在比勒陀利亞等候作證的盧圖利酋長傳達了他們的緊急建議。盧圖利同意這一建議，在當晚當眾燒毀了通行證，並號召其他人採取同樣行動。非常巧合的是，這時政府暫停實施通行證法。隨後盧圖利又發出第二個呼籲，號召舉行全國哀悼活動。這一活動後來在約翰內斯堡、伊麗莎白港和德班取得成功。由於罷工、群眾性葬禮、示威遊行和騷亂此起彼伏，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警察在蘭加的野蠻行徑，激起3萬非洲人舉行反對開普敦警察的大規模抗議遊行。但是，悄悄進入泛非主義者大會領導層的年輕組織者菲利普·科薩納被1名高級警官所欺騙，他暗中驅散了遊行示威群眾，但他本人後來卻被逮捕和監禁。
與此同時，南非白人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嚴重威脅。拋售股票的浪潮衝擊著約翰內斯堡股票交易所。司法部長呼籲全國平靜，財政部長號召向南非移民，土著人事務部長稱種族隔離是全球的模式。還有1名白人企圖謀殺時任總理維的沃爾德。
聯合國安理會首次干預南非事務，它以9票對0票通過了1項決議，英國和法國棄權。決議譴責南非政府製造屠殺。迄今為止，共有83名非洲人平民和3名非洲人警察被殺；白人無一死亡，有60人受傷。
4月7日，政府宣布重新實施通行證法。已經飛往倫敦和紐約的大資本家又恢復了對南非的投資。
緊急狀態法實施後，曼德拉和叛國罪審判案的29名被告、以及盧圖利和其他被告證人都被關押在比勒陀利亞，他們見不到自己的同志，也無法在最關鍵的時刻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在緊急狀態下，共有2000名積極分子被拘留，幾千名所謂“無業遊民”被逮捕。
4月8日，政府取締了非國大和泛非主義者大會。議會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條例”，以128票對16票(投反對票者包括4名“土著人”代表和新建的進步黨議員)宣布這兩個組織為非法組織，並規定繼續從事該組織活動的人將被判處10年以下的徒刑(從此，報紙稱那些被指控為非國大和泛非大會成員而受審的人為“赤色分子”)。非國大最後一次“合法”行動是呼籲召開“國民大會”，以便為建立一個全體南非人民的新聯盟奠定基礎。奧利弗·坦博當時已離開南非，前往英國和坦桑尼亞等國籌建非國大駐國外的辦事處。
叛國罪審判案重新顯現其重要性。被告辯護律師團抗議在實行緊急狀態期間沒法為政治案件辯護，宣布退出法庭。他們一致推舉曼德拉和杜馬·諾克韋律師在受審期間兼任被告辯護律師。
比勒陀利亞監獄的條件讓人不堪忍受：一間6英尺寬、12英尺長的牢房住著5名非洲人被告，廁所是一個有蓋的便桶，旁邊就是飲水桶；毛毯和草蓆上蝨子肆虐；飯菜是玉米和玉米粥，偶爾有幾片肉。 10天可以洗一次澡，每天去院子裡“放風”10分鐘。曼德拉被選為監獄犯人的發言人。一次，他向一個特別挑剔的看守提出監獄條件惡劣，看守立即威脅要按緊急條例對他進行懲罰。曼德拉引用監獄條令予以反駁。看守大聲嚷道：“撒謊！”“政府法令沒有要求犯人讀書！”這一回曼德拉發了脾氣，他怒視看守，要求會見監獄高級官員。在法庭受審時，他也向審判長提出意見：“閣下，出於禮貌，用最婉轉和最不誇張的語言來講，監獄給我們提供的飯菜根本不適合於人類食用。”不久，監獄總監走訪了被拘留者，隨後，監獄條件有了些改善。
幾週後，曼德拉因為受到新的妨礙又向法庭提出正式抗議。根據規定，他和諾克韋有權會見其他被告和將代表被告出庭作證的Z·K·馬修斯教授。但當他們會面時，監獄管理機構提供的是一間小牢房，裡面沒有一把椅子，只有一個裝滿了髒物的馬桶。
休息的時間多，他們就從事學習。曼德拉認為他應當學習阿非利堪語，西蘇魯學習速記，諾克韋學習法語。有時候，他們也在一起做拼字遊戲。
曼德拉一直想念溫妮和剛出世的女兒澤納妮。但他並未因此而影響鬥爭決心，他還經常鼓勵同伴們振作精神、堅持下去。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非國大成員應當局邀請每天在法庭上介紹該組織的原則和活動。毫不誇張地說，這等於是“在繼續從事”被禁組織的“活動”。
審訊到最後仍一無所獲，當局只好求助於能說明非國大奉行暴力政策的證據。但是這一企圖也沒能得逞。於是它又後退一步，想證明被告事先就預見到他們的行動會導致與政府的暴力衝突和進一步的顛覆活動。
盧圖利曾被長期拘留，在燒毀通行證被捕後，他積勞成疾。法庭在審訊中向他提出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解放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分子策劃陰謀的一部分，旨在推翻那些不給人民平等的政治和經濟權利的政府。盧圖利說，當說到“東方”或“西方”的問題時，非國大傾向於根據各國在聯合國會議對待種族隔離的態度來作出判斷。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辯護。他作為主要辯護人所作的發言以及後來的詢問和答辯，記錄了411頁長的官方檔案。溫妮也在法庭旁聽。
四年前叛國罪審判剛開始時，曼德拉給一些觀察家留下的印像是：精明能幹的律師和討人喜歡的人物。如今，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來。正如一位被告律師所說的那樣，他的辯護詞論據清楚，一針見血。從更深刻的原因來分析，他是在挑戰中成長起來的，他的能力反映出非國大高層領導人的水平。
辯護律師還注意到非國大另一方面的優勢：它有連續性，而且接納政治觀點不盡相同的非洲人，其中包括熟悉自己人民的農民領袖。這些人物以及像馬修斯、曼德拉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已經成熟。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非國大有時好像要死亡了，突然間成千上萬的人在其動員下又行動起來。非國大的弱點存在於日常的組織工作、與基層支部的聯繫、收集經費和貫徹執行決議等方面。正如非國大所承認的那樣：“枯燥無味的家訪工作”沒有人貫徹，因為人們更喜歡象“街頭集會、群眾集會和代表大會”這樣的“捷徑”。
當局主要針對曼德拉的講話和文章向他發問。三位法官不時打斷他的辯護。曼德拉敘述了青年聯盟成立的過程和奉行的政策：“我們當時感到，非國大考慮採取更有戰鬥性的政治行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他還介紹了蔑視運動取得的成績。
“你的自由難道沒有對歐洲人形成威脅嗎？”一個法官問道。
“我們不反對白人，”他答辯說，“我們反對的是白人至上，在這一斗爭中，我們也得到了某些歐洲人的支持……不言而喻，非國大一直主張種族和睦政策，誰要宣傳種族主義，我們就加以譴責。”
當問到他在文章中闡述的“人民民主”能否在“統治階級”作出一系列讓步後實現時，他說，非國大還沒坐下來討論這個問題，但是，“我們要求實行成人普選權，為此，我們準備施加經濟壓力；我們將發動蔑視運動和待在家裡運動——或者是單個行動，或者是集體行動——直到政府說：'先生們，我們再也不能容忍這種蔑視法律的事情和待在家裡運動造成的整個局面。讓我們談判吧。'我個人認為，我會說，好吧，讓我們談判吧。”
當時，曼德拉準備建議政府在議會給非洲人60個席位。他認為如能實現上述要求就是一個勝利，就是向普選權的目標邁出了重要一步。接著他們將在雙方商定的時間內暫停抗議活動，同時教育白人選民“認識到變革是能夠實現的……各種族之間相互諒解與和睦相處是可以做到的。”他又說，當然，他們決不會放棄普選權的要求，最後，他們將實現“人民民主”的目標。
但是，如果象證據表明的那樣，政府的觀點不鬆動，他有什麼打算？
他回答說：“非國大並不期望在推動政府改變現行政策的行動上能一蹴而就。”他說，經過一段時期，在一次又一次的推動和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即使政府還要用鐵腕手段來統治非洲人，非洲人也將通過他們使用的種種手段來實現自己的願望。
在暴力問題上，原告向他提出一個問題：非國大是否認為政府對非國大毫不遲疑地訴諸武力？他說是的。 “但是就我們而言，我們已經採取措施，保證暴力不會首先來自我們方面”。假如非國大的力量增加怎麼辦？政府採取暴力的可能性是否也會增加？ “是的，我們體會到，政府為了恐嚇非洲人停止反對它所奉行的反動政策，會毫不遲疑地屠殺數以百計的非洲人。”
曼德拉在力挫原告銳氣的時候，他胸有成竹地感到自己是“法庭的官員”。
他的演說詞《自由之路無坦途》受到詳細的詢問。比如，有一句提到在非洲其它地區“爆發革命”。這是指什麼？他回答說，“為實現民主變革而進行的嚴肅的政治鬥爭，強有力的鬥爭。”
原告不時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非國大在文件裡提到其他國家的鬥爭時，並不對他們使用暴力進行譴責。曼德拉解釋說：“讓我們看看肯尼亞吧！我們知道那裡發生了一場殖民主義戰爭。我們譴責這場戰爭，認為英國是侵略者。我們從來沒聽說過基庫尤人侵略英國，沒有聽說他們在英國轟炸城市，掠奪土地，摧毀政治組織，使成千上萬的人家破人亡。而這恰恰是英國人在肯尼亞的行為。我們關心的是，英國人必須撤出肯尼亞，我們不關心基庫尤人使用什麼方法。”
“這些方法與問題不相干嗎”原告問道。
“對我們來說毫不相干。”曼德拉回答說，“在南非我們使用非暴力，對於他們採取什麼方法，應當由他們決定，這與我們無關。”
“那麼，一黨制政體呢？”一位法官問道。
“這不是體制問題，而是民主問題。”曼德拉回答說，“如果一黨制能夠充分實現民主，我將非常仔細地考慮一黨制建議。但如果多黨制能夠充分實現民主，我也會仔細地研究多黨制建議。我們這個國家現在實行的是多黨制，但是就非歐洲人而言，這是迄今為止最邪惡的專制主義。”
“你是否被無階級社會的思想所吸引？”
“是的，閣下，的確如此。”他回答說，“我認為許多罪惡皆源於階級存在，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但是……非國大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任何成形或任何形式的政策。”
僅有一次，曼德拉勃然大怒。審判長就普選權的意義提問：實現普選難道不危險嗎？曼德拉回答說，人人都應該享有投票權。審判長又問，但“無知的人”參政，這有什麼意義？難道他們不會“象孩子一樣”受競選領導人的影響嗎？
“不會的，”曼德拉大聲回答說，“假如有一個人在某一選區參加競選，他起草一份宣言，宣布其競選綱領如下：在農村，他將反對對牲畜數量的限制。在聽取這個人的政策介紹後，你必然會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是否投候選人一票。這與一個人的文化程度毫不相干。”
“如果他只顧自己的利益怎麼辦？”法官問。
“不會。”曼德拉說，“說句實在的話，一個人只有找到能表明他觀點的人，才會投票選舉這個人。”
被告辯護律師西德尼·肯特里基問曼德拉，他的父親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將如何行使投票權？曼德拉說，如果讓他投票，他有能力和理智，會盡職盡責地投票。
被告律師繼續提問，為什麼他早期敵視共產黨人，想把他們開除出非國大，而在1950年又與他們進行合作？是不是他們看上去能夠信守非國大的政策？ “是的，”曼德拉回答說。
“你成為共產主義者了嗎？”
“嗯，”他說，“我真不知道我是否成了共產主義者。如果你說的共產主義者是指共產黨員，信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嚴格遵守黨的紀律，那麼我不是共產主義者。”他說他讀過馬克思的著作，並清楚地記得在蘇聯沒有種族歧視，它在非洲也沒有殖民地，其工業和科學事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他還說他被社會主義深深吸引，但對此卻沒有深入的研究。
被告律師就帝國主義的問題提問，曼德拉說：“根據我的親身經歷，今天帝國主義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在世界上征服掠奪，胡作非為，使千百萬人陷入苦難的深淵。這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我們想知道我們是否應當支持和維護這個帶來了深重災難的體制。
8月9日，曼德拉結束了在法庭上的辯護。
在監獄裡，曼德拉和其他領導人開始製訂新的鬥爭方式。他後來透露說：“我和同事們經過仔細的考慮，決定不聽從禁止非國大活動的禁令。”非國大將根據M計劃——M計劃即曼德拉關於基層組織建設計劃——採取新行動，要整頓組織，使其轉入地下。他們成立了“看守委員會”。 “我們相信，保存這個組織是我們的職責，因為它是經過近50年的不懈努力而建設起來的。”
8月底，政府取消了緊急狀態，釋放了被拘留者。全國各地很快又出現了非國大的口號和傳單。曼德拉原可以回家探望親人，但由於被告辯護律師要為審判案最後幾個階段作準備，他時常在比勒陀利亞和被告商談到深夜。他的妻子描述了在這種不正常的生活條件下，他為什麼常常顧不上吃飯。他剛要出發，電話鈴響了，有人要他去警察局保釋某人，或要他去參加一個緊急會議。當時，溫妮已經懷孕。曼德拉多年後在羅本島監獄裡回憶說，溫妮的忍耐精神很強，她“每天對他說愛戀不捨的話”，她對“許多令人惱怒的事”總“視而不見”，“要是換成另一個女人，這些事足以使她萬念俱灰”。他為自己不能幫溫妮而感到內疚。他說：“當時唯一讓我自慰的是，我生活中幾乎連思考的時間也沒有。”
在聖誕節休庭期間，他得以回家與親人團聚。馬克加圖在特蘭斯凱患病，曼德拉不顧警方對他的禁令，火速趕去探望孩子。此時他第二個女兒津姬娃出世了，他又立即回到約翰內斯堡，在一家醫院的“非歐洲人”住院部找到了母女二人，她們顯然沒有得到妥當的照顧。他很生氣，把溫妮和孩子從醫院接回家，以便使母女二人得到妥善安排。他們一家人在一起正常的生活時間實在太短了。
在叛國罪審判案中，Z·K·馬修斯教授代表被告最後一個出庭作證。律師提問時說，政府聲稱大部分“非歐洲人”“在非法的煽動下”很可能作出“更迅速、更不負責和更激烈”的行為，“而不像文明程度較高的少數人。”
“我對使用文明程度較高這個詞有懷疑，”教授回答說，“我不知道使用'較高'一詞是指什麼……但我個人的印像是，一些所謂更文明的集團——因為非洲人在這個國家是被支配者——卻會作出更激烈的反應。”
當局還指控被告有時“故意製造爆炸性局勢”，馬修斯對此反駁說，爆炸性局勢是由當局一手造成的，“可以說”，這個局勢“自從1910年南非建立後就一直存在。”
在回答一位法官的詢問時，馬修斯承認非國大爭取普選權的目標是結束白人至上。他還說，人們認識到白人至上主義者不會輕易進行讓步，但他們對政治和經濟壓力也不會無動於衷。迄今為止，非國大的運動規模既不夠大，持續的時間也不夠長。但是如果非國大力量更強大，白人至上主義者就會被迫談判。
他還說，非國大感到樂觀。 “我們持樂觀的態度是因為當前這個政府並不是政治鬥爭史上唯一殘酷無情的政府。”其它政府對其壓制下的臣民毫不讓步的態度也很堅決，而且後來的行動也確實如此。他提到在印度的英國人，並指出“政府通常在壓力下才會有所行動”。
經過四年多的時間，叛國罪審判接近終結。當局在1961年3月結束了爭論。被告一方開始了他們的辯護。他們否認策劃一場“帶有敵意的陰謀”，並駁斥當局所說的在投票箱和叛國行為之間沒有中間道路的觀點。辯護還有幾週才能結束，突然，資歷最老的法官宣布休庭一周，具有英國王室法律顧問身份的布拉姆·費舍爾律師被迫中斷辯護。這是否意味著法庭已確信被告確實有罪？
溫妮·曼德拉敘述了那天晚些時候，她丈夫與西蘇魯、諾克韋及另一被告喬·莫迪塞突然出現在家門口的情景。
她對即將來臨的危險生活和極大痛苦沒有察覺，她只注意到近幾週他似乎在考慮一項重大計劃。有幾次她跟他說話，他都沒有聽到。她問他出了什麼事，他說什麼也沒有。但是他預付了6個月的房租，這很不尋常。直到她從報紙上看到他已到了數百英里以外納塔爾省的彼得馬里茨堡，她才知道他的禁令已經到期，當局對他還沒有採取新的限制。
3月29日，曼德拉回到比勒陀利亞，和其他被告一起聽候宣判。公眾席和記者席上坐滿了人。法庭內氣氛緊張，高級法官賈斯蒂斯·朗夫宣布“調查結果”：
九年前，蔑視運動領導人在法庭受審時，曼德拉和西蘇魯面對的是朗夫法官。這次，仍然是這位法官要求他們和其他被告起立。他說：“法庭宣判你們無罪，現予以釋放，”“你們可以走了。”
他們帶著勝利的喜悅走出法庭，同時也把他們的首席辯護律師梅塞爾和費舍爾高高舉過肩頭。迎接他們的群眾歡呼雀躍，載歌載舞，有的激動得熱淚盈眶。他們一起高唱《上帝賜福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