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六章是叛國罪嗎？

在曼德拉、西蘇魯、坦博被警察押送到約翰內斯堡古老的福特監獄的同時，南非的軍用飛機還從全國各地運來不同種族的男人和婦女，把他們也監禁在這座監獄裡。這些被監禁的人當中有來自納塔爾的盧圖利酋長、奈克爾博士和伊斯梅爾·米爾，還有來自東開普的馬修斯教授。除了少數領導人之外，156名被告中大部分人是司機、職員、工廠工人、勞工、教員和家庭婦女。 被捕者中還有過去一直忠於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人，如創作了很多自由歌曲的作曲家坎農·詹姆斯·卡拉塔，德蘭士瓦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報紙《新紀元》的編輯魯思·弗斯特及她的律師丈夫喬·斯洛沃，還有利蓮·恩戈伊和海倫·約瑟夫。這些囚犯來自南非社會的各個階層：105名非洲人，23名白人，21名印度人，7名有色人。他們一來到監獄就被按“歐洲人”和“非歐洲人”隔離起來。

曼德拉和其他受禁令管制、被分別限制在各自地區的人們，現在被集中到兩間大牢房裡，能面對面地交談。按盧圖利的話說，是“無限期地”交談。保爾·約瑟夫是在學生時代第一次見到曼德拉的，現在進一步了解了他，並對他的謙虛態度留下深刻印象。曼德拉講話從來不傷人的自尊心。和他在一起不僅感到快樂，還會有一種安全感。他好像先從人們那裡汲取力量，再將無窮的力量送還給人們。 一場“我們與領袖站在一起”的運動開展起來。里弗斯主教、亞歷克斯·赫普爾議員及阿倫·佩頓(勞工和自由黨派領導人)創立了“叛國罪審判辯護基金”。基督教行動領導人坎農·約翰·柯林斯在倫敦發起成立一個國際援助基金。 頑固的阿非里卡人讚同政府“面臨險境”時所具有的警惕性。而美國學者格溫多倫·卡特教授和湯姆斯·卡里斯認為非洲人與白人之間的衝突與那道貌岸然的“叛國指控”程度之嚴重不分伯仲。但兩星期之後的1956年12月19日，預審開始時的氣氛卻熱鬧非凡而並非莊嚴肅穆。很多人唱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歌聚集在德里爾廳四周的街道上，審判將在德里爾廳進行。囚車裡面的犯人也在高唱歌曲。大廳是一個四處通風的昔日殖民者的遺物，驚惶失措的警察與被告人、觀眾及記者擠成一團。開庭了，156名被告一排排地坐下，儼然是參加大會的代表團。法官剛一開口講話，便發現麥克風出了毛病，什麼也聽不到。法官只得在一陣笑聲之中宣布休庭。

轉天又有了新花招，被告們被關在鐵絲網籠子裡。傑出的被告辯護律師們拒絕為遭到“野生動物一般待遇”的人們辯護。鐵籠子被撤走了。但外面卻傳來了槍聲：德里爾大廳外面的警察恐慌之際朝情緒尚平靜的人群開了槍。 22人被打傷。在這一觸即發的時刻，約翰內斯堡主教和亞歷克斯·赫普爾兩位身材矮小的人走進氣憤的人群中，讓人們冷靜一下。同時警察上校也憤怒地訓斥他的部下。 由於一些被告被保釋出來，每天曼德拉都要開車把他們的幾個同伴從鎮裡接到德里爾大廳來。他們在政府提交的指控書中和風馬牛不相及的證人供詞中找到不少笑話。檢察官講，他要證實被告是民族解放運動成員，該組織發言人宣傳過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有關社會和國家的論述，青年聯盟的行動綱領及曼德拉的演講和文字材料是指控人拿出的主要材料。政府還要證實自由憲章設想了向共產主義邁進的步驟，並將成為一場革命的序幕。辯護律師駁回了這一指控，明確宣布大會聯盟憲章所表達的宗旨。他辯解道：不只是156人在受審判，“而且他們以及成千上萬生活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的人所公開信奉和表達的思想也在受審判。”

審判千篇一律，沒完沒了。大部分被告都遠離家鄉，倍受折磨，他們的家屬得到了辯護基金會的資助。曼德拉、坦博是少數能住在家裡並能有部分時間繼續工作的人。大批被查封材料成為指控中的證據，這裡邊包括有“葷湯”和“素湯”的標記。 午休時候，東開普合唱隊在大廳後面唱起了卡爾塔的《自由之歌》。與此同時，德蘭士瓦的領導人正在和亞歷山大鎮抵制公共汽車的組織者緊急磋商。 40年代汽車票價的上漲激怒了老百姓，大約5萬多男女在長達4個月的時間長途步行上下班，取得了稀有的勝利。政府不僅通過了提高僱員交通費補貼的法律，而且票價又回落到抵制前的水平。 盧圖利和其他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為了檢驗一下在審判期間受到影響的組織力量，在1957年6月26日發出了待在家裡的號召。在南非工會大會發出的每日1英鎊最低工資號召的支持下，罷工取得了巨大勝利，尤其是在約翰內斯堡和伊麗莎白港地區。曼德拉解釋了“待在家裡”一詞的意義。由於罷工需要糾察隊來阻止工廠的工人上班，而糾察隊又容易招致警察的暴行，大會便決定使用這一方法。

預審在9月份中止了很長一段時間。被告們正為能回家而興奮異常，約翰內斯堡城鎮發生暴亂的消息又使他們轉喜為憂。 40多名非洲人被殺，很多人受傷。同過去一樣，政府拒絕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此事。市政會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是：暴亂的原因中包括種族隔離制度、流動勞工製度、貧困、缺少教育、缺少職業訓練、缺少娛樂設施以及“極不舒適”的火車——非洲人上、下班途中乘坐的火車車廂擁擠不堪。司法部長將這些調查結果斥為毫無實際價值。 不久，人民群眾對強行設置班圖政權的不滿以及通行證法所帶來的無處不見的痛苦遭遇，在德蘭士瓦各地引起了暴力反抗。政府的反應是將武裝警察派往這些地區。與坦博一起受理有關案件的曼德拉無法到出事現場查訪。他們克服重重困難仍然堅持開業。每天很早開始工作，白天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熬過煩人的一天后，晚上回到辦公室。週末，曼德拉還在奧蘭多開辦了一個法律“診所”。坦博原來想成為一名英國聖公會教士。 1956年里弗斯主教已經接受坦博為聖職候選人，然而，當他被指控犯有叛國罪時，他放棄了這一希望。

正是通過坦博和亞德萊蒂·楚庫杜——他即將要娶的那位護士，曼德拉結識了溫妮·諾姆扎莫·馬迪基澤拉。還是在以叛國罪遭逮捕之前的一天，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一個食品店買東西，這時坦博和未婚妻開車過來，和他們在一起的是一位美貌超群、活潑可愛的年輕姑娘。納爾遜肯定知道她，奧利弗說，當她被任命為巴拉瓜尼醫院的第一個黑人衛生工作者時，雜誌上還刊登過她的照片。他接著說，她和他是同鄉，他稱呼她為“來自比扎那村的溫妮”。 當審判還在進行中。曼德拉給溫妮打電話，請她吃午飯。剛20歲出頭的溫妮十分敬畏這位有崇高威望的人和他的朋友們，但她接受了邀請。這是一個星期日，曼德拉放下手中的律師工作，帶她到一家普通的印度餐館吃飯。他滿懷柔情，開心地看著溫妮第一次嚐到熱辣辣的咖哩時那副不自在的樣子。就是在吃午飯時，他也躲不過那些向他請教或打招呼的人。儘管他的一些同志覺得他孤傲，但他卻非常平易近人，毫不吝惜地給別人以時間和知識。

他和溫妮驅車到一片開闊的田野裡散步。溫妮記得那次談話是請她幫助叛國罪審判辯護基金會募捐。或許是廣闊的南非草原和空曠的天空，喚醒了他們對少年時代的回憶。曼德拉和溫妮少兒時代都放過牛、羊，熱愛特蘭斯凱的土地。溫妮的父親哥倫布·馬迪基澤拉曾擔任過學校校長。溫妮9歲的時候，母親去世了，溫妮在去寄宿學校讀書前一直照顧弟妹。她的名字諾姆扎莫的意思是“經受考驗、勇於奮鬥的人”，那時候名副其實，此後也一直名副其實。 以後隨之而來的稱不上是談情說愛。 “如果你想尋找浪漫，你不會找到，”溫妮這樣描述他們數月後友誼的發展。有時曼德拉的朋友把溫妮從醫院帶到體操房看他“汗流浹背”地鍛煉；有時曼德拉帶她到城市或郊區探望朋友。溫妮和曼德拉的兒子騰比相處很好。儘管她不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成員，但她也參加會議。當溫妮還在學校的時候，“團結運動”吸引過她。現在曼德拉又在開她的玩笑，向他的朋友們講述他是如何把溫妮從這個對立組織裡解救出來的，她又是應該怎樣感謝他。溫妮儘管深深地愛著曼德拉，但仍敬畏他。溫妮一直不知道他已經離婚，直到一天曼德拉突然讓她去看望一位朋友雷·哈默。雷·哈默將為她製作新婚禮服。 “你打算要幾個陪娘？”曼德拉問。溫妮的回答卻是：“婚禮何日舉行？”

溫妮的父親為女兒能嫁給一位如此重要而又令人愛戴的人而感到驕傲。但是他也有深深的不安：在特蘭斯凱，即使是城鎮裡，離婚也被人另眼相看。王族家庭的離婚更是如此，他們必須要為人師表。溫妮能承受得住指責嗎？這種指責無法避免地會有一部分針對她。還有納爾遜3個孩子的問題，儘管這3個孩子和他們的母親住在一起，但他們自然會來看望父親和繼母，而她是這樣的年輕。更何況，曼德拉還在接受叛國罪審判。 溫妮從曼德拉的氣質中確信她的選擇是對的。曼德拉給人以信任、忠誠和無比的勇氣。她知道他愛她，但她也意識到：當你投身於事業時，你就不能從個人角度來思考問題。曼德拉離不開人民，離不開鬥爭。在很久以後，溫妮才滿懷渴望地談起她從未經歷過的“新婚少婦生活”。

1958年6月，他們在溫妮的龐多蘭家裡結婚，曼德拉原有不准離開約翰內斯堡的法院判決，這次他得到了4天特許假期。利蓮·恩戈伊是陪伴他非國大領導人中的一個。當哥倫布·馬迪基澤拉對他的女兒宣講父親的“智者真言”時告訴她；她必須記住，她嫁給了鬥爭事業，而不是那個男人。當她把這樣一個男人帶到他這裡做女婿時，她就把非洲人國民大會帶到了這個國家的這個地方。 按習俗，婚禮應在兩家分別舉行。但時間已不允許他們去納爾遜在庫努的家了。從傳統的意義上說，他們的婚禮並不完整的。為了這個原因，溫妮留下了結婚蛋糕的一部分(她現在還留著這塊蛋糕，等著她的丈夫從監獄裡出來的那一天)。 回約翰內斯堡後，她開始將奧蘭多那座門牌為8115號的小房子進行改造。加蓋了兩間屋子，室內的色調和式樣也更新了，在破破爛爛的房子前的一小塊地裡種上了花草。坑坑洼窪的土路對面是座禿山。滕比、馬克加圖和馬卡基韋有時來和他們的父親和溫妮共度週末。

叛國罪的審判於1958年8月1日在比勒陀利亞一座曾是猶太教堂的建築物裡開庭，當時辯護工作只取得了部分勝利：對盧圖利、坦博和另外59人的指控被撤銷。曼德拉和西蘇魯在91名被正式指控犯有叛國罪的人們行列之中，另一項根據鎮壓共產主義條例所提出的指控被法院一筆勾銷了。 審判這個案子的法官有3名。檢察官是奧斯瓦德·皮羅(王室法律顧問)，他曾在30年代領導過“在字旗下”運動，在1929年他還是一位特別兇惡的司法部長。辯護工作由一隊精明的律師所領導，其中有伊斯雷爾·梅塞爾斯、布拉姆·費舍爾(王室法律顧問)和西德尼·肯特里吉。對於被告人而言，來自國際法律專家委員會的觀察員在場旁聽，為這次審判與外部世界之間建立起引人矚目的聯繫。這些觀察員中的一位說道：自從德國國會審判之後，除了紐倫堡審判之外再沒有這樣舉世矚目的了。

曼德拉的沉著、鎮定和幽默感眾所周知，然而所有這些男女都情緒高昂，實在令人難以相信這次審判將要決定他們的終身。海倫·約瑟夫想起她與曼德拉及其他3人從約翰內斯堡驅車到比勒陀利亞去的情景。兩地相隔40英里。一路上，他們談起審判，談起他們的辯護律師和與他們一起被指控的朋友們。他們談笑風生，回憶童年時代的光景，還有時停在路旁，買桃子吃。每天午餐時，常常有很多人聚集在鄰近牧師家的花園裡吃印度社區給他們送的午飯，這情景象花園聚會。曼德拉及其他人在參加審判的同時，還在進行各種組織活動，對他們而言，這是商討重要事情和給有直接牽連的人提供建議的機會。 與此同時，溫妮·曼德拉也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婦女聯盟及多種族南非婦女聯合會，不久，她成為這兩個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和阿伯蒂娜·西蘇魯一道，溫妮參加了數百人反對政府強行對婦女實施通行證法的遊行。很多婦女背著孩子參加示威遊行。海外報刊幽默地報導了這些令人敬畏的婦女。她們被捕後，興高采烈地爬進囚車，有些還大聲喊道：“告訴我們的太太們，明天我們不能上班了！”她們被判在福特監獄監禁1個月。這是溫妮第一次嚐到進監獄的滋味，嚐到鋪在地上的麻墊子、床上臟毯子的滋味。溫妮已有身孕。她知道她的違法行為會讓她丟掉在巴拉瓜尼醫院裡的工作，然而她必須要冒這個險。她以及其她婦女意識到，她們的抗議遊行有可能推遲這個法律的通過，但並不能達到她們的最終目標。曼德拉特別為溫妮感到驕傲，儘管他們很少談論政治問題。沃爾特·西蘇魯和他的夫人，以及利蓮·恩戈伊，是對她產生影響和鼓舞人們當中的幾個。 幾個月後，溫妮一家也捲進龐多蘭地區不斷加劇的衝突中，這讓溫妮十分傷心。南非政府強行建立班圖政權——這是為建立班圖斯坦所玩弄的第一個花招。龐多蘭抵抗領導人悄悄來到曼德拉家徵求他的意見。然而溫妮的父親卻支持政府政策。當他所在的地區的衝突轉化為一場小規模內戰時，溫妮的父親被當作通敵分子而受到攻擊。事情發生很久後溫妮講到：“看到這種怒火，看到而且感覺到人民的怒火，我父親試圖以他自己的曲折方式為他們做出巨大犧牲。父親和我在政治上不能取得一致，這真讓人痛心。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可怕的傷痕。” 當南非政府扶持曼德拉的親戚凱澤·馬坦齊馬酋長統治特蘭斯凱班圖斯坦時，溫妮的父親成為土地和農業部部長。父女之間的衝突更加激烈了。直到父親臨終前，他們才言歸於好。 “從政治上來說，在保留地建立自治政府的言論是一個騙局，”曼德拉1959年5月在一篇極有預見的文章裡警告說，“從經濟上來說，這也是荒謬絕倫的。”這將意味著人們被迫背井離鄉，數百萬人將從城市遷到已經擁擠不堪的班圖斯坦地區。 實行種族隔離的企圖一次又一次遭到抵制，而這些抵制又時常演變為暴力抵抗。曼德拉指出：“一個酋長又一個酋長，因為抵制'班圖政權'而被廢黜或被驅逐出家園。班圖斯坦並不會表達非洲人民的意願，而是征服人民的工具。” 1959年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的重大分歧達到了白熱化程度。由於重重禁令，由於曼德拉和其他高級領導人因受審而幾乎無法行動，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組織工作遭到削弱，特別是在德蘭士瓦，大會把持在專橫獨裁的人手裡，造成內部爭執吵鬧不休。一些自稱非洲主義者持不同政見的成員攻擊大會聯盟，指責說，白人共產黨人和印度人利用大會聯盟來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並要求回到“屬於非洲人的非洲”。他們的言論酷似10年前的青年聯盟。盧圖利和坦博未能彌合裂縫，以羅伯特·索布克韋為首的一批人從非洲人國民大會中分裂出去成立了泛非主義者大會。索布克韋是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講師，曾是黑爾堡大學青年聯盟中的一位有影響的人物。由於他的正直和超凡的才智而受到人們的崇敬。泛非主義者大會採納了在阿克拉舉行的全非人民大會的口號“1963年實現獨立”。 曼德拉意識到他們的“獨往獨來”的民族主義有其號召力，正和他和西蘇魯及其他人在40年代的所作所為一樣。但曼德拉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研究過南非的“具體情況”：他們打擊的是製度本身，而不是這個制度中的白人。儘管有人想要煽動起非洲人對非非洲人的反感，但是非洲人國民大會選擇的是教育民眾接受一個更為明智的鬥爭觀念。 白人自由派人士對非洲主義者的反共路線發生了興趣。然而，曼德拉指出，白人共產主義者為非洲人的自由而作出了犧牲，他們的奮鬥推動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多年來所執行的政策，即徹底地抵制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的種族主義。許多非洲人對共產主義危險的警告持懷疑態度，正是因為政府把所有的反對派都貼上“共產黨”的標籤。 政府在叛國罪審判中援引反對帝國主義的演講作為指控曼德拉和其他人的證據，曼德拉在《解放》雜誌上這樣寫道：帝國主義者掠奪礦產、農業財富既不考慮人民的意願也不給予應有的報酬；破壞當地人民的經濟能力；低額工資和長久的工作時間；最為嚴重的是剝奪政治權力，讓人民永遠生活在外國人統治之中。 在老牌歐洲列強迅速衰敗後，曼德拉將美帝國主義視為對剛獨立的亞非人民的威脅： 在國際事務中，非洲輿論能產生深遠影響的就是聯合國。曼德拉指出，蘇聯、印度及其它幾個國家“一如既往地、無條件地支持被壓迫人民的自由解放鬥爭”，美國則往往“與那些主張奴役他人的國家為伍”。 儘管如此，1958年的聯合國大會上，美國第一次支持一項反對南非種族主義的決議。這一轉變雖然是溫和的，但仍比所有共產主義國家的譴責都更使南非政府不安。而英國仍繼續棄權。 1959年期間，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自信大大增強：不只是持不同政見的非洲主義者另立門戶而使該組織的團結更加鞏固，而且盧圖利和坦博也從禁令當中解放出來。 盧圖利作了一次全國范圍的講演旅行。這次旅行從開普省的人山人海的多種族集會上開始。對南非政府來講，盧圖利比其他極端主義分子還危險，他給白人留下的印象遠遠超過這個國家歷史上的任何其他黑人領袖，在他動身去德蘭士瓦之前，鎮壓開始了。這次的禁令和流放期是5年。全國副主席坦博也再次被禁止在5年內參加集會。但是南非政府卻沒有對正在全國各地活動的泛非主義大會領導人採取任何行動。 此時溫妮的第一個女兒澤納妮出生了。她的丈夫的大部分時間被迫浪費在叛國罪審判庭上，他們只有很短的時間在一起。曼德拉一大早跑步鍛煉，回來喝一杯溫妮給他準備的鮮桔汁，早飯一吃完，他就要踏上趕往比勒陀利亞的長途行車路程，司法部長聲稱：“不惜花幾百萬鎊”也一定讓審判進行下去。 “花時間算得了什麼？”他問道。這時審判已經進入第3個年頭。 1959年1月19日辯護律師們又一次取得勝利，61人的指控書被撤銷。 156名被告人中只有30人還在受審，利蓮·恩戈伊，海倫·約瑟夫，沃爾特·西蘇魯及納爾遜·曼德拉是這些人中的最後幾個。 與此同時，按照集團住區法，曼德拉和坦博被迫關閉他們在約翰內斯堡的律師事務所。他們只能在黑人城鎮開業，按照曼德拉的說法在一個“哪也夠不到的旮旯裡開業”，“這其實就是讓我們關門，不再為我們的人民服務。而我們多少年所受的訓練正是為了此目的，沒有一位稱得上律師的人會輕易答應。”他們不顧受指控和驅逐的危險，公然違抗這項法令。在周末或夜間，只要可能，曼德拉和他的伙伴就繼續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