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五章思索者生涯
納爾遜和伊弗林·曼德拉有三個孩子：兩個男孩滕比基利(滕比)和馬克加圖，女兒馬卡基韋。曼德拉對他的家庭傾注了所有的愛。到了50年代中期，兩個男孩在奧蘭多的小學讀書，兄弟倆手足情深。一天曼德拉驅車帶亞德萊蒂·楚庫杜—奧利弗·坦博的未婚妻出門，身邊帶著小小年紀的馬克加圖。走著走著，他們趕上了一架馬車。曼德拉放慢速度，讓馬克加圖看清那幾匹馬，對他講起他自己童年時農村的牧畜。亞德萊蒂覺察到曼德拉流露出對夢想之中的田園世界所抱有的熱切嚮往。他多想把這種嚮往之情傳給他在奧蘭多現實中的孩子們。然而，展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片蕭瑟的曠野，成排成隊的小房子隱沒在裊裊炊煙之中。
曼德拉有律師資格。 1952年他開始與坦博搭伙。後者是從教書改行干法律的。在約翰內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座叫作“大法官邸”的樓房內，他們的辦公室設在第二層。門上的銅牌上寫著“曼德拉和坦博”。這座屬於印度人的不起眼的樓房是少有的幾座可讓非洲人租用的房子。
儘管非洲人律師並非前所未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創始人當中就有好幾個。但是，他們的聯合不只在本地，而且在特蘭斯凱也引起了轟動：“在我們土地上成長的律師，”一個滕佈人歡呼道，“我們是多麼歡欣鼓舞啊！”
曼德拉和坦博在法律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樣，性格各有所長，互為補充。曼德拉熱情奔放，對生活有著執著的追求。坦博則深思熟慮，不慌不忙。兩人同樣疾惡如仇，只是曼德拉感情更加外露。
“多年來我們並肩工作，”坦博在的前言當中寫道：
“我想說，”1960年曼德拉在法庭上講道，“在這個國家裡，任何一個會思考的非洲人的全部生活都會驅使他的良知與法律兩者之間形成對抗……這種法律按照我們的觀點是不道德的、非正義的，也是無法容忍的。”
有許多次，曼德拉和坦博一天要處理7個案子。種族隔離制度使其中許多案子成為政治案。他們也受理民事和離婚案。曼德拉進而指出：
實：作為辯護律師我們常與那些專業能力和成績不比我們更高、但其優越地位卻受到其白皮膚保護的官員們打交道。
曼德拉和坦博聘請過的律師中還有喬·斯洛沃和哈羅德·沃爾佩，二人都是曼德拉就讀過的威特斯法學院的同學。他們也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在政治上很活躍。 (沃爾佩年輕時覺得曼德拉對人友好但不親近，“一個心腸挺好的人”。)當曼德拉在低級法院出庭為他的委託人辯護時，如果他與執法官或警察直接發生對抗，他變得鋒芒畢露。但他也不缺少幽默，一次他給一位被指控偷了“太太”衣服的非洲傭人辯護，他掃了一眼擺在那裡作證據的衣服，揀起一雙長統襪來當眾展示，然後問那位“太太”：“這是你的嗎？”“不是。”那女人回答。她實在是沒臉承認是她的。這個案子也就由此告終。
1954年，德蘭士瓦法律協會向最高法院請願，要求剝奪曼德拉的律師資格，理由是他犯有領導蔑視運動的罪過，該行為“與一個體面的行業成員所應具有的行為標準不合”。一位出名的辯護律師、約翰內斯堡律師協會主席沃爾特·波洛克出庭為曼德拉伸張正義。最高法院認為他的行為屬於個人權利，一個律師與他的人民一道為爭取政治權利而鬥爭，這絲毫不失體面，即使他的行為觸犯國家法律。法庭的判決站在曼德拉一邊，法律協會被判罰賠償金。
與此同時，非國大的工作繼續進行。曼德拉不顧禁令的約束，在城鎮裡給學習小組講課。到了1953年禁令期滿的那一時刻，他和西蘇魯加入了特里弗·赫德爾斯頓神父的行列，在一家大電影院裡發表演說，抗議強行驅逐索菲亞鎮的居民。 5萬8千人在集團住區法的執行當中被從這個黑人郊區遷移。而這個地區是稀少的一個允許非洲人自由擁有土地的地區，他們在這裡能購買土地。這是一個重要的社區。儘管這裡有些部分擁擠不堪，並形成貧民窟，可這裡不像別的城鎮那樣單調和死氣沉沉。附近的白人郊區正向這裡擴展，他們想奪走這塊土地。
荷槍實彈的警察衝進這次合法的和平集會。西蘇魯和曼德拉讓憤怒的聽眾安靜下來，赫德爾斯頓則與警察爭執起來，警察警告他少管閒事。在他的《沒你的享受》一書中寫道，那一天他領教到了“極權主義和暴政的兇惡氣息”。這促使他下定決心：讓真情公佈於天下。聽眾嚴守秩序，叫罵和噓聲很快被歌聲淹沒了。
索菲亞鎮的毀滅是駭人聽聞的強迫遷移中的第一次。遷移帶來了許多年過後仍無窮盡的深重災難。在這片廢墟上修建的白人郊區所起的名字“特萊歐弗”，包含了這樣的意思。
1953年9月，又一次宣布禁令：曼德拉不僅在兩年之內不得參加集會和不能離開約翰內斯堡，而且還被迫退出非國大和所有與其有聯繫的組織。這次同樣不經過審訊，也沒有提出任何指控。他本人不得不退出正在進行中的抗議西部地區遷移的活動，雖然作為律師他仍能為抵抗警方行動而出謀劃策。
儘管他被禁止參加德蘭士瓦的非國大年度會議，他還是能夠與他的人民進行交流。為了做到這一點，德蘭士瓦的執行主席宣讀了他的主席發言。在發言中，曼德拉回顧了最近產生的能讓政府“為鎮壓我們的運動使用最殘暴、最無情的手段而製造條件”的立法。他還講述了“全國行動委員會”所擬定的一項計劃。這項計劃制定出了新的鬥爭方式，以後稱之為“M”計劃。 M即曼德拉名字的頭一個字母。
既然在街道和其它公共場所舉行會議變得越來越困難——大會必須得到准許才能在城鎮和市區召開——曼德拉設計出建立基層組織的方法：在城鎮裡挨家挨戶發動群眾，動員人們在工廠、火車、公共汽車和家裡集會。他告誡人們提防告密者和偽裝的煽動分子，甚至混入大會成員中的警察，並且宣告：“在南非，和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樣，一場革命正在醞釀中。徹底粉碎壓迫者的鐐銬，是這個國家絕大多數人民的願望、決心和迫切要求。”他引用尼赫魯的話作為結束語：“你們能夠看得到，'自由之路無坦途'……”
在曼德拉受禁令管制的那些年月裡，他的活動中包括為左翼刊物《解放》撰寫的一系列文章。他還是《戰鬥言論》的編委，該雜誌是由魯思·弗斯特主編的政治及文學月刊。他表達了對他的人民為生存而奮鬥的日常細節的了解。他在1953年寫道：
1955年他論述了有關“流入控制”法律和遷移勞工製度。後者對於家庭和農村地區都產生了影響：
特蘭斯凱就要被宣佈為一個班圖斯坦，或是稱作“家園”，儘管政府委派的湯姆林森委員會的調查說，這裡落後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只能養活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曼德拉以自己的豐富知識描寫這一地區是“這個國家最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貯存地”。
他寫道：
土著事務部部長H·F·維沃爾德博士所設想的班圖斯坦，是為了應付聲勢日益浩大的國際指責。班圖人將在他們自己的區域內“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在佔國家87% 面積的白人地域裡，300萬白人將統治600萬非洲人、150萬有色人和50萬印度人。大約500萬非洲人將被限制在另外13% 面積土地上的260個狹小和彼此隔離的農村貧民區裡。在那裡他們的權利也受到嚴格的限制。
維沃爾德也是班圖教育的設計人。他宣稱：非洲人“兩腳都應站在保留地裡！”他們的教育應該紮根在“班圖社會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之中。”由此而言，他們主要用本族語言來接受初等教育。
“這位部長，”曼德拉評價道，“把目標解釋得一清二楚……教育我們的孩子說非洲人比歐洲人低劣。”這一政策意味著“在一個巴斯卡普(主子統治)的社會里永久地奴役人民。”非洲人教育將要被從那些傳授黑白人平等的人(教會人員)手中奪走。維沃爾德宣稱教會和教會人員將被驅逐出去，因為“他們在土著人的思想中灌輸了不該有的希望。”
50年代，白人學生的教育經費是每人44英鎊。亞洲人和有色人學生每人19英鎊，而非洲人學生每人不到8英鎊。班圖教育被強制實行，儘管遭到國內外的強烈抗議。這些抗議主要來自著名的專家學者。然而，非國大讓家長們不送孩子們上學的號召遇到了問題：“我們要是抵制的話，你們能為我們提供什麼出路呢？我們知道班圖教育將影響我們子女的心靈，但是能讓他們滿街亂跑嗎？”在教會人士中，約翰內斯堡主教安布羅斯·里弗斯和赫德爾斯頓神父以及他的複興社團採取行動關閉了學校，他們不願讓政府接收這些學校。
曼德拉曾建議成立“社區學校”。如果這樣有危險或不可能實現的話，那麼每一座棚屋都應成為孩子們學習的場所。可是，非國大和少數志願人員所建立的文化俱樂部很快就關門了：按照新法律，傳播教育構成違法，可處罰款或監禁。另外，資金也總是缺乏。警察進入進行抵制的地方進行搜捕，可以預料這將引起人們縱火破壞，而同樣可以預料這又會招致更多的警察襲擊。
班圖教育很快就擴展到高等學府。 “非歐洲人在種族混合的大學裡上學，”曼德拉說，“被視為政府種族隔離政策的災星。這裡的人們追求友誼和種族和睦……從而構成對種族隔離的直接威脅……”部落學院將被政府用來強化它的政治觀念。他們所提供的教育為的不是“開發人民的創造潛力，而是要培養他們永久地做白人奴僕的大腦和心靈。”⑤
越來越多的禁令被不斷炮製出來。曼德拉這樣描繪禁令對人們所產生的後果：
相隔絕，與那些像我一樣思考和行動的人相隔絕。我發現自己不論在何處都會受到警方保安支隊人員的尾隨。總之，我發現自己被當作罪犯——一個無罪的罪犯。我不能選擇夥伴，不能陪伴別人，不能參加他們的活動，不能參加他們的組織……法律把我變成罪犯，不是因為我的所做所為，而是因為我的立場、我的思想和我的良知。
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最高層和第二層，然後是第三層領導均遭禁令的迫害。但非洲人國民大會仍在繼續戰鬥。它坦率地承認一些失敗，如沒能阻止西部地區的遷移：說得過多，而認真的計劃和組織行動少。由於會員費隨著人民的普遍貧困程度加深而做了調整，大會從未得到足夠的資金來維持它的自身組織，更不用說組織抗議和罷工了。
那些受禁令管制的人們被迫以隱蔽的方式進行工作。坦博注意到他們的不安，若被判刑會很重的。然而曼德拉鎮定自若，他的智慧和勇氣趕走了恐懼。 “人民，”他說道，“越來越多地意識到不分種族、黨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識的全體民主力量團結極具必要性。”
一年的禁令已經到了，然而當局對盧圖利酋長限制的也更嚴了。他被局限在偏遠的農村老家里二年不許外出。這期間他身患重病長達數月，但身體剛恢復又加入到策劃新抗議形式的秘密委員會當中去。
Z·K·馬修斯教授剛剛結束了以訪問教授的身份在紐約聯盟神學院的工作。他在1953年開普省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年會上發言提出建立“人民大會”的主張：“我想，現在是否應由非洲人國民大會考慮舉行一次由不分種族、膚色的全國人民代表參加的全國大會，起草一個未來民主南非的自由憲章。”盧圖利認為這是1909年全國大會想做而沒有做的事。這是一個創造性地設想國家未來、更加明確地闡述解放運動的目的和手段。
1955年，全國大會運動正式開展。好幾個組織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一起建立了人民大會聯盟。除印度人大會、南非工會大會外，還有新成立的有色人組織及民主人士大會。民主人士大會由幾百人組成，他們代表南非一些白人的信仰，正如曼德拉對他們評價的那樣：“他們準備把非洲人當作人並且當作平等的人來對待。為了在社會上得到政治權利和利益，他們準備與我們吃在一起、談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南非工會大會是由8個非洲人工會、3個有色人工會及1個白人工會組成。在當局嚴格限制非洲人工會之後，南非工會大會的成立標誌著非洲人工會的再次崛起。
西蘇魯路過以色列和倫敦之後，又訪問了中國和蘇聯。此時他正在特蘭斯凱和西斯凱地區發動群眾，以爭取他們對人民大會聯盟的支持。
在城鎮、農村和非洲人居住區，到處都在散發傳單向人們發問：“如果你能製定法律的話……你將怎麼辦？你怎樣著手把南非變成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各種族人民的樂園？”呂斯騰堡跨部落農民協會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他們譴責班圖教育、通行證法及班圖權力法，要求提供更多的種植和蓄牧設施、在議會中有更直接的代表權以及享受平等教育的權利。
“足夠”的工資、條件好些的住房和食品也是人們普遍提出的要求。這些要求被收集上來後，一個委員會起草了自由憲章。大會開會前曼德拉、西蘇魯等受禁令管制的成員都審閱了自由憲章的草案。
一大批組織和白人政黨收到了參加大會的邀請。統一黨對此不屑作出答复。自由黨和工黨同意派觀察員參加大會。一些獨立的基督教徒也欣然接受邀請。他們當中有赫德爾斯頓神父。出乎預料的是，儘管當局給會議的舉行製造了諸多障礙，如不准公共汽車送離會場較遠的代表參加會議，但是並沒有禁止舉行會議。
人民大會聯盟的一份傳單發出詩一般的邀請：
1955年6月25日，星期六，大約3000多人響應這一“號召”聚集在克里普敦的一塊草地上。它在約翰內斯堡西南幾英里，是一個居住著非洲人、有色人及印度人的村莊。旗手們高呼著的口號是：“要在我們有生之年獲得自由，鬥爭萬歲！”這裡成為南非社會的一個縮影：可以看到非洲人、印度人、有色人及白人。很多人穿著民族服裝。還可以看到醫生、農民、工人、牧師、家庭婦女、傭女、工會活動分子及律師。他們都是一群興奮異常、情緒高昂、滿懷希望的人。會場四周圍著鐵絲網，入口處站著身著便服的彪形大漢：這些人都是(警察)特別支隊的成員，象往常一樣無處不在，到處拍照，特別是拍下來白人代表。象徵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黑、綠和金黃色構成會場的主要色調。
最能鼓舞人心的領導人因禁令管製而沒在現場。英斯特韋蘭德沃獎章——一項象徵非洲社會最高榮譽的獎勵被授予盧圖利酋長、達杜博士和赫德爾斯頓。在他們之中只有最後一位親自出席並聽到了人民的歡呼聲。
代表們聆聽了先後用英語、索托語和科薩語宣讀的自由憲章。自由憲章一開始這樣寫道：“我們南非人民向我國各地和世界各地宣告：南非屬於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全體人民，無論他是黑人還是白人。沒有任何政府能宣稱具有正當的權力，除非它建立在人民意願的基礎上。
憲章的宗旨是：“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各民族集團享有同樣權利，人民共同享有國家財富。精心耕耘的人共同分享土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人權。人們有工作和安全保障。求知和文化的大門將被打開，人們將有住房、有安全保障、過舒適的生活。人們將擁有和平與友誼。”
有些宗旨產生於日常生活，如“私人住宅不受警察的騷擾並受法律的保護。”及“人人都可以自由旅遊不受任何規定限制。”還有一些是典型的社會福利國家的宗旨，如“國家撫養老人、孤兒、殘疾人。”有些則帶有社會主義性質，如“礦產資源……銀行和壟斷工業改為全體人民所有。”人群對每一個章節都報以熱烈掌聲和歡呼聲：“阿非利加！”“馬伊布耶！”(非洲，我的祖國！)
星期天的下午，場外傳來了行軍的腳步聲。警察們手提輕機槍朝著會場上就座的代表走過來。一聲槍響，人群站了起來，按照非洲人國民敬禮的方式舉起手。大會主席請人群肅靜，人們就著“克萊門坦”的曲調唱起“馬伊布耶！”
特別支隊的偵探和武裝警察在發言人和與會者之中進行搜查，連標語口號也被沒收了。其中包括兩張食品攤上的招貼：“葷湯”和“素湯”。警察宣告：這裡有“叛國行為”嫌疑。
大會在凱旋般的氣氛中繼續進行。大會結束時全體起立高唱《上帝賜福非洲》。當夜幕降臨時，代表們開始退場。非洲人國民大會樂隊演奏著自由之歌。
不僅僅曼德拉一人認為人民大會是一場“壯麗輝煌而又動人心弦的表演。”他說道，人民表現出他們“有能力、有力量克服一切阻礙，實現他們對未來的夢想。”
他認為自由憲章的通過是一件十分重要有政治意義的事件。的確，自由憲章構成了的奠基石。 “從來沒有一個文件或會議讓南非民主運動如此廣泛的討論和擁護。憲章不僅僅列舉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政策，也是一個革命性的文件。這正因為不結束南非現存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它所設想的變革就不可能實現。”
三個月後，南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查在凌晨開始了。大約1000多名警察搜查了幾百人的住家和辦公室，蒐集所能被當作叛國罪、煽動共產主義罪或是觸犯暴亂性集會法的證據的東西。
對曼德拉的禁令在1955年底到期。正好在這時特別支隊闖進他的辦公室，對他宣布新的禁令——這次是為期五年。他的朋友注意到：政治活動帶來的壓力和風險對他的婚姻產生了不利影響。一段時間內，伊弗林離開家到納塔爾學習接生。他們的關係終於破裂。他盡可能地照顧他的三個孩子。
新總理J·G·斯揣敦正在謀求利用刑事訴訟和證據修正案、土著人管理修正案、土著城區修正案及集團住區再次修正案來擴張其警察國家。新法案象徵著一個龐大官僚機構的低下效率，必須年復一年地修正立法，才能糾正錯誤和彌補漏洞。向邊遠地區放逐成了懲罰抵抗者的又一個新花招。
政府宣布從1956年開始，非洲婦女必須攜帶通行證——非洲人稱它為“佛當得”(被人咒罵的)“當巴斯”。這個規定比任何法律都更加虐待非洲人。自1952年開始，16歲到18歲的男孩被要求攜帶通行證。正像1913年的奧蘭治自治邦一樣，婦女們起來反抗了。
許多婦女聯盟的成員也是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的妻子。其他種族的婦女也加入到她們的抗議行列。其中有英國出生的社會和工會工作者海倫·約瑟夫。朝氣蓬勃的婦女聯盟主席利蓮·恩戈伊這樣解釋她們鬥爭動力來源：“男人生來就要服從這個制度。他們攜帶通行證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每天早晨他們離開家門時，你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回來。我們對這種事非常非常擔心。如果丈夫被捕了，妻子也被捕了，孩子怎麼辦？”
1955年10月，2000名來自各地的婦女聚集一處，向比勒陀利亞政府發出抗議。一年之後又有2萬婦女來到這裡。由於政府下令禁止在街上游行，她們三三兩兩地走向總理辦公室。有些婦女穿著印有非洲人國民大會字樣的上衣，有的穿著莎麗，有的婦女背著孩子或是提著裝食品的籃子。她們喊完抗議口號後靜靜地站在聯邦大廈的階梯會場裡。隨著利蓮·恩戈伊的一個手勢，大家唱起為這次遊行填上新詞的《勇士之歌》：“斯揣敦，你碰一碰女人之際，是你撞在石上之時。”臨解散之前，她們又高唱起《上帝賜福非洲》。
在人民大會聯盟運動之後，警察搞了1000多次襲擊，搜走了數不清的材料。這些材料中自然也包括曼德拉的撰稿。 1956年12月5日凌晨，住在奧蘭多的曼德拉被敲門聲驚醒。全國各地很多男人和19名婦女也這樣被敲醒。他們被逮捕並被指控犯有叛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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