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四章自願進牢門
納爾遜·曼德拉當選為蔑視運動全國志願者總指揮，他的副手是毛爾雅·卡恰利亞。後者的父親曾是1907年與甘地齊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曼德拉走訪開普、納塔爾和德蘭士瓦，在城鎮裡走家串戶，講解他們的計劃，有時一講就是一夜。他的任務是鼓起人們的勇氣，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戰，以達到推翻壓迫的目的。有時奧利弗·坦博和他一同出訪。和往常一樣，在小城鎮和專為白人建立的村莊里，黑人總會遇到麻煩。唯一乘得上的火車也許深夜才能到達，沒有供黑人使用的旅館和出租車。城鎮黑人人家也沒有電話。這就意味著要走好幾英里才能抵達目的地，敲開看來象可靠人家的門。有時他們受到熱情的陌生人的歡迎，也有時被膽小的人拒之門外。
實際上莫羅卡博士放棄了在塔巴·恩丘的繁忙事務，此時西蘇魯在約翰內斯堡的非國大總部承擔著主要工作。 1952年1月21日，他們寫信給馬蘭總理，指出非國大長期以來致力於通過憲法手段爭取實現非洲人的合法要求。而政府從未理睬過合作的要求，多年來卻不斷加劇鎮壓，致使如今到了“事關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對非國大來說，保持沉默就是背叛自己的使命。那些加劇緊張局勢的法律當中包括通行證法、集團住區法和鎮壓共產主義法。如果政府不取消這些法律，大會將在4月6日舉行示威，作為蔑視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動。
從總理秘書那里傳出來的是乾巴巴的回答。他指責西蘇魯不去與土著事務部部長進行交涉，並對他代表非國大講話提出質疑。他說：班圖人應被視為與歐洲人無差異的說法自相矛盾，“特別是當考慮到這些區別是永久性的，而且不是人為的。”政府無意取消那些法律，因無論怎麼說這些法律都不是壓迫性和卑劣的。它們屬於“防範性”的。如果非國大按其聲明一意孤行，政府將充分運用手中掌握的工具制止任何動亂，並會“恰當處置那些發動顛覆活動的人”。
莫羅卡和西蘇魯回答說：非國大從沒有將土著事務部視為“正當渠道”。他們又說，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生物學”，而在於“公民權”。 “只要涉及到種族尊嚴，非洲人民不會向任何人讓步。”恰恰出於這一原因，他們正在為獲取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的基本人權而進行抗爭。他們最後說，人們已沒有其它選擇，只有發動群眾運動。 “我們願意強調聲明：我們旨在和平地開展這場運動。無論什麼動亂，即使發生，也不會是我們所為。”
4月6日，當白人們慶祝荷蘭人在開普登陸300週年時，非洲人也聚集到各個中心：在東開普，數万人聚集在一起為自由祈禱；在約翰內斯堡，莫羅卡博士面對著自由廣場上的群眾發表演說，號召人們莊嚴宣誓：我們要把我們頭腦中、身體中和心靈中的全部力量聚集在一起，一定要讓我們的惡劣生活環境不再持續。他號召組成蔑視法律的萬人誌願者隊伍。
曼德拉和卡恰利亞以非常嚴肅的態度開始招募志願者。曼德拉在服裝工人工會禮堂對大約200名非洲人和印度人以及一些“有色人”發表講話，對他們進行指導並出主意。他指出：當局會試圖恐嚇人們，並且會對首批志願者特別殘暴。但無論出現什麼樣的挑釁，他們都絕不能還手。最最重要的原則就是遵守紀律。絕不能亂吵亂鬧或出現任何酗酒現象。志願者必須保持尊嚴，昂首挺胸，提高警惕，並且要乾淨整潔。一位印度人說，曼德拉與志願者們很快就建立了親密友情，他自己也學會了控制自己的憤怒情緒。
曼德拉來到開普敦。一個對這個國家種族歧視現象早已熟視無睹的南非白人是這樣描繪他：“我發現人們都轉過身去盯著馬路的另一邊看，我看到了這個人的雄姿。他儀表堂堂。不光是黑人，連白人、包括白人婦女也都轉過身去崇敬地望著他。”
在德班的一個“志願者日”，曼德拉麵對成千上萬人發表演說。不僅是非洲人，印度人也在誓言上簽名。曼德拉發表了對他個人亦有重大意義的聲明：“我們能夠說，這個國家的非歐洲人民的大團結已經成為現實。”
非國大的納塔爾主席是盧圖利酋長。他較晚擔任大會領導職務。他和奈克爾博士全身投入到了這場運動之中。意義深遠的歷史新篇章將在這裡揭開。印度人特別為他們加入到非洲人的自由歌聲中這一新經歷而感動。這些歌聲伴隨著每一名前來的志願者。
政府的第一次報復行為是以鎮壓共產主義條例為依據列出500名男女名單。這樣，這些人組織集會或發表演說就成了非法行為。馬克斯、科塔尼和達杜召集起群眾集合以示抗議，但立即遭到逮捕並被關押了幾個星期。
6月26日是非國大1950年號召全國大罷工的周年紀念日。運動就從這一天開始。在冬天的早晨，一群鬥志旺盛的志願者，有男人也有婦女，從新布賴頓鎮出發步行去伊麗莎白港。他們戴著非國大的臂章，高呼他們歡呼著前進，穿過標有“只准歐洲人進入”的火車站入口，在那裡遭到嚴陣以待警察們的逮捕。他們被帶到車站的另一側，令他們高興的是還要通過一座“只准歐洲人進入”的橋樑。一整車廂的非洲人發出喝彩聲。這群人中的領頭人被判30天徒刑，其餘的人被判15天的監禁。
在750英里以外的德蘭士瓦，一位老資格的甘地主義者納納·西塔和西蘇魯一道帶領著52名蔑視運動參加者進入了一塊非當地居民未經許可不得進入的地段，所有人都遭到逮捕。
這天晚上，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召開會議。會議一直開到晚上11點：此時正是宵禁時間，非洲人須有特別准許才可外出。他本想躲避逮捕以繼續組織群眾，但是這時他發現自己也被警察抓住。警察已經逮走了志願人員，志願者高唱著他們自己的國歌登上警察捕人的車，被送往監獄。
這是曼德拉的第一次入獄經歷。他後來描繪道：
曼德拉獲釋後，他看到這場運動象“野火般”地傳播開來。工廠和辦公室的工人、醫生、律師、教師、學生和牧師都起來蔑視種族隔離制度。老一輩蔑視運動的參加者們回憶起早年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那時他們的目標只是證明他們自己是有責任感的公民。現在他們抱著發動一場根本性變革的期望面對著白人當局，精神倍加振奮。自由之歌成了這場運動的象徵。有一首歌這樣唱道：“我們非洲人！我們非洲人！我們為我們的土地哭泣。他們奪走了它，他們奪走了它，他們是歐洲人。他們必須讓我們國家自由……”另外一首：“嘿，馬蘭！打開牢門，我們要進去，我們志願者……”
當沃爾特·西蘇魯被帶上法庭時，他為在7月參加蔑視運動的1500人辯護說：“只要我在我的人民當中享有威望，只要在我身上還有一點點生命力和能量，我就會抱定取消種族歧視法律和爭取南非非洲人自由的信念，勇敢地戰鬥。”他是那些寧願在牢房裡被關上一星期也不肯交罰金人們中的一個。
7月30日，警察開始在全國范圍內襲擊住房和辦公室，並逮捕了莫羅卡、曼德拉、西蘇魯、達杜和卡恰利亞以及其他30人，指控他們犯有煽動共產主義罪。此案雖然停審，但警察的逮捕反而激起了人們參加運動的熱情。到了10月初，又有幾千名志願者被投入監獄。
同時，盧圖利酋長收到一項最後通諜：或者退出非國大，或者放棄祖魯格勞特維爾地區酋長職位。他的答复則是到非國大大會上發表演說。在那裡，他聽到人們對他的熱烈歡呼聲。
4個月後，運動的最後一幕將要開始：發出全體人民共同參加蔑視運動的號召。曼德拉相信，只要能做到這一步，政府將無法實施某些法律。當然它不會輕易認輸，只有繼續增加巨大的壓力才能實現這一步。非洲人已經行動起來，只有一種辦法能使他們放棄行動：這就是暴力。
10月18日在新布賴頓火車站，一個白人警察向兩個據稱偷了一罐油漆並拒捕的非洲人開槍。隨後的一場混戰中，這個警察開了不止20槍，然後溜之大吉。留下一群憤怒的群眾，他們向火車站發動攻擊，開始了一場暴亂。 7個非洲人和4個歐洲人(無1人是警察)被打死，27人受傷。
西蘇魯立即趕到現場調查。非國大譴責這種暴力行為，並要求進行司法調查。然而政府的反應卻是將警察的鎮壓行為進一步升級，在整個開普省禁止集會並更加嚴格地實施通行證法。在一次非國大舉行抗議罷工後，雇主竟解雇了上千名工人。在金伯利和東倫敦還發生了暴亂，至少有25名非洲人被警察打死，更多的人受了傷。在東倫敦，人們一見白人就打。他們先看到了一位跑來救護受傷者的修女和一位保險業業務員，兩者均被打死。
政府一再拒絕按非國大多次提出的要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並且將混亂的罪責加在蔑視運動身上。這一作法使人們更相信，新布賴頓和金伯利的暴亂是奸細蓄意煽動的，用以藉口鎮壓蔑視運動。一位學術界觀察家利奧·庫珀教授的結論是：“沒有任何證據能把抵抗運動和動亂聯繫在一起。也沒有證據能證明哪一次暴力事件是由抵抗者挑起的。”
儘管發生了這些事件，運動還在繼續進行著。 10月份的被捕人數已達2354人。志願者的紀律性和他們的幽默感得到了來自國外的讚譽。聯合國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調查種族隔離現狀。這是國際社會第一次正式表示反對種族隔離制度。這對於非國大及其同盟者來說，無疑是新的鼓舞和鞭策。在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包括剛剛來到這裡的約翰內斯堡主教安布羅斯·里弗斯，呼籲給“所有有教養的人以平等權利”，而只有很少數白人參加了蔑視運動，在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遭到監禁。
政府對52名領導人和組織者實施的終身禁令，使蔑視運動停止了。在徵召的1萬名志願者當中有8577人做出響應，但是沒有一條法律被廢除。事實上，政府還無情地擴大了種族隔離制度。非洲人國民大會承認在組織中存在著嚴重缺陷：管理和籌款工作中有漏洞，並且缺少一份非國大辦的報紙。然而，成千上萬的非洲人受到了政治洗禮。非洲人國民大會估計其成員人數從7千人猛增到10萬人。
11月末，莫羅卡、曼德拉和西蘇魯及其他領導人被送上法庭。政府附帶提出的指控為蔑視運動歌曲和婦女們的鳴叫聲是暴力的預兆。這一說法被一位著名的音樂研究專家休·特雷塞教授所否定。他指出，鳴叫是非洲人歡樂和悲哀的典型表達方式。隨後的判決給政府輿論宣傳以莫大的打擊：魯姆普夫法官宣布：這些領導人只犯有“法定共產主義”罪，這“與人們所熟知的共產主義毫不相干”。他們曾設想過一系列的行動，從“公開拒不守法”到類似“叛國罪”那樣的行為。然而法官承認了這樣的事實：即他們不斷勸告其追隨者保持“和平的行動方針並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他們只被判9個月監禁，緩期2年執行，條件是他們不再再犯同樣的罪行。
曼德拉被選為非洲人國民大會德蘭士瓦省主席，以代替剛剛被宣布禁令的J·B·馬克斯。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崗位，人們對他的領導抱有極大的期望。他的朋友坦博注意到，他並不是雄心勃勃想當什麼官，而是克己奉公，只滿足於做隊伍中的一員。但他卻具有群眾領袖的天賦，能自然而然地將人們吸引到他的周圍。他稱頌那些為蔑視運動做出犧牲的人們：丟掉職業的工人、被逐出校園的教師、荒疏了業務的專業人員。蔑視運動已經向人們表明人民大眾怎樣才能發揮政治作用，它還為人們表達對政府的憤怒提供一個有力的手段。它激勵和喚醒了人民，把他們從“被征服、被奴役的順民改造成一個勇於戰鬥、毫不妥協、同心協力的集體。”
事後他曾指出：這場運動直接導致產生了民主人士大會(一個激進白人組織)，也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個多種族成員參加的自由黨。而它對政府所產生的影響，就是開始談論對班圖斯坦的非洲人實行“自治”，而不再繼續叫嚷“巴斯卡普”(主子統治)了。他說，這當然是欺世盜名，可也說明了這場運動以及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力量已被承認。
1952年12月，艾伯特·盧圖利酋長當選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全國主席，曼德拉為他的副手。盧圖利原是一位教師，他當過17年的酋長，與他的人民親密無間。他還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當選主席後的第一次活動是去訪問伊麗莎白港。在那裡他受到3萬5千人的歡迎。當他抵達奧蘭治自由邦——一個急需接受政治教育的地區時，他遇到了對他宣布禁令的警察。
曼德拉也同樣受禁令的管制，非洲人國民大會、印度人大會和工會的100多名領導人和組織者都有同樣遭遇。
南非政府依據“鎮壓共產主義條例”對個人施行禁令的作法是別出心裁的鎮壓手段：早期只有一、兩頁限制條文，後來增加到8到10頁。無需指控，無需證據，不許上訴：只要司法部長認為禁令實施對象犯有“煽動共產主義”罪，他就可以宣布禁令。違反禁令者可被處以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曼德拉被禁止在6個月內參加集會，也不得離開約翰內斯堡。 “之所以對我施行禁令，”他說道，“不是法院審判的結果，也不是因為犯罪，而是出於偏見，或許是政府內部幕後進行的'星法院'訴訟程序所產生的。”
另外還增加了幾項嚴酷的法律：對任何人“以抗議方式或支持某項運動的方式反對法律”的犯罪行為，將處以3年監禁、300英鎊的罰款、10下鞭撻，或是三者中的兩項並用。對於那些用言行鼓勵他人觸犯法律以示抗議的人，增加200英鎊罰款或2年監禁。
“大會意識到，”曼德拉聲明說，“這些措施造成了一個新局面……我們必須分析面臨的危險，制定克服這些危險的計劃和政治鬥爭的新方案……我們目前的任務是保護我們的組織，聚集我們的力量，以再次發動新的進攻。”
他的公開講話能夠被禁止，但是和大多數受禁令管制的人們一樣，他仍在繼續秘密地發揮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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