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三章重振非洲人國民大會
1941年，曼德拉——一個引人注目，有著自然威嚴風度、身強體壯的年輕人，成了成千上萬擁向約翰內斯堡人群中的一員。兩年前，南非在史末資將軍領導下加入英國及其盟國一方，對希特勒德國和墨索里尼意大利進行戰爭。戰時工業對勞工有大量需求。
坐鄉間公共汽車，然後又坐火車(在一節標有“非歐洲人”的車廂裡)，曼德拉一路北上，經過納塔爾進入德蘭士瓦的高地疏林草原，直到堆有黃砂的礦區渣坑所標誌的金城埃戈利郊區。他突然被推進一個高樓林立的新世界，車輛往來快得令人目眩，各種膚色的人群熙熙攘攘奔走繁忙。城區和白人居住的寬闊市郊，到處是繁榮的景象。可是非洲人——“土著人”——卻被限制在許多“郊區土著人鄉鎮”和城市的貧民區內。這些貧民區居民擁擠，衛生條件極差，沒有電、沒有柏油馬路，也沒有電話，可不斷地受到警察的抄查，搜尋那些違反通行證法和違反禁酒法的人。騷亂紛起，家庭瓦解，罪案頻增。對被剝奪了公民權的非洲人來說，這些就是種族歧視下的嚴酷現實。曼德拉的政治教育開始了。
他從童年起所受的訓練是過體面、有地位和受保護的生活，而現在他被投進城市生存的熔爐。第一件事是找一個工作，而最好的希望在礦上。許多年後他很有趣地回憶這段往事：他被錄用在皇冠礦當一名警察，答應不久將提升他當辦事員。他帶著圓頭棍和口哨，守在通往黑人礦工住區的大門旁。可沒幾天大酋長的一個代表跟踪而來，於是他再次逃跑。
他在亞歷山大找了一間房。亞歷山大是約翰內斯堡東北邊緣一個雜亂的市鎮。有個熟人建議他去見“一個叫沃爾特·西蘇魯的人”，說可以給他出好主意。西蘇魯比他年長幾歲，也來自特蘭斯凱，受過嚴格的宗教教育。他非常了解被列為“土著人”意味著什麼：在礦上他曾經拿著尖鋤、鐵鍁在地面下1英里處幹活；他在一個白人家里當過“廚工”；他在一系列的工廠里工作過，同不公道的老闆發生衝突。與此同時，通過函授他讀完了初級證書課程。他和母親住一起，她為白人家庭干洗衣活。曼德拉與他見面時，他正在城裡開一家地產介紹所，經營尚能為黑人使用的享有自由保有權的土地。他立刻給這位年輕的新來者一個工作，每月2鎊外加佣金。
曼德拉訴說他早年想學法律的志向，於是西蘇魯提供經濟援助，使他能夠通過函授課程取得文學士學位。西蘇魯還借給他一筆錢買一套漂亮的新衣服參加畢業典禮，後又把他介紹給一家白人律師事務所。於是他一方面利用業餘時間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讀法律，一面繼續當學徒。
在這裡，曼德拉第一次直接同“歐洲人”打交道——當時人們都這樣稱呼白人。在特蘭斯凱，白人是地方長官、商人和教師；現在曼德拉為他們工作，和他們在一起。他一到辦公室，那位資深的打字員就向他說明：“你看，納爾遜，我們這裡沒有種族歧視。傭人送茶時，你就從盤上取你自己的茶。我們已為你和高爾買了兩個新杯子。你們必須用它，告訴高爾一下。注意點，他影響不好。”
高爾·拉代貝也是這家事務所的一個辦事員，小個子，比較高傲，政治上激進。曼德拉告訴他新杯子的事時，他的回答說：“你瞧我的，就照我做的干。”茶一到來，拉代貝避開新杯子，故意挑一個舊杯子。曼德拉不想和他爭吵，也不想和打字員爭吵，裝著不想喝茶。
另一個打字員在沒事做的時候常向他要工作。有一天當他正向她口述信稿時，一位白人顧客走進辦公室。這個女孩子顯然很窘。為了表示曼德拉不是她的上級，她從錢包裡取出6便士命令說：“納爾遜，請給我到化學商品店買點香波。”
他帶著幽默感講述著這類小事。當白人的偏見和愚昧指向他本人時，他的反應總帶著這種幽默感；當指向不能自衛的人民時他就極為憤怒。
在當學生的時候，曼德拉就和伊弗林·恩托科·梅思結婚。她是一位漂亮說話溫柔的護士，在市立深礦醫院工作。他們在奧蘭多安家。奧蘭多是正在擴展的市鎮之一，一片不毛之地上擠滿了火柴盒式的房子，在約翰內斯堡的西南大約10英里(這一帶後來名叫索韋托，那是“西南部市鎮”這幾個字字頭的縮寫)。西蘇魯和他的妻子阿伯蒂娜住在附近，她也是一位護士。奧利弗·坦博這時也已來到約翰內斯堡，在聖彼得學校教自然科學和物理課。
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的業餘課程很艱鉅；而且他缺乏適當的學習設備，還有長途火車旅行和夜裡11點鐘的宵禁。他跟著當學徒的這家事務所裡的一位波蘭猶太人，對他很好，使他永遠感激。那位同事給他種種鼓勵，催促他一心一意做一名好律師，從而“贏得各界居民的尊敬”，還要他躲開政治。
但曼德拉無法這樣束縛自己。他越來越認為自己是一位非洲民族主義者，而不僅是一個滕佈人；他被非洲人國民大會所吸引。沃爾特·西蘇魯已是一名成員，他還鼓勵坦博和曼德拉投身於黑人政治團體中這個歷史最久和堅定不移的組織。可在1942年，非洲人國民大會一時衰落失去許多會員，他們分裂出去組織非洲民主黨。這三個朋友(坦博後來這樣稱呼他們)認為這樣是錯誤的，他們自己的職責應是留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來推進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從那以後，他們和其他青年人一起工作使國民大會活躍起來，並證明了他們是歷史上有成就的一班人。
非洲人國民大會(原來叫作南非土著人國民大會)創立於1912年1月8日，在阿非里卡人建立國民黨的前兩年。四名青年律師在波克斯利·卡·伊扎卡·塞梅領導下在布隆方丹鎮召開一次代表大會。塞梅本人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牛津和英國法學協會學習回來。他們的目標是團結自己的民族。塞梅認為，部族傾軋是歪門邪道，是造成一切災難、落後和愚昧的原因。他堅持，“我們必須著眼於更大的政治，因為我們是一個民族”。
酋長們和他們的部下、各政治團體的領導人、牧師、教師、記者和律師們走到一起，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事件。他們從南非各地以及英屬貝亞納、巴蘇托蘭和斯威士蘭走到了一起，克服了部族和語言的差異，克服了農村和城市背景的隔閡。教育家約翰·杜貝被選為全國主席，塞梅當了司庫，自學成才的報社編輯和小說家索爾·T·普拉吉被任命為總書記。這個組織以美國國會為原型，也含有英國議會的結構和程序因素，例如有一位議長和一個由酋長組成上議院。他們的宗旨是鼓吹在議會、教育、工業和行政方面廢除種族歧視。一位代表在半個世紀後回憶說：“我們當時夢想著有一天出現變革，非洲人坐在議會裡並且能夠自由購買土地。”
他們的確是非洲人民族主義者，但並不是反白人。也不簡單是因為他們的教育將他們引向謀求在白人的政治結構中分一杯羹，反對白人種族主義本身就包含著不許用黑人種族主義以牙還牙。在以後幾十年中，非洲人國民大會從未背離它對種族主義的否定。
那場第一次莊嚴的集會還念了祈禱文，唱了一首由科薩族作曲家伊諾克·索通加寫的讚美詩《上帝賜福非洲》。這首歌成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會歌和南非黑人的國歌(60年代它也被一些獨立的非洲國家採用為國歌)。 1925年非洲人國民大會有了一面旗幟：黑色代表人民，綠色代表土地，金黃色代表資源。
此後是漫長的抗議歲月，反對一次又一次的不公平行為。抗議表現為示威遊行和集會，表現為派代表團和請願。這種非暴力抗議得到的唯一答復是加緊鎮壓和更多的暴力。到30年代非洲人國民大會衰落了，正如一位批評者所說，成為一個清談的場所。此時有一位來自東開普省克拉多克的聖公會牧師詹姆斯·卡拉塔，不顧嚴重的疾病和貧困，開始頑強地複活這個組織。此前，他已被任命為總書記。 A·B·克蘇馬博士充實進來擔任新的全國主席，保證了那場復活運動。遊歷廣泛、經驗豐富的克蘇馬在約翰內斯堡開業行醫，生意興隆。他和其他有名望的知識界人士往來，其中有Z·K·馬修斯，他是黑爾堡大學教授“社會人類學”和“土著法與政府”的講師，在這之前已在海外教育界博得聲名。 1936年，馬修斯在政治上被赫爾佐格的種族隔離法案所震驚，此後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他開始起重要作用，就像曼德拉和坦博這些能幹的青年人一樣。後者在黑爾堡捲入了學生運動，此時也正在嶄露頭角。
這是一個人心騷動的時刻：工業發展帶來了外國的投資迅速增長，而外國投資靠著廉價勞動力獲得高額利潤。給黑人的工資通常低於最低生活水平，各種非洲人工會正在變得更富有戰鬥性。可是，當工人們向這種制度挑戰時，雇主和國家聯合起來施加壓力：1942年發生的一系列罷工遭到史末資的“戰時措施第145號”的反擊，這個法令宣布非洲人舉行的一切罷工都是非法的。儘管如此，罷工繼續進行。在亞歷山大，人們罷乘以反對公共汽車票價上漲，他們太窮了，付不起昂貴的車費。在高地疏林草原地帶，在凜烈的寒冬裡，數以千計的男女上工來回步行10英里。 10天后，公共汽車公司投降了。 1年後的1944年，車票再次漲價，抵制重新開始。這次人們步行7個星期直到贏得勝利。
反對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促進了自由和自決的思想。阿非里卡極端主義者也許親納粹，但南非的非洲人領袖感到自己是一個更大世界的一部分。在這個世界上，亞洲和非洲遭受殖民統治的各民族，都在為自己的獨立而鬥爭。在克蘇馬和馬修斯領導下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提出一項《非洲人的要求》文件，要求“在所有國家裡徹底摧毀一切形式的種族統治”和積極推動“殖民地人民享受自治”。除廢除通行證法和對產業工人的種族歧視，以及推行免費義務教育等要求之外，他們還要求完全的公民權，當然包括選舉權。
所有這些事件和影響，以及政府並未實現改革的諾言，激起了曼德拉和其他青年民族主義者心中新的對抗情緒。奧利弗·坦博在談到那些日子時說過，“我們從來沒有年輕活潑的樣子”。 “我們不跳舞，也難得看一場電影，盡是開會、討論問題，每夜如此，每個週末也如此。”(可是曼德拉注意鍛煉身體，他成了很好的拳擊手。)他們在彼此的家里或辦公室裡集會，暢談自己的政治哲學。
博學的、富有吸引力的安東·穆齊瓦克海·倫貝迪，極其清楚地表達了這種思想。他是祖魯族農場工人的兒子。這些工人窮得披著麻袋當衣服，可是他們決心要使這個孩子上學，設法湊夠上小學的費用。然後他靠著自己努力成為一名教師，後來又成為一名律師。倫貝迪和A·P·姆達(也是一名教師，後來成了律師)與曼德拉、西蘇魯、坦博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組織了“青年聯盟”。他們著手使非洲人國民大會“振作”起來。他們認識到，非洲人國民大會是“非洲人意願的象徵和化身，要有一個聯合的陣線來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但是在組織上它一直很軟弱，“把自己看作是雙手光潔的紳士們的團體”。 “青年聯盟”向那些非難者保證“他們父輩的鬥爭和犧牲”並非徒勞；它必會成為“非洲民族精神的智囊團和發電站”，必然喚醒民眾的政治覺悟。 “外國人領導”和“大規模輸入外國思想”，都被堅決地拒斥；儘管這些思想如果有用可以藉鑑。
倫貝迪、西蘇魯、曼德拉和坦博同克蘇馬博士洽談，後者小心翼翼地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將“青年聯盟”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部分。他的謹慎是對的；他們的“振作行動”將根本改造這個組織。
1944年4月，倫貝迪被選為青年聯盟主席，坦博被選為書記。曼德拉也參加了由姆達起草的一個基本政策文件的審訂工作，他說他們感到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從不注意讓國民大會組織群眾運動。他們的宗旨是，通過“青年聯盟”促進一場強大的民族解放運動；非洲民族主義將是它的信條。他們的目標是“真正的民主政治”。為達到這個目的，“青年聯盟”將為廢除種族歧視法律和非洲人能取得“完全的公民權”而鬥爭，以便非洲人“在議會有自己的代表”。土地將按人數比例在各民族的農場主和農民之間重新分配。工會權利將不受阻撓；免費的兒童義務教育之外還要加上大眾成人教育；非洲文化將吸收歐洲和其他文化的精華。他們要求創造條件使非洲“對人類的進步和幸福作出自己的貢獻”。
與此同時，克蘇馬博士和共產黨以及南非印度人大會組成聯合陣線，開展反對通行證法運動(共產黨創立於1921年；印度人大會於1894年由聖雄甘地創立)。政府拒絕議會要求撤消通行證法的一項法案，並下令大批逮捕違反通行證法的人，於是反對通行證法的運動急劇發展起來。抗議浪潮席捲全國；一位聖公會主教宣稱通行證法是“在一個所謂民主國家裡的希特勒式的作法”。但是遊行、請願和派代表團——一切能做到的合乎憲法的抗議方法——都無濟於事。
儘管如此，當時的氣氛還是充滿樂觀主義的，因為經過納粹失敗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非洲人和有色人發揮了作用)，變革肯定不可避免。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其他組織合作，在1945年5月舉行勝利遊行。遊行規模之大，在約翰內斯堡前所未見。 20萬非洲人和一些其他種族的人跟在銅管樂隊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黑、綠、金黃三色旗幟之後，口號是“讓我們消滅這種勾當！”但是，由於戰爭使這個國家向更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外國投資開放，它使白人增添了財富、也加強了權力。
1946年發生的事件，清楚地提醒人們不僅僅是非洲人受壓迫：印度人走到鬥爭的前列，曼德拉在威特斯法律學院的兩位同學(伊斯梅爾·米爾和J·N·辛格)起了領導作用。這時德蘭士瓦和納塔爾兩地的印度人大會展開消極抵抗運動，反對史末資的“集團住區法”，這個法案打算將印度人永遠限制在某些地區。雖然實際的抵抗活動發生在德班，許多組織工作卻是在約翰內斯堡進行的。
曼德拉時常和米爾待在一起。坐落在市場大街胡勒瓦德大廈里米爾的單元房，家具寥寥無幾，是一個人們聚會場所。在這裡朋友們、學生們和積極分子們聚集在一起，熱烈地討論和辯論直至深夜。其中有邁克爾·斯科特牧師和魯恩·弗斯特等人。前者是一個聖公會的教士，後來參加了消極抵抗；後者是一個年僅18歲英氣煥發的女青年，她的父母，象許多來自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猶太人移民那樣，屬於共產黨中最勇敢的活動家之列。
曼德拉很有興趣地向米爾請教關於南非的印度人和他們的鬥爭。米爾的家庭是穆斯林。英國人在1860年將印度人帶到納塔爾，在甘蔗園做工。甘地作為一名青年律師居住在德班。面對一再發生的不公正行為，他在1907年發起了消極抵抗運動——不合作主義或道義行動。這時的資深領袖是兩位30多歲的醫生：納塔爾的蒙蒂·奈克爾，一個甘地主義者；和德蘭士瓦的優素福·達杜，一個共產黨員。印度政府給予了強有力的道義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印度當時在走向獨立的潮流中居於亞洲的領先地位。
目睹印度人青年志願隊從約翰內斯堡出發駕車行駛500英里到德班去，自願被監禁，曼德拉十分感動，但在政治上他對他們卻仍然態度漠寞。米爾和辛格屬於認為共產黨有貼切中肯的政治和經濟哲學的印度人之列。而他們自己社會團體的代表人物——保守的商人和企業家——相信與白人當局和解的價值，這使他們極感沮喪。在這以前，他們受到一位著名的英國老年婦女的激發。她是梅布爾·帕爾默博士，一位費邊主義者和喬治·肖伯納的朋友。她教授給各種族的人種類繁多的課目，包括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儘管共產黨人數不多，它在組織工作方面卻起過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勞工問題上。而且，作為一個政黨，只有它提出種族平等。
曼德拉強烈反共，不僅由於他深受傳統環境的影響，而且還由於他幼年的宗教信仰教導他共產黨是反耶穌基督的。 “青年聯盟”的大部分成員和他都有這種敵意，所以當魯思·弗斯特作為“進步青年委員會”的書記和他們洽談，邀請他們進行聯合的時候，他們的答復是堅決拒絕。
布拉姆·費舍爾，阿非里卡人，是一名共產黨員。作為一名律師，他曾幫助克蘇馬為非洲人國民大會起草一部比較民主的章程。他發現曼德拉和西蘇魯(他稱他們為“青年土耳其黨”)不但反共而且也反對與白人合作。後來他曾在兩次歷史上著名的審判中為他們辯護。
“青年聯盟”認為這種合作將破壞他們的鬥爭；而且，白人共產黨員把他們的民族主義視為“沙文主義”。此外，共產黨強調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區分，這使得團結一切非洲人這個主要問題變得模糊不清。倫貝迪、曼德拉、西蘇魯和坦博試圖迫使非洲人退出共產黨，如果他們想留在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話。他們在一次年度大會上提出大體如此的一項提議。但是在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最受人尊重和最積極的成員中，有共產黨員J·B·馬克斯·摩西·科塔尼和高爾·拉代貝；溫和派挫敗了“青年聯盟”
的動議。
關於“聯盟”對待白人總的態度，曼德拉說，許多爭論集中在以下建議：“聯盟”的目的之一應是“把白人趕下海去”。他和起草他們的“基本方針”的同事曾在多次會議上討論這個建議，最後一致認為他們必須考慮南非的具體情況，並且“認識到不同種族集團”已經在南非紮根。他們還說，“但是我們堅持，實現種族間的和平和進步所需要的基本條件是放棄白人統治和改變南非社會結構，使那些滋生剝削和人類痛苦的各種關係消失。因此我們的目標是，為非洲人民贏得民族自由，創立一個人民的自由社會，在這種社會裡壓迫和迫害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聯盟”承認，有的歐洲人熱愛正義譴責種族壓迫，“但他們的聲音微不足道，歸根到底無足輕重”。至於印度人，他們也是受壓迫、被剝削的。他們在歷史和文化的背景方面與非洲人不同，但是只要他們不阻撓非洲人的解放鬥爭就不能把他們看作侵入者或敵人。有色人所受苦難的程度不同，他們應當為他們自己的自由而鬥爭。
但是，到行動時，曼德拉和“聯盟”裡的其他青年知識分子還沒有準備好。流動工人向那種制度的挑戰使他們大吃一驚。 1946年，非洲人礦工舉行罷工。他們的領導人馬克斯和拉代貝長時間一直在警告礦業協會不安情況日益增長。 30.8萬名黑人礦工的情況世人皆知：他們是國內最重要的工人，也是受剝削最深的人。他們的平均現金收入是每月3鎊11先令8便士，這源於這樣的假設：他們是流動工人，估計每月2鎊10先令的農民收入可作為工資的補助。但是在特蘭斯凱和西斯凱，他們的家庭生活赤貧；營養不良和疾病到處流行。他們罷工是要求每天10先令的最低工資，“以符合我國政府在聯合國組織簽字同意的新的世界原則所提出的得到承認的生活標準”。
7萬人舉行罷工。警察開始用步槍、刺刀和警棍驅趕他們回去工作。
這時，在黑人被剝奪選舉權時設置的諮詢機構“土著人代表委員會”正在比勒陀利亞開會。 Z·K·馬修斯是委員會的主席，一名新選的委員是來自納塔爾的艾伯特·盧圖利酋長。由於礦上傷亡人數的增加，委員們向政府提出強有力的抗議，但毫無作用。詹姆斯·莫羅卡博士，一位備受尊敬的醫生聲稱：“他們把我們當作小孩子”。另一位委員對政府說：“你們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你們可以槍殺我們，逮捕我們，監禁我們，但是你們破壞不了我們的精神。”他們要求親自去看礦上發生的事；他們理應代表800萬非洲人，就他們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議。一位委員說，這個委員會不過是“一部玩具電話機”。
不到一周，罷工被瓦解，不僅由於國家及其批准的警察暴行而受到挫折，而且由於礦業協會破壞了非洲人礦工工會，並在加強各礦的警察力量之後，將礦工按他們的部族分成許多圈有圍牆的礦工住區。至少有9名礦工被殺害，1248名受傷。
當時，史末資總理(在海外是頗受尊敬的年長的政治家)在出席聯合國會議。一年前，他曾協助起草聯合國憲章的序言：重申“對於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平等權利……的信念”。克蘇馬博士正在聯合國進行遊說，他說：“在我們要求麵包的時候，我們得到的是槍棒。”
史末資的副手簡·霍夫邁爾是南非最豁達大度的白人政治家和有才華的學者，他經手處理“土著人代表委員會”的抗議。他對於他稱之為他們的“激烈誇張”的言論表示驚訝，他知道政府促進“土著人”進步的善意和願望。史末資和霍夫邁爾是溫和派的、以講英語的白人為主的統一黨的領袖。對於曼德拉和廣大黑人而言，這兩個主要政黨的政策方針是一丘之貉，那並不足為怪的。
在一次發言稿裡，曼德拉寫道：
在非洲其他地方，殖民地、保護國或託管地的目標是獨立。可是南非已經是個獨立國家，是一個主權國家，卻由盤踞在當地執政的少數白人進行組織和控制。經過許多世代的殖民侵入他們積累起權力，他們得到歐洲的資本、武器和技術的支持。曼得拉所謂的“龐大的暴力和壓迫機器”，即用來壓制多數黑人的行政和經濟管理的複雜體制逐步建立起來了。
1948年，白人統治和種族歧視被系統化為法律體制：種族隔離制度。阿非里卡人國民黨以微弱多數上台，開始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當他們自封為反對“赤色威脅”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堡壘”時，故意輕描淡寫他們的親納粹和反猶太人的傾向。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挑選出來進行統治的，這種幻想使他們悍然不顧外面的世界以及自由、平等和正義這類信念。不但政府，而且他們的荷蘭歸正會、大學、警察、軍隊和文職人員不久都滲透進一個秘密會社——“兄弟會”。沒有幾年，儘管白人選民也大力抗議，兄弟會仍然騎在憲法脖子上作威作福；他們廢除了一些牢固樹立的條款，以保證自己不會被立憲手段所挫敗。
種族隔離——這個被曼德拉稱為“瘋狂的政策”——與一切人權概念完全背道而馳。除了希特勒的猶太人政策，還從來沒有過這種“哲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恰恰是為了反對這種理論而戰的。在未來年月中，英美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一再表示痛恨這種種族歧視政策，它們卻增加了在。 10多萬名非洲人如今擁擠在約翰內斯堡周圍的城鎮和棚戶區。強制搬遷、警察逮捕、失業和其他不平事件不斷地引起騷動。但最嚴重的爆發性事件於1949年1月在德班發生。當時一個祖魯青年與一個印度人發生激烈爭吵，激怒了一群非洲人。多年的壓迫和貧困，使祖魯人怒火中燒。他們將憤怒轉向最近的目標——商人和“外國人”，即他們痛恨的“剝削者”。發生了縱火、殺人、搶劫等事件，被殺害的147人中，53名是印度人，87名是非洲人(主要死於警察的行動)，1名是白人。奧利弗·坦博和其他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和奈克爾博士、伊斯梅爾·米爾和J·N·辛格一起趕到受難地區安撫人民，尋找他們深藏的不滿。
曼德拉後來回憶這次非洲人和印度人領袖彼此合作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經驗。同時，他和“青年聯盟”其他成員仍然反對和印度人大會聯合的思想。當克蘇馬、達杜和奈克爾達成“君子協定”，讓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南非印度人大會一起努力爭取完全的公民權時，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們卻下定決心要“自己幹”。在建立非洲人自信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姆達是“聯盟”的新主席，坦博是副主席。安東·倫貝德已在1947年因病去世，這是一個極大的損失。他的思想在未來歲月中一直鼓舞著他的同事和擁護者，也使他們發生了分歧。曼德拉被選為書記；他的政治活動越來越多，於是法律學習日漸荒廢。
“聯盟”制訂了一個“行動綱領”，準備向克蘇馬博士提出，他們對他謹慎的領導感到不滿。雖然如此，他們不得不承認，由於他的組織能力和為人正直，非洲人國民大會如今有會員數千名，銀行存款有3千英鎊。曼德拉雖然參予批評，但他對克蘇馬個人十分尊重。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年度大會之前不久，他與坦博和西蘇魯被委派去拜訪克蘇馬。這是一次困難的會見：克蘇馬決心繼續控制，而他們卻越發深信人民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此外，礦工罷工的教訓證實了他們的信念，沒有工人——“群眾”——政治行動不可能奏效。他們發出最後通牒：如果克蘇馬拒絕支持他們的“行動綱領”，他們在即將到來的全國主席選舉中將不再支持他。克蘇馬對他們等閒視之。
在最後時刻，他們選了莫羅卡博士，他曾表示贊成“行動綱領”。保守派幾乎人人投票選克蘇馬，青年人則選莫羅卡。這時“青年聯盟”獲得了多數支持——他們的“政變”成功了。
沃爾特·西斯魯被任命為總書記，他以一票之多當選，此事很有意義：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一次有專職書記，他將領取薪金——每週5鎊——並有一間辦公室。辦公室當然很簡陋，但位於約翰內斯堡的商業區，位置很好。西斯魯的妻子阿伯蒂娜將用當護士的收入支持他們。
曼德拉屬於新選進全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之列，和溫和派、共產黨員及其他“青年聯盟”代表在一起。他們宣誓要大力執行年度大會所通過的“行動綱領”。
這個“綱領”成了鬥爭的分水嶺。它的宗旨是實現“民族自由”和民族自決權，反對出於白人統治思想動機的種族隔離政策和白人領導地位。必須使用新的“武器”：抵制、罷工、非暴力抵抗、不合作以及其他可以實現目標的手段。但是，首先必須組織一次全國性罷工，一天的抗議，反對政府的現行政策。
因此，非洲人國民大會投身於一項以群眾行動為基礎的全新戰略。曼德拉指出：過去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採取的行動“顯然希望，通過為自己的事業求情可以使當局改變心腸，把他們所要求的一切權利讓予他們”。但是他認識到，如同他在“青年聯盟”的《北極星》雜誌上所寫的，保持“與群眾有充分的生氣蓬勃的聯繫”是一個大問題。他還說，“我們有強大的思想能夠抓住群眾的想像力”，“我們現在的責任是把那個思想充分地傳播給他們。”
“青年聯盟”還沒有組織好在1950年“五·一”節舉行“全國罷工”，由共產黨人、印度人大會和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組成的一個特別委員會號召同一天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罷工，以抗議對科塔尼、馬克斯和達杜實施禁令。曼德拉和其他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大發雷霆，和那些組織者衝突起來，驅散會場，並在自己的雜誌上措詞激烈地攻擊共產黨。這篇文章說，由於工人是非洲人，他們受壓迫首先由於他們是黑人，第二位的原因才因他們是工人；很清楚，共產主義這個“外來的植物”不可能在非洲土壤長得茂盛。曼德拉脾氣暴躁的名聲無疑是從這些衝突中留下的。
儘管“青年聯盟”反對約翰內斯堡的抗議行動，加上政府禁止遊行以及“五·一節”那天在那個地區部署了2000名警察，這次罷工還是相當成功，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沒再待在家裡。但是由於警察襲擊集會，那天的結局卻是悲劇；組織者們和“工賊們”吵成一片，警察開槍引起騷亂。曼德拉和西蘇魯在奧蘭多匆忙奔跑，設法使人們平靜下來，催促他們疏散躲藏。 18名非洲人被殺害，受傷的有30多人，包括3名兒童。
對包括“青年聯盟”內的青年知識分子來說，這次罷工所受到的基層群眾的支持，使他們大開眼界並感到驚奇。曼德拉說：“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轉折點，既通過親身的體驗了解到警察的冷酷無情，又為非洲工人給予“五·一節”號召的支持所深深感動。”
組織者們艱苦工作的情形也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和西蘇魯見到兩個年輕的印度人，一個是工廠工人保羅·約瑟夫，一個是學生艾哈邁德·卡塔拉答，每天一大早就開始工作，到晚上又出去散發傳單。這時候他們大家一起握手，保羅和卡西發覺自己受到這兩位“青年聯盟”人物的祝賀——這是後來發展成終身友誼的最初表示。
旨在把人民隔離開來的種族隔離法正在把人們聚集到一起來：“人口登記法”把每個人按種族分類，引起巨大的痛苦；“集團住區法”在城鄉各地把住區按種族和部族分開，特別是剝奪了印度商人的土地和宣告對一切“非歐洲人”實行大規模強制搬遷——非洲人現在要被稱為班圖人，並且要根據“班圖人權力法”重新部落化。
“鎮壓共產主義條例”的政治影響極其嚴重，它針對的目標遠遠大於2000個共產黨人：其中非洲人1600個，印度人250個，白人150個。在40年代，共產黨人曾被選為“土著人代表”參加議會和充任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兩個市參議會的成員。此時冷戰蔓延；麥卡錫正在使美國舞台涼氣颼颼；而在南非，司法部長C·R·沃斯特宣布，他與英國特工機構首腦珀西·西利托爵士一起調查了共產主義在非洲的發展(非洲人認為這是英國政府與阿非里卡國民黨的進一步勾結行為，此際英國在聯合國就西南非洲託管地問題進行辯論時一貫投票支持南非)。
這個新“條例”有著南非獨有的怪癖：正如非洲人國民大會高級官員所指出的，它“主要針對著非洲人和其他被壓迫的人民”。
所謂“共產主義”包括所有旨在“通過倡導騷動和混亂，非法行為或不履行法律責任，或威脅要採取非法或懈怠行為，從而導致在聯邦內部發生任何政治、工業、社會或經濟的變動”。司法部長有權“指名”任何人為共產黨人並把他們逐出所在的團體。對被取締的組織“推行其宗旨”者，可被處以高達10年的監禁。
計劃安排在1950年6月26日舉行全國性抗議示威遊行。非洲人國民大會、青年聯盟、印度人大會以及共產黨共同參加一個協調委員會，開始工作時彼此懷有戒心。摩西·科塔尼從開普敦來到約翰內斯堡擔任共產黨的書記，他驅散了那種不舒服的氣氛。曼德拉開始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很快他們成了朋友。
這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向人民號召“不去工作”，是城市人民和政府對抗的開始。 “青年聯盟”在號召人們支持時宣稱，“這次抗議對我們來說是1652年4月6日以來非洲人民為表達不滿而進行神聖運動的集中表現”；在歷史上那個日期，揚·範里貝克抵達好望角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了一個基地。曼德拉聆聽部落長老講述故事的記憶在這個聲明里顯然可見，因為它接著說：“這個運動在整個所謂'卡菲爾戰爭'時期，在整個丁岡時代，在整個莫舒舒時代，在整個塞庫庫尼時代……在整個1910年白人聯邦協定時期，一直在繼續進行。”政府受到警告：“世界上任何物質力量也粉碎不了一個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非洲人發誓一定要解放南非，包括“黑人、白人和黃種人”。
當莫羅卡博士、西蘇魯、坦博和印度人領袖們到各省中心地點爭取支援時，曼德拉負責協調這種活動。司法部長在議會“膽戰心驚地”說：“共產黨人領導下……土著人中間有一個秘密組織”，它將“對人民的飲水下毒”並且“教人民如何去殺人”。
6月26日，在伊麗莎白港、德班、亞歷山大市以及其他一兩個地區發生全面罷工；在約翰內斯堡，在開普敦和一些小的中心地點發生部分罷工。但是在德蘭士瓦的一些地方反應很冷淡，非洲人國民大會承認當地工作人員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印度人給予巨大的支持，特別是在德班，那裡的人受害最深：1000名工人被解僱，但得到了組織者們提供的生活補助。
非洲人國民大會從印度人的組織工作經驗和他們的籌款能力中受到啟發，而印度人大會則通過與非洲人大多數更密切合作得到明顯的好處。印度人還在聯合國爭取外交支持，當時在聯合國54名成員國中亞非國家只佔14名。
1950年年末，曼德拉當選為青年聯盟全國主席，他同沃爾特·西蘇魯討論了貫徹“行動綱領”的下一步行動，進行非暴力抵抗。採取什麼方式呢？曼德拉想起1946年印度人誌願隊出發去德班時紀律良好的熱情氣氛，於是提出“消極抵抗”。西蘇魯要求它“典型的南非式並富有戰鬥精神”。他們可以回憶起非洲人國民大會歷史上舉行抗議活動時自發地運用消極抵抗的情況。 1913年在奧蘭治自由邦，黑人婦女曾抗議通行證法。她們把好多袋通行證堆在市政府辦公樓前，然後成千上萬的人寧可坐牢也不交罰款。一個村又一個村的婦女被投進警察牢房。結果當地政府把通行證強加給婦女的企圖卻失敗了，從這次活動中產生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婦女小組。後來在1919年，非洲人國民大會曾在約翰內斯堡和威特沃特斯蘭德組織大規模的非暴力遊行反對通行證法。儘管有來自警察和白人市民的暴力襲擊，抗議行動仍然持續了好幾個星期，結果成立了一個部級委員會建議廢除通行證法(它們並沒有廢除)。
這時西蘇魯認為應該歡迎各種族的人參加這個運動，不論曼德拉仍然害怕非洲人可能會受到其他種族的控制。曼德拉回想“五·一節”的示威遊行，當時“人民”支持了他自己曾反對的某些東西。逐漸地他讓步了。檢討了自己的立場以後，他心甘情願地接受和其他種族的合作。對共產黨人也是如此。他現在明白，非洲人“自己單幹”反映了在政治上幼稚，不夠成熟。
共產黨方面曾譴責“行動綱領”不成熟和缺乏社會主義眼光，但對於非洲人將學會認識階級利益、同時白人工人能加以引導克服種族偏見持樂觀態度。南非共產黨承認南非不單純是一個階級剝削的典型，而種族壓迫是它的製度中固有的事物。因此它決定對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民族鬥爭予以支持並進行引導，使之注意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它相信，這樣做的結果，反對種族歧視將發展成反對資本主義。在被宣佈為非法以前，南非共產黨自行解散；它的成員將通過其他組織進行工作，或者進行地下工作。
西蘇魯、曼德拉和“青年聯盟”其他成員繼續他們的熱烈爭論：消極抵抗對人民沒有什麼號召力；但是非暴力是反抗一個有強大武裝力量的殘暴政府的唯一可行的方法。那麼，怎樣約束那些平時遭受那種暴力的人民呢？灌輸紀律的關鍵是，用非暴力方法訓練他們，告訴志願者非暴力常常比公然的進攻行動需要更多的勇氣和決心。
1951年12月，他們的建議被提交在布隆方丹舉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年度大會：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慶祝統治300週年時舉行群眾抗議活動；應告訴政府，除非將特別不公正的六項法律予以撤銷，否則全國將舉行非暴力的蔑視那些法律的運動。大會大聲表示贊成這一提議。莫羅卡博士向大會致敬並呼喊口號“我的祖國！”群眾回答“非洲！”代表們起來高唱《上帝賜福非洲》。
海外報紙注意到：非洲人國民大會強調他們的鬥爭不是指向某個種族，而是指向不公正的法律，“這些法律使各界廣大居民永遠處在被統治和苦難的地位上”；非洲人在為改造環境，為把“人類尊嚴、平等和自由交給所有的南非人”而戰鬥；而且，他們的謹慎意圖是保持非暴力。
在南非，政府在取締共產黨人和工會會員，對批評政府者撤銷護照，並準備取消“有色人”在選民冊上的“特權”地位。白人自由主義者和聖雄甘地的兒子馬尼拉爾(他住在納塔爾)對非洲人是否能夠保持非暴力表示懷疑；當威特沃特斯蘭德一帶守法的黑人和歹徒之間以及各部族集團之間發生騷亂時，他們為自己的疑慮找到證據。當時有41人死亡，數以百計的人受傷。
政府正在大力鎮壓。非洲人國民大會能吸引足夠的志願者嗎？它能夠領導進行一場持久的非暴力鬥爭運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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