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二章非洲民族的驕傲
納爾遜·羅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在特蘭斯凱起伏的群山中間的一個肥沃河谷度過了他的童年。他家族的村莊中有一座座粉刷雪白的茅屋，距姆巴謝河不遠，河流經一些玉米地和一個金合歡樹種植園，經過一片片放牧牛群的草地，然後繼續向東流到印度洋。
在這個環境中，曼德拉對祖國與人民的愛紮下了根。他於1918年7月18日誕生在烏姆塔塔附近的庫努。烏姆塔塔村鎮是特蘭斯凱“保留地”的首府。他出身於滕佈人王族，受到傳統教育，在他身上培養出一種責任感。他的父親亨利·加德拉·曼德拉是他們親族滕佈人大酋長的首席顧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隨大酋長參加南非軍隊在西南非洲和德國人作戰。亨利·曼德拉還是特蘭斯凱地區總參議會的一員，這個總參議會叫做班加，是一個由非洲人和歐洲人組成的機構，負責就地方問題向比勒陀利亞政府提出建議。亨利·曼德拉有四個妻子。納爾遜的母親楠卡普希(通常稱作諾塞凱妮)是一個性格堅強、端莊體面的人。納爾遜雙親都沒有受過西方意義的教育，他們儿子的名子卻反映了一定的殖民地影響——一位近親凱澤·馬坦齊馬的名字是這種風尚的又一例子。納爾遜的科薩語名字羅利赫拉赫拉意思是“惹是生非”。
在庫努的村莊里生活受到庇護。納爾遜和他的姐姐們也做一些工作，諸如牧牛、放羊，他還幫著犁地。但是他渴望著冒險的生活。夜裡，部落長老，那些蓄著鬍鬚的老人們聚在熊熊篝火周圍，講起“白人到來之前的舊日好時光”，他聽得入神。他喜歡回憶那些情景，認為那是他政治上發展的背景：
美麗國土的一切資源。我們建立並執掌自己的政府，我們管理自己的軍隊，我們組織自己的貿易和商業。
在教會學校，納爾遜被帶進另外一個世界。他大吃一驚，發現歷史書籍只承認白人英雄，把黑人說成是野蠻人和偷牛賊，並且將科薩人和英國人之間的戰爭稱為“卡非爾”戰爭。
許多年以後他的姐姐梅布爾回憶說，他只能穿他父親不穿的衣服，把袖子和褲腿改短；他不在乎被人笑話，他非常愛學習。
在家裡他也聽到了歷史課沒講的年代較近的事件：聽到在1921年，總理史末資將軍如何派一支軍隊，在鄰近的東開普境內布爾赫克屠殺了163名男人、婦女和兒童；他們是一個猶太人教派成員，在這之前他們拒絕遷出在那裡宿營的“公用”地。還聽到不久後史末資的飛機如何在西南非洲託管地轟炸邦德爾斯瓦特族人民，因為他們拒絕交納他們負擔不起的一種狗稅；被殺死的有100多人。 “布爾赫克”和“邦德爾斯瓦特人”這些名稱痛苦地留在他的記憶中，就像它們曾留在廣大的非洲人記憶中那樣。
1930年，亨利·曼德拉病重。他意識到自己快死了，派人請大酋長來並把兒子託付給他，對他說：“我把這個僕人羅利赫拉赫拉交給您，這是我唯一的兒子。從他和姐妹們和朋友們的言談中我可以知曉他的志向是做有益於民族的事。我希望您按您的願望來培養他；讓他受教育，他會學習您的榜樣的。”納爾遜這時12歲，大衛·達林戴波成為他的監護人。父親死後，他搬到大酋長的住地姆克凱茲韋尼。梅布爾回憶說：“大酋長給他買了衣服，我兄弟有了人樣。”16歲時，納爾遜接受割禮。他和同齡的青年男子一道在山里過了幾週。他們臉上敷著白粉，身上圍著草裙，部落長老領著他們進行成年儀式，訓練他們準備好過成年人生活和參加各種部落會議。這時納爾遜正在克拉克伯里一家鄰近的師範學校讀書。
在假日，納爾遜旁聽大酋長開庭審判小酋長們提交的案件。雖然南非政府已經把許多酋長降到在白人官僚機構領薪金的官員地位，可是大酋長達林戴波還保留有某些權力，並受到人民的愛戴。對於納爾遜，這是一種扣人心弦的經驗：起訴後被告人辯護，盤問證人，最後大酋長與顧問大臣們商議後作出判決。這個青年人夢想著日後成為一名律師，沒意識到他是在被培養擔任酋長。
30年代中期，在納爾遜準備去希爾德敦一家衛理公會中學上學時，學生們心目中首要的事是政治而不再是考試：影響著整個南非人民的一場危機對開普地區的非洲人打擊特別嚴重。
1854年後，東開普地區(包括特蘭斯凱和西斯凱) 某些有財產的非洲人名列共同的選舉人名冊。這是傳教士們自由化影響的結果；他們傳播西方教育，於是大量非洲人都受到教育；許多人在多種族學校上學。曼德拉的曾祖父恩古本格庫卡也曾捐地給一所教會中學。非洲人受到鼓勵，相信通過教育他們可以獲得公民權利。但1867年在英國統治的金伯利發現金剛石，而1886年在德蘭士瓦的布爾共和國又發現了金礦；這個國家一下子進入工業革命。隨著歐洲資本和移民的擁入，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簡直沒有止境。於是因殖民者的入侵而失去土地的非洲人發現，自己的處境是被迫租稅去礦上做工。黑人的無產階級正在形成。為黑人保留的土地如特蘭斯凱和西斯凱等，成了流動工人的貯儲所。為廢奴運動所激怒的布爾人(荷蘭人、胡格諾派教徒和德國人的後裔)曾在19世紀30年代集體大遷徙，以擺脫英國人在開普地區的統治。此時他們又感到英國人侵略的新威脅，於是1899年爆發了所謂的布爾戰爭。
曼德拉開始學習這場衝突的歷史，這時他知道了內戰留下來的後果是多麼悲慘。他也知道，不管這兩個白人集團彼此多麼敵對，一旦他們面臨“土著人問題”，面臨“黑人威脅”，他們就聯合起來，如1910年時那樣。那時英國人對非洲人領袖以及教會人員和自由派人士的廣泛抗議不屑一顧，把南非黑人交給少數白人進行統治。對此提出警告的不乏其人。最令人感動的或許是作家和女權運動者奧利弗·施賴納的警告。他預測到南非前途的多難：在這個國家裡，白人“被眼前利益蒙蔽了眼睛”；他們奪去非洲人的土地並剝奪他們的公民權，“迫使他們流落到我國各城市的郊區土著人住地、礦工住區和貧民窟，成為廉價的勞動力。”①
現在再看1936年。儘管在“全非洲人大會”領導下，非洲人的政治、社會、宗教和其他團體的聯合反抗運動高漲，但是通往公民身份的大門最後被公然砰地一聲關上了。開普敦的全白人議會以169票對11票通過將黑人選舉人從共同名冊上除名。於是居住在開普省的非洲人(整個南非僅有的有公民權的黑人)，被剝奪了公民權。他們被列入另外的名冊，只能對3名“土著人代表”(全是白人)和參議院的4個席位(全是白人)投票。他們還可以擁有一個“土著人代表委員會”和各種城市委員會，但這些都純屬諮詢的機構。
在開普省，後來還實行通行證法，就像在德蘭土瓦、納塔爾和奧蘭治自由邦那樣。 1910年以來製定了36項歧視有色人種的法律，這些法律都遭到所謂的非歐洲人居民的抗議。這些法律中最為人們痛恨的是通行證制度，它控制著非洲人的行動和日常生活。非洲人必須有才能找工作，才能旅行，才能在宵禁以後外出。查驗時拿不出通行證就要被罰款或處以監禁。教士、律師、醫生和其他非洲中產階級的人只能部分豁免，因為他們必須攜帶證件證明他們的豁免權。對通行證制度憤怒憎恨的情緒，因警察行為的殘暴更加火上添油。
赫爾佐格總理(一個阿非里卡人國民黨員)在其舊日敵人史末資將軍支持下，於1936年通過的各種“種族隔離”法案，被前高等法院院長詹姆斯·羅斯—英尼斯爵士稱為有“道地的法西斯味道”。
非洲人的唯一安全來源——土地，也根據1913年“土著人土地法”被大量掠奪。這樣，800萬非洲人能夠得到的土地只佔12.7%，87% 的土地留給200萬白人。
全國范圍的騷亂喚醒了學生。納爾遜·曼德拉處於萌芽狀態的民族主義意識在黑爾堡大學進一步受到激發，當時他正在那裡讀文學士學位。黑爾堡大學位於開普省東部的阿莉斯村，創辦於1916年，有值得驕傲的歷史。這裡培育出許多未來的領袖人物，不但有南非的還有東非的和中非的。
一位成為納爾遜密友的同學叫做奧利弗·坦博。他年長1歲，也出生於特蘭斯凱，但來自旁多蘭地區的比扎納，在滕布蘭的東北方。奧利弗出身於小農家庭，在家鄉就讀於一個聖公會教會學校，後來在約翰內斯堡的聖彼得學校讀書，成績優秀。聖彼得學校是耶穌復活會辦的中學，有“非洲伊頓公學”之稱。 1938年他以優異考試成績被特蘭斯凱地區總參議會授予獎學金到黑爾堡大學上學，此時他讀理科學位。
奧利弗注意到，納爾遜雖然對於侮辱或傲慢很敏感，會迅速作出反應，但他性情善良、平易近人。他們的友誼因納爾遜突然離校而中斷。當時納爾遜是學生代表委員會成員，由於學校削減學生代表委員會的權力，他參加了抗議舉行罷課，於是也在停學之列。
回到故鄉姆克剴茲韋尼後，大酋長命令他接受黑爾堡大學的最後通牒，放棄罷課以便繼續上學。要不是意外情況發生使他免於妥協，他大概會服從命令，那就改變了他的生活道路。如他後來所說：“我的保護人感到是讓我結婚的時候了。他非常愛我，對我精心照料就像我父親一樣。但是他沒有民主作風，他認為娶親的事不值得和我商量。他挑選一個豐腴端莊的女子，下了聘禮，並為婚禮進行了各項安排。”
納爾遜決定逃走。他拒絕這種指定的婚姻意味著一種更深刻的拒絕，因為此時他已經認識到自己是在被培養成酋長，而他已經下定決心絕不做統治被壓迫民族的事。 22歲時，他動身去約翰內斯堡。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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