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勢力的垮台，中國看到了新時代的黎明。中國共產黨不再是一支土匪軍隊；像那位和尚——冒險家——皇帝朱元璋所領導的叛亂軍隊在六百年前建立了明朝一樣，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新的政府、新的國家。黨員們不分地位，興高采烈地展望新中國欣欣向榮的未來，展望著一個進步和發展的時代，一個使人聯想到過去歲月那些輝煌朝代的金色時代。但是康生對這一片舉國歡騰的景象無動於衷，他反而避開這種慶祝場面，對共產黨的勝利並沒有表現出公開的滿足。確實，此後有六年時間，他幾乎沒有在公共場合上露過面。
在人民共和國的初期，外界的中國專家對他活動的描述是很含糊的，他們簡單列舉了他在山東和新首都北京的官位。有些西方的新聞記者暗示，為了發展中國的第一批核武器，康生被指派去招募科學家和專家，這是一個極機密的任務，以致他生活在絕對的秘密狀態中。
儘管康生在五〇年代初期不在公眾場合露面，在外國記者中間引起了許多猜測，但是導致這種現象的與其說是情報的重大業績，不如說是更為世俗的東西。由於投能在共產黨的政權裡重新獲得重要的職位，康生感到惱怒，一九四九年六月下旬他索性聲稱生病了。他隱退到青島，那個他曾在那兒上過理查德·衛立姆學校的海濱勝地，定居在榮成路四號一幢德國風格的別墅裡，這幢別墅遠眺膠州灣的人口，周圍是一片松樹林。
在北京，為了在十月一日宣告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準備工作正在進行，這個時期，康生顯然還留在青島。每一個共產黨官員都可以前去聆聽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歷史性地宣告一個新國家的誕生。康生惹人注目的缺席證實了他聲稱身體有病的可信度。最後，在十月中旬，康生乘火車去北京，他堅持他需要治療，以此來解釋他的突然抵京。在首都短暫停留以後，他又宣稱自己的身體不好，因此又到了青島，黃海的暖流使得這兒的冬天比北京這個北方城市更暖。
康生接下來的六年裡在共產黨的事務上幾乎非常消沉，放棄了他在官場上的工作，過著離群索居的病榻生括。名義上，康生擔任了好幾個顯要的職位，但是他不在公開場合上露面，不為黨做事，並且不接待來自官方的訪問者。
在自稱生病的第一年裡，康生住在青島那幢他於一九四九年六月隱退的海邊別墅，過著隱居的生活。一九五〇年五月上旬，他坐火車往南旅行到上海，在那兒他逗留了一星期左右，並且拜訪了依然擔任華東局首腦的饒漱石。仔細掩蓋住對他以前同事的狂怒和妒忌，康生向饒漱石打聽關於華東局政治生態的最近淌息。然後他繼續前往杭州，那座在西湖邊上聳立著古代寶塔和廓宇的花園城市，度過了聲稱是康復期的兩個月。七月下旬，他在前往北方的途中在上海停留，又同華東局的領導們見了面。在上海停留幾天以後，他坐火車去了北京，由於住進北京醫院專為高級幹部設的私人病房進行檢查，對於他所聲稱健康不佳的說法就更增加了可信度。在今後的五年裡，那兒將是他的家。
康生最初在青島和杭州、後來在北京醫院所過的隱居生活，是與中國的傳統相一致的。無數大臣在朝廷里處於逆境時，就隱退到病床上，從而避開官職所應承擔的義務，使自己遠離那個政治世界，以增加倖存機會，直到一個重新執掌權力的機會出現。
儘管康生在六年內大部分時間裡都過著病人的生活，但是有關他醫療情況的詳情卻是模糊不清的。整個時期他都以生病為藉口，他繼續向北京的最高領導人暗示，如果有合適的位置提供給他，他願意不顧自己的病情，重新回來工作。但是這種召喚從未出現過。
政治上和身體上的雙重原因，促使康生避開公眾的視界。拒絕給予他更大的權力和威望的現實激怒了他。由於這麼多年在黨的最高層的經歷，他發現自己忽略了結交那些農民將軍和不識字的政委；他們在內戰的最後幾年裡已日益突出，而那時康生卻被流放去主管一個省的工作。所有的事情中最令康生惱火的，是被迫在華東局饒漱石的手下做事，但是每當兩人見面時，康生繼續把饒漱石看成是他值得信賴的朋友。
康生未能獲得一個有影響力的位置，這件事引起了他的恐懼：黨的最高領導人可能懷疑他曾經做過國民黨的特務。一九四九年年中，在西柏坡共產黨總部召開黨的會議以後，針對他的政治偏狹主義的怒氣和義憤，開始使康生感到不知所措。當共產黨的軍隊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時，康生擔心他可能會被監視。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前往北京旅行時，康生在濟南停了下來，在那兒他通知公安官員說他的秘書，一個叫沙韜的年輕人，正在露出他的真面目。康生向其他人報告說沙韜——他的私人隨員中唯一具有良好教育程度來做間諜工作的人——是“饒漱石的小走狗”。但是康生把他的懷疑瞞著沙韜本人；正相反，他向沙韜誇口說他非常了解上海，因此在三十年“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的秘密警察從未能抓住他。
一九五〇年六月在杭州的時候，康生向饒漱石和陳毅元帥（後來的上海市長）吐露他的恐懼，害怕有人懷疑他是一名敵特，並請求他們進行干預，支持他。饒漱石不知道只要有機會康生就會往他背後捅十刀，他在七月二十日一份打給毛澤東的電報裡，禀報了康生清白無辜的陳述：
我偕陳毅同志在華東局擴大會議結束後，即趕往杭州看康生同志的病。他反復向我說：“我工作上可能有錯誤，但絕不是奸細。現在黨對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麼理由。”康生同志离滬赴京時，我又在他住處停了一個小時。康生同志又進一步要求我，向主席說明，他絕不是特務奸細，請組織不要誤會他。
通過一個他暗自認為是敵手的人來轉達他的請求，顯示了康生絕望的深度。
在同一時期裡，康生頻頻受到惡夢的折磨，在這些惡夢裡，戴著面具的暗殺者悄悄潛進他的住處，用匕首向他進攻。一俟夜晚來臨，他就會特別注意地檢查每一扇門窗的鎖是否鎖上。他並開始陷於對鬼魂的恐懼中；他推想道，既然人類的身體遠比高級的科學儀器複雜，那麼上帝必定存在，如果上帝存在，那麼必須有鬼魂和惡魔。
康生有些病態的恐懼可能是很荒謬可笑的，但是他被懷疑為敵特的可能性使他很有理由感到害怕。國民黨在一九三年畢竟逮捕過他，而且他的被捕一旦被揭露，就會引起同志們懷疑，他曾經妥協並被迫出賣共產黨的事業；畢竟雙方的人馬時常來來去去的。康生隱瞞這件事情的時間越長，只會對他的可信度產生不利影響。除此以外，在上海的派系鬥爭期間，有關康生如何出賣他的共產黨同志何孟雄五烈士的詳情，將會強化任何謠傳他是叛徒的說服力。康生在上海的變節行為，是為了王明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國民黨，不會導致通敵的指控，但是也無法減輕他的窘迫。
康生只是很清楚地知道，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同國民黨秘密警察之間聯繫的證據有很多暴露的機會。國民黨的失敗，為共產黨的安全部門去發現那些曾經同敵人合作過的黨員敞開了通道。隨著共產黨的軍隊佔領北京、南京和上海那樣的城市，他們沒收了由於國民黨軍隊的逃跑而遺棄的大批情報檔案。共產黨還活捉了幾名高級的國民黨情報官員，他們說服這些人幫助圍捕其他的特務。在國民黨被逑捕的特工人員中，有盧福坦和王雲程，二〇年代末和三〇年代初在叛投國民黨的情報機構之前，他們在上海都是康生的同事。康生明白一個新的情報富礦落到了共產黨的手裡；他不清楚這一切是否會把他牽連進去。
從他在莫斯科和延安的歲月起，康生就清楚地意識到，在極權主義國家裡，叛變的指控在沒有絲毫證據的情況下，就可能被“證實”。身為一個秘密警察頭子，他本人已經製造了無數的假間諜案件。康生還知道秘密警察首腦自己也會成為犧牲者：亨利·雅戈達，斯大林的“大清洗”開始時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首腦，他被處決時康生正在莫斯科，還有他的繼任者尼古拉·葉若夫，不久以後也失踪了。
康生被自己的幻想嚇個半死，他開始設想自己的罪行的結果。他在延安的許多受害者都倖存了下來，並且在黨內的地位也逐漸升高——現在正想要進行報復。康生身陷畏懼和虛妄中，這影響了他的行為，顯示了他心理的混亂。他的人格承受了一種明顯的變化：與他早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在莫斯科與延安策謀、非常無情地貫徹土改政策時的那種冷靜、自信的態度相反，他現在變成了一個膽驚受怕的人。在以後的歲月裡，康生會恢復他對權力貪得無厭的胃口；但是在五〇年代的初期，他似乎耗盡了所有的精力和生氣。
五〇年代初期，臥病在床並不是康生生活中唯一符合中國傳統的一面。他還沉溺於十八和十九世紀中國的一種主要的惡習中：吸食鴉片。在康生出生的一八九八年那個時代，中國的社會曾經被這種毒品淹沒。十年以後，外國的觀察家們統計，中國的城市有多達百分乏五十的男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女人吸食鴉片，同時農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男人和百分之五的女人也吸食鴉片。康生第一次吸食鴉片的確切時間難以確定，但是山東和上海都是臭名昭著的鴉片消耗中心。總之，早在他躲進醫院之前，他就已經吸食鴉片了。桂林的一名叫李明凡的自由記者在一九四四年告訴美國的情報人員說，康生是“一個鴉片鬼”。
如果康生年輕時就在山東或者上海吸食鴉片，那並不會使人感到驚訝，在他擔任地下黨的特工時，與之打交道的歹徒和其他人中就包含了許多吸毒成癮者。但是他還在莫斯科和延安生活過，在這兩個社會清教主義的大本營裡，吸食鴉片——產生一種獨特而又濃烈的香氣，而且伴隨著在中國眾所周知的“大煙色”（一種由於大量吸食鴉片而形成的特別黝黑的面容）——這種習性將是不可能保密的。
康生在退避於北京醫院期間，恢復了吸食鴉片的嗜好。一位曾去拜訪康生的老朋友，發現他的病房裡到處都是吸煙者所需要的工具：一個小燈具，貯藏鴉片小球的黃銅盒子，用來從燈火上支取燒熱的鴉片的金屬針，當然，還有煙槍。那時候，中國共產黨正採用激烈的方法來創造一個新的、沒有毒品的中國，拒絕治療的鴉片癮患者只有處決一路，但是康生繼續在他專有的病房裡享用鴉片。說實在的，即使在他一九五五年重返政治舞台以後，他是否就不再吸食鴉片，也是令人懷疑的。一名香港作家，就曾報導說康生吸鴉片一直持續到六年代，並被林彪和他的小集團譏為“老煙槍”。
當康生於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娶曹軼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的時候，他不折不扣是同她的家庭結了婚。曹軼歐那位自稱蘇枝的小妹妹，也是他新姻親中的一員。推測起來，蘇枚放棄曹這個姓是因為安全的原因；她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和“白色恐怖”的倖存者。在康生曹軼歐結婚後不久，蘇枚就搬進了他們居住的“黨的機關”——位於法租界的一處住宅。
表面上，康生的家庭並沒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家庭成員本來就常共居一處。但是蘇枚成了他的情人。從他同曹軼歐和蘇枚的關係這個角度來看，說他從諸城離家出走是因為他同父親的小老婆睡覺這種謠傳，就似乎變得更可信了。在中國封建的歷史中，男人們經常娶一對姊妹花做妻妾——在一長串關於性的密謀和權力的故事中，被實際歌頌的例子可以上溯到兩千年前漢朝的傳奇《趙飛燕外傳》。但是在二十世紀，康生的家庭情況有可能會召來共產黨員的批評，他們譴責任何帶有中國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歷史殘蹟的東西。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康生在黨內以蘇枚的庇護者自居。蘇枚從未獲得過像她姊姊的那種聲望，但是她在思想教育的關鍵領域裡一直佔據著行政職位。
政治和性把兩姊妹同康生聯繫在一起，但是她們的個性顯而易見是不同的。其時曹軼歐奔放衝動、冷酷無情、野心勃勃，準備參加康生不正當的危險密謀；而蘇枚卻是個有著自殺傾向的神經質人物，總是處於她大姊的陰影之中。由於缺乏曹軼歐那種貫徹康生惡毒計劃的健全智力，蘇枚只是個順從的情人，討好和滿足的來源。
康生無論到什麼地方——莫斯科、延安、山東以及最終的北京——曹軼歐和蘇枚兩人都陪伴著他。蘇枚同康生的關係開始於什麼對候，或者他們是否生過任何孩子，都不甚清楚。當蘇枚同康生和曹軼歐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從莫斯科回國的時候，她隨身帶了一個叫任妮亞（Ren Neiya，音譯）的中國女孩。這個孩子被認為是蘇枚的女兒和康生的外甥女，但是她的真實身份依然是個謎。她可能是一對在莫斯科的清洗中失踪的中國夫婦的孤兒；她也可能是蘇枚的孩子，父親是莫斯科的一位中國人；或者她可能是康生的女兒。總之，直到今天任妮亞還是否認知道為什麼她姓任。
蘇枚曾試圖與康生拉開距離；她於一九四五年結婚。她的丈夫黃火清，當時是一名中層幹部，他像康生一樣，在年代曾擔任勞工鼓動家，在上海工作過。黃火清曾在蘇聯學習，但是回到中國參加了長征。戰爭歲月中大部分時間，他都是在延安度過的。在一九四五年，蘇枚和黃火清有一個兒子，這孩子沿用了他母親的姓，被稱作蘇漢。黃火清和蘇枚很快就離婚了——按照有些人的說法，是屈服於來自康生的壓力。
蘇枚的婚姻，以及康生的神秘疾病——更不用說他自己同曹軼歐的婚姻——都沒有減弱康生對他姨子的慾望。由於將自己禁閉在家中，他使自己沉湎於對蘇枚日益增長的熱情中，完全不顧引起醜聞的危險。許多幹部都注意到，無論康生和曹軼歐去哪兒，蘇枚總是緊隨其後；他們惡意猜測著她在康生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到他隱退，都沒有證據支持有關康生陶醉於同兩姊妹性關係的謠傳。但是現在康生的謹慎全都給拋棄了，因此到一九五〇年，他同蘇枚的舊事在最高領導層內已是公開的秘密。
關於康生同蘇枚的關係，曹軼歐在過去一直是保持沉欺的；只要這件事還是隱蔽的，就不致引起她公開的窘迫。但是當他們三人在青島和杭州的時候，康生開始炫耀他同蘇枚的性關係，這就引起了一場流言蜚語和含沙射影的風雨。曹軼歐嫉妒的狂怒爆發了。她不斷同康生髮生爭吵，兩姊妹之間也爆發了情緒化的吵架，壓抑數十年的妒忌和受挫感更是給吵架火上加油。一九五〇年五月，當他們三人在杭州的時候，爭吵達到了高潮：蘇枚從一幢大樓的頂樓跳了下來。她活了下來，但是她試圖自殺的消息已經飛快地傳開了。
康生試圖掩蓋蘇枚企圖自殺的事實，他的秘書沙韜不幸代人受過，被指控蓄意將她從窗口推下去。但是杭州的公安官員駁回了康生對沙韜的指控（表明康生對安全機構的影響已受到多大程度的削弱）。康生只能把這個事件當作藉口，將他的助手開除了。沙韜離開康生以後回到了北京，在那兒他進人人民大學學習。然而即使如此，在蘇枚痊癒和家庭緊張狀態平息以後，康生還是無情追踪著沙韜。康生把沙韜看作他家裡的前任間諜，一個了解康生生活中諸多細節的人，因此如果不實際加以消滅的話，至少必須使他名譽掃地。
當康生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聽到沙韜就讀人民大學時，他指示曹軼歐，當時華東局組織部的副部長，去向黨中央報告此人有“政治問題”，使沙韜無法進入這所學校。曹軼歐建議將沙韜轉送到中央軍事委員會的聯絡部，在那兒他的政治態度能夠得到監視。
一九五五年底恢復了他的官職以後，康生感到沮喪的是，沙韜不但仍舊在軍事委員會里工作，而且還得到了晉升。康生親自同軍事委員會聯繫，警告那些神經質的官員說沙韜是“一個壞人”，並要求他們把他調換到某個不那麼敏感的工作崗位上去。康生的命令使軍事委員會的官員們左右為難：他們認為沒有理由去為難沙韜，但是他們也不想使康生難堪，因為他有令人感到危險的名聲。官員們求助於更高的權威，把這件事向當時主管黨中央各機關工作的劉少奇禀報。劉少奇在軍事委員會遞來的呈文上批了兩名話：“康生神經不正常，不要理他。”當時康生能做的很少，但是當十年後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康生親自下令逮捕了沙韜。沙韜最後於一九七八年被釋放，那是在康生去世三年以後，他無意中招致康生狂怒的十九年以後。
歷經婚姻失敗和自殺不成後，蘇枚試圖重建自己的生活。一九五八年，她同張鼎丞結了婚，張鼎丞是前紅軍指揮員，當時的組織部副部長和總檢察長（蘇枚的第一任丈夫黃火清在文化大革命以後佔據的職位）。張鼎丞認識康生，也可能認識蘇枚多年了；他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曾做過黨校的副校長，並且在四〇年代末華東局康生的手下工作過。他同康生的年齡一樣大，因此同張鼎丞的婚姻，使她又一次牽扯上一個年齡較老的男人。像她早些時候的婚姻一樣，蘇枚同張鼎丞的結合在一年左右以後破裂了——據說，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康生的壓力。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悲劇最終降臨到康生——曹軼歐——蘇枚這個三角形上。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早晨，蘇枚被人發現死在她的北京寓所裡。當時她五十五歲左右，擔任由公安部管理的一個高級訓練中心“政法幹部學院”的政治系副主任已經好幾年了。她在學院的住宅區擁有一個獨立的家，同康生的”外甥女”和“外甥”任妮亞和蘇漢生活在一起，蘇枚並沒有任何憂傷或者生病的跡象；但是就在這天夜裡，她在睡眠中死去。
康生立即指控蘇枚是罪惡遊戲的犧牲者。他命令公安官員們拘留和審問每一個住在蘇枚寓所附近的人，並命令北京醫院的醫生對屍體進行解剖。醫生們斷定她是死於過量服用。由公安局進行的調查沒有找到能夠推翻這個醫學判決的證據。
由於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蘇枚再一次被焦慮所吞噬。為了一點小事，“特務”或“內奸”的指控就會落在人們的頭上；許多人被逮捕；更多的人則落到“紅衛兵”的手裡，遭受令人毛骨悚然的凌辱。蘇枚曾經同康生一起在“白色恐怖”時期的上海、“大清洗”時期的莫斯科和“整風運動”時期的延安生活過，她清楚地意識到過往種種會使她處於危險的境地。像康生一樣，她在上海也曾經被國民黨逮捕過，這使她很容易招致是國民黨特務的指控。
康生和曹軼歐都不接受自殺的判決。兩人對家庭中一名成員是自殺的死後到判決顯得極為憤怒。在共產主義中國，自殺顯然被視作一種非社會主義者的行為，中國的傳統把自殺同抗議非正義聯繫起來，而這種非正義只有在另一種世界裡才能得到懲罰。康生堅持說蘇枚是殺人者的犧牲品，堅稱有些曾調查過她的死因的醫生試圖掩護殺害她的兇手。他提出了一個怪誕的有關屍體解剖結果的解釋，聲稱醫院裡的工作人員已經用另一具屍體胃裡的東西，替換了據說是以蘇枚身體裡得到的液體。為了炫耀他的權勢，康生調集了他自己的一隊審訊者。他們得出了康生想要的結論，指控八個人為“殺害”蘇枚的主要嫌疑犯。他們當中有“政法幹部學院”的剮院長石磊，和曾經參加過第一次屍體解剖的女醫生顧惜春；其他五十個人被列為“次要嫌疑犯”。儘管康生的調查得出了這種嚴厲的結論，卻無法證明哪一個人為殺害蘇枚的真正兇手，並且自殺的裁決從未被推翻過。不過，在康生和他的特工手裡，有一名“嫌疑犯”死了，有四名在拷打下發了瘋，還有七名被監禁了很長一段時期。
在北京有些幹部的眼裡，康生有充足的理由要掩蓋蘇枚之死的真相。她的一位朋友，一名因為顯而易見的原因，希望不公佈真實姓名的資深大學中文教師，懷疑康生本人就是殺害蘇枚的兇手，他害怕她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圍下會受不了，從而揭露他過去的秘密。蘇枚的朋友還是相信，當江青和葉群（毛澤東指定的政治繼承人林彪元帥的妻子）憑藉她們本身的頭銜成為國家的象徵時，康生把蘇枚視作一種對曹軼歐的前途的障礙物。
在他從公眾生活中隱退的六年時間裡，康生在中共建政中並無擔當任何角色，並且被幾位先前是他屬下，或者位置不相上下的領導人給超過了。正在上升的共產黨明星包括饒漱石；在一九五四年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鄧小平；還有成為北京市長和黨的首腦的彭真。
甚至在安全和間諜活動這塊屬於他自己的區域裡，康生的貢獻在五〇年代初期也非常有限。一個新創建的全國性的國內安全警察組織“公安部”，接管了許多先前屬於社會事務部管轄範圍的職責。社會事務部作為一介不受政府監督的黨的機關，繼續存在著；但是它主要聚集有關世界各國的情報。
五〇年代中期，它進一步被改為“調查部”，為了黨的利益在國外進行活動。重組期間，康生一些過去的同事獲得了有影響的職位，包括成為調查部部長的李克農。但是許多位置落到了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手裡，他們沒有理由喜歡康生。新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就是康生於一九三八年接管軍事情報部以後被替換掉的情報專家。
康生不再主管黨的事務，這使他失去了在安全和間諜機構裡保存同盟集團的任何機會。他還錯過了許多利用對共產黨的大挑戰的機會。中國在一九五〇年參加了朝鮮戰爭，它站在金日成的北朝鮮政權一邊，抗擊以美國為首、支持南韓的聯合軍隊。正好發生在'中國邊境的這場衝突，以及隨之而來美國是否會進攻中國本土的爭論，使中國安全機構的角色日益吃重。初出茅廬的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以台灣為基地的國民黨情報機構相聯合，開始進行反大陸的秘密活動，他們將特務空運進偏僻的簡易機場，打算建立一個能夠推翻中國共產黨的反共軍事組織網絡。但是康生並不打算加入這場戰鬥。即使沒有他，新組建的公安部也挫敗了中央情報局和國民黨的許多秘密圖謀活動。
在五〇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對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宣戰中，康生也選擇了旁觀者的位置。一旦共產黨的勢力贏得了對大陸的統治權，黨就按照共產主義的概念來開始改造社會。先前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主們被完全消滅。嚴厲的措施還被用來對付”反革命分了”——國民黨官員、秘密幫會的成員、宗教領袖和任何曾同外國政府親密交往的中國人。對於重訂國策使自己在一條穩定的道路上前進的中國來說，這是過於隨便和不諧調的行動，結果造成巨大的流血和殺戮。當共產黨的理論家設法控制這個國家的時候，很多人死去了。康生曾經發展至極端並樹立典範的那些措施，如今被強加於整個中國，但是，由於隱退到病床上，他從而失去了一次參與的機會。他狂怒異常，以致即使這場運動使中國地主和這個政權的敵人心驚船戰，也無法減輕他對饒漱石的憎惡。
康生從公眾生活中退隱，還使他被排除在共產黨取得勝利以後黨內第一次主要的權力鬥爭之外。五〇年代初期，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滿洲領導人高崗之間，發生了一場對抗。
毛澤東懷疑高崗同蘇聯的關係，且還為高崗獨立於北京而感到擔憂。資歷幾乎像毛澤東一樣老的黨的老戰士高崗，對主席的領導風格以及對他領導共產黨取得勝利的聲譽感到不滿。高崗是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第一個向毛澤東挑戰的共產黨領導人。這個統治集團只有一個成員有足夠的勇氣敢於同高崗站在一起：那就是饒漱石。這場早產的挑戰，結果是可以預測的。在一九五四年的秘密會議上，二人被指控為密謀反對黨的領導人，他們被安全警衛逮捕。高崗在扣押中自殺了，而饒漱石服了一輩子徒刑，於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死在監獄裡，饒漱石被關押後不久，康生就宣稱“我的病根”已經連根拔除了。
如果康生願意的話，他可以永久生活在退隱中；但是他對高官厚祿和統治人民生活的權勢的追求，己經耗盡了他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精力；有他這種激情和慾望的男人，不可能做疾病的囚犯，也不可能永遠生活在妄想症的恐懼中。饒漱石的讓位移走了康生受挫和妒忌的中心焦點，並且在一九五五年年底，康生認識到在不遠的將來黨內會有一次較大的人事改組，他因而拋棄原先的消極生活，重新回到這個競爭激烈的世界裡來。
一旦康生放棄離群索居的生活方式，他就發現他已經喪失了地位和特權。為了能夠重獲從前的高位，他竭盡全力，但是成功來得忽緊忽慢。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時而激動得發狂，時而又虛無主義地打算去消滅他的競爭對手，從黨的高層相對退隱下來的時期是他專注於畢生的藝術追求的時候。
鑑於康生過了六年離群索居的生活，他重返政治生活將面臨的障礙就並不使人感到驚奇了。他是個遭到廣泛忌恨的人；由於在上海、莫斯科和延安的不端行為，他為自己樹立許多敵人。使人驚訝的是，康生被賦予了另一次機會；實際上在任何其他的製度中，他都沒有任何指望，而且在大多數曾經統治過中國大陸的無情殘酷的政權裡，他連活下來都將是幸運的。
但是康生倖存了下來。引用一句中國的成語，那就是東山再起。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