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二章諂媚者捲土重來

表面上，康生從公眾生活中隱退六年是因為一場神秘的疾病，之後，他獲得相當於奇蹟般的恢復。沒有醫生能夠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不健康的地方，他身體的突然康復也沒有醫學上的解釋。康生本人開始談論折磨“社會主義時代病人”的疾病。他警告說，“如果(你們)醫生們只懂得生理上的病人，而不懂得社會和政治的病人，那麼你們只是半個醫生。”康生聲稱醫生們如果想要治病救人，就必須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從而為他自己漫長的治療和醫生們未能找到病因，提供了一種理論上的解釋。 一九五六年一月的最後一天，北京正處於隆冬時節，康生意想不到地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一次例會上露面了，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一個大型象徵性機構，專門讓著名的非共產黨人士發表他們對國家事務的看法。他五年來首次在公眾面前的露面是低調的，但是它標誌了一種準備就緒的狀態，象徵他開始生涯的下一個階段。

康生對好奇的同志們解釋，他的健康至少已經好轉，足以使他經受得住日常工作的繁忙。事實上，對於一個既吸煙又抽鴉片、年近六十的癮君子來說，他的身體狀況一直算是不錯的。康生不願意告訴同事們他重返政壇的真正原因是：他知道苒繼續當旁觀者，就會水遠危害他未來的前途。一九四五年以來首次舉行的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預定於一九五六年年底召開，康生就像其餘的中國領導人一樣，期待它在中國共產黨內成為一個分水嶺。康生若不能獲得轉機，就可能枯等著領取養老金，如果幸運的話；不然，就只能降為無名無權的普通群眾。 康生離開醫院以後，中央辦公廳就派給他一所大住宅，房子位於北京古代界標之一的鼓樓西北面一條狹窄街道：小石橋胡同里。他寬敞、散漫延伸的高級住宅里有人工假山，假山上建有小亭子，庭院裡曲徑通幽，有一片竹林，每到夏令時分，竹林裡就響起一片蟬聲，康生在這裡過著一種學者風範的官員生活。他聚集藝術品和古玩，繪畫並練習書法。他告訴一位客人說，他希望最終能脫離官場的生活，生活於森林和山水間，獻身於藝術。但是現在，他渴望回到權力的位置上。

儘管他已待在北京養了五年病，但是當康生搬出醫院時，他還是在一個不像他曾住過的任何地方的城市裡，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北京體現了新舊兩個中國的風格。當康生乘車通過北京街道時，共產黨已經開始拆毀那些數世紀以來賦予這個帝國心臟一種力量和威嚴氣度的城堡形圍牆；隨著他們把從前宏偉的城牆夷為平地，新中國的工程師們用龐大的蘇聯式辦公大樓、會議廳、賓館和展覽中心，漸淅覆蓋了這個城市的大部分地區。這些巨大豹、正方形的建築給這個首都增添了一種世界主義和現代性的感覺。然而在社會主義的面具背後，卻是這個古代城市的胡同和小巷、宮殿和亭台樓閣、廟宇和寶塔、花園和湖泊，以及由高高的圍牆和月洞門遮蔽的，在緩慢衰敗中倖存下來的高級住宅。

新政權不僅把建築工程分散在全北京市，而且還引進新的菁英人物來充當政府各部門的戰員。把工作分派給那些在革命中曾經戰鬥過、最有前途和最忠誠的干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者們創造了一個看來與這個城市的過去幾乎沒什麼聯繫的新社會。但是就像俄國式的百貨商店和賓館不可能完全奪去中國建築的光彩一樣，共產黨的政權必須千方百計地應付數世紀來在北京已成為生活一部分的陰謀和詭計。如果說上海是個浮華的、商業化的、只為金錢而活的大城市，那麼北京就是個密室政治和私人交易的城市。誠然，北京市裡的天安門廣場還時常舉行莊嚴典禮，但是那些掌權者卻在橋牌桌旁或者高級餐廳裡交易，坐在後窗蒙著窗簾的黑轎車到處旅行。 康生在一九五六年年初的幾個月裡面對的挑戰，強調了他的繼續隱退會遭遇的危險。他重新一露面，就碰到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會使他在統治集團中的地位發生戲劇性的沉浮。在一九五四年清洗高崗和饒漱石以後，他在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之後排名第六。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就在他重返公眾生活以後的數星期裡，他被排在彭真後面。到四月底，據報導他已被在第十位，甚至在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成員中唯一依然是政治局委員的洛甫乏後。然後在一九五六年的五一節——國際社會主義者的節日——康生突然重新排名第六。他的位置，至少根據公眾報導和官方公報，直到四個月以後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時為止一直沒有改變。

在康生排名順序變化的背後，潛伏著一場爭論：在他養病期間所給予的他一種幾乎是出於禮貌的高位，是否讓他繼續保持？沒有人會開啟危險的先例，去質詢一位生病同事的過失，但是一旦康生重現江湖，他的同志們就不會那麼善解人意了。他賦閒了六年卻對他獎勵有加，而那些一直為人民共和國而無情工作的人們卻無法分一杯羹，這可是會引發嚴重的士氣問題。一些幹部厭惡他養病期間所謠傳的戀情插曲；其他人覬覦著他的位置和權力；幾乎沒有理由熱情歡迎他回來。 儘管康生生活在政策之外很長時間，但是由於同安全機構的關係，他還是被廣泛認為是一個危險人物。許多人曾在他手中受過折磨，他們中有些人，像李立三——當時的勞動部部長——積極地散佈有關康生的口是心非和虐待狂的故事。康生的社交習性使他更加不受歡迎。一位目擊者於五〇年代的後一年在北京觀摩一部放給高級幹部看的電影時看見過他，語帶鄙夷地將他同另一位觀眾、熱情奔放和愛交際的老軍人賀龍元帥相比較；這位旁觀者回憶康生架子十足，並帶著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審視著觀眾，這種表情被他描述為陰陽怪氣。

像康生那樣的男人是個天生的靶子，即使他是個危險的人物。 康生為促進他的地位所走的第一步，是尋出能給他一個踏腳平台的專長。他仍是一名政治局委員，這種身份除了提供威望，並不能讓他控制任何黨和政府機構。漸漸地，他失去了所有曾賦予他控制人民的權威的職位，他處於比一九囚六年更糟糕的境遇中。到一九五五年，甚至他的家鄉山東省也不再屬於他的管轄區域，當時一位名叫舒同的長征老戰士和前社會事務部的成員，正式取代康生擔任省長的職務。在那之前，康生還佔據著這個頭街，儘管他臥病在床，沒有做任何工作。 康生尋求一個新的和富有影響的職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六年的時間裡，政權動態已經發生了變化。經濟已經從十二年頻繁的戰爭中得到恢復，政府的方針政策已經轉移，專注於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的世俗任務。黨為了生存而鬥爭時所需要的才能，在這個新時代裡很少有價值。現在黨已經執掌了權力，政治局的議事日程也不再被安全和間諜問題所支配，這個政壇需要有這樣背景的人：經濟學家、工程師和管理者。只有一個政治局的文職成員需要在更為廣泛的警察和法律事務的關係中，去監督安全和間諜活動的團體。在五年代初期和六〇年代初期之間，這個責任落到了康生從前的下屬彭真的身上，因為他擔任“政法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

切斷了他權力的自然基礎，康生擔任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職務，其中沒有一個是有前途的。在一九五六年年初，他被任命去推廣“普通話委員會”——“普通話”是共產黨試圖強行在全中國推廣的標準化漢語。 “普通話”使用簡體字和大量新的、社會主義的詞語，替代過去時代“封建的”辭匯。甚至在這個相對不重要的領域，康生也只是軍人出身、現任的上海市長陳毅元帥手下的副主席。 外國事務給康生提供了較多的機會。一九五六年三月，他作為中國代表團圊長前往東德，出席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康生在東德度過一個月，這是他在這個斯大林世界同其他共產黨的初次個人聯繫，他也發現了正席捲東歐、對斯大林的攻擊的政治影響。社會主義統一黨會議恰好是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舉行一個月以後召開的，在蘇共二十大上，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發表了著名的“秘密報告”——他對斯大林、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和他的“個人崇拜”進行直言不諱的譴責。同樣飽受斯大林主義之苦的東德共產黨，渴望緊跟赫魯曉夫的領導；由於康生的到場，他們採取措施，試圖介紹“由上而下的自由化”，強調社會主義的法律麗不是個別領導人的神化。

東德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新動向，已足以擾亂康生或者任何在斯大林主義體系中獲取權力的干部，因為所謂的斯大林主義體系，就是一種從過度個人崇拜興起，進而嚴密控制社會的模式。對黨的角色要加以限制的說法已對中國、對康生的庇護者毛主席和康生本人都產生了令人驚恐的影響。康生的眾多方法——運用恐怖手段、榨取虛假口供、操縱間諜活動以及美化最高領導人——都是得自斯大林的統治。當他在回國途中停留在莫斯科時——自從一九三七年以來他首次訪問那兒，康生的感覺是他的世界正在加速崩潰。二十多年來，莫斯科已經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社會主義的聖城”在戰後同美國爭奪全球霸權的競爭中，已成為一個大帝國的首都。世界革命的事業已經成為蘇聯國家和益的犧牲品。運轉中的新勢力在赫魯曉夫的里程碑式報告以後變得甚至更為明顯，他們發動了第一次官方認可的反斯大林主義的運動。

康生繼續試圖重建他酌影響，但是中國共產黨機構的變化趨勢給他的幫助很小。由於中國的高層領導極為小心地迴避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康生做為安全部門首腦的紀律就使他的困境變得甚至更為嚴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成了妒忌他的資深經歷的野心勃勃的同事的靶子。康生試圖反擊，但是六年中的病人生活已經損害了他的防禦功能。 由於毛澤東本人所面臨的問題，康生甚至更容易受到攻擊。毛澤東的至高無上並沒有受到威脅，但是許多黨的領導人希望確定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沒有在主席周圍發展起來。 為了抒解來自神經質官員的壓力，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從黨的章程中刪除所有提及“毛澤東思想”的字眼。毛澤東也在忙於安撫批評他的人，顧不上為代表們遊說反對康生的事情操更多的心。

康生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之後舉行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遭受了他生平最令他感到羞辱的變迭。他被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政治局無表決權。在排名表上從第六位急降到第二十二位——對於一個已做了二十二年政治局委員的男人來說，這是令人痛苦的侮辱。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注意到，“他距離被遺忘的那一天已經不遠了。” 在黨的階梯上高於康生的幾名幹部，一度都曾經是他的下屬。在延安的黨校裡一度只是講師的胖胖的小個子哲學教授陳伯達，現在排名要高於康生。如今擔任宣傳部長的陸定一，在一九四五年以前甚至都不是中央委員會委員。 康生除了掩飾他的不快和假裝同他的上級合作之外，幾乎沒有別的選擇。即使出現對毛澤東地位的低調爭論，康生逐是認為毛澤東是攸關他未來的關鍵人物，並充分重視同這位主席交往的每一個機會。一九五六年，政治局創辦了一個“政治研究室”，名義上是在陳伯達的領導下，毛澤東經常在那兒舉行同省委書記們的討論會。康生說服中央辦公廳在主席的辦公室旁邊分配給他一個房間。到一九五六年年底，康生已經成為毛澤東的忠實擁護者，在在支持毛關於中國應該如何對蘇聯的反斯大林主義化做出反應，又要如何應付波蘭及匈牙利等國家裡敵視共產主義的潮流的觀點。

主席對社會主義陣營裡這些不斷擾亂人心的傾向的態度，標誌著一種對他先前態度的背離。毛澤東的政權自從創立了人民共和國以來，對它的敵人向來就是辣手無情的：五年代初期為了鞏固它所建立的政權，中國共產黨已經進行了一系列強硬的政治與社會運動；毛澤東的親後們逮捕了高崗和饒漱石那樣企圖反對他的高級官員；中國的非共產黨學者已經蒙受恥辱並沉默無言；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胡風，因為指出了毛澤東的文化和藝術理論的狹隘和膚淺而遭到囚禁。 面對東歐事件可能會在中國引發不滿的危險，毛澤東採取了一個全新的步驟。他不是下令進行另一次的大清洗，而是建議採取更自由的態度。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爭辯說應該鼓勵非黨員的知識分了起來批評專橫的獨裁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的干部，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他們已經玷污了黨的聲譽。面對他小心翼翼的同志們，毛澤東解釋，如能允許那些不屬於中國共產黨的公民表達他們的不滿，中國將能夠迭到民族的和諧，並避免威脅其他共產黨政府的那些麻煩。 從未對任何自由主義表示過些許贊同的康生，忽然宣稱他本人堅決支持公眾輿論對黨的教條主義和專製作法的批評。在姿態上做齣戲劇性變化一刻也難不住康生：在過去他就已經多次變過臉。事實上，他信服的政治哲學就是假定恆常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惟有不恒常。康生有一次在公開談話時指著一架磁帶錄音機告訴他的聽眾，他有“三怕：口號和概念的錄音、筆記和記錄。”他解釋，無論他說什麼都只符合當時當地，因此在其他情況可能是不正確的。 “我今天不知道我明天會說什麼。因此磁帶錄音是無用的！” 毛澤東提出自由表達意見的概念並證明它對黨是有理的，康生在這一問題上與毛緊密合作。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演說中，毛澤東闡明了他關於內部批評問題的觀點，或者就像他所表達的，關於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主席爭論說社會內部的衝突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並斷定屬於後者的公眾討論是達到社會團結的最好途徑。康生坐在屋內的長椅上讚許地聆聽著毛澤東的演講——與劉少奇、朱德和彭德懷的缺席形成鮮明的對比，雖然不是開會，但是當時毛澤東使用了麥克風。按照非官方的報導，聽眾中許多反對者為了抗議毛澤東的思想，躡手躡腳地溜出了大廳。 康生毫不猶豫地響應主席的號召，呼籲非共產黨人士揭露他們在黨內看到的缺點。一九五七年三月上旬，康生在北京幫助召開了一個關於宣傳工作的七天會議，趁機促迸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在討論會上作了演講，還向小組代表們解釋為什麼作家、新聞記者和藝術家應該揭露中國共產黨的任何缺點；康生不時用諷刺的口氣插上幾句話，譏諷那些害怕如此廣泛的批評會削弱他們掌權的頑固官員。在討論會的結尾，總結的任務落到了康生的身上；由於感覺到他可以利用毛澤東和反對者之間的不和，康生詳細講述了毛澤東解決社會主義各種問題的方法的哲學重要性。主席的思想代表了馬列主義一種獨到和創造性發展，康生這樣告訴聽眾。 墚皇堅持扮演一名馬克思主義專家的角色，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同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的決定是一致的，當時他被任命為“中央文教小組”、一個小小的“內部”或秘密委員會的副組長。這個機構有很大的影響——它直接向政治局匯報，並監督宣傳部、黨校和文化部的工作。如果康生想要避開政治上的停滯不前，那麼他非常需要這樣的工作，它使他成為對中國政治體制中的主要部分一意識形態——的權威。 毛澤東在三月下旬前往天津、上海和南京出遊，在每一個停留站解釋“百花”方針，並會見出版家、編輯和當地的領導人。康生沒有去天津，但是在上海他加人了毛澤東一行，並且在一組報紙記者採訪毛澤東時做了介紹；康生擔任司儀的角色，邀請訪問者提出任何有關主席想要公開討論黨的工作的問題。 隨著毛澤東矛盾論點的講話逐漸傳播開來，允許“百花齊放”的呼聲接連不斷地響起。許多知識分子都害怕向共產黨政府吐露他們的不滿，但是從一九五七年上旬開始，幾乎來自社會每一個角落的人們都開始對當前政權提出異議。報紙相雜誌上的文章使用刺耳的語言，嚴厲責罵中國的統治者和那些為他們服務的官僚們。一九四九年以後留在大陸的前國民黨官員出於一種愛國主義的感情，開始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排外體制，受人尊敬的教授和學生積極分子要求擺脫中國共產黨強加給知識分子的約束；工人們要求罷工和遊行示威的權利，而武漢的學生們甚至打算發動一場匈牙利式的起義。黨覺得自己被敵對的聲音所包圍，所有的議論都圍繞著共產黨創建了一個禁止有不同意見的一黨制國家這一主題而奏出的變奏曲。用地位很高的異議者、《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的話來說，中國變成了“黨天下”。 隨著抗議的增加，毛澤東發出了一個指示，顯示他倡議這場運動的原先意圖或許要比他假裝的更為險惡。五月中旬，他向黨的高級幹部傳達了一條按語：“事情正在起變化，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段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毛澤東不讓他的話向公眾傳達的事實，使人普遍地聯想到，從一開始，他就想要煽動非黨人士的過火行為。如果毛澤東真正為不同意見的失控感到擔憂，那麼，他本來可以通過傳達他的按語來立即阻止情況進一步惡化。許多作家和學者如果知道主席不再歡迎這場運動，他們一定會更加沉默寡言。 很清楚，毛澤東在等待這場對黨的進攻變得更加猛烈。然而，甚至在今天，他這樣做的原因依然難以確定；或許他只是想要在他阻止這場抗議之前，給普通幹部施加更多壓力。但是許多中國觀察家們相信，他蔥要在下令鎮壓之前，讓黨的資產階級敵人徹底地暴露自己。他關於矛盾的講詞，以及講詞中對對抗性和非對抗性衝突的區分，使得他有正當理由，嚴厲處分任何超越指出個別共產黨人的限度、向中國共產黨的地位挑戰的人。劉少奇和其他強調紀律的干部幾乎肯定不會得到他的信任。但是康生從一開始就支持毛澤東關於對黨的工作進行批評的號召；戴晴，一位調查過這個時期的新聞記者，認為康生很可能從一開始就參與了毛澤東的計劃。戴晴寫道，儘管毛澤東的想法對於緊跟其後的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來說，顯得過於晦暗不清，但是“康生也許主其事，因為在那時，他突然不再養病了，活潑潑地、精神煥發地介入到幾乎每一個具體步驟中。” 在一種出其不意的逆境中，佔統治地位的政委們和理論家們在六月八日開始了一場對“右派”的大清洗。彭真和其他曾經為反對毛澤東作法進行辯論的干部，抓住這次事件的契機，用幾乎沒有掩飾的詞語指責毛澤東。然而，要不是《紐約時報》從華沙一個東歐情報員那裡得到他關於矛盾的講詞副本，毛澤東或許並沒有那麼容易受到攻擊；毛澤東講話的全文於六月十三日在這份資產階級的美國報紙上發表，迫使毛澤東在尚未準備好的情況下行動了。黨的領導不得不發表自己版本的毛澤東講詞，以結束對毛澤東看法的推測。但是新近開始的反“右派”運動需要對這篇具有權威性的講詞作某些尷尬的修改。在正統幹部的眼裡，毛澤東講詞的修訂版於六月十九日在中國出版發行，等於點明了他那持強硬路線的同事們迫使他做出讓步。 “百花”運動導致了一場對那些曾經說出對中國共產黨不滿的人的毀滅仕攻擊，但是那種極為自吹自擂的公開爭論的拙劣方法，已經轉變成一場範圍廣泛的鎮壓，這表明了毛澤東的一種雙重失敗。他不但不能夠消除中國的“非對抗性矛盾”，而且這種政策的突然逆轉使他在黨內的對手們認清了他的短處。 回應這陣洪水般的敵意，共產黨發動了一場短暫但是殘酷的運動，使五十五萬人民被監禁或者流放去勞改營。那些非共產黨小民主團體的領導人，遭到解僱並被迫自我批評，他們曾擔任政府部門首長，以強化一個寬容的多黨制政權的形象。最嚴重的損失是數十萬知識分子——教授、作家、新聞記者、學生——他們曾經出於勇氣（或者天真），接受了毛澤東表面上有價值的邀請，許多人被送往勞動農場，通過體力勞動改造他們的異端思想。在武漢組織過起義的學生領導人遭到了處決。其他的共產黨政府都在思索如何克服由於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攻擊而引發出來的問題，但是中國，僅僅在言論自由發聲的六個星期之後，就回復到傳統的斯大林主義方法，鎮壓不同的意見。 對“右派”的鎮壓，是仿效康生在延安建立的一貫模式，運用警察、監獄和勞改營來碾碎一種純粹是政治上的威脅。此時，在清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曾使現政權為難的非共產黨政治家的過程中，康生很少表現出興趣。他集中精力在黨校肅清那些他指控過以及支持右派主張的干部。康生並沒有加入他的大多數莉志，一同消滅黨的敵人，而是利用這次反右運動來攻擊黨的關鍵機構裡的目標，並擴展他自己的影響。 除了使自己成為一名能夠解決毛澤東的麻煩問題的私人助手之外，康生開始構連蝕自己的盟友和共謀者的集團。他們當中有《紅旗》雜誌——黨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創建的喉舌——的總編輯陳伯達。陳伯達由於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晉丹得比康生高而遭到他的妒忌，但是陳伯達是那種康生相信能夠使自己得益的人。陳伯達同毛澤東很親近——他在延安曾作過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但有隻有主席認為他特別聰明。 在他的朋友當中他被稱作“老夫子”，這是一個意指誠實但卻缺乏頭腦的教授的專門詞語，陳伯達並沒有聰明到康生需要怕他的地步。另外一名康生小圈子裡的新成員是柯慶施，他過去在上海和延安的時候是康生的同志。柯慶施於一九五八年在上海接替陳毅擔任黨的首腦，使中國最大的城市變成了毛主義者的大本營。在政治舞台上他比跌撞前進的陳伯達要聰明狡猾得多，柯慶施對於康生來說是另一個極好的同盟者： 作為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領導人，他不是康生攫取權力的競爭者。康生還恢復了同山東的門徒王力和關鋒的關係，他們在宣傳部和中國科學院裡佔據著有影響的位置，並力求同情報系統裡從前的同事，像調查部部長李克農那樣的人交往。 毛澤東依然是康生所有活動——他的策略和他對同事的選擇——的終極對象。由於重獲毛澤東的歡心，康生認識到，他能夠勝過那些在他住院年間已經贏得影響力的重要官僚。他成了毛澤東廷臣，一個了解這個體制規則的內侍，藉由與領袖的關係竄生出來的特別人物。 然而，同毛澤東定期會面遠不是件容易的事。毛澤東不再是那個康生在延安曾以朋友之禮相待並幫助過的、可以接近的農民造反者，他已經貴為主靡，一個被崇拜的對象，一個傳奇般的巨人，他成為一種疏遠而冷淡的存在。他住在中南海的亭台樓閣裡，這是一片獨特的毗鄰北京中心紫禁城的有圍牆的建築，當首都的天氣開始轉冷的時候，他就隱退到南方的僻靜別墅，甚至坐上特別列車外出巡遊。江青，這位曾經激起毛澤東熱情且做過康生通往這位領袖的橋樑的女性，現在諂媚者卷士重來過著獨居的生活。五〇年代初期，江青在蘇聯度過了幾年，接受一系列疾病的治療；有扁桃體炎、肝臟問題以及最終的子宮頸癌。她和毛澤東在一起的時間要比三〇年代末和四〇年代期間少得多。 康生頻繁地安排同毛澤東一起出遊，這給他一個奉承主席的機會，並刺探毛的思想傾向和方法。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一月離開寒冷的北京，前往杭州和南京那樣南方氣候的城市，他帶了許多資深官員，包括康生。在討論明年的國家政策時，毛澤東譴責了那些謹慎的經濟計劃制訂者和專家治國論者，他們就他加快經濟發展的建議同他進行爭論。他重複他三月份在成都的非難，當時他表揚了兩名領導人——來自上海且為康生盟友的柯慶施，和來自四川的李井泉——因為他們支持他那經濟改造的號召。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反對毛澤東發展目標的意見減少了，中國並於這一年的年中開始搞“大躍進”，一個試圖在一夜之間創造一個現代化國家的計劃。儘管它觸及中國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從城市建設到農民的住房安排，但是“躍進”的主要目標是使鋼產量翻一倍，以集體農場或者公社來取代私人佔有土地，並且戲劇性地增加穀物的產量。 康生在離開成都時，已意識到毛澤東沉湎於創造一個純潔的共產主義社會。康生力了使他自己與主席達成一致，狂熱地爭辯說毛澤東加快經濟改造的想法，會在教育系統——一個康生通過“中央文教小組”領導的領域——激起一場激進的變化。到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月，就在中央委員會認可毛澤東為了使中國社會共產主義化的經濟計劃之前幾個月，康生宣告：“教育需要一場'大躍進'。” 為了在教育系統擴展他的激進思想，康生開始訪問山西、四川、上海以及遍布中國其他地方的大學、技校和中學。每到一個地方，他就宣稱真正的革命要求教育同勞動相結合——他聲稱這種結合是“教育大躍進”的基礎，它將使農業和工業並行前進。他拒絕教育界共同接受的想法，嘲笑挖苦像教育部那樣的受寵目標。現行的教育政策，他抱怨說，基本上是錯誤的，因為教育部把反馬克思主義學說當作馬克思主義學說。 除此之外——按照“石頭”概念的發明者的說法——由教育部強制執行的紀律標準和規則是束縛學生的“繩索”，應當加以拋棄。 康生把標準的學校教育譏笑為“教條、胡言亂語和糟粕”，並對整個教育體制的基礎程序提出疑問。他認為一節課持續四十五分鐘是一種不科學的想法；在有些情況下，他爭論說，教師向學生傳遞十分鐘信息就完全足夠了。他還找出學校假期過長的理由，作為教育部愚蠢的進一步證據，甚至更壞，是資產階級傾向的證據。 “我問過許多心理學家和醫生，他們也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在一次會議上聲稱，“實際上有兩個理由。一個是認為學校是腦力勞動，因此應該有假期；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不能夠回答——黨中央怎麼樣？我想黨中夾也是搞腦力勞動的，那麼為什麼我們沒有假期呢？還有另外一個理由，那就是學生年輕，需要休息；但是農村里的兒童，如果他們不上中學，就不能休息，為什麼是那樣呢？”不是取消假期，康生提出，而是課堂時間應該受到限制，因為體力勞動和標準教育一樣重要。他對一所聽從他的指示廢除授課以支持體力勞動的學校的評論，概括了他的態度：“不要把這個稱為停課。要把它稱為轉移課堂。” 無論他走到哪裡，康生總是嘲笑教育體制，然而他的公眾形象依然保持著一副受人尊敬的學者模樣。在康生於一九五七年訪問天津南開大學以後，一名叫楊德春的學生，創作了一首散文詩，詩中以屬於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in）的那種文雅的好奇心來描繪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