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毛澤東的秘密機構的首腦，康生從未忘記過從蘇聯經歷中學到的那些基本課程：虛構一個充滿了間諜和敵特的世界，便可能獲得一種巨大的權勢。康生還借用了他在莫斯科第一次接觸到的範例人物：像一名出色的斯大林主義者一樣，他繼續辱罵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被當作公眾的頭號敵人是蘇聯政治的一種產物，但是康生在延安憑幻想召喚出這個遭懷疑的領導人的幽靈，並用它來喚起叛徒們和破壞者們的恐懼。唯有他康生（或者他這樣暗示），才能夠保衛中國免遭托洛茨基的國際間諜和暗殺組織的破壞。
除了將托洛茨基當作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緊迫危險的一種象徵之外，康生在他的談話和演說中經常涉及“特務”、“秘密特務”、“間諜”、“叛徒”、“雙重特務”、“國際間諜組織”和“秘密特務走狗”——並利用每一個機會把自己描述成唯一能夠意識到這種由暗藏的敵人所造成威脅的人。 “秘密特務的盞險性，”康生在他公開批評陳獨秀和中國托洛茨基分子的文章中寫道，“不在於他從外部反對你。秘密特務的最大危險性，在於他躲藏在你的臥室並經常舔你的靴子。”
康生渴望成為共產黨內最高的特務頭子，但是在接管延安黨的秘密機構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使人弋餒的挑戰。他不但必須創造出一種在戰爭時期能夠保衛共產黨的體系，而且他還必須控制那些經歷過“白色恐怖”和長征、飽經風霜、難於駕馭的倖存者。康生從毛澤東的支持所獲得的那種個人權威，需要炫耀專業能力和堅強意志來加以強化。過去他在上海擔任秘密機構頭子時下令暗殺，在莫斯科監禁與處決據說可疑的中國人所營造出的恐怖氛圍，現在變成了一種非常有效的寶貴財產。
康生所面對的困難遠遠超出應付一批意志堅強的干部，還有技術上和管理上的問題。三○年代早期中國共產黨在城市失利後，留下的安全和情報機構已經四分五裂。國民黨的調查科和藍衣社在上海、天津、北京和其他城市裡破獲了許多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同時，長征的混亂狀態已經造成對共產黨秘密警察的農村武裝隊——政治保衛局的巨大破壞。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建立總部之後不久，黨的領導人建立了一個名叫社會事務部的新組織，它意在將當時以不同形式存在的三個性質不同的安全和間諜機構合併在一起。組建一個綜合性的安全系統的決定，在康生從莫斯科回國之前就已經有了，但是將各個組成部分澆鑄成一個獨立的整體，這項任務落到了康生的身上。
與會以上海為基地的“特別工作委員會”相呼應的城市秘密機構，是社會事務部的主要組成部分。康生在他動身前往莫斯科之前，曾領導過“特別工怍委員會”，熟識裡面許多從國民黨秘密警察的追打中倖免一死的特工。有些特工已經來到延安繼續他們的秘密工作，而其他地下工作者依舊留在日本人佔領區和國民黨佔領區。
社會事務部的另一個主要的組成部分，是在共產黨控制下的農村和小城市裡展開活動的政治保衛局。這個準軍事組織最初在三〇年代初期建立於江西山區的共產黨基地，以維持秩序，實施土地改革，消滅那些試圖保有田地的地主，並防禦國民黨的顛覆。政治保衛局在長征期間的另一個任務是保衛資深的黨的領導人，這使它享有精銳部隊的稱號。
同這兩個安全和間諜組織的工作人員一起，延安邊區的共產黨政府建立了自己的特殊部隊：“保衛處”，它對地方上的各種事情都要負責，從日常治安到逮捕顛覆分子和敵方間諜。
保衛處同延安警衛團密切聯繫，警衛團由保護共產黨首都的公共安全的戰士所組成。警衛團為社會事務部指派的工作提供人力：站崗放哨，逮捕有嫌疑的敵特，為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上層領導提供人身保護。身為警衛團團長的王震將軍——一位來自毛澤東故鄉湖南省、言談舉止極為豪放的農民——執行來自康生和軍事委員會兩方面的命令。
“社會事務”是一個不招人厭的名稱——畢竟，它無意識地使人聯想到革命可能會是一場宴會——但是在康生的領導下，這個部門發展成一個模仿蘇聯秘密警察系統的機構，而且青出於藍。像克格勃的前身國家政治保衛局和內務人民委員會一樣，社會事務部兼有這兩個秘密機構的基本功能：實施反間謀和反顛覆的行動，通過各種有效的手段蒐集有關黨的敵人的情報，不管是外部的還是內部的。這個部門的管轄範圍從暗中監視外國人，到調查和逮捕任何受到懷疑、被認為充當其他國家的間諜或者顛覆共產黨主義體制的人。它的功能範圍反映在四個主要分支的名稱上面：軍事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和國際情報。為了執行如此廣泛的職責，社會事務部擴展成一個巨大的官僚機構，擁有一支相當龐大但行動向來隱蔽的隊伍，不時在共產黨控制下的每一個省份出沒。
撇開它的規模不談，社會事務部並不擁有一切的權力。
比如說，它的軍事安全部門，必須同軍事委員會一起為軍隊分擔責任，軍事委員會有它自己的軍事情報部。但是這種個別的重疊並沒有剝奪康生的權勢——因為他同是這兩個部門的首腦。
社會事務部還同許多職責隱密的部門有密切的聯繫。比如統一戰線工作部，擔負著宣傳中國共產黨形象的重責，它的工作是宣傳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民族主義的黨，渴望同其他的中國愛國志士合作，保持同國民黨組織內部特務系統的聯繫，這些特務當中許多人還為康生的組織服務。還有城鎮工作部，從理論上說，城鎮工作部被猜想為是管理那些已被共產黨控制的大小城鎮的部門，但是它還有一個重要的隱密作用，即在工作上同社會事務部進行親密的合作。
康生的官僚主義王國在四〇年代初繼續擴展。一九四三年，在康生擔任延安情報工作領導的五年以後，建立了一個名稱累贅的新組織：敵後工作委員會，其職責為監督敵占區的情報工作。這個機構包括了社會事務部和軍事委員會情報和聯絡部門兩方面的人馬。康生被任命為這個新委員會的主席，如此一來，他滲透相顛覆敵人組織的能力就更為強化。
對社會事務部和軍事情報部這兩個部門的控制，賦予康生巨大的權勢。他的地位甚至已經不同於蘇聯的情報和安全首腦，在蘇聯，軍事情報機構依然掌握在軍隊最高指揮者的手中，獨立於非軍人統治的像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會和克格勃那樣的組織。沒有一個人能夠同康生所控制的隱密權力相抗爭。到四〇年代中期，他實際上是延安第二個最有權力的人物，而且整個社會事務部的特工們相信，康生至少像毛澤東一樣具有權威。
康生為了背叛王明，已經樹敵很多，他繼續積聚權力，不斷挫敗那些妄想取而代之的人的銳氣，如此下去，甚至引起了更多的憎恨。成為軍事情報部門的首腦後，他就將長征期間主管安全工作的將軍羅瑞卿擠到一邊，即使康生對軍隊事務的知識有限；康生的突然高升還使江西的政治保衛局原領導人鄧發的希望遭到了破滅。同樣，其他那些更不引人注意的人們也失去了機會，但是康生似乎並不害怕樹敵過多。他寧願把自己的前途押在權力上，而不是押在朋友上。
康生成為諜報領域大權獨攬的統治者，唯一倖存者是“狡猾且富有機智的”李克農，在上海時他也曾幫助黨抵受住了顧順章的叛變所造成的衝擊。從秘密工作到代號密碼，幾乎對情報工作的每一方面都富於經驗的李克農，於一九四一年被任命為康生在社會事務部和軍事情報部這兩個部門的副手。
為了在社會事務部打上他的印記，康生改換了他的地址，也撤換了它的人員。一九三九年初，他將在楊家嶺窯洞裡的總部，轉移到他曾經住過的棗園。間他的工作人員的辦事處和住處一起，康生在棗園修建了一座監獄，他可以在那兒拘留、審訊和拷打某些犯人，免受外界的干擾。
在他擔任社會事務部首腦的最初幾年裡，康生設法創造一種等於是他的私人秘密機構的東西。康生本人堅決要求擁有比大多數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更好的生活水平，並為了加強社會事務部的干部對他而且僅僅是對他的信奉，他確信他的特工們要有比其他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人員更好的食物、衣服和住房。康生的手下人也因為他們的“特權地位和驕傲自大的習氣”而名聲大噪。
自從康生在上海的年代以來，中國已經有了顯著的進展。千百萬人民卻依然蒙受著周期性的飢荒、各種自然災害和極端貧困的折磨；但是到了三〇年代中期，中國已經達到一種使人認為這個國家終於走上了現代化道路的繁榮水平；譬如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繁榮興旺。中國人和外國人合辦的教育發展很快。中國的政治也似乎使人有了指望。蔣介石打敗或兼併了許多自一九一一年共和革命以來數十年裡不斷危害中國統一的軍閥勢力。共產黨造反者們雖從長征中倖存下來，但是到一九三六年，蟄居在陝西北部的共產主義者在國家舞台上只佔著小小的一部分。
當國民黨和共產黨持續爭鬥不休的時候，日本重新貪婪地註視著中國。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日本的冒險家們一直頻頻干涉中國的事務，到三〇年代，東京日益沙文主義化的政體再度認為，軍事侵略中國是擴張日本帝國的方法之一。一九三七年初形成的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從一開始就顯得不可靠。兩黨嘴上口口聲聲說要合作，但是在幕後為了各自的利益則進行著無俅止的鬥爭，時而演變成軍隊問的衝突。
等到康生執掌安全和情報機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已被兩伙可怕的敵人所包圍：裝備精良的日本軍隊佔據著延安的北面和東面地區；暗中不斷尋找機會損害毛澤東軍隊的國民黨“盟友”，佔據著延安的南面和西面地區。在康生擔任秘密警察首腦的第一年裡，兩伙敵人當中，日本人所進行的間諜活動威脅更為嚴重。受一種兼有帝王崇拜和對中國無情蔑視的思想所驅使，日本軍國主義統治者們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極為堅決。他們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入侵中國大陸以後，就與共產黨發生衝突，定期轟炸延安。日本人的炸彈造成的傷亡很少，但是轟炸加深了日本人的全力進攻共產黨大本營、並將這個小城鎮夷為平地的恐懼。在一九四一年舉行的決定性突襲當中，日本人派了九十架飛機飛臨延安上空，並“一直轟炸到他們看不到一幢豎起的建築物為止。”
康生的社會事務部必須不斷地警惕日本人的地下活動。像康生在他關於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的文章中所曾經評述的，日本人在使用間諜和特務方面臭名昭著。用康生的話來說：“特務和間諜是日本侵略者的軍火庫……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戰爭中，這是一種最兇猛、最危險和最廉價的工具；反過來說這也是一種最難使用的武器。”在中國的日本間諜活動史可以追溯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期間，康生斷言，而且它採用了一切可能的形式。 “在中國所進行的間諜工作中，日本侵略者使用每一種方法。有些是公開的——大使館裡的武官辦事處、設在駐軍內部的情報機構以及當地的情報組級。有些是半隱蔽的——各種辦事處、各種團體、藥房、報社、攝影室、調查小組、'文化'組織、妓院和各種類型的浪人團體。”
日本的軍事情報組織——以特務部機關而知名——在一九三一年“奉天事變”以後激增至中國各地。這些組織由諸如謙治土服原將軍或川島芳子那樣的人來領導，前者是被當地的英文報社戲稱為“滿洲的勞倫斯”的浮誇冒險家，後者是位在日本受教育的滿洲公主，以她的性慾而著稱。許多中國人成了日本的間諜和特務；康生讓人們知道，他時刻警惕著他們。
作為他們反華策略的一部分，日本人還使用機會主義者和親日的中國人在滿洲、北京和南京建立傀儡政權，每一個傀儡政權都有自己的秘密警察。在滿洲，名義上由最後一位滿洲皇帝溥儀統治的滿洲國政府，統轄著三個秘密機構：一個是中央安全局，一個是附屬於警察部隊的特務機構，還有一個是滿洲鐵路局特務機構。在日本特務的監督下，這些組織招收中國的罪犯和兵痞在這塊政治無主區工作，因此面臨著共產黨國民黨兩方面情報機構的壓力，可說極為脆弱。
一九三九年年底，當日本人因為中國國土遼闊而攻勢陷於停頓的時候，日本人武力攻擊延安的威脅就變得更不可能了。同時，同國民黨的競爭加劇了，對於統治中國來說，他們依然是共產黨的主要對手。兩黨都把抗日統一戰線看作是出於中國民族主義需要而作出的權宜之計；現在共產黨和國民黨開始發動針鋒相對的準軍事性行動。國民黨駐紮了一支由蔣介石最信賴的將軍之一胡宗南指揮的精銳部隊，從南部地區迫近延安，封鎖了這個共產黨統治的邊區。同時，共產黨在名義上由日本人統治的地區發動了游擊戰，在那兒他們可以建立“屏放區”。敵對的中國軍隊之間經常爆發激戰。一九四一年一月，在長江流域活動的共產黨新四軍，在同國民黨軍隊的一次交戰中幾乎全面被殲。雙方都指責這場戰爭是由對方挑起的。在這一時期裡，為了努力爭取優勢，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都日益致力於秘密的情報戰。
蘇聯政策方面的變化，也加劇了長久以來國共之間的對抗。當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底抵達延安的時候，蘇聯向國民黨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蘇聯的支援到一九三九年又戲劇性地減少了，蔣介石因此不用擔心反對共產黨可能會失去莫斯科的慷慨贈與。除此之外，蘇聯在蒙古的諾莫汗那場從一九三九年五月一直持續到九月的戰鬥中擊敗了日本軍隊，這減輕了斯大林對日本的恐懼。隨後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簽定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後，蘇聯從此就不用為了預防日本侵略，而保持同國民黨的緊密聯繫。
一九四〇年，這場同國民黨的未公開的戰爭向康生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康生在上海工作時令共產黨難以對付的敵手國民黨調查科，逐漸發展成中央統計局，一個活動遍布國民黨統治區並在同共產黨的秘密戰爭中首當其衝的龐大組織。另一個龐大的情報組織軍事統計局，也於一九三八年在國民黨內形成。就像它的名稱所暗示的，這個局發源於軍隊，但是它的觸鬚幾乎涵蓋情報工作的每一個層面；它的目標大多集中在政治和平民，包括共產黨和親日的傀儡政權。恰如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保衛部所干的工作與保衛社會幾乎不沾邊一樣，國民黨的兩個統計局所負責的遠比蒐集統計數據要多得多。
軍統局由臭名昭著的戴笠任屙長，他身為藍衣社的首腦，曾把康生的名字列入死亡名單，並迫使他於一九三三年逃離了上海。戴笠從那以後一直在積聚權力。當中日戰爭猛烈爆發時，他成為中國最有權勢和最使人畏懼的人物之一，逐漸控制了國民黨政府中一些最重要的部門，從軍事警察和情報到海關、稅務和鴉片查禁。戴笠的軍統局沉溺於一切可能的手段——訓練漂亮的婦女來引誘敵方的官員；建立了一個無線電竊聽和解譯處；動用重刑來獲取情報；並且在重慶的郊區建立了一個專門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戴笠甚至在印度和美國建立了一個特務網絡，並發展同美國海軍情報局的關係，彼此極為親密。在戴笠的領導下，軍統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別是在與日本傀儡政權的對抗中，他們將特務安置到南京的親日汪精衛政權的最高層，並且暗殺了許多著名的中國通敵者。
秘密機構在中國的大量活動，造成康生和他的同伴們過著一種經常轉移、居無定處的動盪生活。危險可能是不易覺察的，並且朋友們的忠誠和動機經常會成為問題。在這個異常混亂和騷動的時期，許多中國人因為環境而放棄了政治立場，從一個團體轉向另一個團體——從國民黨轉到共產黨，從共產黨轉到日本人的傀儡政權——就在不斷衝突的野心、榮譽感、幻滅感、羞恥心、貪婪和恐懼的推動之下。
許多秘密機構之間維繫著一種暫時交好、背叛、權宜之計的複雜網路。南京汪精衛傀儡政權那聲名狼藉的秘密警察組織，就具有遍及這個地下世界的混亂和機會主義的典型特徵。
汪精衛的情報處總部就坐落在上海七十六號內一幢寬敞的別墅裡，它逐漸以“七十大號”之簡稱為世人所知。它的全體成員是從下層社會的歹徒、共產黨的叛徒、國民黨的間諜和殺手中招募來的。情報處將一些以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為起點、卻以作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肆無忌憚的工具而告終的三重人物聚集在一起。 “七十六號”政治上的指導者是周佛海，就像毛澤東、張國燾和劉仁靜一樣，是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建黨時的十三個創建者之一。週佛海最終變成了一名有強制力的陰謀家；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他為日本人工作，同時也繼續同戴笠保持著秘密聯繫。 “七十六號”的日常管理權掌握在丁默I手裡，丁身為上海紅隊的一員，曾在康生手下做事。丁默I的主要助手是李士群，另一名康生的紅隊畢業生。丁默I和李士群兩人都曾作為共產黨員在蘇聯受過訓，背叛共產黨後，他們首先投向國民黨，然後又向親日的傀儡政權靠攏。他們不是繼續推進共產主義革命事業，而是在戰爭歲月里為了贖金而綁架留在上海的富人，以及暗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週佛海、丁默I和李士群的政治史，具有腐敗墮落的典型特徵，這種腐敗墮落逐漸駕馭了許多在那些年裡曾為康生工作過的人。
在他就任秘密警察首腦這一職位後不久，康生開始直接捲入延安的間諜調查案。在一九三九年的上半年裡，康生親自介入了一樁案件之中，這樁案件喚醒了對敵特威脅的擔心，也強調了康生的重要性。這個插曲發生在共產黨受毛澤東的支持、重新準備對付國民黨侵略的時候；康生捏造國民黨反邊區共產黨間諜話動的證據，藉此為毛澤東提出的蔣介石踐踏所謂的統一戰線，並且促成共產黨領袖形成共識．支持對抗國民黨的行動。
康生陰謀詭計的第一個受害者是邊區官僚體制中的一個小官員錢偉仁。錢偉仁在延安地區負責築路和修路，工作需要使他偶爾同在毗連共產黨領土的地區負責公共工程的國民黨官員們見面。這樣的接觸並沒有任何異常，但是即使如此，康生還是指控錢偉仁是“一名內奸”。為了加強案子的效果，康生威脅錢偉仁的妻子，恫嚇說也要把她看作一名敵特。由於害怕康生可能會對她做出的事情，她同意暗中監視她的丈夫，匯報他的各種活動，並幫助證明他有罪。
錢偉仁被逮捕，並被拉至“公審大會”前示眾，這是用來維持對團體的心理控制的政治慣例之一。社會事務部和當地安全機構大約一百名幹部參加了這次大會。康生主持了錢偉仁的公審大會；當會議結束時，他宣布錢偉仁是一名叛徒和特務，並判決他七年監禁。
在康生的手中，王尊濟（Wang Zunji，音譯）事件看來似乎證明了對國民黨更具侵略性的手段是正當的。幾星期內，康生介入了另一樁案件，這次牽涉到國民黨和某一親日傀儡政權反延安的一樁聯合間諜活動。康生最新的受害者是王尊濟，一名逃離日人佔領下的北京到延安的年輕婦女。北京親日傀儡政權的領導人王克敏的侄女王尊濟，由於憎惡她的家庭同日本人相勾結而離開了這個城市。像江青和其他人一樣，她是被共產黨堅決抗日的名聲吸引到延安來的。但是康生不是把她當作一位有價值的背叛者來歡迎，而是把她看作他更大陰謀中的有用人質。在指控王尊濟是“日本特務和國民黨特務”的同時，他下令逮捕她。安全官員侗將她關押在延安一個康生用來作為監獄的黑暗窯洞裡。後來，在康生的親自監督下，他們從她口中挖出了一份招供。
在審訊的第一階段，康生的手下人員強迫王尊濟一直站著，三天三夜不讓她睡覺，直到她的雙腳腫脹，開始感到頭暈目眩。當康生看到她依然不願意合作的時候，他威脅說要將兩條毒蛇扔進關押她的窯洞裡。這個辦法奏效了；王尊濟作了招供。恐懼和不眠促使她編出一個她被吸收為特務的複雜故事，甚至她聲稱同其他間諜的通訊聯繫，是通過一種密碼來進行的，而密碼是根據一種織人她衣料的圖案來顯示的。
掌握到王尊濟的招供資料，康生立即把這個消息傳遍整個延安，把她同聲名狼藉的滿洲女冒險家、已經成為日本間諜活動精湛技巧的邪惡象徵川島芳子相比較。康生把王尊濟轉送到棗園的社會事務部監獄，然後成立了一個“專案組”——一種直到文革之後依然存在並長期困擾著中國政治的機構——來進一步調查她所羅織的罪行。康生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寫信給“專案組”，指示它要確立王尊濟曾屬於戴笠領導的非官方的國民黨情報組織藍衣社的證據。康生的斷言沒有任何根據，但是它證明了一個論點：中國國民黨的敵人們是同時為日本人和國民黨在工作。儘管缺乏處罰她的證據，王尊濟還是被監禁到一九四六年，並且只有在康生失去了對安全工作的控制權之後，才獲得釋放。
幾個月以後，康生捲進了另一樁間諜活動案中，他在處理這樁案件時大吹大擂。這次是一位來自滿洲的漂亮年輕婦女李寧受到懷疑。她曾在中國共產黨的東北地下組織工作，在逃離日本古領區以後，於一九三八年抵達延安。時刻警惕的康生於一九三九年七月下令將她逮捕，理由是她“走路像個日本婦女”並擁有“一件日本式的內衣”——康生的調查無疑是一種思想罪行的指控。康生召開了李寧的公審大會，最後在指控她時，雖然沒有任何其他罪名，但是他死咬著一個莫須有的推斷不放：“李小姐，”他宣稱道，“你很有吸引力，因此如果你不是特務，那麼誰是特務？”屈服於康生和他的秘密警察所實施的嚴酷無情的壓力，李寧最後承認她已經“轉而反對黨，當了特務，成為黨的敵人。”康生成功地使李寧屈服，這提高了他的聲望，他成為一名具有察覺隱藏敵人非凡能力的間諜捕捉專家。
康生完全公開地進行他的迫害活動——這是在封閉的、獨裁主義的社會裡，反間諜活動工作的一種不尋常的特徵。但是莫斯科的公開審訊教會了康生如何利用間諜活動來控制政治上的爭論。逮捕受懷疑的人可以根據最不足信的證據，或者根本就沒有任何證據。只要符合某些他認為是典型的間諜活動和叛徒的標準，康生就會頻頻指責人們為間諜：比如，他們與一個日本作者有關係，或者說他們有日本式的內衣！
王尊濟和李寧事件開創了一個先例。在隨後的幾年裡，共產黨的反間諜工作日益被這樣的看法所纏住：隨著那些年輕人逃離日本人的壓迫而抵達延安，國民黨和日本人的特務也跟著滲入延安。由於康生把重點放在捕捉敵特的工作上，社會事務部獲得了一個新綽號“鋤奸部”。
專心於社會事務部的內部工作，康生建立了一個知名的機構——“審訊室”，專門負責“肅清”工作——從安排逮捕的時間，到死刑判決的每一樣事情。 “審訊室”紛紛成立，遍布於共產覺控制的地區。通常它們包括一個專門獲取口供的科室。按照一位社會事務部工作人員的說法，“中世紀的酷刑和最野蠻的盤問方法理所當然地被使用。”有些審訊者和拷打者在工作中浸淫多年，已經“對受折磨的場景很冷淡，”而且“不管需要與否，”動不動“就對受害者施以嚴刑。”
為了使懲罰和審訊的技巧日益精進，社會事務部的專業審訊官們吸收了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手段，使之適合於二十世紀的斯大林模式，用偽造的口供來捏造一個新的“事實”。這個過程通常開始於命令囚犯揭露自己生活的每一件事件。如果看守們斷定他隱瞞了什麼事情，或者決定他可以作為一個例子殺雞儆猴，或者僅僅是處於虐待狂喜怒無常的情緒中，他們會把他關在一個極小的單人牢房裡，那裡既不能站立也不能躺下。有些犯人在這樣的單人牢房裡囚禁達二十天之久。
當他們出來時——如果他們能出來的話——許多人不能再走路了。如果一個犯人的口供達不到康生的要求，就會使用一系列技巧，迫使他合作，或者就直接將受害者乾掉：
●竹刺：把竹釘釘人指甲底下。
●馬鬃穿眼：用一根馬尾插入陰莖。
●穿女人：將水管裡的水加壓灌進陰道。
●請客人喝一杯：大量的醋被強迫灌下喉嚨；在稍微噁心之後，遭受到疼痛的劇烈折磨。
●定向滑輪：受害者的雙手懸吊，並用皮鞭抽打。
●焚香進逼：將犯人雙手懸吊在屋椽上，焚香熏燒其腋窩；拿開時，就會掉下一塊燒焦的肉。
●沿路拉拖：犯人雙手被捆，係於馬尾，然後策馬前進，直到把他拖死。
●幫助生產：囚犯為自己掘好墓，並被推進去活埋。
烈康生在棗園建立拘留中心開始，社會事務部創建了自己的監獄系統。通常同獄者被組成一個五人小組；如果小組中有一人逃跑，那麼其他四個人就要被處決。這是一種有效的威懾方式，以至於個人逃跑事件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囚犯們禁止同外界的朋友和家人發生任何联系。監獄還實行“向同志匯報製度”，一名囚犯在活動肢體或移動位置時必須請求守衛的允許，否則就有遭到“同志”打擊的危險。 （只有守衛被稱作“同志”；囚犯們因為他們的身份，是被拒絕在這個稱號和頭銜之外的。）囚犯們每天只有三次可以舒解人體的本能需要。
康生很樂於識別和捕捉“敵特”，同時還必須領導情報工作，抵禦日本人、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及國民黨。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長江邊上的一個古老城市，由於間諜和陰謀家充斥著這個由腐敗將軍和貪婪行政官員掌控的社會，它成為那個時代一切陰謀和詭計的象徵。由於社會對蔣介石人馬的幻想漸漸破滅，這就給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事務部提供了充分的機會，在國民黨黨內和各政府機構內部安插特務。
使人感到驚奇的是，康生在這個時候卻沒有取得更大的成功。社會事務部在北京、西安和蘭州等城市建立特工和秘密聯絡網絡，在延安地區也創建了一系列地下網絡。共產黨還在胡宗南的身邊安置了幾名間諜，這位國民黨將軍的都隊封鎖著延安的南門。胡宗南的秘書和由胡宗南管理的宣傳處“西北新聞署”的一名記者，都是共產黨的間諜。社會事務部在國民黨的上層內部招募了許多特務，包括蔣介石的私人秘書和最信賴的顧問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國民黨內許多政治家和將軍，包括傅作義、龍雲和沈醉，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勝利的前夕起義了，但是直到那時為止，他們並不曾為共產黨工作過。鑑於這種機會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爆炸性混合正是時代的特點，康生本來應該能夠取得更多的成就。
這場秘密戰爭也不是單方面的。國民黨的反間諜人員破獲好幾個社會事務部在國民黨組織和轄區內建立的間諜網。國民黨最重要的勝利出現在一九四七年，在中國的內戰爆發以後，當時在史國北方的一系列情報小組遭到了國民黨秘密機構的破壞。幾十名共產黨的特工被逮捕，包括曾做過康生高級助手的趙耀斌。
國民黨還安排一名名叫沈之岳的戴笠的特工滲透到延安的共產黨總部。沈並不引入註目，工作努力，後來打進了毛澤東的辦公室，在那兒他擔任文書工作及處理各種文件。意識到他將面臨暴露身份的重大危險，他說服毛澤東將他派往江浙一帶擔任當地的地下共產黨組織的領導人。從那兒，他最終回到了重慶。
除了主管反國民黨的秘密作戰行動之外，康生保持著同傳統中國秘密幫會的聯繫，幾乎在共產黨的開創階段，黨已經在同它們打交道中得到了鍛煉。上海有些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比如頤順章，就是城市秘密幫會“青幫”的成員，老資格的共產黨軍事指揮家朱德和賀尤，也曾屬於“紅槍會”那樣的農村秘密幫會。康生本人在他的出生地大台莊曾經與土匪相伴為伍，並且在上海時經常同“青幫”成員會面，特別是在顧順章叛變以後他擔任“特別工作委員會”首腦的時候。
在康生的領導下，社會事務部加強了它同秘密幫會的聯繫，把先前隨意的關係改變成更為正規有效的製度。按照塔斯社記者彼得·伏拉基米洛夫的說法，這個制度建立於一九四二年，文件題目是《關於在秘密幫會之間展開工作的指示》。
由於康生的副手李克農主管該項工作，中國共產黨同秘密幫會間的關係，有助於康生在這個國家各個地區有計劃地監視各種情況的發展。農村的秘密幫會被有效地安排來監視敵人部隊的移動情況，“青幫”中的特務使共產黨能夠迅速得知上海、奉天、南京和重慶等遙遠城市所發生的事件。
無論社會事務部如何倒行逆施，而且儘管很厭惡康生，伏拉基米洛夫還是對這位情報工作的首腦和他有條理地收集、評價和解釋情報資料的能力表示出一種勉強的尊敬。伏拉基米洛夫曾複述毛澤東的話，說康生是中國消息最靈通的人。
俄人被康生無休無止的自誇所激怒而開始注意他，他曾經警告莫斯科，德國計劃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進攻蘇聯。 （中國共產黨的情報是從重慶獲得的，周恩來的一名隨從從一位國民黨的熟人那兒聽到這個消息，而那個人又正好看到了一份來自中國駐柏林大使館的報告。）然而康生的信息沒有產生作用——斯大林沒有重視它，就像他無視來自英國和蘇聯在東京的特務理查德·索吉（Richard Sarge）的同樣警告。靳大林拒絕留意中國的警告必定使康生感到困惑，並使他增添了一份對蘇聯的敵意。
康生在延安整人的方法，使黨的社會安全工作的方法定了型，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後。他的許多同事對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氣憤，但是在延安時期他們已經親眼目睹，並且在有些場合下使用了同樣的方法，而沒有提出任何抗議。康生在一九三九年開始進行的迫害，相對於他創造和主持將近四十年的夢魘，是一種溫和而相對無害的預演。
在華北的山谷和窯洞裡，共產黨創造了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理想，這種理想在若干年後卻演變成一種現實的統治。延安的先驅者們“帶著燃燒的熱情……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體的烏托邦。”對於他們當中許多人來說，這種熱情很快就被日常生活的困苦、種植出售棉花來籌集資金那種令人失望的共產主義政策所熄滅。許多幹部“希望能儘速脫離延安，就像投奔來時一樣快。”但他們發現這已經是不可能了。為什麼不可能呢？因為沒有辦法逃避以康生為首、無所不在的“中國的'蓋世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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