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是康生一生中關鍵時刻的起點。那天傍晚一架蘇聯飛機出現在延安多雲的天空。共產黨人在歷經長征之後，於該年年初在這座陝北城鎮建立黨的總部。起先，在陸地的人們，包括毛澤東，以為那是日本轟炸機對根據地的定期攻擊；但是當飛機在上空盤旋尋找臨時停機坪時，它的身份才得到證實。龐大的人群，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他坐著城中唯一的汽車——一輛破舊的救護車）湧向機場，他們對飛機和飛機上的乘客感到好奇。這是近兩年來第一架降落在延安的飛機。
康生和他的同伴們，包括王明，在走下飛機時受到人們的熱情歡迎。雖然延安的共產黨人總是懷疑新來的人，但是由於長期缺少從莫斯科來的最新消息，他們同樣渴望從莫斯科來的共產黨領導人。當晚舉行了道地中國風格的歡迎會，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義被推選為共產黨總書記、受過蘇聯教育的知識分子洛甫熱情地發言。他讚揚了每一位新來者：王明曾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陳雲完成了他在莫斯科的使命；康生在白色恐怖時期保護了上海的黨組織。
毛澤東也講了話，他用中國格言向新成員致意。當時四十四歲的毛澤東胖得令人驚訝，據說在他身上有某種柔弱的神態——這種印像被他的小手掌和高嗓音所強化。他在第一晚就向王明這位共產國際的發言人表示敬意。但是他所有樸實且謙恭有禮的言辭都小心地避免涉及長征時期所獲得的任何權威。他對新來者的小心謹慎是顯而易見的。
整個晚上，毛澤東與王明以及共產國際之間的緊張氣氛時對顯現出來。有人問到，是否繼續保持延安和蘇聯之間的航空聯繫，以便可以向中國共產黨空運武器和其他供給品，王明回答說，空運是不合法的、秘密的，根據斯大林與蔣介石達成的諒解，王明解釋道，蘇聯在中國的空中力量是資助國民黨政府的。所有的軍用物資都將運送給國民黨軍隊而不是共產黨。 “既然可以提供給蔣介石那麼多，”毛澤東嘆息道，“為什麼我們不能分到一小部分呢？”
如果說康生曾經對延安生活抱有任何幻想的話，那麼他很快就失望了。他那富有且有教養的家庭遺產，使他在共產黨的普通成員中成為一位遭到遺棄的人。他過去能毫無困難地融人上海那個大都市——同他一起的共產黨員有知識分子、大學生，或者至少有幾分老煉的工廠工人。但是現在，共產黨擴展到中國的農村地區，相當多的成員來自農民階層，百分之九十的共產黨員都以有農民的背景而自豪。康生的高貴出身並不是使他孤立的唯一原因。在早些時候，他（同其他人一起）就敵視毛澤東，而毛澤東景初也不喜歡他的教條主義和拒絕放棄任何爭論的固執。
而且，對康生來說，延安和中國西北農村是一種令人討厭的環境：貧瘠、荒涼，不斷從戈壁刮來的風沙更加重了夏天的不適感，那裡，冬天的氣溫遠遠低於零度。共產黨的根據地處在一個幾乎完全被群山環抱的山谷裡，每天只有很少的時間能見到太陽。三月到五月是最糟糕的時候，春季解凍的河水溢出堤岸，造成洪水氾濫。建造在緩緩流動的延河以南狹窄地帶的延安城，不過數英畝的古蹟四周圍繞著古老的土堤，一座九層寶塔俯瞰著這個城鎮。
在延安，共產黨人住在黃褐色泥土的陡峭懸崖下開鑿出來的窯洞裡。在隧洞的牆的盡頭，每個窯洞都是一個單獨的房間。窗戶和門上都糊著白紙以取代玻璃，可以透過一些光線，而蠟燭是其唯一能用來照明的東西；沒有電，也投有自來水。但是窟洞裡冬暖夏涼，一些短期的訪問者把共產黨管理的居住設施稱為西北飯店，這一系列的窟洞一般有九英尺深、八英尺寬、九英尺高。一九三○年後期，黨的機關也被安置在延安城外，一個叫作楊家嶺的窯洞裡。
當共產黨最初佔據這個小小的、似乎毫不知名的城鎮時，這里大約有三千人口，有正在營業的兩三家店鋪和飯館。兩年中，由於日本人的入侵以及延安被譽為民族主義的強大堡壘，吸引了許多左翼分子和具有民族情感的中國青年來到這裡，使人口迅速增長了十倍。然而延安與上海的摩天大樓、花園、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潮和擁擠的街道大不相同。甚至連康生年輕時生活過的山東，也很少與這裡蕭瑟淒涼並混雜著沙石和塵土的土地相似——越裡“像大海一樣單調。”'
圍繞延安的陝西省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這裡曾經是兩千年前統一中國的殘忍秦王朝的故鄉。由於中國的邊境正好切斷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領土，陝西常常受到來自北方的侵襲。當地居民狹長的眼睛和扁平的臉，顯然受到非中國血統的影響，他們與康生的故鄉山東的居民自然有很大的不同。
許多共產黨人都發現延安的落後。一度是中國共產黨員的朱其華，早年寫過一篇有關共產黨的報導，把延安描述為“一個純粹中世紀的、乏味的小鎮”，在那裡“毛澤東建立了他的柏拉圖式王國。這並不是偶然的……毛澤東的農民思想只有在這個落後的現世小鎮中才能找到營養。”
長征以來，延安的生活具有嚴密組織的軍營氣氛。各種嚴格的規章控制著生活作息和日常工作，乃至中國共產黨員的婚姻生活。丈夫和妻子除了星期六晚上之外實行分居。即使在上海白色恐怖最瘋狂的時候，夫妻們也生活在一起，暫時的性關係是很普遍的。但是在延安，黨試圖把共產主義式的生活道德強加於革命軍事組織之上。根據一位觀察者所言：“每個人被要求放棄個人（羅曼蒂克的）興趣愛好，而傾向於共同的努力。”一位黨幹的女友投入另一個生活在延安的人的懷抱，他向她開槍報復，由於缺乏對“革命事業的奉獻精神”而被判有罪，並且遭到處決。
從毛澤東到黨內底層的每一位成員，每天都需要抽出幾小時參加體力勞動。中央委員會委員們指定每年要生產出一定數量的稻穀；因此，毛澤東和他的警衛員們負責耕種他居住的窟洞前面的一塊地。他們種植各種時令蔬菜，紡紗，織布，製作金屬製品。黨提供隹房、食物、衣服、醫療和“日常生活花費”——毛澤東每個月可領到相當於十二美元的生活費。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每月可領到相當於五美元的津貼，但是在共產黨平均主義的社會裡，工廠工人每月可領到三十美元，這使他們“生活得比將軍和政府官員要好”——這是一種傾向於“鼓勵工業化”的政策。
延安實施著紀律並且堅持極端嚴謹的禁慾生活，然而在延安四周所謂的邊區，其經濟在極大程度上依賴生產和出售棉花。
康生總是以為自己“比其他人更為平等，”他試圖適應這個新環境，但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他的穿著風格是一種讓步。然而他不願穿上大多數人所穿染成藍色的棉上衣，康生選擇與八路軍制服相同的黃卡其布的軍用工作服，儘管他從沒在軍隊中服過役。一位他在延安的同時代人回憶，康生喜歡穿長統皮靴，騎馬，帶著外國種的獵狗打獵。那個時候，他的服裝還有其他區分的標記。從照片上顯示，他戴的不是他大多數同誌所戴的尖頂軍帽，而是一○年代和一○年代在歐洲賽車手圈內非常流行的氈帽，一條圍巾很時髦地圍在他的脖子上。
康生還開始炫耀他那修剪整齊的小小八字胡，英國紈褥子弟和歐洲教授，以及幾位與斯大林最接近的同志，包括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和米高揚（Anastas I．Mikoyan）都喜愛這種鬍子。中國共產黨人很少有蓄鬍子的，有教養且知識廣博的神態造成康生與他的同事之間的差別。四個警衛是他通常的隨從，使他幾乎與坐在救護車裡到處奔跑的毛澤東一樣引人注目。他還雇了一個廚子，化曾是滿清末代皇帝溥儀的皇室廚師。當共產黨的普通成員靠小米、醃蘿蔔、醃白菜和偶爾才有的雞蛋維持生活時，康生卻享受著豐富的食物。
一些延安的觀察者註意到，康生很少有朋友，而且經常避開大多數的社交活動，尤其是當社交活動涉及外國人的時候。他偶爾會在公開的戲劇表演中吹奏樂器，這是他年輕時的愛好之一；但是總的來說，他過著一種隱居的神秘生活。康生不久便以不祥的危險人物而揚名，許多人都避之惟恐不及。
到延安一年以後，康生從楊家嶺的窯漏搬遷到棗園的居所，一個延安以西幾英里的小村落。棗園是延安地區最早有吸引力的地方。雖然棗樹並不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麼多，但是棗園到處是李樹、杏樹、梨樹，從春天到初夏都開著鮮花，吸引了蝴蝶和蜜蜂。在五月和六月，康生的領地充滿了令人欣悅的生機。
不久，其他領導人，首先是毛澤東和他的工作班子，從他們的窯洞裡搬出來，與康生一起住在棗園。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注意到這裡棗樹稀少，決定將它更名為延園。曾為上海大資本家虞洽卿僱請的專業書法家康生大筆一揮，將新名字鐫刻在延園人口處的石牆上。
康生在莫斯科的四年裡，中國共產黨的地位發生顯著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不再是一個秘密的地下組織，而成為國民黨軍事行動和警察羅網的經常性目標。在一九三七年共產黨和國民黨同意建立聯合陣線之前，延安及其邊界區域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延安是這個國中之國的首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和軍事總部的所在地。康生首次與共產黨的將領進行密切的接觸。一些強有為的指揮員，像朱德、賀龍、彭德懷和林彪，更不用說毛澤東了——在來到延安之前，康生僅僅是聽過這些名字。
長征也改變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和蘇聯之間的關係。正如康生很快就發現的，中國共產黨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這在莫斯科的勒克斯旅館是絕不會出現的。透過共產國際，蘇聯領導人繼續控制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形式，並且形成總體政策，但是他們的影響力正在下降，他們不再可能像一九三一年之前那樣使黨的領導層發生變化。毛澤東、朱德和其他經歷過長征的英雄們在黨內也有反對者。張國燾是這些反對者中的一位，他是個經驗豐富且擁有自己軍隊的領導人；還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一些人，比如博古也經歷了長征，他仍然是對毛澤東權力的一種挑戰。但是新孕育的共產黨領導人都團結在毛澤東周圍，逐步形成一種狹窄的、民族主義的眼界。他們知道，他們的權力是基於熟悉混亂的地區狀況，特別是他們有能力激發迷信而保守的農民的憤怒，這些農民生活在人口眾多而經濟落後的中國農村地區。他們懷疑來自莫斯科的指示。毛澤東已開始聲稱有必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康生來到延安時，情況還在變化，而王明的出現提高了擴大蘇聯影響的可能性。做為共產國際統治集團的成員，王明可以稱得上是個世界級人物，一位國際共產主義領袖，他所感興趣的遠遠超過那些使毛主義者耗盡精力的狹隘問題。他曾直接參加有斯大林出席的會議，而斯太林在中國共產黨人中有著顯赫的威望。無論延安的共產黨人如何主張民族主義，他們繼續把斯大林的肖像掛在窯洞的牆上，掛在毛澤東和朱德的肖像旁邊，只要他們在新聞影片中看見斯大林，就會發出響亮的掌聲。
康生忽視了權力已經從共產國際支持的領導人手中流失，而與王明一起試圖引導中國共產黨與蘇聯保持一致的步調，並且幫助王明取代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領導人物。他從莫斯科來到延安後沒幾天，參加了一個政治局會議，中國共產黨的十三個最高領導人討論了他和王明從蘇聯帶來的訊息。王明傳達革命的最高領袖斯大林同志極為重視抗日聯合陣線，康生也發了言，他附合王明所強調的與國民黨合作的重要性，而且詳盡地講述了他自己在共產國際的工作。他堅定地表示與王明站在一起，這也確定了他與眾多毛澤東身邊的中國主義幹部的對立。
由於有斯大林的認可，王明透過十二月的會議，實現加強他實力的人事變動。身為王明的主要助手，康生得益非淺。他被任命為共產黨書記處書記，書記處是處理最上層的日常事務的行政辦公室，他又被任命為黨校校長，這給他提供了一個闡述意識形態問題的講台。
康生和王明還著手使中國共產黨蘇維埃化，而且把蘇聯對華政策的觀點和技巧提供給中國。從二○年代後期以來，蘇聯政策的重要主軸就是斯大林發動無休止的運動，好肅清列昂·托洛茨基的影響。二○年代後期，在共產黨敗於國民黨之手之後，中國醞釀了一場托落茨基運動。但是在上海處於激進政治邊緣的中國托派分子，從沒有發展到超過一個小集團的艦模。到一九三七年，對托洛茨基的恐懼逐漸減退，中國共產黨人不再把他看作是罪惡的化身，但是王明和康生著手把那種教條強加於延安的共產黨人，即不能對這個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臭名昭著的敵人有任何妥協。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是將托洛茨基主義變成主要問題的最好時機。討論的問題涉及陳獨秀這位托洛茨基分子，這位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曾在二○年代後期領導過中國托洛茨基分子，現在是位激進的教授，是否應該重新吸收他人黨呢？對於與莫斯科政策保持距離的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來說，顯然，陳獨秀在中國大學生中的威望證明是有用的。他們樂於忽略陳獨秀過去的托洛茨基主義，視之為與中國無關的過時幻想。確實，周恩來和董必武，一位年長於毛澤東的共產黨人，已經採取步驟重新允許陳獨秀入黨。
一九三八年一月，曾在莫斯科肅反辦公室中發揮作用的康生，使自己轉變為一位堅定的反托洛茨基主義危害的鬥士。他在連續兩期共產黨刊物《解放》上刊登了攻擊陳獨秀的惡毒文章。這篇純粹的斯大林主義文章很快為眾人所周知，使重新吸收陳獨秀的任何希望都破滅了。為了證實托洛茨基主義在中國的有害影響不亞於在蘇聯，康生提出了一個令人大吃一驚的指控，說陳獨秀是個日本特務。康生的指控很容易遭到反駁——在國民黨控制的漢口的九位知名教授就是這樣做的。
他們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給左翼報紙《大公報》寫了一封公開抗議信，指責康生的誹謗行為。但是康生利用他的蘇聯背景，他在指控中貌似可信地揭發說，托洛茨基領導著一個旨在反對蘇聯的國際諜報組織。他還肯定托洛茨基準備不惜一切代價打倒斯大林，康生補充說，托洛茨基把日本當作他反蘇運動的天然盟友。他辯解道，鑑於托洛茨基的國際性計劃和他的追隨者，像陳獨秀那樣的中國托派分子與日本人組成聯盟是十分自然的；托派分子和日本人都是反甦的，日本人若能在中國站穩腳跟，托派分子就能夠向蘇聯施加更大的壓力。
康生將中國托洛茨基運動描繪成一幅陰暗的圖畫，把它當作國際恐怖主義者、破壞者和暗殺者網絡中的一部分。他引用了一份《上海日報》的話，大意是“托洛茨基親自派遣一位美國托派分子到上海，作為遠東的托洛茨基主義的領導人。”康生證實“外國特務”是弗蘭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一位住在法租界的美國人，在《上海晚郵信使報》廣告部工作，他自稱是V·T·羅伯遜（VTRobertson）。根據康生的說法，格拉斯和另一位美國托洛茨基分子，《中國論壇》的編輯易羅生（啥羅爾德·艾薩克斯），同日本特務組織以及中國托洛茨基分子陳獨秀、彭叔之、葉青、劉仁靜都有聯繫。
雖然康生正在引進斯大林個人的疑病症，把它當作俄國口味的中國舶來品，但是他使延安的局勢發生了震動。一九三〇年在清除所謂的“AB團”或“反布爾什維克團”的對手時，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使用了相同的俄國術語。康生再次把蘇聯的口號注入中國的政策中。結果，用一位中國作者的話來說，可怕的托洛茨基主義“猶如一片陰雲，正從天邊游來，慢慢飄向聚集在延安和分散在各個抗日前線的共產黨與非共產黨人的頭頂。”
在黨的高級會議上，康生利用他諜報專家的聲望，把他的主張強加干人，儘管那是毫無根據的。許多中國共產黨人曾經準備不去理會托洛茨基主義的不良影響，但是一旦康生揭示出國際托洛茨基分子的組織和日本戰爭機器之間假想的聯繫，其他共產黨幹部就一致同意，他們威脅著中國，如同威脅著蘇聯一樣。中國共產黨與陳獨秀的協商很快化為泡影，而且在一九九一年之前，托洛茨基主義在中國一直是一種政治毛澤東的人馬罪行。
康生盡其所能地繼續支持王明。作為延安黨校的校長，他在給學生團體中的菁英分子作演講時稱讚王明。他邀請王明到黨校去講課，並且以這樣的言辭介紹他：“這是抗日聯合戰線的創立者王明同志。”康生指出，如果沒有王明，那麼中國共產黨將永不會與國民黨合作以反對他們共同的敵人——這暗示了王明不但是個共產黨員，而且是整個國家的領導人。
成功使得王明信心勃勃，他帶領共產黨代表團離開延安，到國民黨的臨時首都漢口去領導長江流域的共產黨組織。王明的委派使他與延安的中國共產黨總部的領導人拉開了距離，但這似乎是一精明之舉。從各方面來看，國民黨的首都即使在搬遷之後——起先是漢口，而後是重慶——一直是中國抗日的中心。美國、蘇聯和德國都在那裡設有外交使團，使國民黨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與外界的主要聯繫者。在戰爭的許多場合，儘管與他們宣傳的相反，共產黨還是在軍事上起到了輔助作用。當國民黨正在承受日本正面攻擊的時候，共產黨在華北進行游擊活動。
當王明匆匆趕去中國的首都時，康生繼續留在延安總部。與過去一樣行事謹慎，一九三八年康生四十歲，那是他回到中國的頭一年，他不久決定進行一次重要的政治轉變；這成為他一生的轉析點。一月，他看著王明離開延安奔赴漢口；八月，他被任命為共產黨安全情報機關的負責人。這個有教養且老於世故的、山東士紳的後裔康生，和湖南農民的笨拙兒子、游擊戰的指揮員毛澤東，為達成一致的共同利益而結合起來。
正如他七年前從危險而不切實際的冒險家李立三，轉向受過蘇聯訓練的王明那樣，康生決定討好毛澤東，這反映了他極端的機會主義以及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動力的敏銳洞察力。而且康生的行動似乎再次與的中國傳統智慧相一致，教導人們，優勝者可以順應時代的潮流獲得成功。當毛澤東正在逐步掌握最高權力的時候，康生覺察到正在發生的一切，而且認識到轉變立場的好處，他決定冒險與一種勢力絕交，與另一種勢力融為一體。
決定康生與毛澤東終生聯盟的是情感的因素。江青這個山東美人和上海女演員，在康生從莫斯科回來前三個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到達延安。她自稱只有二十三歲，但是她的過去已經充滿醜聞。
在過去四年中，江青在上海的舞台和銀幕上演出，由於私生活不檢點而臭名昭著。在遇見毛澤東之前，她有過許多次戀情，包括與著名電影導演章泯的愛情以及至少三次婚姻。
在上海刊物的閒話專欄裡充斥著她的羅曼史，特別是她與唐納充滿風波的婚姻。唐納是上海的一個演員和評論家，在婚姻期間他曾數次企圖自殺，使他感到沮喪的是，即使身為她的丈夫，他也無法完全擁有這位漂亮而又意志堅強的女性。
對於莊重的共產黨人來說，江青的名聲似乎足以使她成為一個危險的資產階級分子；而且她還有過一段為國民黨工作的弳歷。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的國民黨安全機構把她當作共產黨可疑分子扣押起來。經過八個月的監禁，她害怕會關押更長的時間，便將腦筋動到黑大漢頭上，黑大漢是向國民黨叛變的前共產黨員，當上了國民黨安全機構的負責人。江青在監獄的接待室裡同黑大漢一起就餐，為他唱歌，就像夜總會的女招待為滿足一個有錢主顧那樣——除了陪他一起睡覺，至少就我們所知是如此。她還簽署了一份聲明：否認她以前同左派分子交往過，批評共產主義，並且保證斷絕與中國共產黨的所有聯繫。一九三五年中，她從監獄釋放以後，江青送給黑大漢一件紀念品：她自己穿戲裝的照片。
江青的釋放留下的問題可能遠多於拋棄共產主義和巴結黑大漢。對於一個前政治犯來說，江青在上海得到由國民黨控制的報紙令人驚訝的好評。一九三六年她在《狼山喋血記》中首次擔任主角，國民黨著名的《中央日報》公開表示：“這是國產影片中最有意義和最傑出的一部。”她還參加了國民黨的宣傳活動，一九三六年九月，她被捕兩年之後，國民黨精心策劃了一個活動慶祝獲得八十架轟炸機，慶祝會正逢蔣介石五十歲生日。上海的電影協會組織了一場“購機和祝壽演出”，江青在其中扮演了一個角色：表演獨幕劇《求婚》。記者兼國民黨情報員崔萬秋，在《大晚報》中讚美她的表演和忠誠，並且發表了對她的採訪，將她描繪成“一位華北的現代女性。”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說明江青是國民黨的皈依者，但是在白色恐怖時期，與國民黨稍有親密的接觸，往往舍受到中國共產黨紀律的處罰。
江青身材高佻而苗條，性格活潑，在任何地方都會吸引男人。尤其在延安，大多數婦女都是農民戰士，在穿著和舉止方面都沒有經驗，因此她顯得格外的美。毛澤東正與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陷於無休止的家庭爭吵當中，他很快就被江青迷住了。
到一九三八年夏天，毛澤東對這位臭名昭著的傾城傾國女子的熱情，開始引起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無情批評。對於許多從長征和上海地下工作艱苦鬥爭中倖存下來的人來說，江青是個令人懷疑的資產階級分子。一些黨的領導人對她在上海這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取得的成功感到憤怒。一些清教徒式的長者把感官快樂當作特權階級的腐敗特徵，他們十分不滿毛澤東的自我放縱。更要指責的是江青與國民黨公開交往的歷史；有些人公開譴責她是國民黨的“密探”。毛澤東的對手們，在王明的門徒和盟友博古的帶領下，抓住主席羅曼史的小辮子，希望使他名譽掃地，並且把他從黨的領導層中清除出去。
對毛澤東的拯救來自未曾想到的方面。當毛澤東試圖給他的對手貼上思想“封建”的標記來抵制批評的時候，康生轉而反對王明的老朋友，並且對毛澤東伸出援手。
從莫斯科回來後不久，康生恢復了與江青的友誼，當時江青是他領導的黨校的學員。從他們最後一次相見以來已經過了許多年。康生在一九二四年離開諸城；他們有可能在上海重逢，但是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康生啟程去莫斯科時，他們的任何接觸大概已經結束，那正是江青到這個城市的幾個月之後。
然而，他們很快恢復了聯繫，而且一九三八年五月江青演出京劇《打漁殺家》時，康生還用小鼓為她伴奏，這是一種親密的明顯表示，或許也是一份政治可靠的清白證書；至少可以這麼說，一位四十歲的政治局委員為一個年輕的女演員進行音樂伴奏是不尋常的，特別是對於知悉江青過去的人而言。
康生仍然被江青的女性魅力、熱情和誘人的神態深深吸引。在枯燥乏味的延安，有來自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女演員作伴是令人愉快的消遣。他們是否在延安恢復或發展親密關係仍然是個謎，但是這種關係有助於說明康生支持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康生大概知道，與他繼續保持親密關係的江青和毛澤東在一起，他就可透過其配偶的枕頭風來影響毛澤東的思想。而且，博學的康生知道，中國歷史上記載了許多官僚和廷臣的例子，康生的頭腦中記著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頭腦中都銘記的中國“四大美女”的傳奇——西施、貂嬋、王昭君、楊貴妃。
總之，康生和江青在延安的任何親密關係都不可能持續一個月以上的時間。她在一九三八年年中，傳出與毛澤東的緋聞，康生不敢繼續維持與江青的親密關係，他深恐危害到自己的政治利益。毛澤東羅曼蒂克的性情，使他在試圖取得對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控制時，被這個女演員的熱情所製服；與毛澤東不同，康生是冷靜、精明、善於控制自己的人。他們的藝術品味反應出他們之間的差異：毛澤東的詩詞和書法是波浪起伏的、衝動的，而康生的繪畫和書法顯然是含蓄、雅緻和受過訓練的。
康生決定性的行動是保護毛澤東，並且駁斥對江青的指控。康生利用他作為組織部部長和安全情報事務專家的背景來為江青作證。他宣彌，江青是個有良好名聲的共產黨員，任何人都無法阻礙她同毛澤東的婚姻。康生對江青過去的了解是片斷的，肯定不足以使他證明她不是國民黨特務，但是他修改她的紀錄，銷毀有害的資料，責難對她不利的證詞，並且指點她如何回答那些希望能使毛澤東喪失名譽的高級審訊者的探問。
在這場爭論中，康生的干涉很快使毛澤東在政治上的對手和批評者閉口消音。江青搬來與毛澤東同住，儘管她的對手堅持她的婚姻是有條件的，她向中國共產黨保證永不參與公共生活，但她從一開始就擔任毛澤東的私人助理。一九六年以前，江青從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但是從一九三八年起，她就是一個了解黨的內情的人。
康生一邊發展與毛澤東和江青之間的親密友情，一邊斷絕與王明和親蘇派的一切關係。在延安這個組織嚴密的社會裡，婚姻並不是一件私事；共產黨的普通成員被告誡，即使個人的行為也具有意識形態上的含義；對領導階層來說，這更是鐵則。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暗示是很明顯的；每個人都知道，由於證明了江青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康生把毛澤東從破壞性的醜聞中解救出來。
從這段插曲開始延伸出來的關係對康生今後的成功至關重要。毛澤東和江青都受到康生的恩惠，他因而成為這對夫婦的知己和盟友。毛澤東逐漸在相當多的事務中依賴康生的建議，並且委以檢查和修訂許多重要報告草稿的重任。
在毛澤東的婚姻問題解決後的幾個月中，康生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秘密機構的最高領導人。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安全機構的大改組中，康生被任命為延安兩個最有權力和最凶險的組織的負責人：軍事委員會情報部，它協調所有的軍事情報工作；另一個是聽起來無害的社會保衛部——通常稱為社會事務部——它處理內部的安全工作和反共產黨敵人的情報工作。
康生很快成為毛澤東的媒人和安全首腦，而且遠不止如此；到一九三九年，他進入了總是站在主席一邊的領導人核心圈。他經常陪同毛澤東在延安地區視察，把他介紹給其他官員，為毛澤東正在視察的事務當場提供評述。康生經常而又不引人注目地指導毛澤東解決與人民之間日常關係的糾葛。
儘管他們的社會出身不同，毛澤東和康生還是有一些令人驚訝的相同特性。他們都來自中國農村，毛澤東的父親——是個農民，與康生的父親不同——努力籌出學費，讓兒子上傳統學堂學習；因此毛澤東和康生對古典文化都充滿興趣——詩歌、繪畫和書法——這項共同興趣有益於他們的關係；有時，毛澤東稱康生為他的一字師，因為他常在這里或那裡改動一個字，為主席的詩詞和文章潤色。他們的友誼持續到康生的後半生，而康生總是一個不被人注意的奉承者——他降低他建議的重要性，謙恭地謝絕毛澤東的讚揚，小心翼翼，不冒犯他的領袖。
拋棄王明而支持毛澤東和江青，對康生來說得到的報償是相當大的。毛澤東有種種理由忽略康生過去對王明的支持。康生不僅使毛澤東的戀情有一個完美的結局，而且由於他在莫斯科與王明一起度過了四年，他能夠為毛澤東提供可以用來反對他的競爭者的故事。例如王明對蘇鞋人的阿諛奉承，幫助毛澤東使康生受到很好的保護。但是為了鞏固他的新地位，他不得不否認過去十年中對王明的明顯支持。一些高級幹部知道他們之間關係的程度；陳雲是知情者之一，當康生公開為王明爭取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職位時，陳雲正在莫斯科；那些沒有親耳聽到康生讚揚王明的人，從黨的印刷物和雜誌上讀過他的文章，這些文章支持親蘇派，並且顯示他是王明最積極的助手。不過，康生能夠轉變立場，並且抹去他的個人歷史。
為了模糊他早期的派系陣線，康生展現出他訓練有素的欺詐才能。首先，他指出對他過去慣常而又淺薄的誤傳，聲明他在蘇聯期間一貫反對王明。在他一篇又一篇的講話中，康生反複述說他總是反對王明的謊言，甚至吹噓在斯大林的肅反運動中，他曾冒關生命危險從王明和他殘忍的蘇聯支援者手裡保護中國共產黨的同仁。當然，康生一直是在莫斯科向其他中國人進行恐嚇的主要打手之一；但是沒有人敢於對他經歷的修正描述提出質疑。
康生還偽造文件來證明他以前沒有參與派系。在以前的日子裡，王明曾送給康生一本他非常有名的小冊子倆條路線——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作為一件個人紀念品。現在，康生用篡改王明小冊子的方式來“證明”他所謂對其作者的艱苦爭論。他在“兩條路線”這幾個字旁邊加了說明，“事實上這是一條路線，即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在標題中改動了一個字，將中文譯音“布爾什維克人”改為“孟什維克化”——指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夕反對共產黨人的主強。康生還補充了評論，“這應該念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盂什維克化鬥爭'這樣，標題才能反映出小冊子的真實內容。”康生將明顯篡改的小冊子展示出來，使來訪者自己在小冊子中發現他長期與王明存在分歧的“證據”。直到六年代後期，當康生正在審查攻擊蘇聯修正主義的文章時，他評註過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仍然留在他北京的辦公桌上。那時，王明正在病中，投有權勢，並且流放在莫斯科。但康生仍然警惕著三○年代的幽靈。
從未訪問過蘇聯的毛澤東，對它總是懷有疑慮。對他來說，中國共產黨並不對外國共產黨負有任何義務，這是毫無疑義的。為了利用蘇聯問題，康生巧妙地介入對莫斯科政策的爭論。到一九三八年，康生已經使自己成為一個非常合格的蘇聯事務專家，他在莫斯科度過了四年，認識許多蘇聯領導人，他的俄語足以接待訪問延安的蘇聯人。作為安全情報部門的負責人，他還捲入蘇聯事務。那時中國共產黨沒有外交部，因此作為情報部門的負責人，向毛澤東和其他黨的領導人解釋國際趨勢的任務就落在康生身上，特別是蘇聯的趨勢。
康生在回到延安的幾個月內就對蘇聯採取敵對態度。一九四二年，當塔斯社記者彼得·伏拉基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來到中國共產黨總部時，就已經認識到康生是一個對蘇聯有害的批評者。在他的日記裡，伏拉基米洛夫反复描繪了康生對蘇聯的仇恨。 “無論在哪裡，你都能發現康生對蘇聯人民和共產國際沒有絲毫尊敬，”他在日記上這樣寫道。另外，伏拉基米洛夫引用了康生對其他從莫斯科回來的中國人說的語：“忘記你們曾經工作過的地方。這裡是中國，你們必須按中國的方式工作。記住你們在那裡是受到腐蝕而不是受到教育。我禁止你們與蘇聯人交往。”
康生是伏拉基米洛夫在延安與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之間的官方聯絡員。他以文雅的微笑向伏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助手們致意，全面考慮與他們合作的行動——但是，據伏拉基米洛夫觀察，康生竭力使蘇聯使者與中國領導人隔離開來。康生甚至強迫王明避開伏拉基米洛夫。他提供給蘇聯訪問者有關中國事件的虛假消息，拒絕他們到延安以外地區參觀的要求，以毛澤東是個馬克思主義革命天才來嘲笑他們。
伏拉基米洛夫對康生刻薄和挖苦的評價是不會令人驚奇的。他承認康生總是微笑，但他補充說：“他的笑容似乎是貼在他那瘦削、令人不快的臉上。當他留神聽講的時候，他以一種日本人的方式使呼吸發出聲響，表示他很樂意聽到對話者的聲音。”伏拉基米洛夫在莫斯科就認識康生，他聲稱康生“保持著我所了解的一貫作風——乖戾的特徵和以一種緊張的方式表現的精力。他給人的印像是懸在一根繩子上的木偶……”
然而，伏拉基米洛夫主要抱怨的是康生將蘇聯代表置於監視下。 “康生無處不在的部下步履輕捷，令人驚訝。他們的在場使任何一個想與我們交談的人閉口不語。”伏拉基米洛夫聲稱，他的廚師和其他內務工作人員為康生提供消息；他甚至指責康生以一位外語教師需要復習俄語為藉口，試圖在他的行程中安插一個漂亮的中國姑娘。康生將伏拉基米洛夫和其他到延安的外國訪問者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但他從不費心去拘捕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有那麼多同胞在他的監視之下，他幾平很少有時間浪費在跟踪外國人上。
根據伏拉基米洛夫的說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康生在他的權力範圍內盡其所能分裂延安和莫斯科之間的關係。
康生將有關蘇聯事務的偏頗、不正確報導傳遞給毛澤東，向他提供蘇聯軍事狀況陰暗面的讀物。當伏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抵達延安時，由於德軍的打擊，蘇聯遭到巨大的傷亡，悲觀的評價似乎顯得有理。即便如此，康生還對蘇聯在戰場上的反攻提出特別消極的評估，只是一味迎合毛澤東的偏見，並且證實他對王明的政治營壘的個人敵意。
康生離間中國共產黨和蘇聯人的意圖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這要在幾年之後才能顯現出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大影響是對毛澤東的支持，當毛澤東正在鞏固他作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地位時，這是如此至關重要。
雖然王明在一九四五年之前仍然是政治局委員之一，但是鑑於延安窯洞和會議廳內部鬥爭的結果，王明早就敗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實在應該感謝康生助他一臂之力。
不時有外國新聞記者訪問延安。一九三八年一名叫伊洛娜·拉爾夫·休斯（IIona Ralf Sues）的波蘭作家，在那兒大約一星期，第二年，一位叫羅曼·卡曼（Roman Karman）的蘇聯電影製片人訪問了毛澤東。西方新聞記者在一九四四年以前一直沒有剄過延安。那一年，一組外國和中國記者隨同第一個美國軍事代表團（“南方使團”）來到延安。在康生主管期間，唯一長久停留在延安的親聞記者，是伏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助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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