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在莫斯科度過了接下來的四年時光，完成了他的政治教育並且成為政治恐怖方面的全才。他頻繁而密切地同蘇聯秘密警察來往，度過了斯大林“大肅清”時期最黑暗和恐怖的日子，逐步深入了解在一個共產黨國家裡秘密警察的價值。在他回國後的五年裡，康生常常自誇他在莫斯科甚麼也沒學到；對蘇聯官員他還會嘲笑地補充說，否則他會陷入“教條主義”——毛澤東主義者稱呼盲目跟從俄國人理論的術語。
然而，康生在蘇聯學到的東西，幫助他在以後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為大陸的統治權而戰鬥的十二年時間裡，爬上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
當康生於一九三三年七月抵達莫斯科的時候，莫斯科是世界上激進主義者的首都，“社會主義的聖城”——這是革命能夠成功，能夠消滅舊翩度，並且在共產黨統治下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明證。從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什維克推翻沙皇並奪取權力以來，莫斯科的革命光輝吸引了數百名年輕的中國人，他們中許多人都是共產黨送來進行特別訓練的。但是也有一些年輕的國民黨人，那時國民黨還是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政黨；比如其中有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還有其他理想主義的、自由流動的激進分子。
當康生和曹軼歐抵達那兒的時候，莫斯科除了為鳥托邦式的嚮往之外，幾乎沒有任何魅力。郊區顯得骯髒，人民穿著毫無生氣、未經洗滌的衣服，穿者身上並散發出一種“羊糞般難以容忍的氣味”；商店外面排著長隊；餐館裡菜單上列的大部分菜餚是點不到的。莫斯科這些物質外觀對習慣於骯髒和貧窮的中國訪問者來說，並沒有引起震驚。但是俄國人的飲食，特別是新鮮蔬菜的缺乏，對於他們來說是甚感艱難。蘇聯的經濟政策，從那時候到最近，一直把重點放在軍事和重工業上面，以犧牲全體公民的福利為代價。當時像現在一樣，俄國人的產品質量很差：他們生產的鎖，要么是鎖上了打不開，要么是打開了鎖不上，要么是既打不開也鎖不上：門與門框的楔合是如此糟糕，以致必須用紙和破布堵住門隙，截斷穿堂風：
公共汽車在路上都顛碎了；電梯總是“不聽指令”。生活對於蘇聯公民來說是相當糟糕的，但是外國人還有另外的負擔，那就是在懷疑目光的監視下生活。歐洲法西斯主義和日本侵略帶來日漸增長的威脅，加強了俄國人對外國人的畏懼和憎恨情緒，普通公民都迴避外國人。很少有負責國際事務的官員會屈尊同康生和曹軼歐那種一見便知是外國血統的人交談。
莫斯科亦有使人快樂之處——芭蕾、劇院、博物館和藝術畫廊全都輝煌燦爛，克里姆林官也同樣如此，雄偉而富麗堂皇，還有俄國教堂洋蔥頭般的圓屋頂，活像來自工業荒原的蒼白月亮，聳立在天際。可是，在習慣於上海以及熙熙攘攘的人群、供貨充足的商店和無數的餐館之後，莫斯科似乎就顯得灰色、官僚主義、淒涼破敗。
蘇聯首都的毫無生氣並沒有使康生和像他那樣虔信者的熱情冷卻下來。大多數到蘇聯的激進來訪者們近乎精神上的狂熱使他們易於忘記了長途跋涉、破舊的住房和日常困苦的生活。除此之外，身為一位住在莫斯科的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康生享有蘇維埃菁英階層授與的特權。他同曹軼歐一起，住進了勒克斯旅館（Hotel Lux）。這家旅館從二○年代起接納了許多來自全世界自稱革命家的匆匆過客。居住者中很少有人在歷史上留下痕跡，但是康生卻有一些令人感興趣的鄰居，包括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他最後隨康生返回中國，以及南斯拉夫共產黨員約西普·布洛茲（Josip Broz），後來以鐵托（Tito）這個名字聞名於世。
勒克斯旅館又暗又髒，但是它的波希米亞情調使它成了一個令人愉快的避風港。叉大又舒適的房間帶有家具，包括床、沙發、桌子和椅子——除了電話，每樣東西都很舒適。座落在高爾基大街上——當時一條主要的商業購物大街，這座旅館使中國人想起他們祖國熙熙攘攮的人群。
勒克斯旅館是外國人的社交場所。阿格妮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一名曾在中國工作過的激進派美國記者，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訪問勒克斯旅館，並遇見過王明和康生。資深的共產國際官員們經常出席那兒的社交活動，當時許多海外訪問者正在商議如何推進世界革命的進程。中國人在東方勞工大學（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列寧學院（Lenin Institute）、莫斯科周圍的軍事院校裡學習，還不時被召集到勒克斯旅館。對於康生來說，語言並不是主要問題；從他在青島禮賢中學時代時，他就掌握了足夠的德語來同勒克斯旅館裡的德國代表團進行交流，雖然對俄語還文理不通，但是他很快就練就流利的口語。許多俄國官員慣常工作到夜裡，並在晚上十點到十一點舉行聚會。這正適合康生，他的生活習慣有點像貓頭鷹。
為了標明這是他生命中另一個新階段，康生最後一次改了名。他丟棄了“趙容”這個過去五年里為他服務過的名字，而採用了“康生”。他的新名字的文字含義是“健康的生命”，但是康生選擇它時，他無疑想到的是“生”這個字在古漢語中還意味著“學者”的意思，因此他稱呼自己為“健康的學者”。
儘管外國人在發“康生”這個音時並不困難——在共產國際的英語宣讀中有時候被翻譯成Kon Sin或Kang Sin，但是它對於中國人的眼睛和耳朵來說，卻是個陌生的名字。它反映了長壽這一傳統的中國式慾望，但是它赤裸裸地關心肉體存在的表達方式，洩漏出一種對於健康的強烈渴望。康生一些從上海時期就結識的老朋友繼續稱他為趙容，直到六○年代，然而在他一生的餘下時間裡，他一直使用康生這個名字。
康生抵達莫斯科正值適宜季節。那時正是夏天，春天的雨水和泥沼代之以溫暖與舒適，城市的公園裡一片綠鬱蔥蔥。
更意味深長的是，那時正是中國共產黨與蘇聯關係的鼎盛時期，因此康生能夠利用他在這個社會主義祖國所度過的時間，來提高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地位。
毫無疑問，兩種共嚴黨勢力中的一方控制了最高權力。
蘇聯人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三年之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安排了一任任的後繼者。共產國際促成了對陳獨秀的驅逐和瞿秋白的浮沉，並實際操縱了李立三在黨內地位的上升和下降，還有王明就職擔任中國共產黨的首腦。到一九三三年，共產國際不再力圖干涉中國內政的貫徹，但是在黨的總政治路線方面仍有發言權。有些中共黨員，包括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大屠殺以後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的人，和抵制米夫讓王明就職擔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就已經向莫斯科（不成功地）進行了挑戰。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俄國人之間的關係上所出現的第一次嚴重分裂，是由簡單的通訊問題引起的。蘇聯無線電同上海共產黨的聯繫，在一九三四年國民黨調查科對黨的藏身處進行突擊搜查時被切斷了；幾個月以後，中國紅軍又丟失了電碼本，從而失去了同莫斯科的聯繫，其時紅軍正開始穿越中國西部的群山峽谷，進行無序的長征。
對於康生來說是幸運的，他在上海時的庇護人王明現在是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團長。共產黨總部原來計劃要王明動身前往江西，讓康生接替他擔任駐莫斯科的代表團首腦，但是因為中國安全環境的不斷惡化，王明不能——或者不願——冒險踏上這趟旅程。因此王明仍留在莫斯科，康生被任命為副團長。康生也許感到失望，但是他也知道，王明繼續留在蘇聯，他能因此而得益不少。身處蘇聯政治危險環境中的老練投機者王明，緊緊依靠共產國際遠東局首腦、曾在一九三一年任命他擔任黨的領袖的帕維爾·米夫，以及袼奧爾基·德米特羅（Georgi Dimitrov），一位身材高大、體格強壯、態度嚴肅的保加利亞人，斯大林在國際共產事務方面的顧問。
共產國際的關係對康生來說特別重要。共產國際作為一個在理論上代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獨立辦事機構，在二○年代初就成為蘇聯政策的工具。它的工作人員在俄國社會享有特殊的地位：他們接觸的是資深的蘇聯官員；能獲得戲劇和芭蕾以及紅場上軍事檢閱的各種入場券；亦可在專為名流菁英服務的商店裡購物。
當一個人獻身於領導世界革命的事業時，共產國際就賦予它的成員一種在歷史上扮演獨一無二的角色的感覺。共產國際的密謀性突出了它的神秘氣氛。那些代表共產國際在諸如巴塞隆納、紐約、柏林、上海這些形形色色城市里活動的秘密特務，一邊秘密潛伏，一邊開始看到一個新世界的形成；由於同他們發生聯繫，康生也漸漸確信他是命定的組成部分。
當康生抵達座落在奧佐德·尼里亞特（Ozhod-Niriat）那幢共產國際辦事處古老大廈的環形走廊時，他同王明的聯繫在這個異國他鄉也成為一種效果靈驗的法寶。其他中國人已經發現，要在莫斯科這個不斷變化的政治潮流中倖存下來，是極其不易的；甚至在共產國際中身居高位者也不能保證沒有麻煩。自從列寧在一九二四年逝世以來，派系鬥爭已經發展到使人驚恐萬狀的地步。斯大林已經成為最高領導人，但他被事實上和想像中的敵人所包圍——最主要是列昂·托洛茨基，到一九二九年被流放出蘇聯爲止，他一直是紅軍之父。但是即使在托洛茨基失敗以後，對那條錯誤路線發表意見也可能崽味著監禁和處決。隨著鬥爭趨於白熱化，那些受到懷疑的人被捕和失踪，威脅和恐懼的氛圍籠罩著莫斯科的官僚階層。
最初，在莫斯科的中國人為繼承領導權面進行的鬥爭並沒有直接的興趣，但是在托洛茨基因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的大屠殺而譴責斯大林之後，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捲進了這場鬥爭中。幾乎毫無例外，在莫斯科的中國學生為共產黨在中國受到蔣介石的鎮壓而感到悲痛。許多中國人把斯大林看作是導致中國共產黨遭到挫折的根本原因。由於對俄國錯綜複雜的政治的天真和無知，許多中國人因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失敗而公開譴責斯大林，結果卻是遭到逮捕和監禁。康生抵達莫斯科的時候，搜尋托洛茨基“特務”的高潮暫時消退，但是在這樣一個潛藏著危險的地方，王明卻是一個穩定可靠的燈塔。
為了報答王明的庇護，康生繼續支持王明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在他抵達莫斯科後不久，康生就以“剛從中國來的中央領導人”的身份發表了一系列談話。他訪問了東方勞工大學、列寧學院和其他學校和學院，那裡有大量正在學習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帶回中國的中國學生；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漩丁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熱情洋溢的報告。在他的談話中，康生把王明吹捧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吹捧王明那本曾被康生讚為“黨的路線的體現”的小冊子《兩條路線：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
康生還向共產國際列舉了王明所做出的成績。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康生抵達後的第四個月，王明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第十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康生也講了話，把中國革命描繪成樂觀的畫面，傳達了一種騙人的印象，即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培養的共產黨貫在王明的領導下沒有蒙受挫折和損失。康生當眾列舉了王明所宣稱的勝利的連禱文。在過去的一年裡，他報告說，在（由國民黨控制的）“白區”裡的黨員人數從三萬人增長到六萬人；康生的聲明是撒謊，但是他討好地將“人數的增長”歸因於王明“充滿生氣的領導。”康生有關共產黨在城市裡的成功的說法尤其狡辯。 “儘管警察恐怖的環境很可怕，”康生宣稱，“但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工群眾幹出了英雄主義的奇蹟，運用靈活的鬥爭方法，並能夠戰勝一切困難。”
除了大肆宣揚王明在中國的成績之外，康生的演講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讚同蘇聯的路線政策。在戰略上，他明確聲明如果日本進攻蘇聯，中國就會支持蘇聯。 “如果日本帝國主義進軍蘇聯，”康生魯莽地聲稱，“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勞工群眾和中國紅軍，將同蘇聯和日本的無產階級結成聯盟，將……決定性地……擊退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掠奪者，將……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並把軍事法西斯主義、君主主義警察制的日本，天皇和的日本，改造成自由的、蘇維埃工人和農民的日本。”撇開他自己的民族主義感情，康生暗示蘇聯的命運比中國的命運更重要：“由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抗日……這場民族的革命戰爭……不但是一場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而且事實上已經成為不斷延滯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的一個要素。”
與俄國人的觀點一致，康生把中國看成是抵抗日本對蘇聯進攻的堡壘，他並對滿洲顯示了特殊的必趣。滿洲位於資源豐富的中國東北地區，其南部是日本人佔領的朝鮮、蘇聯及其盟國外蒙古之間的一個戰略緩衝區域。康生讚揚共產黨人在滿洲的成功，指責國民黨流露出來同日本人妥協的傾向。
實際上，他責蔣介石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公開代理人和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賣國賊。”
康生對共產國際第一次演講所稱許的意識結構，在俄人耳中頗為動聽。他並不頌揚輝煌的農民起義，即毛澤東和其他從未去過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專長，康生暗示中國最可靠最成熟的階級不是農民，而是無產階級。他讚美農民運動的自發性，但是指出農民運動一旦受到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它就退化成一場不過是發展“蘇維埃”——自給自足的農村共產主義根據地——的鬥爭。
一九三三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使康生在莫斯科的政治社會中名聲大噪，通常對於新來者來說，需要花費數年時光才能取得這樣的成功。康生和王明的演說於一九三四年出版，刊登在一本名為《中國的現實環境和共產黨的使命》的書中，允許康生透過共產國際廣泛分佈在蘇聯各地和蘇聯以外地區的宣傳機構，把他同王明的名字聯繫在一起。
康生對王明的讚揚和他對蘇聯政策的明確贊同帶來了迅捷的回報。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江西省瑞金城開會時，康生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進黨的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
康生沒有理由為在莫斯科同王明一起工作而感到懊悔。他自己的聲望和權力越來越大，他那特權保護層使他遠離日常生活的刺激。但是生活於莫斯科也將康生和王明排除在那時正在中國展殲的戲劇性行動之外。
從中國的各個城市出發，共產黨的軍隊向中國的中心省份——江西省，向位於湖南、四川和貴州省之間的交界處，以及向匹川北部的荒蕪地區轉進。一九三四年十月，和由德國人訓練的國民黨精銳部隊進行了幾個月的戰鬥之後，共產黨軍隊開始了史詩般的退卻，即後來舉世聞名的長征。這次集體遷徙，十萬人的部隊和隨營人員在大約十二個月的時間，跋涉了六幹到七千英里，以無數的生命為代價，從而放棄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進程。由於創造了一種獻身和犧牲精神，它把一支由農民、土匪、逃兵和對政府不滿的知識分子組成的烏合之眾，改造成一部高效率的戰鬥機器。他們的勇氣受到幾乎難以逾越的障礙的考驗：嚴寒的冬季；嚴重匱乏的食物、藥品和彈藥；原始荒涼的群山、深谷和河流；還有緊迫不捨的敵軍，迫使共產黨部隊日夜兼程地趕路，不敢稍事休息。一個意義深遠的變化開始發生了。王明留在中國指揮黨的那些人被撇在一邊，一個贊同農民起義的聲音出現了。那就是毛澤東的聲音。
由於長征和中國共產黨的通訊問題所引發的混亂，身處莫斯科的干部們——不論是中國的還是蘇聯的——幾乎對在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鞭長莫及。莫斯科影響下降的第一個清楚信號，出現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國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那時正是紅軍在長征的第一段行程中遭受重大傷亡之後。遵義這個小城地處中國南部險峻的山區貴州省，紅軍在那裡進行休整。毛澤東利用這個機會向王明最得力的助手博古和周恩來發超攻擊；周恩來已同那些王明集團的成員、在蘇聯培訓過的干部結盟。最後的結論是，紅軍的失敗主要是由於博古、周恩來和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一名以李德之名聞名中國的德國士兵——在軍事上的戰術錯誤而造成的，毛澤東被選為黨的軍事委員會主席，替代了周恩來。毛澤東於遵義的勝利使他在通往最高權威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們成功地迫使博古讓出了總書記的位子，以取代了他。洛甫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但是雖然如此，他卻願意同毛主義者妥協，這種妥協的個性使他在五○年代成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毛澤東在遵義的勝利是如此重要，以致那些共產國際的蘇聯主人們也注意到了，並於六個月後在毛澤東缺席的情況下，把他選進了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會，一份他只同其他三個中國人——張國燾、周恩來，當然，還有王明——分享的榮譽。
對於康生來說，遵義會議是一樁不祥的事件。毛澤東並沒有贏得一場全面的勝利——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還佔據著不少重要的位子，況且毛澤東在鞏固他在黨內的地位之前還有不少路要走——但是這次會議預示了王明的地位並不是堅不可摧的，而且莫斯科控制中國共產黨的能力正在日漸衰弱。這次會議對於康生的有效庇護人王明來說是一種凶兆；而毛澤東，一個康生從未晤面過的男人，顯然他的地位正在上升。康生非但不歡迎遵義會議的結果，而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盡可能將會議的意義向在莫斯科的中國官員和學生隱瞞。
與其公開承認毛澤東的權力擴大，康生寧願採用博古調離總書記職位的說法（他頑固地忽視洛甫的擢升），並狂熱地四處敬布王明即將恢復重要地位。在遵義會議後的幾個月裡，康生把中國學生召集到勒克斯旅館，縱恿他們寫信給共產國際，要求重新任命王明當總書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一次慶祝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成功舉行的招待會上，他甚至提議為“支持王明同志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而乾杯。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康生不斷為王明當總書記的權利吶喊，到處公開讚揚王明的卓越成就。三月，他把王明介紹給一位即將回國的年輕中國共產黨員時，他稱王明為“我們黨的總書記”。康生不僅在私下的場合及只有中國人的場合裡推銷王明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虛構故事。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資深的蘇聯和共產國際官員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五週年紀念日出席了招待會，康生用一篇熱情洋溢的演說讚揚王明，包括一連串的“王明同志萬歲！”個人崇拜的花言巧語對於奠斯科來說並不陌生，在那兒“為偉大的斯大林同志歡呼三聲”無可避免會引起激動和興高采烈的叫聲：“斯大林！斯大林！斯大林！”
蘇聯官員對中國發生的事情可能不完全理解，但是康生很快就面臨針對他擁護王明和曲解遵義事件的進一步挑戰。
一九三六年八月中旬，康生的同事，在上海領導中國共產黨秘密機構的委員會的陳雲抵達莫斯科。陳雲親眼目睹了毛澤東在遵義的勝利；實際上，儘管他曾做過王明的私人助手，但他支持毛澤東反對博古。陳雲是作為中國共產黨派往共產國際的代表來莫斯科的，但是康生卻把他看作是一個潛在的、令人討厭的訪問者。
陳云不是唯一剛來自中國、對康生所作的遵義會設的解釋形成威脅的人。一九三六年年初，在長征中負傷的紅軍政委王稼樣，被送往莫斯科進行治療。王稼祥原來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後來捨棄了王觀的營壘。當他向共產國際匯報時，他帶來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內幕和毛澤東在黨內所佔優勢的更多細節。
王明的影響在中國許多地方正在不斷減弱，但是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滿洲。康生在維護王明在那裡的權威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奉天事變以後，日本人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在那個地區，共產黨的勢力就像反日情緒一樣飛快地發展起來。比起這個國家的南部地區，共產黨在滿洲獲得了更為牢固的立足點，而在南方，民族的感情還未被野蠻的外國侵略行為所激發。
紅軍一開始長征，滿洲共產黨就同中國西南部遙遠群山中正與蔣介石軍隊玩捉迷藏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失去了聯繫。滿洲共產黨為了尋求領導轉而找到了莫斯科；王明和康生很快就利用了這種局面。一九三五年六月，在遵義會議給了王明第一次嚴重挫折的五個月後，他和康生向滿洲共產黨遞送了一份指示，即後來著名的“王康指示”。王明和康生警告他們說，他們既不可能指望從急於避開同日本作戰的蘇聯那兒得到幫助，也不可能從中國共產黨的主力軍那兒得到幫助。他們應該保存自己的實力，養精蓄銳，等待機會行動；而且如果需要的話，就放棄他們的根據地。這是一份告誡信，要求在阻止任何可能引起日本人進攻蘇聯領土行動的同時，計劃保存黨的人力。
按照所收到的“王康指示”的精神，滿州共產黨領導人在最北面的黑龍江省的珠江縣集會。在經過幾次辯論之後，他們拒絕接受這份措辭像“最右傾的機會主義”的指示。面對他們的反抗，王明和康生把一群滿洲共產黨領導人的繼任者召集到蘇聯——表面說是為了培訓和聯絡——但是剛一踏上蘇聯領土，一些曾公然蔑視命令的干部即遭到懲罰。他們的滿洲受害者包括王德，一名黨的書記，曾去莫斯科在《救國時報》
工作過，那是一份在莫斯科和巴黎出版、然後偷偷運進中國的中文報紙。不管他的身份地位，王德於一九三七年被逮捕，從此就失踪了。他的妻子是一位宣傳幹事，也曾做過《救國時報》的編輯採訪人員，被迫淪為莫斯科附近一家俄國人家庭裡的佣人，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混亂中消失。王德的滿洲同事之一楊光華，則更為僥倖。康生指控楊光華是一名“國際間諜”，並令逮捕他。他被流放到北極圈達二十一年，但是幸運地活下來了，並於一九五六年被遺返回國。
王明和康生使用殘酷的手段來攫取對滿洲黨組織的控制權，但是在這種環境下，他們的軍事策略是合乎時宜的。西方的專家們斷定，這份使共產黨得以避開向日本軍隊直接挑釁所引發的災難，從而減輕了共產黨的重大傷亡。
康生還幫助組織了一支騎兵隊和機械化部隊，他們以外蒙古為根據地展開活動。這支部隊擁有大約四千名生力軍，都是從莫斯科的中國學生和工人團體、被迫逃離日本人佔領下的朝鮮的激進主義者和各式各樣的歐洲共產主義者當中挑選出來的。康生的軍隊以未因它所聲稱的目的而被指派過；它聲稱的目的是：如果國民黨軍隊在長征結束時將中國紅軍追擊到外蒙古，它就去援助中國紅軍。這是康生曾經有過近乎擔任軍事指揮官的經歷。
在莫斯科，康生把許多時間花在各種社交活動上——發表各種演講，它們刊登在共產國際的小冊子和各種雜誌上；為《救國時報》撰稿；同中國學生舉行各種討論會；出席共產國際的會議。但是他還過著一種作為安全機構首腦的隱秘生活，這個安全機構迫害、囚禁、有時處決在莫斯科被懷疑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中國人。他的高層同誌中有些人知道他反對“反革命”的活動，但是他在莫斯科身為秘密警察的特務工作卻從未公佈過。他的受害者既沒有公開審判，也沒有任何關於他們結局的通告；這些不幸的人完全失踪了。
康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初進入這個邪惡的世界，在斯大林已經進行了第一批公開審判之後，這些社會事件標誌著破壞蘇聯政治、官僚和知識階級的“大清洗”的爆發。從這些事件中，康生學會如何運用秘密警察來實現他以前從未夢想過的意圖。由於從國民黨在上海對共產黨的圍剿戰中倖存下來，康生對恐怖的環境並不陌生。但是他在莫斯科耳聞目睹的這個警察國家，與蔣介石的統治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康生並不只是掌握了逮捕、拷問和處決對手的那些簡單技術細節——他發現瞭如何使用恐懼來作為壓制政治異端的手段，如何將最荒誕無稽的虛假招供轉變成強有力的工具，以及如何使那些可能會告發他或誠圖取代他的敵人緘口不言的方法。
康生在莫斯科期間，在蘇聯沒有任何事件比得上“葉若夫恐怖”的毛骨悚然。斯大林的一系列大清洗與的名字密不可分，在大清洗達到高潮時，他是蘇聯秘密警察的首腦。斯大林按部就班地開始消滅每一個妨礙他建立專制暴虐國家的人，這個國家從軍事理論到音樂的各個領域都成為他個人人格的延伸。康生目睹了這場夢魘籠罩著整個國家。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一名布爾什維克老戰士和斯大林的長期支持者，在列寧格勒共產黨總部斯莫爾尼官（SmoLny）被一名暗殺者開槍擊中後頸。如此高級的官員被暗殺，在蘇聯全國引起一片反響。 “勒克斯旅館從屋頂到地下室整個兒沸騰了，”一位居住者回憶道，“沒有一個人留在自己的房裡。到處都在詢問，我們所有人都渴求著新的消息，貪婪地盯著《真理報》（Prouda）《消息報》（Lzuestia）……共產國際的各個辦事機構裡也同樣是一片混亂。”
基洛夫被暗殺，幾乎肯定是受到斯大林的唆使，從而導致了公開審判和大規模的清洗。在一九三五年這一年間，幾乎所有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包括列寧的非常富有傳奇色彩的同事和，都被全部逮捕，被迫承認他們無論如何不可能犯過的罪行，隨後就被處決。 。他們的副手和助理們後來遭到同樣的命運。幾年之後，內務人民委員部這個龐大的國家劊子手上層集團也來了一場大清洗。清洗以內務委員部的首腦亨利·雅戈達於一九三六年的處決而達到高潮。一九三八年，在康生離開莫斯科一年以後，雅戈達的繼任者葉若夫，也被他自己的創造物，即用他的名字來命名的“葉若夫恐怖”給吞沒了。
在基洛夫被暗殺以前，康生已在莫斯科逗留將近十八個月。許多外國人把這場暗殺簡單地看作是斯大林的一名同志過早和富有戲劇性的死亡，但是康生領會了那接踵而來的公開審判的真正意義。在蘇聯社會中，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作用很早就變得非常陰顯——由於“他們的皮外套，胖臉和剪短了頭髮的腦袋，”在街上簡直不可能再有比“秘密”警察更引人注目的人了。彷彿要用這種新的現實給外國代表團造成深刻的印象，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勒克斯旅館建立了一個行動中心，開始鑑定和處理供逮捕用的候補者。
由於留意到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榜樣，並有著王明的支持，康生於一九三六年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內部建立了一個安全小組。他把它稱為“肅清反革命分子辦事處”。康生親自領導這個“肅反辦事處”，隨著他運用權力，把大批中國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務”、“間諜”或者“托洛茨基分子”，這個辦事處開始為人所知。他同內務人民委員部緊密合作，內務人民委員部負責逮捕、囚禁、拷打、放逐和處決每一個經康生鑑定為嫌疑犯以及調查和指定為“有罪”的人。
康生從“肅反辦事處”獲得了龐大的權力，他利用“肅反辦事處”，逼使那些在他過去、特別是在上海被捕的一些使人困惱的事件裡的對手和證人保持沉默。每一個通曉他與國民黨合作以及出賣其他同志的傳說的人，都是目標。在莫斯科的許多中國人，根據康生的命令被逮捕、囚禁、放逐或者槍殺。
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死在莫斯科？對於準確的統計來說，通常有用的消息依然太少，但是估計人數達到數百之多，其中大多數都是些重要幹部。中國人在莫斯科成為政治清洗的犧牲品，這並不是第一次。在二○年代後期，蘇聯當局曾在中山大學裡進行過大規模的逮捕；學生們在夜裡失踪，從此就再也看不到了。但是康生的工作有自己的變化：在過去，中國人曾經遭蘇聯人的清洗；覡在，在康生手下，他們被自己的中國同胞殺害。
這些事實本身對促使康生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個人動機進行了最好的揭露。一九三五年春，在基洛夫被暗殺和第一次“大清洗”的幾個月之後，四個年輕的中國特工官員抵達莫斯科，學習安全和情報技術。國民黨製造的“白色恐怖”逐漸破壞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城市組織網絡，因此這些中國共產黨員需要接受訓練，學習如何來保護自己。新來者當中有三個人曾在康生手下的上海秘密機構里工作過；其中一個名叫歐陽新的人，當康生擔任第四科科長和監督整個安全機構的時候，領導過第二科（情報科）。康生在莫斯科遇到了這個四人小組，並開始培養武胡景和他的妻子侯志。但是康生的方法中有什麼東西引起了這對夫婦的懷疑，他們拒絕了他的親近表示。康生於一九三六年以“托洛茨基分子”和“間諜”的名義，將整個小組逮捕；這四個人於被捕的第二年遭到處決。
侯志獨自倖存下來，在七○年代康生死後，在北京講述了她的故事。
康生一直在一種令人恐怖的環境中工作。如果像雅戈達和葉若夫那般有權勢的安全機構首腦，都會消失在行刑者的地下室裡，那麼任何人都是處在風險中。康生盡可能讓他的工作與蘇聯的發展趨勢保持一致。滿洲共產黨員王潤成的例子，說明了康生努力去迎合斯大林各種偏見的原因。直到一九三六年，王潤成一直是滿洲共產黨部隊裡的政委。就在那一年，當他帶著一個乾部代表團來到蘇聯的時候，他遇見了一位名叫“姜小姐”的朝鮮婦女，她同她的家庭一起從日本人那裡逃離出來。知道她是一位朝鮮共產黨員以後，王潤成同意她可以同他一起去莫斯科。然而前不久，斯大秫使用“葉若夫恐怖”來對付外國共產黨的大批黨員，包括朝鮮在內。康生一得知王潤成由一名朝鮮共產黨員陪同，就看出這是一個贏得斯大林主義者好感的機會。康生給姜小姐打上了“叛徒”的標記，甚至在沒有虛應凋查的情況下，就命令逮捕她和王潤成。
王潤成被判處八年監禁，被遣送到北極圈內的一個煤礦裡；在服完了刑期以後，他另外八年都在勞動。他於一九五三年回到中國。姜小姐的結局卻無人知曉。
在莫斯科，康生於他的同胞中進行所謂的肅清反革命分子的行動，是一個重要的進身之階。過去在上海，這些問題很容易限定，在那兒他操縱黨的秘密機構涉人暗殺共產黨叛徒的活動。康生可以用保衛黨免遭危險的名義，消除他方法中的殘暴影響。對比之下，在莫斯科他指控別人叛變和謀反，藉以處決或者監禁黨員就缺乏任何根據；黨並沒有受到威脅，即使有，他的中國受害者中也很少真正是“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國際間諜”。他們的“罪行”是康生強加在頭上的奇思怪想的產物。
康生建造一個虛假的、充滿邪惡和異己勢力的世界的衝動，當然來自於圍繞他的那些事件。斯大林的“大清洗”本身完全是來自於一個患妄想症的獨裁者的奇異幻想。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亨利·雅戈達的真正勝利，是他成功地使蘇聯公眾相信，任何反對斯大林的舉動都必然來自這個國家的敵對陣營。康生從雅戈達的偽裝中學會了一點，那就是，如果對假想敵的指控有肉刑威力的支持和口供的證實，即使是最希奇古怪的無恥聲明最終也會被接受。他從來沒有忘記這一課。
在康生和蘇聯秘密警察不斷清洗中國僑民的時候，莫斯科的其他共產黨代表相對來說尚未被觸及，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大恐怖”的爆發像海嘯一般淹沒了外國共產黨團體。第一個預兆於五月份到來，當時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貝拉·昆（Bela Kun）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裡受到蘇聯代表德米特里·曼努埃爾斯基（Dimitri Manuilsky）的譴責，委員會成員之一的王明，看著不幸的昆被護送出去；做為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的康生，無容置疑也在場。昆被運往利福托沃（Lefortovo）監獄，有一次被迫單腿站立達二十小時之久——一種康生本人在後來經常使用的酷刑。昆最後於一九三九年被處決。
匈牙利共產黨不是斯大林唯一的犧牲品。他還消滅了許多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德國、朝鮮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高級官員。 （鐵託後來回憶說他生活在持久不斷的恐懼中，害怕半夜裡聽到門上發出“命運的敲擊聲”。）從執行委員會的蘇聯代表開始，共產國際組織本身也遭到巨大的破壞；比如說，共產國際所有通訊方面的工作人員，不是被處死就是被監禁。只有少數身處高位的順從者得以倖存，如德米特里·曼努埃爾斯基和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
康生親眼目睹了這場清洗共產國際官員和外國共產黨的運動的開始。那些被逮捕的人中包括許多勒克斯旅館中他的左鄰右舍，勒克斯旅館“成了一個每夜遭到歹徒襲擊的邊境村莊。”海因茲·紐曼（Heinz Neumann），一位康生幾乎肯定認識的德國共產黨員也是受害者之一。紐曼曾經去過中國，繼鮑羅廷之後擔任共產國際的代理人，他曾經在災難性的廣州公社起義和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義中擔任過領導工怍。
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員害怕康生更甚於害怕斯大林。感受到軍國主義日本日益增長的威脅，斯大林不願看到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受到危害。許多外國共產黨僅存在於莫斯科，但是中國共產黨有一支正在運作的軍隊，斯大林指望這支軍隊幫助他牽制日本的軍國主義者，以免他們進犯蘇聯國境。斯大林與其贊成處決或者監禁王明——相當於中國的貝拉．昆——不如籠絡他，使他成為一名受寵的門徒，這就是他能夠為蘇聯的利益服務的原因。
康生在莫斯科的身份，依據他的聲明是一名中國革命的領導人。但是憑他在蘇聯政治舞台上頻繁換位和轉向的能力，他獲得了巨大的權勢。當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年中開始重新考察對中國的政策，並認識到蔣介石更能比中國共產黨保衛蘇聯對抗日本的時候，康生很快就照此行事了。到那一年年底，他已經成為一名在共產黨和蔣介石之間建立聯合戰線的態度明確的支持者，而在早些時候，他曾辱罵蔣介石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一九三六年末，康生訪問了在巴黎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們，自從十五年以前，周恩來、李立三和其他年輕中國人去那兒留學以來，巴黎一直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歐洲中心。在法國期間，康生派了一名使者到上海，攜帶了一系列通訊，這些通訊揭示了康生支持斯大林主張的程度。康生指示了上海的黨小組把共產黨的利益同國民黨的利益結成一體，組成反對日本的聯合戰線，同蔣介石合作反對日本人，同（國民黨控制的）“黃色”工會聯合，使用合法的鬥爭方式，並解散共產黨的工會。康生的命令完全否定了他早先在上海的主張和他剛到莫斯科時所做的聲明——在這兩個地方，他都營直言不諱地提倡要同國民黨作殊死的鬥爭。
康生在莫斯科的逗留期將近結束之時，中國和日本之間爆發了全面戰爭。北京郊外蘆溝橋上的一個小事件——由一場關於一名日本士兵的命運的爭論所引發的，據說這名士兵在小便時被中國人綁架了——成為日本人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占領長城以南地區，以及一個月後侵犯上海的藉口。十一月，求生障日本軍隊佔領中國的首都南京，在那兒至少有數万中國人被槍殺、被刺刀捅死、被武士刀斬首、被強姦以及被肢解；在許多情況下，令人毛骨悚然的傷害導致了死亡。這臭名昭著的事件，亦即漸已廣為人知的“南京大屠殺”，更加重了斯大林對於來自東方的危險的恐懼，斯大林開始密謀，讓中國分散日本的注意力，使日本人把帝國的軍隊調往南方，而不是西方。為了對蔣介石示好，斯大林已經允許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他在蘇聯實際上曾為人質）回到中國。隨著局勢的惡化，斯大林的下一步棋就是送王明（在康生的陪同下）回國，去組成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聯合戰線。
在動身前往中國之前，王明和康生受到斯大林的接見。來莫斯科治傷的政治委員王稼祥，以及在國際共產主義事務中充當斯大林助手的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也在場。在這次接見中，由康生支持的王明，誇大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影響。斯大林詢問共產黨有多少軍隊；當王稼祥回答說在陝西省北部只有三萬人的時候，王明立刻將其打斷，說人數有三十多萬。康生支持王明的數字；斯大林似乎消除了疑慮。
康生還利用這次會談來了結自己的宿怨舊帳。他向斯大林告發說列寧學院院長克拉芙迪亞·科爾薛諾瓦雷保護兩名有嚴重“政治問題”的中國共產黨員，周大文和俞秀松。後來，周大文和俞秀松逃到迪化（即烏魯木齊），新疆的首府，但是康生的指控導致科爾薛諾瓦從列寧學院院長的位置上被免職。康生等待著時機以捕捉周大文和俞秀松。
康生和王明在逗留俄國期間造成了無數中國人的被殺和監禁，樹敵無數。為了防止報復，康生特意在莫斯科策劃逮捕了一個中國人：著名的激進主義者，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年曾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李立三。三○年代後期在他被召回莫斯科以後，李立三曾同蘇聯當局合作，承認他犯了錯誤。他被剝奪了權勢，但依然是一名中央委員會委員。李立三在國際工人出版公司從事宣傳和翻譯工作，並在《救國時報》工作了好幾年。他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同一名叫麗莎的俄國女人結了婚，進一步把他自己同蘇聯拴在了一起。
王明和康生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李立三。李立三憎恨王明代替他擔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也憎恨康生叛變立場去效忠王明，除此之外，同為居住在勒克斯旅館，李立三和他的妻子有機會親眼目睹王明和康生清洗自己同胞的場面。王明和康生密謀使李立三永久保持沉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王明飛回中國之前一天夜裡，他突然通知欲坐同一架飛機返國的李立三，要他留在蘇聯。而康生在幕後扮演他的角色；作為動身接受的最後一次行動，他通知他的內務人民委員部聯繫人，說李立三是一名令人畏懼的“托洛茨基分子”。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康生和王明動身前往中國的三個月之後，蘇聯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立三，指控他是莫新科一個中國間諜組織的首腦和日本人的特務，其任務是暗殺斯大林。
按照康生的情報，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沒有任何初步調查的情況下拘留了李立三——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暗示：蘇聯秘密警察是多麼信任康生的報告。但是康生隱瞞了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他擔心內務人民委員部聯繫人會去尋找更高方面的認可。最終，康生的疏漏造成了事與願違的結果；當李立三向大吃一驚的蘇聯審訊者公開他的身份時，更為仔細的調查就開始了。周恩來（那時正在莫斯科治療那隻由於一次騎馬事故而導致永久性彎曲的手臂）干預了此事。蘇聯內務部長最後命令釋放。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生和曹軼歐坐上一架為這次旅行特意準備的蘇聯飛機，離開莫斯科，前往延安。他們的同機乘客有王明和他的妻子盂慶樹，有陳雲，還有一位級別較低的官員曾山（他後來成為陳雲的副手之一）。他們在中國的第一站是中國新疆的首府，駐防城市迪化，王明和康生在那兒拜訪了當地的軍閥盛世才。盛世才是一位見風轉舵的狡猾將軍，當時曾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結成聯盟。
王明和康生還順便走訪了來自廣東省的勞工領導人鄧發，他是中國共產黨迪化支部的領導人。鄧發曾在江西的共產黨根據地領導過政治保衛局，長征以後擔任秘密特工在華北一帶活動，對出身滿洲的軍閥張學良展開工作。鄧發仍然負責一些安全事務，因此康生當時在迪化命令他逮捕和處決三名共產黨幹部：這三名男性幹部——俞秀松，周大文和董亦湘——都在莫斯科反對過康生。在莫斯科，作為列寧學院的學生，他們曾鼓動其他中國人抵制王明。康生運用蘇聯的那套花言巧語，告訴鄧發說這三個人郡是托洛茨基分子。俞秀松幾乎立即被逮捕，並於一九三八年被轉送到蘇聯的一所監獄裡，出獄前一年死在獄中。周大文和董亦湘大概也遭受到同樣的命運。
在下達了這三個謀殺令之後，康生和王明飛往長征結束時建立在陝北共產黨控制地區的總部延安。康生抵達中國，如今的他是一名飽經風霜的黨的領導人，擁有處理高級事務的無可爭辯的資格。在他逗留莫斯科的四年期間，他完成了他於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做為一個學生和鼓動家開始的政治教育。他鞏固了他做為一名情報和安全專家的地位，並成為一名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者”和蘇聯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專家。
在他經歷了莫斯科的歲月之後，康生懷抱著很大的期望回到了自己的祖國。他的希望沒有落空。他在俄國所學到的課程確實幫助他獲得了巨大的權力——但是要直到他咬住那隻曾經照料過他的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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