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當中國皇朝進入它衰敗的最後階段時，一名富裕地主的妻子生下了一個嬰兒，這嬰兒長大後將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恐怖象徵，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都會聞此名而色變，這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是——康生。
在康生出生前大約一個世紀裡，中國一直飽受貧窮、農民造反、少數民族起義和外國人入侵的折磨。但是時至十九世紀之交，盲目的挫折、軟弱和崩潰的爆發，最後使這帝國也接近末路。 “老佛爺”慈禧皇太后自患梅毒的丈夫咸豐皇帝於一八六一年駕崩以後，就醜益控制著朝政。一八九八年，就是康生降生的那一年，慈禧太后鎮壓了“百日維新”運動——旨在從內部重新使皇朝恢復元氣的最後嘗試。受到宦官集團和保守派官員的支持，她處決了支持維新運動的六位朝廷高級官員，逮捕了贊成維新的年輕光緒皇帝，並把他囚禁在紫禁城裡。
就在那一年，德國軍隊從中國又奪得一塊“租界”，這種委婉稱呼是外國政府用來形容自己統治下的中國領土的。德國船隊的一個中隊進入了膠州灣，強迫日益衰弱的北京政權服從德國皇帝的要求，那裡距康生的出生地才二十英里。德國的行動並無新意——英國、法國和日本都已憑藉武力獲取了對中國的港口和貿易中心長達五十年的控制——但是這一行動凸顯中國的沒落已不可逆轉。
一八九八年還可以目睹義和團運動的巨大浪潮。這個畏懼且仇恨外國人並以救世主自居的秘密團體，在西方以拳亂的名稱廣為人知。一九○○年，當它狂熱的追隨者們在華北橫衝直撞，殺害外國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並包圍在北京的外國公使館區的時候，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義和團的使命是維護滿清王朝，這個由滿族入侵者於一六四四年強加在中國頭上的政權。不過，這個滿族人的政權還是在一九一一年被徹底推翻了。從此，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戰場，夢想著坐上北京紫禁城內龍椅的貪荇受賄的軍閥，同那些想把國家推進到二十世紀的激進主義者彼此抗衡。簡而言之，康生就出生在這樣一個亂糟糟失去控制的社會。
康生的出生地山東是個遼闊的半島，它伸人黃海，像一根手指指向朝鮮。以一個單獨的省份而論，山東顯現出中國苦惱的最明顯症狀：人口過剩、貧窮不堪、盜匪肆虐，它是義和團運動的溫床，又成為德國、英國和日本侵略者的目標。他們都盯著中國這塊早被預言災難深重的土地，想乘機撈上一把。
山東和它的三千萬人民好像是一個注定要滅亡的世界的一部分。
但是山東又是中國的光榮象徵，在自然和歷史兩療面都擁有豐富的遺產。它那長長的海岸線是由風景優莢的海灣和舒緩的懸崖構成的，大部分內地聳立著崎嶇的山脈，山中遍布泉水和古代的朝覲聖地，其中包括中國最神聖的泰山。孔夫子的故里魯國，就位於山東。孔夫子的哲學對家庭、權力和道德上正直的敬重，其影響繼續不斷地滲進中國人的生活，而且，孔夫子的後裔在這個省南面扇形的曲阜古鎮創建了他們的家園，這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的連結物。從十五世紀起，山東同北京的朝廷也有著密切的聯繫，到了一九一一年，情況依然如此。當時主張民族主義的國民黨和軍方實力派人物袁世凱，聯合推翻了最後一位滿族皇帝——，許多官員從北京流落到山東，在當地土紳們家中尋求避難所。
在這個充斥著暴力、貧窮、迷信和外國侵略的混亂省份，在沉緬於過去輝煌的記憶中，康生度過了他一生最初的二十五年。他的許多觀念都產生於山東人的保守、對外國人的畏懼、憎恨以及絕望，比如他那冷酷無情的沙文主義，他那肆無忌憚的菁英統治論，甚至他那不惜犧牲人的生命以擴展權力的意志論。
康生出生於大台莊，一個位於王各莊邊緣的農村小村落，在青島西南面五十英里左右的海岸地區之內；青島是德國的殖民地前哨，後來成為山東省主要的現代商業和文化中心。
現在叫作膠縣王各莊公社大台生產大隊的大台莊，在康生誕生的時候是個地處偏僻、一成不變的農村世界。
像大台莊那樣的村莊里，生活是受習慣和傳統支配的，一千多年來毫無變化。祖先崇拜的迷信盛行；活著的人相信祖先的靈魂自始至終在註視著他們。生活中強調一系列旨茌撫慰祖先靈魂的祭祀儀式：大廳裡的香燭盤繞著獻祭的供食，墓地被誠摯地打掃得千乾淨淨，牲畜被奉獻給死者。農民們非常迷信巫術、魔法，那些冥界無形麗又有權勢的灶神、廟神、狐仙、水怪和鬼魂。他們的信念是如此強烈，以致在十九世紀末，許多山東人面對他們的不幸，接受了義和團的主張，認為巫術和咒符能保護他們：對抗圓睜著眼的外國惡魔的兼福槍和大砲。
康生原先姓張，但是為了追隨一些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同文人風尚保持一致，他在三十五歲起名為康生之前，曾改過好幾次名字。儘管他出生的省份很貧窮，但是康生的家庭卻是山東省南面橫跨膠縣和諸城兩縣的中等規模的地主。儘管家產隨著每一代人的降生而逐漸減少，但是康生的父親張發祥，卻繼承了一百七十英畝土地，這使他成為縣里最大的也主之一，在那裡只要擁有四十英畝土地就算是在經濟上小有成就了。同許多耕種自己土地的山東農村士紳不一樣，張發祥不必從事任何農業勞動。他的大部分土地都出租給佃農，佃農們以一半的收成支付地租，這使張家能夠愉快地過著舒適的生活。除了來自李家的康生母親之外，張發祥還討了一個妾，這在山東農村是罕有的家運昌盛的標誌。相對的富裕使張發祥和他兩位同樣富有的兄弟在大台莊及之外的地方具有威望和權力。村莊的全體居民都姓張，至少在理論上，村莊里的每一個男丁都是同一個祖先的後裔，而且康生的父親和叔伯都是張姓氏族當地分支中最有勢力的成員。康生確實是個銜著金鑰匙出生的天之驕子。
康生在大台莊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初的十六年，他的家是一座有三十二間屋子的平虜，房子周圍砌著防禦土牆以防止流匪的騷擾。防禦土牆的外匿是佃農們用石頭和泥磚壘成的土屋，擠作一團。直到一九三八年，張家一直擁有大台莊的房子，入侵的日本軍隊佔領了膠縣和鄰近的諸城縣城，許多富戶都逃往其他比較安全的地方躲避戰禍。
張家的聲勢強化了康生童年時代的特權身份。在大台莊那樣的村莊里，在家裡僱一個僕人甚至都是稀罕事；而康生的父親卻雇了一名帳房來記錄他的地租收入，一位男丁種蔬菜，一名僕人打雜，還雇了五名婦女燒飯做菜、料理家務以及照看張家的孩子。
康生有三位哥哥：張宗彝、張宗開和張宗儒。身為幼子，康生至少像中國其他家庭裡的幼子一樣備受寵愛：祖先崇拜的儒教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對男孩溺愛嬌慣。到了青春期，康生同他的父親發生了衝突，這使人想起他的童年留給他的期望，不管在家裡還是家外，他都可以為所欲為。
作為一脈相承的儒家後裔，康生接受的是傳統儒家的教育。十九世紀初，康生的曾祖父張鴻義是京師國子監的貢生，這是一種特殊的學術成就的標誌。康生的祖父張葆元，也是一個勤奮和公認的儒家文化學者。康生的父親通過了縣級標準的國家文職人員考試，考取了“秀才”，這是一種成就，使他成為當地士紳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不尋常一員，也使他不同於那些粗通文墨的普通地主，他們統治著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
儒家的傳統散發出濃重的知識分子氣息：張家到處是古瓷、繪畫、書法作品、最好的木製家具、硯台和筆架。隨著歲月的流逝，康生參加了共產黨，並上升到覺的最高層。可他從未丟掉年輕時養成的興趣，並且成了一名令人生畏的藝術和古玩專家。
為了同習俗保持一致，康生的父親為大台莊的家室起了一個相當富有詩意的儒學名稱，南樹德堂。對詞語及詞語遊戲的熱愛使張發祥給兒子起過好幾個名字，康生出生時的名字叫張宗可，隨後又取了一個正式的成人名字：張少卿，然而，他的乳名卻叫張旺。
二十世紀初，中國在公共教育上並沒有一個標準的製度。
七歲時，康生加入他的兄長和堂兄弟們的行列，跟著他父親聘請的家庭教師學習。像所有傳統的中國教育一樣，強調的是死記硬背的訓練。對於一個現代西方人來說，這個過程顯得非常冗長乏味，學生們要學會背誦和寫出和《千字文》的全部課文，其目的在為中國政治、歷史、哲學的人門知識提供簡單的識字課本，當時他們甚至不了解這些語詞的意義。
只有在節日和各種家庭慶典時才可以稍事休息，康生被迫反复抄寫一種兒童完全不能理解的古文。在掌握了這些初級課本之後，他被准許學習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據說這是孔夫子和他的門徒編輯的故事、寓言、詩歌、歷史和哲學短文的匯集。被迫用這種陳舊的方式進行閱讀，像康生那樣年幼的孩子們只能獲得有限的見識，但是他們獲得了一種文雅的中國人數世紀來所熟識的文學基礎。面對古人的教誨，康生從未表現出十分尊重儒家的道德準則，不過，他已經意識列儒家的歷史象徵主義，以致他後來把“魯”這個字用作藝名，在自己的繪畫和書法作品上落款。
在家塾裡受到的訓練使康生對一個業已明顯衰亡的世畀少有思想準備。一九○一年，光緒皇帝下詔廢除為官僚政治挑選新官員的傳統科舉制度，提倡以現代的、西方式的教育來取代之。於是，古典式教育失去了作為社會地位和晉升仕途的價值。儘管這發生在康生開始學習之前，但並沒有阻止他父親希望用這種方法使他兒子成為一名高貴的士紳。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給康生的生活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孫中山（其時他在美國）的追隨者們進行了一場武裝起義，最後推翻了滿清皇朝，促成了帝制的垮台。革命的一個結果是康生從那例行公事般的古典式教育中解放出來。但是，康生在張家家庭教師指導下所吸收的傳統文化，已潛移默化地成為一個有才華的書法家和畫家所應具備的內在素質，甚至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在莫斯科和延安那樣遠離中國藝術中心的地方，都不能抹去它。
一九一一年，康生十三歲。經過五年的日常抄寫、書法練習和死記硬背的學習，蓄積的活力爆發了。他還處於青春期的邊緣。接下來的三年裡，在依舊受傳統制約的農村環境中，他過著一種變幻不定、騷動不安的生活。清朝的崩潰也許給中國的沿海城市帶來了新的西方思想，但是在大台莊那樣的村莊，日常生活卻沒有什麼變化。康生穿著長袍馬褂，戴著疙瘩帽，留著辮子，而這種被滿族人強迫當作征服標誌的辮子，隨著滿清皇朝的崩潰已被大多數中國人興高采烈地拋棄了。康生依舊保持著對大多數青少年來說顯得做作的老習慣，他的大部分時間消耗在吹笛和拉板胡上，後者是一種古老的弦樂器；他還喜歡看地方戲，這是他以後迷戀中國戲曲的最初淵源。
康生扶青少年時期就開始探索性享樂的世界，博得了一個“偷香竊玉”的美名。這是對追求女色的一種委婉的漢語表達方式。年輕人帶著錢在集市上追逐女性，這種集市大約每兩星期舉行一次，在城鎮的廣場上，人們聚集在那兒做買賣，陶醉在五光十色的娛樂中。集市不僅為商業，而且也為娛樂提供了機會。雜技團、舞刀弄槍者以及表演當地山東獅子的演員，娛樂瞭如雲的商人、農民、小販和遊手好閒的年輕人。在趕集的日子裡，像康生那樣打扮時髦的年輕人在市場上四處閒蕩，同巡迴劇團的女演員打情罵俏，與那些梳著長辮子、髮辮子縛著紅緞帶的姑娘搭話；紅緞帶是姑娘未婚的象徵。有些集市在寺院裡邊的空地上舉行，膽大的和尚偶爾為那些偷偷摸摸的幽會情人出租房間，有時候還為那些尋披性滿足並能為此付報酬的人充當皮條客。
在他狂野的青春期時，膠縣農村中大多數家庭除了讓他們的孩子辛苦耕作之外別無選擇，而康生有幸是一夥士紳公子哥兒中的一員。他和有特權的朋友們把時間消磨在茶館、飯店和劇院裡，就像消磨在當地的集市一樣。這幫興商採烈的年輕人之間的友誼，是建立在那种血為盟的兄弟關係的古老傳統上，這種儀式通常在酒店或在一個自然標誌之前舉行，比如一個山洞或一棵古樹。透過這些儀式，雙方都要保證永恆的友誼，發誓在有麻煩時要彼此相助，並且一口喝盡混合著雞血的酒來確定他們的誓言。 “雖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就是誓言中的一種。康生同大台莊周圍村莊的許多年輕人血為盟，結成兄弟，這種契約與那些從歷史悠久的秘密幫會發展而來昀匪幫裡團結一致的誓約，並無本質的差別。
康生還同當地的流氓混在一起，他們是吸鴉片、逛窯子的惡棍暴徒，是屬於山東當地匪黨和秘密幫會的一分子。在山東，盜匪猖獗是個根深蒂固的問題：有一部以山東為背景的十四世紀的長篇小說，就盛讚被不公平和腐敗的官府逼上粱山的一百零八位英雄。土匪傳統及隨之而來的秘密幫會崇拜，同一八九○年普遍的仇外情緒結合起來，就導致山東如此輕易地接受了義和團運動。
在土匪朋友的指導下，康生成了一位劍、刀、鐵棍和拳術等傳統格鬥技術的專家。由於香港和台灣的功夫電影，如今這些格鬥藝術在西方早已家喻戶曉。康生的一些流氓朋友、義和團運動的倖存者，經常會講述那些鎮壓起義的外國軍隊和傳說中用手指挖出中國兒童的眼睛做藥的外國傳教土的殘暴故事。
隨著康生年齡的增長，他變得日益難以管束。他在性方面的越軌行為和對鬥毆的嗜好深深冒犯了他父親的儒家情懷。一九一四年，康生十六歲，他的嚴重不軌行為終於超出了張發祥的忍耐限度。那時，村里到處是關於張發祥幼子的醜惡可恥行為的流言蜚語。為了避免進一步的丟臉，張發祥夫婦作出孤注一擲的嘗試，將難以駕馭的康生鎖在家裡。
康生的拜把兄弟中有些人不過是鴉片鬼和匪徒，但是另一些人具有較好的影響力，其中一位是陳舜庭，他求見張發祥並且最終使他相信，對於康生的不軌行為還有一個更有效和更有遠見的補救辦法，那就是讓康生和他一起去青島附近的德國傳教士辦的中學去唸書。儘管張發祥害怕兒子會被灌輸一腦袋的外國思想，怛還是勉強同意送康生去上學；畢竟，他不可能把康生關上一輩子。於是在一九一四年，康生離開了家庭，第一次跨出大台莊地區去冒險，同陳舜庭一起去青島的禮賢中學上學。
除了送康生上青島的學校去之外，張發祥還用了另外一種由來已久的方法來約束他兒子的不安分。儘管儒家學說強調遵守社會禮儀，但是對於由性需求而引起的劣行，還是採取了實事求是的拯救之道。張發祥找了一個門當戶對的玷娘同他兒子成婚，一九一五年，當康生從學校回家度假時，同鄰近陳家莊的地主陳玉楨的女兒陳宜結了婚。
陳玉楨無疑對他女兒的這樁婚事感到滿意。康生也許是當地任何一位想結婚的年輕姑娘爭求的目標。他出身顯赫家庭，才華橫溢，受過適當的教育，看上去有指望會有一個燦爛的前程。而且他非常英俊，前額高挺，嘴唇多肉、性感，鼻子堅挺而形狀完美。
康生同陳宜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四年期間生了兩個孩子：一個是女兒，叫張玉瑛；一個是兒子，叫張子石。可是他們的婚姻同許多由父母安排的婚姻一樣，並不長久。與康生不同，陳宜明顯是一位傳統女性，她甚至纏過小腳。姑娘們纏過的腳能塞在只有幾英寸的鞋子裡；在舊傳統下成長的中國人相信這樣的小腳是嬌柔而漂亮的，給女性憑添一種非凡的性誘惑力。但是這種古代風俗意味著把一個姑娘的腳趾和腳跟一起纏住，直到骨頭中止生長，使她終其一生只能蹣冊行走。
二十世紀初，西方的影響導致在城市裡出現了勸阻這種風格的運動，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譴責纏腳是中國過擊野蠻風俗的殘餘。康生可能也是受到小腳的誘惑，許多與他同時代的男人都如此，但他絕不想要一個從許多方面來看都十分古板的妻子。他同第一個新娘的關係結束於一九二四年，在他們結婚九年以後，他動身前往上海，留下陳宜和他們的兩個孩子同他的父母在一起。
青島和那所德國中學使康生第一次看到了令人眼花撩亂的現代世界，這個世界飛速地超越了中國的古代文明。青島距離康生的家鄉只有五十英里，但是它卻像是另外一個國度。
青島座落在一個把膠州灣美麗的自然港同黃海分隔開的尖岬上面，自從當地的中國居民殺害了兩位德國新教教士以後，一八九八年青島就成了德國拓殖的殖民地。幾個世紀以來，青島一直只是漁村，但是在德國人的治理下，它迅速發展成一個西式的現代化城市，俗稱“東方的小德國”和“中國的威尼斯海濱浴場”。德國人建造的紅屋頂住宅半隱半現於常青的綠葉中，那是從北歐引進的；還有被柵欄圍起的教堂和帶有塔樓、柱廊和莊嚴外觀的雄偉公共建築。除了大多數帶有東方特徵的居民以外，青島可能會被誤認為一座十九世紀晚期的歐洲海港城市；寬闊、清潔的馬路，各種公用設施，縱橫的有軌電車線路，甚至還有一種新式的電話系統，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建成的。德國人還建立了一座啤酒廠，它採用的是來自嶗山附近的自然泉；直到今天，它還在繼續生產著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中國青島啤酒。這個依然充斥著過去外國統治時期的建築遺蹟的城市，如今仍是華北內地城市的中國官員和百姓為了遠離黃海那帶有瓊意海水的避暑勝地。
青島是德國人非凡精力的明證，但是這個殖民地的光榮德國夢在一九一四年被粉碎了。隨著世界大戰的爆發，日本人認為，這場歐洲大戰提供他們奪取德國在山東佔領地的好機會。一九一四年九月中間，在康生抵達這個城市沒多久，日本人包圍了由一連串要塞和砲台防守的青島。戰事一直拖到十一月初，那時，佔優勢的日本軍隊攻破了德國人的防線，並且擊沉了軍艦傑格爾號（Jaguar）和凱瑟琳·伊麗莎白號（Kaiserin Elisabeth），迫使敵人放棄了這個城市。在戰鬥相持階段，青島遭到炮轟，發電廠遭到毀壞，一些市民被打死。這種外國人為控制中國而彼此相爭的場面，無疑強烈加劇了畏懼和仇視外國人的情緒，這種情緒也是康生成為一名共產黨領導人的歲月標誌。
對於生活在青島的中國人，包括康生在內，殖民地主人的更替並未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日本人繼續把青島視為一個現代的自治城市管理著。在修復了因圍攻而遭破壞的設施以後，他們按照由德國管理當局細緻擬定的計劃，繼續擴展青島市。日本佔領者在其他方面還算仁慈；德國居民被允許繼續滯留並不受迫害。在那些留下來的人中，包括理查德·衛立姆（Richard Wilhelm），一位傳教士兼學者，他創立並繼續管理著康生打算去學習的那所學校。
衛立姆是一位卓越的干才，對知識領域具有廣泛咐興趣。他以新教傳教士的身份來到中國，但卻被中國的古支明迷住了。作為一名中國文化的熱情讚賞者，衛立姆積極支持各種保護古代智慧和美的嘗試，使它們免遭他認為是現代性的虛無主義力量的侵蝕。他是某些保守的政治俱樂部，如“尊孔文學社”的重要成負，它們為避免受到西方衝擊和維護舊制度而奮鬥。衛立姆做為一個傳統儒教價值的保護者的聲醬，在一九○六年受到滿清皇朝的承認，當時因“卓有成效地教授經典和井井有條地管理學校”而受到嘉獎，這也是促使如張發祥那樣的父輩送兒子到他在青島的學校讀書的原因。
除了參加關於中國文化的論爭之外，衛立姆還是個學者，一位關於中國歷史和文化方面的多產作家，也是一名把不少經典著作翻譯成德語的翻譯家。他的書——其中包括《中國的靈魂》（The Soul of China）、《中國經濟心理學》（Chinese Economic Psycology）和《中華文明簡史》（A Short History Chinese Civilization）——確立了他在歐洲文化界的地位。他成為歐洲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的親密朋友，比如C·G·榮格（CGJung），他在二〇年代初遇見衛立姆，曾為衛立姆最重要的德語譯著這本古代哲學著作作序。衛立姆的譯著不僅僅是部翻譯作品，它還附有對這部難解而又迷人的文獻的意義和符號的廣泛而詳盡的註釋。即使在今天，這部反映中國古代世界觀的著作的最權威版本仍然是衛立姆的譯著。
在衛立姆的管理下，青島禮賢中學（自一九四九年起改名為第九中學）不同於深受西方影響的沿海城市里新建的西式院校。學校的課程，部分是西式，部分是中式，在很多方面體現了十九世紀的中國思想，即認為西方知識本質上是功利主義的，而中國的知識則是智慧和道德的泉源。代替一般人文學科的是由衛立姆的全體教員（二十八名德國人相九名中國人）所傳授的西方實用課程，如科學、地理學和德語，同時使用那套儒家的教材“四書五經”，作為在政治和政治學方面教育的基礎。作為一名嚴格的紀律實施者，衛立姆禁止他的學生走出校園，禁止報紙、政治討論，禁止學生不經監督自行接近城市。結果康生和他的同學們只是粗略地熟悉了西方的思想，獲得了一種相當狹窄的、受到歪曲的世界觀。他們了解當時中國發生的事情，但是對別處的發展卻一無所知。
衛立姆對中華文明的尊重給康生留下了持久的印記。若千年以後，他還經常自誇做衛立姆的學生時，曾遇見過舊滿清皇朝的一些著名官員，比如末代皇帝的私人教師陸潤庫和曾在科舉考試中獲得狀元的王壽彭。清王朝垮台後，在衛立姆的邀請下，陸潤庠和王壽彭在這所中學得到了庇護。
當康生在青島禮賢中學讀書時，衛立姆正在潤飾他那部不朽的翻譯著作。用衛立姆的話來說，這本書包含了“數千年適用的智慧”，極其強調世界上人事的流動性和偶然性的作用，而不是強調一致性。幾乎可以肯定，衛立姆向康生和他的同學們講授過；這本關於世界運行方式的假說的古代經典，其影響反映在康生後來的日常生話和政治模式中。這本強調變化和偶然性的書預示了康生經歷中那種種突然的轉折和改變：他在各種決定性的瞬間轉變立場的能力；他根據機會的不同，從消極到狂熱、波動起伏的脾性；他將自己的未來押在偶然性和自己操縱事件的技巧上的冒險精神。多年以後，康生依然把當作秘密諜報工作中製訂策略的源泉，並且不斷地加以引用。
就在一九一七年的夏天，他從衛立姆的學校畢業了。康生學了好多種技術學科，並且已經基本掌握了德語。雖然現代世界很吸引康生，但是他同家庭的聯繫畢竟更牢固一些；畢業以後，他沒有留在膏島，他沒到更遠的地方去享受像上海那樣更龐大和更西化的城市樂趣，而是回到大台莊，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當一九一七年康生回到家鄉時，大台莊已不是一千田園詩般的生活樂園了。自從一九一一年滿清皇朝垮台以後，山東農村的法律和秩序迅速瓦解。農村的貧困、腐敗政府的無能、德國人和日本人接二連三的佔領，摧毀了最後的屏障，導致了社會的失序。一直是問題的犯罪活動急劇增加，最終影嘀到康生自己的家庭。在他回家幾個月以後，一個秋天的夜晚，一夥打算綁架地主來賺取大筆贖金的匪徒，襲擊了用圍牆圍起來的張家大院。康生的一個兄弟試圖翻過圍牆逃跑，結果被匪徒開槍打死。
年底以前，這個驚惶不安的家庭搬遷到更為安全的有著城牆的小鎮諸城，它位於青島正西五十英里處。康生母親的祖父住在諸城，張家在那裡擁有好幾塊土地。張發祥選擇了鎮中心南街，建造了一幢氣魄非凡的房子，附帶一座兩層的塔樓和一道堅固的圍牆，牆上有保護他家的警戒門房。
諸城是個有三萬人口的古老鄉鎮，距大台莊和青島都有一大段距離。康生的新故鄉也像山東其他地方一樣深受西方的影響，不過，實際上它們處於中世紀以來的保守狀態。它的經濟仍然以種植大麥、小米、高梁、小麥和蔬菜為基礎。諸城狹窄的石街上擠滿了轎子、苦力、二輪運貨驢車、乞丐和沿街叫賣的商販；它的集市是骯髒的，擠滿了馱畜、農民和商人。
但是小鎮裡不無消遣。炫麗的戲曲由流動劇團定期上演，那幫演員畫著臉，表演著源自中國歷史和傳奇的劇目。小販們出售山東麵食包子和饅頭，華地傳統的湯糰和麵包。在飯館、酒店和鴉片煙館裡，賣唱的姑娘們以曲調和詼諧，愉悅當地士紳和有錢遊客的生活，她們為客人們點煙槍並且同一些相好睡覺。東門外，偶爾有罪犯砍頭的情景，簇擁的人群雀躍歡呼。在以後的生活中，康生一再炫耀他在諸城愛好的幾種消遣；僱一個專門廚師、保護傳統戲曲以及親自監督他的受害者受刑。
他和他的家庭在諸城安頓好以後，康生就在當地酌教師講習所學習了一年。然後，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在一所縣立小學教音樂，也教其他課程。按他的標準，這所小學完全是一所舊式學校；於是康生又一次被拉回到自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就很少改變的那種生活方式。
一九一七年，康生二十歲了。按照中國人的看法，他已經成人。同許多這個年齡的青年人一樣，他起了一個新名字，叫張裕先，兩年以後，他又換了名字，變成了張叔平，這名字一直沿用到一九二四年，那年他啟程前往上海。
傳統促使學者、藝術家和官員們採用多種多樣的別名，這些名字通常都具有深長的意義和詩意的聯想。畫家和藝術家經常隱藏在大量使人迷惑的藝名後面，把它們蒐集起辣編成辭典，才能幫助識別那些在繪畫和書法作品上署名的怍者。
隨著時間的流逝，康生的革命生涯需要保密；不斷變動名字能幫助他切斷同過去的聯繫。
康生在諸城的那幾年生活，進一步侵蝕了他那古老、封建帝王世界的信念。儘管日常生活仍然充斥著陳舊的模式，可是對舊傳統的普遍信心卻在逐漸減弱，民眾被一種動盪、腐朽和沒落的感覺所壓抑。崩潰即將到來的預感，部分來自暴力的日益上升。由於兄弟被殺，這種暴力深深印刻在康生的圮憶裡，並且反映在中國社會表層底下沸騰的各種政治力量和知識分子的不滿中。
一九一九年，這些力量終於爆發了。五月四日，為了抗議軍閥政權在面對日本要求繼承前德國在山東領地的權利時的軟弱無能，北京的學生們開始示威遊行。這次示威揭示了一個巨大而自豪的國家，由於內亂、日益明顯的落後，以及無力面對外國侵略者的挑釁而遭遇的挫折。示威運動激發起人們呼籲民族復興，呼籲建立新文化以替代那些從滿清統治的上一世紀殘存下來的陳舊習俗。眾所周知，五四運動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它喚醒了整整一代受過教育的中國青年人，把他們從具有催眠作用的祖先幽靈中解放出來，給他們的失望賦予了現代的形式和內容。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猛烈的騷動時期，年輕人拒絕古典的語言、文學、藝術和哲學，並且發現了科學、自由和取代舊有風俗的哲學傳統。為了使這種拒絕更加引人注目，一些年輕的中國人同自己的家庭斷絕關係，改變自己的姓氏，或者有時根本拒絕使用姓氏。
基於反殖民主義的激情，五四運動對山東的刺激最深。在北京學生鬧事這場運動的背後，山東省的國際地位一直是根本的爭論點；而且民族主義、對外國人的畏懼和憎恨，特別是對日本的反感，衝擊著山東的狂熱。諸城和周圍地區的城鎮及鄉村，是廣泛的學生運動的場所。當時的激進領導人之一，稍後成為共產黨初創時期的傑出人物的王燼美，來到諸城幫助指導抗議軍閥政權和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鬥爭。
五四運動那些激動人心的事件再次喚醒了康生，使他意識到外國列強使中國蒙受的羞辱。康生原先被隔離在青島禮賢中學或者專注於尋歡作樂，可是他突然認識到他以前理所當然認識的這個國家和文明，正處於分崩離析的危險中。與同時代人一樣被相同的愛國衝動所振奮，他開始參加當地的示威運動，閱讀在諸城散發的革命書籍和雜誌，並體驗著處於運動核心的那種毀滅感。
在後來的生活中，康生曾引證一九一九年是他離開家庭參加革命的特定年代。一九六五年，他告訴新西蘭的共產黨領導人G·V·威爾考克斯（G·V·Wilcox）說，就是在那時他衝破了“地主家庭”的束縛並拋棄了他的姓氏“張”，而改用“康生”這個名字。康生的聲明只是為了強化他的革命名聲的虛構而已；他想造成他是最早從事革命事業的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印象。事實上，康生既役有像他對威爾考克斯宣稱那樣拋棄他的家庭，也沒有離開諸城去一個更現代化的城市，使他可以沉浸於一種新文化的氛圍中，逃離他父親的舊式家庭。恰恰相反，當五四運動已在中國青年人的心頭燃起了激情以後，康生仍留在諸城，繼續在那所縣立小學教了五年多書。他繼續陶醉在富人們更為頹廢的娛樂消遣中，客串演戲，賭博，同女演員和賣唱姑娘打情罵俏。
康生也繼續閱讀在受過教育的青年人中影響越來越廣泛的激進文學作品，同進步的朋友們討論中國問題。他尤其同表兄弟李字超和一個生於諸城的年輕作家孟超越來越親密；這兩人都懷有激進的抱負。其時，康生同他父親的關係開始惡化：張發祥不滿意他的輕薄和難以管教。
這期間，在康生漸漸發現現代世界的同時，他與某人建立起一種駁系，這種聯繫幾乎持續到他五十年後死去為止。受籍貫和一種共同方言的強化，此聯繫不但對康生扮演共產黨顯要的角色，而且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進程，都證明是極其重要的；康生在諸城的最後一年，正值他二十六歲，他遇見了一位名叫李雲鶴的十三、四歲姑娘。十四年後，她以江青這個名字，成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和康生同毛澤東交往的特別通道。
關於康生和江青是如何初次相遇，有好幾種說法。按照仲侃的說法，位於諸城中心南街上的張家住宅，同江青在城東貧民區的住處之間，步行只有十分鐘的路程。儘管康生和江青不是真正的鄰居，但是他們住處的相近導致那位年輕姑娘沿著南街步行去上學時他們的初次見面。根據另一種說法，他們是在康生的小學里相遇的：江青曾告訴洛克姍·維特克（Roxane Witke），即那位寫過她的權威性傳記的美國學者，她曾在一所“縣立小學”裡讀過半年書。諸城縣政府大概只建立了一所這樣的學校，她上過康生的學校的可能性非常大。
也許關於未來的康生和未來的江青如何初次見面，最使人感興趣的說法，是由一位中國作家朱仲麗提供的，她是資深的共產黨領導人，首任駐蘇大使王稼祥的未亡人。江青的母親在張家做過女僕，她說，江青曾在張家的僕人房裡住過。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麼康生的批評者們在七○年代未聲稱他同江青早期有過關係的說法就變得更有可能了。一如那樣的古典小說所示，女僕和她們的女兒往往必須順從主人及公子的性要求。朱仲麗的說法是傳統中國文學的描述方式，作為一種非正式的歷吏，她敘述的許多插曲也許是虛構的。
關於康生和江青的最初交往，還有一些聳人聽聞的說法。
蘇聯的中國觀察家們宣稱，少女時代的江青曾做過一位王姓地主幾個月的情婦，透過王姓地主，她遇到了康生，因為康生是王家的常客。然而，這種說法出現在一九七○年，它或許是，處於中蘇分裂頂點時，蘇聯散佈用來困擾中國的假情報，當時俄國人對毛澤東的同夥，特別是那時已成為俄國人主要敵人的康生，常製造各種影響惡劣的說法，幾乎肆無忌憚。
當他們兩人初次相遇時，他們之間的友誼很可能不會超出一種偶爾樂一樂，的範圍。康生漸漸對鄉鎮生活產生了厭倦，這種生活遠離有著寓言般刺激和興奮的現代化城市。一九二四年夏天，在家鄉度過了二十五年以後，他動身前往上海，撇下了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們，開始為他通向共產主義運動的生活鋪平道路。康生的表兄弟李宇超和他思想進步的朋友孟超，伴隨他一起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
與父親之間不斷加劇的摩擦，也是促使康生下決心離開諸城的原因。據說，康生是因為嗜好賭博欠下了一屁股債，而被他父親趕出去的。還有流傳說他同父親的小妾上床時被抓姦。康生同他父親之間肯定有些問題，因為在康生抵達上海以後，他不得不考慮錢的問題。通常，身為一個富裕地主的兒子，他會收到一筆可觀的津貼；完全是因為對儒教的嚴重冒犯，才可能促使他父親在經濟資助上採取了嚴重限制。
除了兩年後一次簡短的探訪之外，康生再也沒有回到他出生的家鄉，直到一九四七年。那時，山東大部分地方已經被共產黨軍隊所佔領，而他被住命為那兒黨組織的首腦。但是，山東在他身上留下了畢生的印記。在後來的生活中，他能夠把自己裝扮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國際共產主義和現代安全保衛技術專家，可是他從未完全拋棄自己在孔夫子家鄉長大成人的遺產——無情、不滿、沙文主義、對戲曲的興趣，對中國過去輝煌的矛盾感和對未來的希望。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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