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康生完成了他從上等階層任性的寵兒到獻身於共產主義的積極分子的轉變。他被捲入了黨的初創時期一些里程碑的事件中：一九二五年聲勢浩大的反英抗議活動、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的城市起義以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對共產黨的破壞性清洗。在中國最大的城市所度過的九年時間裡，康生還為他安全和諜報專家的聲譽打下了基礎。
上海，向每一位富有冒險精神的人招手。當一九二四年七月康生第一次在它的大街小巷裡徘徊的時候，上海已經成為中國最擁擠的城市和遠東最大的西式城市。對一位生氣勃勃的二十六歲青年人來說，上海提供了各種驚人的可能性：不受約束的商業形式，精力充沛而有想像力的市民，賭博、毒品走私和賣淫的地下經濟社會網絡。觀察家們以各種各樣舶語言描述上海：諸如“一個待售的城市”；賭徒、騙子和其他冒險家的天堂；一個財富可以很容易揮霍一空的地方。或者偷竊：大量有錢人吸引了同等數量的小偷。上海是個名副其實充滿機會的城市——從商業到文化、從犯罪到革命，它引誘者人們，甚至在他們的美夢已成泡影之後依然如此。
作為那時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城市，上海有許多外國居民，包括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日本人、墨西哥上海，革命者的避風港人和菲律賓人。在亞洲，沒有其他城市能夠同它的複雜多樣化相比較。沿著混濁的黃浦江邊伸展的寬闊大道外灘，和熱鬧擁擠、領導內地潮流的購物街南京路，都矗立著時髦的裝飾派藝術風格的摩天大樓。寬敞而又富麗堂皇的房子，座落在用圍牆圍起來的院子裡，優雅的住宅區到處是花壇和樹木。舒適的公寓樓里居住著日益增多的商人和專業人員等中產階級。許多法國風格的街區住房延伸到“法租界”，帕卡德（Packard）、拉塞爾（La Salle）、奧德斯莫比爾（Oldsmobile）、福特和其他由受僱司機駕駛的外國小轎車，穿行於擁擠的苦力和人力車夫之間。
賽馬場和許多夜總會及酒吧為有錢人提供了無窮的豐富多彩的娛樂消遣。世界各地的各式烹飪實際上幾乎在餐廳裡都有供應，但是最受喜愛的是上海本地風格的烹調，以及蟹和其他海昧等精美特產。為了其他感官方面的取樂，上海還提供了一種頹廢的生活。妓院幾乎同飯店一樣多；有些中國人開設的店鋪同時提供這兩項服務。大量的別墅以漂亮的年輕姑娘吸引著富人們，但幾乎任何人都付得起費用的簡陋窯子裡盡是面容憔悴的姑娘。鴉片煙館生意興旺，儘管根據法律它們都是不合法的，而且大幫吩鴉片必須由犯罪圃夥提供。
隨著奢侈、娛樂和各種現代便利設施的出現，上海理所當然贏得了“東方明珠”的聲譽。
但是，別墅和公寓、私人俱樂部和餐館、受僱司機駕駛的小轎車和人力車的老闆們，在上海的兩百萬人口中只佔著一個很小的比率。大批苦力和工廠工人生活在難以忍受而又無法逃避的貧困中。上海是個貧民的城市；冬天，當寒風呼嘯著癸刮過灰色的天空，乞丐的屍體就像排泄物一般堆積在街遭上疾病和犯罪到處蔓延，死亡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有些中國人被上海的極度洋化所觸怒，但是康生曾在德國人建造的現代港市青島住過三年，這使他很容易在這個城市里安居下來。由於來自山東，他能夠依靠那些原先來上海發家致富的同鄉的幫助。確實，山東人代表了一個相當大的幫派，許多山東人積極活動於上海臭名昭著的青幫，這是個犯罪聯合組織，生存於一種古代的榮譽準則中，控制著上海興旺的下層社會。康生由於受到父親的限制，手頭比較拮据，但是他的家庭關係、他所受的教育和他漂亮的外表結合在一起，可以確保他生活得不錯。康生過著一種有節制的學生生活，但他從未面對過真正的經濟困難。
到達上海後不久，康生又改變了他的名字。他保留了張姓，但採用了一個新的名字張耘，使人聯想到他意欲在上海花時間根除他私人花園裡的莠草。康生還採取了另一個意義更為深長的行動，他同兩個來自諸城的朋友李宇超和孟超一起，註冊就讀於以激進作風而著稱中國的上海大學。
上海大學是政治自由的產物，這種政治自由產生於這個城市的複雜和獨特的法律地位：上海由三個獨立的行政機構統治管理——英國、法國和中國的行政機構；緒果法律的多種解釋和漏洞有助於說明這個城市的浮誇。市中心的公共租界，由英國人領導的上海市政委員會管理，這個委員會代表著一個由十一個國家組成的聯盟，其中美國和日本兩國有主要發言權。毗連這塊英國化領地的南部邊界是規模較小，膽更為優美和腐敗的“法租界”，一塊法國保留的租界地，作為獨立於公共租界的實體與英國抗衡。環繞著兩個外國租界的就是大上海，由中國人管理的貧民窟、居民住宅、大小工廠、混濁的小河和溝渠、供應市場的菜園和廟宇寺院，構成一幅雜亂的拼貼畫。
當地的軍閽統治大上海一直到一九二七年，那年，國民黨在南京成立的國民政府統一大部分中國。二十年代大部分時間的軍事統治者是大元帥孫傳芳，他極端保守的行政機構以極其無情和殘酷的手段統治著上海和周圍的省份。激進派和煽動家落到孫傳芳的士兵手裡，經常被當作殺人犯和搶劫犯一樣即刻砍頭。
相比之下，公共租界的法租界是中世紀專制主義大海中的自由孤島。生活在這兩個外國管區的中國居民可以免遭軍閥們的殘忍暴行，中國人允許上海發展一種新的、混合的文化和政治模式。對於那時候的中國人來說，“海派”意味著任何現代的、外國的、有獨創性和大膽的東西，是對那種在這個國家更為流行的陳腐和古老的“京派”的反動。
上海的外國領地吸引了毒品走私犯、冒險家、投機家、騙子、軍火商和間諜，同時還吸引了持異議的中國知識分子、藝術家、詩人、小說家、革命家、敗落的軍閥和退隱的政客。康生在上海的時候，大部分中國晟大膽的文化活動和知識分子都集中在上海地區。這個城甫的出版社、書店和報紙引發了一場巨大的現代文學運動，而且許多中國最著名的現代作家先後都在這里工作過。在文藝圈中最有名望的大概是魯迅，他是一位批評家、雜文作家和短篇小說家；茅盾，一位共產黨小說家，未來的文化部長；巴金，一位無政府主義作家；還有郭沫若，一位詩人、歷史學家和學者。
上海的折衷主義為一九二一年由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十三人創建於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組織者將他們的第一次會議放在上海女子學校內舉行，但是對警察監視的擔心，迫使他們轉移到臨近湖泊的一艘大型遊艇上。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共產黨一直是國民黨的同盟者，當時的國民黨是同蘇聯有著牢固關係的民族主義革命政黨。
康生所在的學校上海大學，原先是所師範學院，但是在一九二三年改頭換面，當時信奉共產主義的學生們進行反抗並奪取了學校的控制權。中國共產黨把大學從閘北郊區遷往公共租界，在那兒兩幢花園環繞的西式別墅裡上課。學生們，包括康生，住在附近小巷和胡同的集體宿舍裡。這所大學由校長是博學而受人尊敬的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然而，於右仨平常不在學校裡，學校實際上是由邵力予管理，他是國民黨員，但同中國共產黨很親密。在大學裡邵力子不是唯一受到左翼影響的人。兩位有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作家兼理論家瞿秋白與組織家兼宣傳家鄧中夏，都在大學裡開課，這樣就會吸引未來的黨員們。
康生的一位老師是瞿秋白，他那變動劇烈的個人生活同他的才智一樣名聞遐邇。瞿秋白曾捲入同女作家丁玲和也的一個學生櫪之華的三角戀愛，後來他同後者結婚。瞿夥白把浪漫主義和革命熱情相結合，對中國的青年人有著強烈的吸引力。他在蘇聯度過了三年，能夠講述來自實踐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直接經驗。瞿秋白是個能激發他人興趣酌、熱情的演說家。康生的同學楊之華後來回憶說，康生在聽她未來的丈夫上課時非常仔細作筆記，因此那些缺課的學生們總是找他幫忙。正是瞿秋白那關於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克勝利的生動描述，使康生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
康生選擇了大學的社會科學系，這個係比另兩個科系——中國文學和英國文學——更能適應政治形勢。他很快就沉浸在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和社會發展史的學習中。這些課程試圖逐漸動搖傳統社會中的信念，並為一個美好的嶄新未來提供藍圖。他剛進上海大學的時候，幾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缺乏最起碼的概念，於是康生開始培養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名聲。若干年以後，毛澤東告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一位美國新聞工作者和共產主義宣傳員，康生是早期革命領導人中少數幾個大學畢業生之一。實際上，只有同他的黨內領導同事較量時，康生才是個學者；帶給他意識形態專家名望的不是學術造詣，而是口才敏捷和樂於利用自身地位來壓制批評的手段。
但是，上海大學畢竟是個訓練革命家的場所，而不是培養學者的地方。正規的講課只是教學大綱裡的一個組成部分。討論當代各種問題——帝國主義的威脅、工人們的困境，政府官員們的腐敗——的研討會議被鼓動與實踐經驗相結合。學生們經常受到慫恿，進行宣傳工作，在街頭散發傳單和組織工廠裡的討論小組。他們的目標就是利用上海工人階級的巨大潛在力量。
當康生在大學裡就讀時，他的激進思想具體化為對共產主義事業的深刻識別，並且完成了同傳統的決裂。五四運動積累的影響，他在青島理查德·衛立姆的學校裡所吸取的外國思想，以及同他父親爭吵的辛酸，這一切使他永遠疏遠了那個舊制度。受到瞿秋白和鄧中夏那樣雄辯家的影響，康生框共產主義中發現了一個在理智和感情上都使他感到滿意的代用品，以取代他失去的儒教世界。
對康生來說，中國共產黨具有吸引力，也是因為它有變成一種全世界事業的潛能，這種事業能給他帶來權力和威望。黨強調工作的秘密性，也引起了他的興趣；終貫他的一生，康生是個遮遮掩掩、熱衷於權力的人，他陶醉於歷史學家們筆下慈禧太后那樣的“垂簾聽政。”
一九二五年初，在進大學大約六個月之後，康生成為中國共產黨首批新成員中的一員。那時入黨並不像兩年以後那麼危險，因為共產黨仍然是一九一一年共和革命后孫中山創建的國民黨的盟友。由於先前打敗了軍閥，國民黨獲得了威望和影響。孫中山和他的領導階層不僅被人們認為對中國的未來具有遠見卓識，而且國民黨在廣州建立的軍事基地也迫使對手們認真地對待它。在一位年輕的俄國將軍瓦西里·布廖赫爾（Vasili Blyukher）（他以加倫（Calen）這個名字在中國工作）的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之外的黃埔建立了一個軍事學校。擁有大約四十名蘇聯頎問的黃埔軍校，培養了數百名受過良好訓練的軍官，他們構成了中國現代化軍隊的核心。國民黨兼備了全國性的聲望和軍事力量，對它的支持者給予一種保護措施，包括其共產黨盟友的成員。康生只不過是加入了這場民族主義運動的激進派。
康生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仍然不清楚。關於他如何參加共產黨，康生作過幾種相互矛盾的說明，在不同的時代提出三個不同的擔保人。一個是王幼基（Wang Youzhi，音譯）來自華北西部山西省的干部，他後來駁斥了康生的說法，堅持說那時他只是一個共青團的普通成員，沒有資格擔保任何人入黨。第二個人叫李僕煌（Li Puhuan，音譯），但是同王幼基一樣，他竭力否認對康生入黨負有什麼責任。第三個擔保人是康生自己的表兄弟李宇超，每當向他提起這個問題時，他就含糊其辭，躲閃推諉。
在康生加入共產黨之後的數星期裡，當地的共產黨領導人委派給他一個工作，去組織這個城市的左翼勞工運動。在上海，由於有大批貧窮的工人，發動勞工的群眾運動是共產黨優先考慮的事情。上海是中國唯一具有真正無產階級的城市，而那時深受蘇維埃思想影響的中國共產黨，期望這個國家的革命會從那兒誕生。
一九二五年二月，康生參與組織了一次抗議日本公司的群眾罷工。同工會幹部和“志願隊”成員一起，他在一個傳統儀式上宣誓結盟，這個儀式包括喝下混合著被宰殺的動物血液的燒酒。在一種熱烈而莊嚴的氛圍裡，康生和其他工人鼓動家一邊吞下血腥的烈酒，一邊大聲宣誓：
反對日本人，把鬥爭進行到底，不取得勝利，絕不復工；支持工會，剷除工賊，一起面對生和死，如果我們生有叛心，會遭天雷轟擊而死。
罷工持續了三個月，直到一名日資工廠裡的工頭被打死和康生的一個同學顧正紅被殺。為了鼓動工人們反對“倭寇”（這是稱日本人的專用漢語），顧正紅為一名工廠工人。顧正紅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被殺，激起了一場危機，在五月三十日達到高潮，這天在公共租界舉行了一場由共產黨組織的聲勢浩大的工人和學生示威遊行。這些示威遊行是民眾反抗外國剝削的里程碑，也是康生參加的第一次較為重要的共產黨行動。
最初，日本人是示威的主要目標，但是當一群憤怒的示威者圍著南京路上的老閘捕房打轉時，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個小分隊——這支由英國人指揮的警力，在公共租界內把法律和秩序維持在一個使人驚奇的範圍內——驚惶失措地開了槍，打死十人，打傷五十多人。警察的行動扭轉了共產黨活動的重心，目標從日本人轉向了英國人，引起了一股遍及全中國的狂怒洪流。反對英國商業利益的持續罷工和貿易禁運席捲了包括香港在內的主要沿海城市。敵意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在北京的英國公使館裡的全體中國工作人員拒絕報到工作。
參加五卅運動使康生得以直接同三位黨的最高領導人直接接觸，那就是劉少奇、張國燾和李立三。後來，康生只是偶爾同張國燾交往（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刨始人在一九三八年叛離了共產主義事業），但是他同劉少奇和李立三兩人卻親密地一起工作。劉少奇是個孜孜不倦且有條理的組織者，五○年代成為毛澤東的副手；李立三是個浪漫而魯莽的活動家，二○年代末是共產黨戰略的主要設計者。
由於五卅運動造成的緊張後果，警察開始密切注意上海大學的激進主義。日益意識到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的危險性，英國行政當局強迫上海大學遷出公共租界。校園搬回了閘北，佔據了青雲路上幾間狹窄的房屋，離原先的地址不遠。
搬家以後，康生繼續去上課；若干年以後，他對學生們在如此擁擠的環境裡聚精會神的學習態度仍然記憶猶新。康生回憶道：“在青雲路上海大學舊校址上課時，人都擠滿了，房子陳舊，人多了，樓房震動，似乎要坍倒下來，但是人們還是靜靜的聽，一直到下課為止。”
五卅運動引起的這場危機過去以後，黨的領導人委派康生擔任上海總工會的秘書一職，這個職務開啟了他穩步遷升到黨的上層之途。一九二六年，他超越了街頭組織者的水平，加入了控制上海大學內共產黨活動的委員會。考慮到大學動員學生起來支持運動的作用，康生承擔起一項重要的工作，他在已入黨的年輕知識分子中建立起一個聯絡網。他還開始宣傳上海的共產黨組織及其領導幹部。黨內許多早期領導人都在這所大學裡教課或者學習。
康生的幾位老師，包括鄧中夏、惲代英和張太雷，都被國民黨捕獲並殺害了；康生後來時常誇耀他同這些黨的早期烈士之間的介人關係。康生的一些同學從那個時期的危險恐怖中倖免於難，繼續他們輝煌的歷程。他的同時代人，包括許多生氣勃勃的、聰明且憤怒的年輕人，比如秦邦憲，來自浙江省，某文職官員的兒子，他自稱為博古；王稼祥，安徽省的聖雅各高級中學的畢業生，他曾抗議閱讀《聖經》和祈禱的必修課；劉曉，湖南人，受過美國基督新教教會的教育，受一位中國基督教牧師的影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還有一位叫楊尚昆的五四運動老戰士，他來自四川省的一個富裕地主家庭。康生漸漸意識到這些年輕人有一天將會統治中國。
反英罷工結束後，康生還捲入了共產黨的城市運動。這些示威運動越來越變得雄心勃勃，而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的三次反對大上海的軍閥統治者的武裝起義則達到高潮。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場對保守當局不顧一切的抨擊展開，康生站在最前列，在第一次工人起義中，他率領著一支學生支隊。
然而，這次起義的生命相當短暫；經過幾次血腥的遭遇戰，軍閥的部隊擊潰了裝備低劣的工人和學生。一些共產黨領導人，包括陶靜軒和奚佐堯，同其他十個工人黨員一起被處死。這次起義是一系列打算支援北伐的激烈行動中的第一次，北伐是由廣州的國民黨勢力發動的政治和軍事戰役，旨在消滅華中和華北的軍閻，把國家統一在一個新的民族主義政府之下。
與許多書生味濃厚的同學不同，康生從山東青年時代起就是個刀劍棍棒和徒手格斗方面的能手，因此他很勝任各種激烈的行動。用現代的術語來講，他是個熟悉都市人生括方式和世態的人，一個完美的城市游擊隊員。康生的格鬥技術使飽在災難性的一九二七年擔任了一個新的職務：領導中國共產黨在上海三個區委之一滬東區委的工作，負責領導上海革命的主要力量——城市工人。康生被拔擢，使他同黨的上層領導人更為接近；上海三個區委向江浙地委匯報工作，而江浙地委這個權力機構則直接從屬於指揮上海和附近省份的一切共產黨活動的中央委員會。
康生在接下來的兩次起義中仍然處於中心位置。第二次起義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舉行，比十月份的那次規模更大，但是被孫傳芳元帥的盟友，以“狗肉將軍”著稱的豐富多彩的軍閥張宗昌的部隊殘酷地鎮壓了。張宗昌是個高個子，以他國際性的後官和打仗的本事著稱於世。張宗昌那舞動大刀的死刑執行隊漫步上海街頭，砍下任何被他們遇到的罷工者和鼓動者的頭顱，並把這些血跡斑斑的戰利品懸掛在城市的路燈柱上。
第三次起義經過仔細地策劃而更為有效。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隨著十萬多工人的全面罷工，起義開始了，選擇的時間恰好是國民黨軍隊逼近上海的時刻。經過幾個月的軍事戰鬥和政治活動，國民黨的勢力開始擴展到整個長江下游地區。國民黨更廣泛地使用宣傳攻勢，政治鼓動、城市起義和勞工騷亂的戰略，來暗中破壞以孫傳芳元帥和張宗昌將軍為首的軍閥勢力，對上海的軍閥進行攻擊。
誠如像蔣介石般保守的國民黨領導人認為，上海起義只是他們全面戰役的一部分，但是共產黨希望在中國最大城市裡的武裝起義能夠超越民族主義者的狹隘目標。他們認識到這次起義如果成功，將能贏礙上海外國人統治部分幾乎所有的權力，他們期待著一種爆炸性的革命局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受到布爾什維克在聖彼得堡的勝利和蘇維埃革命能夠在城市裡發動教義的激勵，相信他們自己正處於一場將會掃除包括國民黨右派在內的一切保守勢力的歷史運動的尖峰。
三月的起義是由三位著名的上海共產黨人指揮的，他們是趙世炎、羅亦農和汪壽華。在這些領導人中間還有一位溫文爾雅、經驗豐富的領導者周恩來，他生於一八九八年，與康生同年出生，早年過著飄泊不定的貧困生活。當他父親去世的時候，周恩來還是個孩子，他是在淮安、瀋陽和天津的親戚中間長大的。雖說他經歷了嚴酷的童年和青春期，但他卻有性格開朗的一面。極其漂亮的外貌和高亢的聲調使他惹人注目，學生時代由於在戲劇中扮演女性角色，使他大出風頭。
在後台，周恩來認識了鄧穎超，一名屬於激進的辯論團體“覺悟社”的學生；他們之間六年的戀愛史，使他們於一九二五年在廣州結了婚。
在完成他的教育之後，周恩來於一九一七年動身前往日本，並在那兒生活到一九二〇年，就在這一年他回到中國，並因為在天津同激進學生們一起參加反政府的示威遊行而遭到逮捕。家庭的經濟問題、在外國人統治下中國的落魄在困擾著他，周恩來於一九二〇年前往法國勤工儉學。他幫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巴黎的歐湘支部，在那兒他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三年裡，他走遍了法國、比利時和德國，不斷地為這場微小的運動吸收成員。他於一九二四年回到中國，在黃埔軍校擔任副主任一職，在那兒他成為正在秘窯工作、使國民黨更具革命傾向的年輕共產黨員網絡的中心。一九二五年，在參加了國民黨反對軍閥包圍汕頭的軍事戰役之後，周恩來來到上海，同當地的共產黨員一起工作，組織武裝起義。
在三月起義中，康生的任務是動員和指揮這個城市東部的工廠、商店、報社、有軌電車公司、郵局和政府機關的工人和上海，革命者的避風港職員。這個危險的工作使他處於戰鬥的第一線。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時，他收到地區委員會集中兵力由他指揮的秘密命令。一小時內，他在老城的西門外、法租界西門路上的一所小屋子裡，會見了二十幾位擔任糾察的組織者。到早上十時，他的人馬武裝並準備完畢，康生就向設在閘北寶山路上、公共租界的邊界線對面、四層樓高的商務印書館內的共產黨總部匯報。
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委派給康生的任務是進攻第五區警察署，佔領它的軍火庫，然後參加對北火車站的進攻。對警察署的戰鬥剛過午時就開始了。 “一位糾察隊員向五區總署的門口丟了一個炸彈，”康生十年後寫道，“緊接一排槍聲，進攻五區總署的行動即立刻開始。”到下午四時，這場戰鬥結束，大上海的許多戰略要地都已落人工人之手。
勝利之後，康生帶著以警察武器重新裝備的人馬，朝北火車站開去。這是一塊上海的咽喉要地，一幢築滿工事並由軍閥部隊固守的磚砌大樓，他們不但配備了機槍、大砲和裝甲車，而且還受到一隊白俄僱傭軍的支援。康生直接參加的這場戰鬥主要發生在火車站周圍的街道胡同里，雙方從一個街區打到另一個街區。三月二十一日的晚上，軍閥部隊將大樓附近的建築物付之一炬，因此共產黨就不得不同對面對車站防守的軍隊和四處的大火。起義者試圖在第二天早上奪取車站，但是那些士兵在主要通道口都埋藏了地雷，共產黨損失慘重，進攻被擊退了。
到了三月二十二日晚上，上海的大部分軍閥部隊都已被武裝工人消滅。北火車站成為唯一的抵抗中心。康生及同伴在傍晚又一次發起衝鋒，終於迫使防守者退卻。白俄人逃進了毗連的公共租界，而那些中國士兵則盡力逃離這個城市。
那天晚上十一時，康生和他的同事、滬西共產黨組織的領導人郭伯和，在廣東路上一個新設的指揮中心向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進行匯報。在討論攻占火車站的經過之後，鑲導小組接下來著手進行共產黨所面臨的各項任務：建立一卟“市民政府”和在湖州會館大樓舉行一次共產黨積極分子的岱開會議。
戰略會議一直持續到凌晨一時以後，康生和郭伯機終於穿過空曠的街道回到了他們的駐地。那天晚上到處然著火堆，火光照亮了在各種建築上飄動的旗幟。康生和郭伯和在虯江路上一家深夜營業的飯館門口停了下來，進去要了兩碗米粥和一瓶紹興米酒。十年以後，康生寫道，那時心中的愉快，至今思之，猶覺得快意。
在前兩次較早的起義中，軍閥的軍隊成功地集結定來，抗擊起義者；但是這一次，在日漸逼近由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黨軍隊的壓力下，軍閥部隊崩潰了。許多士兵開了小差，投向共產黨，其他人趁混亂逃跑了，還有一些沒有受損的隊伍撤退了。
到三月二十六日，蔣介石乘坐砲艦駛進黃浦江時，整個賊市幾乎都已落入共產黨領導的工人手中，只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受到躲在沙袋路障後面昀外國軍隊的保護，沒有落人共產黨之手。
共產黨領導人確信在上海推翻軍閥統治的勝利是謄命高潮的開始，它將會帶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他們在閘化組織了一個公社，接管了主要的政府大樓，並忙於建立一個市民政府。但是，在保守勢力可能干預之前設法加強控制並推進革命方面，共產黨卻沒能採取適當的措施來保護他們自己。儘管他們可能察覺到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的可疑性，但他們依然自信上海的勝利會保護他們的安全。
除此之外，共產黨進行公開的準備，用武力反對他們的國民黨盟友，這將會是困難的。斯大林通過由蘇聯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發布命令，強調要維持同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在斯大林看來，削弱西方在蘇聯東面的影響比傳播共產主義要來得更為緊迫，而且國民黨看起來是達到他的目的的最好賭注。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堅定擁護蘇維埃的理念。
許多年輕的國民黨幹部都在蘇聯學習過，因此，英國和美國認為國民黨是危險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對西方的利益抱有敵意。最重要的是，只有六年多歷史的中國共產黨，能量正在擴大但仍微不足道，同更有威信和更為強大的國民黨相比，在許多方面顯然都處於劣勢。
在國民黨內漸漸上升的明星是蔣介石。斯大林相信對他沒什麼可以擔心的，並向他的同事們許諾說儘管蔣介石在同他們玩著狡猾的遊戲，但他會被治服：“我們將像擠檸檬一樣榨乾他，然後把他扔掉。”但是斯大林和中國共產黨嚴重低估了有鋼鐵般意志的蔣介石欺騸他們的能力，和導演接踵而來的事件的本事。光禿的頭、短而硬的小鬍子和尖銳深刻的目光，使蔣介石看上去就是個天生的領袖人物。他將成為共產黨的肉中刺（不管是蘇聯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直到一九四九年。
蔣介石比康生、周恩來和大多數共產黨領導人都要大十歲，他也具有同時代受過教育的人所擁有的抱負和痛苦——他對現代化的信仰混雜著強烈的愛國主義、對外國人的猜疑和一種對家庭的忠誠與懦教價值觀。但是蔣介石在一九○五年出於反叛的心理剪掉了自己頭上的辮子，而當時中國的滿族統治者把這種行為當作不忠的象徵來加以懲處。由於對軍隊的嚮往，他進了軍校，最初在河北省的保定，後來去了東京。
當一九一一年清朝滅亡時，蔣介石同他的許多民族主義朋友一起回到了中國，參加了這場共和革命。他同擁有各種政治主張的各色國民黨人交往，儘管他的良師益友陳其美將軍在一九一六年年中被暗殺使他對政治感到厭倦。大約就在這時候，蔣介石成了上海的一名證券經紀人，既同富有的銀行家和商人，也同青幫的頭目交朋友。但是他役能發跡，於是在一九年擔任軍事顧問，加入了廣州孫中山的麾下。當孫中山開始發展同蘇聯的關係時，蔣介石於一九二三年去了蘇聯，花了近乎六個月的時間考察紅軍。孫中山的俄國軍事和政治顧問們在一九二四年建立了黃埔軍校，唯一在莫斯科考察學習過的國民黨軍人蔣介石，理所當然被挑選來領導這所軍校。身為相當於西點軍校的中國軍事學校的校長，蔣介石有如國民黨精英軍官的個人教父，其中包括許多後來轉而效患於共產黨的軍官。
蔣介石首先是個愛國者——他為他的自傳起名《中國之命運》——他感到煩惱的是中國共產黨已漸為莫斯科所利用。因為他通曉布爾什維克的習慣作法，他懷疑共產黨是在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的北伐戰爭期間發展起來的。一九二五年在廣州，他曾導演了一次較小的反共行動，即所謂的“中山艦”事件，他深深為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夥伴日益明顯同蘇聯聯結而感到煩惱。蔣介石有心向俄國人學習，而且列寧關於黨、軍隊、政府一體化以形成一個中央集權、有無上權威的政體的思想，也給予他極深的印象，但是他卻不願看到蘇維埃的代理人來管理中國。
在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最初的幾個星期裡，被共產黨喚起的下層民眾在漢口，一個位於長江南岸、有著英國、日本和法國租界的港口城市中的英國租界裡橫衝直撞。共產黨在上海的活動，特別是公社的建立，進一步證實了蔣介石的擔心，即激進分子急迫地想要攫取權力。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
左派的起義激起了一場外交危機。被激怒的西方政府向當時對共產黨有名義上權力的國民黨提出了率直的抗議。儘管二月份的外交談判消除了誤會，可是這場危機引起了民族主義運動內部激進派的動盪。三月上旬，在上海起義之前的幾個星期，激進派鼓動家在剛從軍閥手中奪回來的南京，再一次恐嚇和搶劫了外國社團。蔣介石和他的保守派同事們深信共產黨是這次騷亂的幕後策劃者，這從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哈依爾.鮑羅廷（Mikhail Borodin）把它視為日益激進的民眾姿態便可見一斑了。鮑羅廷是一個俄國的政治流放者，曾在印第安納州的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大學學習過一段時間，並在芝加哥開辦過流亡者學校，他在青年時代轉向布爾什維克主義，成了一名職業革命家。身為一名組織者，他曾活動於墨西哥、西班牙、荷蘭和蘇格蘭，最後來到了中國。從理論上講，鮑羅廷是派到國民黨來作顧問的，並幫助它建立反帝國主義的力量，但他還有個未公開的目的，那就是傳播共產主義和在東亞點燃革命的烈火。當國民黨軍隊從長江流域驅逐了軍閥，鮑羅廷逐漸開始發表激烈的演說，反對國民黨內的保守派。不久，中國共產黨就開始頌揚他，稱他為“革命的導師”。
同時，正當長江流域的暴動和洗劫引起了眾人對共產黨策略的注意時，一個由北方保守派特意安排的嚴重外交事件喚起了對左派密謀的恐懼。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上海陷落後第十天，北京的東北最高統治者張作霖元帥，突然搜查了在北京的蘇聯公使館。儘管這次行動的合法性令人可疑（張作霖聲稱他的行動得到了外交使團的允許），但他的攻擊揭露出共產黨同國民黨內激進分子聯繫的更進一步的證據。在蘇聯武官辦公室找到的一份文件，披露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隱密目標。而且，正躲在蘇聯公使館的北京大學教授和華北最著名的共產黨領導人李大釗被捕，後被軍閥部隊絞死，他成為中國第一個著名的共產黨烈士。李大釗在蘇聯公使館的出現增加了溫和與保守的國民黨人的恐懼心理，他們害怕蘇聯、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正在密謀奪取權力。
對於當時把基地設在上海法租界一幢別墅裡的蔣介石來說，共產黨對他的威脅正在日益增長。但是在上海附近只有大約三千人的部隊，所以在那時蔣介石所能做的非常有限。他大部分軍隊都在三百英里以外，隨著共產黨喚起的暴動之後，南京正在恢復秩序。蔣介石謀求上海下層社會能量非凡的強人杜月笙的支持，來加強他的勢力。杜月笙，一個來自貧民窟未受過教育的孤兒，控制著上海最有勢力的秘密會社青幫，因而有成群的暴徒和槍手唯他的命令是從。杜月笙的財產是建立在妓院、賭場和毒品交易這些上海黑色經濟上，但他同時還扮演百萬富翁、慈善家和城市領導人的角色。一邊是像蔣介石那樣世故而又愛國的軍事冒險家，另一邊是以清教徒式信仰威脅到他的利益的工人階級政黨，杜月笙沒費甚麼事就下了決心。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早晨，數千名杜月笙的青幫惡棍，身穿藍色工作服，戴著有“勞工”字樣的白色臂章，潛入公共租界，開始進攻上海屬中國管轄部分的共產黨的各個據點。共產黨並沒有完全感到出乎意外——幾個星期以來，他們和保守派夥伴之間的緊張氣氛一直在增加，而且在暴徒當中他們也有自己的人脈。儘管如此，由於匪徒襲擊的時機選擇和行動迅速，共產黨的隊伍很快就被擊垮了。在閘北的軍事據點，商務印書館和湖州會館等一批較大的目標都被孤立和包匿，而僅僅幾個星期之前，這些地方還是他們勝利起義的指揮部。
到下午，抵抗逐漸趨於停止。許多共產黨員向匪徒們繳出了大批庫存的武器，包括三千支來福槍，二十挺機槍，兩百支兩用毛瑟手槍和四百支自動手槍。許多共產黨員在戰鬥中被打死，更多的人是當一隊隊暴徒和國民黨士兵巡視街頭搜索共產黨激極分子時被隨意屠殺。在掃蕩這個城市的時候，蔣介石的人馬沒有忘圮上海大學；國民黨軍隊進入當時已遷出閘北、轉移到更遠的北區江灣的薪校址，槍殺了大批學生。在沒收了所有的書籍和器材設備之後，國民黨宣布關閉這所大學。周恩來後來聲稱有五千名共產黨員在四月十二日或以後幾天被殺害。然而，實際上人數要低得多；上海市警察局報告說四百個工人被打死，亦有人估計人數在六百和七百之間。
許多共產黨領導人被殺害了——包括趙世炎、汪壽華和黨的總書記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但是有些人避開了那一隊隊的槍手，逃到這個城市之外的安全地帶，或者躲進外國租界的秘密住宅里。同許多工人一起陷在商務印書館內的周思來特別幸運；包圍房子的國民黨軍隊的領導人原來是蔣介石的一個將軍白崇禧的兄弟。在黃埔軍校他曾一度是周恩來手下的學員，年輕的軍官認出了他過去的教官，讓周恩來同其他四個人一起安全離開了大樓。周恩來立即躲到上海外圍的一個藏身處。
在三月起義中，康生身為非常顯眼的前線領導人，本來很容易被捕獲。滬西區同他職位相同、進攻北火車站時同他並肩戰鬥、並和他一起分享那頓幸福的午夜晚餐的郭伯和，幾個星期內就被逮捕，被迫出賣了他的同事們。可是，那些日子裡發生的各種事件其實都是極其混亂的。儘管一名共產黨領導人汪壽華（他也是一名工會領袖），似乎是按照杜月笙的命令而被誘捕的，但是杜月笙的人馬明顯沒有具體對象的名單。這種烏煙瘴氣使康生的優勢得以發揮，故能設法逃跑。
康生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他參加共產黨以後最初的兩年，即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黨的工作一直比較安全，至少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提供了善乾躲避暴虐軍閥統治的庇護所。甚至在外國租界的外圍上海郊區，被捕的危險也是很微小的，因為軍閥警察非常腐敗，而且缺乏反對地下政治運動的專門安全機構。
共產黨在上海的全盛期隨著四月十二日青幫領導的這次進攻而告結束。在那一天大屠殺之後，康生像其他每一個共產黨員一樣，被迫過著秘密的、危機四伏的生活。取代孫傳芳元帥在大上海統治的國民黨，開始無情地追捕轉入地下的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宣傳將之稱為“白色恐怖”。外國租界當局，起初被工人起義給嚇倒，其後目睹蔣介石鎮壓共產黨才稍感安心，開始同國民黨合作，逮捕可疑的共產黨員，並把其中許多人引渡給中國統治當局。
許多共產黨人逃離了，但是康生仍留在上海，學習如何在一個黑暗和死寂的世界裡生存。對於像康生這樣狡猾的人來說，這種環境是很理想的。從這種環境裡，他將成長為一個在中國舉足輕重、需要認真對付的人，時間長達半個世紀。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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