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局外人知曉毛澤東和那個專幹卑鄙勾當的邪惡人物之間的關係。對局外人來說，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毛澤東或許是一位農民氣味的“好警察”，但是毛用來統治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卻受到詭計多端的“壞警察”、東方的馬基維利（Machiavelli）、在西方鮮為人知的康生同志的深刻影響。
康生是誰？一個模糊又不可思議的人民委員，一個兼具多種角色的千面人，他是毛澤東的媒人、國際關係專家，還是一位老資格的審美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顧問。然而最主要的，康生那令人生畏的顯赫，源自他多年來一直擔任秘密警察首腦。他建立了一套體系，用來消滅成千上萬中國同胞，奴役且折磨數量更為廣大的民眾。
康生微妙的政治藝術、優雅的品味，以及他的控制能力，甚至令毛澤東著迷，使他成為現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勢力之一。確實，在康生旁邊，毛澤東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似乎遜色不少。毛澤東儘管具有魅力，但相較而言僅僅顯露出平面的東西；康生則是個冷酷而有自製力的操縱者，藉由使人遭受極度痛苦和毀滅的藝術手腕，他把鑑賞能力和情報工作的敏感度融入一種文藝復興時期君主犯罪的歡愉中。康生的惡毒最終為他贏得了一個恰當的神話頭銜，要是有人膽敢當他的面叫他“閻羅王”，也許會讓他覺得高興和有趣。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國共產黨最開明的領導人胡耀邦去世，那是在他試圖向體制中註入一種自由精神而被剝奪了權力的兩年之後。一九七八年在一次譴責康生的秘密演說中，胡耀邦曾把康生比作，比作步捷爾任斯基後塵的冷酷兇手拉甫連蒂·貝利亞（Lavrenti Beria）。這種評價是大多數明達的中國人的共識。
康生本人樂於與捷爾任斯基作比較，甚至接受這個比較，但是更貼切的類比人物是貝利亞。康生一生大多數歲月都擔任秘密的警察首腦，這支秘密警察力量在它存在的頭十年里為紅色中國的鞏固出了大力，儘管這未必全部歸功於康生（此時他多患病修養）。事實上，他捲入安全工作的時間足足有貝利亞三倍長。儘管種種傳奇色彩圍繞著他，貝利亞主持蘇聯秘密警察工作僅有九年時間。他們同是製造恐怖的官僚，但是康生和貝利亞的共同之處遠不止這些。貝利亞曾是外省的行政官員，工業界的頭目，以反常的性趣味而聲名狼藉，他是斯大林的很少幾個親密朋友之一。在政治局會議上，斯大林和貝利亞會用格魯吉亞語恐嚇別人，這是其他蘇聯領導人都不懂的語言。像貝利亞一樣，康生也扮演其他許多角色。
儘管康生最後一個進入主席的核心圈，他卻是毛澤東最依賴的人。毛澤東的其他親密戰友都是二○年代或三○年代初期參加革命的，他們大多數人在三○年代中期史詩般的長征期間同毛澤東結下了牢固的關係，而那時康生正逗留在莫斯科。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回國之前並不認識毛澤東，但他很快就學會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贏得毛澤東的信任，並使自己成為毛性情相投的知識分子朋友。康生出身於富裕的地主家庭，在共產黨領導人中是比較有教養的，但他的富貴血統並不妨礙他同農民出身的毛澤東交往。相反，康生利用毛澤東的不滿來反對那些自以為比主席優越的知識分子。康生和毛澤東在一起度過了無數的日日夜夜，最初在延安，以後在北京，而後在晚年巡視國家的途中，一起討論政治、中國歷史和文化。康生甚至幫助潤色毛澤東的詩詞和推敲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論文。
毛澤東則賦予康生巨大的權力來回護他。儘管康生乾了許多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罪行，他仍被安排在許多重要的崗位上，並受到保護免擅批評。一九四七年，在山西省林縣主管土地改革時，康生施行的政策幾乎殺掉了每一個地主和富農，使許多共產黨幹部對他產生憎惡；一些共產黨領導人義憤填膺，但毛澤東認為應把康生的工作方法挑選出來，做為反“右傾”的一次勝利而廣為讚揚。身為毛澤東在國際共產主義集會上的代表，康生在適當的時候會隨意歪曲會議記錄，挑選他認為主席想听的東西匯報，並給自己帶來榮譽。其他出席那些會議的中國領導人都不敢對康生的說法提出質疑，而毛澤東相信，如果從康生那兒聽到什麼事情，那就是真的。
根據可靠的證據，康生還是江青的密友和暇相識，這位漂亮妖嬈的女演員後來成為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康生和江青在一九二四年山東省諸城那個有著古老城牆的城鎮相遇，那時康生二十六歲，江青十四歲，他很可能是她眾多少年玩伴中的一個。十三年以後，當江青在延安共產黨總部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時，康生熱切地幫助她去追求他的保護人。毛澤東的其他同事懷疑江青是國民黨間諜，但是康生為她擔保，使毛澤東可以同她結婚，這贏得了他們夫婦終生的感激。
康生是個意識形態的倡導者，他把斯大林主義鎮壓和控制理論引進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在莫斯科的四年裡，作為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康生親眼目睹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後，他把對秘密警察工作的透徹理解帶回中國：怎樣在審訊中逼供取偽證，以此達到對社會的完全控制。康生把這些才能供毛澤東支配，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風運動中，他們的配合默契十足。這次思想改造運動為持續了四十多年的“左傾”主義控制建立了一種典範，直到八○年代中期。
康生運用斯大林的方法來消滅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他偶爾也抓到真正的國民黨特務。但是，他的受害者通常都是他個人的敵人和其他人，他們被迫作出的供詞都是為他自己骯髒的意圖服務。像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處於高位時一樣，康生在他擁有權力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備有一張假想的叛徒名單，比如。然而，與麥卡錫不同的是，他不受法律制度的限制約束，法律制度除了合情合理的懷疑之外還需要指控罪行的證明。而康生從不必擔心政治上有用的迫害會被單純的事實其相所推翻。
康生是中國勞改營的創建者。他建立和主持的這個系統在上海、莫斯科、延安和北京運作達半個世紀，說不清有中國人在其中被囚禁、拷打和處死。康生擁有一支“聲名狼藉的審訊官”隊伍，並被委與全權採用各種拷打和盤問的方法。在康生手下做了若干年審訊者和拷打者之後，他們對受害者的苦難就變得無動於衷。他們發明的眾多方法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馬後，然後鞭打那匹馬，驅使它拖著那個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他被拖死；強迫把醋灌進受害者的喉嚨，它是古代中國的水折磨法的改良；用一板馬尾刺進受害者的陰莖。
當康生對他的施虐狂隊伍的努力不滿意的時候，他會親自介入，監督拷打並幫助發明使不幸者飽受痛苦和信口開河的新方法。他曾威脅要把毒蛇扔進囚犯的牢房來加快獲取“供詞”。當需要恐怖的戲劇性表演時，他會極其高興地拴住囚犯們的鼻子，像牽著牛一樣領他們穿街過巷。
康生是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那蘇聯問題專家的聲譽使他能夠在五○年代末和六○年代初利用中國同莫斯科的衝突來擴大他個人的影響。康生煽動毛澤東對蘇聯政權的猜忌和懷疑，虛偽地將貶低主席的評論歸咎於蘇聯領導人，狡猾地設法使他的保護人與莫斯科全面決裂。結果，世界力量的均衡發生了變化，蘇聯發現自己同時對抗西方和中國。即使當兩大社會主義強權之間的鬥爭因變動的世界秩序而有所緩和，康生的影響直到今天還能感覺得到。
幾乎對所有人來說，康生是文化大革命的教父和主要煽動者之一。出於某種和式的傳統習慣，康生以如下的想法毒害毛澤東的頭腦：中國社會必須徹底清除所有反動分子和修正主義分子。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幾百萬人的生活被永遠毀掉了。僅僅康生髮動的一次反“外國特務”運動，據說就有九十四萬受害者，其中大多數人都是無辜者。他們的命運就是以審訊、監禁到處死。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他為江青和“四人幫”這些六○年代末和七○年代初統治中國的激進派集團出謀劃策，幫助他們如何更好地將這場運動轉向實現他們自己的目標。在胡耀邦的報告中，康生是“'四人幫'的黑顧問和劊子手……康生的黑手伸到全國各個部門和各個領域，沒有他作後台，'四人幫'只不過是四個小丑，不可能企圖獲取權力，除非所有的好黨員都死光了。”
江青一直被拘留，直到她自殺。她被監禁在秦城監獄圍牆里特別為她建造的一座別墅中。據報導，她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上吊自殺的。她的良師益友康生，如果不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可能被清算之前就死去的話，或許會同她一起受到審判。康生死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逮捕的十個月前，等於是及時退場。不過，以康生的陰謀技巧、求生存的本能和在黨內的資深地位，可能會拯救他和他的激進派同盟者。胡耀邦推測道，如果他沒死的話，“四人幫”可能不會垮台。
康生是個無恥的陰謀家和勾心鬥角的能手。除了毛澤東以外，他與每一位資深領導人密切交往的時候實際上都欺騙了他們。遭受康生迫害的一大串名單可以構成一麈中國革命的名人紀念館。在他一生的最後階段，康生做出一件背信忘義的傑作，指控他最親密的盟友江青通敵。但是他生平的最後一次成功指控，不因康生的死亡而失去作用：在去世前兩個月，康生同毛主席最後一次會面，他警告毛澤東，鄧小平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應當清洗掉。毛澤東在康生死後聽從了勸告。
康生實際上比他所有的受害者活得都長，這是他狡詐的最後證明。他喜愛以知識分子的形像出現，把興趣置於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使他得以消除公眾的懷疑並隱瞞他的大部分罪行。他活了七十七年，儘管受到普遍的憎恨，但康生死在他自己的床上，不是死於敵手，而是死於癌症。
如此結束了他享樂主義的漫長一生。康生曾因誘姦父親的小妾而聞名，成為家庭的浪蕩子。為了試圖約束康生青春期的亂交傾向和反叛行為，他父親安排了一個當地姑娘同他結婚，但是康生逃脫了那場婚姻，同一個名叫曹軼歐的共產黨員結了婚。康生從未操心同他第一個妻子離婚的正式手續問題。
康生也是個有癮的鴉片吸食者，這是一名向本書提供材料者在五○年代初期發現的，當時她去探望在北京醫院裡養病的康生。她發現他帶著全套吸食鴉片的工具：煙槍、煙燈、用來在火苗上燒煙泡的細針和小匙。康生利用他的地位保持他的吸毒癖，儘管那時候共產黨正在無情地處決任何進行毒品交易的人。
康生有些樂趣顯然是很平常的，只有在那個荒謬的環境裡才被稱為惡行；在那兒，一個高級官員在辦公室裡放置鮮花會被指責為資產階級的奢侈。康生非常溺愛他的紮京純種愛犬，這是過去專為皇室預備的，儘管共產黨政府禁止它的公民豢養愛畜。在政府的眼裡，愛畜耗費珍貴的食品，還使人回想起中國資產階級的過去。通常數量不多的犬類被飢餓的平民絞殺吃掉。豢養寵物並不是康生唯一的閒瑕生活樂趣，也還雇了一名廚師，這個廚師曾替一九一一年被廢黜的清朝宋代皇帝溥儀燒過菜。康生贊成共產黨所有的清教主義戒律，只要它們不干涉到他頭上。在他心中，他是高於統治大眾的法律之上的。
康生還是位畫家和書法家，以他非常罕見的才能而聞名：
左右手都能同樣熟練地使用毛筆。他作為一名收藏家和藝術保護人，積聚了許多無價之寶：繪畫、瓷器、青銅器、硯台和古代手稿，這些都是他曾幫助摧毀的世界寶藏。就像美國間諜大師詹姆斯.J.安格里頓（James J．Angleton）以他對蘭花和詩歌的興趣而著稱一樣，康生有自己的審美愛好。但是康生的藝術追求散發出一股惡毒的氣味；他“擁有”的許多藝術品是文化大革命中由紅衛兵為他欺騙和偷竊得來的。康生不僅想要佔有藝術，而且在他的權力巔峰時期，他無情地迫害那些以前令他妒忌的藝術家，這非常像他的門徒江青設法消滅那些製片人和演員，他們曾在三○年代的上海阻礙她往電影方面發展。
康生的許多罪行幾十年來一直隱藏著，但是對於政治上自覺的中國人來說，他是個邪惡的化身。在眾多圍繞著他積累起來的傳奇中，他變成了幽靈般無所不能的惡魔。至少有兩本書這樣報導，扶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勝利以後他在公眾視線中消失的六年內，康生正在安排一個陰謀，竊取情報以發展中國的核武器。事實上，康生那幾年是在醫院裡度過的，顯然是經歷了某些方面的精神崩潰。經過幾年的逐漸康復，他得以重返社會生活，重新回到黨最高層，展示他在政治生存中的出色技巧和毛主席對他似乎是無比信任的關係。
但是在神話和流言是非的耳語世界裡，康生依然是中國的魔鬼，任何邪惡或神秘的事件都歸罪於他。當他的對手，國民黨秘密警察頭子戴笠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次空難中喪生時，許多人都認為康生是行凶者；其實不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架載有十二名中國共產黨人的美國軍用飛機墜毀在山西省的一座山脈中，機上人員無一生還，其中包括被認為是康生的對手——前安全部門首腦。這次空難又被說成是康生的破壞；其實也不是。一九七一年林彪試圖推翻毛澤東的計劃失敗後，在出逃途中死於另一次飛機墜毀中，又有人懷疑是康生幹的；其實他們都錯了。
康生還被指責要為六○年代上海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柯慶旌和前國民黨將軍李宗仁的死負責，李宗仁背叛了國民黨，並且投靠共產黨。這次康生又是清白的；柯慶施在吃過一頓辛辣的川菜後死於心力衰竭，李宗仁則因年老體衰而歿故。
每當一樁不可解釋的悲劇在中國發生時，康生的名聲就變得如此，他會成為一個主要的懷疑對象，就好像一位美國人被認為要為約翰·肯尼迪、羅伯特·肯尼迪和小馬丁·路德·金的神秘謀殺案負責一樣。關於康生那些未被證實的罪行和純為推測的神秘功績，幾乎表明了弛的權力之所在，同樣也激發起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想像力。就他個人而言，康生具有那種惡魔般的神秘性，西方的陰謀家把這種神秘性歸於像黑手黨和中央情報局那樣的組織。
到了七○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耗盡元氣之時，康生的可怕地位給整個現實投上了陰影，他被認為是先前十年那種民族自殘行為的主要罪人。當胡耀邦向全國描述作為政治罪犯的康生的經歷輪廓時，他並不是簡單地為所有在康生手中受過磨難的人尋求公正；他之所以選擇康生為無數邪惡行為的罪魁禍首，是為了保護共產黨組織和它光芒四射的締造耆毛主席。
胡耀邦急於維護毛澤東的形象免受康生罪行的影啊，他甚至暗示康生密謀反對偉大的舵手，曾於一九七二年在毛澤東的辦公室安裝了竊聽器，然後暗殺了那些負責安裝的技師。
康生之所以出頭，成為偉大民族史無前例之恐怖手段的集大成者，關鍵點在於他所生存的那個環境和與他一起工作的人們。身為中國共產黨統治者之一員，康生依恃著中國當時極不正常的體制，冷酷無情地濫用權柄。至今，他依然是那種制度內部腐敗的象徵；那種制度把持有異議當作敵意、把批評當作不忠、把自己的人民當作可替換可省略的動物。
一九八三年夏天一個酷熱的夜晚，約翰·拜倫（John Byron），一位西方外交官，駕駛著他那裝有空調的豐田車從北京的長安街駛進大華路，一條通往猶存的舊使館區的狹窄街道。
他駕車慢慢地駛進懸垂的樹叢下的陰影裡。一個高高瘦瘦二十多歲的中國青年從一幢灰色的磚砌大樓裡快步走來，打開了拜倫汽車的門。他留著一頭按西方標準是時髦漂堯的長發，但對於共產黨來說，卻顯得幾分不馴。那青年一隻手裡拿著一包像書一樣大小的東西。
搜尋康生的材料促使拜倫進行了這次偷偷摸摸的、冒險的短暫會面。拜倫身為一個中國問題專家，在北京滯留了好幾年，偶然間不斷發現有關康生的資料片段。隨著每一個片段的發現，他越來越渴望掌握任何有關中國那難以捉摸的秘密警察首腦的材料。此刻他在暗淡不明的燈光下面對面地，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並排地同那難以看清的年輕人坐在一起，只因後者答應揭開有關康生過去許多事情的謎底……
當拜倫加速駛過北京醫院——一座專門為共產黨高級官員服務的現代化醫療機構時，他的乘客在座位上坐得低低的，似乎想盡量把自己藏起來。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坐在一輛外國人的汽車裡在這個城市轉悠，是很不尋常的。一個下班的安全局官員或者一名街道委員會代表可能會記下金屬車牌號碼並且出於獲取某種獎賞的心理去報警。
拜倫的車拐進了東交民巷，這是一條濃蔭覆蓋的大街，兩旁座落著曾經是使館、旅館和大教堂的建築物，他的乘客鬆弛了一點兒，點了一支煙，用幾乎略高於耳語的聲音開始說話。
“還記得我曾提到過一本關於康生的書嗎？”這位中國青年帶著一種歡快和勝利的語調問道。一、兩星期之前，他曾告訴拜倫關於一本記的珍貴書籍的事。 “瞧，這就是。我從一個朋友那裡借來的。他還不知道我拿走了它。我必須明天還回去。你必須在今天晚上複印。”
當時拜倫說一個晚上複印全部可託來不及，因為複印在當時的中國不比在西方普及，他的乘客堅持道：
“這是爆炸性材料，就是只給中國看的'內部'書籍。”
拜倫的乘客長長地吐了口氣，又點了一支煙。 “這是本很有趣的書。康生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不僅是個秘密警察頭子，他還是各種文化領域的專家，包括情色文學。”
正如拜倫的聯繫人所斷定的，《康生評傳》這本四百三十七頁的書描述了康生迄今還未被披露的特殊生活。奔倫不久就意識到作者的名字“仲侃”是個筆名。一星期以後，拜倫的消息提供者告訴他，作者實際上是兩個人。
這本記有許多使人惱火的省略。當它坦率的時候也很坦率；但因為是在中國寫的，所以不得不對那些被禁的主題遮遮掩掩，或僅僅暗示一下。拜倫看出那本書不僅很不完善，而且“仲侃”用自由隨便的分散線索和通過上下文的暗示來彌補那些故意的省略。作為康生的畫像，它是失敗的，但它也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使人繼續追踪每一條線索，直到康生生活中深層隱匿的部分被揭示為止。 “仲侃”為這本你正在閱讀的書提供了一個骨架，而給骨架以血肉的則是其也數百個來源。
拜倫閱讀著康生從一個搞秘密警察工作的人變成斃對藝術、戲劇、政治、意識形態和對外政策施加影響的複雜人物，他也搜尋著康生特殊經歷中更深層的東西。但是這並誹易事。
中國領導人的生活長久以來一直避開公眾的視線。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出人意料地向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坦率敘述了他自己的早年生活；可是隨著歲月的流逝，共產黨領導人對他們自己談得越來越步了。有些人，像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陳毅，在給外國記者安排的那些經過同意的偶然採訪中做些公開的表示，但是對於規財來說這是例外，是有意對輿論和好奇心透露盡可能少的東西。
有大量東西要掩蓋的康生採取了精心安排的步驟來隱匿他的過去。文化大革命中，他毀滅了許多記載他過去數十年引言：看不見的乎活動的上海警察局卷宗。當中國在一九七○年重獲穩定的時候，康生甚至走得更遠，把共產黨檔案中的個人材料全部銷毀，代之以他為自己撰寫的簡短但光彩奪目的傳記。康生創造了大量傳奇，試圖欺騙、威脅或者恫嚇那些富有好奇心的人。只要有可能，他就殺害那些聲稱他曾做過國民黨特務或說他是共產主義叛徒的證人，或者讓他們保持沉默。
同其他領導人相比，中國人對康生更不願意多談。處於那個時期的人們認為，他是如此位高權重，以致揭露康生就會冒著使中國產生震蕩的危險，更不用說對揭露者帶來的滅頂之災。康生臭名昭著，一九七七年他死後第一次對他的經歷進行調查時，對他的評判甚至都不用名字稱呼，而只是簡單地稱為“那個顧問”。不過，拜倫還是可以見到許多康生過去的熟人和同事。其中有些人靜心地待在家裡，一邊展示一張張康生送給他們作為紀念品的墨跡，一邊追憶著關於他的往事。
沒有一種資料能夠——或者將會——披露康生的全部故事，但是許多人提供了資料片段。他們當中有黨內資深史學家；有康生許多親密同事的兒女；有來由中國文化界的人士，這個領域曾使康生感到愉悅，又曾遭受過他的蹂躪；還有許多以前從未被西方人採訪過的人士；用他自己遮遮掩掩的育法，康生成了一位世界級人物。通向他的迷宮的地圖碎片分散在世界各處，從北京的偏僻街巷到保存在台灣的國民黨情報檔案，到西方的許多圖書館，有關康生的許多珍貴背景資料收藏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在美國國務院、美國軍事情報部門、美國戰略情報局和中央情報局的捲宗檔案庫；同樣，隸屬上海市警察局特別科的捲宗檔案後來被移人國家檔案館，這也非常有助於了解康生身為一個年輕革命活動家在中國這個最大城市的情況。
不同地方也出版了有關康生（有時候，還有他自己向作品——通常是用筆名）的珍貴資料，包括來自香港和台灣內雜誌文章、各種權威的歷史著作，以及其他中國領導人傳記裡的簡略參考書目。把現代中國政治的權威著述同“仲侃”對肫生一生的描述兩者進行比較，就明白康生代表著二十世紀中國這個拼圖遊戲中許多失缺的部分。
顯露出來的是一位冷酷陰謀家的肖像，他集反常盼虐待狂、傳統藝術的精緻趣味、學者的歷史知識於一身。許多中國人把康生描繪成一個“兩面派”；作家林青山把康生比作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筆下具有雙重性格的人物。康生是歷史的產物，他成為一個現代政治組織的一部分，然後又促使它從裡面腐爛開來：他既是一個中國希爾什維克，又是一個流氓達官貴人。
中國革命經常被視為極端落後國家掙脫壓迫和貧困束縛的典範，但是康生的故事揭露出任何崇高事業的領導人都有可能屈服於腐敗、貪婪和慾望。在最初的幾年以後．革命的崇高理想就被越來越血腥而奇怪的幻想給歪曲了，這些幻想是由康生那樣的人及其君主、主人和受到蠱惑的人所編織的。
他們宣稱：“我們是老百姓。”但是，正如康生所代表的，“我們”意味著非常有限的一群生活在高層的當權者，而人民大眾正遭受著不可忍受的各種欺壓。現在，在九○年代，腐敗問題在中國是非常迫切的爭論焦點，因為領導人和官僚們運用特權和家庭姻親關係來改善他們自己的命運，而這種風氣直接來源於康生和他的同志們所樹立的榜樣。
康生對文化的愛是一種分裂情感的實例，他高雅的書法、雅緻的繪畫、他對藝術收藏的熱情是一種冷峻的理智產物。
他有一張古物收藏家的臉，如果在一個聚會上同他不期相遇，人們可能會錯把他當作一名和藹的藝術教授。事實上，除了熟諸德語、俄語之外，在他身上再也沒有什麼出眾之處。一個修長的男人，身高大約五英尺八英寸，比毛澤東略矮，但與周恩來和林彪一樣高，康生戴一副厚厚的眼鏡，喜歡吃胡椒和玩撲克牌（同大部分中國人一樣，有時為一隻雞或者其他一些小“請客”賭上一盤），煙不離手（在三○年代，康生喜歡抽金鼠牌香煙）。
可是他的胸膛裡跳動著劊子手的心，對於一位精通古典理論之外、年輕時還混跡匪幫並且精通功夫和其他戰爭藝術的人來說，並不使人詫異。康生早年在上海曾領導一個共產黨小組，從此開始行使審訊者、起訴人、法官、陪審囝和封建君主的高級劊子手的職責，幾乎終其一生不改其職。彷彿他能施展魔力似的，使人最好站在他這一邊。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招待劉曉吃晚飯，這是一位從上海大學學生耐代起就有四十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在用餐之時，他明言是出於好意；接著就在那天夜晚，康生把他的客人扔在一個秘密監獄裡一連幾個月，期待著劉曉會檢舉他的一個對手有罪。
今天康生被認為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在他死後的一九八年被開除出共產黨黨籍。他的骨灰也從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中移出。黨的干部和一般知識分子同樣使用“托洛茨基分子”、“國民黨特務”、“機會主義者”、“虐待狂”這樣的措辭來譴責他，像是對他變化多詭的可怕行為的一種讚揚。由於康生的故事披露了中國黑暗可怕的秘史，這些稱號是恰當的。
康生靠攏過這個運動的每一位傳奇人物：李立三、王明、周恩來、江青和最著名的毛澤東，正如他們每一位都把他推上黨的高層一樣，他一生的陰影也籠罩著他們的聲望。
康生信奉的是據稱位於現代進步思潮前緣的思想，但是他的天性和觀念又沉重地染上了傳統的色彩。同過去歷朝的儒家官員們一樣，他也被闡明管理國家的傳統哲學所困擾；同那些官員一樣，他也是一位頗有才能的業餘畫家；那些經常出現在皇帝身邊的寵臣，與太監和皇后嬪妃一起密謀，以犧牲宮廷以外的大臣和地方行政官來行使權力，同他們一樣，康生與毛澤東的妻子和朋友們密集策劃遏制正統的共產黨人民委員和行政官員。他在其中操縱了一場派系鬥爭，從而激起了一場民眾動亂，他叉利用它來消滅政治上和官僚主義的敵人。
運用一種把公式和教條言辭剪輯的手法，康生煽動中國人民相信，在一種神奇的魔力下，能達到科學和技術上的實破，就像世紀初義和團的首領們允諾祭祀儀式能夠保護他們的追隨者免受外國軍隊的槍彈一樣。他同小姨子的關係甚至也引起復雜的色情陰謀，這同源自漢朝的小說中有名故事一脈相承。
康生把中國人民的高級文化和文明生活同凌遲酷刑的醜惡名聲集於一身，不管他怎樣冷酷無情，他的狀況要比長征和內戰的英雄們更使人興趣盎然。毛澤東自稱是個革命家，他一邊與現代世界對抗，一邊仍保持著過去的精神，但康生的形象更為複雜。儘管康生臭名昭著，但是他那看不見的手打開了通向黑暗的大門，使中國再度面臨自青銅器時代以來就存在的周而復始的失序和混亂狀態。
康生故事的價值在於它有力說明了中國政治和政府的基本動力，而不在於它那豐富多彩、使人心寒的情節。康生的故事揭示了中國千方百計繼續與傳統抗爭，以期使這個國家能夠進人現代世界。康生既是傳統的產物，又是歷史的囚徒，他對無情的革命和既迷人又使人驚恐的古代民族傳統同樣熱衷。
看來，康生是歷史的產物的說法似乎很合適。為了探究他的起因，我們必須回到十九世紀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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