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下關開來的列車終於停了下來。抵達佐賀縣的神崎車站，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在車上我一點也沒有睡覺，在混亂的車廂裡簡直不能動彈。
下到站台時，我沉浸在一種不可思議的解放感中。這不是由於好不容易才離開了軍隊，也不是由於從連廁所也去不成的火車上下來了的緣故。現在，只是我一個人。可以從這裡走二里路，回到有雙親和妻子的家裡，也可以一個人跑到什麼地方去，都是我的自由。為什麼產生了這種念頭呢？
由於我是個獨生子，父母從小就異乎尋常地束縛住了我，那是令人窒息的生括。我不知多麼羨慕那些可以一個人自由行動的朋友們。沒有處在我這種地位的人，是不能理解這些的吧！
從前在久留米接受三個月的教育訓練時，父親每個星期天都來看我。一度離開軍隊回到小倉時，父親也像牢牢地守住我似的來迎接。在列車上，有五六個與我同一個連隊的人，沒有家人來迎接他們。這些人就像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囚犯一樣，在車內大聲喧嘩，列車員一來，就故意講軍事用語，戲謔著他們。我悄悄坐在年邁的父親旁邊，非常羨慕這些獨往獨來的人們。記得我常常詛咒父親對我過分的溺愛。
但是，想來年邁的雙親只有依靠我這個獨生子。我在朝鮮井邑時，父親給我的來信中寫道：
“在地圖上找了找，井邑離釜山像是不遠。釜山從下關乘上渡船，只需睡一個晚上，第二天白天就到了。如果可以的話，很想去井邑看看。”
這是不摻假話的愛情。
然而，從物質到精神，我是沒有自由的。因此，我離開家庭兩年的軍隊生活，感到了一種自由。軍隊生活雖然極為乏味，可僅有的那種自由，卻給了我一種生存的意義。
我不單有父母，還有了妻子、兒女。我的自由越來越被封閉了。逃脫的縫隙被關閉了。打著綁腿的鞋帶動著我的身體，到那個家庭去。逃跑的空想，隨著我踏上鄉間的道路，一點點地消失了。
神崎的城鎮位於佐賀平原之中。通過狹窄的街道，來到一條河流旁邊。沿著這條河，道路伸展到了長滿野漆樹的平原。山在遠處，一望無際的稻田裡，有幾條溝。小徑上，白色翹膀的喜鵲跳著，一會兒又飛到高高的野漆樹上。
這種鳥，過去在漢城的醫務室前多次見過，在佐賀地方，叫褐鴉，與普通的鴉叫聲不同。走過一里沿河的堤壩路，田園中出現了一處村落。那是妻子出生的村莊。
我背著用毯子作的背袋，站在妻子娘家的農家門口，個子高高的岳母吃了一驚。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她睜大眼睛問，說要是打個電報，便可以到車站去接。接著，她叫來了我妻子的兄嫂。
我的父母和妻子在他們的幫助下，借住到鄰村的房子裡，這些，我從南朝鮮收到的信中已經知道了。岳母他們要帶我去那裡，我謝絕後，自己又將沉重的行李扛到肩上。
道路曲曲彎彎，轉回到河邊，過了一座小橋。這一帶我來過幾次，可來這個村子還是第一次。小橋的附近，住著十來戶農家。不管哪一家，屋簷下都堆了許多稻草。
走下橋來到路上，有一座寺廟。五六個小學生走了過來。我停住步，問有沒有叫淑子的學生。這是我的大女兒的名字，該是小學三年級學生了。那個學生也是個女孩子。
她回答了一句，抬起眼睛死盯著我看。在佐賀話中，意思是“有”。我來到學校，這裡已經放學了，沒有孩子。
這個村莊有二三十戶農舍，不規則地聚在一起。離開道路，房子與房子之間隔著農田。在那些小塊的農田中，我妻子穿著裙褲，正在揮動著鋤頭。她看到我後，一時沒有說話，以迷惘的神情注視著我，接著臉漲得通紅，眼淚落了下來。
這家農戶房子相當大，但卻破爛不堪。父母也跑了出來，還有兩個我不認識的中年男女也一起出來了。父親滿臉皺紋，母親用袖子掩住臉在抽泣。兩個人都完全老了。
我不認識的一男一女馬上退了同去，接著，我不記得見過的小男孩拖拖拉拉地出來了。我很快就知道，這對夫婦和孩子是與我家人同住的人。我原以為家屬是藉了一所房子，現在才知道，房主的親戚，從釜山撤同來，因為也沒有住的地方，便作為同居人住了進來。
母親告訴那些人們我回來了的事情，“這下可放心了！”她一個勁地說著。
從母親說的“這下可放心了”的話中，我覺得已體會到一切情況。父母到這裡依靠我妻子的娘家，在這種不習慣的生活中過得怎樣呢？在眾多的莊稼人中，一個連鋤頭也沒有握過的人會受到怎樣的待遇啊！母親的這一句話，好像使我明白了一切。
母親說“這下可放心了”，這話我並不是初次聽到。很早以前，我二十歲左右的時候，母親和父親打架，正在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恰好伯母來了。
“哎，姐姐，這孩子也總算有了份工作，我也放了一半心啦！”母親對伯母這樣說過。
母親是個勤快人，目不識丁，與其說她要強，不如說是狷介，遇事不肯妥協。那還是母親拉露天貨車的時候，在祀祭的地方，曾與當地的江湖商人吵鬧起來。為了佔地盤，那家江湖商店的老闆命令說：“老太婆，你到那邊去！”母親大聲回罵道：“什麼老太婆？”她氣勢洶洶的樣子，真把對方鎮住了。關於這些，父親也常常提起。
我入伍後，父母曾寄住在叫飯塚的煤礦街母親的一個姐姐家。也就是說，我的妻子兒女住在妻子佐賀的娘家，而父母則住在姨母夫婦家中，各過各的。但是，母親在給妹妹夫婦添麻煩的時候，又開始與他們吵鬧，不久離開了那裡，轉到佐賀我妻子的住處。
這所舊的農家房雖然很大，但光是我家就有七口人，只好用隔扇隔開，另一邊是個五口之家。我們這邊連七個人睡的地方都沒有。那時我那四歲左右的二兒子，從隔扇的洞裡窺視另一邊的孩子。二兒子的口音就像是出生在這裡似的，一口地道佐賀話。
這一帶，灌滿水的渠道縱橫交錯，野漆樹一排排的，是一片美麗的田園。但是，我卻覺得我剛從部隊回來，就立即跳入了人間地獄之中。
乘火車去小倉，大概是在家里安定下來的第三天吧！在這樣的鄉下，我很擔心自己會失掉職業，甚至不能踏實下來休息。
來到分別兩年的報社，才知道我是最早從外地回來的。報社內增加了不認識的年輕婦女，都是戰爭期間僱用來的，用來補充男職員走後的空缺。
部長接受了我的問候，“回來啦，不錯呀！”
他將長脖子點了點。僅此而已。恐怕這位部長過去就對我沒有好感。像我這樣描圖的人，在工作崗位上是一種被疏遠者。
三個過去一起工作的人，一個在部隊還沒回來，比我大兩歲的T說：
“以後的工作可不好辦，沒有紙呀。”
他半是漫不經心，半是不放心地說。
實際上，報紙只是一張對開型。要說廣告，都是排的鉛字，沒有像凸版的東西。從前報紙被東京、大阪來的大廣告佔領，所以如今地方版的廣告也沒有進去的餘地。就是有，至多是嚮導廣告，不需要我份內的版頭面或手寫文字。
T對我說，“這會兒來了也沒事，還是先休息休息吧。”
說實話，比起回佐賀的家，我倒喜歡獨自呆在小倉悠閒自得。因為沒有事做，倒成了真正的休息。而我比什麼都更需要我個人的自由。回到那個可以稱作是人間地獄的佐賀的農戶家，真是鬱悶之極。
但是，過去我借住的小倉的房子已經被別人住進去了，既沒有租公寓的，也沒有租借房子的。報社的宿舍又一直讓當兵走了的家屬住著，這條路也堵死了。我在朋友家住了三天，那裡也不是久留之地。第一，沒有糧食。他們請我吃煮甘藷汁，不知心裡有多彆扭。其次，我有義務盡快把家屬從佐賀的農舍中解救出來。與我家同居的房主那家親戚，很想獨自一家在那房裡過日子。那家主婦象故意讓我聽見似的，對父親說：“您兒子從部隊回來，這下我們也放心了。”但是，在小倉借不到房子。市內不論什麼地方，房子都被人佔滿了。
不久，我從印刷所的人們那裡聽到一個好消息。
“在黑原的那家兵工廠的職工宿舍，現在空了很多。那裡說不定能藉到房子。”
黑原位於從市內到靠近足立山的地方，交通很不方便。
因為是為兵工廠職工建造的宿舍。數量很多，象排列著的火柴盒，兩大排房子共有一百來套。看看房子裡面，規格為六疊、四疊半、三疊大小，還有一個小院子。不過，東京來的職工撤走後，那些房子荒蕪下來，地板、天花板都被剝走了。大概都拿它做了冬天的燃料。這副樣子，是住不進去人的。
但是，其中還有些稍好一點的房子，略加修復，總還可以湊合。宿舍街最中間有浴池和管理人的家。我不敢有什麼奢望，立即去見管理人，請求借住。他說，如果是《朝日新聞》社的社員，還可以同意。社會上不少人只認牌子的大小。
宿舍裡有繼續留在兵工廠的職工和後來住進來的人，大約佔三分之二。管理人員是個殘廢軍人，少了一隻手。他說要是早點提就好了。新來的住戶不斷增加著。確實如他所說，假如再耽擱一點時間，肯定連那裡也住不進去了。
我返回佐賀，把此事告訴家人，他們這才放下心。沒有比住在鄉下一沒田二沒地的城鎮人更淒慘的了。儘管我的妻子就生在鄰村，也變成了外來者，屢受白眼，簡直就像是村子的寄生蟲。她每天回父母家和兄弟的田里當幫手，拿來一點點米、豆子和薯類。
當下決定，先只把鋪蓋送到小倉，我一個人在新租借的房子裡先住下。我便回到了職工宿舍。我打算打掃一下，上街去買東西，可市面上沒有一把掃帚。小倉的商業街叫魚街，不管到街上哪個商店，都不賣掃帚。
首先上市的商品是食品，貴得令人瞠目。由於通貨膨脹，那時我的日薪漲到三千元左右。
晚秋時節，我在被子上壓上大衣睡下，天亮時感到很冷，把我給凍醒了。走廊的玻璃窗本應關著，現在卻開了一半。我覺得奇怪，往被子上一看，發現昨晚蓋著的大衣被人偷走了。我獨身一人，沒有任何家具什物，這件大衣還是當兵以前求熟識的服裝店做的，質量算是比較好的。那個小偷肯定會把那件大衣馬上換了大米和薯類的。
城鎮裡的人把衣服拿到農戶，用以交換糧食，這在佐賀的農村是常見的。老百姓偷偷摸摸地把來訪者帶到家裡，把自己藏起來的糧食交給他們。但是，不管人們多善良，對沒有交換物品的我們家，也是不給米的。
那是第二次從小倉回佐賀的時候，我走過河邊的路，來到橋頭時，看到十來戶農家，家家都在編稻草掃帚。比起竹把子的長掃帚，手掃帚居多，他們把這些堆放在房間中。我這才恍然大悟，懂得了第一次路過這個村莊時農戶的房檐下堆著稻草的理由。
我從小倉同來時，買了兩把掃帚。我想到小倉的街上沒有掃帚，忽然產生一個念頭，把它賣給小倉的商人怎麼樣？
報社里還是沒有我的工作。
“你要是有空，能不能幫幫排版的忙呢？”
鼻子高高的部長過來說。
排版，是把從代理店來的稿件送到工廠，在工廠進行的工作。這工作原已有人負責，無須我去幫忙。而我，就是這樣不得這位部長的賞識。
還在我沒有去軍隊的時候，這位部長帶著自己喜歡的人去壽司店裡喝酒。
那時，壽司店的生意已經不能自主，但應胡亂掏錢的部長的要求，還是特別拿出了飯糰。聽說，似乎端來了厚厚的金槍魚的脂肪部分，還有捲著一條海鰻魚的。自然，是很高的黑市價格。這樣的“特權階級”，與我是沒有緣分的。有一個次長受到部長的冷遇，對他很反感，沒有被部長看中的人都跟隨他，部里分為兩派。但是，現在部長的努力是壓倒多數的。我沒得到部長的賞識，也沒有受到其對立面次長派的邀請。沒有利用價值的人，誰都不放在眼裡。
沒有工作，加上部裡的這種情況，我複員後的心情越來越灰暗。我覺得一點兒不動腦子，像馬一樣幹活的士兵還算好。報紙什麼時候能恢復到過去的樣子，連點徵兆也不見。我每天去上班都沒有工作，繼續過著黯淡的生活。
一天午休，我拿著從佐賀帶同來的小掃帚來到市場雜貨店的門口。我讓人看了看那把掃帚，問能不能賣給他們。店裡的老闆看了一眼，問了價錢。我說這是從生產店裡直接買來的，在價錢上加了兩成。老闆第二次回話說，有多少都可以送來。我沒有明確身份。不過，那時的店，只要有貨，並不過問對方是什麼樣的人。
我肩負著通貨膨脹中七口之家沉重的生活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