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朝日新聞》西部分社工作了約二十年，前兩年是社外人員，後兩年是囑託。不算正式的社員。剩下的十六年，是作為“朝日新聞人員”的任職時期。其中，夾帶著三年時間的兵役。
在《朝日新聞》社工作的生活，總的來說是乏味無聊的。因為最低限度的生活已得到保障，失去了每天要吃飽肚子的那種緊迫感。
想來，我並不具備當圖案設計家的素質。只不過有一點所謂“靈巧勁兒”，碰上了個偶然機會，便成了我的職業。為了不失掉這種職業的資格，我進行了一番學習。比如，我生來就寫不好字，字寫得歪七扭八，（現在也依然如故），為了好歹寫出“能上版的文字，”我奮發努力，總算可以搪塞過去了。
雖然圖案也畫不好，但還勉強看得過去。在鄉下，既無合適的指導老師，也無相互激勵的同伴。儘管如此，我試圖要成為名正式的畫匠，去搏多的島井印刷所，就是為了這種“學習”。
但是，自從進了報社的廣告部，我的工作就只是按原圖繪製分配給我的畫稿。既沒有發揮自己獨創能力的餘地，也沒有什麼竅門。我的工作完全是複制性的。因為地方上沒有大的廣告主，畫一些小東西，沒法發揮才能。那時，我對從東京、大阪送來的大篇幅的廣告紙型，真不知有多麼羨慕。
工作的平庸，使人生活空虛。身居大機構中小角落的崗位，你的實際能力得不到評價，其實，就連你的存在本身都得不到承認。像這樣被壓在最下層的人，是絕對翻不了身的。這裡雖然掛的是“西部分社”的牌子，但總之是九州的支店，是辦事處。在本地錄用的社員，從來沒有過從這裡進入“本店”的。多少算是“發跡”吧，也就是在那個“支店”升主任、當個股長或者科長。
那時，很少見到從東京調到九州來的社員，差不多都是從大阪來的。這些人中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年輕社員，調動工作，在九州呆上兩三年，很快就被召到東京、大阪。不用說，他們是作為候補幹部，為了實際見習而暫時到這裡來的。他們大多是從有名的大學畢業的，具有“練習生”身份的人。年紀大些的人則是為了以後的提升，來九州鍍金的。另一種是，中央給打上了“沒什麼用處”的烙印，被流放到九州來的。他們中也是年齡大的人居多。
對這兩種類型的調動工作的人，以沒有任何利害關係的第三者的眼光來觀察，那是非常有趣的。但是，第三者又是什麼人呢？是連調動的資格都沒有的人。清楚地認識到這些，是到車站為那些調動工作的人送行之際。在“萬歲”和鼓掌聲中，榮陞者高高興興地離開了小倉車站。在車站上，他們互相說著：“你也快點改邪歸正，從九州回來吧！”“我再有一年也回去啦！”
但是，從地方錄用的人是沒有這個資格的，也沒有這樣的希望。他們處於一輩子走不出九州的位置，這象徵著一生的命運就是如此。送別結束後，人們都奇怪地沉默著，大家寂寞得或一個人去電影院，或去玩賭搏遊戲。另一方面，從中央來的人仍聚在一起去酒店，發洩著“自己沒有回去”的怨氣。儘管如此，這些人將來還有希望。他們與絕望的這夥人有截然不同的差別。當我見到從車站一個個各朝各的方向走回去的身影，覺得自己就像被風刮下的落葉一般。
在調動工作的人員中，要換得最頻繁的是部長。作為晉升的過渡，到九州來是形式上的緩衝。大阪本社的次長到這里當部長，不久又變成大阪的部長回去了。
他們很有活動能量。不過也有最後並不一定如願以償的人。我印像中存有的是T，我想他大概有二十二三，是個大胖子，因為他身材矮，就更顯得很寬很胖。他也是原來大阪的次長，到九州當上了部長，從體格上看，也是派頭十足。 T是鳥取縣米子人，聽說他的朋友中有生田春月、白柳秀湖等人。按照慣例，為他舉辦了類似就任後的聯歡會，在飯館，社員以上的人參加了有藝妓坐陪的宴會，而僱員只是第二天在中華飯館吃頓飯。那時，我還是囑託，只參加了僱員的會。
這時候的T部長，也許是由於朋友的影響，談吐涉及民俗學、考古學、小說、詩歌等諸多方面。他一個人興致勃勃地講個不停。在場的都是些年輕人，沒有能和他淡得起來的，因此，儘管多餘，我還是不時地插嘴。 T無可奈何地寥寥做個回答，好像盡量不願同我談話。這樣重複幾次，我不得不承認，T部長對我是很歧視的。
不僅僅限於這位T部長，即使在我已經成為社員以後，從其他上司那裡所得到的這種待遇也沒有改變。比如，在宴會上，部長、次長按照慣例為大家斟酒，也到末席來的。他們在那裡同每個部下簡短交談幾句，可一到我面前，上司轉身便到旁的人那裡去了。其中還有的人明顯流露出一看到我就不耐煩的表情。這也是由於我生來不善社交的緣故。不過，不管哪個部長、哪個上司都是如此，這就不能簡單地歸結於是我個人的脾氣了。這中問包含著有意的蔑視。
在從當地錄用的人員中，我之所以受到如此特別待遇，還有一個原因，我想是因為我是畫圖案的。大概這是一條重要原因。
繪圖案和寫原版文字，也許是一種“特殊技能”。但是在報社的廣告部中並沒有什麼大用處，莫如說根本不算數。總而言之，廣告部的主體是對外關係。部長關心的是如何指揮、激勵專屬出售店徵集廣告原稿，這直接關係到廣告部的成績。負責對外聯絡的受到重視是理所當然的。同時，繪圖案的（《朝日新聞》把這叫作“圖樣員”）沒有價值也是理所當然的。
對校對員，也可以這樣說。校對不過是簡單地對照原稿和鉛字，改改錯字，更正一下排版的形式。圖案員與校對員的桌子並在一起，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部長有時提及校對員時，肯定吹捧他們是“無名英雄”以稱讚他們踏踏實實的努力。平日校對員盡受冷遇，所以不得不特別肯定一下他們的價值。因此，在這里工作的人員有一種乖僻的性情。這也是一種諷刺，越是對工作熟練了的行家，就越不能從這個崗位解脫出來。
負責聯繫廣告的人經常出差，內勤人員很是羨慕。外勤人員必須在對外交涉中取得成績，所以也挺辛苦的，但只就他們走出報社，自由地來去這一點而言，也使別人羨慕。他們去的地方有博多、熊本、鹿兒島、廣島，有時還有大阪。他們從外邊回來後，在自己桌子周圍與同伴們談笑風生，講出差的見聞。他們在報社內的工作除了寫日報，幾乎沒有其它事務性工作，因此，他們可以一邊抽煙，一邊搭起腿隨意聊天。他們的優越感中含著令人厭惡的卑劣。與他們比起來，我們的桌子就可憐了。校對們在白天也點著的檯燈下，為趕活版的下版時間，匆匆用紅筆劃著，那忙碌的情景，我至今眼前也能浮現出來。
廣告部的干部只是主要與外勤人員談話。部長與他們談笑風生，卻絕不會走到校對員和圖樣員的地方來。每天早晨，“你好”的寒喧成了一天當中他們唯一能面對我們的表情。偶爾覺得次長像是要到這邊來，那也是校對上出現了什麼錯誤的時候。頭髮幾乎掉光了的校對主任A經常理怨說：“這工作搞好是理所當然，錯了就有你好受的，真劃不來呀！”
在我所認識的人中，不知有多少優秀而年輕的校對辭職而去。他們雖只是中學畢業（舊制），但都通過了《朝日新聞》社困難的入社考試，奮而入社的。然而不久，他們的希望之花就在現實面前枯萎了。他們明白了，不管多有才能，只要是中學畢業，只要是從當地錄用的人員，在報社內就不可能達到自己的目標。
到戰爭激化之時，我在這段工作之中，想了些什麼，讀了些什麼，完全回憶不起來了。大概什麼也沒有談吧。唯一的快樂是從自己圖案設計的同行中找到朋友，召開近似於作品展覽會的集會。所幸的是，在九州，這樣的伙伴多了起來，也有了橫向聯繫。主體是博多的小組，此外，熊本、長崎也有幾個人。當時，門司鐵道管理局致力於觀光廣告畫，在其主持下，辦過一些展示會，以此為緣，加強了夥伴們的往來。展示會有時在福岡，有時是長崎、熊本、小倉，每年在各地輪流舉辦。有一次在熊本舉辦一個展示會，我第一次與很多人一起下榻在阿甦的旅店，當時，我忘卻了鬱鬱不樂的報社工作。
校對主任A熱衷於考古學，經常對我大談考古。 A是個軟弱的人，那些年輕的部下多少有些看不起他。也是因為他與我的桌子碰巧放在一起的緣故，他經常和我聊天。 A家里人口多，雖是主任，卻總是被人催債。有一天，我去他家，看到考古學方面的昂貴的書籍，堆滿了四疊半高的壁櫥。看來平日沒有別的來訪者，A興致勃勃地把他收集的石器、陶器的碎片，一件件拿出來給我看。
受這個人的影響，我為了從報社里煩人的氣氛中逃脫出來，經常走訪北九州的古蹟。我攢下零用錢，到京都、奈良一遊，也是在那時候。北九州有很多橫穴古墓。如果住一夜，是要花錢的，所以我大多是當天便趕回來。儘管如此，哪怕能有一天忘卻憂鬱之情也好，我不知得到了多少次解救。
但是，充其量，那隻是一時的安慰。最後，就是做這些也只是得到一點點的樂趣。這樂趣，大概是迴避現實的暫時的催眠劑。勁頭鬆懈以後，又得投入到令人窒息的氣氛之中，一次，一個從大阪調來的東京商業大學畢業的職員對我說：“你做這些有什麼用處？搞點建設性的東西怎麼樣？”這句話給了我相當大的刺激。
的確，到九州的鄉下，看看橫穴，看看出土文物，又有什麼用呢？我又不能靠考古學發跡。在生活中，也不能與事有所補益。總之，同下象棋、打麻將沒什麼差別。
然而，說搞點建設性的東西，我到底又能幹什麼呢？就算是有點才能，但又沒有施展的機會。一貧如洗的我，沒有做生意的本錢，況且也不能改行。一想到就這樣混到退休，我就感到漆黑一片。與我一起工作的一個比我大一歲的伙伴，自嘲地說：“反正老了以後，還可以戴上花鏡來畫原版畫。”恐怕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出路。
戰爭正在進行，社會上逐漸變得緊張起來。我也多次被催促，接受在鄉軍人會等的指導參加軍訓。我已經三十三歲了，哪有心思裹上綁腿、掄起木製的刺刀！在報社里，作過下士的人，也開始進行所謂“社內教練”。那時，我很少參加，後來就是為此而倒霉的。
隨著戰爭的進展，報社里的軍事色彩逐漸增強起來。十二月八日開戰紀念日那天，分社社長戴著白手套，在禮堂宣讀開戰的詔敕，全體職工列隊到郊外參拜忠靈塔。一天早晨，我去上班的路上，望著翻捲在報社屋頂上的紅旗，甚至聯想到旗桿上掛上了星條旗，我把這些悄悄地告訴了同事。
一些同事離開工作崗位赴戰場去了。部長開始在所謂部會上，念他們的名字，祈禱他們武運長久。
H是那時的西部分社代表，是一位董事。他很喜歡下象棋，常常出現在那時稱為“娛樂室”的休息室中，同部下擺開了戰場。 H已近六十歲，但他身上具有新聞記者的豁達和機敏。我能夠直接與報社最高幹部對話，還是因為碰巧在休息室，成了他下象棋的對手。很有意思的是，只有這時，廣告部長才在旁邊微笑著和我談話。
一次，正在下棋時，編輯局長進來，將一份記錄交給H。 H瞥了一眼，立即裝進衣袋，眼睛又回到棋盤上。編輯局長表情緊張地離開了。那天晚刊上，發布了戰死的消息。那份記錄是傳來的電話消息。當時H的態度，與其說動搖心慌，莫如說無視這條新聞。 H曾是《朝日新聞》社有名的社會部長。
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十二月，我得到了征集令。紅色的紙上寫著“教育徵集”，我意識到當時不少人是以這種名目被帶上戰場的。我在指定的日子來到檢查處，從其他應召者來看，上了年紀的居多。那裡的辦事員對比著我的面容和徵集令，問道：“你是不是按時去軍訓了？”我回答說：“沒怎麼去。”他點點頭說：“是嘛，所以挨了整。”這句話，至今仍鮮明地留在我耳朵裡。罰不熱心軍訓的人去戰場，這件事恐怕是政府的兵事股人員是可以做的。我懂得了，人的生命可以由一個官吏任意擺佈。或許兵事股拿來了市內各地區的軍訓成績表，查出了出席率不高的人。不過，類似這種事情就是目前不也還在滿不在乎地發生著嗎？幸虧我平安地回來了，如果讓我去南方正在激戰著的戰場，可能早就沒命了。市政府的官吏鉛筆稍稍一動，就擾亂了一家六口人的命運。 ——後來，我曾以此為題，把這些材料變換成流放者的赦免，在小說中寫下了這些事情。
那時徵集地是在，按照命令，有三個月的訓練期，然後暫時解散。
不過，部隊生活倒使我有了出乎意料的發現。正如有人說的，“到了這裡，社會地位、貧富貴賤、年齡差別完全取消了。大家都是一個水平。”新兵的平等使我感到了一種奇妙的生存力量。在《朝日新聞》社，不管如何掙扎，也逃脫不了受歧視的待遇。打個比方，是齒輪上的螺絲釘，而我的存在，甚至不如一顆螺絲釘的價值。
而部隊生活，又要努力工作，又要學習，還要去討好班長和老兵。總之，可以顯示出個人來。在報社，絕對不會承認我的存在，而在這裡，個人的活動是出現在成績中的。我之所以對部隊生活感到奇妙的新鮮，是因為我發現了工作崗位上所沒有的“人的存在”。
人們大多說，兵營生活扼殺人性，是沒價值的。不過，我卻有了相反的感受。不管是在三個月期間，還是三個月之後馬上來了征集令，一直到復員的兩年時間內，我都認為自己並不是那麼懶惰的士兵。這不是因為我具備什麼一以貫之的軍人精神，可以說這是對到此為止的報社生活”的反動。
第二次的徵集令是在六月的一個熱天突然發來的。當第二天就要去指定地點報到的時候，我打開可憐的書箱，把自己的藏書按上印章。書籍為數不多，但都是我愛不釋手的。如果我死了，這些書不知會散落到什麼地方。我非常捨不得這些書，匆忙刻了一枚藏書印，仔細地一本一本地按上印章。我三歲的大兒子為了讓我按印方便，雙手捧著印泥盒。到了部隊以後，孩子站在書架前的形象，我許久都不能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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