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一年（即1936年）底，我有了一個轉機。印刷所的店主去世了。作為一家頂粱柱的店主倒下後，印刷所也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隨著戰爭的進展，紙張的供應緊張起來，企業合併甚至也涉及到印刷所。店主死後，他家只剩下已被叫去當兵的長子和初中生的次子。
我考慮趁此機會辭去工匠。所幸的是，我的工在家裡也可以做。也就是說，如果各印刷店來訂原版品，我可以獨立營業。不過說是這麼說，獨立營業也有難處。在這條狹窄的街道上，能這樣訂貨的印刷店為數不多。而且開辦所謂原版畫店的人之多，簡直沒有我進去的餘地。
我猶豫不決，如果別人不來訂貨，那就一分錢收入也沒有。或許也是因為印刷店的工作不那麼忙了，我便早點回家，慢慢準備著繪外來的原版畫，就算是搞副業吧。這樣，如果前景有望，我就準備下狠心辭去印刷店的工作，我之所以這樣慎重，還是因為擔心家庭的生活。那時，我已經結婚，雙親年老力衰，不能再繼續做魚販子了。
有一天，我正在看《朝日新聞》見報上登著這樣一條消息：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二月一日，《朝日新聞》將在小倉創辦西部分社，並將在那裡發行報紙。我想，既是要在小倉出報紙，那麼就一定會在本地上徵集新聞廣告。作廣告，自然需要圖案設計。如果在本地錄用畫原版畫的人，這對我可是個機會。
不過，《朝日新聞》的牌子實在是太大了，不知道會不會錄用像我這樣的人，首先，上面並沒有登出招人通告，我不知求誰好，又沒有這個路子。不過，我並沒有灰心喪氣。
我直接給報紙上登出來的分社社長H氏寫了一封信。對我來說，除了這樣做便再沒有其他辦法。
過了四五天，印有《朝日新聞》字樣的信封來了。我一邊推測著多半是拒絕我吧，一邊拆開信封，只見上面用鉛字寫著：關於來信所淡之事，請到本社營業部廣告股K氏處面談。並附言：如有作品，請帶來樣子。我對這封出乎預料的回信很是高興。
但我還是有些不安。到底能不能錄用，帶去的樣子能不能使對方滿意呢？直到去的那天，我畫了好幾張新廣告圖案，穿上唯一的一件西服，前去拜訪位於小倉東頭砂津的報社。
那是剛剛落成的新社址，圓型的建築後面連接著方型的工廠，建築是乳白色的，非常漂亮。我畏畏縮縮地推開大門，這座建築大都是玻璃。進去後，就像在室外一樣明亮。我向門衛說明了來意，他推開玻璃門，引我來到營業部裡面。櫃檯對面，靠裡擺了三排桌子。其中最中間那排的中間位置，有一位三十歲上下、留著整齊分頭的人接見了我，他就是廣告股的主任K氏。
K氏看了我的履曆書。當他盯著我可憐的學歷和職歷時，我已經洩了一半氣。 K氏拿著我蹩腳的原版圖案的原稿和印刷物，到在裡面的上司那裡去商量。他們倆在那裡悄悄商議。我掩飾著不安，環視四周，廣告股僅僅還有一個年輕職員，只有兩張桌子。現在與K氏說話的上司是Y氏，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營業部的次長。與廣告股相連的，是會計股的桌子。只有一個胖敦敦的、臉紅紅的主任和一個小個子科員。人員稀少。
不論觀察哪一位，他們每個人都穿著上等的西服。沒有一個人穿著像我這樣的、還是幾年前做的褪色的西服。在新落成的輝煌的建築中，我變得渺小了。這裡與骯髒的印刷店的廠房相比，簡直完全是兩個世界。
K氏終於回來了，他告訴我：“那麼，你從明天起，來吧！”由於太輕而易舉了，一瞬間，我有些迷惑。
慢慢地聽話音，才知道原來我不是入社，而是隸屬於報社，與報社訂合同，按原版畫的數量逐張付錢。也就是像我過去那樣——畫從普通的印刷店帶來的原版畫，領取畫費，這和過去沒有絲毫不同。
我擔心的是，報紙發行後能有多少主顧。一無所知的我，認為報紙廣告都是由報社製作的。據K氏說，大部分廣告是從大阪本社轉來的紙型，因此只需要畫地方的廣告，讓我幹這些就行了。但是，憑這些為數不多的東西，能保證我的生活嗎？我提心吊膽地去問，他們問我：“你在現在的印刷所裡掙多少？”我同答說：“大體上是日薪，月收入在四五十元左右。”K氏說：“拿這點收入不成問題。”
距二月十一日報紙發行日還有一個來月。我向工作多年的印刷店提出辭職。已故去的店主的遺孀四十歲左右，也許是因為店主很能幹，所以她生性慢騰騰的，總是盤著圓髮髻，坐在賬房。印刷所的合併問題正在進行，那時她正在考慮是決心停業還是合併，因此很痛快地同意了我的退職要求。我拜託她說：“今後要自己辦原版畫店，歡迎訂貨。”
那時，我家租借的房子只有兩間六疊的房間，里間父母住，我在靠小巷的這間屋裡的玻璃窗邊擺上桌子，開始繪各印刷所來訂的原版畫。儘管現在有活兒做，我仍然擔心日後沒有活兒乾。我從早晨工作到夜裡十一點鐘。那時，我二十八歲。
報社的工作漸漸多了起來。這與石版原版畫不同，是用墨在兩用紙上畫，畫壞的可以用白色塗改液。這一點要比石版原版畫省勁多了。
因為廣告主是地方的，沒有什麼大篇幅的廣告。大多是豆腐塊（兩欄五厘米高左右），偶爾也登一些地方的百貨商店、電影院等的廣告。不過，廣告上大部分空白都填滿了鉛字，凸版的部分不多，我的工作很輕鬆。
如K氏所說，月底，我要求得到的工資，足足比在印刷所時掙的錢多。而且，幸運的是，出於客氣沒有提出來的金額，K氏也適當地更改，給我增加工資。記得整兩欄左右的原版畫，大約得二元五角錢。其實也就是製作簡略的大標題，所以開始時拿這些錢覺得於心不忍。
但是，想來K氏是從大阪來的，他大概是參照著大阪同等的價格付給我的吧。況且，從報社來說，要是整兩欄的廣告，就會得到相當多的收入，所謂的圖案費是沒什麼了不起的。
那時還沒有廣告承辦店、專屬店，差不多全由報紙出售店來兼營。為教導現有的出售店，讓他們來開展新聞廣告介紹業務，社里還特別要了一些外勤員。當時所謂北九州，範圍包括小倉、門司、下關、八幡、戶鈿、若松、西日本包括福岡、熊本、長崎。出售店的店主們不知道徵集廣告的要領，K氏作為開拓者，相當辛苦。
但是，不久出售店也明白了要領，明白了比起賣報紙，廣告的手續費要有利得多，他們便開始認真地著手進行。後來，報紙出售店不斷停業，轉為廣告承辦店。
我的生活是：上午十一點左右去報社，要一張空桌子，展開兩面紙，從書包中掏出鳥嘴筆等工具和廣告畫顏色，描人家拿來的原稿。大約下午兩點工作結束後回家，再去畫不在家時轉過來的印刷所的原版圖。那時我的收入比例是報社三分之二，市內印刷所的工作作佔剩下的三分之一。
我好不容易實現了告別印刷工匠生活的願望，但仍然被不安纏擾著。這擔心是由於收入不固定造成的。報社方面，那時也開始企圖加強營業部，廣告股升格為科。傳聞說從大阪要大規模調來職員。那時，要是從大阪來了圖案設計員，我的工作就會終結。因為幾乎全部收入都依賴著報社，這也使我非常擔心。
報社的原版圖差不多都是急活。印刷所的活也是急的，但比不上報社的。只要幹報社的工作，不管怎樣都要被報社拴著。因此，市內的工作漸漸減少。這種情形又引起了我的不安。
一次，營業部主任大聲訓斥十二點過後才到來的我。他說，報社每一點鐘都是珍貴的，你既然幹這裡的工作，就必須排除一切，不誤時間，負起責任。這話說得誠然不錯，但我每天工作到深夜一點，第二天早上七點起來，好歹收拾一下印刷店的原版畫活，然後去上班，能十二點到達，已經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如果從本社來了圖案設計員，我失去了報社這方面的工作，我就必須重視市內的訂貨。在這樣的狀態下，我已經不知道以哪邊為主了。因此，我去問K氏，他說：最近大阪是要來一大批人，但沒有圖案設計人員，你就像現在一樣幹吧。原來如此。我下決心放棄了市內的工作。
報社地方版廣告越來越多。那時，日中戰爭發展著，國內被戰局所煽動。我不知道畫了多少次“祝皇軍進入北京”、“祝皇軍大捷”的版頭畫。
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五月，從大阪本部新來了許多人，分社社長、兩個次長、一個外勤主任、一個上版主任和幾個校列部的人。我也領了一張桌子，象《朝日新聞》的社員一樣每天上下班。廣告的稿件自然地增加了。
那時期，正值上海失陷，日軍進占南京，成立了冀東政權。得胜新聞接二連三。每逢有這種新聞，連地方也出一頁廣告。是所謂聯合廣告，這成了我一筆相當大的收入來源。
在技術方面，我也總算適應了新聞廣告。在此之前，K氏曾要我在版頭畫上使用噴霧刷色器。我便到福岡，買來一台手動式噴霧刷色器，使用這種機器，可以很好地掌握色彩的濃淡。當時這種機器已經大量使用，而我最初因為不習慣，相當地慌張。技術上，用海蘿在兩用紙上貼上薄薄的紙，用照片修正筆把薄紙的部分按圖形切開，在那上面加用噴霧器上的刷子來刷色。這海蘿不能太強，也不能太弱，很長時間我都不能隨心所欲。
我做了大約三年這個工作。這期間我的大女兒出世了。
報社的機構越來越大，人也增加了。一筆帶過這個時代，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我作了囑託（即特約人員），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才成為正式社員入社。
當時報社的社員身分，分社員、預備社員、僱員三個等級。大學畢業、經過入社考試的人以社員試用，也叫做練習生，過一年時間後轉為正式社員。預備社員是高等學校（舊制）或專門學校畢業的，經過同樣的入社考試進來的。中學（舊制）畢業的全是僱員。僱員也可以隨著年月晉升為準社員、社員。因此，練習生最初就受干部候補生式的教育。
我的身份——固定囑託，分預備社員待遇和社員待遇，我是社員待遇，到解脫囑記後，正式入社時，我才取得了社員的資格。
然而，當時的《朝日新聞》實行等級制，根據階別，待遇不一樣。例如，發薪日，社員和準社員是二十五日，僱員二十六日。在、或報社節日的集會時，只把社員、預備社員叫到禮堂，僱員沒有參加的資格。這不知勾起僱員的多少自卑感。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