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底，查良鏞進入《大公報》兩個月後，胡政之面對國共戰場上的激烈廝殺，感到前途迷茫，在兩極對峙的夾縫中，堅持中道而行的《大公報》生存空間越來越窄了。為保存《大公報》的事業，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帶著費彝民、李俠文等骨幹奔赴香港，籌備《大公報》香港版的複刊工作，經過五十天的埋頭苦幹，3月15日正式複刊。胡政之親筆寫下復刊詞，重申《大公報》是“民間組織，營業性質”，重申“文章報國”的初衷，“想代表中國讀書人一點不屈不撓的正氣”：
現在政治的不安，經濟的動盪，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現象。兩極端的政治思想熱烈地鬥爭著，相互激盪著，最受苦的，是愛好和平、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這些人的環境與中國民眾所處的地位正復相同。
他說：“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的《大公報》香港版，只是為了應付抗戰的臨時組織，這次復刊卻是希望在香港長期努力。”
港版的誕生，是胡政之和《大公報》最後的努力。當時港館急需一名電訊翻譯，原定張契尼，讓他在上海工作兩個星期，弄熟了即去，但他因太太臨產，去不了。楊歷樵徵求蔣定本、張美餘、查良鏞三人的意見，他們都表示“如果可能，最好不派我去”，一時僵住。張美餘已結婚，太太、孩子在寧波，香港離得太遠，那隻能單身的查、蔣二人之中去一個了。
查良鏞給海寧的父親和杭州的女友各寫了一信，徵詢意見，父親的回信是：“男兒志在四方，港館初創，正閱歷之機會。”女友的回信說：“既然報館中有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個短時期，我答應的。假使時間很長，我不肯！”他將此意跟楊先生說了，表示希望只去待一段時間。楊轉達許君遠，許又轉達王芸生，一一通過，王芸生對他說：“你去半年再說！”
赴港前夕，他去了一趟家鄉海寧，去了一趟南京，去了兩趟杭州。 3月29日，同事在南京路的報館為他餞行，尹任先為他買好了機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飛。
3月30日，帶著半年就回來的期待，帶著對陌生的香港的種種猜想，查良鏞登上飛往香港的飛機。人生中充滿了無數的偶然，他沒有想到此行將決定他一生的命運。
到了香港機場，下飛機時，沒有遇到報館來接他的人，他身上沒有一分港幣，還好同機來的香港國民日報社長潘公弼借了他十元港幣。他搭船過海，到報館報到。這是一支小小的插曲，四十多年後，他仍清晰地記得這一幕，寫下“南來白手少年行”的詩句。
當天中午，馬廷棟、李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煒文為他接風。他說：“一面送行，一面接風，我心中實在有說不出的苦。因為如此一來，一、在香港工作非特別努力不可；二、想要回上海的話總是不好意思出口也。”馬廷棟對他說，昨晚就已安排好了他今天的日程，中午吃飯，下午睡覺，晚上工作。
香港這座小島，在清道光初年被往來於零丁洋一帶的外國船員稱為“香港”之前，叫作“石排灣”或“赤柱”。 1841年，人口不過7450人，全部是漁民。
“英國經過鴉片戰爭而割佔香港……任何中國人在談論國事、關心民族前途之時，無不為之痛心疾首，認為是奇恥大辱。”查良鏞讀小學時就為此流過淚，如今這片土地就在他的腳下。
初到香港，他眼中充滿陌生和新鮮。 “香港有許多好處，風景真美，天氣真好。報館中工作雖多，但他們精神很好，另有樂趣。有太太的報館中供給房屋（略出少數租金）。廣東菜好。馬路上五花八門的洋貨多，派克筆絕非奢侈品。女人衣服奇花。”
寄一封信，郵資是六角港幣，等於國幣四萬八千元，客飯二元八角（相當於二十二萬元），理髮三元（相當於二十四萬元），看一場電影三元五角（相當於二十八萬元）。那時內地通貨膨脹，紙幣正在貶值。查良鏞說平生除看電影外無嗜好，現在除寫信外無義務。但每月一兩百元的收入，已有不勝負擔之苦。他告訴上海的同事，便宜的東西也有，西裝每套約一百七八十元，玻璃絲襪十一二元，固齡玉牙膏二元三角，橘子每個兩三角，麵包二角，牛乳四角。聽起來便宜，不過換成國幣也很嚇人。
香港的面積不過上海的五分之一，此時人口已達180萬，典型的“地少人多，競爭激烈”。那時，香港真正繁華的馬路只有兩條——德輔道和英皇道。和上海相比，經濟、文化、生活上都比較落後，城市建設比上海差好遠，甚至連杭州都不如。查良鏞就像從大城市突然來到一個小地方，甚至有到了鄉下的感覺。
但他很快就喜歡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誠直爽、重視信用、說話算數，他對他們產生了好感，覺得香港的人際關係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無漲價威脅”。 “共產黨來時不必逃難。可以學會廣東話，廣東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雙層電車。在街上沒有被汽車撞死的危險。出門買東西不必背皮包裝鈔票……”
他在《大公報》港版的工作和上海一樣，國際電訊翻譯兼編輯。到港一個星期，他給《大公園地》寫了一篇《來港前後》，介紹這裡的情況。港版初創，條件艱苦，一切簡陋，辦公室一小間，只有上海報館的資料室那麼大，白天經理部用，晚上編輯部用，“地方狹小，連辦公桌也擺不下”。晚上他譯稿時還要遷移兩次，因為午夜十二點吃稀飯，幾碟榨菜、鹹蛋總要有一個地方擺放。
宿舍在報館後面的山上，堅尼道的讚善里八號，橫街小巷，毫無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過的舊樓，樓高四層，四樓連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動空間。查良鏞住在四樓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點必須起來，因為即使自己不吃中飯，別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飯。 60歲的胡政之和他們年輕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他雖有一間單人房，一張床以外也僅能容一張書桌而已。每天胡先生必輕手輕腳經過查良鏞的床邊去盥洗室，其實多數時候查良鏞老早就醒了。
報館中年齡最大的是經濟版編輯謝潤身，人稱“老謝”，最小的是查良鏞，大家都叫他“小查”。因報館人手不足，故沒有休息日子，好在他年輕，一個人在香港，沒有休息天也不要緊。
距查良鏞到港不到一個月，4月24日夜，胡政之突然發病，膀胱膨脹，小便閉塞，27日，被迫離開香港飛回上海就醫。查良鏞在堅尼道宿舍門口看著胡先生離去……
1948年11月，國共之戰勝負將分，國民黨大勢已去，胡政之纏綿於病榻之上，主持《大公報》筆政的王芸生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在接到毛澤東親自邀請他參加新政協的明確信號後，王芸生於11月5日離開台灣，8日抵達香港。兩天后，他在《大公報》港版發表《和平無望》社評，標誌著香港《大公報》的左轉，這張曾經以“四不”方針、“文章報國”立身的民間報從此成了左派報紙。查良鏞在《大公報》工作的近十年間，大多數時光都是作為左派報紙存在的。
查良鏞一生都懷念幾位可敬的老大公報人，對胡政之、許君遠以及手把手教過他的楊歷樵心存感激。他們把畢生的心血獻給了新聞事業，是他辦報時常常想到的楷模。 “在《大公報》工作時，翻譯主任楊歷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譯的訣竅。報紙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輩同事許君遠先生都對我有提攜教導之恩。”他是幸運的，初入報界就遇上這些富有人格感召力的報界前輩。
楊歷樵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精通英、日、俄語，中文功底也很紮實，初在南開學校教英文，1927年4月進《大公報》。他最初是英文翻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開始執筆寫國際問題社評，先後在天津、上海、香港、桂林、重慶等地擔任《大公報》翻譯主任，被譽為中國報界兩位“翻譯聖手”之一。 1945年11月，《大公報》上海版復刊，他出任要聞版編輯兼翻譯主任，只知道埋頭實幹、苦幹，為人厚道，和藹可親，熱心扶植年輕同事，大家都叫他“老夫子”。他對查良鏞更有知遇之恩，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他先是任編輯主任，1949年起任副總編輯，1967年病逝於香港。
許君遠1928年畢業於北大英國文學系，先後在《北平晨報》、天津《庸報》工作，1936年《大公報》上海版創刊，他和徐鑄成同為相當重要的要聞版編輯。 1946年7月，他出任《大公報》上海版編輯主任，並主編內刊《大公園地》。
胡政之在1926年開創新記《大公報》的新事業前，做過三年舊《大公報》總編輯，他是中國第一個採訪巴黎和會的記者。從1926年到1949年，加上1916到1919年，他主持《大公報》先後27年，還創辦過國聞通訊社和《國聞周報》，終生以新聞為業，被外國報界視為報界鉅子。
正是在他們身上，青年查良鏞深深體會到了一個報人的理想、責任。香港《大公報》轉向不久，國民黨政權在內地全面崩潰，江山易主，一個陌生的紅色中國誕生了。 1949年1月，天津《大公報》改名為《進步日報》，5月25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新生宣言》，新記《大公報》的時代永遠結束了。此前，4月14日，61歲的胡政之在上海謝世。一星期後（4月21日），查良鏞在香港《大公報》發表紀念文章《聽不到那些話了》：
與胡先生相處只有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中，因工作、吃飯、睡覺都是在一起，這位偉大的報人對於一個年青的新聞工作者生活和學習上所發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無奇其實意義精湛的話來，現在卻永遠再聽不到那些話了。
港版初創，內容與“香港文化”似乎格格不相入。有一次吃飯時胡先生說：“報紙的任務是教育讀者，以正確的道路指示讀者，我們決不能為了爭取銷路，迎合讀者的心理而降低報紙的水準，歪曲真理。”
當胡先生病況漸深時，有一次與壽充一兄及我談起他的病因，他說：“我這病種因於少年時候，當時年青力壯，不論工作生活，一任性之所趨；現在年紀老了，當時隱伏的病根都發出來了，所以年青人決不可自恃一切拼得過，身體務須好好保養。”
一個下午，胡先生與謝潤身兄及我談到工作問題時，問及我本來學什麼，我說“外交”。他說：“外交不是根本的學問，以後當多看一點歷史與經濟的書籍。”這句話我依照做了，而且已得到很多好處。後來談到美國人，他說：“膚淺，膚淺，英國人要厚實得多。你不要看美國現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國必然沒落。這種人民，這種作為，決不能偉大。”近來看了一些書，覺得胡先生這句話真是真知灼見，富有歷史眼光。
去年，也是在這個季節，也是這種天氣，胡先生離開香港。我站在報館宿舍門口，看著他一步一步走下堅道的斜坡。臨別時他說：“再會。”我問他：“胡先生，你就會回來麼？”他說：“就會回來。”說了淡淡地一笑，我從這笑容中看到一種淒然的神色，我立在門口呆了許久，心中似乎有一種不祥的對命運無可奈何的預感。果然，他永不會再回來，這些話也永遠不會再聽到了。
謝潤身退休之後移民美國，活到百歲。對於胡政之“不出五十年，美國必然沒落”的預言，梁羽生說了一句不無玄機的話：“像胡政之這樣的智者，思想敏銳，論斷往往超前，預測失準，不足為病。天道周星，物極必反，只爭遲早而已。”
隔著淺淺的深圳河，到處是槍砲聲，孤懸南國的香港在英國治下，沒有直接置身大時代的天翻地覆之中。 1949年是條分水嶺，一個時代無可挽回地消逝。和香港嚮往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查良鏞為內地的政權轉移而興奮，他和幾位朋友約了當時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到太平山上茶敘，提出在香港辦一本雜誌，向海外宣傳“新中國”。這位負責人認為意見很好，答應向北京反映請示，但從此再無下文。
查良鏞先後在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東吳大學法學院學習過國際法，新舊交替，有很多值得分析的敏感問題，他嘗試用自己的外交知識、國際法知識對時事作出評論。當年6月間，他寫了一篇關於“承認”問題的文章，在《大公報》發表。
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體職工宣布起義，脫離國民黨。 11日，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衡陽鐵路局發表聲明，“前粵漢、湘桂黔及浙贛各區鐵路局所轄鐵路存港器材、物資、汽車、款項均為人民國家所有”。 14日，資源委員會駐香港全體員工宣布起義。台灣方面也派葉公超等人到香港處理這些財產，雙方發生爭執。 11月18日、20日，查良鏞的六千字長文《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分兩次在《大公報》刊出，他依據國際法知識——主要是英美法院的判例和英美法學家的著作，論證這些海外資產應當歸屬新中國所有。透過“國民黨反動派”“毛主席”“新中國”等用詞，不難看出他當時的立場。
他這篇略顯冗長的論文，在香港並沒有引起多大反應，譯成日文後，卻意外地得到當時還在日本的國際法專家梅汝璈的賞識。
梅曾擔任東京國際戰犯法庭中國首席大法官，參與過對戰犯東條英機等的審判，是一位享有國際聲望的國際法學家，當時還在東京。查良鏞的國際法論文引起了梅的注意，梅覺得這個青年人是可造之才。不久這位國民黨籍的國際法專家應邀回國，出任政務院外交部顧問。
梅汝璈發現新生的政權外交人才奇缺，具有外交和國際法方面專門知識的人才稀有，他想起了香港的查良鏞，便電邀他北上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連續從北京發來三封電報。這是查良鏞意想不到的。他青年時代的外交官之夢，雖然只是一個夢，卻一直藏在他的內心深處，梅汝璈的電報再次攪動了他的內心，他激動、興奮，帶著幾分神秘的嚮往。 “年輕人得到一位大學者的賞識，毫不考慮地就答應了。”
1950年，查良鏞向《大公報》辭職，滿懷著做外交官的希望，隻身北上來到北京。這是他第一次踏上這個歷朝故都，也是第一次來到北方。梅汝璈見到他也很高興，但他能否順利進入外交部工作不是梅先生這個顧問能決定的。梅建議他先去找周恩來的助手、外交部的實際負責人喬冠華（時任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主任）。他對喬冠華並不陌生，早年就在重慶《新華日報》上讀過喬的國際評論。 1946年至1949年，喬是新華社香港分社負責人，常以“喬木”的筆名在《華商報》上發表國際問題評論。 《大公報》左轉後，喬有時到《大公報》與他們座談，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他們算得上“熟識”。南京解放前夕，查良鏞在會上問喬：“喬木先生，將來全國解放後，香港和澳門問題怎樣處理？”喬用手指輕彈茶杯，想了一想說：“反對中國人民的，主要是美國政府。我們以後的重要工作，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據我個人看，香港的現狀是否保持，要看對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國帝國主義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但我們不能夠一下子將全世界所有的帝國主義者都打倒了。”喬冠華對香港前途的這番分析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查良鏞眼裡，喬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對自己印像也很好。他以為外交官之路已鋪在腳下，抱著滿心的期待。
想不到等待他的完全是另外的結局，喬冠華直言相告，北京確實需要他這樣的人，但外交部是一個特殊機構，政治要求很高，工作人員必鬚根正苗紅，能經受各種嚴峻的政治考驗。他的家庭出身按當時的階級劃分屬於地主，他本人又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上過學，這種背景使他不能進入外交部。喬主張他先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工作一段時期，將來再轉入外交部。
當外交官是他多年的夢想，他年輕時企盼周遊全世界，所以產生了這個念頭，高中畢業後他到重慶考取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戰後到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讀國際法，都與這個志願有關。喬冠華的一席話無疑給他當頭潑了一盆冷水，這是他第一次與紅色政權打交道，他清楚以他的出身背景已不可能圓外交官之夢。 “喬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覺得人民外交學會只做些國際宣傳、接待外賓的事務工作，不感興趣。”
查良鏞還找到了長期在《大公報》工作、時任外交部政策委員會秘書的楊剛，楊剛也建議他先去革命大學或人民外交學會工作。
他愈想愈不對勁，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樂觀。他的思想行為都已是“香港式”的，對共產黨也不了解，未必能入黨。而一個黨外人士肯定不會受到重視，恐怕很難有機會作出貢獻。喬冠華跟他說，如果他真心“為人民服務”，一定要入黨。當時他是很擁護共產黨的，可是又怕黨的“鐵的紀律”，經過一番思想鬥爭，他決定放棄。
外交官之夢斷了，他感到留在北京已無意義，於是辭別梅汝墩和喬冠華，返回香港。但他對喬冠華的尊敬依然，並無一絲怨言。二十多年後，時任外交部長的喬冠華以中國赴聯合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登上聯大講壇，查良鏞在《明報》發表過《喬冠華演辭有才氣》等社評：
喬冠華演辭的主要內容不脫中共一般文告聲明的範圍，但有一些說法卻具有個人風格，表現了獨特的才華。他是文人出身，以寫國際問題分析文章知名，這篇演辭中偶爾也顯露了若干他昔年文字中的光芒。
晚年回首，想起外交官之夢的破滅，他不僅不感到遺憾，反而覺得未嘗不是好事。他說這一生過得自由自在、隨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揮和官職的羈絆，行動自由、言論隨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對做外交官不再羨慕。
查良鏞重回香港，回到《大公報》做國際電訊翻譯和編輯，《大公報》內有地下黨員向新華社香港分社報告，請示如何對待他的去留問題。主持香港“愛國報刊”統一戰線工作的負責人說，大陸、香港來去自由，這樣的人才在香港別的報刊機構求之不得，我們當然要留為己用，由《大公報》領導決定就是。
1951年4月26日，查良鏞父親以“抗糧、窩藏土匪、圖謀殺害幹部”的罪名在故鄉海寧被處決。噩耗傳到香港，他哭了三天三夜。他少年喪母，此時又痛失父親，傷心了大半年。
當時，千千萬萬的人因“地主”這個階級定性喪失了生命。山東南下的解放軍進入海寧，查家是當地有數的名門望族，雖然歷經日本入侵之後已沒有多少產業，但要評為地主還是綽綽有餘的。查樞卿被定為“反動地主”，遭槍決，家產全部沒收。梁羽生的父親陳信玉也有相同的命運，在廣西蒙山縣被處決。
幾年後，查良鏞想起父親送他的一本書，在《聖誕節雜感》一文中說：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對這個節日從小就有好感……在中學讀書時，爸爸曾在聖誕節給了一本狄更斯的《聖誕述異》（AChristmasCarol）給我。這是一本極平常的小書，任何西書店中都能買到，但一直到現在，每當聖誕節到來的時候，我總去翻來讀幾段。
……
狄更斯每一段短短的描寫，都強烈地令人激動，使你不自禁地會眼眶中充滿了眼淚。 ……這本薄薄的小說中充滿了多少矛盾和戲劇、多少歡笑和淚水呀！兄妹之愛、男女之愛、父子之愛、朋友之愛，在這個佳節中特別深厚地表現出來。
喪父之痛、父子之愛，一直埋藏在他心底，儘管他表示，“這是大時代翻天覆地大動盪中極難避免的普遍悲劇”。
1985年7月22日（此前一個月，6月18日金庸被正式提名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浙江省海寧縣委、縣政府、嘉興市委統戰部、市僑辦聯合組織調查組，對三十多年前的查樞卿案進行複查，發現是錯案、冤案，由海寧縣人民法院撤銷原判，宣告查樞卿無罪，予以正式平反。 1988年，他親筆給浙江地方領導寫了一封“感激異常”的信：
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復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三十餘年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謹此奉書，著重致謝。
查樞卿被槍決後，顧秀英獨自撫養子女，備歷坎坷。 1958年，無柴無糧，她賣了所住的兩間老屋，被誣為“地主婆要反攻倒算”，遭到三天三夜毒打。回到家，她對臥懷痛哭的兒女說：“什麼苦我都能忍受，只盼著養大你們，有書念，對得起你們早死的父親。”
從此，查良鏞再也沒有踏進故鄉袁花的舊居一步，即使到了袁花鎮上，他也沒有回村里看過一眼，他熟悉的那個家早就不在了，那些書畫都失去了。他家的老屋本來是康熙年間建的，日本人毀了一部分，剩下的土改時被平掉了，再也不可能恢復了。現在的“舊居”是當地政府重建的，他說小時候住的老家不是那樣的。
他同父異母的弟弟查良楠留在海寧，一提起此事就滿眼淚水：“母親臨走前有遺言，希望我能見二哥一面，感謝他對母親的照顧。”多年來，良楠一直守著查家“舊居”，守著母親沉甸甸的囑託，守著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
弟弟妹妹推測，“父親的死仍是他心中不願觸碰的痛”。雖然查良鏞和他人提到此事都只是淡然地說，他的父親凋零於當時的運動風潮，他得悉後自然感到十分悲傷，但身為政論家，當以理智為先。當年隕滅的不只他父親，還有兩百多萬大小地主。在那個動蕩的時代裡，父親的死亡本質上與慘酷的國共戰爭中陣亡的一員普通將士並無二致。那實在是一場時代的悲劇。他在述說這段不幸往事時的冷靜令人驚訝。
查良鏞在《大公報》國際新聞版的同事對文學有興趣的，有蕭乾、袁水拍兩位前輩，有喜歡俄國文學、後來做過《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譚文瑞，他跟他們常談的是希臘悲劇等話題。悲劇家埃斯庫羅斯展現普羅米修斯偉大反抗精神的三部曲，喜劇家阿里斯托芬的戲劇都是他熟悉的。他認為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歌頌人對壓迫者的反叛精神的，而不是對壓迫者歌功頌德。在談電影時，他列舉許多希臘神話中神與凡人戀愛的故事。奧菲尤斯對妻子優裡狄加愛情的偉大，有著令人感動的深度。妻子死了，他傷心異常，決心到黑暗的冥府找她回來。這個高明異常的音樂家，他的豎琴能感動萬物，把冥王也感動了，許他妻子回到人間。然而他在冥府門口忍不住回頭望了一眼，他的妻子從此永遠消失了。神話中愛情的懇摯和音樂的魔力都很感人，主題卻是“人類不免一死”這個無可逃避的命運。
在《大公報》工作之餘，查良鏞著手翻譯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這部博大精深的歷史巨著不僅涉及錯綜複雜的歐洲歷史，還有對埃及、巴比倫、波斯歷史的深入分析，“因西洋史的修養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倫、波斯中亞的部分）而遇上困難時，就自行惡補而應付之，我把這些困難都當作是湯恩比（即湯因比）博士所說的'挑戰'。憑他當時的學力和英文水平，翻譯這部大書無疑是個挑戰。後來因工作需要，報館要他翻譯與中國革命戰爭、朝鮮戰爭有關的時事書籍《中國震撼世界》《朝鮮戰爭內幕》，《歷史研究》的翻譯就暫時擱下來了，這一擱就再也沒機會重新撿起來。”
後來他見到台灣出版的陳曉林的中譯本，譯筆流暢，“年輕時開始的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棄”。但他對湯因比的熱愛一生都沒有改變，“此後數十年中，凡是湯恩比的著作，只要買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來細讀，包括《文明受考驗》《戰爭與文明》《從東到西——環遊世界記》《對死亡的關懷》等書，以及他與池田大作先生《對話錄》的英文本”。查良鏞對中國歷史大勢的判斷，對中國文明的觀點都深深打上了湯因比的烙印。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香港《大公報》《文匯報》這些左派報紙“一般不用外國通訊社的稿件，特別是關於朝鮮戰爭的消息，更是拒用外電”。可是新華社的消息來得比較慢，為了及時報導戰況，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考慮辦一張“灰色”的晚報。 10月5日，《大公報》分出部分人力創辦《新晚報》，羅孚擔任總編輯。
1952年，查良鏞在《大公報》做了幾年國際電訊翻譯兼編輯之後，轉入《新晚報》做副刊編輯，當時的主要欄目有“下午茶座”“天方夜譚”“香港風情”“文化快餐”等，他主編“下午茶座”。他在《東南日報》和《時與潮》工作時就編過副刊，對琴棋書畫、音樂、電影、舞蹈等都有興趣，這個消閒性的副刊欄目正對他的胃口。他常常動筆寫作，這是他踏入報界後第一次大量寫作副刊文章，為此起了“林歡”“姚馥蘭”等筆名。他說，“姚馥蘭”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諧音，因當時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個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來寫影評，沖淡一下。筆名本身可雅可俗，而雅俗共賞正是他追求的目標。
查良鏞說自己本來是電影的門外漢，只是由於工作中要處理關於電影、戲劇的稿件，有時還要自己動筆寫，比如讀者就正在上映的影片來信，他就要撰文解釋，於是他開始每天如痴如狂地閱讀電影與戲劇的理論書，在很短時期內就變成了這方面的“半專家”。他說，他雖沒有實踐經驗，但理論方面的知識和對重要戲劇、電影的了解與認識，已超過普通的電影或戲劇工作者。從此，“即學即用”成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他的人以為他學問淵博、知識面極廣，其實，他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學，把“不懂”變作“稍懂”，從“外行”轉為“半內行”。
因為要寫影評，他幾乎每天都流連於電影院。從1952年到1957年，他寫了五年影評，大概每天看一部電影，看得最多、評得最多的是外國電影，如根據莎士比亞作品改編的《愷撒大帝》《王子復仇記》《奧賽羅》《理查三世》……當時，許多讀過這些影評的人，“都說文筆委婉，見解清新，是一時之選”。為了寫這些影評，他不斷地去看書、查資料，為了研究《愷撒大帝》等幾部莎士比亞戲劇的來源，他讀了對後世文學和歷史影響甚大的《布魯達庫英雄傳》，他認為沒有這部書，也就沒有莎士比亞的幾部重要戲劇。典雅華麗的英文，對他當時的英文程度來說太難了一點。他苦苦研讀，又是學英文，又是研究文學。
《秦香蓮》《紅樓二尤》這些內地電影，查良鏞同樣喜歡，並寫出了有滋有味的評論——
我在看影片《梁祝》的時候，首次感到心酸的是在“十八相送”；看，聽到董永唱“聽她說出肺腑言，倒叫我又是歡喜又辛酸。董永生來無人憐，這樣的知心話，我未聽見”這幾句話時，忍不住流下淚來。這兩場本來都是歡樂的場面，卻令人在喜悅之中受到極度的感動。我想，這因為在歡樂之中，也蘊蓄著真誠的深厚的感情，而這種感情使人流下淚來。因為真誠的友誼、純樸的愛情、受到憐惜時的感激，都會強烈地打動人心。
……強調的是人。七位仙女讚美世人，羨慕凡間的生活而把人間的漁樵耕讀都讚上一贊，這與歐洲文藝復興以後那些偉大的作品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讚揚人的品質，肯定人間的生活……
通過寫影評，他結識了不少電影圈中人。電影看多了，影評寫多了，他甚至動手寫起了電影劇本。 1953年，他將郭沫若的歷史劇《虎符》改編成電影劇本《絕代佳人》。
舞蹈也是查良鏞那個階段談得最多的，電影《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烏蘭諾娃跳的新婚翌晨分別的那場舞，《天鵝舞曲》中普萊列茲謝卡雅的一場雙人舞，《魔宮艷舞》中羅拔·海普曼把燭淚變成寶石時那瀟灑的轉身，《人情海潮》中摩娜絲拉臨死前的那場舞蹈，中國民間藝術團表演的《採茶撲蝶》《荷花舞》《劍舞和扇舞》，《歡樂的歌舞》中的《十大姐》等，都出現在他的筆下。 1953年，他到上海，看過“華東民間歌舞會演”的《採茶撲蝶》：“採茶姑娘手中拿一把扇子，這固然是撲蝶的用具，但也大大增加了飄逸之美。京戲中青衣的水袖，花旦手中的手帕，都是身體線條美的延展。這一點外國舞蹈中很少運用。”
查良鏞還專門跟一個英國老師學過芭蕾舞，結果被勒令退學。據說和他一起學芭蕾舞的還有左派電影公司的導演兼演員張錚，有一次他們在舞蹈室練舞，張錚與一位體胖的女學員共舞，要不時托起女伴，一不小心把手落在女伴的胸部，尷尬之下，手一鬆，女伴摔在了地上。英國老師大罵張錚，並指責中國人食古不化，跳舞都要講究男女授受不親。查良鏞為張錚感到不平，就站出來說話，英國老師大怒，把他倆雙雙趕出了舞蹈班。他學芭蕾舞不成，但在報館的一次文藝晚會中，他曾穿上工人服，大跳芭蕾舞。羅孚回憶說，儘管他的舞蹈在藝術上不合格，卻給同事留下了印象。
倪匡說查良鏞對古典音樂的造詣極高，隨便挑一張古典音樂唱片放出來，放上片刻，他就能說出這是什麼樂曲。查良鏞則說，在世界一流的音樂會與中國的平劇（即京劇）、民謠之間，聽平劇、民謠更接近自己的興趣，這多半與傳統有關。 “平劇是世界上最豐富亦最艱難的舞台藝術。在表現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說白，還有武功和雜技……舉目世界，沒有其他的舞台藝術能夠如此面面俱到，歌劇的女高音常是體態臃腫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會有演唱的禀賦或機緣。”當然，他也明白，“以平劇來表現人生常是將人生太定式化……較無法呈現真實的人生實境”。
1956年六七月間，中國民間藝術團到香港演出，轟動一時，查良鏞在《新晚報》發表一系列談歌舞、京劇的雜文，向海外觀眾解釋藝術團演出節目的內容，他自謙都是“急就之作”。當年10月，長城畫報社就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書名《中國民間藝術漫談》，署名“林歡”，定價一元四角，印了四千冊。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文集。此書分歌舞、京劇和電影三輯，收錄他的二十三篇文章，配上李流丹的速寫和張光亮的攝影。
為了配合演出和電影，這些文章都是當晚看戲、當晚就寫的，查良鏞說，事後校閱，“頗覺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學術上的深度”，“採用的是一種個人漫談、隨意抒發己見的形式”。董橋卻給了很高的評價，說他考證袁崇煥生平之類的重頭文章固然氣象萬千，“他筆下的一些'個人漫談、隨意抒發己見'的文字卻最為引人入勝”。例如《除三害》的開篇：
急鑼緊鼓中，幕里大叫一聲：“好酒！”一個神態豪邁、氣宇軒昂的豪傑跌跌撞撞地大步出台，袍袖一揮，四句西皮散板，只聽得：“醉裡不知天地窄，任教兩眼笑英雄”，台下彩聲春雷轟動。啊哈，真乃絕妙好辭，絕妙好戲也！
董橋稱這是“十足章回小說的筆調。這樣的文章，就算'缺乏學術上的深度'也不要緊；裹腳布似的學術論文到底是寫來拿學位混飯吃的。學問要能隨意化為漫談方才可觀”。
查良鏞評京戲《獅子樓》：
在戲裡，我們看到武松回家，發現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見嫂嫂外穿孝服，裡面卻穿紅衣。在原作中並不是這樣寫的，因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來寫潘金蓮怎麼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飾釵環，脫去紅裙繡襖，換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樓。但京戲只用外白內紅的衣飾，立刻鮮明而迅捷地表明內中必有姦情。事實上潘金蓮恐怕不會傻得在孝衣之中穿著紅裳，但京戲用了這誇張手法，很簡捷地表現了整個故事的關鍵所在。
“潘金蓮孝服底下的紅裳”令文章高手董橋大為讚歎。
註釋： 2000年第1期。關於他父親被處決的時間，他弟弟查良鈺回憶，“1950年我父親查樞卿被作為'反動地主'在家鄉受到鎮壓”。 《人物》2000年第7期，117頁。 ，148、149頁。 中藉用這個“不許回頭”，令狐沖在洛陽綠竹巷初遇任盈盈，一直隔簾交談，沒有見過她的容貌，綠竹翁一聲“姑姑”，讓他以為她是個德高望重的老太太，於是以“婆婆”相稱。
註釋： 2000年第1期。關於他父親被處決的時間，他弟弟查良鈺回憶，“1950年我父親查樞卿被作為'反動地主'在家鄉受到鎮壓”。 《人物》2000年第7期，117頁。 ，148、149頁。 中藉用這個“不許回頭”，令狐沖在洛陽綠竹巷初遇任盈盈，一直隔簾交談，沒有見過她的容貌，綠竹翁一聲“姑姑”，讓他以為她是個德高望重的老太太，於是以“婆婆”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