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晚報》時期，與同事陳文統等下圍棋成為查良鏞業餘的一大樂趣。陳是廣西蒙山人，生於1924年3月22日，1949年畢業於嶺南大學經濟系，有深厚的舊學根基，詩詞對聯無不精通。他們在《大公報》就是同事。 1949年夏天，陳文統經校長陳序經推薦，投考香港《大公報》翻譯，總編輯李俠文委託查良鏞做主考。他覺得陳英文合格，就錄取了，沒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們最初同在編譯組，翻譯英文電訊稿。幾個月後陳轉到副刊版，查仍在國際版（其間，他曾一度辭職北上）。 1952年，他們兩人先後調到《新晚報》編副刊，陳文統編的是“天方夜譚”版，在幹諾道123號樓下同一間辦公室。這段時間他們兩人交往最多，關係最密切。他們談得最多的是武俠小說，從還珠樓主的、白羽的到朱貞木的《七殺碑》……經常談得眉飛色舞。他們都認為，文筆是白羽的好，乾淨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對話言如其人；但《蜀山》內容恣肆汪洋，作者異想天開。談到書中的異派人物時，他們還會加上自己的不少想像，非常合拍。同室的陳凡、高學達等人武俠小說造詣遠遠不如他倆，通常插不上話，聽了一會兒，只好各自工作去了。
每天下午，陳文統會去買二兩孖蒸、四兩燒肉，以助談興，一邊飲酒，一邊請查良鏞吃肉，興高采烈。查不喜歡吃孖蒸和燒肉，有時只好開一瓶啤酒和陳對飲。那時，他們誰也沒想到不久以後，自己也會操筆上陣寫起武俠小說來。
他們還有一個共同嗜好就是圍棋，常在一起對弈，殺得昏天黑地。作家聶紺弩時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每天要寫社評，最大的興趣卻是找這兩個年輕人下圍棋。 “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興趣卻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數小時。”三個人旗鼓相當，有輸有贏，他們兩個經常聯手對付聶紺弩，殺得難分難解，從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時甚至下到天亮，聶紺弩乾脆就打電話給《文匯報》，說今天沒有社評。兩個棋迷在報上寫的“棋話”也互爭雄長，不相上下，深受棋迷歡迎。不同的是，陳文統圍棋、象棋都喜歡，金庸只愛圍棋。
1954年，香港發生一場轟動一時的武術比賽，太極派與白鶴派因門戶之見發生爭執，互不相讓，白鶴派的陳克夫向內地來的太極派吳公儀下戰書，以比武分高下，兩派掌門人簽下了生死狀。因香港禁止擂台比武，地點設在一水之隔的澳門。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響，至少有五千人赴澳門等候開場，不僅是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也成為當時報紙爭相報導的題材，《新晚報》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導。 1月17日下午，這場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門新花園拉開帷幕，兩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兩個回合就以吳公儀一拳擊中陳克夫致其鼻子流血而告終。但比武引起了難得一見的轟動，當天《新晚報》出“號外”報導比武結果，一上市即被搶購一空。
比武觸動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報紙宣傳工作的金堯如，他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既然市民對比武的興致如此高漲，何不趁熱打鐵，在左派報紙推出武俠小說連載，招徠讀者，擴大發行量呢？ 1949年以後，武俠小說以其荒誕無稽在內地被禁，但金認為，左派報紙如果能打破清規戒律連載武俠小說，必可吸引大量港澳讀者，以改變銷量的困境。他在新華社宣傳會議上提出以武俠小說吸引人民來接受“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建議，與會者均表支持。宣委會作出決定，由《新晚報》作為試點先去辦。當時《新晚報》的羅孚和《文匯報》的廖一原等都在座。
金庸與梁羽生對弈
此前，《新晚報》“天方夜譚”欄目連載唐人（嚴慶澍）的《金陵春夢》，“下午茶座”連載其另一部小說《人渣》，吸引了大量讀者，但從未登過武俠小說。 1月19日，即比武結束第三天，《新晚報》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出“本報增刊武俠小說”的預告。 20日，陳文統的就在“天方夜譚”開始連載了，署名“梁羽生”。這是梁羽生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標誌著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小說一共連載了7個月，在讀者中引起意想不到的熱烈反響，梁羽生一炮走紅，《新晚報》銷量看漲。
：故鄉傳說
從梁羽生的到，查良鏞都是忠實讀者，他從未想過自己也要上陣。 1955年2月初，羅孚和“天方夜譚”的編輯忽然向他緊急拉稿，說已連載完了，必須有一篇武俠小說頂上，而梁羽生顧不上，寫稿之責非落在他頭上不可。他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甚至連小說也沒有寫過，遲遲不敢答應。經不起他們的勸說，查良鏞只好答應了，打電話到報館，報了個題目，但從哪裡寫起，他還沒想好。
2月7日，發稿的日子到了，編輯派了一個老工友上門來等，在當夜九點前無論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則明天的報上就有一塊空白了。老工友觸發了他的靈感，他便從塞外古道上一個“年近六十，鬚眉皆白，可是神光內蘊，精神充沛”的老者寫起，先把這個工友打發走再說。所以他說，“如果我一開始寫小說就算是文學創作，那麼當時寫作的目的只是為做一件工作”。
2月8日，在《新晚報》的“天方夜譚”版開始連載，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1956年9月5日，共連載了574天。
“鏞”字拆成兩半就是“金庸”，他自稱“沒有什麼含意的”。金庸橫空出世，從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鏞。
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從1955年2月8日出場，這一年他已年過而立。雖然早就離開了故鄉，但故鄉在他的夢裡夜夜縈迴，母親、父親、兄弟姐妹，故鄉的風物人情、民間傳說深埋在一個漂泊異鄉的遊子心中。遙望江南，那是他永遠的愛和痛。 “如果你到過江南，會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楊柳與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這正是他落筆寫時的心境。當他寫下第一部武俠小說時，他想到的是遙遠而親切的故鄉，那裡有海寧潮、母親和從小熟悉的傳說。
故鄉一直流傳，乾隆皇帝本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雍正皇帝生了個女兒，用調包計換去了陳家的兒子，乾隆實際上是漢家的血脈，這傳說越數百年而不衰，從小銘刻在金庸的心裡。故事輪廓由此而來，從家國恨到兒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開。他對母親的思念情不自禁，陳閣老夫人的名字最初連載時叫“徐惠祿”，與他母親的名字僅一字之差，以後修改出版時改為“徐潮生”。
“我是浙江海寧人，乾隆皇帝的傳說，從小就在故鄉聽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說寫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歷史學家孟森作過考證，認為乾隆是海寧陳家後人的傳說靠不住，香妃為皇太后害死的傳說也是假的。歷史學家當然不喜歡傳說，但寫小說的人喜歡。”
乾隆在金庸的家鄉海寧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當地百姓。但金庸將乾隆皇帝寫得很不濟，他有時感到有些抱歉。他說，乾隆的詩寫得不好，本來也沒多大相干，只是小時候在海寧，後來在杭州，到處見到他的御詩石碑，心中實在反感，現在見到好多名畫，也到處是他的題字，不諷刺他一番，悶氣難消。寫到後面，他更是禁不住大發議論，說皇帝的話不可相信。這番話和小說的主線沒有多大關聯。
在《新晚報》開始連載的兩三個星期，反應平淡，沒有引起特別的轟動，刊載一個多月後，情況逐漸發生變化，曲折、起伏的情節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著讀者，他們一路追著讀下去。 1950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申報》做過編輯的董千里則說，“書劍”最初在報上連載時，他從頭到尾均未錯過，深佩作者之才，由此結識。
金庸收到大量讀者來信，幾乎每天都有，如果當天他擺了一個烏龍，次日的來信一定會多些，他寫到言伯乾與文泰來大戰，不經意用了“雙目如電”，此後三天收到七封信，都說言伯乾的一隻眼已被餘魚同射瞎了。有地址的讀者來信，他會陸續回复。
電影界的朋友、中聯公司總經理劉芳與太太天天爭著看《新晚報》上的連載，中聯很想把它改編成電影。緬甸仰光的讀者來信說，當地有好幾位說書人以“書劍”為壓軸，頗得聽眾的歡迎。海外有兩家中文報紙逐日轉載。
繼梁羽生之後，金庸將武俠小說推向又一個高潮，而且大有後來居上之勢，不僅在香港大有讀者，東南亞一帶也有很多人爭相閱讀。 “遊戲文字，居然有人喜愛”，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應羅孚只是試試而已。
有些讀者把書中的人物當真實的人那樣看待，真誠地為他們擔心，為他們抱不平。金庸說寫這書時，確是把自己當作了“紅花會”的一分子來設想，算是個小頭目吧。 “紅花會”群雄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水滸》的一百零八將，結局也有《水滸》的痕跡。在此之前，他從未寫過任何小說（讀大學時寫的《白象之戀》是應徵之作，他沒有算在內），下筆之時不知不覺會受到他從小熟悉的《水滸》影響，也受到許多外國小說的影響，有時干脆就在模仿，既有模仿的，也有模仿《水滸》的。丫頭餵陳家洛吃東西，就是抄的。
在的主角陳家洛身上，隱約可以看到近代以來兩個海寧籍歷史人物蔣百里、徐志摩的影子。金庸說海寧不出武人，即使是軍事學家蔣百里，也只會講武，不大會動武。他們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鬱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著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其實，在陳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這個虛構人物的身上，寄託了作者的某些理想。 “又要做讀書人，又要做革命首領，又要做政治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業，又重愛情，即使在感情問題上，愛姊姊還是愛妹妹也糾纏不清。”
（陳家洛）不是一個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許多知識分子的理想、抱負、幻想、幻滅，反映了他們的天真心態，可取之處與弱點。
從此，金庸——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讀書人，在經歷動盪亂世之後，獨自在異鄉通過武俠小說展開他對人性無限豐富的獨特理解。他的出現幾乎改變了武俠小說難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亂世情結
和金庸談論或寫信給他的人中，有銀行經理、律師、大學的講師，也有拉手車的工人；有七八十歲的老婆婆，也有八九歲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許多地方，它被作為電台廣播與街頭說書的題材。
受到的歡迎出乎金庸的意料，動筆之前，他從未想過將來要做一個武俠小說家。世事難料，刻意追求的不一定開花結果，無心插柳倒是柳成蔭。 1955年的一天，還在《新晚報》連載，劉芳和李晨風等電影界朋友在茶樓上談起，如果將這個小說拍成電影，應該怎樣拍，忽然想不起書中某個人物的綽號了，茶樓的女招待和鄰座的茶客紛紛插口進來告訴他們。
左派背景的《香港商報》創刊於1952年10月11日，標榜中立，最初以純經濟新聞為主，銷路狹窄，每天只有幾千份。第二年改為綜合性報紙，以娛樂性的副刊和本港新聞為主，1955年末，《新晚報》還在連載，《香港商報》副刊編輯李沙威就力邀金庸為他們的“說月”版也寫一部武俠小說，編輯的懇切態度使他難以推辭，就答應下來了。從1956年1月1日起，他的第二部武俠小說在《香港商報》連載。
他想起十幾年前在石梁讀高中的歲月，在中虛構了一個“石梁派”，女主角溫青青出生在石梁。衢州、石梁以及爛柯山的風光都是他熟悉的：
石梁離衢州二十多里，他腳步迅速，不消半個時辰就到了。石梁是個小鎮，附近便是爛柯山。相傳晉時樵夫王質入山採樵，觀看兩位仙人對弈，等到一局既終，回過頭來，自己的斧頭柄已經爛了，回到家裡，人事全非，原來入山一去已經數十年。爛柯山上兩峰之間有一條巨大的石梁相連，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當地故老相傳是神仙以法力移來，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依稀就是石樑的春天：
兩人緩步向後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樹木蔥翠，四下里輕煙薄霧，出沒於枝葉之間。良夜寂寂，兩人足踏軟草，竟連腳步也是悄無聲息。將到山頂，轉了兩個彎，一陣清風，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滿坡盡是紅色、白色、黃色的玫瑰。
他當年所見的也許不是玫瑰，只是滿山五顏六色的山花。
的歷史感很強，政治性極濃厚，崇禎皇帝、李自成、皇太極都出現了，只是主角袁承志的形像有點單薄，人物性格的挖掘和感情的刻畫都不夠，文學性不如前一部作品。金庸對此很不滿意，隨後作過兩次大的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
許多平民在亂世中流離的情節，無疑有金庸自己的人生經歷、生命體驗。到1956年12月31日，連載了整整一年，袁承志面對易代的大動盪、大變化，最終選擇到南洋一個海島開始新生活，有人說，這是對千千萬萬人逃入香港的隱喻。袁是從護送大砲進京的葡萄牙士兵那裡得知有這個島，他們給了他南洋島嶼的地圖，“你們與其在這里辛辛苦苦地打仗，不如帶了中國沒飯吃的受苦百姓到那島上去”。袁承志心想，你這外國人心地倒好，只是不知我們中國地有多大，億萬之眾，憑你再大的島也居住不下。這個情節出現在1956年9月5日那一段。當時許多香港人與袁承誌有著相似的命運，小說中歐洲人幫助這些流亡者找到這個島，似乎也暗示了香港的處境。 1945年二戰結束時，香港不足60萬人口，1949年前後，政局劇變之際，大批移民進入，到1950年春天人口已猛漲到230萬。的很多讀者就是在這期間來香港的。
1956年9月5日，在《新晚報》連載結束，當天預告：“我們已約得武俠小說名家百劍堂主為撰《風虎雲龍傳》，日內開始連載。”
“百劍堂主”是陳凡的筆名，他給梁羽生的題詩，為金庸的單行本賦詞時則署名“中宵看劍樓主”。金庸也在當天的“天方夜譚”致各位讀者，說“百劍堂主是一位著名作家的筆名，單行本第一集的那首《滿庭芳》詞就出於他的手筆。堂主文采風流……”
陳凡生於1915年，比金庸、梁羽生年長，早在1941年春天，他們還在高中求學時代，陳凡就已進入《大公報》，先後做過記者、採訪主任、副總編輯等，決心以《大公報》為終身事業。 1947年5月31日，他在廣州採訪中山大學學生罷課遊行的新聞而被捕。同事唐振常說他是《大公報》當年的名記者，走南闖北，寫下了許多受人歡迎的通訊。他早年熱衷新詩，中年以後改寫舊詩詞，“嬉笑怒罵，哀思激烈，亦莊亦諧，可歌可泣”，錢鍾書罕見地為他的《壯歲集》作序。
陳凡詩詞、書法、文章都好，但他把詩詞格律、國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俠小說上就不大合適。 《風虎雲龍傳》從1956年9月9日開始連載（一直到1957年7月29日），大概沒引起什麼反響，從此不見他再寫武俠，卻和金庸、梁羽生一起被報館同事戲稱為“三劍客”。
10月22日，《大公報》的“大公園”副刊刊登一則預告：
陳凡為題寫的詞
：自梁羽生先生的，金庸先生的，百劍堂主的《風虎雲龍傳》等武俠小說在本港各報連載後，大受讀者歡迎，成為武俠小說中一個新的流派。現在我們約得這三位作者給“大公園”用另一種筆法撰寫散文隨筆，日內刊出，敬請讀者們注意。 ——編者
“三劍樓隨筆”專欄誕生。 10月24日，喜歡電影的金庸為“三劍樓隨筆”開篇寫的是《與小說》：
你或許是我寫的或的讀者，你或許也看過正在皇后與平安戲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這部影片是講一位美國歌唱家的故事，和我們的武俠小說沒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們這個專欄卻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的，所以今天我談的是一部電影。也許，百劍堂主明天談的是廣東魚翅，而梁羽生談的是變態心理。這一切相互之間似乎完全沒有聯繫，作為一個隨筆與散文的專欄，越是沒有拘束的漫談，或許越是輕鬆可喜。
後來他們也是這樣做的。金庸談電影、書畫、音樂、舞蹈，也談圍棋、象棋、民謠、謎語，談文學、歷史、宗教，也談京戲、攝影，甚至圓周率，信筆所至，範圍很廣，顯示了廣泛的興趣。
談電影是金庸的家常便飯。香港當時上映一部美國電影《無比敵》，根據美國作家赫爾曼·麥爾維爾同名小說（一譯）改編，原作曾被英國作家毛姆推為十部最偉大的小說之一。觀眾看了電影卻覺得併無出色之處，表示失望與困惑。 12月1日、5日，金庸接連發表《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好處？ 》，分析電影只是有小說的情節，卻失去了小說的精神，關鍵是沒有深入小說主角亞海勃船長的靈魂深處，而要深入他的靈魂深處，首先得走進作者麥爾維爾的靈魂深處。
有關棋藝的話題為金庸和梁羽生津津樂道，幾乎佔了“三劍樓隨筆”八分之一的篇目。酷愛圍棋的金庸在中就有對棋局的描寫，也有弈棋的情節。 1956年12月8日，他發表《歷史性的一局棋》，以白描手法勾勒了1933年在日本舉行的一場中日圍棋賽，一方是19歲的中國棋手吳清源，另一方是60歲的日本頂級高手本因坊秀哉。這局棋斷續下了三個半月，一局既終，秀哉好不容易勝了一子（兩目）。他字字平實，卻以短短一千多字將這驚心動魄的一幕寫出來了。董橋讚許他“對文字的運用，已到極純熟的地步”，此時即已初露端倪。
有些話題是三人都談，嗜聯的梁羽生寫了一篇《閒話怪聯》，百劍堂主寫了一篇《吟詩作對之類》，金庸接著寫了一篇《也談對聯》，從許多熟悉的對聯談起，還談到百劍堂主的一聯：“偏多熱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痴。”金庸很喜歡這聯，百劍堂主用宣紙寫好，金庸請荷里活道一家裝裱店裱好，掛在他當時租住的斗室中，不覺雅氣驟增。梁羽生髮表《數學與邏輯》，幾天后，金庸發表《圓周率的推算》。
三人輪流執筆，每天一篇，從文史掌故、名人逸事到琴棋書畫、詩詞聯謎、神話武俠、歌舞影劇，上下古今，無所不談。專欄持續了三個多月，到1957年1月30日，共寫了84個題目，大約14萬字。如果不計百劍堂主寫的“結語”，三人各寫了28篇，每篇之後，都有作者的手寫體簽名。
在這些並不高深的隨筆中，蘊藏了三個讀書人的中國情結。他們脫離故土，在香港這個小小的避風港，驚魂未定，心懷故國，文化成為一種安慰。當年5月，香港文宗出版社出了單行本，和報紙上首發時有所不同，篇目次序有所變化，百劍堂主刪去了他認為已失去價值的一篇，一些讀者來信作為附錄收入，標題偶有改動，每篇篇末原來的手書籤名則改為（百）、（羽）、（庸）字樣。單行本前面有百劍堂主執筆的《“正傳”之前的“閒話”》：
當初，編者叫我們每人來一個專欄，輪流刊登，但金庸說，不如三劍俠一齊出馬，更可以互相壯膽。大家不待商議，立表同意。後來對鏡自熱，竟發現除各自手中有一支筆之外，“俠”氣實在並不頂多，乃在定這個欄目名字的時候，還我“樓”來，送將“俠”去。至於那個“劍”字，則只作為對自己的一種鼓勵，因為報紙為正義事業而前趨，我們也希望自己的一支拙筆，能夠略效微勞罷了。
1997年9月30日，百劍堂主因心髒病猝發在香港去世，1987年移居澳大利亞的梁羽生在萬里之外寄詩哀悼，刊登在他們當年共寫的《大公報》“大公園”副刊：
三劍樓足證平生，亦狂亦俠真名士。
卌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邁俗流。
金庸從《新晚報》調回《大公報》，不再做國際電訊翻譯，而是做“大公園”副刊編輯（梁羽生接替他編“下午茶座”），以“姚嘉衣”等筆名發表影評。當年給“大公園”投稿的子禎回憶：“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原來當時主編'大公園'的，是影評高手'姚嘉衣'，也即是後來鼎鼎有名的武俠小說家金庸。我當時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查良鏞。我跟查先生見過面，他叫我多寫些有關影劇的短評給'大公園'。”
1947年出生的《大公報》子弟高潔（父親是金庸在《大公報》的同事高學逵，主編娛樂版）回憶起“上海口音的查良鏞叔叔——金庸”和“廣西口音的陳文統叔叔——梁羽生”：
小學三四年級，揣了薄薄的勸捐簿，為旺角勞工子弟學校籌款。二位大俠統統被我這孖辮小女孩打過秋風，掏出一元幾塊來。儘管金大俠聲威煊赫，我還是不避“我的朋友胡適之”之嫌，喊一聲“叔叔”。腦海中他一定比我父親年輕，皆因喊他“小查”。 ……
五樓設有小賣部，餓了，可以來一杯熱奶茶，吃件牛油多士。我妹妹最愛吃櫻桃紅果凍，淋上煉奶，香甜無比。查叔叔走過，逗她：“媽咪請吃啫喱呀！”
從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報》（包括《新晚報》）前後度過了十年，從上海到香港，從電訊翻譯到副刊編輯，幾乎跨越了整個青春時代。他在這裡開始武俠小說創作生涯，《大公報》給他提供了一個舞台，他一生事業的根基都在這裡奠定。提攜、教導過他的幾位《大公報》前輩楊歷樵、胡政之、許君遠，令他一生懷念。每次說起《大公報》，他總帶著許多感慨——
當時在中國它是最有地位（但銷數不算很多）的報紙，對輿論也很有影響力。我從學生時代起就很喜歡這樣一份報紙。後來到香港，我也在《大公報》服務。但後來它改變路線，和過去的傳統完全斷絕。
從金庸後來辦《明報》的價值取向看，他顯然認同胡政之時代《大公報》的文人論政作風。香港《大公報》已不是當年獨立的民間報，而是一張不折不扣的左派報紙，政治色彩越來越濃，生性自由、喜歡獨來獨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熱情漸漸消失。
1957年夏天起，內地形勢驟變，反右運動呼嘯而來，千千萬萬知識分子落入“陽謀”陷阱，並波及香港，《大公報》的言論尺度也跟著內地局勢的變化而變化，思想控制明顯比過去加強，報館的氣氛和金庸的個性越來越不合拍。
當年冬天，“大躍進”波瀾初起，在《大公報》版面上就有體現。 12月3日，頭條大字標題報導，在十年至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生產力超過英國。 12月18日報導，根據近年增產速度，我國煤、鋼產量十五年內定超英國。同時報導，“全國六十五縣市糧食增產指標提前十年到達”。金庸覺得《大公報》老講假話，畝產多少萬斤都是假的，他到廣東看過。
10月5日，《新晚報》七週年報慶時，金庸發表《談批評武俠小說的標準》，就引用了偉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的話，“現實主義除了細節的真實之外，還要正確地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受當時內地意識形態影響頗深，對那套流行話語並不陌生。他說：
我在《大公報》前後十年，馬列主義的書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我屬於工作上有些成績的人，開小組會討論時，我是組長。但我覺得他們的管理方式與我格格不入。
我們只能從他簡單的話中體會他當年的心境，“我離開左派報紙，是因為那裡不能發表反對當時'大躍進'錯誤路線的意見，這實在太違反我作為新聞工作者的本意”。
金庸感到很難再留在《大公報》。董千里與他相識、相交多年，對他十分了解，在董眼中，“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謙謙君子”。他多次自稱個人主義者：“所謂個人主義，是相對於集權主義或國家主義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當權者假借國家的名義，宣稱為了國家或公眾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他們認為國家高於一切，個人必須為國家而犧牲。所謂國家高於一切，就是政府高於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權之人高於一切，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個人主義者某種意義上，其實便等於是人權主義，也就是民權主義。”這是他對“個人主義”的理解。
1957年冬天，他辭職離開《大公報》，他記得離職前支的是“四等十三級（或四等十四級）”的薪水，並不是高級職員。
在金庸決定離開之前，在迷惑與苦悶中，同事週榆瑞對他也不無影響。週榆瑞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在西南聯大做過英文老師，在英國、美國駐華情報機構做過翻譯，1946年進入上海《大公報》，采寫過國共和談、馬歇爾七上廬山、胡宗南攻占延安等重要新聞，受到周恩來賞識。 1949年他南下香港，繼續在《大公報》做記者，並以“宋喬”的筆名在《新晚報》連載《侍衛官雜記》，因揭露蔣介石而受到讀者關注。在左派眼中，週卻是“外紅里白的紅蘿蔔”。 1952年1月10日，港英當局將司馬文森、馬國亮等八人押解出境，這八人都是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骨幹，他們的政治身份在內地也是不公開的，連同事都不了解。上海、廣東公安部門偵查認定是周提供的情報線索，報經公安部決定清除隱患，由上海大公報社發出通知：“本社在港人員輪流回上海學習。”週榆瑞一回到上海即被收審，以“英國間諜”罪名兩度關押，出獄後任北京外語學院教授，仍受公安部門監管，到1957年才獲准回到香港《大公報》。
他倆過去就相處得很好，這次週榆瑞回來，兩人幾乎無話不談。週的遭遇對金庸選擇離開不無影響。他提出辭職後，《大公報》負責人數次挽留，但他去意已決。
當時，繼之後，金庸的正在《香港商報》連載。武俠小說雖然給他帶來了一定的名聲和收入，但他從未想過要做一個職業作家。
註釋： ，37頁。 。 ，201—202頁。 ，117頁。 ，1—2頁。
金庸與梁羽生對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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