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美國歷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段揭幕了。一場無妄之災降臨好萊塢。
美蘇聯盟破裂，紅色恐慌席捲全美，野心勃勃的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意識到這是一個出人頭地的好時機。有一天，他宣稱陸軍部隊裡有共產主義分子。
人們問他：“有多少呢？”
“幾百人。”
一石激起千層浪。麥卡錫成了各家雜誌的封面人物，登上了各地報紙的頭版。
隨後他又聲稱，海軍和軍工企業裡也有共產主義者。他每接受媒體採訪一次，這些數字就會改變一次——不斷地往上攀升。
J.帕內爾·托馬斯和一小撮議員成立了調查委員會，號稱眾議院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委員會首先便拿好萊塢的一些編劇開刀，指控他們是共產黨員，在劇本中宣傳共產主義，還傳喚證人去華盛頓參加聽證會。
麥卡錫聲名日隆，行事也越發肆無忌憚。很多人被無端地指認為共產主義者，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還失去了工作。軍工企業及其他行業也受到了委員會的調查，不過好萊塢最受公眾矚目，委員會就借勢大做文章。
那些作為證人受到傳喚的編劇、製片和導演面臨著三個選擇：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人並指認同夥；否認自己是共產黨人；拒絕表明立場，這樣他們就要面臨監禁的危險。委員會行事冷酷。他們堅稱，一旦受調查者承認了自己的共產黨人身份，就必須指認同夥。
有十位編劇拒絕回答委員會的提問，旋即被送進監獄。與此同時，有三百二十四位娛樂圈人士上了黑名單，數百個人失去了事業和前途。
在好萊塢，電影公司的頭頭腦腦們召開了秘密會議，討論如何以最穩妥的方式應付眼下這一關。他們發表了一項公告，稱他們不會再僱用共產黨人。這就是長達十年的黑名單的肇端。
RK0掌門人多爾·沙裡公然宣稱，如果公司僱用那些被指控為共產黨人的編劇，他便馬上辭職。此後不久，委員會點了RKO一位編劇的名，沙裡便將他辭退了。編劇協會的人被激怒了。沙裡請求眾位編劇給他一次機會，讓他解釋自己目前的處境。協會禮堂裡濟濟一堂。
沙裡說：“我想提醒各位，我本人也是一位編劇。我當初就是從一名編劇起步的。我知道你們很多人都希望，當他們命令我解僱某位編劇的時候，我就從RKO辭職。我之所以沒有這麼做，是因為我認為如果我繼續留在RKO，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來保護諸位。”
這句話讓他大失人心。他這番自我辯白招致現場一片噓聲，會議草草收場。
這段非常時期裡某一天的早上，公司的高級主管、也是尼古拉斯·申克的親戚馬爾文·申克把我叫去了他的辦公室。沒人確切地知道這位仁兄到底是做什麼的，不過有傳言說，有人每週給他三千美元，讓他盯著窗外，看到有冰川朝公司移過來就拉響警報。
馬爾文年近五十，一個已經謝頂的小個子，有一股子企業家的魅力。
“坐吧，西德尼。”
我坐了下來。
他看著我，語氣中帶著責備：“昨晚你在編劇協會會議上是不是投了阿爾伯特·馬爾茲的票呀？”
頭天晚上我們召開過一次會議，選舉新的董事會。這是個封閉會議，可我當時被他一下問蒙了，都沒想起來質問他是如何得知我投票給誰的。
我說：“是的，我投了他一票。”
“你為什麼要投票給馬爾茲呢？”
“我看過他的小說《西蒙·麥吉文之旅》，寫得很優美，協會董事會需要一位像他這樣優秀的編劇。”
“是誰讓你投票給他的？”
我生氣了，“沒有人讓我投票給他，剛才我已經跟你說了我投票給他的理由。”
“肯定是有人叫你投他一票的。”
我提高了嗓門：“馬爾文——我剛才已經說了，我投他的票是因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作家。”
他仔細看了看面前的一張紙，隨後抬起頭來，“過去這幾周里，你是不是在公司裡給好萊塢十君子的孩子募捐了？”
這句話讓我徹底失去了控制。他說得沒錯，我先是自己捐了錢，然後又在公司裡募捐，好關照那些父親身陷囹固的孩子們。
我很少會發脾氣，不過不發則已，一發便不可收拾。
“我有罪，馬爾文。我不該這麼做，讓那些該死的小孩子餓死算了。既然父親進了監獄，孩子就活該吃不著東西。讓他們都餓死算了！”我已經在咆哮了。
“冷靜，”他說，“冷靜。我想，你還是先回家，盡量回憶一下是誰讓你投票給阿爾伯特·馬爾茲的。明天再來見我吧。”
我氣沖沖地走出他的辦公室，感覺自己很受傷，剛才這種侮辱簡直無法容忍。
當晚我徹夜未眠，在床上輾轉反側，最後終於做出了決定。上午九點，我又來到了馬爾文·申克的辦公室。
我說：“我不干了。你可以把我的合約撕了。我不想在這里幹了。”說完我就往門口走去。
“等一下。不要這麼草率嘛。今天早上我跟紐約那邊談了。他們說，如果你簽字聲明自己不是共產主義者，從未加入過共產黨，這整件事就算過去了。”他遞給我一張紙，“你簽嗎？”
我看了看那個聲明，開始冷靜下來。我說：“好吧，因為我本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從來都不是。”
這真是一個莫大的羞辱，不過跟那麼多無辜的人在那段時期的經歷相比，也就不算什麼了。
我有幾十位才華橫溢的朋友就此失去了在好萊塢工作的機會，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們。
1948年2月，奧斯卡獎提名名單公佈了。我憑《單身漢與時髦女郎》一片跟其他四位編劇一起獲得了提名。同事、經紀人和朋友紛紛向我表示祝賀，不過有件事只有我一個人清楚：我是不可能最終獲獎的。 競爭對手的那些片子部部都是紅得發紫，有卓別林的《殺人狂時代》，還有《雙重生活》、《靈與欲》以及那部外國大片《擦鞋童》。能獲得提名就已經讓我備感榮耀了。我好奇的只是，他們當中誰會是最後那個幸運兒。 我接到多娜·霍樂薇的電話，她祝賀我獲得提名。我和多娜已經成了好朋友，經常一起去看電影、聽音樂會。她是個很有意思的同伴。 奧斯卡頒獎禮那天早上，多娜打來了電話。最近她離開了威廉姆·莫里斯事務所，去哥倫比亞公司當了哈里·科恩的私人助理，我覺得科恩真是太幸運了。 多娜問我：“準備好去頒獎禮了嗎？” “我不想去了。” 她似乎震驚不已，“你說什麼？” “多娜，我是不可能獲獎的，那我為什麼還要坐在那裡發窘呢？” 她說：“要是每個人都像你這麼想，那就沒有人會去領獎了。你必須去。你覺得呢？” 我想了想。去當個好觀眾，為勝者鼓掌又有何不可呢？ “你願意跟我一起去嗎？” “當然願意。我希望看著你站到舞台上。” 第二十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在神殿禮堂開幕了。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視轉播，不過會通過ABC公司的兩百個廣播站和軍隊廣播網向聽眾播報。禮堂里人頭攢動，我和多娜找到座位坐了下來。 多娜問我：“你緊張嗎？” 答案是“不”。這個夜晚不屬於我，屬於一位能得奧斯卡獎的其他人。我只是一名看客，沒理由緊張的。 儀式開始了。獲獎者陸續走上台去領獎。我靠在椅背上，身體放鬆、心情愉悅。 終於，要宣布最佳原創劇本獎了。出演過多部音樂劇的影星喬治·墨菲宣布：“得到提名的有……亞伯拉罕·鮑倫斯基，《靈與欲》……魯斯·戈登、賈森·卡林，《雙重生活》……西德尼·謝爾頓，《單身漢與時髦女郎》……查爾斯·卓別林，《殺人狂時代》……塞吉奧·阿米蒂、阿道爾夫·弗朗內、塞薩·吉烏里奧·維奧拉、塞薩·扎瓦蒂尼，《擦鞋童》。” 隨後他打開信封，“獲獎者是……西德尼·謝爾頓，《單身漢與時髦女郎》。” 我呆坐在座位上。稍微有點頭腦的獲提名者都會準備一個講話稿以備不時之需。我卻什麼也沒準備，什麼也沒有。 喬治·墨菲又說了一遍我的名字：“西德尼·謝爾頓。” 多娜捅了捅我：“快去啊！” 我站起身，神思恍惚地在觀眾的掌聲中踉蹌著走向舞台。我走上台階，喬治·墨菲過來跟我握手。 “恭喜！” “謝謝。”我努力擠出了一句。 喬治·墨菲說：“謝爾頓先生，為了科學、為了後代，您願意跟我們分享您的創作經歷嗎？” 我怎麼能什麼也不准備呢？隨便準備點什麼也好啊！ 我直愣愣地盯著他：“呃——啊——我回到紐約的時候，那兒有很多——你知道——時髦女郎，她們給了我靈感，我覺得拍一部關於她們的電影也不錯。然後，我——我就有了構思。”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怎麼能說出這麼傻的話，覺得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白痴。最後，我終於集中起足夠的精神，向諸位演員和歐文·里斯表示了感謝。我想到了多爾·沙裡，猶豫著是否要提到他，他做過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我對他很是惱火。不過話說回來，他的確參與了影片的拍攝。 “……和多爾·沙裡。”我補充道。我終於領完了獎，又踉踉蹌蹌地走下了舞台。 我回到座位之後，多娜說：“太棒了。你有何感想？” 有何感想？我感覺前所未有的消沉，我感覺自己好像是搶來了一件本應屬於別人的東西，感覺自己是個冒牌貨。 典禮在繼續，不過在那一刻之後，舞台上的一切都變得模糊。羅納爾德·科爾曼正舉著小金人在談《雙重生活》，洛蕾塔·楊在為《農家女》感謝每一個人。每一個人似乎都沒完沒了，永無止境，我卻等不及要離開這個地方了。在這個本應是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我卻一心想著自殺。我想：我得去見心理醫生，我肯定出問題了。
我去了賈德·沃爾默醫生那裡，以前找他做過心理諮詢的一位朋友跟我推薦了他。我知道娛樂圈有很多人都是他的病人。 沃爾默醫生是個大個子，待人真誠，一頭銀灰色頭髮，一雙富有洞察力的藍眼睛。 “謝爾頓先生，有什麼我能幫你的呢？” 我想起了在西北大學我爽約的事情。 我老實說道：“我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來見我呢？” “我有一個問題，可又不知道問題的癥結。我在米高梅有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能掙很多錢，幾天前還獲得了奧斯卡獎，我……”我聳了聳肩，“可我就是不快樂，非常地消沉。我向著目標努力奮鬥，而且很成功，可是……其實卻並沒有目標。” “我明白了。你經常感覺消沉嗎？” 我說：“有時候，不過每個人不都是這樣的嗎？我也許是在浪費您的時間。” “我有的是時間。跟我說說過去讓你消沉的一些事情吧。” 我回想起過去那些本應快樂我卻倍感憂傷、本應憂傷卻歡欣無比的時刻。 “呃，我在紐約的時候，一位歌曲作者叫馬克·里奇的……”我開始講了起來，他靜靜地聽著。 “你想過自殺嗎？” 阿富勒莫藥雜店偷來的安眠藥……你阻止不了我的，就算你現在阻止了，明天我還是會自殺的…… “有過。” “你覺得自尊受損？” “是。” “你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是的。” “你覺得自己不該有現在這樣的成功？” 他真是太了解我了，“是的。” “你覺得自己很不稱職，還有負罪感？” “是的。” “對不起。”他探身按下了一個內線的鍵，“庫帕小姐，告訴下一位病人時間往後延一下。” 我渾身一陣寒意。 馬爾默醫生看著我，“謝爾頓先生，你得的是狂躁抑鬱症。” 我真討厭這個詞的發音，“這意味著什麼呢？” “這是大腦中有一部分極度狂躁及抑鬱的末梢，導致情緒的大起大落。感覺就像在你跟外界之間隔了一道簾子，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你是一個冷眼旁觀一切的局外人。” 我覺得口乾舌燥。 “有多嚴重呢？”我問他。 “狂躁抑鬱症可以對人帶來毀滅性的打擊。美國有這種症狀的至少有兩百萬人，就是說每十個家庭就要出一個。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搞藝術的人特別容易得這種病，比如說，文森特·凡·高、赫爾曼·梅爾維爾、埃德加·艾倫·坡，還有弗吉尼亞·伍爾芙。” 我並沒有感覺好些，他們得病是他們的事。 “要多久才能治愈呢？”我問他。 長久的沉默，“無法治愈。” 我慌了神，“什麼？” “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用藥物控制病情。”他遲疑著說。 “問題是有時候藥物會有副作用。大約每五個狂躁抑鬱症患者中就有一個最終會自殺，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患者至少嘗試過一次自殺。全國每年有三萬個自殺者，這類情況在其中佔了多數。” 我坐在那兒聽著，忽然覺得很不舒服。 “有些時候，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之下，你就會言行失控。” 我感覺呼吸困難。 馬爾默醫生繼續說道：“患者會有不同類型的症狀。有些人可能會連續幾週、幾個月甚至幾年情緒出現極度的波動，同時他們也會有情緒正常的時候，這種類型被稱做'情感正常'型，我想你就是屬於這一類型。遺憾的是，正如我剛才說的那樣，這種病無法治愈。” 現在，我身上的毛病至少是有了一個名字。他給我開了藥，我瑟瑟發抖地離開了診室。然後我想，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是正常的，正常的。
1948年2月，奧斯卡獎提名名單公佈了。我憑《單身漢與時髦女郎》一片跟其他四位編劇一起獲得了提名。同事、經紀人和朋友紛紛向我表示祝賀，不過有件事只有我一個人清楚：我是不可能最終獲獎的。 競爭對手的那些片子部部都是紅得發紫，有卓別林的《殺人狂時代》，還有《雙重生活》、《靈與欲》以及那部外國大片《擦鞋童》。能獲得提名就已經讓我備感榮耀了。我好奇的只是，他們當中誰會是最後那個幸運兒。 我接到多娜·霍樂薇的電話，她祝賀我獲得提名。我和多娜已經成了好朋友，經常一起去看電影、聽音樂會。她是個很有意思的同伴。 奧斯卡頒獎禮那天早上，多娜打來了電話。最近她離開了威廉姆·莫里斯事務所，去哥倫比亞公司當了哈里·科恩的私人助理，我覺得科恩真是太幸運了。 多娜問我：“準備好去頒獎禮了嗎？” “我不想去了。” 她似乎震驚不已，“你說什麼？” “多娜，我是不可能獲獎的，那我為什麼還要坐在那裡發窘呢？” 她說：“要是每個人都像你這麼想，那就沒有人會去領獎了。你必須去。你覺得呢？” 我想了想。去當個好觀眾，為勝者鼓掌又有何不可呢？ “你願意跟我一起去嗎？” “當然願意。我希望看著你站到舞台上。” 第二十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在神殿禮堂開幕了。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視轉播，不過會通過ABC公司的兩百個廣播站和軍隊廣播網向聽眾播報。禮堂里人頭攢動，我和多娜找到座位坐了下來。 多娜問我：“你緊張嗎？” 答案是“不”。這個夜晚不屬於我，屬於一位能得奧斯卡獎的其他人。我只是一名看客，沒理由緊張的。 儀式開始了。獲獎者陸續走上台去領獎。我靠在椅背上，身體放鬆、心情愉悅。 終於，要宣布最佳原創劇本獎了。出演過多部音樂劇的影星喬治·墨菲宣布：“得到提名的有……亞伯拉罕·鮑倫斯基，《靈與欲》……魯斯·戈登、賈森·卡林，《雙重生活》……西德尼·謝爾頓，《單身漢與時髦女郎》……查爾斯·卓別林，《殺人狂時代》……塞吉奧·阿米蒂、阿道爾夫·弗朗內、塞薩·吉烏里奧·維奧拉、塞薩·扎瓦蒂尼，《擦鞋童》。” 隨後他打開信封，“獲獎者是……西德尼·謝爾頓，《單身漢與時髦女郎》。” 我呆坐在座位上。稍微有點頭腦的獲提名者都會準備一個講話稿以備不時之需。我卻什麼也沒準備，什麼也沒有。 喬治·墨菲又說了一遍我的名字：“西德尼·謝爾頓。” 多娜捅了捅我：“快去啊！” 我站起身，神思恍惚地在觀眾的掌聲中踉蹌著走向舞台。我走上台階，喬治·墨菲過來跟我握手。 “恭喜！” “謝謝。”我努力擠出了一句。 喬治·墨菲說：“謝爾頓先生，為了科學、為了後代，您願意跟我們分享您的創作經歷嗎？” 我怎麼能什麼也不准備呢？隨便準備點什麼也好啊！ 我直愣愣地盯著他：“呃——啊——我回到紐約的時候，那兒有很多——你知道——時髦女郎，她們給了我靈感，我覺得拍一部關於她們的電影也不錯。然後，我——我就有了構思。”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怎麼能說出這麼傻的話，覺得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白痴。最後，我終於集中起足夠的精神，向諸位演員和歐文·里斯表示了感謝。我想到了多爾·沙裡，猶豫著是否要提到他，他做過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我對他很是惱火。不過話說回來，他的確參與了影片的拍攝。 “……和多爾·沙裡。”我補充道。我終於領完了獎，又踉踉蹌蹌地走下了舞台。 我回到座位之後，多娜說：“太棒了。你有何感想？” 有何感想？我感覺前所未有的消沉，我感覺自己好像是搶來了一件本應屬於別人的東西，感覺自己是個冒牌貨。 典禮在繼續，不過在那一刻之後，舞台上的一切都變得模糊。羅納爾德·科爾曼正舉著小金人在談《雙重生活》，洛蕾塔·楊在為《農家女》感謝每一個人。每一個人似乎都沒完沒了，永無止境，我卻等不及要離開這個地方了。在這個本應是一生中最幸福的夜晚，我卻一心想著自殺。我想：我得去見心理醫生，我肯定出問題了。
我去了賈德·沃爾默醫生那裡，以前找他做過心理諮詢的一位朋友跟我推薦了他。我知道娛樂圈有很多人都是他的病人。 沃爾默醫生是個大個子，待人真誠，一頭銀灰色頭髮，一雙富有洞察力的藍眼睛。 “謝爾頓先生，有什麼我能幫你的呢？” 我想起了在西北大學我爽約的事情。 我老實說道：“我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來見我呢？” “我有一個問題，可又不知道問題的癥結。我在米高梅有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能掙很多錢，幾天前還獲得了奧斯卡獎，我……”我聳了聳肩，“可我就是不快樂，非常地消沉。我向著目標努力奮鬥，而且很成功，可是……其實卻並沒有目標。” “我明白了。你經常感覺消沉嗎？” 我說：“有時候，不過每個人不都是這樣的嗎？我也許是在浪費您的時間。” “我有的是時間。跟我說說過去讓你消沉的一些事情吧。” 我回想起過去那些本應快樂我卻倍感憂傷、本應憂傷卻歡欣無比的時刻。 “呃，我在紐約的時候，一位歌曲作者叫馬克·里奇的……”我開始講了起來，他靜靜地聽著。 “你想過自殺嗎？” 阿富勒莫藥雜店偷來的安眠藥……你阻止不了我的，就算你現在阻止了，明天我還是會自殺的…… “有過。” “你覺得自尊受損？” “是。” “你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是的。” “你覺得自己不該有現在這樣的成功？” 他真是太了解我了，“是的。” “你覺得自己很不稱職，還有負罪感？” “是的。” “對不起。”他探身按下了一個內線的鍵，“庫帕小姐，告訴下一位病人時間往後延一下。” 我渾身一陣寒意。 馬爾默醫生看著我，“謝爾頓先生，你得的是狂躁抑鬱症。” 我真討厭這個詞的發音，“這意味著什麼呢？” “這是大腦中有一部分極度狂躁及抑鬱的末梢，導致情緒的大起大落。感覺就像在你跟外界之間隔了一道簾子，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你是一個冷眼旁觀一切的局外人。” 我覺得口乾舌燥。 “有多嚴重呢？”我問他。 “狂躁抑鬱症可以對人帶來毀滅性的打擊。美國有這種症狀的至少有兩百萬人，就是說每十個家庭就要出一個。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搞藝術的人特別容易得這種病，比如說，文森特·凡·高、赫爾曼·梅爾維爾、埃德加·艾倫·坡，還有弗吉尼亞·伍爾芙。” 我並沒有感覺好些，他們得病是他們的事。 “要多久才能治愈呢？”我問他。 長久的沉默，“無法治愈。” 我慌了神，“什麼？” “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用藥物控制病情。”他遲疑著說。 “問題是有時候藥物會有副作用。大約每五個狂躁抑鬱症患者中就有一個最終會自殺，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患者至少嘗試過一次自殺。全國每年有三萬個自殺者，這類情況在其中佔了多數。” 我坐在那兒聽著，忽然覺得很不舒服。 “有些時候，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之下，你就會言行失控。” 我感覺呼吸困難。 馬爾默醫生繼續說道：“患者會有不同類型的症狀。有些人可能會連續幾週、幾個月甚至幾年情緒出現極度的波動，同時他們也會有情緒正常的時候，這種類型被稱做'情感正常'型，我想你就是屬於這一類型。遺憾的是，正如我剛才說的那樣，這種病無法治愈。” 現在，我身上的毛病至少是有了一個名字。他給我開了藥，我瑟瑟發抖地離開了診室。然後我想，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是正常的，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