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迅速回國，準備武力討袁。
黃興以下全部反對，認為司法程序已經啟動，當訴諸法律。
孫文怒道：“總統指使暗殺，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只有武力！”
陳其美附議。
國民黨此時的地盤只有江西、安徽和廣東三省（湖南都督譚延闓雖加入國民黨，但奉行自治）。結果，當孫文電令三省都督宣布獨立時，李烈鈞、柏文蔚和胡漢民均不買賬，氣得孫大砲逢人就說：“若有兩師兵力，當親率問罪。”
當然大家心知肚明，即使有，也絕非袁世凱的敵手。
不過不打緊，國會已經開幕，宋教仁留下的政治遺產可以幫國民黨進行合法鬥爭。
首戰便是“善後大借款”。
所謂善後，即收拾清朝留下的爛攤子——各種外債加賠款共計一千二百萬英鎊。
政府不但沒錢，還等米下鍋，只好再舉新債，結果唐內閣時的首輪融資即在同盟會一片“喪權辱國”的唾罵聲中偃旗息鼓。
可民國百廢待興，總不能宣告政府破產吧？於是，暗地裡的談判從來沒有停止過，直至同五國銀行團（美國主動退出）達成了總計兩千五百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
由於列強堅持認為中國仍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一，政府信用等級偏低，故定了個奇高無比的利息，算下來到手的錢只有三分之一。
消息傳出，輿論鼎沸，國民黨更是一副國亡無日的表情，對袁世凱不經國會批准就擅自簽訂借款合同這一悍然踐踏《臨時約法》的行為搥胸頓足。
孫文給五國銀行寫信拆台，眾議院則命內閣派人過來回答質詢。
龍潭虎穴，誰敢去闖？最後還是陸軍總長段祺瑞出馬。
國民黨籍的議員一見到段，登時血氣上湧，有跳到凳子上大罵趙秉鈞的，有拍著桌子高喊打倒袁世凱的，甚至還有朝段祺瑞扔墨盒的。
共和黨的議員則默不作聲，靜觀場面失控。
段祺瑞神色自若，巋然不動，等國民黨鬧夠了，才淡淡道：“借款一案，請國會追認。”
意即覆水難收，已成定局，請你們批准是給你們面子。
議員們又七嘴八舌地質問起來，段祺瑞始終只有這一句回答。
參議院的情況也一樣，稍好些的是袁世凱親自給議長張繼（國民黨籍）寫了封信，語重心長道：“國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拖延。”
國民黨本部召集兩院議員商議，認為合同既已簽字，袁世凱勢必蠻幹到底，國會的否決完全無濟於事，還有損《臨時約法》的權威。
既然秀才解決不了，就交給兵吧。
孫文同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譚延闓聯名通電，反對違法借款。
袁世凱怒了。
中華民國好不容易得到巴西和古巴等寥寥數國的外交承認，孫文又來敗壞政府的國際聲譽，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對梁士詒道：“我算是看透了，孫文、黃興除了搗亂沒別的本事，左是搗亂，右是搗亂。他們要敢另立政府，我即刻派兵討伐。”
作為反擊，直隸都督馮國璋、河南都督張鎮芳、山東都督周自齊、陝西都督張鳳翽以及山西都督閻錫山等聯電指責孫、黃“以宋案牽誣政府，以藉款冀逞陰謀”。
為了逼南方首先發難，袁世凱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免去了李烈鈞的江西都督，而命黎元洪兼任。
不久，又令胡漢民為西藏宣慰使、柏文蔚為陝甘籌邊使，果然激起反彈。
李烈鈞率先宣布獨立，以江西討袁軍總司令之名發表檄文，號召天下共擊之。安徽、廣東、湖南和上海等地陸續呼應，聲勢浩大，頗有重現辛亥年之局面的架勢，史稱“二次革命”。
其實，由於兼併了其他幾個黨，比起同盟會來國民黨的純潔性已大打折扣。即便是許多老同志，心態也發生了轉變，以革命功臣自居，汲汲於仕途名利。
黃興雖不在此列，但對貿然舉事也很動搖。因為他認同《紐約時報》的說法，清楚所謂的“天下云集響應”只是表象：
當前的所謂反抗，與其說是人民對北京政府不滿的起義，不如說是失意政客和乾祿之徒想自行上台的一種努力。內戰不可能持續太久，其結果是袁世凱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地位將更加穩固。
黃興舉棋不定，氣得陳其美誣賴他收了袁世凱的錢。
兩人一理論，陳其美祭出激將法，要他以遊說程德全出兵來自證清白。
性情剛烈的黃興當即趕赴江蘇都督府，“撲通”一聲給程德全跪下，求他發兵。
程督不緊不慢道：“我不是不同意北伐，但出兵要餉要械，總而言之，要錢。”
黃興給陳其美打電話，答稱：“明天有兩車鈔票運到。”結果第二天一查驗，全是已經倒閉的信成銀行的廢鈔。
程德全不快道：“討袁我和諸君立場一致，但拿廢票採購軍需，坑的可是百姓。害民的事，我決不做！”
看似浩然正氣，實則明哲保身。
南方議論未定，北軍兵已南下，相繼攻克安徽和江西，氣得柏文蔚痛罵黃興“一將無能，千軍受累”。
不久，張勛帶著還鄉團殺回南京，虛張聲勢的二次革命不到兩個月便全線潰敗，孫、黃再次流亡日本。
長江以南被袁世凱全盤接收，各省都督均換上了自己人（湖南湯薌銘、安徽倪嗣衝、江蘇馮國璋、廣東龍濟光），中央政府的威望臻於極點。
列強相繼表態：只要袁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即給予中華民國外交承認。
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制憲在先，其次才由國會根據憲法來選總統。
制憲是個漫長的過程，而袁世凱想趕在本年的雙十節（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總統。於是，在他授意下，黎元洪聯合十九省都督發表通電，建議先選總統再定憲法。
雖說二次革命的慘敗讓國民黨一蹶不振，但畢竟還佔據著國會裡的多數席位，不可等閒視之。
因此，袁世凱一面命梁啟超以共和黨為基礎，兼併數黨後擴大為進步黨，一面對國民黨恩威並施，分化瓦解。
利誘之下，士氣低迷的國民黨議員有的改投進步黨，有的坐等袁世凱來買他們的選票。一時間，報紙上滿載國民黨人的退黨聲明，進步黨趁勢拿下了參眾兩院的議長之席。
袁世凱宜將剩勇追窮寇，對“孫黃亂黨”發出通緝令，罪名除煽動叛亂外還有貪贓枉法，說查賬後發現孫文一里鐵路都沒修，卻揮霍挪用了大筆公款。
剛在日本落腳的孫文聽說後，痛定思痛，認為所有的噩夢都是從同盟會被改組為國民黨開始的。混進來的四個黨目無尊長，良莠不齊，污染了組織，破壞了紀律，必須加以改造。
他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告誡全黨同志：“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必須對唯一的領袖絕對服從。”
緊接著，將黨員分為首義、協助和普通三級，新人入黨時必須按手印發誓。
黃興、汪精衛、李烈鈞、柏文蔚、蔡元培和吳稚暉等元老紛紛大搖其頭，敬而遠之，只剩陳其美、戴季陶和居正幾個不離不棄。
計劃中的“三次革命”從此遙遙無期。
北京。
辭去了總理之職的趙秉鈞調任直隸都督。
對一般疆吏而言，直督意味著榮譽和信任，但以總理之尊改遷於此，只能是失勢的標誌。
毀宋一事，自作主張的趙秉鈞已經深深地傷害了袁世凱。現在嫌疑洗不清，自己擔著就是了，可他又派心腹王治馨（時任順天府尹）去參加國民黨本部在北京召開的宋教仁追悼大會，當著一千多人的面理直氣壯道：“現在有人要殺宋先生，但絕不是趙總理！趙總理不能對此事負責，此責自有人負！”
王治馨含沙射影的對象可能是陳其美，因為當時對陳的質疑一度甚囂塵上，梁啟超在給女兒的家信中甚至直言“真主使者，陳其美也”。
但也有可能指袁世凱，至少國民黨是這麼理解的。
作為北京市市長，王治馨的話極具殺傷力，且捕風捉影的事，袁世凱又不好站出來辯解，非常惱火。
不久，王治馨貪污案發，袁世凱公報私仇，重判其死刑。
趙秉鈞自知闖禍，趕緊遞了辭呈，袁世凱和國會都爽快地批了，而命陸軍總長段祺瑞暫代總理一職。
相位不宜久懸，七零八碎的內閣也到了重組的關頭。
國民黨大勢已去，進步黨銳不可當。以熊希齡為總理（兼財政總長），外交總長孫寶琦、內務總長朱啟鈐、交通總長周自齊、司法總長梁啟超、農商總長張謇的“一流人才內閣”華麗亮相。
這幫學者型官員全是社會名流，無可指摘，但袁世凱更看重的是他們進步黨黨員的身份。
很快，國會擬定了憲法中的一章——《總統選舉法》，以便先選總統。
三天后，參眾兩院七百五十九名議員走入會場，舉行總統大選。
最高領導人的任命，在這片土地上終於實現了競選而不是競猜。
根據遊戲設定，無記名投票共分三輪。
想第一輪就搞定對手，得票必須超過總數的四分之三（即五百七十票），否則進入下一輪；
第二輪的勝利條件同第一輪一樣。若仍決不出勝負，則得票最多的兩人進入終極PK；
在扣人心弦無比刺激廣告商青眼有加主持人巧舌如簧的該環節，誰的得票數超過總數的一半，即為贏家。
袁世凱一合計，發現問題很嚴峻。
投票人裡有三百五十多位國民黨議員，只要其中超過二百人不投自己的票，前兩輪就無法勝出。而等挨到第三輪，不僅面子上過不去，危險係數還很大。
沒辦法，只好耍流氓了。
投票當天，會場外出現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新生事物——公民團。三千多名團員自稱熱心市民，專程前來維護競選秩序，把大樓圍得水洩不通。
在這批社會閒雜（部分是軍警便衣）的監督下，會場的確井然有序，因為外面的進不去裡面的出不來……
偶有議員想出去買根油條打個豆漿啥的，剛跨過大門即遭呵斥，逼令退回。
到了中午，主持人湯化龍宣布休會。進步黨本部送來兩擔點心，被公民團攔下，經反复解釋，說是給擁護袁總統的議員用的，方准進入。
國民黨本部送來的午餐則始終不予放行，氣得國民黨議員衝外面破口大罵，公民團則惡狠狠地回敬道：“餓死你們也是活該！”
為了早點慰勞自己的肚子，議員們抓緊時間投了兩輪，袁世凱位居第一，黎元洪緊隨其後，孫文和伍廷芳墊底，都沒超過總票數的四分之三。
時已薄暮，二選一的巔峰對決拉開帷幕。
國民黨議員交頭接耳，“投黎元洪，投黎元洪”的叮囑聲擊鼓傳花般蔓延開來。
然而，更多的人選擇向現實低頭，因為袁總統明碼標價：一張選票，大洋八千。當有人質問某出賣選票的國民黨議員時，對方自我解嘲道：“橫豎袁世凱都要當選，拿這筆錢作亡命費也好。”
終於，湯化龍宣布袁世凱得票過半，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大總統。
掌聲稀稀拉拉，有氣無力，蓋因國民黨不願鼓掌，進步黨精疲力盡也懶得鼓。
公民團領了賞錢，一哄而散。
次日選舉副總統，黎元洪毫無爭議，高票當選。
1913年10月10日，巴拿馬運河開通的當天，袁世凱宣誓就任正式大總統。
典禮既不在國會也不在總統府，而被刻意安排到紫禁城太和殿舉行，用意不言自明。
是日，北京天降大雨，數千來賓齊聚太和殿廣場，靜候袁世凱蒞臨。
上午10點，三百多名頭戴金線軍盔、身穿藍色制服的衛兵列隊進入廣場，在來賓席前分東西兩側立定。
隨後，四頂四人抬的肩輿出現，載著此次大典的儀從梁士詒、唐在禮、蔭昌和夏壽田（總統府秘書）。
終於，身著海藍色大元帥服的袁世凱乘坐八抬大轎來到廣場。
下轎後，由梁士詒等擁護前行，登上主席台就座。
儀式在禮官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進行。輪到總統宣讀誓詞時，離主席台很近的國民黨議員韓玉辰驚訝地發現，袁世凱的態度極不嚴肅，一句“餘誓以至誠執行大總統之職務，謹誓”，“執行大總統之職務”八個字念得鏗鏘嘹亮，餘者則聲如細蚊，幾不可辨。
袁世凱已不是辛亥前的袁世凱了。
兩年來，才五十開外的他迅速變得老態龍鍾。曾經神采飛揚精力充沛的男人，此刻看起來就像一個行將就木的病人。
他累了，也厭倦了在野者通電聲討、宣布獨立，執政者大張撻伐、剪滅異己的遊戲。
對妥協這一議會政治的精髓，他並非沒有嘗試。為了調和黨見，還發表過一通聲嘶力竭的呼籲：
我國政黨，方在萌芽，其發起之領袖，皆一時之人傑，抱高尚之理想，無利己之私心，政見容有參差，心地多屬純潔。惟黨員既盛，統管不力，兩黨相持，言論無不激烈，深恐遷流所及，因個人之利害，忘國事之艱辛。方今民國初興，尚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無論何種政黨，均宜消除成見，專趨利國利民之一途。如懷挾陰私，蜚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指無用之物），以國家為孤注，將使滅亡之禍，於共和時代發生，揆諸締造之初心，其將何以自解？
然而，效率的低下，動機的不純，使得空谷足音變成了自言自語。
感覺就要被泥潭吞噬的袁世凱產生了與同時代的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一致的想法——一種力量只能被另一種力量打敗，而非為一種原則所推翻。
從權力鬥爭到兵戎相見，共和製度旋踵而亡。擺在袁世凱眼前的，是涇渭分明的兩條路。
重拾集權，國事短期內可見成效，風險低代價小。但長遠來看，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耽擱了民主政治的推行，終究誤國誤民；
選擇擴大民主，則不得不面對政局的長期混亂。好處是提前試錯，造福子孫，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惜，悲劇恰恰在於，正因為“亂”，反倒激起了他“治”的衝動和野心。
兩年裡，他降低稅收，鼓勵創業，制定銀行和證券交易法，簽發《保護華僑投資實業之通令》，激活了民營資本，點燃了經商熱情。
無錫榮氏兄弟的麵粉帝國狂飆突進，榮宗敬在上海放出風聲：“只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我就敢買。”
隨著一戰的爆發，茂新麵粉廠的拳頭產品“兵船麵粉”遠銷南洋和歐洲。
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陳光甫回國已經四年。他即將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破天荒地推出“一元賬戶”——只要有一元錢，就可以在他的銀行開戶。
他曾問員工：“我們該怎麼服務於顧客？”員工答：“不論顧客辦理業務的數額是一千元還是一百元，都要熱情接待。”陳光甫道：“你們只答對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錢不辦，也要熱情接待。”
剛屆而立之年的范旭東則站在天津塘沽的海灘邊，望著冰雪般無邊無際的鹽坨，激動地對同伴說：“一個化學家，看到這樣豐富的資源，如果還沒有雄心，未免太沒志氣了。”
即使有一個當過趙秉鈞內閣教育總長的哥哥（范源濂），范旭東也沒有選擇走捷徑，而是學以致用地創辦久大鹽廠，打響了精鹽品牌“海王星”，結束了國人只能吃氯化鈉含量不足50％的粗鹽（西方早已實現氯化鈉不到50％的鹽不許做飼料）的歷史。
始於民初，一直持續到北伐戰爭前的這輪“下海熱”，被史家稱為“第二次工業化浪潮”。
與上一輪由政府和附庸其上的官商主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洋務運動所不同的是，這一輪是民營資本崛起的盛宴，投資大多集中於民生領域，提供消費類商品，主角則是以盈利為動力的新興企業家。
而推動這一轉變的，正是不斷出台經濟法規、完善市場機制的袁世凱。
其實長期以來，這個追求完美的處女座男人對法律的重視都被嚴重低估。
在就任正式大總統的宣言書中，袁世凱透露了他對共和的理解：
共和者，採大眾意思，制定完備法律，而大眾嚴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則共恥之！此種守法習慣，必積久養成，如起居之有時，飲食之有節，而後為法治國。
為此，他主持修律，廢除了大清刑律中殘忍的酷刑；又頒布《文官考試法》，設定的科目對考生的法學和經濟學基礎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可以公開宣稱司法獨立的人，正義無反顧地往人治的路上邁進。
當治國變成一種神聖的使命，當對秩序與穩定的渴望和對分裂與滅亡的恐懼纏繞在一起時，堅信中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走出一條新路的袁世凱捨棄了依法治國，選擇了以法治國。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大位既正，受夠了國民黨鳥氣的袁世凱開始磨刀霍霍。
他向親信吐槽道：“兩年來，我非驢非馬，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堪受，衰朽如此，更何希望？唯欲救國救民，保全大局，不使我同胞子孫作他人之牛馬奴隸耳。”
問題是想讓解散國民黨從程序上看起來更合法，則必須有熊總理的副署。
但這種明擺著開歷史倒車的事，文人秉性的熊希齡未必肯幹。
不打緊，袁世凱手頭捏著他的把柄。
當初唐紹儀內閣散伙時，財政總長熊希齡也因借款失敗自請辭職，被袁世凱委以熱河都統（熱河省的都督）。
熊都統性本愛丘山，一到任便被承德避暑山莊的美景吸引，故不住衙門，徑自搬入山莊辦公。
若只是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倒也罷了，可熊希齡待著待著就派人清點起莊里的寶物來，還慷公家之慨把一面乾隆用過的折扇送給駐防熱河的北洋老將薑桂題。
由於饋贈過於貴重，薑桂題不敢隱瞞，立刻密報，文物上繳。
袁世凱特意等到熊希齡入京組閣，方才派人赴熱河明察暗訪，蒐集材料，彙編成冊。
而拿到黑材料後，又故意引而不發，一直捂到需要將熊希齡一軍時。
這天上午，袁世凱約熊希齡到總統府議事。熊方到，即有外國公使前來謁見。
時間這麼巧，顯係事前安排。
袁世凱依禮先見外賓，囑熊暫入辦公室稍候。
室內空無一人，熊希齡四下打量，目光停留在袁的辦公桌上。那裡擺著一沓卷宗，上書“查報避暑山莊盜寶案”九個大字。
熊希齡湊過去略加窺看，登時臉色蒼白，如臨大敵。
外使走後，袁世凱喚熊出來談話。他以極為關心的口吻道：“秉三，你昨晚是因公事忙沒睡好覺吧？怎麼臉色這麼不好看？”
熊希齡敷衍了兩句，額上涔出汗來。
袁世凱疾言厲色道：“國事難以推進，都因國民黨故意刁難，實在令人痛心。不將其解散，取消國民黨籍的議員資格，則內閣事事受掣肘，總統也無法履行職責。秉三，你怎麼看？”
威懾之下，熊希齡六神無主，最終俯首簽字。
翌日，從本部到支部，全國所有的國民黨機關皆被勒令解散，四百三十八名議員被吊銷資格。
議員少了一半，國會幾近癱瘓，梁啟超猛然醒悟。
進步黨給自己的定位是“政治對抗力”，其宣言書則是梁啟超個人政見的完整體現：
與官僚（北洋系）和亂暴勢力（國民黨）對抗，並造就兩大政黨對峙之象。
一開始，國民黨來勢洶洶，袁世凱獨木難支，同“亂暴勢力”吵了十年的梁啟超自然選擇聯合後者。
但當天平完全失衡時，他和進步黨議員才意識到底線已被突破。
唇亡齒寒的梁啟超跑到總統府，力陳解散國民黨之不當。袁世凱耐心聽著，笑而不語，最後只淡淡道：“晚了，命令已經發出去了！”
內閣會議上，憤懣不已的梁啟超再提此事，主張閣員全體辭職，以示抗議。
眾人面面相覷，主席位上的熊希齡也毫無表情，最終不了了之。
一切都驗證了著名報人邵飄萍一年前的預測：
縱使將來國會議員人人比肩於盧梭而駕孟德斯鳩，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皆成無數木偶。
可即使是木偶，袁世凱也棄之如敝履。
因為木偶們還掌握著制憲權，起草了《天壇憲法》，一如既往地堅持《臨時約法》規定的內閣制。
袁世凱則當夠了有名無實的“蓋章總統”，調集程樹德等法律專家逐條研究，要求增加總統權限。
國會置若罔聞。
但很快，隨著國民黨議員集體被炒，兩院不到法定的開會人數，基本名存實亡。
袁世凱再接再厲，對非國民黨籍的議員也許以重賄，告訴他們只要公開申明辭職，即在政府委以官職。
終於，他連這具只剩軀殼的國會也不想要了，玩起“俯順輿情”的老把戲，在以馮國璋為首的北洋都督的“勸諫”下，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解散國會。剩下的議員，每人發四百元路費，飭令回籍。
共和醫治無效，宣告死亡。
當1914年的爆竹聲響起時，袁世凱頭也不回地沿著專制之路絕塵而去。
國不能一日無憲，否則便是無照經營。當然，有照也不一定是真的，自己手打一份掛在那兒欺騙消費者的情況你我都見過。
袁世凱可以踢走國會，卻不能不制憲。他的方案是由各省、內閣和總統府薦人，組成政治會議，制定憲法。
正好前進步黨國會議員汪榮寶赴任比利時公使，辭行時勸袁世凱道：“請勿行總統制，以免遇事總統首當其衝。”
袁世凱擺了擺手，道：“不然！以往一直實行的內閣制，而只聞有討袁，不聞有討陸（徵祥）討段（祺瑞）！”
熊希齡見國事不可為，和梁啟超雙雙去職。時人送上對聯一副，諷刺道：
名流內閣，名譽掃地；大政方針，大事糊塗。
少了最後一道障礙，旨在加強中央集權的《中華民國約法》出台，史稱“袁記約法”。
在頒布通告中，他一泄積鬱道：
歷稽史乘，斷未有政權能一，而其國不治。亦未有政權不一，而其國不亂且亡者！
共和成立，國體變更，雖易帝國為民國，而一般人民心理，仍責望政府者獨重，責望議會者尚輕。使為國之元首而無權，則政權無由集中，群情因之渙散，恐為大亂所由生。
夫國家處開創之時，當多難之際，與其以挽救之責，委之於人民，委之於議會，其收效緩慢而艱難，不如得一強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快速而容易，所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也。
在此思想的指導下，袁記約法將總統任期延長至十年，且能連選連任。
如果袁世凱願意，完全可以當終身總統，因為三名繼任總統的候選人要由現任指定。
於是，國人悲哀地看到，剛被歷史的車輪碾過，爬起來後發現歷史竟在倒車。
很快，黎元洪的山大王也做不下去了，被突然造訪的段祺瑞軟硬兼施地“請”到北京，當起關在籠子裡的副總統來，湖北都督代之以人稱“幹殿下”的段芝貴。
同當初授孫文全國鐵路督辦一樣，袁世凱每月給黎元洪發三萬元工資，還讓九子袁克久娶了黎的女兒，一天到晚親家長親家短叫得無比親熱……
中央政府的架構做了重大調整，各部總長直接對總統負責，內閣改為負責上傳下達的政事堂，下轄法制局、機要局等六個次要部門，首長叫國務卿。
兩年前，袁世凱想邀徐世昌出山，後者沒答應。
他也不強留，只道：“等我將這幫昏小子（同盟會）攆了，再來迎請大哥！”
時人以為徐世昌躲起來當寓公是因為不忘清室，不作貳臣，連他弟弟徐世光也這麼看。
實則大謬。
多數政客，為官只知“思進”，為了百尺竿頭，可以把黑的唱成紅的，紅的打成黑的，不擇手段，生死以之。
而徐世昌的老辣，在於懂得“思退”。
陽極生陰，盛極必衰。世間之事，從來只做簡諧運動。
徐世昌不願復出，蓋因深感民國無法治——既缺乏法治，又無藥可治。
他甚至覺得袁老弟應該像孫文那樣遠離是非之地，把中國這個爛攤子扔給別人，隔岸觀火，渾水摸魚。
當然，以袁的心氣和抱負，明顯不可能。
在孫寶琦和段祺瑞的輪番遊說下，徐世昌打算再幫慰庭一把，接受了國務卿的任命，並自書“後樂堂”的匾額掛於衙門正廳，標榜自己並非來做官而是來為人民服務的。
與政事堂平級的是參政院，院長由黎副總統兼任，下設楊度、嚴復等七十名參政。
參政院就是縮水版的國會，有立法權，但參政皆由總統提名選派，比前清的資政院還不如。
除此之外還有大理院（審理民眾的最高法）、平政院（審理官員的最高法）以及肅政廳（最高檢）。
拋開制度，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發展。
經濟上，在梁士詒的推動下，民國鑄造了統一的銀幣“袁大頭”。由於製作工藝好，含銀量高，截至1949年，仍是廣受歡迎的硬通貨。而更穿越的是，一直到1978年前後，東南沿海的漁民仍用“袁大頭”跟境外走私集團交換緊俏的手錶、牛仔褲和收音機。
軍事上，發源河南，持續一年遍及五省的“白朗起義”終於被撲滅。放眼神州，再無硝煙。
不過，安內好辦，攘外卻不易。
1912年6月，流亡多年的十三世達賴在英軍的護送下回藏重掌政權。
他驅逐漢官，大搞清洗，並派僧軍擾亂川邊，引起四川都督尹昌衡的反擊，一時間邊釁大開，烽煙四起。
三歲小孩都知道，幕後指使是英國。因此一年後，談判在坐落於喜馬拉雅山山樑上的英式小鎮西姆拉城（印度）啟動。
英國的夢想是策動西藏獨立，再併入自己的殖民地印度。
但因列強干預，操作起來比較困難，故不得不採取逐步蠶食的方案。
在西姆拉會議上，英方代表麥克馬洪提出以喜馬拉雅山的分水嶺為中印邊界線。這意味著南麓逾九萬平方公里的中國疆土將劃入印度版圖，面積相當於三個台灣島。
袁世凱當然堅決反對。
正好一戰爆發，英國無暇東顧，談判無果而終，但“麥克馬洪線”作為歷史遺留問題一直延續至今，聚訟紛紜。
見英國這麼上進，俄國急了。
恰巧時局給了它一個不要臉的機會——外蒙古的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活佛趁清廷氣數已盡，效法達賴，宣布脫離中國，托庇沙俄。
作為外蒙的政教領袖，庫倫活佛有自己的名號：哲布尊丹巴。並同達賴一樣，在理藩院的主持下以金瓶摯籤的方式尋找轉世靈童，代代相傳。
即使在蒙古族內部，哲布尊丹巴八世的叛變也是不得民心的。
有清一代，蒙古和滿族一樣享有各種統治特權，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親王。而漢族功臣，即便如曾國藩、李鴻章，最高也只能封侯。
因此，蒙古的上流社會早就不在邊遠苦寒的庫倫混，而是吃著爆肚，唱著《北京一夜》，融入了京城紙醉金迷、寶馬雕車的夜生活。
回庫倫搞獨立？除非腦子進水了。
便是那些住蒙古包的貧苦牧民，也很想對哲布尊丹巴豎中指，因為脫離中國將對他們賴以生存的皮毛貿易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可惜，清廷正面臨滅頂之災，無力顧及外蒙，只好勸告哲布尊丹巴不要“輕舉妄動，為人所愚”，並派蒙古郡王前往“宣慰”。
哲布尊丹巴根本不理，悍然宣佈建立“大蒙古國”，自立為帝，並與沙俄簽訂協約，成為其保護國。
等袁世凱接過清政府的爛賬後，俄國又武力兼併了阿爾泰和唐努烏梁海等邊區，趁火打劫，不可一世。
立足未穩的袁世凱除了沿襲晚清的老辦法開展忍辱負重的外交談判，別無他途。
本著“經濟權益可以談，主權問題不鬆口”的原則，經過艱苦卓絕的拉鋸，《中俄蒙協約》簽訂，規定：俄國承認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是外蒙的宗主國，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稱號；中國則必須承認外蒙古的“自治”以及俄國在這一地區的各項特權。
在國力衰微的情況下，爭取到這樣的結果，也算智盡能索了。
可惜，一波還未平息，一波又來侵襲。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全部捲入戰爭，黑龍會創始人、孫文的老朋友內田良平認為機不可失，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呈交了一份意見書。
之所以叫黑龍會，皆因該境外勢力長期在黑龍江一帶活動，刺探情報，繪製地圖，收買漢奸，大搞分裂。
由於屢建奇功，黑龍會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對官方的政策具有莫大的影響。
內田良平建議大隈重信趁著列強歐戰纏身顧不上亞洲，趕緊脅迫中國，狠撈一把，操作好了多個保護國也未為可知。
最損的是，內田主張幫反袁勢力回國鬧事，尤其是十年前就在他家組織革命同志開會的孫文。
大隈重信考慮的則是國際形勢。
列強已分成兩大陣營，以英法俄為主的協約國和以德奧（奧匈帝國）為首的同盟國。
日本欲對中國下手，必然侵犯這些國家的在華利益。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加入一方，打擊另一方，免遭群起而攻之。
橫向比較，日英有盟約，日俄有密約，雖說都是朝秦暮楚的利益結合，但暫時還不能撕破臉。
權衡再三，日本宣布加入協約國。
緊接著，迫不及待地對德宣戰，給日軍登陸山東找到一個藉口（山東半島為德國勢力範圍）。
接到山東都督的報告後，袁世凱在總統府召開了緊急會議，各部總長全部到場，外交部顧問伍朝樞（伍廷芳之子）和顧維鈞也列席參加。
袁世凱的開場很簡短，說邀請兩位顧問是因為他們在三個不同的國家留過學，精通國際法，想先聽聽專業的建議。
言畢，望向顧維鈞。
這個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時年僅二十七歲的才子道：“我國已宣布對歐戰保持中立，交戰國應尊重這一立場。日本登陸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中國有義務保衛國土、抵禦侵略，以維護其中立的立場。”
伍朝樞的看法也一樣：“默許日本的行動，是沒有盡到中立的義務，等於自動放棄了國際法保障的中立國的權利。”
袁世凱轉問段祺瑞：“中國軍隊能採取哪些行動？”
段：“如總統下令，部隊可阻止日軍深入山東腹地。但武器、彈藥不足，作戰將十分困難。”
袁世凱直截了當地問他抵抗能維持多久，段祺瑞回答說四十八小時。
袁：“四十八小時以外怎麼辦？”
段：“聽候總統指示。”
會場沉默了。
半晌，袁世凱又問外交總長孫寶琦。孫支支吾吾，說沒有成熟的意見。
很快，兩萬日軍攻打青島，德國猝不及防，只做了象徵性的抵抗便棄租界而去。
中方做了極大忍讓，甚至專門劃出一片區域給德日交戰，但拿下了青島的日軍得隴望蜀，一路向西，藉口膠濟鐵路（青島至濟南）為中德合資，將其全線佔領。
北京立刻訴諸英美，顧維鈞奔波往返於兩國使館，終於攔下了侵略者的步伐。
然而，1915年1月18日，駐華公使日置益在面謁袁世凱時，毫無徵兆地代表日本政府呈交了五款共計二十一條明火執仗的要求，並威脅說如洩露出去，後果自負。
袁世凱看了一眼公文，淡淡道：“請貴公使去找外交部談。”
五款裡，第一款是接收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第二款關於在滿蒙開礦修路，第三款涉及覬覦已久的漢冶萍公司，第四款只一條：中國承認所有沿海港灣和島嶼概不出讓或借與他國。
最無恥的是第五款，要求聘請日人擔任政府和軍隊顧問，合辦各地警察局，霸占江西、浙江、福建、廣州的築路權，刷新了不要臉的世界紀錄。
若答應“二十一條”，中國就是下一個朝鮮；若不答應，一戰正酣，日本要真的海陸並進，列強即使想管也分身乏術。
袁世凱清楚，同纏鬥半生的日本到了該做了斷的時刻。
他喚來總統府秘書曾彝進。
一直以來，曾彝進擔負著一項秘密的工作——收買日本浪人。
在袁世凱這兒，浪人是實施反間計的最佳人選。
浪人每月能從曾彝進那領到高達五百元的薪酬，而當曾秘書想從浪人那獲取日本使館的內部情況時，發現這幫日奸的能力極為有限。
於是，他向袁世凱提出解除此項任務。
袁擺了擺手道：“我想知道的，不單單是使館內部的情形，還有日本商民的動靜。比如近期是來的日人多，還是回國的多？為什麼來，為什麼走？走時是否盡賣家財，有一去不復返之勢？”
匯總各種渠道打探到的信息，袁世凱終於掌握了重要情報：“二十一條”是大隈內閣閉門造車鼓搗出來的，天皇和臣民都不知情。
他馬上命曾彝進去找在華的著名日本學者有賀長雄，請教憲法。
小曾深表不解：都什麼時候了，還搞學術研究？
袁世凱耐心道：“如果外交決裂，大隈會不會挑起全面戰爭？如果會，根據日本憲法，天皇是必須依他所請呢，還是可以駁回？關鍵在此。你萬不可將此問題涉及二十一條，但以探討學問為名旁敲側擊地套話。”
在袁世凱的指導下，曾彝進從有賀長雄口中摳出了答案：不經御前會議，大隈沒有用兵之權，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兩成。
探明對方底牌的袁世凱命更為專業而不懂日語（可以拖延時間）的陸徵祥代替孫寶琦任外交總長，並指示在交涉中持強硬但不激怒對方的方針。
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條”，作為陸徵祥談判的依據。
如“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出讓或租與他國”，袁將“他國”改為“外國”；
如“允准日人在東蒙與華人合辦農業及工業”，袁批：辦不到；
如“中國政府向認日本在南滿及東蒙有優越地位”，袁批：無此向認；
……
對於侵犯主權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凱則多次強調“必須聲明不議”。
而且，他摸准了日本急於求成的心理，讓陸徵祥盡量拖延，苦撐待變。
日方提出，談判要天天開展，每週五次；陸外長說自己很忙，整日都是文山會海，每週只能談一次。
日置益不同意，陸徵祥就和顏悅色地跟他磨，反正這也是拖延戰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後達成妥協，每週三次。
然後進入磨洋工環節。
每次會談，講完洋洋灑灑的開場白後，陸徵祥即命獻茶。
他揭開茶蓋，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遠流長的茶文化來。
日本是個多禮的國家，儘管日置益如坐針氈，也不好貿然打斷。陸徵祥悠然自得，就差問對方要不要來手談一局。
與此同時，蔡廷乾和顧維鈞遊走於各大使館，痛訴日本的喪心病狂，終於驚動了美國國務院。
國務卿布萊恩急召日本駐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條”的全文副本，嚴肅道：“美國的政策是維持中國的獨立、完整和商業自由，並保持美國人的在華利益。對任何在政治、軍事或經濟上企圖支配中國的行為，美國不會坐視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壓力，不得不對外否認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凱趁勢倒打一耙，命陸徵祥提交一份“最後修正案”給日本，把第四款也給否了，前三款則嚴重打折。
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傷害。怒火中燒的他請求天皇召開御前會議，妄圖從軍事上威脅中國。
於是，浪人們又從曾彝進那下載了新的任務——打聽御前會議的內容。
虛虛實實的信息難辨真假，霧裡看花的曾彝進一會兒收到消息說天皇將採取某一方案，一會兒浪人又說前案已被推翻，新的方案是如此這般。
曾彝進覺得這幫人純屬騙錢，沒有任何報告的價值。在袁世凱的一再追問下，才表達了自己的顧慮。
袁不以為然道：“你何以知道沒價值？在我看來，一句謠言，都有價值。今日之事猶如打撲克牌，到了最後攤牌之時，你以無價值了之？錯了。你按我說的，不管是真是假，是大是小，都要報告，萬勿隱匿。”
一天，浪人來報，說日置益收到東京密電，御前會議否決了用兵的動議，最終方案為：滿洲以外不提，滿洲以內略有讓步。
威脅度最高的兩條是：
一、日人可以在滿洲雜居和購地；
二、滿洲警察局須聘日人為顧問。
這是談判底線，若中方不答應，日本即決裂。
袁世凱馬上道：“真貨假貨，我一眼就看得出來。這個報告是真的。”
誠如《劍橋中華民國史》後來的論斷（除了滿洲租期的延長外，“二十一條”對日本的在華地位沒有太大意義），這一方案對中國傷害很小，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倒不是天皇比較仁慈，只因條約外洩，日本成了輿論公敵，連黑龍會原本打算拉攏的柏文蔚、李烈鈞等革命黨都公然宣稱“暫停革命，一致對日”，黃興也勸告孫文“放棄討袁，免為日本所逞”。
而在中國國內，抵制日貨的運動正星火燎原般蔓延開來。
上海南京路的日人商店一律關門歇業，日產商品通通被稱為“仇貨”，遊行學生看見便砸，逮住就燒。整個1915上半年，日本對華出口同比下降近兩千萬美元，外貿受到重挫。
因此，站在天皇的角度，大隈重信不打招呼欺上瞞下且不說了，還因操作不當麻煩纏身，自己要再不出面乾涉以正視聽，不明真相的人民群眾搞不好會以為大日本帝國一不留神變成虛君立憲了。
連日來，袁世凱暗囑段祺瑞秘密備戰，物資運輸徹夜不停。而此刻，他決定妥協。
首先，日本政府正在重金收買西方駐華記者，讓他們捏造“中德同盟”的假消息，離間中國與協約國之間的關係；
其次，孫文一直不對“二十一條”表態，還對問他“可否暫停革命，一致禦侮”的同志表示“袁世凱蓄意賣國，非除去之，不能保衛國權”，以至於日置益向日本外長建議煽動革黨，施壓北京；
最後，朱爾典苦勸中方接受傷害不大的最後通牒，實際已表明英國的立場。
但同時，袁世凱對左右道：“購地，我叫他一寸都買不到手；雜居，我讓他一走出附屬地即遇危險。至於警察顧問，用雖用他，月間給幾個錢便了，顧不顧，問不問，權卻在我。”（隨後公佈的《懲辦國賊條例》中規定：嚴禁與外國人私訂契約、租售土地礦產）
張一麐認為不妥，道：“要么簽約，忠實履行。要么拒絕，開誠佈公地向彼言明不能應允之故。如不聽，以兵戎相見，彼曲我直，雖敗猶榮。似此表面答允，暗中破壞，必為禍根。”
袁世凱斥其為書生之見：“開誠佈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當然，搞破壞也是一種天賦，非獨當一面的梟雄所不能為。
袁世凱屬意的人選是陸軍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1875—1928）。
遼寧人張作霖從小上房揭瓦，下河摸蝦，因家境貧寒，很早就投身於社會這所大學校，當過獸醫，做過土匪，還綁過盛京將軍的老婆，人生豐富多彩。
直到日俄戰爭前，被政府招安。
由於剿匪平叛都是一把好手，張作霖累遷至標統，受到時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的注意。
辛亥後，袁世凱一就任總統，已成地方一霸的張作霖便宣布擁護中央政府：
願負駑前驅，唯大總統馬首是瞻。
更重要的是，張作霖的立場白首不渝，口頭禪遠近皆知：
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祖宗父母的墳墓所在地。我豁出這個臭皮囊不要，也不能出賣國家的權利，讓人家罵我賣國，叫後輩兒孫也跟著挨罵，那辦不到！
中南海居仁堂一樓的東頭是袁世凱的辦公室。
只有最親近的人才能在此見到大總統。
關係不近但地位重要的來客，便安排到西頭的會客室。
而一般生客，則只能在居仁堂前院一處叫“大圓鏡”的房子裡恭候袁世凱。
按理說張作霖就是一大圓鏡的待遇，誰知竟被領到了總統辦公室。
他拘謹地坐在沙發上，不安地打量著室內的陳設。只見北面的博古架上擺著各色器物，其中一個絲絨盒裡放著四塊金表，正面鑲一圈珠子，背面是琺瑯燒的小人，精緻而華麗。
袁世凱見張作霖時不時地註視著金表，當場將四塊表都送給了他。
從此，表哥張作霖在袁世凱的扶持下異軍突起，雄踞東北，成為遠近聞名的扶桑噩夢。
民國十五年（1926），日本駐奉天領事吉田茂被張作霖的油鹽不進、不受利誘激怒，盛氣凌人道：“你要真不接受，我方另有辦法！”
張作霖當即反擊：“怎麼樣？有什麼好辦法儘管拿出來。又要出兵吧？我姓張的等著你！”言罷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便被調回國。
民國十七年（1928），北伐軍節節勝利，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認為實施分化戰略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找到張作霖，說可以暗中助其作戰，支持他統治北中國，跟南京的國民政府劃江而治。
張作霖認為中國人鬧家務，不勞外國人插手，始終無動於衷。
芳澤謙吉只好轉而去找山東省主席、狗肉將軍張宗昌。
張作霖聞訊，立刻電召張宗昌入京，勸道：“效坤，自己家的事，絕不能藉助外人，落千秋萬代的罵名。”
張宗昌奉命唯謹，日本的詭計又告落空。
在前後交涉二十五次，窮其智計地化解、牽制了日本的陰謀後，袁世凱派陸徵祥和外交次長曹汝霖親赴日本使館，將簽字文本遞交日置益。
兩人一路上心境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在隨即召開的國務會議上，面對全體高級官員，袁世凱沉痛道：
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則朱使（朱爾典）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委曲、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託付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
簽約的5月9日，從此被袁世凱定為國恥日。
時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為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史學家蔣廷黻也說：“'二十一條'的交涉，袁世凱、曹汝霖、陸宗輿諸人都是愛國者，並且在當時形勢之下，他們的外交已做到盡頭。”
十六年後的“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下令不抵抗，舉國都罵他是“不抵抗將軍”。有了這段經歷，五年後在南遷西安的東北大學演講時，他感慨道：
當年袁項城應許“二十一條”時我是學生，一腔熱血，誓死反對。及至二十年後我執政，還不如人家。
正如陳布雷為蔣介石撰寫的《告國民書》所說，“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罵袁世凱賣國確實不公，其在簽約後的“慚憤交集”也並非作秀，但能不能知恥而後勇則另說了。
袁靜雪眼中的父親，變化不大。
每早七點，他總是分毫不差地拄著那根銅拐杖從居仁堂二樓“咚、咚、咚”地緩步下來，長吟一聲後，到辦公室辦公。
他吃飯的速度快於常人，吃完後鬍子上會沾些菜汁，均由姨太太幫忙擦掉。他還愛吃人參、鹿茸等熱性補品，經常大把大把地放在嘴裡嚼食。
他和正妻相敬如賓，每隔幾天便到福祿居去看望於氏道：“太太，你好。”於氏也總是回以：“大人，你好。”然後兩人說陣家常話。
唯一讓袁靜雪不爽的是，一次，袁世凱打算把她許配給溥儀。
已經派人提親了，袁靜雪哭得梨花帶雨，跑到父親跟前鬧。袁世凱佯嗔道：“以後我非要把你送禮不可！”
袁靜雪昂起小臉，賭氣道：“我又不是鼻煙壺！”
袁世凱忍俊不禁。
此事因溥儀拒絕而作罷，卻不難一葉知秋地察覺到某種趨勢。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似乎成了每個國人的必經之路。
夏目漱石有言：“發揮才智，則鋒芒畢露；憑藉感情，則流於世俗；堅持己見，則多方掣肘。總之，人世難居。”
每個人都有意無意地重複著傷害與被傷害，生活成為一場嚴峻的歷險，直到有一天你嘗試著同這個世界和解，頓悟“正義是自己內心對自己的期許，不是用來脅迫別人的”。
托爾斯泰構思之初，原型是新聞裡一個臥軌自殺的小三。她背叛丈夫，追求虛榮，在作者心中極不可愛。
行文愈久，托翁發現自己並沒有美化安娜，人性卻自有其力量，從故事的樹枝上生出芽來，愈發繁茂。最終，安娜之死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斷，在讀者心中引發廣泛的共鳴。
托翁進一步論斷道：
如果一個人沒有形成任何成見，就算他再笨，也能夠理解最困難的問題。但是，如果一個人堅信那些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早已了然於胸，沒有任何疑慮，那麼就算他再聰明，也無法理解最簡單的事情。
經驗主義者不會用強弱黑白來兩分世界，也不相信一個概念就能徹底解決現實問題，而是保持對不同論述的警惕和自己的獨立性，不斷相信、不斷懷疑、不斷摧毀、不斷重建，在煽動各種偏見互毆取得的平衡中接近這個世界的真相。
然而，在同平政院院長汪大燮（汪康年堂兄）閒聊時，袁世凱悲哀地發現，真實的世界也許是無解的，根本沒有答案。
汪大燮談到一個棘手的案子，原告和被告是夫妻，兩口子鬧矛盾，媳婦跑回娘家，丈夫去接。
媳婦不回，遭到毒打。娘家不干，一家子圍著他打。自衛中，丈夫把大舅子刺死，把丈母娘捅了兩刀，媳婦則被捅成輕傷。
渾身是傷的丈夫當晚自首，被判無期。媳婦不答應，跑到縣府門口自焚，要求改判。
縣府見其狀可哀，改判死刑，結果被告的父親又不答應了，跑到省府門前服毒。
案子上報到平政院（被告父親告地方官司法不公），汪大燮覺得丈夫有自首情節，又是家庭矛盾，夫妻倆還有孩子，不當判他死刑，便同大理院院長一起做工作，讓省上發回重審。
省府同意重審，可根本落實不下去。媳婦一方天天鬧，非要政府維持死刑的判決。最後只好花錢買平安，在判丈夫無期的同時，給受害人家屬一大筆救助款善後……
對法律的不尊重已經持續了兩千多年。
裡提到，一個父親偷了羊，被其子報官。孔子很生氣，說連兒子都告老子的社會，已經不是他所嚮往的。
眾所周知，他嚮往的是倫理道德。
問題是如果只講道德不講規則，那再乾淨的國家最後也只會墮落成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度；相反，要是人人都開始談規則，那麼再野蠻的地方，道德也會逐漸回歸。
在亂象紛呈的民初，認為只有君主（立憲）制才能重建規則的言論並非全無市場；一幫把青島當首陽山的前清舊臣也不甘寂寞，時不時跳出來搶個戲。
當發誓不當“貳臣”的趙爾巽接受袁世凱的禮聘到清史館當館長時，遺老梁鼎芬寫信責備他說：“清朝未亡，你修個什麼清史？”
梁奇葩的邏輯是：北京城還有個小朝廷，裡面還住著個小皇帝……
隆裕死後，梁鼎芬和勞乃宣跑到西陵跪地號哭，如喪考妣。孫寶琦身穿西服前來，剛在靈前鞠了三躬，梁鼎芬便大罵其“洋鬼子”“不要臉”，一干遺老則拍手稱快……
袁世凱關注的是年輕人，比如時任農商部地質所所長的丁文江。
年未三十的丁文江曾說：“中國實在太亂、太窮、太弱、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強、使她樂，我不相信誰不願意。”
丁文江不否認獨裁是毒藥，民主是良藥。但民主政治是一種繁瑣的程序化政治，緩不濟急，無法化解日益深重的亡國危機，實現中國的獨立富強。
因此，他呼喚一個思想開明，以國家利害為利害，能夠凝聚和善用人才的獨裁領袖的出現，並對反對他的人說：
難道我們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嗎？
心有戚戚的袁世凱注意到的第二個人是三十出頭的周樹人。
那是冬天的一個早上，剛剛升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一科科長的周樹人在教育總長范源濂的帶領下進見大總統。
當然你會說：各部有那麼多科長，難不成每換一個袁世凱都要接見？
事無鉅細、完美主義的處女座真幹得出來。
記者黃遠生曾問過趙秉鈞，說總統遇事躬親，不嫌瑣碎和因小失大嗎？
趙秉鈞說：“這是總統做過十多年督撫的緣故。正因如此，一把總鑰匙才無人能管。軍興後功將紛出，然有袁總統在，無人敢飛揚跋扈。”
進見持續的時間很短，周樹人一生也只見過袁世凱這一面。一向刻薄的他後來評價道：
整個民國期間，只有袁世凱略知怎樣對待知識分子，對穩定統治最為有力。
在袁世凱看來，周樹人絕對不是一個稱職的公務員。他對仕途很冷淡，不是逛琉璃廠就是抄古碑，或者搖著蒲扇坐在紹興會館的槐樹下消磨生命。
但他的洞察力無人能及。
周樹人認為民國這座舞台招牌是新的，佈景是新的，座位也是新的，但唱的還是老戲，唱戲的還是老人。
說白了，辛亥革命沒能拔本塞源地根治病灶，人們依舊缺乏愛與誠，習以為常地虛偽和無恥，在暴戾愚昧的空氣中互相中傷。
如果國人的生活藉由武力而非理性來塑造，則自由主義永無出頭之日，畢竟，凡因刀劍得到的，必將因刀劍而失去。
其實，自由必與責任並存，自由乃有意義。因此，自由主義需要的土壤是各負其責的秩序，而非混亂。
可惜，好逸惡勞乃人之天性，即便是對待自由。
比如，人們拒絕排隊，你爭我搶地往前擠。久之，大家盼望出現一個秩序的維護者。終於，一個惡棍跳了出來，用棍子敲打每一個人，宣布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
秩序實現了，但眾人也被奴役了。結果雖好於混亂，權利卻遭到剝奪。
世間許多悲劇，並非由醜惡造成，而產生於追求美好的中途。於是，就像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所言：“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
在追逐目標的過程中，人總是為自己的行為用心堆砌詞彙，覺得世界不理解我，而真相其實是我不理解世界罷了。
當經驗主義者袁世凱決定倒掉一盤散沙，重建秩序時，“天下往往有主義甚正當，徒以手段之誤而流毒無窮者”（張君勱語），便又多了一道真實的註腳……
北京。
久未露面的應桂馨出來覓食了。
他向政府索要錢財和勳位，不願舊事重提的袁世凱撥了筆款想打發他走，誰知應桂馨非要政府“昭雪其罪”，甚至承認刺宋有功。
這就顛倒乾坤了。
煩悶中，袁世凱突然想起初見宋教仁時的情景。
彼時，因《間島問題》一書，袁世凱仰慕宋教仁已久。但見其衣服破舊，便問是否還是留日時所買，宋教仁點頭。
事後，袁世凱請人做了一套高級西服給宋教仁送去，宋穿上後非常合身。原來，談話間他就把尺碼給記住了。
據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張國淦回憶，唐內閣期間，袁世凱談及農林總長宋教仁，總是頗多推許。
轉變發生於國會選舉期間，宋教仁在南方各省演講拉票並猛烈抨擊北京政府。大為光火的袁世凱聽趙秉鈞說洪述祖正在安排人詆毀宋教仁，也就放心了。
沒想到毀宋不是毀謗而是毀滅。當得知宋教仁的死訊時，他蒙了，喃喃道：
如何是好？國民黨失去宋教仁，少了一個明白事理的首腦，以後越難講話了。
應桂馨但凡有一絲自知之明，也該清楚袁世凱對他除了厭惡就是蔑視。他不學洪述祖的低調（為逃避北京警方的抓捕躲到青島德租界），反而拋頭露面，狂犬吠日，終於在離京途中被軍政執法處的特務暗殺。
袁世凱從不諱言自己就是殺應的幕後主使，但巧的是，隨後直隸都督趙秉鈞便暴斃家中，坊間紛傳總統下毒害死了自己的心腹，殺人滅口。
邏輯鍊是成立，但趙秉鈞不是應桂馨。殺應無傷大雅無人問津，殺趙則必定轟動全國，在國民黨已垮、宋案已時過境遷（過了一年）的大好局面下，是自找麻煩的不智之舉。
事實上，趙秉鈞的孫子趙純佑後來在家信中表明，他爺爺是死於腦溢血，倒在床頭邊，家屬親見，並無謠傳的“七孔流血”的症狀。
趙秉鈞死後備極哀榮，梁士詒和袁克文前往天津送終，喪事極為隆重。袁世凱手書“愴懷良佐”的匾額，優恤家屬，並令京津兩地為其修建專祠。
饒是如此，洶湧的謠言還是在北洋舊將心中埋下了濃重的陰影。曾擔任過軍政執法處處長的陸建章就對親信說：“我們參與老頭子的機密大事太多。那些見不得人的事，老頭子總有一天要消滅痕跡。”
由於馮國璋遠在南京，王士珍整個一神龍見首不見尾，矛盾便在當過北洋六鎮里四鎮的鎮統，威望足以號令全軍的段祺瑞身上爆發。
段祺瑞人品沒得說，不抽不賭，不貪不嫖，一輩子清廉耿介，唯一的愛好就是下圍棋。
不過，性格缺陷同樣明顯：固執自大，爭勝好強。
早年留德，受不了洋人恥笑的他打算剪辮，被督學蔭昌瞧見。
蔭昌一把奪過剪刀，問他何故發狂。段祺瑞說，我寧願發狂也不願受辱。蔭昌勸道：“你是官費留學，剪了辮子萬一朝廷震怒，斷了你的學費，到時求學不成，歸國亦不可得。”
段祺瑞若有所動，但仍道：“終不欲受人譏也！”
蔭昌讓他先電奏朝廷，再做決定。段祺瑞依言而行，結果遭到痛斥。
他找到蔭昌，表示感謝：“要不是你提醒，真回不了國了。”
蔭昌笑道：“我也要感謝你啊。”
段問何故，回以：“你電報打過去，如果朝廷准許，我也援例行之；如不許，我亦無冒請之嫌。難道不該謝你嗎？”
棋品如人品。段祺瑞雖說酷愛下棋，但棋藝不精，還輸不起。一次，被11歲的棋聖吳清源殺得大敗後，段祺瑞一整天都悶悶不樂；還有一次跟兒子段宏業對弈，又敗，段祺瑞咆哮道：“什麼都不會，就知道玩兒這個，以後有什麼出息？滾！”
段祺瑞一生不置房產，在北京租房子住，直到袁世凱以給幹女兒為名（段在原配過世後娶了袁的義女張佩蘅為妻），送了段家一棟。
房東是一個輸了袁世凱四十萬大洋的牌友，房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