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的鳳凰城古色古香，恍如夢境。
沱江穿城而過，清瑩澄澈。虹橋的倒影隨波蕩漾，變幻多姿。吊腳樓下，苗家少女赤足臨江，洗菜淘米，清脆的笑聲隨風飄揚，宛若從裡走出來的翠翠，沁人心脾。
煙雨中，江上薄霧繚繞，大山景物朦朧，好一派遠離塵囂的桃源仙境。
然而，當九歲的沈從文一覺醒來時，寧靜被打破了。
幾個叔叔全部消失，父親臉色慘白地坐在太師椅上，兩眼無神。
“爸爸，爸爸，你到底殺過仗了沒？”
“小東西，莫亂說！夜來我們殺敗了，全軍覆沒，死了幾千人！”
造反已然失敗，殺戮剛剛開始。
我在道台衙門口的平地上看見一大堆骯髒血污的人頭，轅門上也掛滿了。 （）
清軍將城內佈置妥當後就下鄉抓人，集中起來趕到河灘上亂刀砍死。每天殺一百個，持續了個把月才收手。
天寒地凍，也不擔心屍首腐爛，陳列在河邊正好“以儆效尤”。
鮮血淋漓的畫面刺激著沈從文幼小的心靈。當他成年後來到北京，向親戚解釋為何背井離鄉時，道：“六年中我眼看身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對被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殘忍的印象，什麼也學不到。被殺的臨死時的沉默，恰像是一種抗議——你殺了我的肉體，我腐爛你的靈魂。”
湖南的光復血雨腥風，概括起來就是：革命的殺了反革命，反革命殺了不革命但被當成了革命的，革命的殺了被當成反革命的不革命的……
歸根溯源，要從巡防營統領（湖南武裝警察最高長官）黃忠浩講起。
黃統領帶兵有方，人稱其軍“忠字旗”，喚其人為“小曾國藩”。
深受張之洞賞識的他官至湖南提督，退休後辦起了實業，在士紳的擁護下做得風生水起，成為礦界領袖。
人望日隆的黃忠浩修治洞庭，資助教育，保路運動興起時還率眾反對鐵路國有化，可見思想非常進步。
如果不是一念之差，死後定能和同鄉黃興一樣變成銅像。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時，履新不久的湖南巡撫余誠格極為恐慌。
湖南是革命老區，出產了唐才常、陳天華和宋教仁等一批清政府的剋星。況且，長沙剛剛爆發了搶米風潮，人心思亂，一點即燃。火藥桶上的餘巡撫只好返聘黃忠浩，讓他守住最後一道防線巡防營，至於新軍，早已毫無懸念地被同盟會滲透，不抱希望。
黃忠浩剛換上軍裝，就見到了老相識——湖南諮議局議長譚延闓。
與譚嗣同、陳三立並稱“湖湘三公子”的譚延闓處世圓滑，被譽為“藥中甘草”。譚延闓對黃忠浩大談由巨家世族（諮議局）和軍政長官（黃忠浩）聯合的所謂“文明革命”，勸其“宣布革命，自任都督”。
黃忠浩略有心動，派親信去漢口打探消息。回報說清軍已大舉南下，民軍卻無新的戰果。
於是態度逆轉，擺出一副要當中興名臣的樣子，準備佑我大清。
譚延闓只好退而求其次，也不管什麼“文明革命”了，派人同革命黨接頭。
同盟會湖南分會的負責人焦達峰和新軍排長陳作新浮出水面。
出身地主家庭的焦達峰是自費留日的。加入同盟會後不久，便因不滿孫文只經營華南而無視長江上游的戰略，同孫武成立了外圍組織共進會，回國分駐兩湖，策動起義。
諮議局代表跟革命黨約好在福壽茶樓見面。當天，代表恭候多時，方見“有穿天青團馬褂，落落大方，肩輿而來者，焦達峰也。次陳作新來，又次陸續而來四十餘人，長袍短套，不倫不類”。
焦達峰的“小弟”成分比較複雜，有新軍士兵，也有黑幫成員，被諮議局的代表鄙視很正常。
關鍵是雙方無法達成共識。諮議局較保守，主張光復後推黃忠浩為湖南都督，穩定人心；陳作新和新軍士兵則堅持要殺黃忠浩。
最後不歡而散。
舉事當日，由於事機不密，聽到風聲的余誠格預為佈置，一時間哨崗林立，便衣四起，還有謠言說巡撫衙門已架起大砲，準備把城外的新軍營房轟平。
按照教科書的論調，軟弱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又動搖了。一個叫吳作霖的諮議局議員擔心真打起來殃及池魚，急得通宵失眠，大清早跑到單位求見譚延闓，要他出面主持大局。
結果門衛都沒起床，哪有人來辦公？
吳作霖越想越生氣：都什麼時候了，你大爺的還睡得著覺？
最後竟在諮議局門口罵起街來：
我是革命黨，一向不怕死。我姓吳名作霖，誰人不知，哪個不曉？我手下已有兩千多人，分駐滿城客棧。除各有小刀外，還能製造炸彈，只要人備火柴一盒，即能將長沙燒成平地！你們這幫議員，號稱人民代表，現已死到眉毛尖上，還不到局辦公，要你們作甚！
門衛被吵醒，不知所措；路人上前圍觀，都以為是個瘋子。吳作霖罵了個唇焦舌敝，無人理睬，悻悻地回家去了。
罵街加劇了謠言的傳播，票號發生擠兌，巡防營全體出動。
焦達峰一夜之間活明白了：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放手一搏。在每人只有兩顆子彈的情況下，領導新軍一鼓作氣沖進城。
居然就光復了。
余誠格搖身一變成了余則成，換了衣服，逃到湘江上的日本軍艦裡。黃忠浩則沒那麼好的運氣，剛跨上馬預備跑路，一個巡防營士兵故意高喊：“我們統領來了！”
新軍士兵順著話音方向一擁而上，將黃忠浩刺於馬下，綁到天心閣的城樓上斬首示眾。
一路上，有人拳打腳踢，有人用刀亂刺。這些同黃忠浩素不相識的士兵，是出於公仇還是私怨，抑或只是狂歡？已不得而知。
焦達峰和陳作新被推為湖南軍政府的正副都督，而悲劇才剛剛拉開序幕。
文告貼上街，長沙市民驚詫莫名——沒人知道這個二十五歲的都督從哪兒冒出來的。關於焦達峰和黑幫大佬之間不得不說的故事很快就口耳相傳了。
更要命的是，一身江湖習氣的焦達峰毫無管理經驗。
一個青年跑來要官，他問對方會做什麼，答以“會寫字”，便道：“你去當書記吧！”
青年走出去，見桌上放著一大捆白帶子，便隨手拿了一條，寫上“三等書記官”，往身上一掛，招搖過市。
不過他很快發現其他人的帶子上都寫著“一等書記官”，不禁後悔自己膽子太小。
由於連長滿街走，營長多如狗，雜貨舖的指揮刀頓時賣到脫銷……
譚延闓則對民政部長的任命嗤之以鼻：自己出身翰林，深孚眾望，憑什麼受一幫“丘八”領導？
他以“模仿英國立憲精神，防止專制獨裁之弊”為由，將諮議局改組為議會，規定都督的命令必經本院議決蓋戳後，方可發交各部執行。
焦達峰自然不滿，在一幫同盟會會員的鼓譟下，起了殺心。
豈料譚延闓速度更快，趁焦達峰派兩協軍隊支援武漢，長沙空虛之機，勾結新軍管帶梅馨發動政變。
當天，都督府接報，說北門外的和豐火柴公司發生群體性事件，請求彈壓。
陳作新單騎前往視察，剛走到文昌閣便被埋伏於此的叛軍亂刀砍死。
素喜詩文酬唱的陳作新生前曾賦有一詩：
平生何事最關情，只此區區色與名。若就兩端分緩急，肯將銅像易傾城。
可惜，最後還是死於名而非色。
焦達峰聽到陳作新的死訊，不顧同志勸諫，坐等叛兵上門，結果被亂槍射死於照壁之下，鮮血濺到一旁的石獅子身上，觸目驚心。
當晚，有人瞧見身穿藍布長衫的譚延闓面如死灰地被人用藤椅從後門抬進都督府，在梅馨等人的“勸進”下，欲迎還拒地就任都督。
對內，譚都督把梅馨擢為協統；對外，則誣陷焦達峰乃黑幫頭子，冒充黨人來奪權。
三天后，同盟會會員用行動扇了謊言一記耳光，在常德給焦達峰、陳作新開追悼會。詎料剛獻完花圈，就被譚延闓派來的官兵抓獲。
悉數被砍後，原址立刻舉行了另一場追悼會。而這次，靈堂上懸掛的是黃忠浩的遺像。
殺人循環，至此結束。距湖南光復，還不到十五天。
革命的進程中，一組難以調和的矛盾存在於自由和平等之間。由於自由無法像平等那樣給予革命者物質的獎勵（打土豪、分田地），平等凌駕於自由之上便成為一個危險的趨勢——甚至可能為了平等，選擇同專制結盟，犧牲自由。
因此，東歐作家諾曼·馬內阿在《論小丑》中寫道：
眾所周知，許多反法西斯者是共產主義者。在許多情況下，某個集權制度的反對者，有意無意地成為另一個集權制度的支持者。
而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托克維爾認為自由之所以沒能被堅持到底，蓋因“人們平時所熱愛的自由，只是出於對主子的痛恨”。故當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舊王朝推翻後，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拋棄了。
最後得出一條結論：
誰在自由中尋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
過渡時代的袁世凱，身處最原始的角斗場（群雄割據），面臨最深沉的災難（內憂外患），卻要模仿出最現代化的政治結構（民主共和）。
何其艱鉅。
亡清的理想業已實現，站在雲端的感覺卻唯有空虛與孤寂。
他終於明白，清亡，並不是最終的答案，因為陽光仍未灑向大地。
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
而在學海中游了一圈後，袁世凱悲哀地發現，問題更複雜了。
許多人認為民主政治的實施需要一些起碼的社會條件，比如教育的普及、國民收入的增長。而這一切，辛亥之後的中國基本不存在。
不過，袁世凱認同梁啟超的“不與民權，民智烏可得開？”，深信病灶絕不在此。
民主的基礎是自由，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該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氣與武力。
沒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識，濫用自由便會成為常態，官民互不負責，都在擴大個人權利的邊界，爭各自的“自由”。
比如，當公開招標這一政府採購形式出現前，商人只需搞定部門一把手，拿單的勝算便在九成以上。
但當招標產生後，你不弄到評審委員會的專家名單逐一拜訪，都不敢去競標。
腐敗的成本增加了，腐敗的面積也擴大了，“立法愈峻，索賄愈頻”成了一道永遠繞不出去的怪圈。
而當人們的耐心消磨殆盡時，便會尋求徹底解決之道，直至革命再次降臨。
對袁世凱來說，兩難的選擇在於：不終結各自為政的亂局，制度建設便無法落實，民主共和就難以兌現；而欲使從上到下令行禁止、運作有序，震住貪官、軍閥和潛滋暗長的利益集團，又必須加強中央集權，授人以“獨裁”的話柄。
困惑中，他想起了大哥徐世昌。
有些日子沒見徐世昌了，聽說他和一幫前清遺老跑去青島當起了寓公。
傳聞說他食君之祿不忘君恩，故拒絕當民國的官。
純屬扯淡。
袁世凱太了解徐世昌了，他帶著翰林出身之人的鮮明特徵——好名。因此，絕不會公然棄清投袁，給輿論留下口實，至少要走一走“不仕二朝”的過場，迂迴一下。
但當袁世凱派人去請時，卻只收到徐世昌的一張字條，上書：殺君馬者道旁兒。
意即一匹好馬跑得很快，路邊的看客不停地鼓掌，馬不停地加速，結果在不知不覺中累死了。
徐世昌藉此提醒袁世凱：中外擁戴只是表象，民國大總統根本就是步死棋。
在轉型的千溝萬壑中，在這盤前無古人的新棋裡，即使再高強的棋手，也只能像日本棋史上的赤星因徹那樣下到吐血而亡。
形勢比人強。如果非要捲入神也改變不了的形勢，那麼身敗名裂的悲劇完全可以逆料。
徐世昌的看法是，自從西方價值觀傳入中國，一組無法調和的矛盾便浮出水面：小我與大我。
自由主義者追求小我的權利保障，認為個人的自由是國家存在的前提；而另一方的觀點則是“沒有大我，何來小我”，個體的存在有賴於群體的穩定。
前者要啟蒙，後者要救亡。
即便在和平年代，二者的鬥爭也如火如荼，遑論那個真的有境外勢力的時代。
徐世昌料想民主政治再過一百年都未必能實現，十年內就更不用奢望。勉強仿行，君權下移，其結果只能是官員分了民主的好處，文人過了民主的嘴癮，平民仍受專制的剝削。
久而久之，民國給國民的觀感反倒不如大清。
1918年，思想家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在觀察了民國七年後，失望到連六十大壽都懶得過，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
梁濟在前清官職卑末（民政部主事），算不上遺老。他本人思想開明，並不敵視共和。之所以要跳湖，確實是對現實絕望了。
在《伏卵集》中，梁濟記載了諸多令人心灰意冷的見聞。比如每逢召開國會，各黨工作人員就會到前門火車站樹起招牌，拉扯剛下車的議員去本黨招待所，“就像上海妓女在街頭拉客人”。
議員們前呼後擁，先住甲黨的招待所，得到紅包後承諾投該黨的票；又住乙黨的招待所，再得一份紅包並答應投該黨的票。直到拿完所有好處，最後卻投了自己的票……
七十年後，生命的盡頭，梁漱溟依然記得父親死前留給自己的那個沉重的疑問：
這個世界會好嗎？
時任北大哲學系講師的梁漱溟沒察覺出任何異樣：“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
梁濟：“能好就好啊！”
說完便離開了家。
康有為替張勛起草的複闢通電雖說反動，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初亂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聲：
溯自武昌兵變，創改共和，紀綱頹墜，老成絕跡，暴民橫恣，宵小把持，獎盜魁為偉人，祀死囚為烈士。議會倚亂民為後盾，閣員視私黨為護符，以濫借外債為理財，以剝削民脂為裕課，已壓抑良善為自治，以推折耆舊為開通。或廣布謠言，而號為輿論；或密行輸款，而託為外交。無非恃賣國為謀國之工，借立法為舞法之具。
最後得出結論：名為民國，而不知有民；稱為國民，而不知有國。
佐證還有李宗仁的回憶。他說自己在清末上陸軍小學時，但覺朝野上下朝氣蓬勃。可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後，卻朝氣全失，唯見滿目漆黑，一片混亂。
其實，之所以釀出這麼一個上下爭利的蠻荒世界，蓋因錯把自私當自由，混淆了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不知前者有權利觀念也有責任意識，而後者則只追求利益與享樂。
正因官民都打著追求自由的旗號，各逞其能地擴大自己權利的邊界，無視他人的權益，嚴復方才將穆勒的翻譯為《群己權界論》，告訴國人找到自由的界限比自由本身更重要。
徐世昌的悲觀並非無源之水。
早在兩千年前，董仲舒給漢武帝的《舉賢良對策》中就分析過為何會出現“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的現象。即法令越頒越多，罪案卻不減反增；打擊犯罪的力度越大，挑戰法律的手段也就越高明。
董仲舒認為這是由於風氣徹底敗壞，人心極度糜爛，欲從根子上解決，必須“正人心”。
問題是人心已經正了兩千年，好像沒什麼顯著的變化。 “楊朱之學”（利己主義）還欣喜地找到了自由主義的面具，戴著登堂入室。
比政府腐敗更嚴重的是社會的潰敗。當共識破裂，所有人都對國家的前途不抱希望時，腐敗便成了見怪不驚的常態。
馬基雅維利認為人性的軟弱使民眾難以抵抗腐敗的誘惑，從而不願為共和做犧牲，反倒容易被權力所網羅，為一點小恩小惠就去當專制的幫兇。
平心而論，辛亥革命的勝利確實來得有些突然，根深蒂固的積習和俯拾皆是的腐敗導致共和製度的設計難以開花，不易結果。
在輿論“中華民國已變成中華官國”的譏諷聲中，楊度主動求見。
他認為中國的現狀是數百人的專制。縣是專制的，省也是專制的，人們在國內行動，不過是從一個專制區到另一個專制區，而權利保障什麼的，是打著燈籠也找不到的。
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無法調動，還談什麼建設農村、發展教育？
楊度提醒袁世凱注意，作為民主搖籃的古希臘，雅典的法庭民主到連法官都沒有。遇有案件，根據大小，從六千個公民組成的陪審團（平時抽籤選取）裡調五名以上的陪審員審理。
一切都是隨機的，能有效預防賄賂，確保公正。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貌似合理的製度，把不容於世的科學家阿那克薩戈拉（正確解釋了月食現象）、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以及戲劇家歐里庇得斯等最優秀的人才趕出雅典，還以“不敬神”的罪名判處蘇格拉底死刑。
雅典民主最極端的例子莫過於“陶片放逐法”。它規定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召開公民大會投票決定。
投票者只要在碎陶片上刻下政治家的名字，無需任何罪行，得票超過六千，此人即遭放逐十年。
一次，指揮過馬拉松戰役，為抗擊波斯入侵立下赫赫戰功的名將阿里斯泰德被公民大會宣布放逐。投票前，一個文盲把陶片遞給正好坐在旁邊的阿里斯泰德，請他代刻“阿里斯泰德”。
阿里覺得很奇怪：“你都不認識他，為何讚成放逐？”
文盲的邏輯是：“經常聽人歌頌他為'公正者'，很煩，乾脆放逐算了。”
楊度向袁世凱挑明：抽刀斷水的唯一辦法是實行開明專制。
有這種想法的，不止他一個。在梁啟超筆下，民初的議會幼稚到讓人心碎：
法定人數之缺，日所有聞；休會逃席之舉，成為故實。幸而開會，則村嫗罵鄰，頑童鬧學。銷此半日之光陰，相率鳥獸散而已。
袁世凱面臨的問題更具體。 “一省六都督（陝西），百日三都督（江西）”的民元亂局剛結束，各省又肆無忌憚地截留稅收，斷了中央的財源，使得北京連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何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然而，強烈的個人意志不允許袁世凱後退半步。他一向堅信政治家和文人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敢於自污，甘願為政治理想放棄原則、隱忍求全。
於是，他一邊感慨“我這個大總統當的還不如一個總督”，一邊打定主意：與其扛著民主的大纛（dao，旗幟）實則官主，不如親自操刀，制定實實在在的規則，確保國家機器運作穩定。
從管家到當家，從頂層亡清到頂層設計，深感事非經過不知難的袁世凱心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他抬望眼，振作精神，目光投向潼關以西那片還掛著龍旗的大清遺民樂土。
鏡頭閃回到四個月前。
陝西的光復跟武昌一樣，都是新軍一覺醒來頓悟了，匆忙成事。
先是西安將軍文瑞在聽說武昌起義的消息後，當即要求護理陝西巡撫（平級代理稱“署理”，由低一級的布政使暫代則稱“護理”）錢能訓抓捕新軍中的革命黨。
錢能訓擔心急則生變，計劃先將新軍打散了往邊區調，再按圖索驥，各個擊破。被同盟會陝西分會滲透得最理想的第二標瞬間站到了歷史的交叉路口。
不起義，遲早也是死；起義，有槍無彈。
一幫革命士兵找到在日本參加過同盟會的一營管帶張鳳翽——這是軍中能找到的最高級別的革命黨了。
張鳳翽正在營房睡覺，突然稀里嘩啦湧進一群人，說要擁戴他當首領搞暴動。
“啥時候？”
“奏是今個兒！”
“能行！”
話說當天的確是個造反的好日子。錢能訓和軍方高層皆在諮議局開會，駐守軍裝局（保管彈藥）的一個連也因週末的緣故，大部分人都跑去逛街了。
革命軍以“到灞橋洗馬”為名衝到軍裝局，一聲怒吼，幾百個赤手空拳的士兵分分鐘便佔領了此地。
張鳳翽就地成立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處。
巡防營只象徵性地抵抗了一陣便潰不成軍，錢能訓自殺未遂，被革命軍禮送出境。
只剩下滿城了。
滿清入關後在各省省會修築了滿城，駐紮八旗軍，以防漢人造反。
此刻，滿城盡帶黃金甲。
血戰一日，革命軍通過一段倒塌未補的城牆艱難殺入，引爆火藥庫，造成極大傷亡。
文瑞指揮旗兵巷戰，留下三千具屍體，仍負隅頑抗。
革命軍怒不可遏，挨家挨戶地屠城，砍死兩萬多旗人婦孺，震驚宇內。
文瑞投井自殺，剩下的千餘旗兵想反攻軍裝局，悉數被滅。
演完同舟共濟的上集，當然少不了同室操戈的下集。
軍政府的大會上，個個都覺得自己勞苦功高，吵了半天，竟搞出糧餉、軍令和兵馬等六個都督。當然，張鳳翽是“大都督”。
眾人歡天喜地，完全沒意識到放走了一個禍根。
兩年前因反對立憲而被載灃革去陝甘總督一職的升允聽到西安出事，連夜渡河，逃往甘肅。
升允這個人很有特點。慈禧七十大壽時，奕劻曾命各省獻金祝壽。大家都慷慨解囊，只有他不掏錢，還上奏請求停止這勞民傷財的攤派。
跑到蘭州後，升允被陝甘總督長庚奏請起復為陝西巡撫，同提督張行志分南北兩路率軍東征。
甘肅風氣之閉塞，冠絕各省。
在清末國會大請願的浪潮中，根本看不到甘肅代表的影子。其諮議局正副議長都是翰林出身，卻對立憲不感興趣，倒是武昌事變後熱衷於“迎鑾”，一面通電反對共和，一面聯絡北京，欲替皇帝打出一條偏安之路。
革命根基如此之差，對升允來說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用西顧，放心大膽地跟陝軍拼殺起來。
一直殺到清帝遜位，長庚掛印而去，甘肅布政使領銜致電袁世凱“承認共和”，仍無收手的跡象。
除夕之夜，醴泉的陝軍尋思著甘肅都易幟且宣布停戰了，大為放鬆，喜迎新年。不料正烹羊宰牛、吃酒賭錢，升允的甘軍便從城角攀援而上，組團前來拜年。
連南路的張行志都收到消息停火了，佔領醴泉的升允還在那厲兵秣馬，把遠在北京的宗社黨感動得熱淚盈眶。
一個叫雷恆炎的陝軍參謀估摸著升允可能沒收到停戰消息。作為醴泉人，他覺得有必要前去通知一下。
革命同志置酒送行，並發炮三響，為雷恆炎壯膽。
結果，次日到了甘軍營中，剛準備開讀黎元洪的來電，就听升允下令：“斬！”
雷恆炎恍然大悟：哪裡是消息不通，根本就是秘不宣布，還想打！
他一邊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邊大喊：“南北議和，天下一家。陝甘兩省，本為兄弟，為何還要廝殺？！”
話沒說完，嘴已被堵上。接著是割耳、削鼻、挖心三部曲，最後棄屍於枯井之中。
惡鬥持續到元宵節，張行志都回家團年去了，甘軍上下也知道宣統已然退位，且袁世凱的援陝部隊正在路上。
升允愈發孤立。
陝西軍政府派了兩個理學名儒過來勸他休戰，升允環顧四周，只見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
他一邊痛哭流涕一邊唾罵袁世凱，道：“我已無君可事，唯有一死以報聖恩。”
清廷最後一個疆臣“陝西巡撫”升允撤回甘肅，仍念念不忘迎駕西北，重建朝廷。他致電袁世凱，要求取代張鳳翽任陝西都督，以便將來安置兩宮。
果斷遭拒。
升允只好帶著家眷逃亡西寧，輾轉經西伯利亞流亡日本，長期從事復辟活動，死後被溥儀賜諡“文忠”。
中華民國終於在形式上完成統一。
然而，新的號角才剛剛吹響。
即使內閣制將大總統的權力關進了籠子，孫文還是不信任袁世凱。
之所以把鎂光燈讓給袁，一來是形勢所迫，二來無非想利用其威望降服人心，穩定過渡。
因此，孫文堅持內閣總理的人選必須出自同盟會。
袁世凱則提名唐紹儀，雙方僵持不下，最後各退半步，讓唐先加入同盟會再就任總理。
其次是敏感的陸軍總長一職。南方推黃興，北方推段祺瑞。
討價還價的結果是段祺瑞勝出，黃興任陸軍參謀總長，留守南京。同時，南方派的王芝祥（廣西副都督）北上當直隸都督。
1912年的愚人節，孫文正式辭職。三日後，臨時參議院遷至北京，唐紹儀內閣出爐：
外交總長：陸徵祥；
內務總長：趙秉鈞；
陸軍總長：段祺瑞；
海軍總長：劉冠雄；
財政總長：熊希齡；
司法總長：王寵惠；
教育總長：蔡元培；
農林總長：宋教仁；
工商總長：陳其美；
交通總長：施肇基。
雖說南方佔了五席，北方只佔三席（另有一共和黨與一無黨派），但分量卻不可同日而語（內務部、陸軍部和海軍部）。
即便如此，袁世凱這個國家元首還是當得很窩囊。因為，一向溫文爾雅的唐紹儀突然爆發了。
像被施了蠱惑大法一般，唐紹儀不顧二十多年的交情，事事站在同盟會的立場跟袁世凱對著幹，駁其手諭更是家常便飯，以至於他每次到總統府，袁的侍衛都會小聲嘀咕說唐總理今天又來欺負我們總統了。
原本忠誠的老部下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袁世凱開始懷疑同盟會是不是邪教組織，苦勸唐紹儀回頭是岸，退黨保平安。誰知唐紹儀毅然決然地表示：寧可辭職，斷不能犧牲黨籍。
又一次爭吵結束後，袁世凱失望道：“我老了，少川你來當總統吧！”
唐少川默然不語，鏡片上閃過一陣寒光——總理既操大權，挺住意味著一切。
窩了一肚子火的袁世凱迅速著手拆台。
在其遙控下，趙秉鈞長期不參加內閣會議，每逢開會都人間蒸發。陸徵祥則把精力投入到派人疏通外交部大院裡的下水道這類瑣事上，具體的外交工作都扔給蔡廷幹，讓他直接向袁世凱匯報。
眼看就要玩兒不轉，黃興要錢的電報又擺到了唐紹儀的案頭。
南京留守，聽起來挺慈悲，給同盟會一塊自留地。
其實就是收拾爛攤子。
一場革命下來，南京附近嘯聚了三十萬官兵，個個以功臣自居，天天跑官要錢，成為長江以南的安全隱患。
關鍵是襁褓之中的民國養不起這幫人。無法安置便只能遣散，於是涉及到轉業費的問題。
黃留守估算了一下，發現要想徹底甩掉包袱，至少需二百五十萬兩白銀。
孫大砲從來都是朝別人要錢，指不上，只能給北京打電報。
問題是中央也沒錢，只好藉外債。六國銀行團（英法德美日俄）答應貸筆巨款，幫中國一次性解決捉襟見肘的局面，但條件非常苛刻，甚至要求監督中國財政。
唐紹儀一怒之下不借了。可袁世凱不能坐視政府破產，不然正遂了同盟會的心願。他指示財長熊希齡繼續跟六國銀行團磋商。
同盟會見唐紹儀被踢出局，不明就裡，紛紛通電指責政府出賣國家主權，強烈反對借款，並連帶著把熊希齡也口誅筆伐了一番。
洋人一看動靜鬧這麼大，也不想蹚渾水了，陸續撤離。
袁世凱氣得想跳樓，當即以牙還牙。
王芝祥北上出任直隸都督是南北雙方早就達成的協議，雖說監視的意味很明顯，但為了換取段祺瑞的陸軍總長，袁世凱也同意了。
此刻則悍然毀約，命馮國璋為直隸都督，改王芝祥為宣撫使，給了一大筆錢，令其南下協助黃興裁軍。
當初唐紹儀拍著胸脯向同盟會保證落實此事，而現在王芝祥拿著沒有總理署名的委任狀赴南京上任，赤裸裸地破壞了副署制，只留下顏面掃地威信全無的自己，還有什麼乾頭？
他跑到天津躲起來，轟走了袁世凱的說客，堅決要求辭職。
唐內閣不出三個月便壽終正寢，宋教仁功不可沒。
袁總統說：“你發布任命，我不蓋印。”唐總理說：“你蓋印，我不簽字。”
苦心孤詣的設計製造了避無可避的對立，中道崩殂自然在意料之中。
緊隨其後，同盟會的閣員也聯袂辭職，以示與總理共進退。
宋教仁泡在農事試驗場（今北京動物園），啟動了一項政治實驗。
唐紹儀為什麼失敗？因為攤上了混合內閣。三個北洋老人，一個無黨派人士（陸徵祥），外加一個共和黨（黨員多為清末立憲派）的熊希齡，把持了軍事、外交和財政，一切唯袁世凱是從，不輸才叫沒天理。
正式國會選舉在即，臨時政府為期不久。宋教仁意識到，必須盡快將同盟會改組為現代政黨，再推行“政黨內閣”。即參議院裡佔多數席位的黨派選出內閣總理，再由總理指定內閣成員，從而上下一心，不被總統分化瓦解，真正實現權在內閣。
如此一來，政治鬥爭下沉到了各黨對參議院席位的競爭，簡稱黨爭。而這，正是宋教仁所擅長的。
袁世凱聽說後，睡不著覺了。
不搞混合內閣，自己就無法縱橫捭闔，總統徹底變成虛位。
因此，他針鋒相對地發表了一封公告：
餘不注意黨派，專注重人才。其人為餘深服者，無論甲黨、乙黨或併無黨，但熱心國事，必引為輔助。故重在得人，但問其才與不才，不論其黨與不黨。
並“苦口婆心”地勸大家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拘泥於黨派之爭，破除成見，同心協力建設民國。
最後還不忘抨擊一下《臨時約法》裡的“總統不負責任”。
他打比方說，國民好比股東，大總統好比董事長，總理好比CEO。公司的運營發展，固屬CEO之責任，但若因用人不當，致使商業失敗，瀕臨破產，則董事長不能不負責任，股東也未必肯寬容董事長。
袁世凱的話言之鑿鑿，擲地有聲，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一些報紙甚至指責同盟會結黨營私，已成為實現中國夢的桎梏。
打下了良好的輿論基礎，袁世凱提名由外交總長陸徵祥擔當第二任總理。
作為職業外交官，陸徵祥常年在駐外使館工作，連老婆都娶的洋妞。後受“庚子五大臣”之首的許景澄賞識，官至駐荷蘭公使，於王朝末日前，在袁世凱的授意下電奏隆裕，逼清帝遜位。
雖說陸徵祥在外交總長任上引進西方的管理制度，刮起了一陣科學的新風，但讓他當總理，資歷和人望還是太淺。
之所以有此動議，出於三方面的考慮。
一、中華民國還沒得到世界各國的正式承認，俄國又在策劃分裂外蒙，總理這個位置需要一個外交幹才，不然連錢都藉不到；
二、陸徵祥無黨無派，剛從國外回來，人際關係相對簡單，容易在臨時參議院通過；
三、逼宮一事上，陸徵祥幫過自己，是可以爭取過來的好同志，必須回報。
果然，其上任沒有遭遇任何阻力。
因為在宋教仁的佈置下，同盟會把視線放到了不遠的將來。
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袁世凱必須在十個月內召開國會，臨時政府才能變成正式政府，臨時大總統才能變成正式大總統。而屆時，所有部門都要洗牌重選，誰佔領了國會誰就擁有天下。
因此，戰略重心已發生轉移的同盟會會員先後從政府辭職，跟著宋教仁造黨去了。
本以為可以太平幾日，卻在陸徵祥組閣時又碰到了麻煩。
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六名候選人被提交到臨時參議院。其中，提名擔任教育總長的孫毓筠（同盟會籍）遭到同盟會的強烈抵制。
當然你會問：都是革命同志，咋大水沖了龍王廟？
因為同盟會一致認為孫毓筠是個叛徒。
其實人是名門之後，孫家鼐的侄孫。
狀元出身的孫家鼐當過帝師，做過工部、禮部、吏部尚書，官至內閣大學士，死後諡“文正”，與曾國藩同。作為文官楷模，能拿的成就都拿到了，還活了八十多歲，死在清朝的前面，可謂完美人生。
進步青年孫毓筠鄙視這樣的人生。
他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又回國響應萍瀏醴起義，同潛伏在新軍第九鎮裡的革命同志柏文蔚一道謀刺兩江總督端方。
結果事泄被捕。
換個人家屬鐵定準備後事了，但誰叫他叔爺爺是當朝軍機大臣呢？
端方立刻給孫家鼐打了封電報確認：“孫毓筠是否屬於華族（您的家族）？”
孫家鼐不便公然作保，只好暗示道：“此子頑劣異常，請嚴加管束。”
巧妙地默認了。
端方心領神會，派人下獄去教孫毓筠：“你在口供裡只承認政治革命，莫談種族革命，如此便能起死回生。”
最後，孫毓筠被判五年監禁，暗地裡則在端方的安排下躲到總督衙門的後花園讀書。
令人唏噓的是，另外兩個從犯卻被判處終生監禁。
這件事情教育我們不要以己度人，官員眼中的意識形態同我們所理解的大相徑庭。在官員眼中，這玩意兒即使邏輯上不能自洽，被時代拋棄，遭世人唾棄，也是個不可多得的法寶，既能清除異己，又可兜售人情，當真是國之利器，百用百靈。
辛亥後，孫毓筠獲釋，任江浙聯軍副秘書長，旋即出任安徽都督。
可惜等他空降過去，才發現安徽遍地都是都督，根本沒人把他當回事兒，個把志存高遠的還準備攻打省城。
孫毓筠只好向南京求救。豈料前門驅虎，後門進狼，招來了柏文蔚。
柏的軍隊迅速穩定了安徽的亂局，而他本人也董卓附體，跟孫毓筠搶起都督來。
官司打到南京，孫文很為難。又覺得兩人二十年的交情，當無大礙，便將皮球踢了回去。
事實證明，權力面前，友情只是浮雲。
當孫毓筠的心腹被柏文蔚砍死時，他只能選擇默默地離開，懷著對同盟會的滿腔怨恨跑到北京，去臨時參議院報到。
袁世凱對這個失意的議員高度重視，把錫拉胡同的舊宅和端方的一個愛妾送給他，致使孫毓筠徹底倒向大總統，並引來種種非議。
象來街，臨時參議院。
陸徵祥向議員介紹六位總長候選人（其中同盟會籍三人）。這是他第一次向臨時參議院作報告。
與會人員的評價只有十六個字：猥瑣支離，毫無政見。旁觀駭異，全院失望。
陸總理在國外太久，把腦子呆傻了，不懂牆內的會怎麼開。
再加上想跟議員們套套近乎，刻意放低姿態，東拉西扯。一會兒說在駐外使館工作時，廚師的薪水都要從他工資裡出；一會兒說自己不吃花酒，不肯借錢，不恭維官場，回國後被各界視為怪人，頗多質疑。但清夜自思，又不失為生平一大樂事……
一場演講下來，豈止被視為怪人，簡直就是純屌絲。
臨時參議院當即投票，把陸徵祥提出的六個總長全部否決。
對此，民國史家李劍農評價道：
此舉誠屬幼稚，好比小孩得了一鉛筆刀，隨處亂砍，不管有效無效，有害無害。
的確，之前王芝祥的委任狀未經唐總理副署，在議員那竟能通過，《臨時約法》已成空文。而現在只因陸徵祥的發言雜亂無章，就對其組閣全盤否定。政治活動至此，可謂形同兒戲。
新疆。
俄國在邊境製造事端，借題發揮，派兵攻打喀什，並綁架中國平民和官員，新疆都督楊增新告急。
章太炎義憤填膺，撰文狂噴：
借款不成，勢即瓜分，究其原因，在政府之無能。政府之無能，在參議院之築室道旁，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紛爭。始以黨見忌人，終以攻人利己。名曰議院，實為奸府。請大總統便宜行事，毋再拘泥《約法》，以待危亡。
袁世凱重新擬定了閣員名單，一面將議員裡的領袖人物請到總統府磋磨，一面讓人放出風去，說再不通過即以武力解散參議院。
終於，陸內閣艱難開張。
陽壽只有唐內閣的一半。
追根溯源，殺死陸內閣的是黎元洪。
不要覺得好多集沒露臉，就以為黎胖子領了便當。人經營湖北，圖謀大業，選上副總統都不去北京，就是要穩坐老巢，擁兵自重。
武漢的不和諧因素有很多，主要集中在“首義三武”身上。
軍務部長孫武主動向黎元洪靠攏，副部長蔣翊武跟同盟會眉來眼去，另一個副部長張振武東奔西走當獨行俠，最不可控。
起義前，孫武和蔣翊武分別是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的老大，派系矛盾由來已久。
兩人鬥得越兇，黎元洪越高興，還時不時把火往張振武那邊引。
張振武是個炮筒子。
起義時黎元洪扭扭捏捏不肯做都督，拔槍要斃他的是張振武；滿城的旗兵反攻軍政府時，要拿他腦袋安撫叛軍的也是張振武。
而且，張大俠一貫不尊重領導，對黎元洪呼來喝去當階級敵人看，黎督的任何人事安排都要不陰不陽地諷刺兩句，深深地傷害了黎胖子的自尊心。
南北議和期間，張振武攜款數十萬跑到上海去買槍，結果碰到日本奸商，買了一堆廢槍。
黎元洪得知後，電催他返回。詎料張振武看到議和瀕臨破裂，準備去山東投靠藍天蔚，北伐清廷。
無組織無紀律，此風一開，以後隊伍還怎麼帶？心念及此，黎元洪嚴令張振武回鄂。
歸來後，黎元洪認真查賬，細追每筆款項，惹得張振武勃然大怒，衝進都督府指著他鼻子大罵：“當初把你拉出來當大都督，現在你富貴了，也清起我們的賬來！”
黎胖子不吭聲，揮筆核銷了張振武的發票。
其實，首義後張振武納妾九人，私生活不檢點，難免有侵吞公款的行為，但數目不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過去了，照黎元洪這樣錙銖必較小題大做，不如搞整風運動算了。
整風沒搞起來，倒孫運動爆發了。
一幫原共進會的革命士兵，起義成功後不但沒分到革命的果實，還被投閒置散，棄如敝履，一個個別有憂愁暗恨生，全把氣撒到孫武頭上，高喊著“驅逐民賊”的口號，沖向軍務部。
幸虧孫武跑得快，躲到漢口的租界裡。亂兵燒殺搶掠，扣押了蔡濟民等軍務部高官，跟黎元洪叫板。
孫武寒了心，主動辭職。黎元洪趁機把軍務部縮編為軍務司，兩個副部長蔣翊武和張振武均被罷免，只留以“顧問”的虛銜。
一場乾坤大挪移打完，軍政府上下全成了黎元洪的心腹，兄友弟恭，其樂融融。
蔡濟民很識趣地拒絕了軍務司司長的任命；蔣翊武一頭扎進同盟會的懷抱，不跟武漢這幫人玩兒了。只有張振武不甘心邊緣化，把持著武裝力量將校團，繼續死磕。
為了改組這個團，黎元洪想盡千方百計，卻連派個副團長過去都被趕回來，頓時感到不下黑手不行了。
可惜，張振武是公眾人物、革命元勳，殺了他既會遭到輿論非議，又容易引起連鎖反應，破壞湖北的穩定局面。
因此，黎元洪將皮球踢給袁世凱，向北京“推薦”張振武出任“東三省邊防使”，還給他一鎮軍隊，天天盼著這尊大神能早日離境。
張振武一心想揚名立萬，根本不用家長操心，已經開始收拾行裝。
袁世凱卻不樂意。東三省是戰略要衝，怎麼可能用一個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
他拖了一陣，隨即電令三武入京，授予“總統府軍事顧問官”的虛銜，以示籠絡。
孫武和蔣翊武都默默地接受了，唯獨張振武，又開始放大砲：“我們湖北人只配當顧問官嗎？”
他兩次上書袁世凱，要求外派戍邊，其實是想效法黎元洪，霸占一塊地盤。
為了敷衍張振武，袁世凱授其為“蒙古屯墾使”。
但凡懂點事的，拿了俸祿也就算了。可他一根筋，三番五次地申請撥款，要當真的屯墾使。
袁世凱搪塞說政府沒錢，張振武大怒，撕了委任狀，氣呼呼地回武漢去了。
精力旺盛的他又在湖北四處奔走，上下串聯，設立了屯墾事務所，一邊籌兵，一邊找黎督要經費。
黎元洪則一面敷衍，一面發文痛斥武官干政的“十大害”，著手在湖北推行“軍民分治”。
張振武針尖對麥芒，在一次公開演講中煽動道：“革命非數次不成，流血非萬萬人不止！”
一批下崗的起義同志受激，暗中策劃“二次革命”，準備武力推翻都督府。
幸虧黎元洪提前偵破，一舉搗毀該反革命團伙，砍了十幾個帶頭的，鎮壓下來。
見武漢派系林立，烏煙瘴氣，袁世凱派去了兩個湖北籍的參議員了解情況。
連月來，無論袁世凱作何選擇，黎元洪都堅定地站在他這邊，還經常發些貌似憂國憂民的通電，怒斥南京集團的拖延刁難，贏得了袁的好感。
因此，通過參議員，黎元洪同袁世凱達成了一項秘密協定。
收到大總統的電邀時，張振武喜上眉梢。因為按電報裡的說法，他即將走馬上任夢寐以求的東三省邊防使。
張振武帶著三十多個將校團骨幹，拿著黎元洪給的四千元路費，趾高氣揚地踏上了入京的不歸路。
到京後，張振武四處宴饗會友，大講安邊之策，還呈遞了《上袁大總統書》，整個一舍我其誰的架勢，殊不知兩天前袁世凱就收到一封要他命的密電。
電文言辭懇懇，殺氣騰騰，羅舉了一大堆罪名，說張振武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倡謀不軌，狼子野心，愈接愈厲。假政黨之名，遂其影射之謀；借報館之揚，掩其凶頑之跡。
簡直就是壞得掉渣，惡得流膿，人神共憤，百鳥悲鳴。
控訴會開完，作者嘆了嘆氣，一副不負如來不負卿的口吻道：
元洪愛既不能，忍又不可，回腹蕩氣，仁智俱窮。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以昭炯戒。
袁世凱召集在京的湖北官員商議，又回复黎元洪，徵詢電文是否確定。
黎元洪馬上確認，並派自己的筆桿子饒漢祥赴京面見袁世凱，告知武漢方面已佈置妥當，不會因殺張振武而出事。
1912年8月15日夜，張振武一行在六國飯店宴請北方將領。
晚上10點，酒酣人散，張振武乘車返回金台賓館，途經正陽門時遭到預先埋伏的軍警襲擊，被綁到西單的軍政執法處。
該處好比前蘇聯的克格勃、以色列的摩薩德，直屬於袁世凱，處長陸建章。
陸處長親自審訊，先念黎元洪的電文，再讀由袁世凱簽發、陸徵祥副署的手令，直聽得毫無思想準備的張振武目瞪口呆。
他當場抗議：“不能僅憑一紙電文就擅殺無辜，請執法處查明真相再做處置。”
陸建章兩手一攤：“軍人只知服從命令，你準備遺囑吧。”
事已至此，無可挽回。想起啟程時，前來送行的黎元洪握著他的手說“撫心自問，對閣下並無一絲相待不好之心”，張振武就像吞了蒼蠅一樣噁心。
他痛心疾首地提起筆，良久不能成一字，最後僅留書黎元洪：“但恨不能死戰場，而死於仇讎之手！”
行刑時，張振武身中六槍，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句話是對開槍者說的：
不料共和國竟如此黑暗！
舉國震駭。
按理說張振武跟南京集團關係疏遠，又曾與黃興交惡，同盟會完全沒有必要替他出頭。
但或出於倒袁，或因為義憤，彈劾瞬間滿城風雨。
袁世凱淡定地將黎元洪的電文在報上全文發表，說自己只是出於維護湖北長治久安的好意遵照辦理的，撇清了乾系。
怒火又燒到陸徵祥和黎元洪頭上。陸總理臉皮薄，不禁罵，憤然辭職。黎元洪則讓饒漢祥寫了一篇珠圓玉潤的駢文，通告全國，歷數張振武罪狀十四條，泣陳自己揮淚斬馬謖的無辜與無奈：
元洪數月以來，躊躇再四，愛功憂亂，五內交縈，迴腸九轉，憂心百結。寧我負振武，無振武負湖北；寧取負振武罪，無取負天下罪。刲（kui，割）臂療身，決蹯（fan，獸足）衛命，冒刑除患，實所甘心。
夫漢高、明太（劉邦、朱元璋），皆以自圖帝業，屠戮功臣。勾踐、夫差，皆以誤信讒言，戕害善類，藏弓烹狗，有識同悲。至若懷光（唐德宗時的叛將李懷光）就戮，史不論其寡恩；君集被擒（初唐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侯君集，因從太子李承乾謀反，事敗被誅），書不原其戰績。矧（shen，況且）共和之國，同屬編氓，但當為民國固金甌（疆土），不當為個人保鐵券（皇帝賜給功臣的免死勳章）。
然後聲東擊西，一會兒說自己“積勞成疾，咳血盈升。俯仰世間，了無生趣”，一會兒又裝好人，說要“贍其母以使終年，養其子以使成立”。
演戲就要一擼到底，黎元洪來了個富貴險中求，自請辭職。
緊接著，由他策動的署名“湖北全體軍民”的電報打到了北京的臨時參議院，竭力挽留黎元洪，搞得人一走湖北就要大亂似的。
其實，黎胖子完全可以冷處理。國人對政治事件的關注不會超過半個月，時間一到，注意力自然跳轉到別的新聞，對真相的挖掘從來淺嚐輒止。
這次的“救場新聞”是孫文的北京之行。
當然，他不是來替黎元洪解圍的，而是專程參加國民黨的成立大典。
民初的政黨有六百多家，但小黨眾多，想在國會中爭得一張議席，除了合併或被大黨招安，別無他法。
宋教仁甄選了四個大黨予以收編，將同盟會改組為民國第一大黨國民黨。
當然你會問：臥榻之側，袁世凱能容他人安睡？
事實上他一直在隱忍，想像籠絡汪精衛那樣把宋教仁拉到自己這艘大船上來。
為此，袁世凱曾贈宋教仁一沓空白支票，任其填寫。宋教仁辭掉農林總長，袁又派人以退休費的名義送來五十萬元。甚至當陸徵祥下台後，提名宋教仁當內閣總理。
可惜，作為堅定的理想主義者，宋教仁一概拒絕，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
袁世凱倒也不生氣。進入民國後，他經常對周圍人說的口頭禪是“辦共和”。地方大員來京請訓，也喜歡問“你們那兒共和辦得怎麼樣”。雖不好聽（又不是辦洋務），但說到底，共和還是靠人而不是口號辦出來的。
為了得人，別說宋教仁這樣不給面子的，便是像瞿鴻禨、岑春煊和康有為等多年的政敵，也能拉下臉主動示好，邀請其參政議政。
懷柔與妥協彌合了各派間的裂痕，最大限度地團結了不同階層，卻也使得袁世凱愈發固執地認為中國的共和只能靠自己來辦。
他在總統府特設了“軍事處”，由親信唐在禮負責，繞開財政，專事收買。接受過該處糖衣砲彈考驗的不勝枚舉，如黎元洪、王芝祥、孫毓筠、柏文蔚、陳其美……
一次，同唐在禮閒聊時，袁世凱吐露了心聲：
他們（南方黨人）來，我是歡迎不暇的，但要在我們的圈子裡。
北京的夏天烈日炎炎，孫文的火車磨蹭到下午五點過才到，把前來接站的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內閣代總理趙秉鈞以及各部總長熱得汗流浹背。
歡迎儀式備極隆重。鼓樂聲中，孫文走下火車，同政府官員簡單寒暄了幾句，坐上一輛朱漆金輪的馬車，在三十個騎兵的開道下，從正陽門直入外交部街，下榻於袁世凱特意命外交部改建的迎賓樓。
翌日，孫文出席國民黨成立大會，高票當選理事長，卻堅辭不就，暫由宋教仁代理。
接下來的二十多天，孫文和袁世凱會談十三次，每次都在六個小時以上。這是兩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見面，也是二人絕無僅有的一段蜜月期。
袁世凱極為謙恭，誇獎孫文“光明正大，毫無私意，所恨相見之晚”；孫文則對外宣稱“維持現狀，我不如袁，規劃將來，袁不如我。為中國目前計，此十年內，似仍宜袁氏為總統，我專盡力於社會事業。十年後，國民欲我出來服役，尚不為遲”。
由於會晤只有梁士詒在場，具體的談話細節已無從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孫文提出：袁世凱再當十年總統，練兵百萬；自己則專任修路，把全國鐵路延長至二十萬里。
袁世凱求之不得——只要你不搞政治，別說修路，就是修火箭也全力支持。
他立刻委任孫文為“全國鐵路督辦”，月薪高達三萬元，並把當初慈禧回鑾時乘坐的豪華專列撥給他，以便巡視四方。
背地裡卻對人開玩笑說孫文是個“大砲”。
的確，終其一生一里鐵路也沒修成，而二十萬里的目標，要到一百年後方能實現。
不久，黃興抵京，袁世凱在總統府擺了晚宴，政府要員悉數到場。
先是袁世凱講了幾句開場白，無非竭誠歡迎招待簡慢等客套話。接著是孫、黃講話，都未涉及政治，黃興還誇袁世凱是民國第一流人物。
輪到軍事處副處長傅良佐發言時，由於想出出風頭卻又不善言辭，所言從恭維孫文自然而然地轉為恭維袁世凱，繼而牽扯到政治，批評了國民黨幾句，把氣氛搞得不倫不類。
袁世凱很不高興，當場打斷道：“我們今天歡迎孫先生、黃司令，不要說那些題外的話。”
所幸孫文面無慍色，不以為意。
宴後，黃興半開玩笑地動員袁世凱加入國民黨，後者沒有接招，而是推薦趙秉鈞加入國民黨，為其去掉總理前面那個“代”字掃清了障礙。
離京前，孫、黃聯合袁世凱、黎元洪發表了共同綱領，確定了八條大政方針。四大巨頭捐棄前嫌，調和歧見，對內以安人心，對外昭告列強，於外交承認和金融貸款都是利好消息。
黃興頂著“漢粵川鐵路總辦”的頭銜南下，逢人便贊袁世凱忠心謀國，勸新聞界不要再誹謗國家領導人。
孫文更是直言不諱道：
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與舊手段，而袁總統適足當之。
深感其人可倚的袁世凱投桃報李，特命國有交通銀行墊付了孫科（孫文獨子）及其妻的留學費用，並下令各地官員對巡視路政的孫文熱情接待，聆聽教導。
望治心切的國民再次從絕望中尋找希望，自我安慰說改革的春天終於到來了。
而老辣的讀者，卻從報紙的字裡行間揣摩出另一條信息：全面左轉的時代，正步步逼近。
很好理解。試問原本互相提防的孫文和袁世凱怎麼就一見如故了？靠袁的個人魅力？可惜搞政治不是談戀愛。
事實是，孫文在關係上跟宋教仁更近，但在政治主張上則同袁世凱一拍即合。
按照他在《革命方略》裡的設計，欲成憲法之治，必先經歷“軍法”和“約法”兩個階段，分別實行“軍政”和“訓政”，用梁啟超的話說就是開明專制。
當然，最理想的狀態是由他來做這個威權領袖，但種種跡象表明，如果連袁世凱都開不好這艘剛改裝過的舊船，自己就更搞不定了。
因此，孫文不得不把希望寄託於袁，諄告國人，“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
而他不願當國民黨的黨魁，亦有此考慮。
其實，共同綱領隻字未提議會制度，第六條卻明白規定“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已完全說明問題。
站在1912年的丁字路口，面對紛紛攘攘的時局，左轉之人，不乏精英。
梁啟超曾致信袁世凱，說“今後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成整齊嚴肅之治”；雲南都督蔡鍔也抨擊《臨時約法》，主張造就強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是國民黨的李烈鈞，雖不滿袁世凱，卻同樣不願國會操立法之權。
然而，歷史一次又一次用血的教訓昭告世人：但凡專制，不論個人專制還是政黨專制，失去了製約的力量，盲目寄希望於它開明，只能是與虎謀皮。
既是專制，就永遠不可能開明。
右轉的道路上，只剩形單影隻的宋教仁。這條荊棘密布的路，只留給寒冬夜行人。
為了盡快將同盟會由革命黨改組為普通黨，宋教仁不得不遷就其他四個黨，將男女平權的主張刪去，結果激怒了同盟會首個女會員唐群英。在一次公開大會上，她衝到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耳光。
多疑不如獨決。真正的先驅，從不渴求世人的理解，動搖自己的主張，正如宋教仁至死都未嘗懷疑內心所堅持的信仰：一種合理的製度，比個人的力量要偉大一萬倍。
為了實現這一政治理想，他不顧孫文的勸阻，摩頂放踵，奔走呼號，於中華民國的正式國會召開之際，在南中國掀起一股勢不可擋的“宋教仁旋風”。
武漢。
宋教仁的演講萬人空巷：
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權力是集中於國會的。在國會裡，占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因此，我們要停止一切運動，來專注於選舉活動。選舉的競爭是公開的，只要在國會裡獲得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嚴密地監督政府，使其有所忌憚而不敢妄為。那麼，我們的主義和政綱，便能夠求其貫徹了。
一開始，宋教仁的心態是很平和的，經常教育同志們“如能實現政黨內閣，縱使他黨出為總理，亦贊助之”。
低調是高調者的權力。能如此釋然，蓋因國民黨獨孤求敗，勝券在握，除了共和黨偶爾發發雜音，基本天下無敵。
不過，前提是那個人不回國。
早在一年前袁世凱復出當內閣總理時，就曾向遠在日本的梁啟超拋出橄欖枝，電邀其回國出任司法部副大臣。
梁啟超沒接招，但同袁世凱開始了頻繁的電報往來，最後得出一個結論：理財治兵，我不如袁；引導輿論，袁不如我。因此，若雙方推心握手，則天下事大有可為。
1912年的冬天，千呼萬喚中，梁啟超衣錦還鄉，成為政壇上的一件大事。在京十二天，赴會十九次，總統府設宴，各部總長作陪，一時風光無限。
國民黨天天派人拉梁啟超入夥，讓他當理事，但跟同盟會積怨已久的他一直不為所動，還在給女兒的家信中輕蔑道：“彼必憤憤，然亦無可奈何。”
人回來是要當黨魁的，目標就是共和黨。
作為立憲派的大本營，共和黨奉黎元洪為理事長，囊括了張謇、伍廷芳和章太炎等社會賢達，但獨缺一個像宋教仁那樣的精神領袖，缺乏凝聚力。
在袁世凱的暗中支持下，梁啟超著手改組共和黨，以便同國民黨一決雌雄。
最讓宋教仁崩潰的是，梁啟超居然要剝奪國會的憲法起草權，主張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大政黨推薦人才，在總統府成立專門的委員會來製憲，還美名其曰“仿照美國開國的先例”。
被《臨時約法》折磨得想跳樓的袁世凱當然舉雙手贊同，卻把宋教仁氣得吐血。
危機感與日俱增的他開始在演講中猛烈抨擊袁世凱：
現接到各地報告，我們的選舉運動極其順利。袁世凱見此情形，一定忌憚得很，一定會想方設法陷害我們。我們要警惕，但也不用懼怕。將來他若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行為，便是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真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也不遲！
各種犀利之詞，以剪報的形式匯集到一起。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