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的鉸鏈轟然作響。
何人沒有夢想？當熱血沸騰時，夢想便鑄成了信念。英雄輩出的時代是不幸的時代，和平生活卻往往平庸而繁瑣。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有誌之士無不懷抱平治天下的宏圖，但在數不清的榮耀與失敗的洗練下，在只問目標不計手段的自我安慰中，努力到忘卻初衷的人史不絕載……
王道、霸道、民主、集權、蒼生、大義，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場，鑄就了人們生死以之的夢想。
然而，有夢想不是錯，強迫別人活在自己的夢裡，則大錯特錯。可惜，從“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到太平天國的大同社會，多少飛蛾奮不顧身地撲那道萬丈光芒，卻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慾望，寧可犧牲千萬人，也不放棄心中堅守的烏托邦。
終於，手持大旗，滿面紅光地走向罪惡。
這就好比陳獨秀同胡適的區別。前者認為只有跟著我陳獨秀爭自由，中國才會實現自由；而後者掛懷的是，只有當每個人都爭取自由，中國才會有真正的自由。
終胡適一生，對那些鼓吹“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自由”的領袖，都時刻保持著警惕。
因為他明白，革命家有兩種，一種是不管採取什麼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見到革命成果；還有一種則純粹得多：革命因我而成功。
目的能否漂白手段？如果能，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誰又看得清誰呢？
面對清政府和黎元洪的湖北集團、同盟會的東南集團，袁世凱選擇聽從楊度的建議：養寇自重，拖垮清廷。
唯其如此，方能集權力於一身；唯其如此，方能避免中國四分五裂，杜絕列強瓜分的野心。
而當務之急是對付燕晉聯軍，解朝廷之圍。不然，等吳祿貞打下北京，自己就徹底退休了。
第六鎮被段祺瑞打造得鐵板一塊，吳祿貞統制未久，根本壓不住。袁世凱輕而易舉地收買了一個管帶（營長），在石家莊火車站刺殺了吳。
燕晉聯軍旋即解散。
行將崩潰的清廷別無選擇，答應了“袁六條”，頒布罪己詔，承認“用人無方，施政寡術”。同時，解散皇族內閣，並通過資政院選舉，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著即來京組閣。
在給《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的信中，嚴復不無遺憾地道：
如果一個月前做到其中的任何一條，將產生怎樣的效果！歷史往往重演，這和法國路易十六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一切都太遲了！
嚴復顯然在體制內待傻了，不明白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既得利益團體是世間最頑固的存在，即使見到棺材也不會落淚。正因如此，才出現了索爾仁尼琴筆下的“世界正在被厚顏無恥的信念所淹沒，那就是權力無所不能，正義一無所成”。
冬日的彰德車站空氣清冷，氣氛卻異常熱烈。
上至巡撫，下到州縣，豫官們集體掛著標準而殷勤的笑臉，亦步亦趨地隨袁大總理踱上月台。
鞭炮聲、鑼鼓聲，嘈雜而喜慶，統攝一切軍政大權的袁世凱頭戴一品朝冠，身穿仙鶴補服，環顧四周，頷首致意。
沐浴著陽光，鮮紅的頂子似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
與此同時，武漢迎來了一個神秘的客人。
蔡廷幹。
留美幼童蔡廷幹早年被美國同學戲稱為“火爆唐人”，甲午海戰時是魚雷艇“福龍”的管帶，驚鴻一瞥。
戰後，被清政府革職，在唐紹儀引薦下入袁世凱幕，以嫻熟的英語和開闊的視野，日見重用。
此番，蔡廷幹帶著袁世凱的密信，低調過江，同武昌黨人接觸，明則勸其罷兵，暗則探其底線。
之所以派蔡廷幹，蓋因其在北洋海軍時曾當過黎元洪的上司。當然，廷幹也不辱使命，替袁世凱演了場欲擒故縱的好戲。
他指出，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國情，弱化中央權威是在幫西方列強的忙。並提醒眾人，自己曾在美國接受教育，深悉其社會生活中所蔓延的腐敗。
蔡廷幹主張君主立憲，皇帝不掌權，總理負責任，既穩定又廉潔。
但站在黎元洪的立場，反旗既舉，必須看著清帝遜位，否則武昌上下都有被秋後算賬的可能。
因此，他誘之以利道：“予為項城計，即今反旗北征，若大功告成，總統當推首選。”
宋教仁也幫腔道：“驅逐胡虜，方不愧為漢族男兒。果如此，我輩當敬之愛之，將來自可舉為總統，較之現下內閣總理，實有天淵之別。”
黃興更是托蔡廷幹帶信給袁世凱，吹捧說：“以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華盛頓之事功。蒼生霖雨，群仰明公。”
大頭見信，了然於心，但還是要把戲做足，演給清廷看。因此，給武昌開出的議和條件仍是君主立憲。
黎元洪憤然而起，當著軍政府眾人的面，向來使痛斥袁世凱自抬威權，欲收漁人之利的居心，並大義凜然道：“推翻清朝，乃是底線。否則無和可談，只有約期大戰！”
袁世凱突然覺得黎元洪是一個神交已久的好戲友。他加緊部署馮國璋攻打漢口，自己則帶著親兵衛隊趕赴北京。
臨走前，在給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安徽巡撫朱家寶的密電中吐露了真情：
宜順應時勢，靜候變化，不可膠執書生成見，貽誤大局。
抵京不過三天，袁世凱就組好了新內閣，各部大臣均為親信：趙秉鈞（民政部）、王士珍（陸軍部）、胡惟德（外務部）、唐紹儀（郵傳部）、楊度（學部）、嚴修（度支部）……
載灃孤立無援，也日漸看破紅塵，索性退位歸藩。袁世凱則把武漢戰事放到一邊，大刀闊斧地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
首先，停止入對奏事，除遇特殊情況，內閣總理不必每日入宮；
其次，各衙門奏事，均呈內閣核辦。實在需要上奏的，由內閣代遞；
最後，讓隆裕申明“家法”：親貴不得乾預政事。
三條一出，神州大地首次真正實現了“虛君立憲”。
刑部大牢的門緩緩打開。
按袁世凱的要求，一批政治犯被釋放，走在最前面的是引發無數女粉絲尖叫的汪精衛。
很快，梁士詒便奉袁世凱之命帶著十萬元前來結交，汪精衛只象徵性地收了一千元。
作為同盟會的首席筆桿子，汪精衛年方二十八便已名滿天下，前途無可限量。正在尋求同南方議和的袁世凱將其迎入府中，待為上賓，並讓袁克定與之結為兄弟。
對思想開明的袁世凱，汪精衛一見傾心，表示“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總統不可”。
他派人到武漢傳話，說大頭並非忠於清室，不如南北聯合，逼清帝退位，再選袁世凱為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漢陽。
馮國璋將大砲搬上龜山，居高臨下，對準武昌一頓亂轟。
北洋軍的砲兵都是科班出身，三下五除二便掀了都督府的房頂。黎元洪又坐不住了，吩咐手下收拾行裝，準備開溜。
革命意志最為堅定的張振武聞訊趕來，咆哮道：“大敵當前，身為都督當作表率，豈能臨陣脫逃！”
黎元洪哼哼唧唧，非常尷尬。
張振武喚人“保護”好大都督，然後匆匆離去，佈置防衛。
架不住砲彈接二連三地落，黎元洪還是倉皇出逃。武昌大亂，淪陷只是時間問題。
幸虧袁世凱一天七個電話制止馮國璋，乃至將其調回北京當禁衛軍統領（中央警衛局局長），而將段祺瑞派往前線。
聽說袁世凱要講和時，黎元洪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英國駐漢口領事葛福在駐華公使朱爾典的指示下拿著和約出現在武昌時，方才大呼“天佑我也”。
朱爾典是袁世凱的救命恩人。第一季裡，他飾演英國駐朝鮮領事，曾提供兵艦，幫男主角擺脫日軍的追殺。
而在本季中戲份明顯上升，作為英國在華利益的代表，一直暗中支持袁世凱。
吳兆麟和軍務部部長孫武接待了葛福，對休戰滿口答應。
於是，葛福出示協議，要求蓋章。可都督印信已被黎元洪帶走，無法蓋戳。
關鍵時刻，一個叫高楚觀的篆刻大師發揮了重要作用。僅僅幾分鐘，便在一顆大白蘿蔔上刻好了“都督大印”——手藝高到可以去西泠印社給吳昌碩當助手。
聽說和議已成，黎元洪馬不停蹄地往回趕，生怕離開久了位置被人奪走。
回到武昌的黎元洪驚喜地發現，自己不但沒有失勢，反而地位更穩。因為停戰書裡明白無誤地寫著，以他為談判一方總代表。
黎元洪頓悟了：自己是袁世凱玩弄清廷的砝碼，這是一場你中有我的貓鼠遊戲。
只是，平衡迅速被外力打破。
南京，虎踞龍盤，九朝古都。沿長江而上，可控武漢；順流而下，又直抵上海。
如此連江帶湖、四通八達的東南重鎮，因朱元璋定都於此，作為政治符號，對漢人影響深遠。
1911年11月5日，著名兒童文學家葉聖陶（1894—1988）起床後正在吃早飯，忽聽打街上回來的叔叔說：“蘇州光復了！”
半個月前，葉聖陶從《申報》上看到武昌起義的消息，跟著記者瞎激動——“此事也，甚為機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其實很倉促，也談不上機密）；“無恥兇惡之官吏，亦殺去無數”（完全無中生有）。
葉聖陶興奮之餘，發出了憤懣的質問：“推翻清政府是中國同胞的天職，可是江蘇呢？”
見各省次第舉起義旗，江蘇依舊安之若素，葉聖陶怒道：“放棄天職者，將不恥於人類，我蘇省之人猶得腆然於人前乎？”
憤青的悲哀之處在於，每當其為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在合租房裡徘徊反側、苦苦思索時，房東總是會適時地敲門催繳房租……
蘇州的光復並不算晚，也沒出現憤青們憧憬的血流成河的景象，而是秩序井然、波瀾不驚，搞得前任江蘇巡撫、現任江蘇都督程德全都不好意思了，吩咐下人將衙門（辦公樓都沒換）屋頂上的瓦片捅落幾塊，以示革故鼎新。
其實，蘇州的光復條件非常惡劣，不遠處的南京聚集著全國著名的三大保皇黨——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和江南提督張勛。
程德全倒是思想開明，跟張謇等立憲派走得很近，但他下面的布政使左孝同（左宗棠之子）人如其名，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標榜，而掌管治安的巡警道吳肇邦也反動得出奇——之所以還能光復，源於多方合力。
首先，一天到晚呼籲開國會的程德全剛因一件小事遭到朝廷的申飭，降級留任，正耿耿於懷；
其次，已經光復的上海派來兩個重量級的代表：虞洽卿和陳光甫。
前者是遊走於華洋之間，黑白兩道通吃，連黃金榮和杜月笙也要讓他三分的商界寡頭；後者則是首創民資銀行，將業務對準普通市民的金融鉅子。
二者表達了上海對蘇州的支持，給程德全吃了一顆定心丸。
最後，蘇州新軍只有一個兵力較弱的混成二十三協，同盟會會員顧忠琛跑來告訴程德全，說已成功策反協統。
既然時事所趨，程巡撫乾脆順水推舟，把手下幾個老頑固騙到巡撫衙門軟禁起來，宣布獨立。
左孝同冒著生命危險逃到南京，向張人駿告警。
兩江總督下轄江蘇、江西和安徽三省，而江甦的安危無疑是重中之重。可繼上海和蘇州之後，無錫、常熟、揚州相繼光復，最後竟連南京門戶鎮江都被新軍第九鎮拿下。
第九鎮鎮統徐紹楨涉獵廣泛，著述頗豐，是當之無愧的軍事家。
家有書樓一座，藏書二十萬冊的徐紹楨非常重視新軍官兵的文化素質，在打造文武兼備的軍隊的過程中，麾下的柏文蔚、熊成基等紛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實，徐紹楨一直傾心革命，只因偽裝巧妙，張人駿始終抓不到把柄。
直至蘇州光復，徐鎮統終於舉起反旗。但因張勛的干涉，第九鎮人均只有三顆子彈。
作為漢人裡的奇葩，張勛年輕時當過土匪，投過淮軍，鎮壓過義和團，護送過“西狩”的慈禧回京。
改寫他命運的，除了慈禧就是袁世凱。因此，清亡之後，他曾對徐世昌說：“宮保（袁世凱）在，從宮保；宮保不在，仍從舊朝。”
身為一名文盲，張勛發達後才開始練習寫字，每天讓幕僚講授歷史故事兩則，忠君思想估計就是在此期間培養起來的。
張辮帥威加海內的一仗還是南京保衛戰。
先是第九鎮兩個標被死守雨花台的清軍轟得血肉橫飛，屍體枕藉。考慮到辮子軍已被洗腦，個個把愚忠當成愛國，視死如歸，徐紹楨聯合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以及浙江都督湯壽潛組成一萬餘人的“江浙聯軍”，自任總司令，共同伐寧。
張勛率七千人馬親自督戰，同聯軍展開廝殺。
激戰兩日，雙方互有死傷。張勛退守城內，頑強反抗，還時不時出城騷擾一下，搞得聯軍疲憊不堪。
拉鋸中，聯軍拿下孝陵衛、獅子山等外圍制高點，架起重砲，對準太平門和總督署等戰略要地一陣猛轟，辮子軍傷亡慘重。
張勛連發電報，向內閣求援，袁世凱置之不理。
辮帥只好收拾殘兵，擁重砲十門，機槍數挺，死守位於東郊紫金山的天堡城。
天堡城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一旦奪取，南京城盡收眼底，可順勢而下。
血戰七日，踏著屍山，聯軍攻克天堡城。張人駿通過美國領事館求和，南京光復，張勛帶殘卒出逃，心裡還想著上山打游擊。
北京。
肅親王善耆越想越鬧心：以北洋軍的實力，若非袁世凱打打停停，武昌的革命黨早就土崩瓦解了。
他真心覺得，如果革命成功，軍功章的一半當屬不對黨人滅此朝食，倒將全國拖出一個狼煙四起之局面的袁世凱。
憤怒的善耆聯合幾個親貴氣勢洶洶地質問名為佑我大清實則辛亥革命的袁世凱：
漢陽、漢口已復，武昌指日可下，為何與賊黨言和停戰？
袁世凱露出輕蔑的笑容：
武漢形勢雖好，南京卻已淪陷。黨人勢大，蠱惑國人，軍心浮動，議和乃權宜之計。我以三年為期，必滅黨人。如各位盲動，以天下為孤注，不妨代我行權，袁某自當讓位！
一句話就把滿大人們堵了回去。
從這幫人身上，袁世凱發現一個規律：整天把愛國主義掛在嘴邊的，其實最不愛國。
證據就是由武昌起義引發的金融恐慌。
各地的大清、交通等國家銀行均發生擠兌，始作俑者正是最先獲得內幕消息的權貴。僅奕劻本人便一次性提款二十五萬兩，使本已枯竭的政府財政雪上加霜。
度支部又想舉借外債，無奈列強已對清朝的統治權威產生懷疑，認為只有袁世凱才能把中國引入正軌，拒絕放貸。
更悲催的是，起義爆發後，各省督撫把持了地方財政，還經常巧立名目揩中央的油。
直隸說要“拱衛神京”，山東自稱“京畿門戶”；陝甘強調“屏護中原”，東三省則大談“鞏固根本”。
總之兩個字：要錢。
其實真正缺錢的是前線。在給隆裕的奏摺中，袁世凱建議將奉天行宮（今瀋陽故宮）存放的舊瓷器運到北京變價充餉，以救眼前之急。
結果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正因他弟弟趙爾豐的事生朝廷的氣，推三阻四，說運京售賣，種種不便，請改為就地批發——就差直說我要截留此款。
在袁世凱的授意下，段祺瑞、薑桂題等十多名高級將領聯袂致電清廷，聲明“言戰必先籌餉”，而今財竭餉絕，皇室懿親卻拒絕與國家同休共戚，將數千萬兩白銀（保守估計也有七千萬兩）私存於外國銀行。若餉源不齊，將士憤激，恐怕會有不忍言之禍發生。
清廷趕緊降旨，讓親貴們認清形勢，籌款助餉。但饒是如此，富可敵國的奕劻也只捐了十萬兩，餘者更是杯水車薪。
此情此景，連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都看不下去了，對袁世凱感嘆道：
我岳父（倒幕領袖大久保利通）遭暗殺前，已將全部財產捐給了事業，身上還剩不到50元。你們的顯貴要是對他們的國家還有一絲熱愛的話，在危機發生時，理應獻出埋藏的財務，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們什麼都沒幹，把財富看得比國家還貴重。
伊集院此言差矣。說不定人正是因為對現政權徹底絕望，才故意猛貪，想搞個休克療法，推倒重來。如此深謀遠慮，豈是都察院裡的那些朝廷忠犬所能知曉？
長江以南是另一番景象。
天下未定，獨立各省便玩兒起了“定於一”的傳統遊戲。
組建臨時政府，結束自行其是的局面，確實有利於加速清廷的覆滅，但隨之而來的則是生生不息的黨爭。
先是黎元洪以“首義城市”這一無可替代的政治資源號令天下，致電各省，要求派代表赴鄂開會。
兩天后，諸省又收到了陳其美的電報：請來滬開會。
陳其美髮電的日子沒選好，1911年11月11日，百年一遇的光棍節，結果沒人理他，都跑武漢開會去了。
南京光復後，宋教仁奔走遊說江浙兩省，準備公推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大總統之職則虛位以待袁世凱），在南京組建臨時政府。
此議一出，湖北大嘩，見識過黃興統率力的革命軍人集體不服。
黃興也不願意，因為聽說孫文已從美國啟程回國。他可不想自己當著大元帥，卻眼睜睜看好友回來當“海待”，最後搞得同盟會內部分裂。
隨著最後一縷殘照灑向人間，冬日的太陽落山了，大清帝國的京師顯現出末日前的餘暉。
霜風刮過，把御道上的黃土掀起，使昏暗的天空平添了一層渾濁，彷彿清國的前途一般，黯淡無光。
宮殿裡的大鐘被吹得左右晃動，發出沉悶的金屬撞擊聲。城牆上高高豎起的龍旗，在遮天蔽日的黃塵中獵獵作響。
隆裕總算開始面對現實，因為財政徹底崩潰了，連代表大清國臉面的駐外使館人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
萬般無奈下，她低聲下氣地向幾個還沒脫離統治的省訴苦：“求各省分籌接濟，稍解眉急。”
或因自顧不暇，或因另懷他圖，對北京的求援，應者寥寥，甚至直接硬頂。
形勢逐漸明朗，南北軍力相當，北不能平定南，南無法殲滅北。要么劃江而治，要么南北戰爭，但在列強環伺的情況下，都將把中國推到被拆分的邊緣。
其實，南軍的宗旨不外乎排滿和建立共和政府（即國家權力為公民所共有），同北軍並不衝突，只要不排斥袁世凱，很容易達成共識。
因此，汪精衛再三鼓勵大頭當中國的華盛頓，並盛讚他“一言足以安天下”。
藤枯瓜落，此其時也。
不過，想讓議和從幕後走向公開，阻力仍然巨大。以良弼為首的滿清遺老大本營“宗社黨”成天派人到袁府門口晃悠，時不時把懷裡的手槍露出一角，對上朝的袁世凱露出不懷好意的微笑。
為免夜長夢多，袁世凱直接去勸隆裕：“不妨跟革命黨談一談，如能和平解決，也免於生靈塗炭。”
孤兒寡母，內外交困，還有別的選擇嗎？
獲得授權的袁世凱同南方約定，在上海舉行正式談判。
南方代表是在陳其美跪求之下出山的老牌外交家伍廷芳（1842—1922）。
作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伍廷芳是中國第一個法學博士，第一個掛牌營業的律師，歷任外務部侍郎、駐西班牙及美國公使，回國後閒居滬上。
專業而精明的伍廷芳讓列強愛恨交加。 《紐約時報》稱他為“我們那位賢明風趣的老朋友”，朱爾典則直呼其“饒舌的老傢伙”。
留美學生顧維鈞曾多次去聽伍廷芳的演講，印象深刻：
他每次出來，都穿著華麗的中式長袍，罩一件同樣華麗的坎肩。頭戴瓜皮小帽，上綴一顆大寶石，儀表堂堂，令人過目難忘。
伍廷芳的美國朋友都清楚他是個革命派，只因藏得太深，很少顯山露水。直到武昌事起，方才在《字林西報》上發表文章，公開支持共和。
搬出閒居滬上不問世事的伍廷芳是陳其美的得意手筆，憑藉這張王牌，尚被圍困的武昌也不好再爭和談地點。
北方代表則是出鏡率很高的唐紹儀。
七年的青春期都在美國度過，唐紹儀的心裡早就埋下了美式民主的種子，只待氣候適宜，便即開花結果。
於是，清廷悲哀地發現自己竟如此不得人心。
伍廷芳和唐紹儀是老相識，又都呼吸過歐風美雨，心照不宣。故而白天一本正經地坐在那說些給媒體看的廢話，一到晚上就湊到一起憶當年，訴衷腸。
唐紹儀拉著伍廷芳的手，動情道：“我的共和思想，尚早於君。今所議者，非反對共和宗旨，但求和平達到之辦法而已。”
搞到最後連法國領事都看出問題了，在發回國內的報告中寫道：
唐紹儀是否事先就被對方爭取過去了，或者說他的行動完全聽命於早已安排妥當的計劃？不管怎樣，從第一次接觸起，他便顯得受周圍氣氛的強烈感染，彷彿已認定帝國事業毫無希望。
當然，一切都在袁世凱的佈局之中。
跟大頭走得很近的《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多次對人說：“袁世凱清楚唐紹儀的共和思想，也准許他這樣講。”
其實很好理解。袁世凱的策略是以“君主立憲”同南方討價還價，再拿南方的“民主共和”倒逼朝廷，自己則漁翁得利（大總統）。
因此，唐紹儀的政治傾向和那副老好人的面孔決定了他成為坐在談判桌前的不二人選。
但他的表現搞得革命黨人都不好意思了，北京也開始有御史彈劾其“通匪賣國”。
成竹在胸的袁世凱根本不理會，他還有一條秘密的議和渠道，存在於段祺瑞和黃興之間。
兩人派出的代表展開地下談判，確定了五條實質性的密約：
一、確定共和政體；
二、優待清室；
三、先推覆清廷者為大總統；
四、南北將士，均不對戰爭負責；
五、恢復各地秩序。
段祺瑞拿到簽好字的合約，立刻讓靳雲鵬（後同徐樹錚、傅良佐與吳光新合稱段的“四大金剛”）趕赴北京，向袁世凱匯報。
袁世凱只對第三條“先推覆清廷者為大總統”存疑，想改為“公舉袁項城為大總統”。後經張謇牽線，唐紹儀密晤黃興，得到後者信誓旦旦的保證，便不再懷疑，同徐世昌合計了一下，著手籌備逼宮事宜。
先讓人到處煽風點火，大談南軍之盛，製造恐慌情緒，再親自跑去恫嚇奕劻，說談不攏就跟他們打，但要是打輸了，“優待清室”那條肯定會被推翻。
奕劻轉身就去嚇隆裕。
與此同時，唐紹儀電請朝廷召開臨時國會，由全民來公投國體。
淚眼婆娑的隆裕急召袁世凱，道：“你看該如何辦，即如何辦。無論大局怎樣，我斷不怨你。皇上長大了有我在，亦不怨你。”
袁世凱：“戰須有餉，而國庫已空，沒有把握。今唐紹儀請開國會公決，如議定君主立憲，固屬甚善；倘議定共和政體，必應優待皇室。此事關係重大，請召見近支王公商議。”
眼看就差臨門一腳，一個不速之客踏上了中國的領土。
武昌起義爆發時，孫文正在美國的科羅拉多州的華人餐館當waiter。
當他從報紙上看到新聞時，當即決定訪問英法，並向友人解釋說：“目前革命成敗的關鍵不在於軍事，而在於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不好意思直說'金援'）。”
因此，直到辛亥年的聖誕節，西服筆挺的孫文才出現在上海的碼頭。
歡迎的人群中，一個記者高聲詢問走下舷梯的孫文是否帶回一筆支援革命的巨款，得到的回答卻是典型的孫氏幽默：“予一文不名，所帶回者，革命精神耳！”
精神的力量還是可觀的。報紙上隔三岔五有冒充孫文之侄劫掠財物的新聞，還有人假託孫文授權奪取都督之位，以至於同盟會骨幹馬君武（廣西大學創始人）感慨道：“嗚呼孫文，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正如《紐約時報》在武昌事起後第一時間預測的那樣（如不發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孫文可能被推選為民國總統），備受鼓舞的南方同志為盡快獲得外交承認，決定生米煮成熟飯，成立臨時政府，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
重歸南方陣營的汪精衛極力反對，認為此舉會激怒袁世凱；宋教仁則有保留地支持，即孫文可以當大總統，但政體必須是內閣製而非總統制。
所謂內閣制，即由國民選出議員，組成國會，國會中的多數黨領袖出任內閣總理，由總理組閣，對國會負責。總統則類似於英國國王，虛位而已。
總統制即美式民主，行政權操諸總統之手，向國會負責。
革命易，建設難。孫文認為，中國要想達成“憲法之治”，必先經歷“軍法”和“約法”兩個階段，共計九年——而這，恰恰是慈禧宣布的預備立憲的時間。
站在他的立場，頭緒紛繁的過渡期需要強有力的中央權威，否則制度建設就是一紙空談。因此，孫文同袁世凱不謀而合地認為，只有作為美式民主的總統制，元首才能貫徹自己的政治理想——當然，是在憲法和國會的製約之下。
但湖南人的執著不容小覷，何況宋教仁常年研究政治學，閱讀的文獻加起來能把同盟會所有人都火化了。
但由於他對內閣制反常的狂熱，南方同志一致認為宋教仁是想自己當內閣總理。再一看其年齡和資歷，紛紛搖頭，集體通過了總統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下關車站。
禮炮齊鳴，歡聲震天，身穿土黃色呢制軍大衣的孫文神采奕奕地走下列車，向人群揮手致意。
在軍樂的伴奏下，孫文乘坐專車抵達總統府（原兩江總督署），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
典禮安排在晚上十點。黃興左立，徐紹楨右立，各部科長以上官員一律身著西服，排列兩階。
四十六歲的孫文高聲宣誓：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
帝制與民治的分水嶺，凝聚在這篇不到一百字的誓詞中。然而，現場歡呼的人群並不清楚，走向共和的路崎嶇而漫長，再給一百年，恐怕都不夠。
兩天后，各省代表投票，選黎元洪為副總統，黃興為陸軍總長，徐紹楨為南京衛戍司令。
黎胖子一點都不高興。
臨時政府上上下下幾乎全是同盟會的人，各部總長裡沒有一個來自武昌集團。首義功臣孫武特意去南京跑官，心想撈個次長應該問題不大，結果空手而歸。
在任人唯親上，即使是歸國華僑，也不能免俗。
黎胖子打定主意“聯袁拒孫”，以“北伐”為藉口，把湖北軍隊擴充至八鎮，孜孜不倦地培植個人勢力。
最生氣的還是袁世凱。
深感上當的他暫停了逼宮的步伐，迫使唐紹儀辭職，自攬談判大權，並在發給伍廷芳的電報中責問道：
國體問題既由臨時國會解決，乃聞南京忽已組織政府，顯與前議相背。此次選舉總統，是何用意？
南方黨人，其實不堪一擊。
一次，安徽來人向南京請餉，孫文大手一揮批了二十萬元。可待秘書長胡漢民拿著批條去財政部要錢時，發現金庫裡僅有十塊現洋。
實業總長張謇向孫文匯報工作，這是兩人第一次面談。在當天的日記裡，張謇對孫的評價只有四個字：不知崖畔（漫無邊際）。
家徒四壁的臨時政府打起了剛脫離清廷魔爪轉為民營的招商局的主意。在黃興的指示下，陳其美準備武力接管招商局，將其抵押給垂涎已久的日本，換取一千萬兩白銀的借款。
後因輿論沸沸揚揚而作罷，改為招商局“報效”臨時政府五十萬兩。
孫文的日本友人賊心不死，又伸出掛滿支票的橄欖枝，想同中方合辦漢冶萍公司（中國首家鋼鐵聯合企業）。而具體經辦此事的，竟是惡名遠揚的盛宣懷。
當然你會問，上趕著崽賣爺田到底要鬧哪樣？
反袁。
從走下輪船的那一刻起，孫文就沒相信過袁世凱，一心想直搗北京。在給陳炯明的電報中他稱：“和議難恃，戰端將開。勝負之機，操於借款。”
而之所以專找日本人借，則源於一段若隱若現的秘史。
許多人認為甲午之後日本就對中國持輕視態度，其實不然。由於明治維新沒有斬斷日本的文化傳統，稍有知識的都讀過孔孟，海軍元帥東鄉平八郎更是一生俯首拜陽明。因此，當康有為的一個外侄流亡到日本鄉間時，仍然受到歡迎和尊重。
雖然中國輸了甲午戰爭，但從全局來看，日本還是弱小的，深具危機意識。
民間的情感和恐懼投射到政界，使得“如何防止中國報復”成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課題。
大隈重信在當上首相前，即安排心腹犬養毅派遣浪人到中國調查秘密會黨，物色反清力量。其中，一個叫宮崎寅藏的義士發現了孫文，立刻成為其追隨者。
通過宮崎，孫文搭上了不少日本朝野的大佬，但對這些所謂的“友誼”，犬養毅在給一個浪人的信中吐露了實情：
彼等（孫文等人）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仍願吾兄將之握住，以備他日之用。
其實，只要看看同孫文關係密切的極右分子頭山滿都培養了些什麼弟子（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就清楚日本的動機了。
而要想推翻龐大的清廷，勢單力薄的孫文似乎也只有以毒攻毒一條路可走。
臨時政府成立後，頭山滿跑到南京勸孫文放棄議和，發動北伐（因袁世凱始終提防日本，由他統一中國明顯於日不利）。後者則提出，如加大援助，可將東北租讓給日本。
張謇對日本的滲透極為不滿，掛冠而去，並苦勸孫文：
舉凡商業，皆可與外人合資，惟鐵廠則不可；鐵廠容或可與他國合資，惟日人則萬萬不可。其處心積慮以謀我，非一日矣，然始終不能得志，蓋因日本全國三島，無一鐵礦。
看來只要去過朝鮮的都清楚日本的真實嘴臉。
遠在武昌的黎元洪也發來電報，表示憤慨：
前清屢次抵債，尚顧惜漢冶萍公司。今乃民國新造，反棄此權利，恐清朝遺孽亦當笑人矣！
看來打過甲午海戰的也清楚。
加之北方秣馬厲兵、枕戈待旦，南方黨人唯恐把袁世凱逼急了變身為曾國藩，相繼轉向。
孫文愈發孤立。
在汪精衛、胡漢民乃至黃興的輪番苦勸下，孫文不得不審時度勢，發電給伍廷芳：
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並以英文發表到《字林西報》上，公告國際。
汪精衛立刻電告袁克定：“項城雄視天下，眾望所歸，元首非異人任！”
得到公開與私下的保證後，袁世凱再次開啟了逼宮模式。
在他授意下，駐荷蘭公使陸徵祥（1871—1949）聯合多個駐外使節電請清帝避位。同時，以內閣名義趁熱打鐵，上奏道：
讀法蘭西革命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民軍所爭者政體，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鑑大勢，以順民心。
講路易子孫被殺得片甲不留頗具針對性，隆裕肝膽俱裂。
正得意間，意外發生了。
這天，早朝散後，袁世凱出東華門，坐馬車來到王府井大街。
突然，三顆炸彈從道旁茶葉店的樓上扔下，兩匹大馬登時腸穿肚爛。袁世凱從翻倒的馬車中爬出，在親兵的掩護下逃離。
這場由京津同盟會（汪精衛出獄後在天津成立的同盟會分會）策劃的刺殺並未得到南京的授權（汪還曾電阻）。因此，當袁世凱全城搜捕抓獲兇手後，汪精衛的電報隨之而到：
議和期間，北方同志的一切行動均已停止。此事當為匪類所為，請依法辦理。
其實，“匪類”幫了袁世凱一個大忙。在此之前，皇族親貴整天對大頭指指點點，說他是王莽、曹操。而炸彈一響，非議自然全成了“無恥讕言”。
袁世凱就坡下驢請了病假，把梁士詒、趙秉鈞和胡惟德推到前台去磨。
內閣會議。
見已不是大臣但還屬於王公的載灃和奕劻也出席了會議，恭親王溥偉頓覺國事尚有可為。
宗社黨創始人溥偉是奕訢的長孫，經常教育周圍人：“有我溥偉在，大清國就不會亡。”
不要覺得狂，人畢竟曾離神器只有一步之遙。
慈禧臨終前，病榻之側的載灃叩頭請辭監國之位。老太婆情急之下道：“如覺力不勝任，溥偉最親，可引以為助。”
聞聽此言，溥偉按捺著內心的狂喜，靜待任命。
然而，等張之洞擬寫的懿旨頒佈時，溥偉才傻了眼：有攝政王監國之命，卻無自己只言片語。
權力的賽場上，失去了一次機會等於失去終生。怒火沖天的溥偉叱問張之洞，為何沒有皇太后要他助政之語。
張之洞不軟不硬地回敬道：
攝政王以下，吾等均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盡行寫入懿旨？
敗下陣來的溥偉只好在禁煙大臣的閒差上打發時光，卻於清廷垂亡之際再次找准了自己的定位——頑固派領袖。
彩色的畫面幻化成一團火紅，鏡頭拉遠，原來是一個太監拿著銅火鉗在撥弄爐裡的炭火。遠處一座神龕前擺放著一尊三足加蓋的銅香爐，上面的鏤空處正向外冒著氤氳的煙。
群臣列坐一個鐘頭了，唯彼此閒談，無一人提及國事。
溥偉忍無可忍，驀地詰問趙秉鈞道：“總理大臣（袁世凱）邀我等會議，究竟議論何事，請宣佈出來。”
趙秉鈞：“革黨勢大，各省響應，北軍不足為恃。袁總理想設臨時政府於天津，與他們開議，或和或戰，再定辦法。”
溥偉：“朝廷以慰庭為欽差大臣，復任命為總理大臣者，是以為他能討平賊亂。今設政府於天津，豈北京不足恃而天津足恃嗎？且漢陽已經收復，正應乘勝痛剿，卻罷戰議和，這是什麼道理？”
梁士詒接過話茬儿：“漢陽雖勝，奈何各省響應。北方無餉無械，孤立危急已甚。設政府於天津，是怕驚擾了皇上。”
溥偉不依不饒：“從前洪楊之亂，用兵二十年，也沒有議和與別設政府之舉。籌餉之事，為諸臣應盡之責，當勉為其難。倘遇賊即和，人人都可做到，朝廷又何必召用袁慰庭呢？”
二人一時語塞。胡惟德掌管外務部，岔開話題道：“此次之戰，列邦皆不樂意。我若一意主戰，恐受外人責難。”
溥偉鐵了心鬥爭到底：“對內平亂，乃中國主權，外國人何能干預？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國，也沒有脅迫人君俯從亂黨的道理。公既然如此說，請指出是哪國人，偉願意當面問問他。”
見吵得不可開交，奕劻又開始和稀泥：“議事不可爭執，況且事體重大，難以決斷，當請旨辦理。”
說完就站起來走了。
眾人竊竊私語，也陸續離開。氣得溥偉在回憶錄大發感慨：“嗚呼！群臣再無一人開口支持我的，真是令人痛心啊！”
夕陽西下，乾清門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金色之中。一縷光線穿過養心殿的窗紙，投射到光亮的黑色大理石地面上，照出空氣中的無數微塵。
這是清朝最後一次御前會議，除了奕劻，所有宗室近支全部到場。
對著自家人，隆裕也不說外話了：“你們看是君主好，還是共和好？”
全都答君主好。看來是唯一得分的標準答案。
隆裕嘆了口氣：“我何嘗要共和？都是奕劻和袁世凱說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有軍餉，萬不能打仗。”
溥偉愣了愣神，思緒飄回到兩個小時前。
上書房。
載澤興沖沖地跑進來，對溥偉道：“昨天見到馮華甫（馮國璋），說革黨不足畏，但求發餉三個月，即能奏功。一會兒你先奏知，我再詳奏。”
溥偉兩眼放光，卻見載灃湊過來小聲道：“今天這個會，慶邸（奕劻）本不願你來，有人問起，只說是你自己要來。”
又是奕劻這隻老狐狸。
對家財萬貫的奕劻來說，年老體衰，移民不便，沒有比財產安全更重要的事了。而一旦打仗，火光四起，玉石俱焚，作為京城著名的房祖宗，損失就慘重了。
一個悲哀的事實是：別看史書上正氣凜然之士和大奸大惡之徒鬥得蕩氣迴腸，其實百分之九十的政客都是沒有歷史感只有現實感的庸官。
對庸官而言，時間是停滯的，“紙上清名萬古難磨”就是一句廢話。人死如燈滅，把自己和兒孫搞爽是成功的唯一標誌。
因此，對奕劻這類一邊貪墨一邊演戲（裝改革派），完全無視歷史評價的庸官，除了給他頒個奧斯卡終生成就獎，你毫無辦法。
溥偉回過神來，對奏道：“奕劻欺君罔上，求太后不要再相信他的話。亂黨實不足懼，昨日馮國璋對載澤說，給餉三個月，情願破賊。請問載澤，有沒有這回事？”
載澤趕緊道：“是有。馮國璋已然打有勝仗，軍氣頗壯，求發餉派他去打。”
隆裕蹙眉道：“內帑已竭，上次發的三萬現金還是皇上名下的，我真沒有。”
溥偉站出來，一邊磕頭一邊激動道：“日俄之戰時，日本帝后解簪飾以賞軍，現在人心浮動，必須振作。馮國璋既然肯於出力，求太后將宮中金銀器皿賞出幾件，暫充軍費，雖不足數，然官兵感激，必能效死。恩以御眾，勝則主威，請太后三思！”
善耆幫腔道：“恭親王所言甚是，求太后聖斷立行。”
隆裕顧慮重重：“勝了固然好，要是敗了，連優待條件都沒有，豈不是要亡國嗎（誰說亡清等於亡國）？”
溥偉繼續曉之以理：“優待條件是欺人之談，跟'迎闖王，不納糧'一樣，彼是欺民，此是欺君。試問大權既去，逆臣亂民若有篡逆之舉，當如何制止？又向誰去索要優待條件呢？”
隆裕為難道：“就是打，也只有馮國璋一人，焉能有功？”
善耆道：“除去亂黨幾人（暗指奕劻），內外臣工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不必憂慮！”
溥偉打氣道：“臣大膽，敢請太后皇上賞兵，殺賊報國！”
隆裕望著一直沒開腔的載濤，道：“載濤，你不是帶過兵嗎？”
載濤面無表情道：“奴才帶過兵，但是沒打過仗。”
……
隆裕默然良久，道：“你們先下去吧。”
善耆不放心，提醒道：“一會兒國務大臣（趙秉鈞、梁士詒和胡惟德）進見，請太后慎重降旨。”
隆裕嘆息道：“我怕見他們。”
溥偉一副親娘被欺負了的表情，道：“若彼等有意外要求，如設立臨時政府或遷就革命黨，請太后斷不可行。”
又叩首總結道：“革命黨年少無知，本不足慮。臣所憂者，是亂臣藉其勢力，脅迫朝廷，以揖讓為美德，以優待為欺飾，請太后明鑑。”
散會後，溥偉又在那感慨眾人緘口不言。
那也比徒托空言強。畢竟馮國璋再戀舊，也不敢無視人心向背，罔顧袁世凱的立場，替氣若游絲的清室出頭。
兩天后，傳聲筒載灃找到溥偉，道：“你在御前的奏對言語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歡，說時事何至於此。肅親王（善耆）愛說冒失話，你轉告他，以後不准再如此。”
其實，隆裕念念不忘的唯有優待費。
十五歲嫁入深宮，丈夫不愛，婆婆變態，每天過著非人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兩宮晏駕，總算出頭了，Game也快Over了。
三百年來的孽不是她作的，三百年來的債卻要她一個寡婦來償，憑什麼？
因此，當她聽說南方允諾的皇室優待費每年有四百萬元時，還是頗為心動的。
可悲的溥偉，自己想當史可法，上面卻沒有崇禎。
更慘的是良弼。
作為多爾袞的後裔、宗室裡最早剪辮子的潮人，良弼思想前衛，交遊廣泛，素以改造大清為己任，致力於推動頂層設計。
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良弼進入軍界，在步步高升的同時延攬了吳祿貞、蔣百里等英才，試圖以自己的同學來替換北洋舊將。
武昌起義後，良弼茶飯不思，主動請纓“平叛”，卻遭到奕劻的打壓：“黃口孺子，紙上談兵！”
危急時刻，悲憤的良弼發起組織宗社黨，黨員一律在胸前刺兩條青龍，誓死捍衛大清。
他們糾集滿族軍人，天天開會，還給袁世凱送去一封恐嚇信，內稱“願與閣下同歸於盡”，極為囂張。
袁世凱正恨得咬牙切齒，替他出氣的彭大俠從天而降。
彭大俠叫彭家珍，竟然也是京津同盟會的，看來該組織的宗旨是殺人不分左右。
川人彭家珍，當過新軍隊官和代理標統，時任京津同盟會軍事部部長。
謀刺良弼前，他四處踩點，碰巧在金台賓館的前台發現一張名片：陸軍講武堂監督崇恭。
仔細一問，原來這個軍校校長來京辦事，後又去了保定。
彭家珍靈機一動，揣起名片，回到住處。
他備好炸彈，穿上借來的軍裝，向同志們告別後，來到軍諮府良弼的辦公室。
門衛禀告說“崇恭”來訪，良弼一愣，半晌才想起是自己留日時的同學。公務繁忙，他讓“崇恭”晚上去自己家裡見面。
大紅羅廠街，良弼宅。
等到很晚，彭家珍才看到良弼的馬車駛回。大門一開，院子裡射出的光亮把主人映得一清二楚。
彭家珍迅速閃出，親熱道：“賚臣，我來了……”
良弼見其陌生，立刻警覺地倒退兩步，想鑽回馬車。
彭家珍扔出炸彈。
巨響之下，良弼的左腿被炸斷。一塊彈片擊中下馬石反彈回來，打到彭家珍的後腦，當場致死。
失血過多的良弼在醫院呻吟兩日，不治身亡。臨死前哀號道：“炸我者，知我者也。我一死，大清亡！”
的確，良弼在滿清貴戚里的人望比溥偉高多了，彭家珍的壯舉誠如孫文所言，是“小彈丸而收巨功”。
後來袁世凱當大總統期間，參謀部次長陳宧（yi）每月都能見到一個中年男子前來領錢，回回都是一千銀元。打聽一下得知，正是彭家珍的父親。
宗社黨瞬間作鳥獸散，溥偉和善耆連夜離京，躲到租界不敢露面。
那是個革命黨的炸彈能使小兒止啼的時代。孫中山被清政府描繪成紅毛綠睛的江洋大盜，身懷“明拳”“明足”和“明身”三樣絕技，手下的好漢個個飛簷走壁，無孔不入，還自覺接受先進科技，手槍炸彈一應俱全。
隆裕也是看長大的，登時大驚失色，喚來趙秉鈞、梁士詒和胡惟德，號啕大哭道：“我母子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母子二人！”
北洋軍頭再次聯合發難，由段祺瑞領銜上奏，嚴斥“二三王公反對共和，陷兩宮於危險之地”。聲稱要率全體將士入京，同那幾個敗類“剖陳利害”，結尾還頗有畫面感——揮淚登車，昧死上達。
滿眼刀光的電奏撕破了最後一層面紗，隆裕終於同意遜位。
1912年2月12日，由張謇起草、徐世昌潤筆的退位詔書公諸天下：
今全國人民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之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宣布南北統一之方，即由其全權組織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總期海晏清河，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悠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天下大治）之告成，豈不懿歟（豈不快哉）！欽此。
末尾的“豈不懿歟”是徐世昌加上去的，收煞得乾脆巧妙，彰顯了翰林出身的文字功力。
翌日，各家報館都轉載了詔書全文，民政部也用黃紙謄寫了一份，置於天安門外的牌座上，供路人觀覽。
幾天前還“心跳益劇，頭眩尤甚”的袁世凱突然不治而愈，向南方發了一封意味深長的電報：
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心血，亦國民無窮之幸福。
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即民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
“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四年之後回頭看，可謂一句莫大的諷刺。誰能料到，亞洲第一個共和製國家不僅沒拿到畢業證，還打回高中復讀了。
紛紛揚揚的大雪給一望無盡的殿鑾披上了一層銀裝，從空中向下望去，往日金碧輝煌的大殿顯得無精打采，蕭索頹敗。
乾清門以內，還是小朝廷的天下。隆裕以淚洗面，五歲的溥儀卻沒心沒肺地發出清脆的歡笑。
剛收了袁世凱上萬兩銀票的太監小德張難掩內心的喜悅，低頭勸道：“太后，您老人家不必擔心。有袁大人在外面罩著，您和皇上安心享福，榮華富貴一樣不少，跟從前一樣。”
落暮寒鴉，白雲蒼狗。夕照中的京城，在寒冬歲末裡顯得冷冽而靜穆。
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樓里傳出一陣爽朗的笑聲，蔡廷乾親自操刀，替興高采烈的袁世凱剪了辮子。
剃髮令隨即頒布，截止到2月18日（農曆大年初一），所有公務員必須剪頭。
草民則不做硬性要求，結果街上跟過萬聖節似的。有莫西乾和朋克頭，有不想剪的買來道士服把辮子藏在道冠裡。一家名為“改良帽莊”的小店門庭若市，只因老闆抓住了市場需求，專賣後面拖著假辮子的改良帽……
家世顯赫的貴族，悄悄地把先朝冠服和誥命御賜收藏起來；皇族後裔啟功則被家人送到雍和宮當小喇嘛，不敢告訴別人自己姓愛新覺羅。
同啟功的隱姓埋名形成百年反差的，是那些為了開啟星途不惜攀龍附鳳謊稱皇室的女藝人。
對戲子而言，歷史又回到了原點。
但對中國而言，辛亥革命的確是一場好革命。尤其由袁世凱掌鏡的下半集，以不流血的宮廷政變將改朝易代的成本降到最低，避免了兵連禍結、哀鴻遍野，可謂雙贏。
然而，《泰晤士報》冷靜地指出：“革命是否已經達到目的，這是未來的秘密。在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國家裡，長久以來皇帝就像神一樣統治著他們，能否突然用一個同東方概念和傳統格格不入的共和政府的形式，來替代君主政體？”
步子邁得太大，一夕之間跨越了歐美上百年的進程，隨之而來的問題不容忽視。
一天，八十多歲的鹽商蕭某從揚州趕到南京總統府，求見孫文。
門衛問他何事，答稱“無事，只想看看民主氣象”。門衛拒絕引見，他卻執意不走。
聞聽此訊的孫文派人把蕭某攙扶進來，含笑起立，準備同他握手。誰知蕭某卻放下手杖，跪在地上磕起頭來。
孫文連忙將他扶起，道：“總統在職一天，就要為全國人民服務，是國民的公僕。”
蕭某不解道：“那離職後呢？”
孫文答：“離職就又回到人民的隊伍裡，和老百姓一樣。”
蕭老漢興奮道：“今天總算見到民主了。”
帝國的基層是縣、鄉，在沒有的時代，你很難看清這場巨大的歷史震撼給那片廣闊天地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甘肅某縣長接到上級“調查選舉人札”的公文後，竟以為是要在境內挑選“舉人”，回復道：“本縣文風不振，貢生、監生倒有幾個，舉人卻是一個都沒有。”
而在廣州附近的鄉間，雨後春筍般出現了一百多個社會團體。劣紳和地痞都在社團裡找到了新的位置，搖身一變成為“愛國志士”。
這是另一個世界，這是同一個世界。在爭權奪利上，頂層和底層心有靈犀如影隨形，硬要說有什麼不同，無非後者更簡單粗暴，比如當社長演講到高潮時，主持人會舉起一張“請眾鼓掌”的提示牌，為會場招來一陣“熱烈”的掌聲……
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認為：文明的外形易學，而內在的文明難求。對中國而言，這似乎就是一道無解的難題。
梁啟超曾列舉國民性的六大弊端：奴性、愚昧、自私、好偽、怯懦、麻木。主張“欲維新吾國，先維新吾民”，並給新民開出了藥方：興民權。
但很顯然，那個寧快勿慢的時代沒有給建設預留任何土壤。連孫文都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砸爛一切的革命自然成為熱血青年們心嚮往之的事業。
於是，清朝滅亡還不到一個月，剛當上小學老師的葉聖陶就開始同好友顧頡剛討論無政府主義，認定“政府之行為斷不能為吾人造福”。
對此，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晚年感慨道：
從前，張之洞這樣的改革派是我們眼裡的老頑固，不能不讓位給我們這些“革命的暴徒”。而現在我們這些人也一個個變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年輕人一腔熱血，想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問題，但最終你會發現，只能用溫和的法子激活人性中的善，而無法消滅人性中的惡。
南京。
儘管不情願，孫文仍得恪守承諾，將臨時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
倒不是誠信問題，搞政治的人節操早就碎了一地了。主要因為列強不承認，窮得叮噹響，執政的又是一幫同盟會的小年輕，好多人自己都感到學識跟經驗不足，主動棄官，重新磨煉或留學。
因此，對孫文的“拱手讓江山”，既不應指責其軟弱妥協，也不必謬讚什麼紳士風度，真相很簡單：玩不轉了。
當然，對袁世凱嚴重猜防的孫文是不可能裸讓的，他祭出了殺手鐧——立法。
剛成立不久的臨時參議院（同平民色彩更濃的眾議院一起構成國會）代行國會職能，是中華民國的最高立法機關。可惜，四十三名參議員，三十三個都是同盟會會員，公信力堪憂。
臨時參議院趕在孫文“禪讓”前，為袁世凱量身定制了一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作為憲法，它是成功的，規定了我們依舊嚮往的“人民有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而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它又是因人而設的，偷天換日地將總統制改成了內閣制。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孫文一直醉心於美式民主，同盟會也採用三權分立的組織架構，但為了限制袁世凱，竟不惜把總統變成有位無權的擺設。
宋教仁終於實現了自己的政見：總統取名，總理取實。
革黨的幼稚於此展露無餘——如果立法成了對人不對事的兒戲，法律也就喪失了其神聖性，寸步難行的袁世凱又怎麼可能甘受約束？
可即便如此，孫文仍不放心，又設了兩道封魔符。
一、定都南京；
二、必須到南京就任總統。
結果除了黃興全部反對，都認為此舉無異於自棄外蒙（外蒙古趁辛亥革命清廷無暇北顧，在俄國挑唆下獨立）。
孫文帶著一肚子怨氣跑去祭拜明孝陵，黃興也換上軍裝，準備前往。臨走前，給總統府秘書吳玉章撂下一句狠話：“你去告訴他們（參議院），過了十二點如果還沒把決議（定都北京）改過來，我就派兵來！”
慘遭威脅的臨時參議院修改了決議，結果引來各省都督的非議。
袁世凱接電，一喜一憂。
喜的是全票當選臨時大總統（正式大總統要等國會成立後由議員選出），古今中外只有華盛頓享此殊榮；憂的是必須南下即位，龍離大海。
平台就是舞台，放棄等於下台。
於是，袁世凱婉拒道：不是我不去，而是人民不答應列強不樂意。並以退為進地提出自己打算告老還鄉，當共和國的國民，北方軍隊就有勞你們妥善接收了。
孫文決心奉陪到底，派出以教育總長蔡元培、法制局長宋教仁為代表的專使團，赴京恭請袁世凱南下。
專使受到隆重的歡迎，袁世凱每日宴請，氣氛融洽，就是絕口不提南下的事。
蔡元培等人也不著急——本來就覺得孫文的要求不科學，權當公費旅遊了。
誰知，天子腳下因為剛沒了天子，不太安定，一場兵變不期而遇。
當晚八點過，城東忽然傳來槍聲，一群士兵從朝陽門衝入，高喊著“袁宮保要走了，沒人管我們了”，一路打砸搶掠。
從東四搶到東單，直至前門大街，上千家商舖民宅遭殃。
蔡元培等聞聽窗外嘈雜喧嘩，須臾槍聲大作，慌亂中連鞋襪都顧不得穿，衣冠不整地逃往東交民巷，跑到英國人開的六國飯店裡避難。
譁變並非針對專使團，而是曹錕所部官兵因不滿政府停發每月的“戰時特別軍餉”，遂以阻袁南下為名出營搶劫。
結果誤打誤撞地給袁世凱提供了拒絕離京的藉口，黎元洪和列強第一時間表態，擁護奠都北京。風遺塵整理製作。
饒是孫文嘴硬，說要提一支“勁旅”北上協助袁世凱維護和平，但還是架不住內部同志的苦勸，勉強打消了遷都的念頭。
當然，事變發生的時間太過詭異，袁世凱的運氣也好到不可思議——革命黨炸不死，不想走亂兵留。整個一日本熱血動漫裡的男主角，如有神助。
因此，懷疑兵變由袁大頭自編自導的流言一直不絕於耳。
這種說法之所以經不起推敲，在於不了解袁世凱的心態。
從大局看，他亟須的是安定而不是動亂。畢竟民間的信賴，列強的支持，都建立在只有袁世凱才能重建秩序這一心理基礎之上。
因此，他但求傳遞“只有我能終結混亂”的信號，給被義和團嚇怕了的洋人看，給馮國璋和張勛等成天以為自己是伯夷叔齊的北洋將領看。
而此次騷亂一度蔓延到天津，做夢都想讓中國分而治之的日本甚至從東北駐軍抽調了一千五百人趕赴北京——種種跡象，完全同袁世凱的願望背道而馳，自然也幫他洗清了嫌疑。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就職典禮上，他以河南口音宣讀誓詞，豪邁的語句（“發揚共和精神，滌蕩專制瑕穢”）卻被念得索然無味。
莫理循現場記錄道：
袁世凱像鴨子一樣搖搖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體態臃腫且有病容，身穿元帥服但領口鬆開，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領口上，神態緊張，表情很不自然。
他太累了。
睡得越來越遲，起得越來越早，可時間永遠不夠用。
以前無論是當直隸總督還是軍機大臣，頭上總有一片天，總有一個若隱若現的指揮棒。而現在，面對共和這個全新的事物，沒人告訴他路在哪裡，只能摸黑一步步往前挪。
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各省都督自立為王，各派勢力明爭暗鬥；前清遺老們躲進故宮成一統。
社會矛盾層層疊加，最終都堆到袁世凱的案頭。可即使他有心解決，巨大的財政窟窿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