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的平安夜，一列火車徐徐駛入哈爾濱車站。
31歲的伍連德（1879—1960）手持貝克顯微鏡，在寒風中踏下月台。他的身份是“東三省防疫總醫官”。
兩個月前，邊境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回來的勞工在下榻的旅店暴亡。同住的客人亦染病身亡，症狀都是發燒咳血，來勢迅猛，死後遍體發紫。
很快，死神親吻了一個又一個城市。兩週後，哈爾濱發現疫情。
作為鐵路樞紐，哈爾濱商業發達，文化繁榮，每半個月就引進一部外國電影，還誕生了中國第一個交響樂團。
以鐵路為界，哈爾濱分成“道裡”和“道外”兩個區。與道裡生活優越的俄國人、日本人相對應的是道外以傅家甸為中心的中國人聚集區。這裡房屋低矮，污濁骯髒，簡直就是病毒的溫床。
瘟疫爆發後似火燎原，每天都有數以百計的死亡報告傳到北京。恐慌的情緒瀰漫至奉天（遼寧），甚至引發了擠兌風潮。
更麻煩的是，日俄以清政府防疫不力為由，提出各種非分的要求，東三省總督錫良在奏電中憂心忡忡道：“疫勢甚烈，外人關注。辦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機干預。”
有鑑於此，當時清廷負責處理東北疫情的，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務部。
事關主權，外務部的態度是不惜一切代價控制瘟疫，不遺外人口實。
當然，前提是用對人。
出生於馬來西亞的伍連德是劍橋大學第一位獲得醫學博士的華人。 1907年，已經享譽馬來半島的伍醫生收到一封邀請他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的信，信紙下方赫然印著“直隸總督袁世凱”。
然而，當伍連德安排好家人，輾轉來到北京時，得知袁世凱已被開缺回籍。
幸得留英時認識的海軍官員程璧光的推薦，伍連德的任命經軍機大臣鐵良的確認，依舊生效。
兩年後，外務部右丞（排在侍郎、左丞之後，非常務副部長）施肇基的一封電報徹底改寫了伍連德的人生軌跡。
當年，施肇基隨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路過馬來半島，與伍連德有一面之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當他聽說袁世凱打算聘請專家改革軍醫學堂時，便大力推薦了伍連德。
哈爾濱。
道台於駟興接待了伍連德一行，告訴他們傅家甸已成重災區，一些病患家屬害怕被檢疫人員拉去隔離，趁夜將患者屍體拋到大街上。有的還沒斷氣，活活凍死在雪地裡。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無知。傅家甸的行政長官是一個擁有舉人頭銜滿口吳地官話的知縣。他既不懂英語，也不通俄文，和之前奉天派來的西醫完全無法溝通。就這樣還喜歡擺架子，讓伍連德在縣衙客廳等了半個多小時才予接見。
為了摸清病源，伍連德解剖了一名與當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的屍體。
迫於風俗的壓力，解剖是在暗中進行的。
顯微鏡下，他清楚地看到一種橢圓形的病菌——如報紙上所傳，正是鼠疫。
伍連德立即向外務部匯報，並提出三條防疫措施：
一、控制交通，防止疫情蔓延；
二、隔離傅家甸；
三、向關內徵聘醫生。
然而，他無法回答的疑問是：不久前日本派來調查病因的醫生，一到傅家甸就僱人捉老鼠，一連解剖了幾百隻，卻沒有發現鼠疫桿菌。
對此，伍連德大膽假設，指出這是一種無需動物媒介，而靠呼吸間的飛沫傳染的“肺鼠疫”。
同時，他有的放矢地設計了一種在兩層紗布間放置吸水藥棉的口罩。由於成本低廉，製作簡便，醫務人員沿用至今，並稱之為“伍氏口罩”。
可惜，當時是沒人相信他那套“飛沫理論”的。伍連德走訪了幾家醫院，發現傳染病房既不設隔離區，醫務人員也缺乏基本的防護措施。說到底，還是沒意識到這是場人際傳播。
直到法國醫生梅尼斯染疫暴斃，形勢才得到扭轉。
梅尼斯來華多年，在其主持下，三年前唐山爆發的一次死亡800人的鼠疫得到控制，他也因此聲名遠揚。
梅尼斯響應號召，支援東北，卻在路過奉天拜訪東三省總督錫良時“要官”，說伍連德經驗不足，應該讓位於自己。
錫良拒絕了他的要求。
梅尼斯帶著情緒來到哈爾濱，在沒戴口罩的情況下去鐵路醫院診斷了四名患者。
結果，僅過三天便發病，在醫院又掙扎了三天后去世。
梅尼斯之死震驚了哈爾濱，口罩一銷而空，伍連德的地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他終於可以調動所有資源，給醫生、警察乃至地方官下命，成為這場攻堅戰的總司令。
在伍連德的部署下，傅家甸被劃為四個區，專人專責。每天，各區派出四十支搜查隊，挨家挨戶檢疫；居民出行必須佩戴臂章，跨區活動要特別申請。
針對病人家屬和疑似患者，伍連德專門從鐵路公司借來一百二十節車廂用以隔離。醫生每日診察，連續七天體溫正常方准回家。一些貧民見在此三餐無憂，還有火爐取暖，竟樂不思歸。
一個月後，整套系統步入正軌，但直覺告訴伍連德，問題可能被掩蓋了起來。
雖不清楚肺鼠疫在嚴冬的地下能活多久（後證實是三個月），但那一口口棺材還是讓伍連德覺得像冰櫃一樣保鮮。
不敢掉以輕心的他在嚮導的帶領下來到北郊一個人跡罕至的大墳場，眼前的一幕讓兩人驚呆了……
改革的春風吹拂著神州大地。
1910年秋，千呼萬喚的資政院終於揭開神秘的面紗，在京舉行了開幕大典。
早上七點，資政院議長溥倫率一眾秘書官恭候於會場。兩個小時後，軍機大臣、各部尚書陸續抵達。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這班重臣集體卸去了朝珠而身著常服，恭迎攝政王御駕。
載灃到場後，接受群臣三跪九叩的大禮，又讓軍機大臣宣讀了諭旨，便匆匆離去。
一百零一名欽選議員（由皇帝任命）同九十八名民選議員（由各省諮議局推選）的擂台正式打響。
第一場：國學大師的發難。
法部提出新刑律的草案，其中有一條“無夫奸不為罪”，即“沒有丈夫的婦女，發生性行為不算犯罪”。
女人怎麼處理自己的身體，是個人的自由。但那年頭絕大多數婦女還在纏足，波伏娃雖已出生，卻遠在法國——這條有鼓勵婚前性行為之嫌的法案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可想而知。
拿到資政院討論時，一幫守舊的欽選議員登時有倫理綱常潰於一旦的危機感，不惜拼死力爭。
民選議員也不是五四青年，非要畢其功於一役，推翻吃人的禮教。而是另闢蹊徑，從同世界法律接軌，以廢除治外法權、杜絕洋人干涉我國司法的角度切入，曉之以理。
議場中，雙方各逞詞鋒，舌戰不休。
忽然，欽選議員中跳出兩個大儒：勞乃宣和喻長霖。
二人走到某民選議員跟前，長揖為禮，態度甚恭。
該議員急忙起身答禮，喻長霖卻驀地抓住其衣領，厲聲道：“老兄，兄弟有一事不明，還望賜教。”
事出突然，議員愕然引避，以至衣領都被扯破。
喻長霖不管不顧，泰若自如道：“老兄是讚成'無夫奸不為罪'的，假如老兄有一令妹或愛女尚未出閣（嫁人），而有人竟至貴府與其如此如此，照'不為罪'之說，大概也只能對此人聽之任之，不加干涉了。不知尊意究竟若何，還請明白指教。”
一旁的勞乃宣也隨聲附和，說“必須請教”。
議員大窘，被兩位以碩學通儒的資格欽點進資政院的老古董弄得下不來台。
第二場：旁聽席上的獰笑。
選舉特任股股員時，其中三票是用蒙古文書寫的，秘書官不識。傳問翻譯，也不認識。
一個議員建議去問蒙古王公，在場旁聽的軍機大臣那桐突然發話：“這不是議員該管的事。”
又云旁聽席上有理藩部的翻譯，何不問之？
秘書官依言而行，誰知理藩部的翻譯還是不識。結果，有才子之稱、為清華大學題寫過“清華園”門匾的那桐居然當場失態，拍手大笑。一幫笑點很低的蒙古議員也跟著鼓掌傻笑，會場秩序頓時大亂。
不過，民選議員也經常發起反擊，在號稱“三傑”的雷奮、易宗夔和羅傑的帶領下，同欽選議員錙銖必爭，“隱然若兩黨對峙”，力圖將資政院辦成行使國會功能、獨立於行政體系之外的最高立法機關。
於是，同最高權力機關軍機處爆發了激烈的高端對決。
導火索稀鬆平常。廣西省諮議局向資政院提交了一份針對廣西巡警學堂的議案，很快得到議決。
豈料朝廷竟命資政院將決議奏交民政部審核——原本平行的兩個部門形式上成了上下級。
溥倫諭旨還沒讀完，舉院便已嘩然。
怨謗集於軍機處。憤懣的彈章雪片般飛入紫禁城，卻無一例外地被載灃給淹了。
結果引發了更為猛烈的質問，要求“說明資政院性質及地位”的奏摺層巒疊嶂地擺到了攝政王的案頭。
載灃也怒了，故意對著幹，高調表彰軍機大臣，搞得欽選議員都覺得自己是後媽生的，不受待見。
諸如“君上結怨於天下”之類的反動口號此起彼伏，狀元出身的民選議員劉春霖甚至直指載灃“於立憲政體沒有十分研究”。面對洶湧的民意，御史歐家廉在奏稿中感慨：
昔日之亂在匪，而今日之亂在學生、在軍隊、在議員。
當然，鬥爭要講策略。民選議員的戰術有三套：恐、拉、逼。
“恐”就是以撂挑子相威脅，鬧著要回家賣紅薯。理由很充分：既然資政院所議“事事皆空”，還不如早點解散。
而且連退路都想好了：“我們回去也可以辦學堂、辦實業，對國家還是有責任的。”
噎得溥倫無話可說。
“拉”就是拉攏團結一切有生力量。如羅傑在要求溥倫通知軍機大臣來資政院接受質詢時，就闡明此舉不僅體現了對民權和法律的尊重，也有益於議長的聲譽。
“逼”就是耍流氓。如表決“剪辮易服”的提案時，民選議員頑固地堅持記名投票，不給欽選議員濫竽充數的機會，結果連莊親王載功（載勳之弟）等滿族親貴也順應大勢投了贊同票。
雖然美國雜誌《展望》稱資政院為“最直言不諱地主張改革的機關”，但在革命黨看來，仍是塗脂抹粉的工具。
那也比同盟會屢戰屢敗，內鬥不休強。
孫文在海外策動的國內起義大多以失敗告終，梁啟超稱其為“遠距離革命家”。
唯一值得一書的鎮南關起義還經不起歷史學家的考證，一深究發現鎮南關根本沒有駐兵，革命黨爬上去滿砲台插旗，個個背著一身旗，不知道的還以為在唱戲。
幾天后，清軍發現了這場京劇堂會，覺得實在太過分了。廣西巡撫張鳴岐立派龍濟光和陸榮廷調兵炮轟，對方卻毫無動靜。爬上去一看，革命黨早溜了。
而所謂的孫文空降鎮南關，親手向清兵發炮，則更屬子虛烏有。
1907年，日本政府迫於外交壓力，禮送孫文出境，並暗中給了他兩萬元革命經費。
結果，孫文只給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留下兩千元，剩下的悉數帶走。 《民報》主編章太炎正因經費緊張等米下鍋，聞訊震怒，大罵孫文侵吞公款，掀起一陣倒孫狂潮後宣布脫離同盟會。
雖說章太炎平生以扮演精神病人為榮，在日本填戶口調查表時職業一欄寫“聖人”，年齡一欄寫“萬壽無疆”，並給三個女兒起名“章（li）”“章叕（zhuo）”“章（zhan）”，成心往大齡剩女的方向培養，但絕大多數情況下，頭腦還是清醒的。
之所以被喚作“章瘋子”，皆因愛憎比較分明。
他在報上登徵婚啟事，聲稱“死了可以改嫁，活著也可離婚”；慈禧去世時，他拍手叫好道：“一介遺妾，只知吸食黎民膏血，戕害國家元氣，別無能耐。”
他同孫文結怨，源於孫大砲曾多次向日本政客承諾願以東三省土地換取日本對自己革命事業的支持。
又對內田良平許願：“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日本。”
還對小川平吉許願：“我輩革命如能成功，以滿洲之地，滿足日本之希望，當亦無妨。”
為了挽救孫文的聲譽，回擊章太炎的質疑，素有犧牲情結的汪精衛不顧好友胡漢民的勸阻，決定以身飼虎。
他帶領同盟會會員黃復生和炸彈專家喻培倫潛回北京，開了一家“守真照相館”，每天不是窩在暗房裡製作炸藥就是沿著醇親王府和皇宮之間的路線踩點，伺機行刺載灃。
傳言案發地是銀錠橋，搞得不少去后海喝酒的文藝青年也能憑欄抒發一下思古之幽情。其實，真正的現場在什剎海旁的甘水橋，一連兩天，汪、黃、喻都躲在橋下埋炸藥，結果不是被狂吠的野狗嚇跑，就是因帶的電線太短而作罷。
第三天，一切準備就緒，黃復生和喻培倫先至，低頭猛幹。
月光下，一團燈影閃過。黃復生心頭一緊，低聲囑咐喻培倫回去報信，自己則藏到樹後觀察。
來者是一車夫，老婆三天沒回家，估計跟人跑了，氣得睡不著，提燈來尋。
黃復生見他往橋下探了探頭，旋即離去，趕緊跑過來扯起已經鋪好的銅線，準備撤離。
豈料，盛放炸藥的鐵罐太重，黃復生憑一人之力無法從坑里抬出。磨蹭了半天，腳步雜沓，車夫帶兩個巡警趕到。
只好閃人。
炸彈沒了，汪精衛卻並不甘心。一面遣喻培倫再去搞炸藥，一面同黃復生留守。
清廷表面上淡定，暗地裡順藤摸瓜，四處搜查，終於發現了鐵罐的來源——騾馬市大街永鐵工廠。
鐵匠望著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巡警，趕緊招了：守真照相館。
負責審理汪精衛和黃復生的是肅親王善耆。不出意外，二人必死無疑，遠在日本的胡漢民甚至連悼詩都寫好了。
誰知，善耆是《民報》的忠實讀者，早聞“精衛”之大名，有心要同他侃一侃時政。
善耆：“革命黨宣揚興漢滅滿，乃狹隘的民族仇視。如果國內發生流血革命，外人不正好可以趁亂侵犯中國嗎？鄰國日本，君主立憲，就是我大清的成功榜樣啊。”
汪精衛斷然否定：“日本明治維新，絕非不流血革命，乃西鄉隆盛首髮乾戈，用武力倒幕而成。而我大清的'立憲'，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國。”
善耆口才不敵汪精衛，又見他與黃復生爭認“主謀”，心下已起了憐才之意。
當晚，獄中的汪精衛朗然獨坐，吟出那首廣為流傳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獄卒將詩作呈給善耆，這個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後代頓時感懷於衷：“卿本佳人，奈何做賊？如能為國家所用，救亡圖存，則我大清幸甚！”
為此，他力勸載灃從輕發落。
於是，原本誅九族的重罪被破天荒地判為終身監禁。
對此，載灃的解釋是“為國罹（遭）罪，宜從寬典”，孫文的解讀是“為革命黨之氣所威懾”，後人的分析是“故意表現清廷的大度和開明”。
都沒說到點子上。
日俄戰爭後，伊藤博文強迫朝鮮國王李熙簽訂保護條約，將軍事和外交權統統交給日本。
朝鮮的法令和高官任免全部操於“統監”伊藤之手，用朝鮮文人的話說就是：伊藤博文每次進宮，對高宗（李熙）的態度比曹操對漢獻帝還蠻橫。
1909年，伊藤赴哈爾濱同俄國財政大臣會談。朝鮮義士安重根埋伏在哈爾濱火車站，見伊藤下車，閃電般從人群中衝出，連開三槍，手刃了這個他口中“蹂躪朝鮮的奸賊”。不久，在旅順監獄從容就義。
1910年，繼往開來的日本侵略者連哄帶逼地同李熙之子李坧（zhi，純宗）簽訂了《日韓合併條約》。延續了500多年，同明清兩朝相始終的李氏王朝成了歷史書裡的名詞。
吞併朝鮮只是起步價。一向高標處世的日本迅速跟俄國簽訂防禦同盟，相約維護各自在東三省的特權，阻止他國進入。
亡國危機驚醒了士紳階層。
在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的奔走串聯下，湯壽潛（浙江諮議局議長）、譚延闓（湖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北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四川諮議局議長）等紛紛響應，發起了一場蔓延全國的請願運動，倒逼朝廷放棄所謂的“九年預備立憲”，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
長沙教員徐特立在學校演說，稱“不早開國會，不足以挽救危亡”。血脈賁張之下，情緒失控，竟摸出一把利刃，切斷左手小指，寫下“請開國會，斷指送行”八個血淋淋的大字。
各省諮議局代表一到北京，便向都察院呈遞了聯名的請願書，羅列速開國會的四大理由：
一、用舊的行政機構搞新的憲政，鐵定玩兒不轉；
二、一直以來，朝廷都搞秘密外交。割了多少地，賠了多少款，民眾要翻牆才能獲知。再等九年，老本都被賣光了；
三、沒有國會和責任內閣，民憤全部集於皇室。反動統治階級，你們真的睡得著覺嗎？
四、一天到晚侮辱人民群眾的智商，民智未開諮議局的成功你怎麼解釋？
體制內的開明派如東三省總督錫良、雲貴總督李經羲、山東巡撫孫寶琦以及各駐外公使也陸續致電朝廷，要求政府順應輿論。
順天府丞甚至警告說：“歐洲政變多起於中等社會（士紳），史蹟俱在。”
由此不難想見載灃何以要寬宥謀刺自己的汪精衛——與其揚湯止沸，不如藉機作秀。
問題是前任統治者太會演戲，惟妙惟肖，早就把人民群眾煉得火眼金睛，不肯輕易上當，非要動真格。
見第一輪請願被上諭駁回，還被軍機大臣潑了一身髒水（為求增其勢力而已，並非出自民意），議員們不干了，商定各省諮議局在今年的常會上都只提“速開國會”一案，若再遭拒絕，則集體解散。
第二輪請願隨即展開，各地均出現大規模群眾上街遊行的場面。
北京青年趙振清和牛廣生率領一干學生，為即將去資政院遞請願書的代表團送行。他們交給代表一封信，主題是學生們打算“以血購國會”。
正不知要鬧哪樣，趙振清和牛廣生忽然拔刀出袖，意欲自殺，幸被代表們死死摁住。
牛廣生趁人不備，毅然決然地割下自己左腿上的一塊肉。眾人驚魂未定，趙振清又割下自己右臂上的一塊肉。
二人將鮮血塗抹於書信之上，代表們拭淚而去。
對請願書上要求宣統三年（1911）開國會的主張，資政院的民選議員舉雙手贊成。
於是，所有議案都擱置，一開會就高呼“當此危急存亡之秋，除開國會無救亡之法”。溥倫見工作已無法開展，只好同意討論速開國會案。
羅傑、雷奮等人相繼發言，聲淚俱下，義憤填膺。表決時，民選議員又堅持採用起立的方式投票。結果，即便是最保守的欽選議員，也失去了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反對的勇氣。
全票通過。
溥倫匯報時，載灃又擺出其招牌式的“默然無對”。
溥大人折中道：“九年籌備，已不合時宜，至少要提前三年。”
善耆常年搞接訪工作（民政部尚書），深知民意不可違，也勸道：“民心忿極，大禍必發。”
載灃考慮的是直隸總督陳夔龍的密奏，內稱“如不開國會，可先設責任內閣”。
陳夔龍的建議出自其老丈人奕劻的授意，隔岸觀火了很久的慶王準備渾水摸魚了。
很明顯，責任內閣一旦設立，資歷最老的領班軍機大臣奕劻將是總理的不二人選。
載灃沒得選。奕劻有隆裕罩著，門徒遍布朝野，暫時還不能翻臉。
於是，召集王公大臣商討，最後形成決議：次年（1911）設責任內閣，宣統五年（1913）開國會。
當然，妥協不是無條件的。上諭明令解散請願團，禁止再舉行任何形式的請願，否則“必按法懲辦”。
潛台詞是：此乃底線，不要再得隴望蜀。
1910年11月5日，北京東西長安街和正陽門外大街皆懸掛龍旗，張燈結彩。燈上統一書寫著四個喜慶的大字——慶祝國會。
學校放假三天。各學堂在學部的指示下組織學生齊集於大清門前，高唱歌曲，山呼萬歲。
更多的人卻不願被代表。
政府命令所有報館必須報導普天同慶的新聞，結果只有兩家報紙遵命；
請願團通告天下，明言“國會僅縮短三年”，請願運動宣布失敗。同時，敦促各省諮議局繼續向政府施壓，並要求開放黨禁；
在雲南扶持講武堂、暗中保護過蔡鍔的李經羲繼承了其伯父李鴻章嬉笑怒罵的傳統，致電清廷，要求速定內閣人選，以免“昏庸老臣勢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獨掌祿位”，矛頭直指奕劻和載灃。
時間步入1911，各種徵兆顯示天朝氣數已盡。
諸如“政府喪心病狂，唯恐亡之不速”“直視吾民如蛇蠍如竊賊”之類的反動言論俯拾皆是。
據崑曲家趙子敬回憶，那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他和朋友在家聚會，“忽聞隆隆霍霍起於空中，似雷非雷”，屋外一人大呼：“流星，光何巨也！”
於是，室內諸人疾趨而出，但見夜空“光甚閃爍，照耀萬丈。其聲隨之，愈遠愈劇，回音作爆裂響，約五分鐘始不見”。
不久，一首民謠開始在古都西安流傳：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兩年半。
奉天。
五千多學生手持“請開國會”的旗幟前往總督衙門哭訴：“我等都知道東三省就要亡了，非即開國會不能保存。”
總督錫良同情道：“上諭有言，'民情可以上達，民氣不可囂張'，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氣囂張。若民氣不囂張，便不能知道國家之亡與不亡。”
武漢。
各界人士為以湯化龍為首的赴京同志設宴踐行，報紙公佈了這場悲壯昂揚的送別大會：
國勢阽（dian）危，外患頻來，豆剖瓜分，已在眉睫。而腐敗政府尚在夢中，專恃消極主義，大好河山斷送若輩之手，種種喪權辱國，無不言之詳矣。
此會名則為湯君化龍餞別，實則勉湯君化龍死殉。武漢各團體當作後盾，如有不測，漢口全鎮閉市，為湯君化龍開追悼大會，然後相繼入都，接續拼之以死。
廣州。
落暮餘暉。
斜陽把一隊親兵的影子拉得很長，廣州將軍孚琦坐在晃晃悠悠的轎子裡養神。
作為榮祿的從侄（堂兄弟的兒子），孚琦的思想並不守舊，否則也不會專程到城外觀看馮如表演飛機試飛。
剛走上東門外大道，一中年漢子斜刺裡衝將出來，擋道攔轎。孚琦只道又是一個上訪滋事的草民，誰料對方竟拔槍而起！
槍聲猝然響起，孚琦不及回神已身中五槍，當場斃命。
審訊現場，兩廣總督張鳴歧親自提審。
刺客叫溫生才，本是南洋的一個礦工，後加入同盟會，與孚琦素不相識，向無私怨。
張鳴歧：“何故暗殺？”
溫生才：“明殺！”
張鳴歧：“何故明殺？”
溫生才高聲道：“唯專制之為厲，國仇之未報，特為同胞雪憤耳！”
張鳴歧無奈道：“一將軍死，一將軍來，於事何濟？”
溫生才：“殺一儆百，我願已償。”
兩天后，溫生才被棄市；兩週後，震驚天下的黃花崗起義爆發。
這是一次力量懸殊的搏殺。
以黃興為首的一百二十餘人組成的敢死隊臂纏白巾，在嗚嗚的海螺聲中直撲兩廣總督署。
是役也，同盟會精銳盡出（胡漢民、朱執信、陳炯明、鄒魯），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裝備精良的總督衛隊竟力不能支。
張鳴歧翻牆逃走，革命黨縱火焚毀督署後退出，與率部前來的水師提督李淮展開巷戰。
硝煙滾滾，把畫面染成了黑白兩色。
慢鏡頭里，是年僅十九歲的張雲逸。大難不死的他於1955年被授予開國大將銜；
慢鏡頭里，是寫下了那封感人肺腑的，被“世間安得雙全法”糾結得愁腸百轉的林覺民（“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被捕就義前，連張鳴歧都被他泰然自若的神色打動，道：“惜哉林覺民，面貌如雨，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
慢鏡頭里，是胸前掛滿炸彈、沖在隊伍前端投彈開路的喻培倫。之前同汪精衛刺殺載灃時，喻培倫曾提前返回日本搞炸藥，免於被捕。結果，被汪精衛的情人陳璧君當著眾人的面斥為“臨陣脫逃”。而今天，獨臂大俠（因試制炸彈殘了一條胳膊）喻培倫終於可以明誌了。
黃興被打斷兩根手指，僅以身免，革命黨又一次以失敗告終。並且，犧牲的八十九人，是一批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年才俊。因此，孫文痛心道：“吾黨精華，付之一炬！”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此役給予清政府的打擊極為沈重，連作為“現行反革命”的水師提督李淮也不得不承認：“人心思漢，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維持。”
亨廷頓有言：“處於權威危機中的統治者往往會變成最真誠的改革者。對於改革的真誠，源自他們對保住權力的真誠。”
載灃並非和民主憲政有仇，人畢竟也是19世紀的“80後”，思想並不守舊。問題在於，他必須以平庸的資質，解決兩難的境遇，幫行將就木的清廷妙手回春，這就勉為其難了。
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可頂層只見混亂之治。載洵、載濤、溥倫、善耆、奕劻，各收黨羽，各自為營，正鬥得熱火朝天。載灃夾在中間，想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除了先鞏固權力，幾乎別無他法。
萬眾矚目的責任內閣終於橫空出世。
結果還不如不出。
總理奕劻，協理那桐、徐世昌。
整個一慶袁集團有限公司。
載灃看似落敗，實則在三個關鍵位置上安插了自己人：陸軍大臣蔭昌、海軍大臣載洵和度支大臣載澤。
這也是跟他心目中的良師德國人學的：將軍事和財政牢牢抓住，便能潛禦群臣。
問題是政客們算來算去玩兒平衡，自以為各方利益都照顧到了，算無遺策，可恰恰忽視了最重要的一環——民意。
內閣成員裡，漢人只有四個，滿員卻佔了九席，其中七人還是皇族，徹底違背了“皇族不掌政權”的立憲原則。
消息一出，舉國嘩然。正如《劍橋中國晚清史》所論斷的那樣：“清政府拒不妥協的態度正在把各地立憲派團結起來。他們雖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接受革命。”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鐵路國有案。
早在1863年，上海的英美洋行就聯合請求清政府，允許他們建造一條從上海到蘇州的蘇滬鐵路。
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在上報朝廷時結合實際，連哄帶嚇：“太平軍從廣西起事，清軍到廣西要用半年時間，貽誤軍機。而如果有鐵路，從北京到廣西只要兩天。”
結果，清廷以一句“不合我朝祖宗成法”駁回。
1876年，逼急了的洋行玩兒起了“明修棧道，暗造鐵路”，成立了一家“吳淞道路公司”，對外宣稱要築一條從上海到吳淞的馬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兩千多工人迅速進駐工地，打路基、鋪鐵軌，不到一個月沿線居民便聽到了汽笛的鳴叫。
朝廷顯然不吃生米煮成熟飯這套，立刻通過上海道台叫停洋行的無照經營。
此事本是對方理虧，有一說一即可。結果清政府偏要扯東扯西，說“壞我風水，有違民意”，用民變嚇唬洋人，好像全中國除了愚民就是暴民很光榮似的。
事實上，吳淞鐵路的出現受到了沿線百姓的夾道歡迎。
因為洋人不搞暴力拆遷，收購土地不惜出高價以避免糾紛，且對居民祖墳詳細勘察，防止破壞。
同時，鐵路拉動了沿途的就業和經濟，朝廷臆想中的鐵道游擊隊根本沒出現。
真正的敵意來自官員和鄉紳。
地方守舊勢力一度打算用臥軌來阻撓施工，因司機及時剎車而碰瓷未遂。
上海道台衙門受到啟發，安排一個窮困潦倒、有自殺傾向的士兵去“釣魚”，圓滿完成任務。
用一條人命和二十萬兩白銀換取吳淞鐵路的拆除，對外則示之以“民心所向”，清政府的反科學之路走得是何等艱辛……
1881年6月9日是火車發明者史蒂芬遜誕辰一百週年。當天，為運輸開平煤礦的煤而修建的唐胥鐵路通車。
選擇這一天剪彩，李鴻章費盡思量。
反對派並不體諒，立刻拋出在高層極有市場的“造鐵路等於開門迎盜”論，嚇唬當權者。
劉銘傳在李鴻章的授意下進京上奏，說各國鐵路都用來鞏固國防，運兵朝發夕至，從未聽說為敵方所用。
並附上一則“體己”的小貼士：“若鐵路造成，十八省合為一氣，將來兵權、餉權俱在朝廷，內重外輕，不為疆臣所牽制矣。”
反對派又祭出聖人，說修鐵路有悖聖賢之道。
李鴻章只好親自出馬，寫了四千多字的長折大談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的例子，論證修鐵路也是“濟不通，利天下”的正道。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家驤換了套思路，從“斷民之利”的角度來反，說鐵路會奪了車夫、船夫的生計，引發社會動盪。
李鴻章舉例說：英國初造鐵路時，也有這種顧慮，後來發現鐵路帶動了沿線城鎮的發展，馬車的需求不降反升。
更猛烈的反擊來自曾隨郭嵩燾出使歐洲的劉錫鴻。
劉大人拋出一個“鐵路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登時語驚四座。
其實，早在駐英期間，劉錫鴻已經“名揚海外”了。
一位波斯藩王曾問他：“中國為何不造火車？”
劉錫鴻自以為幽默地回以“因為我們正在製造一種不用煤和鐵軌，卻能日行萬里的超級火車”。
見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劉錫鴻自鳴得意道：“根據四書五經的教導，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行之最速之火車也。”
波斯藩王哈哈大笑，劉錫鴻陶醉在自己的“妙論”裡，以為又創造了一條周恩來式的外交趣語。
對此，《泰晤士報》直言不諱地指出：“阻止鐵路之人，必將貽笑於後代。”
反對派的冥頑不靈讓李鴻章身心俱疲，在一封私信裡吐露心聲道：
鴻章老矣，報國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順手，亦何補涓埃（微小）？所願當局者洞悉中外真情，勿務虛名而忘實際，狃（拘泥）常見而忽遠圖，則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甲午之後，自上而下的改革扭轉了形勢，“要致富，先修路”的常識逐步深入人心，大興鐵路漸成熱潮。
然而，庚子國變把慈禧變成了列強的羊咩咩，逆來順受。洋人們一擁而上，紛紛爭奪中國的築路權。
英法兩國在取得滇緬和滇越鐵路的修築權後，進一步覬覦貫通長江中上游富饒地區的川漢鐵路，英國甚至已派人入川勘察路線。
時任四川總督的錫良當即上疏朝廷，力主自辦川漢鐵路，防止列強染指，得到批准。
1904年，諭旨下發，成都岳府街掛出了“官辦四川省川漢鐵路總公司”的牌子。
按規劃，川漢鐵路的預計路線自湖北漢口經宜昌，過四川的萬縣、重慶、內江、資陽，最後抵達成都，總長一千五百公里。
錫良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約定，全程分為三段：
一、宜昌以東至漢口，連接京漢鐵路的區段由湖北負責修築；
二、宜昌以西湖北境內的鐵路，由四川負責（待全部完工後，經二十五年時間，湖北政府出資贖回）；
三、四川境內的鐵路，由四川負責。
蜀道之難，路人皆知。如此漫長的鐵路線，初步預算高達五千萬兩白銀，錫良不借外債，中央又沒錢可撥，底氣從何而來？
來自踴躍的川民。
雖說不與秦塞通人煙，但進入到20世紀後，在鄒容和吳玉章等人的帶領下，川人的愛國熱情開始如煮沸的火鍋，滾滾發燙。
見平日整天在茶館扯把子、衝殼子的閒人都關心起捍衛路權的國家大事來，錫良決定走一步險棋。
在《川漢鐵路總公司集股章程》中他規定：除官方出資和紳商認購之外，設立“抽租之股”，年納糧十石（一百升）以上的耕田之家，按實收抽取3％，照市價折合銀兩後作為鐵路股款。
同有去無回的農業稅相比，作為有價證券的租股可自由買賣和轉讓，一旦路成，還可分紅。因此，推行極為順利，甚至連倡優乞丐都爭相入股。
截至1911年，租股獨大，徵收了九百多萬兩白銀。七千萬川民，全部因此同川漢鐵路扯上了關係。
然而，這種全民參與辦鐵路的景象，在盛宣懷看來卻未必是好事。因為修鐵路需要巨額投入，且投資回報期長，股散本弱，難成大事。
盛宣懷堅定地認為，鐵路必須國有化。其邏輯是：既然鐵路事關國家命脈，又有如此豐厚的利益，由政府壟斷經營天經地義。
問題是盛宣懷早已在政治鬥爭中失勢，正走載澤的門路謀求復出，暫時還輪不到他說話。
錫良則趁商部政策放開之機，大搞國企改革，於1907年實現了國有資本的徹底退出。 “官辦川漢鐵路總公司”變為“商辦川漢鐵路有限公司”，並高薪聘請詹天佑擔任總工程師。
與此同時，張之洞也召集湖廣紳商計議，以六百七十五萬美元從美國合興公司手上收回了粵漢鐵路的修築權。
一時間風起潮湧。
1907年，全國有十八家鐵路公司，其中十三家是商辦，以至於泥木匠作、輿馬幫傭，各行各業的人都跑來入股，把洋人看傻了。
美、英、法、德組成的“四國銀行團”利用外交和報紙極盡恫嚇與要挾，煽動說清政府把路權下放給各省是致命的錯誤。
四國銀行團的算盤是：通過給川漢鐵路工程放貸，侵占路權。
1911年2月，同日本完成了媾和的俄國準備在東北設立軍事觀察站，新一輪的亡國危機使清政府嚇破了膽。
四國銀行團順勢施壓，說中國要想獲得美、英、法、德的支持，前提條件就是締結針對川漢鐵路的貸款。
問題是路權現在屬於川漢鐵路有限公司，徹頭徹尾的民營企業，除非強搶，別無他法。
雖說對天朝而言，打劫民眾向來是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仍需一條堂而皇之的理由。
鐵路國有化無疑是最好的說辭，因為當時各國政府都在推行私營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大談“接軌”就行了。
而玩“國進民退”，經驗豐富的盛宣懷顯然是最佳人選。但使盡渾身解數東山再起的他，只撈到個郵傳部侍郎的帽子，離發號施令還差一步之遙。
1910年，徐世昌入軍機處，郵傳部尚書一職由唐紹儀署理。
如無意外，“署理”二字很快便會拿掉，這一掌管全國電報、鐵路的肥差還是抓在袁黨手中，不過從左手交到了右手。
此時，一件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唐紹儀接到委任狀後推三阻四，拒不赴任，連媒體都看出其用意，在報紙上刊文說這是為了讓“盛侍郎有郵部尚書之望”。
唐紹儀的反常行為，出自袁世凱的授意。
幾年前，大頭剛當上直隸總督時，曾乘人之危，將屬於盛宣懷的輪船招商局和中國電報總局搶到北洋旗下。二人由此結怨，積恨已久。
於是，由袁世凱幕後導演的這場“贈人玫瑰手有餘香”的大戲，外人自然表示看不懂了。
站在載灃的立場，想托庇於四國，就必須向四國銀行團貸款築路，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將川漢鐵路收歸國有。
再往深了想，既要搞國有化，又要向列強借錢，沒有比常年周旋於官商和洋人之間的盛宣懷更令人放心的人選了。
袁世凱當然看到了這一點，但同時也看清了另一個更嚴峻的現實。
之前，張之洞遵從民意，贖回了粵漢鐵路的築路權，被輿論讚為“民族英雄”。
結果，當他向紳商們籌款修路時，所有人都兩手一攤，表示沒錢。
張之洞無奈，拖下去又徒增笑柄，只好向英國貸款修路。
誰知，已被點燃的民族情緒勢不可擋，反對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認為“去美來英”，原先的合約還不如不廢。
聲討中，張之洞又成了人人喊打的賣國賊，把一生好名的老頭兒逼得“心焦難堪”，乃至“嘔血而死”。
可見，承擔著對內收路、對外訂約的郵傳部尚書一職，已從晚清第一肥差變成一桶隨時可能爆炸的硝化甘油。
正因如此，在袁世凱的佈局中，唐紹儀必須撤離。
他已經看出，鐵路國有政策將是清廷的亡命符。而最好的吟咒者，便是兼具能力與決心的盛宣懷。
打了幾十年交道，袁世凱比盛宣懷他媽還了解他。
首先，此人迷信權力，從來不跟民間資本做坦誠的溝通，唯知以官家的身份利用、欺凌，一旦上位，必能成功搞出一個民怨沸騰的局面；
其次，盛宣懷不是給李鴻章當助手，就是跟洋人搞商務，缺乏基層工作經驗，若出現亂局，絕對擺不平；
最後，是基於對中國社會的整體判斷。在這張由官、學、商組成的牌桌上，文人有道無術，官員寡道多術，商人無道有術。
以無道而居要位，天下寧不亂乎？
盛宣懷果然沒有“辜負”袁世凱的期望，如願以償地當上郵傳部尚書後，第一件事便是授意御史石長信上了一道奏摺，頗有創意地將全國鐵路分為“幹路”和“支路”，幹路只許官辦，支路則可商辦。
郵傳部立刻呼應，上奏說：
從前規畫未善，致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支幹，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準商辦。乃數載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賬甚鉅，參追無著；湘、鄂則開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曠日彌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
作為從小到人民公園瞻仰“保路死事紀念碑”的老成都，實事求是地講，盛宣懷並未誇大事實。
以滬杭甬鐵路（上海、杭州、寧波）為例，清政府原擬借英資築路，遭到江浙兩省紳商的強烈抵制。
於是，兩省各自成立公司，承擔境內鐵路的修建。
浙江鐵路公司推舉諮議局議長湯壽潛為總經理，在全省募集股金。股款中，有老人的壽衣棺材費，有寡婦的生活儲蓄金。
結果，湯經理的親友團集體跑來賺快錢，爭相介紹築路物資。由於缺乏監管，浙江鐵路公司盲目採購、虧空嚴重，最後竟資不抵債。若非政府施以援手，湯壽潛多半捲款跑路。
川漢鐵路的問題更嚴重。
籌備了八年，集款遠遠不夠。開工無期，耗費卻日多，挪借侵蝕、假公濟私的腐敗行為比起官場來不遑多讓。
財務主管施典章甚至調撥公司三百五十萬兩資金跑到上海搞投資，中飽私囊，結果遭遇股災，錢全部打了水漂。
許多川籍京官都看出這種靠民間融資修路的風險，紛紛上疏要求政府出面乾預：
民盡錙銖，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項，均無報告；
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後款不敷股東付息。款盡路絕，永無成期……
因此，當鐵路（幹路）收歸國有的上諭發佈時，一開始，民間的反對並不激烈。
將民憤瞬間點燃的是幾天后朝廷與四國銀行團簽訂的出讓築路權的《粵漢鐵路、湖北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
兩湖相繼舉行大規模集會，抗議“國有”之命。川路公司也緊急召開了股東大會。
因有巡警在場，會議一開始非常沉悶。忽然，場下一人長嘆道：“四川亡矣！”言未已，即掩面慟哭。
一時間四周哭號相和，聲震屋瓦，連巡警也扔了警棍，伏案而泣。
面對失控的場面，勸業道（商務廳廳長）周善培起身道：“此事不是哭就能解決的，諸君當另想辦法。”
機靈的已然會意，走出會場，帶著哭喪團朝總督衙門走去。
四川總督，此時由布政使王人文（1863—1939）代理。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大人命人將督署大門敞開，在大堂簷下擺了一張長案，神色泰然地立於案上，靜候請願團。
王人文素以開明著稱，川紳被他凝重的表態感動了：
總督職在為民，民有隱，職當代請。請而不得，去官，吾職也，亦吾所樂也。
奏請的電報很快傳到權力頂端，王人文避而不談“鐵路國有”，只委婉地提出：川路租股涉及全省百姓的利益，當有萬全之策，切不可操之過急。
載灃漠然以對，繞開新成立的皇族內閣，直接跟郵傳部和度支部協商決策此事，激怒了奕劻，以至於日後局勢崩壞，作為內閣總理大臣的慶親王拒絕為此負責，態度極其冷淡。
其實，度支部摻和進來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信號：四國銀行團的貸款是救命錢，載灃要拿來緩解財政枯竭的困境。
因此，給王人文的回電很不客氣地將川紳定性為“巧借鐵路籌款，專事苛虐小民”的土豪劣紳，並斥責川漢鐵路有限公司“虧倒巨款”。
王人文擔心刺激到紳商，將朝廷的斥電捂了一個星期，再次上奏苦勸。
回電卻愈發嚴厲：
覽奏殊為詫異，王人文著傳旨嚴行申飭。
與此同時，載灃起復投閒已久的端方為督辦川漢鐵路大臣，具體操辦收路事宜。
此差可謂萬人艷羨——還有比政府接收大員來錢更快的職業嗎？
端方的鐵路大臣，行轅設在漢陽。乃至同城為官的湖北布政使連甲拐彎抹角地找到袁世凱，想通過他走端方的門路，謀一個“會辦”的兼差，撈筆豐厚的外快。
紙包不住火，王人文不敢再掩蓋煌煌上諭，將之前那封指責川紳“誤國殃民”的朝旨公佈了。
事實上，朝旨並沒有冤枉川路公司的大股東和高管——折騰得民窮財盡也沒見著鐵路的影子，還搞出一堆財務窟窿。
川紳自知理虧，集體呈請朝廷，百般辯解，並試探著問了一句：
從前已收已用股款，將來如何退還？
為了施壓，還不忘把升斗小民推到前台：
小民最恐本息俱無，款歸無著……
川路公司賬面上還有七百萬兩餘款，盛宣懷有兩個方案可選：
一、餘款退給商民，已用之款轉為國家股票，再慢慢退本還息；
二、只退餘款，已用拒不承認，把包袱扔給地方政府或那些大股東。
第一種方案正是王人文積極爭取的——實在無法商辦，至少不要給商民造成損失。
問題是，在盛宣懷看來，所謂的“已用之款”根本沒用到正道上，就是虧空，第一種方案完全不用考慮。
OK，那方案二呢？各退一步，耐心說服，至少不會釀成民變。
可惜，盛宣懷屬於那種干壞事都乾得理直氣壯的，他選擇了一條挑戰所有人底線的不歸路。
國產價值觀裡最混賬的一條莫過於：因為你黑，所以我要更黑。
最後，所有人都很生氣。
盛宣懷的邏輯是：川路公司的資金主要來源於租股，即農民的散碎銀兩，餘款總額雖大，但分攤到每個農民頭上卻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錢。而且，經年日久，農民或許早已丟了收據，或許在層層倒賣中成了糊塗賬。總之，這筆錢即使退回去，多半也到不了老百姓手上，而是被地方政府或個別經辦人員侵吞。
既如此，還不如納入中央財政。
在此流氓精神的指導下，盛宣懷和度支部醞釀出台了專門針對四川、比其他各省更為苛刻的收路方案：餘款不退，全部轉為國有。發給商民國家股票，將來盈利可以分紅。
問題是，到時路權還在不在中國都不好說，即使在，通車根本就遙遙無期。事實上，川漢鐵路真正全線貫通的日期是2012年7月1日……
路、款皆奪，盛宣懷成功榮膺四川人公敵。
王人文還想再爭，郵傳部已下令給垂直管理的成都電報局禁止再發有關鐵路的郵電。
交涉渠道堵死，形勢驟然失控。
1911年6月17日，赤日無光。成都各社會團體和川路公司的股東總計兩千餘人，雲集在鐵路公司舉行控訴大會。
首先上台發言的，是公司高管、曾任度支部主事的鄧孝可。
他摸出一份《蜀報》，大聲朗誦起自己剛剛發表的文章：
既收我路，便須還款。人情天理，勢所必然……有生物以來無此情，有世界以來無此理，有日月以來無此黑暗，有人類以來無此野蠻……嗟呼盛尚書，川人誅不盡，爾亦徒勞矣！
接下來上台的是四川諮議局副議長羅綸。
羅副議長比較通俗，動情道（用四川話讀更有感覺）：“各位股東，我們四川的父老叔伯們！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拿給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
台下涕泗橫流，哭聲連連，待羅綸講完，“打倒賣國奴盛宣懷”的呼聲已響徹全場。
當公義與私利融匯，國仇同家恨合流，其迸發出的張力足以令任何獨裁者瞠目。
專門領導保路運動的非法組織“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會場宣布成立，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和副議長羅綸分任正、副會長。
在場旁聽的王人文明白，人生最大的一次抉擇，終於到來了。
雲南人王人文站了出來，向大會宣布：“諸君熱心愛國，吾何惜一官？誓與川人相始終！”
排山倒海的掌聲經久不息。
僅僅幾天時間，加入“四川保路同志會”的川民就達到十多萬。各府縣相繼成立分會，形成了覆蓋全川的網絡。
不管運動朝哪個方向發展，王人文清楚，自己作為清廷封疆大吏的生涯都即將結束。
為給仕途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彈劾盛宣懷。
親信周善培勸道：“言而聽，誠朝廷之福，四川之幸；言不聽，必有譴，輕亦革職，重且不可測，望公熟慮。”
王人文嘆了口氣，愀然道：“吾以一進士，不三十年，擢居此任，朝廷待我厚矣。值此國家存亡，豈能計個人禍福，默不言耶？”
周善培不再多說。
三天后，一封苦心孤詣的彈章通過驛站送到了北京：
然罪其一人而可以謝外人、可以謝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內亂，臣知朝廷必不愛一盛宣懷，而輕聖祖列宗艱難貽留之天下。臣知盛宣懷之忠，亦必不惜損一身以愛朝廷，且知盛宣懷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難修改，朝廷即優容，而天下之怨望既深，則未來之患方永……應請皇上天恩，準治臣以盛宣懷同等之罪。既謝外人，使知發難者臣；又謝盛宣懷，使知糾彈者臣。
效果立竿見影——王人文縱民釀禍，著革職進京。
帶著滿腔遺恨，王大人恓惶北上。
蜀地震怒。
在“權奸壓力雖大，匹夫志氣難奪；賊臣羽翼雖豐，眾人公怒難犯”的鼓呼中，保路運動掀起了小高潮。 《蜀報》總編朱雲石甚至提出組織民兵，暴力對抗。
御史歐家廉上疏嚴劾盛宣懷二十多條罪狀，川籍、鄂籍京官紛紛跟進，一時間唾沫橫飛。
漩渦中心的盛宣懷仍舊迷信權力，這幾乎是所有商人出身的國人揮之不去的宿命。
他收買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總經理李稷，繞過董事會，直接任命其為政府委派的川漢鐵路宜昌段總辦。
川路公司當即反彈，召開股東會，開除李稷，並籌劃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的示威運動。
載灃慌了，叫來盛宣懷商議。兩人一致認為，亂世用重典，必須找一個作風強硬的人坐鎮四川。
被後人罵作“屠戶”的趙爾豐（1845-1911）其實是個悲情的愛國英雄。
從1903年隨錫良入川，歷任永寧道、建昌道，再加侍郎銜，任川滇邊務大臣。
在所轄的“川滇特別行政區”內，趙爾豐積極墾荒、改土歸流（政府收回土司大印，將少數民族地區納入正常的郡縣系統），既推動了川藏邊地的經濟發展，又加強了政府對邊區的控制。
1904年，在榮赫鵬的率領下英軍入侵西藏，佔領拉薩，同噶廈政府簽訂了攫取在藏特權的《拉薩條約》。
為遏制分裂活動，清廷加趙爾豐駐藏大臣銜。這個常年生活在高原缺氧地帶，處理棘手的民族事務的老人，終於在年逾花甲之齡位列封疆。
親英的十三世達賴極為恐慌，一面上奏誹謗趙爾豐，一面暗中部署兵力。
趙爾豐當機立斷，提兵入藏，一舉擊潰由英國操縱的西藏偽軍，迫使十三世達賴出逃印度。
作為一名鐵血丹心的愛國將領，趙爾豐在奏摺中建議朝廷仿照東三省之例，設置“西三省總督”，以杜絕英人之覬覦。
可惜，就是這樣一個不計得失、勇於擔當的治才卻不幸生逢末世。
奉命督川時，趙爾豐清楚，這是要他去當救火隊員。可即使如此，依舊欣喜不已——多少人想當還沒資格呢。畢竟，對芸芸眾官而言，省部級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為之傾倒，為之癡狂，韶華白首，至死方休。
當年慈禧“西狩”，瞿鴻禨和張百熙兩個湖南老鄉同屬逃難團成員。二人於西安行在相約，將來無論誰進了軍機處，都幫對方活動，謀取兩江總督一職。
後來瞿鴻禨當上軍機大臣，卻始終無力幫張百熙外放兩江總督。以至於在生命的盡頭，張百熙仍不無遺憾道：“別說兩江總督，看來連一個巡撫都當不上了。”
由此不難想見川督一職在趙爾豐心中的分量。
當然他也清楚，比起邊區的秣馬厲兵，已如一鍋沸水的成都無疑更加危險。
因此，在星夜兼程往回趕的路上，他密切同已經下台的王人文通信，獲取信息。其中一封寫道：
此事盛（宣懷）之乖謬，固不待言，所異者盈廷不乏明哲之士，竟無一言，何也？公（王人文）所陳者皆為國至計，豈僅為爭路爭款哉？乃不蒙見諒，閣部過矣！
8月5日，抵達蓉城的趙爾豐不顧舟車勞頓，直接趕往川路公司，參加正在召開的股東大會。
他當場承諾：“必代川人盡能盡之力，倘有棘手之處，仍望大家來討論，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
話音剛落，就有一比《尋槍》裡的劉結巴還急躁的人衝上台，對全場高喊道：“如若我們四川的股東、四川的人民並未死心，並不是全無心肝，大家起來，爭爭爭保路呀！破約呀！”
原來是股東之一，後來的民盟創始人張瀾。
尷尬的開場已經預示了悲劇的落幕，但趙爾豐並不灰心，也未遵照“切實彈壓”的朝電，而是耐心地向北京匯報情況，勸說中央接受川民的請求。
懷柔的姿態卻無法阻擋憤怒的雪球越滾越大。由於同盟會趁亂滲透，運動開始向有組織無紀律的縱深方向發展。
店舖一夜之間集體關門，各種臨時搭建的席棚在街頭出現，裡面供奉著光緒的牌位。前來跪拜的紳民絡繹不絕，怒容滿面，搞得趙爾豐非常被動，只好電請中央，問在拆棚的同時能否焚毀牌位？
對此，經常陷入意識形態悖論的天朝又一次選擇假寐，不作正面回答。
受此啟發，寫有光緒名號的木牌在成都賣斷了貨，標準格式是：中間一列寫“德宗景皇帝（光緒廟號）”，兩邊寫光緒生前承諾過的“庶政公諸輿論”和“鐵路準歸商辦”。
川民人手一塊這樣的木牌，頂著滿街亂走，也不喊口號，碰到熟人就交換眼色，表示一切盡在不言中。
趙爾豐頓感壓力山大。他再次致電朝廷，說“兵警難恃”（兵警多為本地人，同情紳民），建議將“借款修路”一案交資政院討論，以塞洶湧之民意。
北京的回電措辭強硬，沒有任何轉圜餘地。趙爾豐兩頭不討好，徘徊在崩潰的邊緣。
思前想後，只有發動“聯署”這一條路可走了。
於是，一封內容基本不變，但由四川總督、成都將軍、成都副都統、四川提督、布政使、提學使、提法使、鹽運使、巡警道和勸業道等四川所有高級官員聯名的電文火速發往北京。
趙爾豐不知道的是，危險正在逼近，它來自於兩雙窺伺的眼睛。
任命端方為鐵路大臣，表面看合情合理，畢竟他曾在湖南巡撫任上協助張之洞辦理過廢約贖路之事。
深究下去，便經不起推敲了。
端方是在署理直隸總督任上下台的，原因極其搞笑——作為攝影愛好者，給慈禧的出殯大典拍照，結果被參。
因此，在復出的端方看來，當個四川總督都委屈他了，遑論鐵路大臣？
當然你會說，可以先撈錢嘛。
但這真不是他的愛好。
作為學者型官員，端方死時包袱裡只有一本，身無餘財，可見的確志不在此。
然而，這恰恰鑄就了他和趙爾豐兩人的慘劇。
袁世凱一再勸說自己這個親家，就在漢陽待著，不要急於入川。端方不聽，反而積極行動起來，目標很明確：扳倒趙爾豐。
同他訴求一致的是四川布政使尹良。
四川不設巡撫，作為總督的左膀右臂，按理說尹良應當為督台大人分憂解難才是，但尹藩司不這麼想。
站在他的角度，上有總督遮風擋雨，不會為政治風浪遭受朝廷怪罪；下有司道屬官具體辦事，少了承擔行政過失的風險。
但無危意味著無機，風平浪靜了很多年的他，做夢都想抓住一把晉升的天梯。
給王人文打下手時，尹良就大耍無間道。表面上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表情，跟王大人共商大計；轉過身去就跟盛宣懷暗通款曲，秘陳“隱情”，把王人文賣了個乾乾淨淨。
趙爾豐上台後，尹良依然同郵傳部保持密切聯繫，向盛宣懷匯報趙的一舉一動。
議事時，又總愛與趙爾豐耳語，故作神秘狀，招致同僚種種非議。趙爾豐當面申斥多次，仍不改舊習。
同時，他還經常給端方發密電，對處置川民爭路提出自己的見解。
而端方在積攢了足夠的彈藥後，以老辣的文筆發起了彈劾：
趙爾豐庸懦無能，實達極點。始則恫嚇朝廷意圖挾制，繼則養癰遺患，作繭自縛。警兵不畢命而銜泣，是謂無警；軍隊皆本省人而不可用，是謂無兵。無警無兵，四川大勢已去，雖百趙爾豐無益！且光天化日之下，街衢席棚何以能任其搭蓋？頭戴萬歲牌，何以能遊行自如？省府為何地？督臣所司何事？無法無紀，造此怪象，尚復成何世界？ ！
次日，迫不及待的端方又電奏北京，申請派重臣赴川查辦趙爾豐。
他的算盤是：如果朝廷允其所請，查辦人選肯定是自己。因為上面那幫人最怕民亂發酵，從中央派人下來緩不濟急。
果然，朝旨很快下達，命端方赴川查辦。
誰知他並不著急啟程，而是坐地起價，要求朝廷先劃定他與趙爾豐的事權關係……
載灃極為窩火，給趙爾豐下了最後通牒，命其必須平息亂局，否則嚴懲不貸。
趙總督被逼上了華山一條道。他私下獲知，即將赴川的端方已和盛宣懷聯手，將以“有意庇民”為藉口，謀取他屁股還沒坐熱的川督之位。
另一方面，同盟會又大肆印發《川人自保商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