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喪失了最後的機遇，在1908年登上專制的馬車，絕塵而去。
對此轉折，《神州日報》在一年前就有一篇神奇的預測：
政府之於專制也，乃取其實而不欲居其名；於立憲也，則取其名而唯恐蹈其實。從今往後，政府之政策不外乎兩方面：一方面必日益言銷融滿漢、改良庶政、宣布憲法、予民自由；一方面必日益派偵探、捕黨人、箝制學界、添募陸軍。而所謂立憲雲立憲云者，則言之愈殷（懇切），去之愈遠。
一言以蔽之：聽其言則百廢俱舉，稽其實則百舉俱廢。
唯一讓人覺得還有個盼頭的是為期九年的預備立憲方案。朝廷承諾，到第九年時，公佈憲法（而不是大綱），實行選舉。
客觀來看，即便是轉型最快的日本，從明治天皇即位到開設國會，也用了二十二年的時間。
九年，已經很短了。
問題是天朝欠賬太多，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不改革，必亡；改革，也必亡。
而至於方案中言及的議院，倒並非畫餅充飢。丙午改制時“四院”裡的資政院便是其體驗版。
按照袁世凱的設計，資政院採集輿論，是議院的雛形，通往憲政的中介。
一年後，孫家鼐和貝勒溥倫（曾率團代表中國首次參加世博會）會同軍機處擬定了資政院的架構：議長一人，副議長兩人，欽選議員和民選議員各半。
欽選議員從王公大臣中產生。民選議員自然來自民間，可問題是，怎麼選？
用諮議局選。
作為省級民意機關，諮議局是資政院正式開院前的熱身，堪稱九年預備立憲方案裡的重頭戲。
雖說議員基本還是出身傳統功名的進士舉人，選舉也山寨得啼笑皆非——有票倉未開即已知某人得票多少的，有把早已病故者列入候選人的。
但無論姿勢多踉蹌，“民選”這一步，終究跨了出去。
勤勞勇敢的中國人，一起奮發走進新時代。重燃希望的社會中堅們暫時放下了“速開國會”的請願，比照著《欽定諮議局章程》，在全國除新疆外二十一省的諮議局中打點各自的位置。
袁世凱苦笑著搖搖頭，不再關心宏觀的改制，而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當中。
他每天凌晨5點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9點，中間只有短暫的用餐和休息時間。
瞿鴻禨主持外務部時，作風因循拖沓，外國人極其厭惡。
當然，保守派多半表示理解：洋人都是人渣，眼不見心不煩。
問題是你圖清靜，全國人民就清靜不了了。外交需要大智慧，一味“擱置爭議”，寄希望於下一代，小病也拖成了絕症。畢竟，誰也不敢保證後代裡不出晉惠帝。
袁世凱上任後一改拖延之習。每日軍機處下班，即將外務部積壓各案提前趕辦，準時回信，一時間使館人員無不感佩。
此前，最棘手的外交難題是日俄重新勾結，將滿洲劃分為南滿、北滿，各佔一半。
美國為了遏制日本，採取積極的對華政策，主動提出退還庚子賠款，並建議將此款用於中國派遣留學生赴美和美國人在華開展教育事業。
袁世凱立刻響應，同美方達成初步協議，將兩國外交關係由公使級升為大使級。
作為最高級別的外交使節，大使享有比公使更高的禮遇，有權請求駐在國元首接見。
與列強建立大使級關係，對中國而言還是首次。如能成功，將顯著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
於是，大頭請旨，派唐紹儀為特使，赴美全權辦理此事。
在中美的那段蜜月期裡，《紐約時報》專訪了大頭。
記者最感興趣的是他對美國的看法，袁世凱道：
我一直期待著訪問美國。在所有未訪問過的國家裡，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國。這也許是因為，在我周圍有很多年輕人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我覺得，儘管中美兩國在形態上有明顯的差異，但實際上美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更接近我們的體制。我已經註意到，受美國教育的大清國民比受歐洲教育的能更容易地將他們所學到的知識運用於國內的管理。
在問及對改革的期望時，他答道：
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這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行體制的某些方面。而這個體制已經存在了好幾百年，諸多因素盤結交織在一起。但就民意而論，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和機遇，無論如何都能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
可惜，既沒時間也沒機遇了。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吃過晚飯，忽然暈去，為時甚久。
自知命將休矣的她醒來後立刻召見中樞重臣，交代後事。
據說臨終前，她幡然悔悟道：
以後勿再使婦人干預國政，此與本朝家法有違，須嚴加限制。尤須嚴防者，不得令太監擅權，明末之事可為殷鑑。
但從後來出了個隆裕太后來看，可見其所謂的悔悟並非那麼簡單。
不久前，慈禧過了生命中最後一次大壽。
西藏的達賴喇嘛率屬員來京，向太后祝壽。
當時，慈禧的陵寢已然竣工，京城紛傳“一城不容二佛”，老佛爺會被活佛給克死。
結果，壽會一過完，慈禧就病倒了。
達賴很緊張，呈上佛像一尊，說應當立即送往太后陵寢，以鎮壓不祥。
慈禧於是命奕劻迅速辦理此事。
送個佛像用得著慶王之尊？聯繫到奕劻和載灃由來已久的暗戰，答案顯山露水。
在對權術的運用上，載灃和奕劻的距離好比跆拳道白帶跟黑帶的差別。
之所以選中他，是慈禧機關算盡的結果。
首先，近支裡確實沒有更好用的了，以載灃制衡慶袁，勉強令人放心；
其次，其子溥儀年幼，若自己命長，立之為國君，還能繼續訓政；
最後，載灃有沒有可能同袁世凱化敵為友，像奕劻一樣被牽著鼻子走？
答案是絕無可能。
除了兄（光緒）仇不共戴天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
那就是大反派：張翼。
這個連生卒年都沒有，即使歷史專業的人瞥見也只會聯想到三國時蜀將張翼的“醬油男”，卻是推動劇情發展的關鍵因素。
作為醇親王府的馬夫，張翼深受奕譞喜愛，被拔為近侍，跟載灃情同手足。成年後捐了個江蘇候補道，又接替唐廷樞任開平煤礦督辦，正式開始其反派生涯。
第一季裡，承擔軍需保障的張翼給北洋艦隊提供劣煤（煤渣），丁汝昌屢次詰問，屢教不改；
第二季裡，戊戌政變前夕，榮祿將其主張寫進密信，托奕劻轉達慈禧，從而促成了反政變的發動。坐火車去北京送信的，正是張翼；
第三季裡，乾脆玩把大的。眼看大清朝的首都都被八國聯軍攻陷了，得，為自己想想轍吧。於是，把開平煤礦倒賣給了胡佛（胡佛又轉手給英商）。
袁世凱出掌北洋後，發現此事。震怒之下，上奏朝廷，指出：“礦地乃國家產業，股資為商人血本，豈能憑一二人未經奏准，私相授受！”接著，請旨下命外務部照會英使，向其說明“該礦系李鴻章籌集官商股本奏准開辦的，中外咸知。張翼與胡佛之私約，未奏明我政府，斷不承認”。
此時，私賣國有資產的張翼居然已官至侍郎。經大頭參奏後免職，並被勒令赴英國打官司。
對一個法盲來說，這可真是不小的挑戰。
載灃出面替張翼說情，遭到袁世凱嚴詞拒絕。
第二道梁子就是這麼結下的。
慈禧為了布好載灃這枚棋，竟強廢其所定之親事，而自己家已無可以許配的人，便將寵臣榮祿之女嫁給載灃，即溥儀生母瓜爾佳氏。
但她顯然高估了載灃對權力的熱情。此人性格懦弱，一如其父奕譞。當年慈禧選光緒入宮繼承大統時，奕譞倉促間竟被嚇得肝病發作，立馬上疏請辭，哀求“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
天機算不盡，禍福輪流轉。
當立溥儀並令載灃為攝政王的懿旨傳至醇王府時，載灃的生母劉佳氏激烈道：
先殺了人家的兒子，又來殺人家的孫子！給個皇帝的虛名，實際上等於終身監禁！
這倒是大實話。
強勢如康熙，亦曾感嘆“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為君者則勤勉一生，了無休息”。遑論給慈禧當一傀儡？
因此，出於真實的恐懼，載灃真心叩辭，絕非做戲。倒是病危的光緒，聽說後極為喜悅，道：“立一長君，豈不更好？如此亦不錯。”
同樣的建議，張之洞向慈禧提過：主少國疑，不如徑立載灃。
慈禧的回答非常官方：
不為穆宗（同治）立後，終無以對死者。今立溥儀，仍令載灃主持國政，是公義私情兩無所憾。
真實原因，還是權力平衡。
之所以把奕劻支到清東陵去送佛像，就是為了給接班創造實施條件。
慶王前腳剛走，慈禧便將段祺瑞的第六鎮全部調離北京，而以陸軍部尚書鐵良的第一鎮接防。
而讓溥儀繼承同治帝位，結果便是光緒的后妃作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將全如棄履。
奕劻回京後，政局木已成舟。
為了安撫老臣，慈禧將“世襲罔替”的殊榮給了慶王。這意味著等他死了，其子載振不必按“降級襲封”的常例獲封郡王爵，而是世襲奕劻的親王爵，俗稱“鐵帽子王”（有清一代只有十二家）。
問題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再鐵的帽子也鐵不過現實的權力。因人走茶涼而被革爵的鐵帽子大有人在，奕劻不得不嚴肅對待。
面對殘局，老辣的慶王愣是扳回一城。
他提出：溥儀可以繼同治之統，但要先繼光緒之嗣——只要把光緒喊爹，就得把皇后隆裕喊媽。
屆時，以皇太后隆裕均分攝政王載灃之權，奕劻方能安全自處。
問題是慈禧能答應嗎？比較一下親疏就清楚了。
載灃跟慈禧的聯繫只有一條：外甥（其父奕譞是慈禧老公咸豐的弟弟），遠不如他哥光緒。
光緒的母親那拉氏既是奕譞的福晉（正妻），又是慈禧的親妹妹。而載灃他媽劉佳氏除了奕譞側福晉的身份，什麼都不是。
綜上所述：載灃和慈禧沒有血緣關係。
隆裕則不同。其父桂祥是慈禧的親弟弟，她是慈禧的親侄女。再不討姑媽喜歡，也是一家人。
於是，當奕劻跪在病榻前苦勸時，半昏半醒的慈禧准其所請，做了生命中最後一次製衡，在遺詔末尾加了條伏筆：
遇有重大事件，必須請皇太后懿旨。
有了隆裕這座靠山，即使千夫所指，奕劻最後也撈了個善終的結局。
冷月無聲，燈影明滅。
瀛台涵元殿，三十七歲的光緒在幽禁多年後，終於含笑而逝。
十幾個小時後，慈禧駕崩。臨終前忽然嘆道：
誤矣，畢竟不當立憲。
二十六歲的載灃能否開穩帝國這艘破舊的大船，是縈繞在所有人心頭揮之不去的疑問。
在袁世凱看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傳統中國，以農業立國。其社會秩序的混亂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土地分配的適當還是失當。
每次大亂都伴隨著人口銳減，以致有足夠的土地供倖存者耕種。
新的王朝開啟了和平的年代。經過所謂“大治”的盛世之後，人口的自然增長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均耕地面積的下降，從而再次進入亂世。
如此往復循環。
人地矛盾，實為破解中國治亂興替的密碼。
若以清初的1660年和中葉的1800年為兩個時間點考察不難發現：人口增長超過了百分之百，耕地面積卻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五十。
至太平天國興起，形勢進一步惡化。近九成農民沒有耕地，不得不在地主的土地上勞作，支付高昂的地租。
而由鴉片的大量輸入導致的白銀外流、貨幣貶值，則進一步加劇了早已尖銳無比的社會矛盾。
同時，歷史交給晚清掌舵者的重任卻異常艱鉅：既要應對現代化的挑戰，又要融合民族關係，化解近乎無解的滿漢衝突。
更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轉折恰與列強入侵中國的外部危機不期而遇……
那麼，沒有外患，清廷是否就能完成從專製到民主的華麗轉身？
考諸前史，君主集權真正完善並付諸實施之際是在清朝。
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擬定，送皇帝畫押；
宋代，宰相向皇帝上條陳，得到皇帝同意或批改後，正式擬旨；
明代，內閣大學士分割了相權，但仍能“票擬”——閣臣寫出自己的意見，由皇帝細閱決定。若攤上個昏君，不看“票擬”，直接批紅下達，則大學士亦可弄權。
直到清朝，“一切皆決於上，權力不容旁落”才得到製度性的固化。
軍機處架空了內閣，卻只是個秘書班子。奏摺由具有奏事權的官員親封，皇帝親拆，披閱後下發軍機處。軍機大臣根據皇帝的硃批或面諭擬旨，再經由皇帝批准後方能下發。
然而，事實證明，越複雜的機器，越容易出錯。
如此事必躬親的設計，對君主的能力、體力以及耐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非工作狂不能勝任。
雍正明顯高估了子孫後代的實力。
而載灃的性格也決定了他不會因為要給清廷保駕護航而讓自己過勞死，即使其第一次在國際舞台上的亮相就是代清政府受辱。
《辛丑條約》第一條規定：就德使克林德遇害一事，中國派親王代表皇帝赴德致歉。
清廷本想讓駐德公使代為謝罪，遭德方拒絕，只好屈辱地派出了年僅十八歲的載灃和副都統蔭昌。
叫蔭昌去，蓋因他當年留德時跟現任德皇威廉二世是同窗好友。
結果德皇公私分明，根本不買老同學的賬，給道歉團安排的是普法戰爭中被俘的法皇拿破崙三世住過的寓所。
次日，在充滿冷漠和敵意的氛圍中，載灃一行謁見威廉二世，向其三鞠躬賠罪。
威廉坐受國書，致答詞也不起身，只傲慢道：“斷不能因貴親王來道歉，遂謂前愆（qian，罪過）盡釋。”
儘管此行給載灃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屈辱記憶，卻也為他創造了走出中國，睜眼看世界的機會。
在德國，他目睹了建造中的巨型商輪“威廉二世”號（排水量三萬噸），又參觀了著名的克虜伯軍工廠。
日記裡，他詳細記載了煉鋼的過程：
熔爐廠內有大爐四十座，未煉之鋼入爐須九時之久，其爐火熱至兩千度後方可澆鑄；
每塊新式鋼板煉軋完成後，先以巨砲轟擊，觀其成效如何。
年輕的載灃所表現的沉穩風度，也給德國王室和西方媒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論斷道：“在這次曲折的行程後，太后一定會為這個她喜愛的侄子在未來安排一個顯赫的位置，以補償他替朝廷尊嚴所做出的犧牲。”
與其他拘謹、陳腐的老一輩皇族親貴不同，載灃經常出現在各國駐京公使館的聚會上。一個名叫赫德蘭的美國傳教士的觀察頗具代表性：
他長得很端正，兩眼炯炯有神，常常緊閉著嘴巴，不多說話，走路時身體挺直，渾身上下卻透露出一個親王的氣度。
然而，一切只是表象。
真實的答案在溥儀的弟弟溥杰的回憶裡：
我父親（載灃）謙抑退讓的作風，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與祖父（奕譞）相似，而對於待人接物的深謀遠慮，卻遠不及祖父。
在家，載灃的威信甚至不如其妻瓜爾佳氏。
一次，瓜爾佳氏離府外出，當值的下人閒散了一整天，連各個房間的窗戶都沒開過。即便如此，載灃也只有無奈地大喊一聲：“我還在府哪，上窗戶！”
同時，他害怕應酬交際，客人待到再晚，家裡也不留飯。一次，一位貝勒夫人對瓜爾佳氏說：“聽說您家的西餐做得很好，既然不留我吃飯，能不能改日送兩樣給我嚐嚐？”
瓜爾佳氏苦笑之餘，只好把菜送到對方家裡。
溥儀也清楚地記得，載灃一遇大事，不是唉聲嘆氣就是原地轉圈，結結巴巴地對他道：“皇上，這、這、這也得慢慢商議。”
在外，載灃更是優柔寡斷，不敢自專。
一日，東三省總督錫良就日俄同時陳兵在邊之事急報中樞，覲見載灃。誰知，召對時“只有尋常慰勞，無他語”。
錫良再次陳情，載灃索性來了一句：“汝痰疾尚未好嗎？”
不久，出國考察的郵傳部侍郎汪大燮自東瀛歸來，上奏密陳日本的小動作，折子卻被留中不發。
再三啟奏，終於得以面見載灃。痛說利害後，載灃默然無聲，旋即取出一隻懷錶，道：“已經十點了。”
遂端茶送客……
懦弱的載灃甚至連同樣庸碌的隆裕都對付不了，被時人譏笑為“內懼福晉，外畏隆裕”。
隆裕當上太后，第一件事便是在紫禁城修“水晶宮”，以為娛樂之所，而正在興建新軍的清廷財政已然吃緊，載灃卻根本無力阻撓其敗家之舉。
當然，要說一點手腕都沒有，也不客觀。
鎮國公載澤因貪贓被參，載灃傳見時，以折示之。
證據確鑿，載澤清楚無法隱匿，遂一一承認，靜候處罰。誰知，載灃竟收起折子，淡然道：“既然確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吧。”
赤裸裸的包庇，為他贏得了一個甘願效力的奴才。
宣統二年（1910），舉國上下力言解除黨禁。載灃為了樹立開明的形象，意欲解禁，使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回國。
結果，隆裕頂著鳳冠，急如星火地找到載灃，阻撓道：“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
攝政王的權力運作只好再次擱淺。
每天按時臨朝的載灃，都會面對養心殿的西牆凝視許久。
那裡掛著各省官員的職名表，總督以下、知府以上，全都有份。
君臨天下者，權力首先在此體現。
西牆兩旁，掛著一副雍正題寫的對聯：
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
對於雍正，聯語表達的是一種躊躇滿志和對集權的渴望；但對載灃，卻充滿了一種莫名的諷刺。
權力製衡的微妙之處在於：有人掌權的同時，要對權力的效果負責；而有人擁有權力，卻從不負責。
隆裕扮演的就是後一種角色，不承擔權力的責任，卻有監管權力的權力。
因為西太后留給侄女的這份遺產，載灃永遠處於被動的地位。也許，退位才是他最好的歸宿。
1911年10月16日，載灃交權歸藩，神色淡定地回到府上。
他更衣用茶，並淡淡地對哭泣不止的瓜爾佳氏道：“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退休後的載灃自刻印章兩枚，一為“閒園”，一為“天許作閒人”，並自書一聯“有書真富貴，無事小神仙”，天天躲在書房看書、聽曲，研究天文學。
比起浩瀚無垠的宇宙，地球上發生的這點破事算個屁。
每到夏日的夜晚，載灃就給孩子們指點天上的星座，把用天文望遠鏡觀測到的哈雷彗星、五星連珠用筆劃下來，夾在日記裡。
一個鮮明的對比是，當孫文這樣重量級的人物登門拜訪後，載灃在日記中也只是以“孫文來晤談，江朝宗（時任步軍統領）在座”一筆帶過。
張勛復辟時，前清的遺老遺少不斷上門請安、求官，載灃無動於衷，一概擋駕。
以宅到死的決心，總算安然活到建國後。
如果說載灃身上還能找到一條明確的政治主張，那就是倒袁。
明確到連他兩歲的次子溥杰都懂得看到袁世凱的照片就爬過去剜他眼睛。
輿論本來非常有利。
宮裡的流言，有玩悲情的，說光緒臨死前拉著載灃的手讓他殺袁世凱；有搞懸疑的，說隆裕整理光緒遺物時，發現硯台盒裡有“殺袁世凱”的御筆。
海外的配合也非常到位。
早在1907年，康有為就批示梁啟超和麥孟華將反袁作為今後的首要任務，並殺氣騰騰道：“魯難未已，則以聶政行之。”
康南海之所以好用春秋時的典故，在於時刻提醒別人他是研究《春秋》的專家。
此處用典，意在指示弟子：必要時可對袁世凱實行暗殺。
兩宮殯天，“南海牌謠言製造機”又開足馬力造謠了。
說袁世凱趁太后病危，買通內侍，鴆殺（毒死）光緒，並密召直隸提督薑桂題率軍入京自衛，謀弒新帝篡位。
不知情節如此荒謬的宮鬥秘聞遠在日本的康黨是怎麼編出來的，反正梁啟超就據此致電各省督撫說“兩宮禍變，袁為罪魁。乞誅賊臣，以伸公憤”了。
其實，現代科學的檢測表明，光緒死時，頭髮中的砷含量是正常人的一百多倍，基本可以證實死於砒霜中毒。
敢毒殺皇帝，除了慈禧，沒有第二人。
讓光緒死在自己之前，以免其上位翻案，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此機密之事，估計只有李蓮英、小德張幾個清楚，外廷根本無從得知，與大頭何干？
康有為也知道劇情不太接地氣，自撰討袁檄文一封，把戊戌以來中國所有的壞事都算到袁世凱頭上，呼籲“為先帝復大仇，為國民除大蠹（du，害蟲）”，遍寄滿朝文武。
梁啟超則走內線，很早便同善耆和度支部尚書載澤建立了遠程聯繫。
關鍵時刻，兩大內線聯袂嚇唬載灃，說袁世凱的黨羽已遍布內外，而唯一能製約其的太后也死了。他日坐大，後果不堪設想。
事實證明，這幫人純屬杞人憂天。
誅袁對載灃而言，非不欲也，實不能也。
幾十年的吐絲結網、潤物無聲，大頭已將朝廷內外佈置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鐵甲鋼拳。
反觀載灃，只掌握了君權的二分之一，離生殺予奪還很遙遠。
因此，他不敢急於動手，反而趁改元宣統之日，加袁世凱與張之洞太子太保銜。
大頭從慈禧殯天那天起就保持低調，成天躲在家裡補寫尚未完稿的回憶錄《戊戌紀略》，回顧那不堪回首的北京一夜，替自己辯解。
“譚復生夜訪法華寺，袁慰庭拒當李多祚”也是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中的一回。據歷史學家楊天石多年來的考證，梁著刻意隱瞞了許多事實，而《戊戌紀略》則基本可靠，只在少數問題上有所掩飾和美化。
比如，袁世凱曾對譚嗣同表示“殺榮祿如殺一狗”。後來可能覺得有損形象，且易招惹不必要的麻煩，故紀略中隻字未提。
再比如，《紀略》裡的大頭，動輒高喊“人臣之大義”，搞得自己跟五道槓似的。這一點，中國讀者笑笑就行了，沒人會當真。
殺青後，袁世凱將《戊戌紀略》鄭重交給幕僚張一麐保存，並囑咐他說：“萬一哪天遭遇不測，一定要想辦法把這本書公開，以正視聽。”
載澤早就料到載灃下不了手。
從他首次以攝政王的身份召見軍機大臣那天起，載澤即有預感。
當日，寒風凜冽。為了表示謙抑，載灃將會議地址選在相對偏僻的文華殿，並商定：今後凡發布諭旨，皆由攝政王蓋印，軍機大臣聯署。
此舉意在收買人心，卻給自己戴上了沉重的鐐銬，令載澤等人痛心疾首。
當然你會問，載澤也是立憲派，為什麼非扳倒袁世凱不可？
這就是中國問題的複雜之處——政見也要為政治鬥爭服務。
除了身為太子黨要奪權的“使命”之外，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盛宣懷曾進貢白銀七十萬兩，並以自己在洋行的人脈，幫載澤洗錢。
條件只有一個：倒袁。
於是，作為清政府的財政部長，載澤不把心思用在理財上，一天到晚盯著外務部，終於抓到了袁世凱的小辮子：聯美製日。
即接受美國的示好，與之結盟，將外交關係升級為大使級。
這是光緒在世時，袁世凱力推、慈禧拍板，定下的國策，因顧慮日俄的干預，一直秘密進行，不為外人所知。
直到載澤來挖墳。
連這樣利國利民的外交政策都要去黑，可見此人最大的能耐是顛倒是非。
他像發現新大陸一般，興奮地向載灃匯報，並挑唆道：“日本到中國，在三日之內；美國援助中國，在二十日以外。不憂三日之禍而待二十日之援，是與謀大臣居心不良。”
不懂遠交近攻也就罷了，載澤還跟家庭主婦似的算起了賬：“那，每年費用增加好幾萬，只得到一個大使的虛銜，能是上策嗎？”
載灃心想：“還有這事？”趕緊命人調查大使和公使的區別。
回复說：大使可以要求同駐在國元首面談。
滿清皇族，向來恐洋，載灃更是患有社交恐懼症。動不動就得接見外使，他寧可提前辦退休。
問題是唐紹儀已跟美方談妥，大頭不甘心功虧一簣，入對時仍極力主張，結果惹得載灃震怒，當場推翻御案。
袁世凱悚懼不安，默默地退下。
載灃殺心已起，磨牙吮血，擬好詔書，內稱袁世凱“跋扈不臣，萬難姑容”，要將其革職流放。
不要小覷流放，在沒有編好殺頭的理由前，這是最給力的懲罰。
多少流放三千里的政治犯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祖國的邊疆，如張蔭桓、載勳。若袁世凱真被發配，賜死的朝旨指日可待。
因此，當載灃拿著詔書請奕劻裁斷時，對方毫無懸念道：“此事關係重大，請王爺再加審度。”
載灃隱忍不發，趁一日軍機處散值，召張之洞和另一個軍機大臣世續入內。
又摸出那封捂熱了的詔書。
本以為世續是滿人、張之洞跟大頭頗多抵牾，當無異議。
誰知兩人以大局為重，怕袁世凱去職會引起中外震動，堅決反對。
事實證明，並非多慮。袁世凱被罷官後，東交民巷的使館區頓時炸開了鍋。 《泰晤士報》發表社論，將大頭定位於“偉大的政治家”，替他抱屈道：“就是這樣一個官員，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
無奈載灃固執己見。
張之洞婉轉苦勸，唇焦舌爛，總算幫袁世凱磨出一個“開缺回籍”的處置。
下來後，有人不解道：“項城（袁世凱）一世之傑，朝廷既不能用，殺掉就是了。如今使其悒悒（憂愁）而歸，不怕遺患於他日嗎？”
張之洞擺手道：“明有崇禎，勤政愛民，也算得上是一代賢君，徒以對待臣下操切，輕於殺戮，遂至亡國。今監國仁慈開明，宜引導其寬大為懷，以增國脈。倘若剛剛行政就誅戮先朝重臣，我怕他重蹈明末之覆轍。”
在鹿傳霖等軍機大臣和新軍鎮統一級的北洋系軍官的一致反對下，載灃只好以“足疾”為名將袁世凱開缺，並令那桐補授軍機大臣。
藉口雖說蹩腳，但絕對童叟無欺。
半年前，袁世凱五十大壽，收到壽聯五百余副，壽屏一百多堂。家里高朋滿座，氣勢輝煌。
反袁專家江春霖為了蒐集證據，深入敵後，也來祝壽。
他發現奕劻送的賀儀，落款不稱王而直書其名，載振更是自稱“如弟”（結拜兄弟），有違王章，便以此入手，羅列了袁世凱的十二大罪狀，連他遠房親戚抽鴉片都算在內，上折彈劾。
慈禧尋思著自己快不行了，死前還得再敲打一下，便把袁世凱喚來，出示彈章，怒批了他一通。
躺著也中槍，真是毫無天理。
出門下台階時，驚懼不安的大頭一不留神便把腳給扭了。
罷旨中的“步履維艱，難勝職任”即來源於此。
袁世凱接旨後，面色通紅，強笑道：“天恩誠厚。”
當時，慈禧的喪事還沒辦完，大頭是恭辦喪禮大臣之一，輪日值宿，念及此事的他忽道：“我今天當值，怎麼辦？”
一旁的世續嘆了口氣，說：“我代你去。”
出宮後，袁世凱開始做回鄉的準備。
亡清之局，他早已布好。留給載灃的，只剩死棋。且不說北洋系把持了多少中央和地方的要職，單看新軍鎮、協、標三級軍官的名單，便知天下到底操諸誰手：段祺瑞、王士珍、吳佩孚、段芝貴、曹錕、張懷芝、唐天喜、雷震春、陸建章、張敬堯、孫傳芳、田中玉、靳雲鵬、王占元、孟恩遠……
幾乎盡出於小站。
這幫一時之選分佈在“北洋六鎮”（直到1911年，全國也只有十四鎮），遍控天下關隘。
第一鎮駐北京；
第二鎮分駐山海關和直隸省永平府；
第三鎮分駐保定和奉天省錦州府；
第四鎮駐天津小站；
第五鎮駐濟南；
第六鎮駐北京南苑。
雖然其中四鎮已劃歸陸軍部，但軍隊向來認人，段祺瑞等根本不把鐵良放在眼裡。
而另一方面，治理中國所依賴的社會基礎士紳階層，隨著科舉的廢除，其身份已發生了轉型。
年輕一點的，被革命黨忽悠去，走上顛覆現政權的道路；
年長一些的，通過選舉擠進諮議局，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態度跟清廷對抗到底。
才不敷用的載灃，面對這樣的殘局，即使怨謗集於一身，也無能為力。
因此，東海之東的伊藤博文在會見英使時預測道：“三年之內，中國必將發生革命。”
袁府離東華門不遠，眾人已在此恭候多時。
袁克定一見到父親就嚷嚷起來：
這是要像爾朱榮那樣被殺的！
爾朱榮是南北朝時的北魏權臣，因與皇族矛盾尖銳被北魏孝莊帝騙入宮中砍殺。
載灃絕無此等魄力，但九房妻妾一邊號泣一邊勸其出國走避，攪得大頭自亂陣腳，一時也拿不定主意。
時任新軍第一鎮協統的張懷芝建言道：
懷芝一人護我公速往天津，依楊士驤，再作計較。
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結果，車至天津，張懷芝給直督楊士驤打了個電話，讓他派人來接，卻遭到拒絕：
他奉旨回籍，怎麼能到這來？要是來了，必得上報。
張懷芝不再多說，轉身回禀袁世凱。
楊士驤掛了電話，其幕僚道：“雖如此，一定要前往慰問，不要讓他記恨我們。”
遂遣其子前往。
袁世凱已經看透了楊士驤，不冷不熱地打發了他兒子。
北京。
世續去袁府慰問，看門的說袁大人病了，不讓進。硬闖之下，對方無奈告以實情。
他大驚道：“這才真的是大禍臨頭呢！”
趕緊用電話催袁世凱還朝，並以人格保證，沒有追加嚴懲的後命。
奕劻和張之洞也派人轉達了同樣的意思，勸他趕緊回家，避其鋒芒。
1909年1月6日，北風如刀。
袁世凱帶著一大家子，佇立於北京火車站的月台上，即將奉旨回鄉“調養足疾”。
前來送行的只有孫寶琦、楊士琦、楊度和嚴修等區區數人。
倒不是什麼人情冷暖。重量級的官員為了不刺激敏感的載灃，早就私下送別過了。
比如張之洞。
唇亡齒寒的兩個人冰釋前嫌，促膝長談。
張之洞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握著袁世凱的手，慨嘆道：“馬上就輪到我了。”（“行將及我。”）
離別的車站。
四人裡，孫寶琦跟袁世凱是兒女親家，一向高調。
早年任駐法公使時，興中會叛徒湯薌銘偷了孫文的公文包，拿著裡面的會員名單跑去使館告密。
結果，清廷的三品命官孫寶琦扭頭就派人給孫文傳信說“危險速逃”……
此外，楊士琦的農工商部侍郎、嚴修的學部侍郎以及楊度的四品京銜全是大頭一手爭取來的，三人豈能不感佩於懷？
大樹既倒，載灃再接再厲，著手剪除袁黨。
在這個問題上，缺乏閱歷的載灃跟慈禧完全不在一個段位上。
後者欲擒故縱，分化瓦解，各種手段交替使用。而載灃除了正面打擊，罷官貶職外，沒有任何讓人眼前一亮的政治手腕。
唐紹儀、趙秉鈞和嚴修等相繼去職，徐世昌內調為郵傳部尚書，以錫良接替其東三省總督一職。
錫良一到任，就嚴參袁黨骨幹、黑龍江布政使倪嗣衝的貪污案，將其革職查辦。
不久，楊士驤病故，端方北上署理直隸總督。
屁股還沒坐熱，就因一件荒誕至極的事被革。
當時正逢慈禧梓宮移陵，由端方負責相關事宜。從紫禁城到清東陵的路上，新潮的端大人想給隆重的出殯大典留下些歷史記錄，便舉起相機，一路狂閃。
結果，沒過幾天便被農工商部左丞李國傑（李鴻章長孫）給參了。
李國傑是個混混，曾以“侄國傑”的身份，寫信向端方求官。
端方一口答應下來，卻因故未能踐諾。
李國傑記恨多年，終於逮住這個機會，跑到隆裕那搬弄是非，說：“沿途拍照，毫無忌憚。豈唯不敬，實係全無心肝。”
隆裕見識短，心想自己剛上位，疆臣便敢如此不敬，一定要殺一儆百，樹立威信。
於是，攝影愛好者端方因勇於嘗試新鮮事物而被開除公職。
載灃則繼續其攬權大計。
早年出洋的見聞讓他看到，德國皇室從幼年起就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因而國勢強盛。
有心效法軍國主義的他開始日夜思索如何集中兵權。
得出的答案是：國之利器，豈可予人？
說乾就乾。
先裁撤練兵處，再加兩個弟弟載洵和載濤郡王銜，分管海軍與陸軍，完全無視慈禧遺折中“滿漢視為一體，內外必須兼籌”的勸誡。
載洵把持著新成立的海軍處，與其兄載灃性格迥異。以海軍大臣的頭銜出訪歐洲時，一路頤指氣使，紈絝到底。
當德皇的叔叔出面為載洵舉辦送別晚宴時，他竟以晚飯已吃飽為由，拒絕前往。急得駐德公使蔭昌想辭職，最後生拉硬拽把載洵拖到了波茨坦皇宮。
結果，看到名流顯貴濟濟一堂，名媛淑女競相邀舞，載洵轉怒為喜，又在觥籌交錯間大醉失態。
美國政界普遍認為載洵不僅腐化，且對海軍事務茫然無知。
當他出訪美國時，馬克西姆造船廠因施放了一組能在空中展示載洵身穿軍禮服形象的焰火就贏得了訂單，氣得那些不懂中國邏輯的競爭對手直噴美國國罵。
回國後，玩興大發的載洵在廷議上主張大舉國債，建設海軍，引得朝野大嘩。
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讓載灃也不便貿然支持自己這個腦殘志堅的弟弟。
情急之下，載洵居然搬出寵愛自己的生母劉佳氏，跟裡的白三爺似的，不依不饒，逼得載灃一個多月不敢回家。
左膀不行，還有右臂。
載濤相對而言更有城府，但也更年輕。載灃一直在物色機會，幫他鋪路。
先是從新軍第一鎮中抽調士兵組成自己直轄的禁衛軍，裝備和糧餉優於各軍，以載濤和鐵良為訓練大臣。
再將陸軍部的下屬單位軍諮處分離出來，改造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軍事顧問、指揮機關軍諮府，交載濤管理，凌駕於陸軍部之上。
緊接著，將新軍第一鎮鎮統段祺瑞外放為提督；將鐵良外放為江寧將軍（南京地區總司令），而把蔭昌召回，代替其陸軍部尚書一職。
本來，和載灃擁有共同敵人的鐵良是可以擠進政治核心圈的，奈何他押錯了寶，竟跑到隆裕跟前勸她訓政。
隆裕倒是想效法慈禧，再來一個太后垂簾。故動輒與載灃為難，事事力爭。
但畢竟敵不過人兄弟齊心，三矢之誓。
由此可見，以鐵良的智商，當個國防部長確實令人堪憂。
載灃的胡作非為引起了張之洞的不滿，終於在津浦鐵路（天津至南京浦口）的人事任用上集中爆發。
當時，張之洞已臥病在床，載灃擬定了督辦人選，到病榻前徵求老頭的意見。
張之洞：“朝廷用人，如果不考慮輿情，恐怕要激起民變。”
載灃：“國家養著這些兵，怕什麼民變？”
張之洞：“國家養兵，不是為了打老百姓。”
兩人不歡而散。
望著載灃離去的背影，張之洞悲憤滿懷，一口鮮血傾瀉而出，愴然道：“不意竟聽到亡國之言！”
不久，載灃聽聞張之洞病危，再次前去探訪，寬慰道：“中堂有名望，公忠體國，好好為國珍重。”
張之洞在枕席上吃力道：“公忠體國不敢當，廉正無私，不敢不勉勵。”
意在諷諫載灃“廉正”，不要任人唯私。
載灃走後，禮部侍郎陳寶琛問道：“監國之意若何？”
張之洞長髯抖動，無他言，唯嘆息曰：“國運盡矣。希其一悟而未能。”
1909年8月，中興四大名臣中的最後一位溘然長逝。
遺折中，他念念不忘的還是警醒載灃：“臣平生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自勵。”
載灃卻並不領情，認為張之洞死了還要諷刺自己結黨營私，將其“文忠”的諡號降為“文襄”，徹底寒了滿朝漢臣的心。
沒關係，以良弼（1872—1912）為代表的政治集團已然異軍突起。
此人留過洋，才識兼備，素有大志，剛正不阿。可惜，人如其名般忠君愛黨。
在視野開闊的良弼看來，氣度狹隘、不能容人的鐵良純屬弱智。
一味排擠、封閉，根本無法遏制北洋系尾大不掉的趨勢。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廣為延攬，拔擢富有朝氣的新勢力與之抗衡，方為上策。
歸納起來四個字：以漢制漢。
良弼的主張同其留學日本時的經歷有關。他所在的學校是一所位於東京、精英輩出的名校——陸軍士官學校，培養了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等著名戰犯。
對中國而言，該校則是革命的搖籃，後來如雷貫耳的蔡鍔、閻錫山、唐繼堯、李烈鈞、張鳳翽等，均從這裡畢業。
官派赴日留學的風氣為大頭所開。科舉廢除後，清廷為了培養新式人才為己所用，採納袁世凱的建議，加大了公派的力度。
雖說有學監盯著，但這幫跑到牆外的學生還是紛紛投進革命的懷抱，踴躍加入同盟會。
良弼耳聞目睹，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知清室將亡，當力圖振奮”。回國後，歷任練兵處、陸軍部司長，整天遊說高層，終於同載濤一見傾心，被其引為智囊。
良弼給載濤開的藥方很簡單：摻沙子。
所謂沙子，是指從士官學校學成歸國的士官生。良弼天真地以為，用體制內的祿位羈縻軟化，這幫成天跟政府過不去的八零後還是能夠為我所用的。
由此，良弼汲引了大量排滿反清的黨人。用心固然良苦，怎奈生於末世運偏消，到頭來不過是自掘墳墓罷了。
以士官生里的代表，同“北洋三傑”齊名的“士官三傑”吳祿貞、藍天蔚、張紹曾為例，三個革命黨，藉著人才引進的東風，成功打入反革命大本營，以火箭速度被擢為鎮統或協統。
三人裡，吳祿貞跟良弼關係最好。兩人的友情堪稱道不同亦相為謀，後者明知前者的革命思想，仍在載濤面前力保其才。
後果便是：趁武昌起義爆發，蔭昌率軍南下平亂，作為新軍第六鎮鎮統的吳祿貞立刻跑到河北灤州策動第二十鎮鎮統張紹曾起兵反清。
張紹曾曾兵諫清廷速開國會，但對直接造反還是猶豫不決。
不久，山西亦亂，閻錫山被推為革命軍都督。
載灃調第六鎮前往彈壓。不料，吳祿貞卻在娘子關與閻錫山會談，商量組建“燕晉聯軍”，共討北京……
在良弼的影響下，即使對禁衛軍管帶蔣百里（錢學森岳父）這樣的中級軍官，載濤也奉之如師。
換來的結果是，載灃很快發現，自己所倚重的軍事力量，已成為一座踩在腳下、隨時可能噴發的活火山。
當載洵結束對歐美的考察，取道俄國坐火車回國時，曾擔任新軍混成協隊官（連長）的革命黨人熊成基在哈爾濱佈置暗殺任務，事泄被捕。
審訊中，熊成基歷數清廷罪狀，質問說：“近年創設海軍陸軍，若真有自強禦侮之意，中國之大，豈無人才，何以偏要假手載洵、載濤等近支親貴？”
並視死如歸道：“自由之樹，不以血灌溉，焉能期其茂盛？”
下野的袁世凱，明確向外界宣告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終結。
在給師友親朋的信中，他反复表示自己“年逾五十，精力已衰。遺大投艱（交給重大而艱難的任務），斷難勝任”。
清製京官退休，不准住在京城，必須回原籍。
但一般而言，除非獲罪遭遣，倒也並不一定非要回本縣老家，原省即可。
袁世凱就沒回項城，而是在同屬河南的衛輝府下了車。
個中原因，他解釋說是“屋宇無多，不足棲止”，實則另有隱情。
幾年前，大頭的生母劉氏去世，被朝廷追賞一品封典。
劉氏是袁世凱生父袁保中的側室，在正房死後被扶為正妻。按宗法制，完全有資格入祖墳，與其夫同埋一穴。
誰知，大頭的二哥、袁保中的嫡子袁世敦認為，他的生母才是實至名歸的正室，劉氏只是山寨的。
於是從中作梗，堅決不准其與袁保中合葬。
為此，兄弟二人反目，袁世凱發誓再不回項城。
衛輝。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物華天寶，鍾林毓秀，是姜子牙、商鞅的故鄉，也是清朝官場公認的養老聖地。
在府治汲縣，袁世凱買下一座當舖大院作宅子。當一大家子全部遷來後，這座擁擠不堪、毗鄰鬧市的府邸開始變得不敷使用。
正好袁世凱的親家、富商何炳瑩在鄰府彰德的北郊買地建廠，蓋了一棟別墅。聽說大頭要另覓新居，便將其半賣半送地給了他。
於是就有了富麗堂皇的洹上村。
洹水悠悠，流經宅前，默默地凝視著演替了數千年的興衰榮枯。
戰國縱橫家蘇秦，在向趙肅侯建言時就曾獻過“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的合縱之策。
袁世凱並不在意這些歷史掌故，只覺“前臨洹水，右擁太行”的自然風情讓他心曠神怡。
袁府山石疊翠，曲徑幽蘭。名花異草，爭奇鬥艷。洹水穿牆而入，鑿地成池。池中蓮蓬搖影，魚蝦成群……
這是一個獨立的生態系統，菜地、果園、雞籠、豬圈一應俱全，蠶娘們日夜不停地繅絲、紡織，真正實現了足不出戶，自給自足。
園內主樓名為“養壽樓”，旁邊的建築喚作“謙益堂”，告別了風雲歲月的袁世凱則自稱“洹上老人”。老人每日泛舟垂釣，靜靜地思索著“得失進退”這困擾了國人幾千年的命題。
這是難得的自省的機會。昆德拉說，生命不是話劇，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們的悲劇一次性上演，就揮霍完了他們的一生。
殘陽似血。望著遠村的炊煙漸起，又裊裊散入暮靄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祿，都這樣轉瞬雲煙。歸鴉背日，倦鳥投林，一頭耕罷的老牛，旁若無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麼簡單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風中，竹葉飄瀟於地，渾如一幅隨心所欲的書法，記錄著那些亙古不變的道理。
羅素有言：“據說人是理性動物，我至今仍在尋找支持這一說法的證據。”的確，人類在世上的煩惱和精神病，大都因為和人類在一起待得太久。強迫症、妄想症、抑鬱狂躁、人格分裂，幾乎都來自一個原因、一個問題：在別人眼中，我究竟是怎樣的？
《聖經》上說，人不能獨自生存，極致的自由意味著極致的孤獨。然而，在人群裡感到的孤獨與在荒野中感到的究竟哪種更加難以忍受？
當塞林格書寫麥田裡的守望者，當蘭波殺死作為詩人的自己跑到非洲追逐太陽，當古龍筆下的劍客帶著行走於荒野之中的神情穿過滿是高手的廳堂……所謂強者，就是能夠不理會不想理會的一切，仍能沒有後顧之憂地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人。
人們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種能力，卻忽略了獨處也是一種能力，且在某種意義上比交往更為重要。不擅交際固然是一種遺憾，不耐孤獨也未嘗不是一種缺陷。
人之需要獨處，是為了進行內在的整合，把新的經驗安放到記憶中某個恰當的位置上，誘發出關於存在、生命以及自我的深邃思考和體驗。
沒有人能忍受絕對的孤獨，但絕對不能忍受孤獨的人一定靈魂蒼白。他們最恐懼的便是獨處，哪怕和自己待一小會兒都是一種酷刑。只要閒下來，就必須找個地方消遣。
表面上這種人過得熱熱鬧鬧，其實內心極度空虛，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逃避，逃避面對那個真實的自己——一張味同嚼蠟、單調貧乏的A4紙。
承認吧，承認自己誤把世故當成熟，麻木當深沉，怯懦當穩健，油滑當智慧；承認自己誣告勇敢是莽撞，執著是偏激，求真是無知，激情是幼稚。
放空，嘗試去感悟而不是去改變世界。事實上沒有人能改變世界，不被世界改變已然不易。人的強大不是征服了什麼，而是承受了什麼。
伍迪·艾倫晉升為國際大導前靠寫諷刺小說賺錢，只做自己的他活得快樂、討人喜歡，不嫉妒那些耀眼的大神，真實卻助其走上了成神之路。
慾望都是人為炮製的。
每個月的薪水打到工資卡上，又被劃入另一張銀行卡，然後這張卡自動按時還貸。如此荒謬的重複比《月球》還冷酷，之所以大多數人尚能忍受，歸功於廣告製造出來的期待。
殊不知期待是痛苦的源泉。生命中不存在任何必須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
拋開期待，袁世凱發現，今天才是唯一可以觸摸的存在。而對未來茫然的苦悶和對往昔錯失的悔恨，只是人們自找的枷鎖與折磨。
諸行無常。
宇宙的壽命亦有盡時。
佛教講，一切現像都有四種狀態：生、住、異、滅。
生出來後發展到一個穩定的狀態（住），不久便會由強變弱、逐漸衰老（異），最後儘歸於“滅”。
降生於世時，人沒有帶來任何東西。離世時，也帶不走任何東西。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故一切都要在現實中完滿地解決。
談何容易？
人生在世，飽受貪（生理上的慾望）、嗔（心理上的失衡）、痴（觀念束縛認死理）之苦。各種煩惱，其實源於對自我的執著。
因為有了我，也就有了他，就有了“這是我的，那是他的”之分。他得到了，我沒得到，心里便不高興，苦惱相隨。
這是沒能看清眾生的本質。
在佛教的世界觀裡，萬物既然有聚，就會有散，本性都是空。
只有空杯才能盛水，空屋才能住人。因此，想達到心靈的完整，必須進入它本然的狀態：空無。
也許，只有以全然的天真來過起伏不定的生活，全然的單純來經驗苦樂無端的生命，全然的洞見來觀照波濤洶湧的人生，方能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常人之所以難以放空，皆因被“五蘊”所迷。
五蘊者，色（世間萬象）、受（感覺）、想（思索）、行（行動）、識（意識）。
比如，看到吳法天嘔心瀝血地在微博上發表反人類的言論，這是“色”；
他毫無底線四處誹謗卻一直逍遙法外，引起大家的強烈反感，這是“受”；
你尋思著能把這廝拖出來打一頓該多好，這是“想”；
終於有一天，自我膨脹的吳法天主動跳出來跟網友約架，你興奮地趕到現場，同大夥一道圍毆了此人，這是“行”；
最後你得出結論：多行不義必自斃，當什麼也不能當五毛。這是“識”。
然而，在佛教看來，只有不偏執於一邊的“中道”方是不二法門。
沒有骯髒，就沒有清潔；沒有愚蠢，就凸顯不出智者。
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
打吳法天，起不到任何作用，打殘了還容易博取同情，反倒成全了他，就跟良弼到死都認為自己是“复我大清”的悲情英雄一樣。
人的一生，被五蘊左右，產生諸多偏見，失去了平和與公正，最後事與願違，一無所獲。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才發現因為走了太久，竟忘記為什麼出發。
其實，以宇宙的眼光看，人類的存在只是一朵稍縱即逝的浪花，沒有任何意義。
但是，站在活生生的個體的立場，既然人生如電如露，渺滄海之一粟，逃不脫匆匆落幕，就更應該拒絕做永恆生成的玩具，為存在尋找一個意義。
對生命而言，意義可以是穿插其間的一段段真情。老幼相揖、爺孫共戲的親情之樂；抵足論文、對月小酌的友情之樂；花間偎語、調琴弄瑟的愛情之樂。
袁世凱嘗試慢慢放下，開始新的生活。
清晨，踏著薄霧，與接到此處養病的三哥袁世廉扶杖漫步在寧靜的叢林裡，吐故納新。
午後，與一干文人吟詩斗酒，往來酬唱，留下不少傳誦一時的佳篇。
如暗譏清廷卸磨殺驢的《雨後遊園》：
如嘲諷載灃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病足》：
如優游泉石的《春日飲養壽園》：
而他自己最喜歡的，還是那首能彰顯出世之心的《自題漁舟寫真》：
隨詩流出的是幾張屏息垂釣的自拍，被好事者煞有介事地說成是“職業演員”。
更有甚者，以訛傳訛，謠垮中國，說袁世凱在家中私設電台，與朝中同黨密切聯繫，暗中操縱政局——這不僅是對大頭人格的誹謗，更是對其智商的侮辱。
清末的電報普及率很低，即使是中央各部或督撫衙門，也未必有專門的電訊設備，而必須通過電報局往來。
當然你會說，以袁世凱的經濟實力，架個電台還不是分分鐘的事？
問題是即便架了，也要接到官方的電報網上，除非與你聯繫之人也私設一座電台。
鑑於當時無線技術還不成熟，私設有線電報需要鋪設電線。華北平原一望無際，幾公里外就能看見電線桿，袁世凱一介罪臣，躲避打擊還來不及，會做這麼幼稚的事嗎？
事實上，謫居期間，大頭與外界來往的信函有七百多封，九成以上都是回信。而據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記載，為數不多的電報也都是通過彰德電報局收發的，洹上村只有專門管理電函的“司電報者”。
時任農工商部右丞的袁克定，以錫拉胡同的府邸為北京聯絡站，在奕劻、那桐和徐世昌的關照下，時刻注視著朝局，派信使通過京漢鐵路傳送。
一次，在邢台火車站，信使的行囊被小偷竊去。袁世凱萬分緊張，立刻找負責該區治安的老部下、大名鎮總兵言敦源緝查此事。
幾天后，幸得查獲，言敦源親自送到洹上村，把大頭感激得無以言表。
要真有“永不消逝的電波”，還用費這勁？
不過，袁世凱的故事教育我們：在中國混，什麼都是浮雲。只要你編織好一套牢不可破的關係網，任他狂風驟雨，我自憑欄大笑。
比如郵傳部鐵路局局長梁士詒，縱使不知袁世凱是否尚有復出之日，還是在彰德車站為他安排了一條專列，以備情況有變，可以迅速避往沿海口岸，擇機出逃。
北洋舊部始終對袁世凱保持著向心力。
張勛擢升江南提督，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洹上村向老領導匯報成績；陸建章官運不佳，被罷去總兵之職，致函袁世凱訴苦，大頭回信安慰說：“你歷練戎行（軍旅），勳勞夙著，他日一定會再擁旌旄（借指官兵）。”
雷震春和王士珍心生齟齬，互相不服氣，官司打到袁世凱這兒。大頭勸他二人篤念同袍之誼，不要再鬧。兩人也都買賬，握手言和。
轉眼又到了大頭的生日。
遙想去年做壽時的盛況，恍如隔世。今非昔比，聲張無益，還是關起門來吹吹蠟燭得了。
剛作此想，便收到薑桂題寄來的賀禮——白銀萬兩。
蟄居以來，辭退的饋贈已不勝枚舉，此番數額巨大，更不能收，便在回書中寫道：
盛誼心領，來款璧還。硜硜（keng，固執）素衷，知我如公，必能曲加諒恕，不予咎責也。
誰知來使方走，四面八方的賀信又隨著賀禮蜂擁而至。京漢道上，一時間車水馬龍。
北洋舊部們坐不住了，組團到洹上村賀壽。這幫人嘯聚一室，憤憤不平，發洩不滿，抨擊政府。袁世凱躲在上房，隔著門聽得心驚肉跳。
反正輩分都比他低，索性稱病不出，閉門不見。
眾人聚集到上房門前，束手無策。
張勛資歷最老、輩分最高，帶頭硬闖，擠出條門縫，餘者一哄而入。
袁世凱只好賠了怠慢之罪，在太師椅上坐定，接受祝賀。
踏破袁府門檻的，還有附近的紳商。
剛到衛輝時，當地的煤老闆王錫彤便經人引薦，偕同汲縣著名學者李時燦前來拜會。
時值大年初四。據王錫彤回憶，他第一眼見到袁世凱時，對方“鬚髮盡白，儼然七十歲之老人”，且因慈禧“國喪”，臣子不能剃髮修面，更顯神色黯然。
但他也承認，袁世凱“雙目炯炯，精光射人，英雄氣概自不能掩”。
寒暄之後，雙方心照不宣地漫談起興辦實業之事，不知道的還以為在舉行企業家沙龍。
想想看也是。這大過年的，初次晤面，王錫彤要是一上來就對袁世凱的際遇表示慰問，再噴幾句對朝廷不滿的話以示同情，而大頭則答以“皇恩浩蕩，謝主不殺”，狂表忠心，豈不大煞風景？
王老闆浸淫商場久矣，開場白說得滴水不漏：“袁公在位之時，轟轟烈烈，我等不便趨謁，免致攀附之嫌。而今垂翅而歸，寄寓本縣，即使不論一直以來的仰慕之心，單說這鄉鄰之誼，也應盡地主之敬意。”
袁世凱接納了燒冷灶的王錫彤，對他道：
罷官歸田，無他留戀，惟實業救國。抱此宗旨久矣！
希望他能幫自己經營實業。
王錫彤欣然應允。於是，大頭幫他辦理了候補郎中的身份，正式招入幕中。
在王錫彤的協助下，袁世凱興辦了一項惠澤千家萬戶的實業——京師自來水公司。
早在軍機大臣任上，慈禧就曾以如何防備火災問計於袁世凱。
答以興建自來水。
於是，兩年時間招股三百萬銀元，水廠、水塔等基礎設施拔地而起，近二百公里的水管鋪設完成，工程質量好到直至新中國成立依舊運轉良好。
但卻斷了挑擔賣水的苦力們的生意。
這幫人聚眾鬧事，妄圖阻擋時代前進的車輪。為免釀成社會問題，袁世凱命人組織他們再就業——在街市上銷售水龍頭，方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春去秋來，萬木凋零。
不到一年的時間，二哥袁世敦和三哥袁世廉相繼去世。
葬禮上，死亡的恐懼再次籠罩於袁世凱的心頭：難道袁家男丁真的都活不過六十歲？
心悸不安的他反复叮囑家人：“祖墳不可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