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繼任直督的人選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拋開私人恩怨，李鴻章屬意的接班人是袁世凱，甚至傳言其曾親口告訴於式枚“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之右者”。
洋人也青睞既懂外交又很開明，關鍵時刻還能保護他們不被亂民砍殺的袁世凱。
慈禧更無異議。一來對大頭的好感達到頂點；二來列強能饒她一命殊為不易，自然要尊重洋人的意見；三來武衛軍四支部隊皆被打殘，只剩武衛右軍兵強馬壯，正需袁世凱帶上來護衛京師，安定人心。
當然，競爭對手不是沒有，比如劉坤一和張之洞，資歷都比袁世凱老。
問題是前者再過一年就要掛了，後者壓根兒不想離開老巢重打江山，畢竟湖北新軍已初具規模。
眾望所歸之下，盛宣懷致電袁世凱：
旋轉乾坤，中外推公。
大頭自然覺得“非我莫屬”，連推辭的場面話都霸氣外露，說我一走，“齊魯必亂”。
這肯定是聳人聽聞，不過袁世凱一走，有人必定難逃一死。
山東按察使胡景桂。
胡大人是老相識了，以前當御史時便參過大頭一本，說袁世凱濫殺小站附近的百姓。
真相卻是一幫投機倒把的商人，披星戴月地跟軍營裡的兵油子做生意、搞腐敗，結果被大頭逮住一個為首的砍頭示眾。
雖然榮欽差的暗訪還了袁世凱一個清白，但因此受到的精神打擊還是讓他久久不能平復。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大頭接掌山東後——胡景桂恰巧是其屬官。
胡大人不用想也知道自己悲劇了，只好小心謹慎，低調做人，盡量不讓袁撫台抓住把柄。
豈料，袁世凱竟主動與他冰釋前嫌，還讓胡景桂在武右衛軍裡兼了個差，以示竭誠重用。
當然，胡臬台也不是廢柴，在自己分管的司法領域堅持秉公執法、依律辦案，贏得了大頭由衷的欽佩。
年終密報給朝廷的考核中，袁世凱對胡景桂的評語是“誠樸亮直，任勞任怨”。
如果僅此而已，你可以說袁世凱不過是大公無私罷了。
可當洋人要求懲辦禍首的“黑名單”出爐後，胡景桂不幸位列其中，大頭又一次施以援手，同德使交涉，將其摘除時，這只能用高風亮節來解釋了。
袁世凱一向痛恨主戰派誤國，卻偏偏保了胡景桂。有人不解地問他何故，回答只一句：
值此時局，尚鬧意見，成何體統？
不是收買人心，也不單單是以大局為重，而是真切地認識到人才難得，惺惺相惜。
在他看來，關係的深淺遠近並不重要。任何人，只要有真才實學，與之聲氣相通，則獎掖提拔不遺餘力，官位金錢在所不惜。
看一個上司是否有所作為，值不值得追隨，只要觀察他是否吝錢吝官、任人唯親即可。凡器度窄小、愛搞小圈子的領導，絕無把事業做大的可能。
可惜，現實的土壤更適合培養碌碌無為的庸才，芸芸眾生的理想早被無情地磨滅，只剩下柴米油鹽、一地雞毛。
胡景桂成為大頭的得力助手，直至病逝，始終追隨其左右。
人言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求才若渴絕非空話，而是你兜里只剩一塊錢，還捨得分給別人八毛。
時無英雄，蓋因無人能做到袁世凱的十分之一。
倒是戲子盈路，呈現了一台比《欽差大臣》還滑稽的鬧劇。但捨棄真心，《羅織經》也救不了你。
離魯前，袁世凱又去山東大學堂（山東大學前身）看了看。這是繼京師大學堂（戊戌變法的唯一遺產，北大前身）之後，中國第二所國立大學，由大頭一手創辦，教學內容涵蓋中西、文理兼備，首任校長周學熙。
殘雪猶存的官道上，一隊從濟南開出的人馬正急匆匆地向北行進。眾星拱月般護衛著的，正是剛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加太子少保銜的袁宮保。
身旁並行的是即將赴任津海關道（天津海關關長）的唐紹儀。兩人一路談笑風生，來到河北境內。
周馥早已攜帶官印在高陽縣恭候。
香案前，袁世凱率領隨官遙望兩宮行在，叩首行禮，謝主隆恩。權力交接就在這莊重肅穆的儀式中完成了。
晚清的直隸總督署，保定與天津各設一處，直督隔段時間便往返一次，體驗不同的辦公環境。
作為通商口岸，天津經濟繁榮；作為北京的門戶，又承擔著防禦從海上登陸之敵的重任。因此，逐漸取代保定成為直隸總督的常駐治所。
然而，《辛丑條約》雖已簽訂，天津臨時政府卻仍未解散。
袁世凱憤怒了，待在保定，鄭重宣布：天津臨時政府一日不撤，聯軍軍官一日不走，我就一日不到天津辦公。
唐紹儀前往交涉，一面以強硬的姿態告知各國“此事不辦，條約裡的善後事宜將無從談起”，一面通過英美居中斡旋，總算搞定了這幫賴皮。
1902年8月15日，天津順德飯店。
歡送宴會上，一個德軍少將舉著淺褐色的威士忌，勸慰那些盯著精神抖擻的袁世凱垂頭喪氣的同伴道：
別忘了，他的脖子上還有一個套子。沒有軍隊保障的政府會是什麼樣？到時，他還得來找我們。先生們，天津永遠是我們的！ Cheers！
原來，條約規定，天津及周邊十公里內不准駐紮中國軍隊。
但以為如此便能難住袁世凱，就大謬不然了。
三千名武衛右軍的士兵換上新的警察制服，開進天津市區和秦皇島、塘沽等地，擔負起維護治安的重任。
此乃“警察”在中國歷史上的首次亮相，因不屬於軍隊編制，故不在條約限制之內。
這項被洋大人逼出來的“發明”，意義遠不止於偷換概念、保家衛國。三年後，在袁世凱的建議下，清廷設立巡警部。
從尚書侍郎到一千多名基層公安干警，幾乎全部被大頭的人包攬。
有了這支情報網，京城的一舉一動盡在袁世凱的掌握之中。
列國均已收兵，俄國越來越被動。見佔不到什麼便宜，只好極不情願地同清廷訂約，承諾分批從東北撤軍。
西安行宮。
調整後的軍機處只剩下四人：榮祿、王文韶、鹿傳霖和瞿鴻禨。
鹿傳霖是同治元年的進士，常年撫陝，政績斐然。
瞿鴻禨少年天才，二十一歲便高中進士。加之帥哥一枚，長得很像同治帝，故深受慈禧喜愛，仕途暢通無阻。
當然，也得益於他變態般的自律。
如果說晚清還找得出一個官員竟然真的一分錢不貪，那非瞿鴻禨莫屬。
為官多年，回鄉服喪。返京時，居然連路費都不夠，不得不變賣舊宅，湊足盤纏，方才上路。
這就是儒家經典為數不多的高明之處，至少能培養幾個清廉自守的樣板裝點門面，不至於連內褲都被扯了去。
大難不死的慈禧學會了妥協，連月來的磨難促使她開始思考如何順應時代潮流，融入人類文明的大家庭這一嚴肅的課題。
思來想去，萌生了親自掛帥，充當改革急先鋒的衝動。
於是，她連頒三道懿旨，宣示變法的決心，並真刀真槍地干起來。
一、消滅蛀蟲，裁汰各部書吏；
二、開經濟特科，錄用西學人才；
三、命各省選派公費留學生；
四、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位居六部之首；
五、責成地方督撫，上奏變法方案。
即使如此，張之洞接旨後仍不放心，向京中眼線打探慈禧唱的這齣到底“何人陳請？何人讚成？”。
一個軍機章京透露說確實出自聖意，但奏複變法時，最好“勿偏重西”。
張之洞空喜一場，不爽道：“變法不重西，所變何事？”
為保險起見，他致電鹿傳霖，試探道：“若不言西法，仍是舊日那些套話，有何益處？”
鹿傳霖鼓勵他放下思想包袱，暢所欲言，但還是不敢把話說死，勸他道：“不必拘泥於西學的名目嘛，免得授人以柄。”
一個個如履薄冰的並非多慮，畢竟天威難測。誰敢擔保這不是引蛇出洞？
張之洞不再出頭，而是跟劉坤一等封疆互相通氣，決定就變法拿出一個共同方案後再聯銜上奏。
袁世凱覺得很搞笑，給張、劉各去了一封電報，讓他們不要懷疑朝廷改革的誠意。
和書呆子不同的是，他根本不看上諭裡“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那類漂亮的廢話，而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這件事，一語道破了天機——不舉行新政，慈禧不敢回鑾。
第一，各國對清政府的守舊排外懼恨交加，慈禧的腦袋和位子之所以能保住，端賴李鴻章。現在“消防隊長”已死，回京後，誰知道洋人會不會出爾反爾；
第二，各國都希望中國變法，你不變，回頭他以此為藉口，羅列條款，要挾照行，反而被動。
因此，不塑造出銳意改革的開明形象，西太后是不敢回京的。
摸准了慈禧軟肋的大頭不像南方督撫那樣扭扭捏捏了大半年才搞出一個《江楚會奏》。他抓準時機，上了變法十條，內容包括教育、實業、吏治、軍事等各個方面，以雷霆之勢開啟了舉世矚目的“北洋新政”，在廢墟之上再造了一個全新的直隸省。
辦新政除了熱情和智慧，最主要的還是燒錢。
袁世凱已繼承了李鴻章的政治遺產，將其幕僚楊士驤、楊士琦兄弟及於式枚、趙秉鈞、孫寶琦等召至麾下，此刻又將其多年“截曠”“扣建”積存的八百萬兩淮餉收入囊中。
截曠和扣建是當時侵吞軍餉的普遍手法，不懂這兩個專業術語，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說在軍隊裡混過。
由於軍餉的預算是全年的，一次性下發。而一年中常有兵員出缺，替補往往在很多天之後，中間省下來的兵餉謂之截曠。
朝廷撥餉，按農曆每月三十日計算。但實際一年中有很多小月（二十九天），稱為“小建”，軍官發餉時要扣除一天，按二十九天實發，名曰扣建。
按理說這兩筆款子均應上繳國庫，但在天朝，除了私人腰包，它哪也去不了。
因此，有多年戶部工作經歷的王文韶聽說這筆淮餉竟被充作公款、分文未動時感慨道：“如果我王某人帶兵，此款是否交出，尚且要費一番斟酌，而文忠卻漠然置之。”
只有這筆錢還是不夠，袁世凱打起了道府州縣各級官員的主意。
大頭清楚，對天朝的官員來說，巨額財產來歷不明根本就不是罪名，而是入行許可證。連撈錢都不會，還好意思當官？
直隸總督署。
望著召集來的官員們困惑的眼神，袁世凱緩緩道：“直隸百廢待興，急等錢用，先暫借各位大人的墊辦，以後歸還。”
結果全在意料之中。除了哭窮訴苦，便是咒罵洋人，一毛錢都摳不出來。
袁世凱不動聲色地遣散了這幫鐵公雞，暗中派人同天津的幾大錢莊取得聯繫，說要把公款存到其票號裡，問他們利息能給多少。
錢莊說最高只能到八厘，來人假稱太少，作勢欲走。掌櫃不願放走大主顧，急忙取出賬冊，向他指明某官存款多少，某官利息幾何，意思是“給你的已經很高了”。
來人一一記下，回禀袁世凱。
兩天后，官員們又被叫到督署。大頭面帶微笑地公佈了調查情況，然後話鋒一轉道：
諸位一向廉潔奉公，豈會有如此巨款存入票號？可見這些掌櫃在冒用你們的名義招攬生意，實在可惡！我已經把那些冒名頂替的存款充公了，還爾等一個清譽。
當場有人暈厥。
兩筆錢都有限，袁世凱要用在刀刃上。
保定。
慈禧一行由此乘火車回北京。
當逃難團到達保定車站時，站台上彩旗飄揚，軍樂隊奏起了響亮的《馬賽曲》——袁世凱不知這是法國國歌，只覺抑揚頓挫，振奮人心，便定下來歡迎西太后。
三十多節的火車是袁世凱特意為慈禧定制的當時世界上最豪華的專列。誰能想到，十年後它成了孫文的專車？又有誰能想到，再過十六年，當它載著張作霖駛過皇姑屯時，被日本人炸上了天？
樂聲驟歇，迎駕的群臣開始向慈禧敬獻珍寶。
袁世凱雖彎下腰，眼睛注視著地面，但從他神氣倨傲的奏對聲中，可以料想必有驚人之舉：
奴才蓄有鸚鵡一對，乃是特地打發人從印度尋覓來的，為的是獻給太后賞玩，以表奴才一片孝心。
呈上寶物時，方才看清：精緻的籠子裡，鍍金的短鏈拴著一紅一綠兩隻毛色光潔的鸚鵡，並肩立於一株玉枝之上。
片刻，其中一隻發出清爽的鳴叫：“老佛爺吉祥！”
正當人群嘖嘖稱奇時，另一隻也不甘鳥後，脆聲道：“老佛爺平安！”
慈禧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逃難團回到北京，發現一件讓他們生不如死的事：所有的動產和不動產全被洗劫一空。
以李蓮英為例。國變時倉促離京，臨行前將幾十年受賄攢下來的銀子藏在一個只有他親戚知道的地方。
聯軍入城後，不知哪位義士打聽到了這筆贓款的所在，跑去報告法軍，結果全部沒收。
李蓮英聞此噩耗，比死了親媽還痛苦，臉上從此沒了笑容。
權貴中，同樣遭遇的不在少數。大頭擬定了一個名單，讓楊士琦帶著白花花的銀子，坐鎮北洋公所（北洋駐京辦），專事進貢。
雪中送炭從來更勝錦上添花，京官們對袁世凱的頌揚之聲此起彼伏。
對官員尚且如此，對慈禧可想而知。
西太后第一輛私人轎車即來自大頭之上貢，還是德國名牌奔馳。但慈禧心高氣傲，覺得司機竟然坐她前面，不成體統，名車也就成了宮裡的擺設。
如果說亡清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那麼知己知彼顯然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為了刺探軍情，袁世凱煞費苦心。
總督衙門的電話房可直通內務府的管事太監，宮中動向，彈指間傳至天津。慈禧的好惡喜怒，朝廷的人事更張，袁世凱了若指掌，同步更新。久之，深得太后歡心。
為了維繫宮中奧援，大頭無所不用其極。
老部下張勛率領一營守衛頤和園時，同太監馬賓廷交好。馬太監經常給慈禧說書，是太后跟前的紅人。
大頭得此信息，通過張勛認識了馬賓廷，結為兄弟。
一次，袁世凱和張勛同至頤和園。張走在前面，馬賓廷出迎，招手示意他進其廂房。
張勛道：“宮保還在後頭呢！”
於是，馬賓廷站在院子裡繼續等。
袁世凱遠遠瞧見馬，趕緊趨前。走近後，居然單膝跪下向馬賓廷請安。
文官給太監行此大禮，有清一代，難尋先例。馬賓廷受寵若驚，感動之情，溢於言表。
穩住內廷的袁世凱繼續發力，在李鴻章出殯時送上輓聯：
公真曠代偉人，旋乾轉坤，豈止勳名追郭令；
我是再傳弟子，感恩知己，願宏志業繼蕭規。
“郭令”是為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名將郭子儀，“蕭規”則化用了“蕭規曹隨”的典故。
不久，天津的李鴻章祠落成，袁世凱又撰聯曰：
受知早歲，代將中年，一生俯首拜汾陽（郭子儀），敢詡臨淮壁壘（李鴻章曾在臨淮立下戰功）；
世變方殷，斯人不作，萬古大名配諸葛，長留丞相祠堂。
早年受李鴻章栽培是實情，希望繼承衣缽也是真情流露，但更深的意圖恐怕還是想藉機收攏人心，將淮軍舊將、合肥門生統統聚集到自己身邊，擰成一股牢不可摧、吊死清廷的麻繩。
萬事俱備後，袁世凱叫來週學熙，對他說了一句話：放手去幹吧。
第一件事是穩定金融。
大戰之後多通脹。在天津知府凌福彭的協助下，週學熙以組合拳的形式，採取各種金融手段平抑了物價，一時間闔津拜服。
袁世凱乘勝追擊，創立銀元局，以周學熙為總辦，鑄造銅元，取代已經貶值的銀幣，在穩固市場的基礎上也為政府提供了新的財源（銅元比價高）。
手頭有糧，辦事不慌。週學熙建議成立直隸工藝總局，作為全省興辦實業的指揮部，袁世凱立刻批准。
和盛宣懷不同，袁、週二人的商業思想更為開明，唯知提倡勸導，絕不越俎代庖，將創業的風氣宣傳開後便任其自由發展。
而在官督商辦的企業中，週學熙則主抓廠辦學校，力求工學一體，開通觀念。
1903年，國際銀價波動，被辛丑賠款掏空了的中國雪上加霜，剛剛步入正軌的天津遭遇了兇猛的金融危機，民營企業哀鴻一片。
袁世凱緊急開辦官方銀號，貸發官銀七十萬兩，銅元數百萬枚，挽救了奄奄一息的實體經濟。
《大公報》為此特發社論，稱讚說：“保商之道，從來為官府所未有，不禁為津郡商民賀，為津市前途賀。”
經此一役，袁世凱深感未雨綢繆之必要。他上疏朝廷，痛陳現代銀行的重要性。不久，戶部銀行（大清銀行前身）在天津設立，成為中國第一家中央銀行。它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進一步盤活了津京地區的經濟。
望著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平地而起，喜不自禁的袁世凱又彷照天津租界設立了“華界新區”，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經濟改革的試驗田。
和後世的改革家不同，袁世凱不僅重視經濟基礎，更關心上層建築。最早提出義務教育的他曾說：“寧可壓縮軍隊，也要推廣全部免費的國民學校。”
又對人道：“我治理直隸的政策是，練兵的事我自任之，辦學的事則聽任嚴先生所為，我供其指揮而已。”
嚴先生指嚴修（1860—1929），南開大學創始人。早年和徐世昌為翰林院同僚，後遷貴州學政，為黔省培育了有清一代首位狀元。
戊戌年因倡議經濟特科開罪守舊派，憤而辭官。赴小站拜訪徐世昌時得遇大頭，暢談變法，為其折服，遂訂為知己。
把嚴修挖過來搞教育可謂挖到了寶。此人常年鑽研西學，對數學、化學、醫學皆有涉獵。
大頭心花怒放，宣布振興教育乃“經國要圖”，並特意在布政司和按察司之外設置了學校司，將普及教育和一省之民政、司法並駕齊驅，推重之心，可見一斑。
嚴修沒有辜負袁世凱的信任，助其締造了北洋大學一所，專科學校二十多所，師範學校九十多所，小學四千餘所，使天津真正成為近代國人走向世界的起點。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袁世凱，結束了幾千年來女人不能上學的歷史。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北洋女子師範學堂，在其任內剪彩開學。
隨著大頭的事業風生水起，甲午戰爭後仕途失意的北洋海軍舊部也紛紛前來報到，如葉祖圭、程壁光和蔡廷幹。
20世紀初的天津，有軌電車把城區和租界連成一片，大街小巷一律改築碎石馬路，中外合資的自來水公司使現代文明流進千家萬戶。總督衙門外，運河兩岸邊，由比利時電廠供電的街燈徹夜通明，酒吧和劇院通宵營業……
人心不足蛇吞象。經濟的發展開啟了慾望的魔盒，華洋雜處的天津，治安愈發堪憂。
對那些為害一方的地痞流氓、犯罪團伙，袁世凱統統指為“拳匪餘孽”，以朝廷的名義痛加剷除，使得天津成為張一麐筆下“治安為各省之冠，有六個月不見竊賊者，西人亦為之嘆服”的文明城市，卻也招致“民屠”的稱號，引來種種非議。
慈禧將參奏袁世凱的折子寄給他觀賞，遙示警告。他立刻上疏辯解，闡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觀點，說“欲安民則擾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則害民者在所必除”。
慈禧考慮到義和團殷鑑不遠，便不再深究。原本要以“肆意濫殺”之罪查辦的巡警道（省公安廳廳長）趙秉鈞等人，反而在大頭的保奏下加官晉爵。
為了將天津建設成北洋集團遙控京畿、虎踞一方的大本營，袁世凱又打起了鐵路的主意。
當時，北京向東和往南已有外國人修築的鐵路，唯獨北方門戶張家口，作為連通內蒙古的樞紐，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交通卻還停留在馬拉車的原始狀態。
袁世凱任命詹天佑為總工程師，鋪軌鑿山，架橋購車，建成了中國第一條自主設計、獨立施工的鐵路——京張鐵路。
通車之日，舉世震驚，袁世凱卻早已遠離繁華，垂釣於洹水之畔。
詹天佑時刻惦記著老領導對鐵路的支持和對自己的信任，特意將工程竣工時拍攝的一整套照片遣人送往洹上村。
撫今追昔，大頭感慨萬端，在回信中動情道：“目想神遊，至深傾服。”
對此，史學家唐德剛的評價“袁世凱在推動中國近代化之路上做了很多實事，比孫文做得多”確屬不刊之論——孫大砲號稱要修20萬里鐵路，最後修了幾里？
在天津的示範下，朝廷的改革逐步給力。
首先一掃重農抑商的傳統，專門成立了商部，頒布《公司律》和《破產律》，鼓勵各地商人組織建立商會。
由於手頭沒“米”，只好利用官本位的民族心理，大送帽子，在《獎勵公司章程》中明碼標價：
集股五千萬元者，授一品頂戴；兩千萬者，封子爵；一千萬者，封男爵；五百萬以上、八百萬以下者，賜四品頂戴。
其次，裁汰冗官，通政司和廣東、湖北、雲南三省的巡撫被撤銷。同時，諭令內務府，今后宮中用款，量入為出，不准再向戶部要錢。
最後，慈禧借大壽的名義，赦免了所有政治犯——孫文和康有為除外。
一個反政府，一個反她。而受到前者的啟發，後者也開始玩兒暗殺，熱衷於收買“俠士”，謀刺慈禧。由於投入過大，使負責籌募資金的梁啟超叫苦連連。
1905年，康有為派老友樑鐵君返回北京，勾結太監，擇機行刺慈禧，梁因遭人告發而被捕，毒死於囚室。
流亡海外的康有為仗著天高太后遠，成天舉著偽造的衣帶詔坑蒙拐騙，招搖過市，以勤王救駕為名組織保皇會，忽悠無知的華僑捐款捐物。
每次開會前，會眾都要起立恭祝皇上萬歲，並喝彩三聲。再祝康有為事事平安，又喝彩如前。
而到了光緒誕辰，康有為總要率保皇會成員公演自編自導的話劇。
舞台中央是光緒的聖像，兩旁燭設輝煌。笙簫齊鳴中，康有為帶一眾弟子翩然入場，對著畫像拳跪起伏，九叩首。
肅穆的氣氛中，康南海叩著叩著便號啕起來。一些圍觀看熱鬧的外國人議論紛紛，康有為以為他們深受感動，鄭重其事地記載下來。
更二的是，會後還不忘給外務部發越洋電報，問“聖躬安否？祝皇上早日歸政以保中國”。
孫文同該組織之間的糾葛，淵源已久。
早在康有為於廣州開辦萬木草堂時，同一條街上掛牌行醫的孫行者（康黨對孫文的蔑稱）就曾託人轉達仰慕之情，表示願與他結交。
康有為的回應只有六個字：想訂交？先拜師！
後來證明，這種毀人三觀的老師，的確不能拜。
一次，康有為給學生講韓癒的《馬說》，首句“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提都不提，上來就大發無名之慨：“昔日戊戌變法，我勸皇上把新疆全省闢為牧馬場，養馬八百萬匹，以擴充騎兵。若馳驅歐亞，稱霸天下，舍騎兵莫屬。蒙古入歐，全憑馬力……”
一直吹到下課，《馬說》隻字未談。
世易時移，同是天涯亡命徒，日本政府又暗中撮合，兩派的合併，似乎前景樂觀。
康有為卻不這麼看。他的敵人是慈禧，不是清政府。而孫文的興中會，說好聽點叫職業革命家，在他眼裡，其實就是一幫流寇。
寇首之一陳少白聽說康有為抵日，立即前往拜訪。當天在場的還有梁啟超、王照以及康最鍾愛的弟子徐勤。
陳少白力言清政府已無可救藥，勸康有為改弦易轍。
康表示除了解救“今上”，不知其他。然後滔滔不絕地誇讚光緒，整個一“比肩堯舜，力扛湯武”，好到不可思議，冠絕古今。
陳少白無奈道：“先生要是個沒出息的，我倒不說了。如果您自命為救世之才，便不能因今上待你的好，就連中國都不要了。”
正辯駁間，王照忽然毫無徵兆地說了一句：“我到東京以來，一切行動皆不得自由。說話有人監視，書信亦被拆閱，請諸君評評是何道理。”
康有為大怒，喚人將王照強行拉走，對陳少白道：“此人精神不正常，讓你見笑了。”
下來後，陳少白越想越覺古怪，便趁康、梁外出之機，將王照偷了出來，帶到孫文密友、後任日本首相的犬養毅家。
脫困的王照哭天搶地，大訴苦水，說自己一到日本就被康黨非法囚禁，一言不敢妄發，一步不敢任行，還飽受凌侮，痛不欲生。
然後開始揭發康有為偽造衣帶詔、蠱惑人心，從中國一路騙到日本的前世今生。
陳少白如獲至寶，將猛料悉數曝光。恰逢日本政府換屆，原先支持康黨的大隈重信下台，新內閣不齒康的為人，令其限期離境。
走之前，畢永年前來探訪。
康有為聽說他已在日本入了興中會，閉門不見。
結果又得罪一個。
老畢接受媒體採訪時，將康有為在國內如何忽悠良家少男替其賣命、如何假傳聖旨策劃政變等光榮事蹟悉數抖出，一時間闔島震驚。
康有為恨不能將其啖肉寢皮，都跑到了新加坡，還放話說：“有能刺殺畢永年者，以五千元酬之。”
老大一走，康黨立刻分化為兩派。徐勤堅持認為，老師與孫文的區別是欽差和欽犯之別，不可同日而語。他在會客室裡貼了一張“孫文到，不招待”的字條，不巧被孫文看見，當面質問，卻又支吾其詞，不敢承認。
倒是梁啟超，一度同孫文過從甚密。
以其思如泉湧、一向多變的特點來看，並不奇怪。畢竟日本能讀到大量第一手的外國文獻，使早就說過“中國萬事不進步，獨防民之術超越各國，誠可痛哭”的梁啟超更加客觀地反思起老師的政治主張來。
一往深了想，發現康有為就是一出悲劇——在他看來完全可以實施、不否定專制皇權的變法，依舊被現實中的專制者視為死敵。
梁啟超幻滅地意識到，即便有朝一日光緒上位，召康黨歸而用之，面對“滿朝盡是仇敵，百事腐壞已久”的局面，最終還是免不了無所作為的結局。
漸趨革命的他開始同興中會打得火熱，孫文的哥哥甚至讓兒子阿昌拜梁啟超為師。徐勤在向康有為密報梁啟超動向時也稱其“漸入行者圈套，當設法解救”。
誰能料到，這只是梁啟超千變萬化的心路歷程上一段小小的插曲。
很快，當他受邀訪美之後，思想又發生了劇變。
紐約的繁華讓梁啟超目不暇接、心悅誠服。但同時他也看到，美國的華人始終無法組成一個團結有序的社會，反而內耗嚴重、械鬥頻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中國人都激烈。
聯想到國內文化素質更低的草民，梁啟超悲觀地認為，如果強行照搬共和政體，國人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要面臨亂亡；不但得不到自由，反而要重返專制。
結論：兼顧了效率和公平的君主立憲制更適合中國的土壤。
回到日本的梁啟超創辦了《新民叢報》，闡述其改良思想。
孫文對其轉變甚是惱火。不久，興中會改組為同盟會，發行機關報《民報》，第三期便下了戰書。
一場在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筆戰拉開了帷幕。
革命黨：要自由，就得流血犧牲。
梁啟超：暴力革命得不到民主共和，只能得到另一個專制。
革命黨：日本、英國搞君主立憲，也要流血。
梁啟超：法國大革命，動亂80年，血流成河。其餘歐洲諸國君主立憲，都和平完成轉型。共和當然最好，但鑑於中國現實，只能從立憲做起。
革命黨：既然立憲是過渡，共和是最終目標，為什麼把時間耽誤在過渡上？
梁啟超：因為漸進改革損失小。
兩派你來我往，唇槍舌劍。革命黨一方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等傾巢而出、輪番上陣，立憲派則只有梁啟超孤身一人。
當然，以他酣暢淋漓、縱橫古今的文筆，以一敵百並非難事。畢竟連詩壇領袖黃遵憲都對梁啟超的文采推崇備至，稱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心腸，亦應感動”。
加之其為文汪洋恣睢，信手拈來，經常引用日語中的“政治”、“經濟”、“哲學”、“民主”等詞，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彙，久而久之，梁啟超成為立憲派一面迎風招展、應者云集的旗幟。
然而，錦繡文章難掩污濁現實。梁啟超所言及的，都是未來的種種不良後果；而革命黨所宣傳的，則是清廷當前犯下的累累罪行。
前者是尚未兌現的預言，後者則已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早在1903年，《蘇報》案的發生已經預示了人心的向背。
這張日發行量不過一千份的上海小報摘錄了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一詠三歎地為鄒容（1885—1905）的《革命軍》做廣告。
章太炎就不用說了，給《時務報》當主筆時就被康黨海扁過，積怨已久。在這篇歌頌排滿革命的文章裡，隨處可見過濾詞，滿目皆是敏感句，比如“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最令讀者大跌眼鏡、讓康有為搥胸頓足的是，章太炎竟敢指著皇帝的鼻子罵“載湉（光緒）小丑，不辨菽麥”，讓人不禁懷疑他是否已經打好了棺材。
《革命軍》更是一副“老子投錯胎，乾脆不活了”的架勢，斥歷代清帝為“獨夫民賊”，罵慈禧是“賣淫婦”，號召國人一起推翻滿夷。
上海道台袁樹勳拿到《蘇報》時的第一反應是敵對勢力又在暗中搗鬼。
袁道台想多了。
上海的傳媒如此發達，《蘇報》作為一份虧損嚴重時要靠發桃色新聞來渡過難關的屌絲報，暫且還入不了反華勢力的法眼。
不過，越是亟須打開市場、擴大影響的報紙，越容易以出格的言論博取關注。
當一個叫陳範的舉人將慘淡經營的《蘇報》買斷後，便再一次詮釋了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陳範原是江西鉛山縣的知縣，因當地發生教案而被罷官。
心懷不滿的他跑到上海，結識了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學界名流。買下《蘇報》後，又經常找他們約稿，並邀請章士釗擔任主筆。
這幫人日後不是光復會的元老（蔡元培、章太炎），就是同盟會的骨幹（吳稚暉、章士釗），一個個蠢蠢欲動、摩拳擦掌，讓他們寫稿，出事只是時間問題。
於是，《蘇報》的小眾讀者們憤怒地發現，原本連載了一半的成人小說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殺盡胡兒方罷手”“借君頸血，購我文明”等血光四射的文字。
同時，章士釗拋出一個創造性的觀點：革命黨的黨魁其實是清政府。
把守法良民都逼上樑山的正是各級官員的不作為和亂作為，說到底，清廷才是製造革命黨的永動機。
案發導火索是章士釗的一篇書評：《讀革命軍》。
文中，他盛讚《革命軍》是“今日國民之第一教科書”，字裡行間充滿了溢美之詞。
當然你會問，怎麼這幫人一個比一個囂張，難不成都是美籍華人？
原來，《蘇報》是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註冊的，企業法人也是一日本女人，辦公地點又在租界內，屬於外資企業，若非忍無可忍，韜光養晦的天朝本不會痛下殺手。
當袁樹勳同工部局（由英、美、德三國派員組成，管理公共租界的“自治政府”）交涉時，對方答應幫助其封館拿人，前提是案犯必須在租界內審判和服刑。
毫無契約精神的袁樹勳當即表示同意，想等人犯到手後玩兒賴。
章士釗等人提前聽到風聲，相繼走避。章太炎和鄒容躲閃不及，先後下獄。
袁樹勳沒沉住氣，過早地暴露了欲將章、鄒二人押解到南京受審的意圖。工部局得知後，斷然拒絕移交人犯。
若將此舉解讀為“幫中國人伸張人權”，就純屬自作多情了。
工部局的目的很明確：把此案做成確立其治外法權的案例，使公共租界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王國。
本來這個套通過外交手段並不難解，各國駐滬領事不爽工部局的多了去了，對引渡案犯的問題，有不少站在清政府一邊。
結果天朝自己不爭氣，身處風口浪尖，還緊趕著拍了一部《杖斃沈藎》的血漿片，頓時人心盡失。
該片的故事背景是俄國與德國結成戰略同盟，在西線免除了後顧之憂。硬起來的沙皇又開始耍流氓，指示在東北剛撤了一半的俄軍停止撤退，提出蠻橫無理的“新七條”。
沒有李鴻章，深感外交難辦的慈禧在俄使的威逼下，竟有了簽約求安之意。
沈藎作為一個活動能力堪比柴靜的媒體人，買通王文韶之子，搞到了密約草稿，在報紙上公之於眾，扇了慈禧一個響亮的耳光。
然而，代價極其慘重——杖斃。
當時，刑部已多年沒有實施這項古老的酷刑，以至於要為沈藎特製一塊大木板，八個獄卒輪流捶打其四肢和背部。
由於技術失傳過久，沈藎被打得血肉模糊還未能死。痛苦萬分的他聲若游絲地哀求行刑者“速用繩絞我”，一直折騰到夜幕降臨，不成人形的身體方才停止顫動。
沈藎生前人脈廣泛，同《泰晤士報》首席駐華記者莫理循關係極好。 《字林西報》披露其死狀後，引起中外輿論的共振，紛紛指責清政府野蠻殘暴。
在一篇名為《真實的慈禧太后》的英文報導中，記者尖銳地寫道：
這沒什麼不正常的。在中國，什麼樣的事都會發生。
只對選民負責的西方政客開始介入《蘇報》案，以防止沈藎的慘劇再次重演。
引渡已無可能，清廷只好屈辱地聘請律師，以原告的身份在租界法院同鄒容、章太炎打官司。
當法官問章太炎是否有功名時，被硬生生地回了一句：“我雙腳落地，便不承認滿豬，還說什麼功名？”（鄒容也一樣，從小便對熱衷科舉的父親說：“衰世科名，得之何用？”）
最終，二人只被象徵性地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和三年。天朝顏面掃地。
俄國卻只要你割地，以實現其將旅順開闢為太平洋出海口的“黃俄羅斯計劃”。
日本擔心中國頂不住壓力，自己跳出來跟北極熊談。
其動議是：朝鮮歸日本，滿洲歸俄國，互不干涉。
甲午之後，日本滿以為能獨吞朝鮮，誰知閔妃搞起了親俄，專心同日人作對。
日本一不做二不休，以閔妃老對頭大院君的名義發動政變，將其殺害，組建親日政府。
俄國當即反擊，把朝鮮國王李熙騙入使館控制起來，組成親俄政府，與其對峙。
日本用戰爭流血換來的成果，俄國不費吹灰之力便搶走一半，其內心之憤恨，不難想像。
而此番俄國得寸進尺，竟一口回絕了日本的提議，明確道：朝鮮這盤小菜誰也別動，滿洲這道大餐日方無權享用。
日本被徹底激怒，1904年2月6日，同俄國斷交。 8日，日本海軍突襲了旅順港內的俄艦，日俄戰爭爆發。
作為兩國爭奪的焦點，清廷只負責提供戰場，並承諾“兩不相幫”，這成為近代中國最恥辱的標籤。
事實上在開戰前，從官場到民間，“聯日拒俄”的呼聲一直很高。
貴州巡撫李經羲的意見頗具代表性：“俄胜勢必吞併，日勝無非索酬”。
的確，日本依附英美，承認門戶開放政策，打贏了也不會跟你要地。而俄國，便全然不同了。
真正深謀遠慮的是袁世凱。
他致電外務部，要求朝廷在即將爆發的戰爭中恪守中立。唯其如此，方能將損失降到最低。
大頭分析說：一旦中國參戰，戰場將不再局限於之前劃定的遼東半島，逼急了的俄國可能會侵犯新疆。而那一塊跟列強毫無利益瓜葛，佔就佔了，最後無論誰勝，根本收不回來，到時你們哭都沒地方哭。
庚子之後，慈禧一直神經衰弱，看了袁世凱的風險評估，嚇得不輕，趕緊讓外務部發表“局外中立”的聲明，強調：“（東）三省疆土，無論兩國勝敗如何，均歸中國，不得侵占。”
大頭笑了。
此舉一石二鳥，既替中國保住了東北，又把清廷逼到了輿論的死角。試問“滿洲政府”卻無力保衛“滿洲”，不排滿更待何為？
日俄在東北共計投入了兩百多萬兵力，皆視此戰為攸關存亡的死戰。
俄軍出動令人聞風喪膽的哥薩克騎兵和噸位一萬二的裝甲巡洋艦，可謂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日軍祭出需要三百人才能拉動的巨型火砲，又利用熱氣球偵察地形，力求彈無遺發，堪稱科學作戰的典範。
清政府名為中立，實則暗地裡給日軍送情報、供糧草，後來叱吒風雲的吳佩孚和段芝貴也曾多次被袁世凱派到東北搞諜報工作，斬獲頗豐。
其實，袁世凱的關注點根本不在日俄戰爭，而在戰爭帶來的契機上。
關外炮聲隆隆，震得慈禧寢食難安。她經常夢到俄軍打進山海關，自己被迫再次流亡的恐怖場景。不久，袁世凱收到一封緊張不安的朝旨，要他嚴防直隸各處邊隘。
大頭心下竊喜，趁機訴苦說“非兵無以佈置，非餉無以增兵”，逼朝廷加大催餉力度。
一年前，榮祿去世，奕劻接任軍機領班。
大頭立派楊士琦進京重賄結交，用銀子把奕劻砸成了自己的傳聲筒，為北洋擴軍打下了夯實的基礎。
東北吃緊後，慈禧兩次召見袁世凱，磋商對策。
大頭覺得火候已到，力勸慈禧在中央設立練兵處，整軍備武。
他的計劃是：以武衛右軍為模版，練兵處指揮各省限期編練新軍三十六鎮（師），合計數十萬人。
為使如此龐大的藍圖順利啟動，袁世凱以退為進，奏請奕劻出任總理練兵大臣，打消皇族的疑慮。
慈禧病急亂投醫，准其所請，練兵處正式成立。
會辦大臣（常務副職）袁世凱，襄辦大臣（副職）鐵良，再往下各司的正副使幾乎全是小站班底。
鐵良整個一剛毅轉世，在保守排漢上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可惜，被夾在袁世凱和北洋系中間，除了當擺設，什麼也做不了。
奕劻更是唯大頭馬首是瞻，不久便以“衰邁多病”為由奏請太后責成袁、鐵二人悉心經營，自己“但總其成”。
袁世凱放開手腳，編練屬於直隸的“北洋六鎮”。
新軍無論裝備還是訓練皆耗資巨大，張之洞給朝廷算過筆賬：每萬人每年至少需要四十四萬兩白銀。
因此，決不肯在官兵身上打折扣的大頭開始想方設法地要錢。
僅1905年，各省上交給練兵處的九百萬兩練餉中就有六百萬兩用於北洋，如此“徵天下之餉，練一省之兵”，袁世凱尤嫌不足，趁日俄打得正酣，自己有守土之責，坐地起價，柔中帶剛地向朝廷大倒苦水：
倘若實在無餉接濟，或撥餉不能應時，臣何能為無米之炊？只好盡現有之兵布防。假若防範不周，貽誤大局，臣固然不能推卸責任，而力止於此，應在聖明洞鑑之中。
潛台詞是：你看著辦吧。
苦心經營的成果在直隸河間與河南彰德的兩次匯報演出中得到了完美展現，尤其是“彰德秋操”。作為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邀請了中外嘉賓五百人，一起觀摩這場總兵力三萬多人的野外PK。
北軍指揮是第三鎮鎮統段祺瑞，南軍則是張之洞編練的湖北新軍第八鎮，指揮張彪。
由於集中向西方展示了中國軍事改革的成就，大頭的威望臻於極點。就像當年不習慣沒有李鴻章一樣，慈禧已經離不開里外都是一把好手的袁世凱。
日俄戰爭以俄國的落敗而告終。
此事對國人的刺激非常嚴重。如果說甲午之敗多少還有些讓人不服氣，那連強大的老牌帝國沙俄也敗下陣來，不禁引發了人們無限的思索。
最後得出兩條結論：立憲優於專制；黃種人未必劣於白種人。
其實早在一年前，袁世凱就向朝廷提出過一套涉及官制、憲政和地方自治的改革方案，目標便是立憲。
但那次試水讓他發現，利益集團一如既往鸚鵡學舌地重複著那句還要再重複一百年的口頭禪：民智未開、民智未開、民智未開……
好吧，先開民智。
不破不立。不把培養“奴才誠惶誠恐”的科舉給廢了，就無法造就新式的憲政人才。在由袁世凱主持撰寫的《請遞減科舉專注學校折》中，他大聲疾呼：
無人才則救貧救弱徒屬空談，有人才則圖富圖強易於反掌。
慈禧並不反對，但要十年之後才廢。
袁世凱又掏心掏肺道：
就是立即廢除，也要十年後方能人才輩出。如果十年後再廢，人才無法急切造就，則又要二十年才能見效。強鄰環伺，如何能等？
再等不及也要解決實際問題，當年康有為廢個八股被國人視為神姦巨蠹。給那些成天想著怎麼靠子曰詩云混進體制內的老學究小學究們找出路，是比停止科考更棘手的問題。
袁世凱早就看透了這幫聞風而動，喊著“國將不國”、“聖人已死”，跑到翰林院門口絕食、國子監對面上吊的腐儒。
說白了都是利益驅動。只要贖買得當，再迂闊的人也會從故紙堆中抬眼看看日新月異的世界。
出路很有中國特色：
大學堂（大學）畢業的，給進士功名，授翰林院編修、各部主事等官；
高等學堂（高中）畢業的，給舉人功名，授知州、知縣等官；
中等學堂（初中）畢業的，給秀才功名，授縣教諭（主管一縣教育）。
小學堂（小學）畢業的，努力參加考試，爭取升入中等學堂。
同時，加大公派留學的力度。
雖說對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戒備，但為了開一時之風氣，袁世凱還是號召“近學日本”，從直隸的軍事學堂中大量選拔學生赴日留學。
這些人學成回國後，基本都受到重用，比如孫傳芳、徐樹錚、傅良佐以及蔣介石。
疏堵結合，這一巨大的社會變革終於在袁世凱的連哄帶騙下順利完成。
美國學者吉爾伯特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精闢地指出：
1905年是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必須把廢除科舉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重要的轉折點。
袁世凱以恢弘無匹之勢，熄滅了一代知識青年對朝廷的最後一絲眷戀，把精英階層從科舉的醬缸中散溢出去，衍變成一股無從把控的力量。
一個可堪比照的事實是，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政府的首項舉措便是恢復高考。
一廢一複間，耐人尋味。
伴隨科舉滅亡的，是兩個鮮活的生命。
鄒容在監獄裡染病身亡，同盟會《民報》編輯陳天華為了敲醒國人，寫下《警世鐘》後跳海自殺。
從報上讀到這兩則消息時，袁世凱耳邊隱隱傳來東海之東那鏗然有力的呼聲：
這中國，哪一點，我還有分！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壓制我，眾漢人，拱手降洋。
他嘆了口氣，愣愣地望向窗外。
理想和愛情一樣，表白得越早，死得越快。
懂得呵護理想的人，絕不會將它大聲喊出來，而是埋在一個只有自己找得到的地方。
但也不能埋得太深，以免將之遺忘。
這是一個弔詭的國度，比較擅長摧毀美好的事物。
所有人都要經歷一個痛苦的嬗變，就像裡的池大為，跪在父親的墳前親手燒掉他傳給自己的《中國歷代文化名人素描》，然後揮別理想、告別良知，一頭扎進現實的洪流，在人潮湧動中消失得無影無踪。
當然也有死扛的，這在天朝需要勇氣。
更需要智慧。
因為，習慣了說假話的環境，說真話有時像在說笑話。天天說笑話，就會被視為瘋子，像電影《殺生》裡的牛結實，引來殺身之禍。
惡，是一種頑固的存在，不會因你的口誅筆伐而自動退出舞台，只有在現實中日拱一卒地與之纏鬥，方能窺伺其破綻，一擊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