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高麗人一以貫之的“事大主義”不能飽漢不知餓漢飢地簡單予以鞭撻。蕞爾小國，強鄰環伺（中日俄），你不讓人事大莫非事小不成？
朝鮮李朝，建立於朱元璋時期，與明清相始終，已延續近六百年。
明清易代，高麗人覺得滿人入關是“用夷變夏”，自己成了華夏文明的最後一方淨土，朝使訪華時經常抒發一下“使者遙尋秦地界，夷人驚怪漢衣冠”的感慨。
除此之外，基本上還算是安分守己的屬國。
時至晚清，天朝的版圖囊括了緬甸、暹羅（泰國）、越南、琉球、高麗、蒙古和西藏。這些“化外之地”被分為兩類，A類如蒙古、西藏，歸理藩院管，派駐大臣；B類如高麗、越南，俯首稱臣，按期朝貢，新王即位必須上報接受中國皇帝冊封。
對此，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德潤解釋得很清楚：守在四夷。
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與國同休戚，弭禍於未萌。
屬國作為外線，拱衛國門，擱古代沒什麼問題。問題在於，歷史已經發展到英法聯軍動不動就直插北京兵臨城下的近代，西方列強心態正常的說你和這些屬國是友好睦鄰，不正常的就說你在殖民人家。
既已成為燙手的山芋，最好的選擇其實是尊重地緣政治，協助這些小國逐步實現獨立，受國際公法的保護。這樣，即使某國想染指，他國也會干預，遠強於“妾身不明”，最終還是不免淪為列強的殖民地。
具體到朝鮮，坐到談判桌上的三方是中日俄。
對俄國而言，朝鮮意味著擁有不凍港的太平洋出海口。
對日本而言，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是天皇每晚做夢的主題。
對大清而言，不管誰佔領了朝鮮，兵鋒所指，威脅的都是滿人的龍興之地東三省。
客觀來看，雖說十九世紀末列強如雲，恨不得是個小強就來吃清朝的豆腐，但大多屬於渾水摸魚型，打個劫通個商也就罷了。
除了日俄。
祖上就有矛盾，賊惦記你，一天到晚花痴般垂涎你家領土。尤其是俄國，蠶食鯨吞，持之以恆；日積月累，手法熟練。
於是，趁新疆發生回亂時，俄國眼疾手快地霸占了伊犁。
當左宗棠抬著棺材用兵新疆時，日本又見縫插針地跳了出來。不知是不是兩國事先串通好了要演“東成西就”。
1879年，明治維新剛剛開始十一年，日本吞併了本島南邊的琉球國，改為“沖繩縣”。
琉球自洪武五年（1372）起隸屬中國，納貢從未中斷，但在萬曆三十年（1602）又向日本稱藩，開始腳踩兩隻船，一踩就是二百七十年……
終於踩出了事。
以前只是劈腿，現在直接跟那男的把證都扯了，這要是個沒談過戀愛的，估計得操板磚捉姦，血濺當場。
可惜，清朝國庫空虛，西北又在跟俄國干仗，為免腹背受敵，不得不承認了這個既成的事實。
這已是日本第二次明目張膽的挑釁。
早在1876年，日本就以朝鮮拒絕邦交為藉口，出動兵艦脅迫其簽訂通商條約。清政府作為宗主國，到讓人心寒，以息事寧人的態度指示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
外患倒逼內政。
此時的朝鮮國王是李熙，繼承的是他伯父李昇的王位。李昇沒娃，就讓他弟弟李昰（shi）當“大院君”（攝政王），輔佐年方十二的李熙執政。
整個一“宋宣故事”。看來《春秋》學得很不好，由此可以證明，孔子不是韓國人。
家庭矛盾很快出現。大院君思想保守，閉關鎖國，抓起權來一個頂倆。可孩子大了不由爹，誰叫你給娃許了個高智商美女當老婆呢？
明成皇后閔慈英正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夫君李熙，那時，她還叫閔妃。
閔妃對時局的洞察遠較公公敏銳。她知道，清廷這棵大樹已經靠不住，獨立自強是朝鮮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其實，開化自強也是李鴻章給朝鮮開的藥方。
對朝的通商交涉都由北洋大臣主管，北洋大臣又是直隸總督的兼差，李鴻章身上擔子不輕。
在同時代的官員裡，李鴻章是唯一敢把洋人當猴耍的。而且人就好這口，美其名曰“以夷制夷”。
他將這套縱橫之術傳給朝鮮，勸導李熙開放門戶，同西方各國次第立約通商，以牽制日本，防範俄國。
琉球問題給李鴻章提了個醒：在日本看來，朝鮮比琉球重要得多。琉球或可不爭，朝鮮則勢在必得。而反觀清國，鬆散的朝貢關係早無實利可圖，卻授人以口實，遺禍於將來。既如此，不如尊重《萬國公法》，讓這些曖昧的小國獨立自強，成為大國之間的緩衝帶。這樣一來，雖無宗主國之虛名，但仍可暗中遙控，為我所用。
可惜，李鴻章算準了國際形勢，對朝鮮國內潛滋暗長的政治鬥爭卻估計不足。
以閔妃為首，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為骨幹的“開化黨”主張效法日本，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對於這幫以日本為後台，鼓吹脫離中國的親日勢力，大院君在保守派閔泳翊（yi）、閔泳穆的協助下，嚴厲彈壓，終於成功彈出一個“壬午兵變”。
1880年，朝鮮通過了“開化自強”的方針，在清政府的斡旋下相繼同美英德法等國簽訂了通商條約。
同時，閔妃集團借軍制改革費盡心機地削弱大院君的權力，不僅裁汰了大院君手創的“親軍營”，還組建了以日本人為教官的新軍“別技營”。
當然你會問，大院君是木偶嗎，任人宰割？
事實上，由於大院君拒絕開放，李熙又日漸長大，清政府便拋棄了老古董轉而扶持國王。
怎奈李熙生性軟弱，權柄就此旁落到閔妃手中。
其實，大院君知人閱世這麼多年，早就修煉成一塊辣手摧花的老薑。你不是要改革嗎？我按兵不動，讓你可勁跳，等你把上上下下都得罪乾淨了，再以救世主的面目出來打掃戰場。
果然，由於新軍在裝備和待遇上遠高於舊軍，激起了後者的強烈不滿。
為平息情緒，當局給欠餉已逾一年的漢城駐軍發放餉米。
結果發出了事。
餉米中摻了砂石和糠皮，不堪食用。
這事換做袁世凱處理，手段肯定迥然不同。
如果一件東西值一塊錢，砍到九毛九，東西不會變，得到的還是那個東西，所以要砍；如果一個人的服務值一塊錢，砍到九毛九，雖然成交了，得到的服務卻可能降低了，所以不能砍，要主動給他一塊一，就能得到超值回報。
寧可不發先拖著，留個念想，也比徹底傷了人心強。
於是，憤怒的士兵把糧庫的庫直吊起來打了個生活不能自理。
更二的是兵曹判書（兵部尚書。為免僭越宗主國之嫌，朝鮮六部均稱“曹”）閔謙鎬，專門負責火上澆油，逮捕了為首鬧事的士兵，矛盾迅速激化。
一幫變兵跑到軍械庫搶了武器，攻占監獄，又到大院君府上喊冤。
老戲骨按捺住心中的激動，一副退休老幹部不問世事的模樣，好言寬慰，還貌似不經意地提醒變兵：此事是閔妃勾結日本人所為。
陰風煽得很成功，變兵們紛紛發飆，見人就殺。
先是閔謙鎬等開化黨官員被亂刀砍死，接著日本使館被佔領，日籍教官全部死於非命。閔妃要不是跑得快，假扮宮女逃出王宮，早就被剁成了肉泥。
漢城大亂，政局癱瘓。
好孩子李熙又六神無主了，趕緊叫老爸出面維持大局。
大院君重新主政，恢復軍制，補發欠餉，一場兵變方告平息。
然而，日本駐朝公使倉皇逃跑的背影告訴觀眾：還沒完，完不了。
明治政府得悉事變經過後，當即決定舉兵入朝，脅迫朝鮮謝罪賠款、割地簽約。
清廷駐日公使黎庶昌偵知後，兩次急電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張樹聲（李鴻章因母親去世，丁憂在家）。一口氣跑到忠清道（朝鮮全境分為八道，相當於八省。稱“道”是因為藩屬國的行政區劃要降一級。忠清位於半島西南部）的閔妃也派人趕往天津，通知正在出使中國的金允植向清廷求救。
於是，幾個常年在某時報上寫專欄的又興奮了。
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張佩綸壓根沒出過國，分析起日本來居然跟日本人似的如數家珍，最後得出一個日本軍隊“去中國湘、淮各軍遠甚”的結論。
雲南道監察御史鄧承修上來就是一句“扶桑片土，不過內地兩行省耳”。
對日本的國力和野心有著清醒認識的，還是李鴻章。只有他清楚，日本早已不是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了。
而在慶軍營中，針對朝鮮，一直流傳著一個激進的解決方案：廢藩置縣，劃入版圖。
據說是張謇提出的，得到了吳長慶的認可。
對這樣一個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可笑方案，李鴻章嗤之以鼻。
霸占朝鮮？即使西洋各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日俄也會拼死力爭，到時不僅朝鮮保不住，新疆收不回，本土還有失地之虞。
當然，眼下最緊要的是搶灘登陸，保衛朝鮮，讓日軍知難而退。
為此，張樹聲三次致函總理衙門，要求派兵朝鮮，終獲批准。
於是，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1836—1895）和慶軍兩路人馬正式開拔。
出發前，袁世凱果然沒有食言，派人去上海將沈玉英接到了自己身邊。然而，玉英發現，一年不見，袁世凱眼中開始閃現令她不安的殺氣。她不敢直視也不想直視，而是寧可將那個目轉秋波的多情少年的形象牢牢地印在自己腦中。
威遠艦載著慶軍先鋒，向東駛去。新任的“前敵營務處”（營務處負責偵察路線的屬官）袁世凱和金允植（1835—1922）在船上相識。
作為最早掀起朝鮮版洋務運動的高官，金允植之於李朝類似於李鴻章之於清廷。在朝鮮獨立前，一直是鐵桿親華派。
碧海藍天，一望無際，第一次出海總是充滿了新鮮和豪情。
大頭誇口自己只需帶幾百個士兵便可直搗漢城，擒拿大院君，忽悠得金允植五體投地，當場賦詩一首拍馬屁，其中一句寫道：
南朝宋人宗愨十四歲時，叔父問他志向，他豪邁道：“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長大後果然率軍討伐越南，立了大功。
慶軍六營，陸續抵達朝鮮半島西海岸。吳長慶命某營管帶率部首先登陸，卻收到其“士兵暈船，要求暫緩”的回复。吳長慶一怒之下將該管帶撤職，以袁世凱代理。一夕之間，大頭接管了慶軍六分之一的軍隊。
當初要真去了李鴻章那兒，估計這會兒還跟小綿羊一樣在各種長輩眼皮子底下老老實實地唸書，施展不開拳腳。
慶軍在馬山浦安營扎寨後，軍紀迅速渙散。
一天，吳長慶和張謇正在帳中謀劃，袁世凱徑自走進來，道：“我軍有姦殺劫掠之事……”
吳長慶厲聲打斷道：“為什麼不嚴辦？”
袁世凱：“當時已請出吳帥賜我的令箭，正法七人。現有七個首級在此呈驗。”
張謇駭然不已，吳長慶卻高興道：“好孩子，不愧為將門之後。”
將門之後顯然殺上了癮，殺到了太歲頭上。
吳長慶一個遠親在軍中當差，仗著有後台時不時為非作歹，還打傷了一個朝鮮平民。袁世凱要以軍紀處之，吳長慶讓他刀下留人。
大頭佯裝應允，“以案上圖書請吳閱”，自己卻悄悄潛出，斬殺那人後入而請罪。人死不能複生，吳長慶也只好自找台階道：“執法固當如是”，並告誡在營親族，謹守軍法。
袁世凱這幾步險棋沈玉英看在眼裡，急在心頭。於是，她把袁保慶編寫、大頭隨身攜帶的《自乂瑣言》攤開放在了顯眼的位置。
當晚，袁世凱下班回家，赫然看到《自乂瑣言》上的一句話：
古今將兵，必先以恩結之，而後加之以威，乃無怨也。
大頭如何不知玉英的心思？然而，玉英卻未必理解大頭的志向。
亡清，任重而道遠。若天不假年，也只有徒嘆奈何。
袁家祖上三代皆不壽，死亡的陰影籠罩在袁世凱的心頭，不得不以強韌之心力壓製到心房的一角。然而，恐懼如噬骨的毒蛇，陰魂不散地盤繞著、凝視著，使大頭不敢有絲毫的懈怠……
時不我待。
當然，他也可以選擇做一個商人或者政客，無論富甲一方還是權傾一時，對玉英這樣一個平凡女子，都是樂見其成的。
然而，袁世凱想到的卻是兒時在潁河觀鵠（天鵝）時的場景。
只見其引頸而立，像是殷切地等待著什麼。當然，肯定不是戈多。
體態雖說優雅，但順著目光，你不禁想問：夜空中，吸引它們的究竟是什麼？
也只有燦爛的繁星了。
和“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相比，對大自然的神秘與不可知心懷敬畏是一種偉大的進步。
不必奢談以人為本，人，不過是宇宙萬物中的一員。
如果天花之於人是一種病毒，那瘋狂膨脹、以破壞環境為樂的人類之於地球又何嘗不是病毒？
世間之物，皆跳不出生生相剋。天花肆虐了幾千年，卻在20世紀末絕跡；人類無限繁殖，卻在同一時間發現了HIV，再也無法縱情享樂。
事實上，每個人都是彼此生命中的過客，親人、愛人、恩人、仇人，有的逗留的時間長，有的一晃而過。白天的歡鬧不是人生的真相，它用忙碌和喧囂讓你暫且忘記了死亡。只有當你仰望夜空時才會發現，永恆的是孤獨。
真正嚴肅的哲學命題只有一個，那便是死亡。
你可以不關心一切，但終究要面對死亡。死亡的痛苦不在於死亡本身，而在那種思維消失的狀態被無涯的時間宣判了永恆，光是想一想，心臟都會顫抖。
一切的終點都是死亡。不管你承認與否，人生的本質是虛無。
然而，明知必死無疑，仍在掙扎求生；明知毫無結果，仍然苦中作樂。 《美麗人生》告訴觀眾，淚中有笑，也能點燃黑暗裡的一線光明；福柯告訴讀者，人不過是由其所處環境的教條和習俗苟合之後的產物，理想的人生不應服從這種宿命的安排。
人生本沒有意義，需要你自賦其意義。
對袁世凱來說，再多的美女和財富都給定不了他意義。人生是一場遊戲，輕易到手的，很快便會感到空虛。因此，終極的意義是亡清。
亡清，不必高談蒼生大義、國仇家恨。亡清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存在感。
正因如此，袁世凱對當時的時尚活動、社交必備抽鴉片深惡痛絕。
吞雲吐霧中，多少煙鬼向虛無繳械投降。
進入漢城後，慶軍裡抽鴉片的日漸增多，這幫人往往組隊跑到朝鮮平民家，抽完了就調戲良家婦女，影響極其惡劣。
對此，緝毒先鋒袁世凱每天拿著吳長慶給他的令箭，帶著行動小組四處走訪，看到喜歡鳩占鵲巢的煙鬼兵便就地正法，懸頭示眾。
一幫兵痞不干了，仗著法不責眾，暗中糾合到一起，以煙癮深沉不能服役為由，請求給資遣散。
大頭怒了：幫你們戒毒還反過來威脅我！
於是，他備好刀索，讓人出去傳話：挨個進來領吧。
結果，進來一個死一個，連遺言都來不及說，整個一植物大戰殭屍。
吳長慶聽說後，試探袁世凱道：“果能一一執而殺之？”
大頭鎮靜道：“示威必不敢前，示怯必蜂擁至。若真是全體俱來，便都綁了，逐一刑訊，認癮者殺無赦，不認者寬釋之。殺上一兩個，餘者皆不敢認。”
那一刻，烈士暮年的吳長慶才算真正認識了眼前的這個後起之秀。
當然，大頭也不是逮誰滅誰，而是懂得恩威並施、寬猛相濟。他一再告誡說：“服從軍令就是我的手足，違抗軍紀便是我的仇敵。我信賞必罰，絕不偏袒和遷就任何人。”
這些話軍訓教官都會說，能不能做到便因人而異了。
對士兵的伙食日用，大頭非常重視，下令必須充分供給。遇有生病的，不顧傳染與否，都攜藥探視。夜間巡營，見有在外露宿者，即招呼其入室休息。陣亡者，必視殮祭奠；負傷者，必監督救治。
最重要的是，這一切都不是在拍新聞。
將心比心，士卒們無不感動發奮，樂於效命。而朝鮮的軍民百姓，則更是對大頭感恩戴德。
金允植見慶軍在漢城站穩了腳跟，立刻建議誘捕大院君，歸政國王。吳長慶命袁世凱“密為佈置”。
1882年8月，大院君赴慶軍回訪，大頭設計將其衛士阻於軍營之外。
寒暄之後，大院君覺得氣氛有異，在與吳長慶筆談（同文不同語）時轉文，寫道：“將軍將作雲夢之遊耶？”
典出劉邦借巡遊雲夢澤之機，消滅敵方諸侯韓信、英布。
很明顯，暗指吳長慶以平亂為名，實則欲對他不利。
吳長慶支吾其詞，不忍發動。袁世凱持刀在側，大聲道：“事情已經洩露，遲則生變！”
隨即督促左右將大院君強行扶進轎子，星夜奔赴馬山浦，登上兵艦，押送天津。
權力又回到了國王手中，閔妃也全身而返，除了用《濟物浦條約》換得一個在漢城駐軍的權力，日方沒占到什麼便宜。
而從李熙到閔妃，朝鮮王室對中國的向心力大大增強。
9月中旬，在王宮舉行的宴會上，袁世凱備受國王禮遇。月底，李熙又就訓練新軍之事單獨召見大頭。
而在吳長慶向朝廷請獎有功人員的名單中，更是首列袁世凱。評語：治軍嚴肅，調度有方。
於是，大頭撈到了一個從五品的同知銜，成為他亡清霸業的起點。
開化黨成員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見閔妃倒向中國，逐漸蛻變為“帶路黨”。他們天真地以為，把日本人帶進漢城，高麗就能獲得“解放”。
李舜臣泉下有知，估計得氣活過來。
事實上，在李鴻章的籌劃下，清廷的對朝政策早就升級為以扶助朝鮮實現獨立自強為主要目標。要不是日本事兒媽一樣地找茬儿，假以時日並非沒有可能。
現在兩軍對峙，清廷再也不敢掉以輕心，對朝鮮政局，以控制和穩定為要。改革陷入了停滯。
開化黨當然不甘心，一面勾結新任駐朝日使竹添進一郎，一面把寶押到了李熙身上。
李熙不是康熙，但這不影響他思想進步。金玉均和朴泳孝利用李熙愛聽外國新聞的喜好，經常跑到宮裡縱論國際形勢，力主改革體制，得到了李熙的支持。
於是，巡警局、郵政局先後成立，並開辦朝鮮最早的報紙《漢城旬報》。十天才出一期，跟已發行了十二年的日報《申報》比起來不可謂不寒酸。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編練新軍。袁世凱常年鑽研操典戰術積累的心得此刻派上了用場，為李熙訓練出一支標配來复槍和開花炮、整整一千精銳的“新建親軍”。
同時，也提高了自己在朝鮮軍隊裡的威信。
1884年初，中法摩擦不斷，大清的宋曉軍們敏銳地捕捉到新的熱點話題，將昨天還恨不得千刀萬剮的日本拋諸腦後，調轉槍頭，集中火力猛攻法國。中法戰爭一觸即發。
丁憂期滿，復任原職的李鴻章將慶軍六個營一分為二，命吳長慶率三個營撤回山東，防備法軍從海上進攻。
當然，要說此舉沒有任何削弱慶軍的私心在裡頭，也不客觀。但年初吳長慶去天津會見李鴻章時，後者就已覺察到他咳喘氣短，重病纏身，恐命不久矣。
把吳長慶從天寒地凍的朝鮮調回，於公於私都說得過去。
可底下人不這麼想。兩個月後，吳長慶在國內去世，被好事者煞有介事地解讀為“含恨而終”。
吳長慶死後備極哀榮。袁世凱送了一千兩銀子的奠儀，差不多是他一年的俸祿。李熙也下令在漢城為他修建靖武祠。然而，駐軍走了一半，狼子野心的日本又怎麼可能對此天賜良機熟視無睹？
漢城上空，黑云密布。
當然，李鴻章敢弄險撤軍，也是低估了“帶路黨”的活動能量，以為李熙和閔妃既已俯首稱臣，陳樹棠派往朝鮮任商務總辦（最高民事長官），穆麟德（德國顧問）代管海關，分別從民政和關稅兩方面牢牢掌控了朝鮮，便萬事大吉。
而留駐朝鮮的三個營，統帥也皆非等閒之輩。吳兆有和張光前都是征戰多年、官居總兵的二品大員；袁世凱僅僅二十五歲便獨領一營，可謂火箭速度，但其軍事才能和外交手段的確令人不得不服。
如果說慶軍裡還能找出一個人，可以把李熙哄得團團轉，那非袁世凱莫屬。
最讓吳兆有和張光前眼紅的還是營務處總辦（參謀長）一職。有實權，大肥缺，吳長慶臨終前也交給了袁世凱。如此超擢，瞬間擊碎了吳張二人的心：裝了那麼多年孫子，還沒學會兵法。
的確，爺爺都是從孫子一步步走過來的，但對袁世凱而言，當官只是他亡清偉業的第一步。為了迅速扶搖直上，不得不揚才露己。
當然，頭角崢嶸總是容易激起庸人們的不滿。他們的邏輯很簡單：吃皇糧，混日子，你那麼積極趕著去投胎啊？
張謇雖說是乾實事的，但也小肚雞腸。一開始大頭跟他不熟，又執弟子禮，有點放不開，他就寫信給袁保齡告黑狀，說大頭世故客氣，很做作。
好吧，打成一片是嗎？那我們丟掉那些繁文縟節，有事說事。
結果張謇又受不了了，覺得大頭隨著地位的提高，越來越不尊重他。這主要體現在對他的稱呼上，從“先生”到“某翁”到直呼“張兄”，“愈變愈奇”，讓他難以接受。
最不爽的是吳兆有。
吳長慶走後，他是“朝鮮防務總辦”（最高軍事長官），袁世凱只是“會辦”，二把手。可李熙跟吃錯藥了似的，把總辦晾在一邊，啥事都找袁世凱商量。
再加上整飭軍紀時被袁世凱打壓的那些兵油子，一幫人天天湊到一起就合計著怎麼“倒袁”。
過過嘴癮罷了。
袁世凱的職務是北洋大臣任命的，只要人不反黨反社會，吳兆有就是恨死，也只能自己做個小人在家扎著玩兒。
關鍵時刻，還是文人陰損。
張謇匯總了一下民憤，開始寫那封晚清著名的罵書。
從陳琳罵曹操到駱賓王罵武則天，罵體文總是不缺文采，張謇也不例外。卓爾不群的是，他沒有止步於謾罵和嘲諷，在一逞口舌之快的同時，狠狠地抓住了袁世凱的把柄：妄稱欽差。
在官大一級壓死人的晚清，這可真是一個滔天的罪名。
張謇稱，袁世凱在行文發函時，經常落款“欽差北洋大臣會辦朝鮮防務總辦營務處”。
這句繞口令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親，我是皇上任命的北洋大臣哦。同時，我還兼任“朝鮮防務會辦”和“營務處總辦”，真是藝多不壓身。
張謇所言，查無實據。
從當時流傳下來的公函看，大頭署名均為“欽差大臣”，空格，“奏派”，然後才是後面兩個職務。意為“我的任命是由李鴻章上奏委派的”。
當然你會說，直接寫自己的職務不就得了嗎，幹嗎要拉大旗作虎皮，還讓猥瑣男張謇抓住把柄借題發揮？
這實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陳樹棠的“商務總辦”沿襲的是宗藩體制，各國駐朝公使均不承認，因為認了就等於承認清廷是“天朝上國”，自己的國家和朝鮮都是藩屬。
洋人們吵吵著“商務總辦”就是個商務代表，不具備使節的地位。於是，陳樹棠在各種場合都受到蓄意的怠慢和輕視，“卑亢俱難”，幾乎無法開展工作。
對此，袁世凱的解決辦法是在名義上做些文章，唬住外國人，這樣既防止了窘辱，又有利於推進各項工作，換做李鴻章，也一定會這麼做。
果然，李鴻章並未深究此事，張謇敗給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而清廷，則敗給了疏忽大意。
“帶路黨”晝夜不停地修路，終於感到勝利女神在向他們招手。
袁世凱明顯覺察到李熙對他的態度日趨冷淡，和親華派大臣金允植、閔泳翊聊天時，兩人也是怨聲載道。
他預感將有大事發生，吳兆有又一副“對不起我是局外人”的模樣，便只好越級去函給李鴻章。
信中，對朝鮮版劉禪李熙，袁世凱怒其不爭，抱怨“雖百計誘導，似格格難入”。並提醒李鴻章，李熙托庇列強、圖謀自立的離心傾向越來越嚴重，自己則“日夕焦灼，寢食俱廢”。
李鴻章接信後下令朝鮮駐軍堅守鎮靜，密切關注局勢變化。
可惜，再密切，也趕不上變化。
1884年12月4日，甲申政變爆發。
當晚六點，開化黨骨幹、郵局總辦洪英植以郵政大廳落成為名，邀請陳樹棠、穆麟德、閔泳翊以及各國使節赴宴。
日使竹添毫無懸念地託病不出。
席間，開化黨黨徒在廳外縱火，賓客們紛紛跑出去觀賞。
結果，閔泳翊被一擁而上的黨徒砍成了重傷，賓主嘩散。
開化黨成員金玉均趁機入宮，謊稱清軍作亂，砍傷了閔泳翊。李熙、閔妃當場就被嚇傻了。
在金玉均的恐嚇下，李熙手書“日本公使來衛朕”的敕書，由開化黨成員樸泳孝拿著，引日使竹添帶日軍進宮。
李熙、閔妃和王子被遷往景佑宮，遭到軟禁。
金玉均矯詔宣親華派大臣閔泳穆等入宮，進來一個處死一個。
次日上午，開化黨通告天下，宣布政變成功，黨員們坐地分贓，各履新職。
親華派領議政大臣（相當於軍機首輔）沈舜澤帶著印鑑文書，哭哭啼啼地和金允植跑到清軍軍營，要求發兵救主。
吳兆有與張光前均表示沒有北洋的命令不敢妄動，陳樹棠也認為朝鮮國王又沒主動求救，師出無名。
請問被軟禁了怎麼求救？又不是拍《紅岩》，關渣滓洞還能往外遞紙條。
北洋的命令？對不起，郵政局剛成立，電報線還沒鋪好，真要等上面的命令，袁世凱腦中只能浮現出這樣一組畫面：
一個騎兵高喊著“八百里加急”來到馬山浦，累死了一匹馬；
北洋兵船從馬山浦離港，函送天津的北洋衙門；
李鴻章寫信給總理衙門，奕譞（xuan）上報朝廷；
軍機處討論出結果匯報慈禧首肯後，相反的次序再來一遍。
等接到命令，黃花菜都涼了。
程序要走，但袁世凱力主出兵，旗號就打“應朝鮮文臣之首沈舜澤的請求”。
吳張二人繼續裝局外人，袁世凱怒了：“如果因挑起爭端而獲罪，由我一人承擔，絕不牽連諸位！”
吳張二人這才勉強答應。
關鍵時刻，新建親軍派上了用場。由於袁世凱利用當教官的機會廣植黨羽，此刻又捨得割肉，發上等成色黃金六百兩，新軍三個營都甘為袁世凱用命。
於是，大頭率己營和新軍自任中路，吳兆有、張光前各領己部為側翼，分三路攻打王宮。
中途路過穆麟德家，聽說被砍殘的閔泳翊就躲在裡面。
袁世凱想進去探視，順便打聽一下情況，卻被一個戴黑框眼鏡的持槍門衛攔住，死活不讓進。
此人面相斯文，卻毫無忌憚之色，忠於職守，給袁世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叫唐紹儀（1862－1938），字少川，留美幼童之一。
驚魂甫定的閔泳翊祥林嫂附身，連說“開化黨殺我”。
其實，“帶路黨”的後台老闆竹添此刻比任何人都恐懼。
竹添是個學者型官員，經常寫些《毛詩會箋》《論語會箋》的國學書籍，想必非常仰慕中國文化。
但這不影響他動不動就喊“班哉”（天皇萬歲）。
竹添到任後積極扶持“帶路黨”，眼見中法戰爭爆發，又慫恿金玉均發動政變，建立親日政府。
政變計劃報上去後卻被壓了下來，原因是天皇的桌上擺了一封更令他恐慌的密報——駐華日使奏稱，中法正在談判，法國有意割佔台灣。
站在日本的立場看，朝鮮“寄存”在清廷手中很安全。而隔海相望，多了一個法國的軍事基地，日本無論如何吃不消。
因此，天皇不願就朝鮮問題給清廷施加壓力，意在台灣。
可只謀一隅的竹添不管，他不能讓小弟們失望，不然以後怎麼帶團隊？
於是，狂熱分子竹添不待政府批准，兀自發動了政變。
一切戰鬥都是心戰。擅啟邊釁的後果竹添比誰都清楚，內心深處的搖擺不定注定了此役的結局。
清軍趕至王宮，袁世凱驚訝地發現，“帶路黨”竟然沒關宮門！恍惚間還以為對方在玩空城計。
其實，竹添是想營造局勢已恢復正常的假象，希望清軍面對現實，節哀順變。這要換一個人估計就接受了，可惜他遇到的是鬼見愁袁大頭。
開打前，袁世凱留了個心眼。他致信竹添，裝傻充愣，說朝鮮內亂，敝軍與貴部同有保護國王之責。現城內民心思亂，有傳言說亂民準備打進王宮。 “弟恐國王再受驚嚇，又恐貴部遭受圍困，故率軍進宮，馳援貴部，別無他意。”
把責任撇得乾乾淨淨。
等了一會兒沒收到回信，袁世凱將此信傳示眾人，自留一份，這才開戰。
入宮後，守軍猛烈射擊，槍子如雨，清軍還擊，雙方展開激戰。
前後左右，所有的人都倒下了。硝煙中，袁世凱滿臉污血，奮勇當先。突然，敵軍機槍齊發，“噠噠”聲中，又有兩個士兵踩中地雷，被炸飛到空中。
地雷距大頭不過十步，聲浪將他震翻在地，受了輕傷。
再起身時，已是雙眼矇矓。拔劍四顧，耳鳴蓋住了環境音。
袁世凱，你忘記了自己的理想和誓言嗎？你忘記了“丁戊奇荒”中嗷嗷待哺的饑民的倒懸之苦嗎？ ！
你忘不了。因為在你很小的時候，最不拿人當人的人，反倒大談仁義？何以好的思想寫在書本上，從來沒有實現過；壞的事情已做絕，書上卻只記著一小部分？
學者們搖唇鼓舌，不知疲倦地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裡耕耘著一棵名為“學問”的植物，殊不知幾千年來，文字排列組合的可能性已被窮盡，卻仍未解決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為什麼正義戰勝不了邪惡，光明從來輸給黑暗？
慰庭，你的降生就是為了終結這道斯芬克斯之謎。
因此，那顆大腦袋裡裝著的不是血肉，是信念。而信念，慰庭，是殺不死的。
想到這，袁世凱重新振作起來，號召大家並進。一時間，士卒爭先，聲震屋瓦。
眼看戰局不利，竹添怕了，率軍退回使館。金玉均和朴泳孝跟得很緊，卻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把國王扔了。
沒了國王，政變就失去了合法性。還好洪英植清醒，護衛李熙出宮赴北廟避難。
混亂中，閔妃帶著王子跑到清軍大營。
袁世凱一直打到景佑宮後院，才看見吳兆有被兩個士兵攙著，一邊哭一邊倉皇走避。
大頭問他緣故，回答說：“自己一入宮就受到攻擊，士兵們都逃跑潰散，不知所踪。”
袁世凱笑道：“你這副模樣，敵人就能放過你嗎？不要亂我軍心，趕緊回營收拾殘兵吧。”
天快黑時，勝負已定，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槍聲。
之前一直沒看到張光前。原定計劃張部走西路，率軍攻打金虎門。眼下都打掃戰場了，才發現張光前的部隊蹲在金虎門內的高牆下躲避子彈，未發一槍進一步。
大頭不禁嘆息道：“淮軍的暮氣怎麼嚴重到這種地步！”
而且，經此實戰，袁世凱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淮軍士兵放槍時竟不直視敵人，眼睛看著一旁，一副不忍殺生的模樣！
如此打仗，可謂形同兒戲。
夜間，打探到國王下落後，袁世凱又帶兵去奪，洪英植試圖阻攔被殺。
與此同時，日本使館遭到漢城市民的圍攻，竹添為防不測，在致信袁世凱推諉過責後燒了使館，帶著館員、駐軍和“帶路黨”骨幹逃往仁川領事館。
次日，李熙在袁世凱營中召集金允植、沈舜澤，並召見各國使節，告以政變平息。
回宮後，袁世凱應李熙之邀，居於偏殿，朝夕會晤，握手談心。各曹大臣每日必造訪袁世凱禀告公事，大頭一手秉筆，一手按劍，儼然青年版大院君。
北風如刀，滿地冰霜，漢城的冬天滴水成冰。
光禿禿的樹枝上掛滿了冰凌，在風中搖擺。市民們穿著厚厚的棉衣在街上匆匆走過。透過結滿冰花的窗戶，依稀可見屋裡的人圍著爐火在烤手。
袁世凱踱來踱去，忐忑地等待朝廷的欽差。
李鴻章接到甲申政變的報告時非常震驚，而朝廷的注意力正集中於西南邊陲，對朝鮮的風吹草動只以平息事端為要。
沒過幾天，新的報告遞上來：我軍翻盤了。
慈禧愣了：跟我玩欲揚先抑嗎？
但內心還是蠻欣慰的。
同時收到的還有兩份文書，一份是日本政府要求嚴懲袁世凱的照會，另一份是以吳兆有為首的慶軍老人寫的聯名信。
信中說袁世凱有嚴重的經濟問題。
這可真是另闢蹊徑。
慈禧當即著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吳大澂以欽差的身份，赴朝查明真相。
同一時刻，袁世凱關於政變始末的詳細報告也送到了北洋。覽畢，李鴻章不禁擊節讚賞。
他立刻發電報給行至山海關的吳大澂，提醒他袁世凱有一份報告，抵朝後勿忘索取一閱。
按理說，宗主國欽差駕臨如皇上親臨，朝鮮國王必須親來看望。李熙不知道哪根筋又搭錯了，在吳大澂抵達的當天跑去會見新任日本公使井上馨。
要不是袁世凱出面協調，制止李熙，吳大澂肯定下不來台。
第二天答拜國王，袁世凱又為吳大澂準備了一場好戲。
在通往王宮的大路上，一路所見，盡是立於道旁的木牌，上書袁世凱在朝的功德事蹟。
吳大澂疑竇叢生地望著袁世凱，世凱則佯裝大怒，令人悉數拔去。
返回時，又見如此功德碑，且有朝鮮人跪護於牌旁。袁世凱遂指使手下策鞭驅之，然而驅之復來，勢不能當。見此情景，翰林出身、讀書讀傻了的吳大澂不由得感嘆萬分。
吳大澂不是瑞澂，比較有血性。都察院又是憤青的樂園，一天到晚就愁中國不多造幾艘航母，一有風吹草動便跳出來喊中國不高興。所以，看完袁世凱的報告，鐵桿主戰派吳大澂已有心維護。
袁世凱的出色反襯了吳兆有和張光前的懦弱，對二人的態度，吳大澂不經意間有些輕視。
這更引起了兩人的不滿。見吳欽差對袁世凱“驕矜用兵”的罪名不以為意，兩人便猛揭其挪用軍餉一事。
大頭素非貪財之人，錢多害志，只要手頭有閒錢就拿去做感情投資。徐世昌、阮忠樞早年貧困時，都曾接受過大頭不菲的資助。
此番也不例外。
攻打王宮時，朝鮮新軍死了不少人，留下一批孤兒寡母，情景淒涼。再加上大亂之後要收攏人心，增強朝人對華的向心力，袁世凱便不經批准，用軍餉賑濟了烈士遺孀。
動機雖好，但究屬違紀。李鴻章即使內心認同，也不得不照顧慶軍老人的情緒。
當初吳大澂抵達漢城時，吳兆有等人迎候於江邊，而袁世凱則單騎迎於南門之外，可見嫌隙之深。
好友金允植回憶說：“外國人都以流言詆毀慰庭，清軍諸將也嫉妒其功勞而中傷他，慰庭因此憤懣不已。”
堂叔袁保齡寫信安慰大頭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怨天尤人，有何益處？”
是到了退一步的時候了。有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謀萬世者又豈在乎一時之得失？於是，袁世凱以養母身體不適為由，提出回鄉省親。
袁保齡得知後，拍腿叫好：“此子狡獪，勝過老叔！”但還是寫信提醒道：“你到了天津，千萬不要談吳兆有一字短處。切記，此事關乎你的前程。”
回國時，吳大澂欣賞袁世凱的才幹，讓他上了自己的座船。
一路上，兩人促膝長談，吳大澂愈發賞識。工於篆書的他欣然為大頭題寫了一聯：
凡秀才，當以天下為任；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到達山東港口時，丁汝昌親自駕小船來迎，並對袁世凱不吝溢美之詞：“功成身退，捨得開，走得出，君真偉人也！”
吳大澂後來也對李鴻章說：“公一向以張幼樵（張佩綸）為天下奇才，在我看來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
身為張愛玲的爺爺，張佩綸的文才不用懷疑。作為清流派領袖，沒被他罵過的封疆大吏也就只有一個李鴻章——當然，岳丈大人是不能隨便罵的。
被張佩綸彈劾過的，光三品以上大員就有二十一人，三品以下不勝枚舉。見張大人彈個人比彈棉花還輕鬆，一幫憤青便推他為盟主，替他們出頭。
再加上張佩綸“儀容俊偉”，上個街粉絲都要圍觀尖叫。於是，連他愛穿竹布長衫的習慣也被人競相模仿。
二十三歲中進士的張佩綸成名不可謂不早。慈禧利用清流打擊疆臣的平衡術更使其聲望如日中天。
結果卻是，摔得很慘。
1884年，奕訢被趕出總理衙門，代之以更聽話的奕譞。慈禧已無需清流黨替她看家護院，正好張佩綸又義憤填膺地罵法國，便把他派到福建去指揮海戰。
張佩綸不是王守仁，握筆的手提不動槍。到了福建水師的軍港馬尾，看見法國海軍威武的戰艦，當場不吭聲了。
水師官兵見他一副雙眉緊鎖的冷峻表情，以為能拿出什麼鬼斧神工的作戰計劃，結果當晚就被告知要收繳彈藥，嚴禁開釁。
其實張佩綸的運氣已然很好，因為他的對手法軍統帥是海軍中將孤拔。
孤拔比較孤傲，死要面子。開戰前宋襄公附體，無視“春秋無義戰”的現實，不肯搞突然襲擊，而是頗有騎士風範地提前將宣戰佈告和開戰時間送到了張佩綸的行轅。
此時是上午八點，海岸漲潮，勢態不利於法艦，但凡有一丁點兒韋小寶的氣質，立即開打，孤拔就只有滾回法蘭西了。
沒想到張佩綸是宋襄公加強版，竟派人聯繫孤拔，說時間太緊，您再延一天，讓我們準備好了再打……
孤拔腦袋又不是方的，自然不會接受這麼荒謬的要求。
結果，福建水師慘敗，十一艘軍艦被擊沉。張佩綸因臨陣脫逃遭撤職充軍，從此一蹶不振。
北洋衙門，李鴻章第一次見到袁世凱。
在問及同慶軍將領的矛盾時，大頭坦蕩以對，絕口不提吳兆有。李鴻章故意論及吳兆有告他黑狀的事，大頭道：“我若有錯，誰都可以說。若沒有錯，錯就在說我的人，與我有何相干？”
李鴻章“咨嗟嘆服”。其後再遇吳兆有誣告袁世凱，不唯不聽，且在查明真相後將吳撤職。
人至賤則無敵。 1885年，讓中國覺得最賤的兩個國家無疑是法國和日本。一臉欠揍的表情不遠萬里跑過來招惹你，一拳被放倒，爬起來捂著臉讓你賠醫藥費。
井上馨就是個中典型，帶著陸軍兩個營，三艘兵船，氣勢洶洶來到朝鮮，準備敲竹槓。
而且人明確說，這是日本和朝鮮的雙邊談判，不是三方會談，更不是六方會談。見到李熙後，井上馨咆哮著給他算賬：你看，日館被焚了！你看，日本人被害了！
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家祖墳被人刨了。
李鴻章的指示很不給力，讓李熙委曲求全，哪怕犧牲利益，萬勿與日本相抗。
這徹底粉碎了朝鮮王室托庇清廷的幻想。
對李鴻章的行徑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喜歡賣國，畢竟，沒有慈禧的授意，他在談判桌上周旋的餘地很小。
當然，慈禧也不喜歡賣國，賣國又不是賣身，要承擔歷史罵名。那句廣為傳頌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是在有生命之虞的特殊情境下被迫說出的，非其本意。
慈禧身上的弱點帶有鮮明的婦人色彩，愛作意氣之爭，尤其當權位受到威脅時，軍國大事亦可全然不顧。
而奕訢這輩子最後悔的事就是辛酉政變時幫慈禧上位。此恨綿綿無絕期，以至於臨死時還不忘預測一番：
我大清江山必亡於方家園（慈禧娘家）！
歷史走向表明“我大清江山”其實亡於洹上村。
慈禧的後半生，只有奕訢敢跟她對著幹。今天讓她殺安德海，明天反對重修圓明園，可謂積怨已久。
中法戰爭打響後，慈禧躲在暗處，把軍機首揆、總理衙門總理奕訢推到前台，是戰是和，自己從不表態。
宋朝以降，主戰派佔據了道德製高點，綏靖總是讓人聯想到秦檜。其實，該戰該和，要審時度勢，不能意氣用事。
辦了那麼多年洋務，深知差距；打了無數次交道，怕了洋人。因此，戰爭一開始，奕訢就想和。慈禧看準時機，暗中鼓動清流黨彈劾奕訢的“和局”。
眾口囂囂，難展拳腳，奕訢在中法衝突問題上時戰時和，始終沒有定見。
結果，廣西巡撫徐延旭貽誤戰機，導致清軍節節敗退。言官上疏說，奕訢坐鎮中樞，對用人負有失察之責，請求治罪。
慈禧這才以主戰派的面目登場，給奕訢安了個“徘徊不定，因循日甚”的罪名，投閒置散，將軍機處大換血。
時維制約慈禧的最後一道屏障慈安去世三年後，史稱“甲申易樞事件”。
奕譞作為一顆政治新星，冉冉升起。
作為道光第七子，奕譞（1840—1891）的能力遠不如他兩個哥哥。然而，這正是慈禧所需要的。
同治駕崩時，皇后已懷有身孕，兩宮皇太后（慈禧、慈安）召集王公大臣議立嗣君。
奕訢首先抗言，說皇后誕生之期不久，應暫秘不發喪。如生皇子，自當嗣立；如所生為女，再議新帝不遲。
慈禧反駁說現在南方亂事未定，國不可一日無主，皇位久懸恐動搖國本。
慈安顯然想引奕訢為奧援牽制慈禧，表態說：“恭王之子可以承襲大統。”
奕訢叩頭，連道不敢，自己則推薦了溥倫。溥倫是道光長子的長孫，溥字輩中排第一，接載淳（同治）之位，合情合理，也是輿論的主流。
慈禧轉謂慈安道：“據我之意，似當立奕譞之子載湉（光緒），宜即決定，不可耽延時候。”
奕訢聞言，怒謂其弟道：“立長一層，可以全然棄置不顧嗎？”
事實上，一向謙抑謹慎的奕譞根本沒料到慈禧會來這麼一出，以至於當天一回到家肝病就犯了，不省人事。
奕譞論才論志都不如奕訢，人就想過一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即使他的福晉是慈禧的妹妹，也沒有助長其一絲一毫的氣焰，反而愈發小心。
慈禧曾賜給他夫妻倆一頂杏黃轎，奕譞一次也沒敢坐進去。
他把家裡的正廳命名為“思謙堂”，書房取名為“退省齋”。齋裡的條几上擺著一件周代銅器，盛水半滿則穩定不動，全滿必傾覆倒下，上面刻著奕譞的手書“滿招損，謙受益”。
看一眼掛在牆上用魏碑體工整抄寫的治家格言，奕譞其人，一目了然：
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也少。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少膽也小，此微產業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了。
光緒年滿十六歲時，按祖制當親政。為表恭順，奕譞又兩次上疏，請慈禧再訓政數年……
這樣一個職業“打醬油”的角色，清楚自己搞外交辦洋務都不如哥哥，上位後便大搞排外運動，具體到戰術更是一副魚死網破的架勢：放棄砲台，堅壁清野。彼之火藥有盡，我之刀矛無窮。
總之一句話，讓洋鬼子陷入到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
晚死幾年，鐵定是義和團團長。
對於“農民階級吼一吼，地球都要抖三抖”，慈禧顯然是認可的。因此，她同意了奕譞的備戰方案。
但誰也沒有雙線作戰的勇氣，跟法國人死磕，跟日本人就要談判。而且在慈禧的觀念裡，東洋畢竟和中國同屬一個文化圈，不像西洋那麼可恨。
事實上，甲午戰爭前，對日本的野心覺察最早、洞見最深的只有三人：薛福成、李鴻章和袁世凱。
李鴻章一直致力於在和平的環境中促成朝鮮獨立而不可得，防著日本吧現在上頭又不准同日本人交惡。
抓住了清廷妥協退讓的軟肋，日方讓井上馨跟李熙簽了個《漢城條約》，敲詐一筆後便匆匆召回，派出了重量級的官員到中國跟李鴻章談。
伊藤博文（1841—1909）。
1881年，明治三傑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先後死去，伊藤博文聯合皇室發動政變，擠走了強硬對手大隈重信，成為政界頭號人物。
當時的日本雖已在明治天皇的主導下進行了種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一直沒有觸及到根本——政治體制改革。伊藤考察歐洲各國後，決定仿效德國進行實君立憲的製度改革。
1885年12月，轉型成功。伊藤自任內閣總理，組織人員起草憲法。日本從此由君主專制國脫胎換骨為君主立憲國，走上了加速發展的道路。
距1853年，被日本稱為“黑船”的美國軍艦叩開國門，僅僅過去了三十二年。
1858年，繼《日美神奈川條約》簽訂後不久，德川幕府又與美、俄、英、荷、法簽訂了《安政五國條約》——再加把油就是天朝第二。
不過菊與刀的特點是知恥而後勇，大量諸如《清英近世談》等介紹鴉片戰爭始末的書開始在圖書市場上走俏。
此時的日本，鎖國已逾兩百年，所謂“萬世一系，人人信奉”的天皇其實可憐得跟周天子似的，有空名而無實權。
孝明天皇窮得連買酒的錢都沒有，偶爾喝一回還得用水勾兌。一個大名（諸侯）聽說後心下不忍，給進貢了一些醃製的鮭魚。天皇吃了一口驚嘆道：“世間竟有如此美味！”啃完後連魚骨頭都捨不得扔，吩咐臣下說：“留著，明天我要拿來跟開水泡飯吃。”
德川家康當了一輩子“忍者神龜”，果然將縮頭的基因代代相傳。德川幕府的將軍雖然事實上控制著日本，但地方大名在各自的藩內還是擁有高度自治的權力。
幕府一味姑息的對外政策激怒了武士階層（類似於中國的“士”）中的有識之士，他們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要求江戶（東京舊稱，德川政府首都）方面還政於已喪失實權千年之久的天皇。
1868年，鳥羽、伏見之戰爆發，幕府軍大敗，德川慶喜退隱。
於是，歷史再一次顯現了其弔詭之處：“尊攘派”的行為原屬逆潮流而動（復古、排外），結果卻推動了歷史的潮流（倒幕）。
王政復古後，封建領地仍各自為政。威名顯赫的明治天皇為了在全國范圍順利推行改革，下令各藩將土地和軍隊歸還給政府，並廢藩置縣，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
很快，西方的生活方式席捲了整個日本，在和服外面罩上西服成為時髦的穿著。
1872年，當一場大火燒毀了東京繁華的商業區銀座後，取而代之的是超過一百棟帶有陽台、門廊的西式紅磚建築，街道則舖有下水道和煤氣路燈。
不遠處，政府興建了豪華的“鹿鳴館”。名字源於中的《鹿鳴之什》，表示對遠方來的嘉賓由衷的歡迎和款待。
芥川龍之介在《舞會》中生動地描寫了上流精英的社交中心、意大利風格的雙層建築鹿鳴館的盛況：
燕尾服和裸露的粉肩不停地來來去去，擺滿銀器和玻璃器皿的台子上，有堆積成山的肉食和松露，聳立似塔的三明治和冰淇淋，築成金字塔似的石榴和無花果……
1885年2月，伊藤博文來華。
途經上海，伊藤故意與法國公使會面，刻意製造日法欲聯手對付中國的假象，並於3月底到達天津。
清廷以李鴻章為正使，吳大澂為副使，開始談判。
伊藤上來就拋出三條不平等條約，讓人不禁感慨：還沒當上列強，帝國主義的嘴臉就模仿得惟妙惟肖：
1．懲處參與事變的清軍將領（示威）；
2．撫卹事變中遭受損失的日本商民（要錢）；
3．清軍撤出朝鮮。
很顯然，實質內容在第三條。前面都是鋪墊，好比你在街上找美女搭訕，先問個路，再聊聊天氣，醞釀好了最終目的是要手機號。
在李鴻章的折衝樽俎下，最終達成共識：雙方都不駐軍，俟朝鮮遇有變亂，中日兩國如需派兵，要先知會彼此。事平之後，仍即撤回，不准留防。
至於第二條，無非是賠錢。在這一點上，大清一直都挺大方的，反正是剝削來的，不心疼。
第一條李鴻章耍了個滑頭。真要懲處，袁世凱的仕途就毀了。他把“懲處”二字改為“戒飭”，大事化小，說這件事好比“家裡的小孩和鄰居發生了口角，其父兄出面替他們轉圜，也是情理之常”。
百煉鋼就這麼化為了繞指柔。
為了回護大頭，在向總理衙門報告談判進展時，李鴻章故意略去袁世凱的名字不提。
袁保齡得知後，給袁世凱去信說：“伊藤此次極力想扳倒你，尚賴合肥相國（李鴻章是合肥人）持正，頗費口舌，此節甚是可感。”
可感卻也可悲。明明是竹添惹的禍，伊藤卻一口咬定責任在袁世凱。只是當《天津條約》都簽字畫押了，方在宴會裡私下表態，說自己也認為竹添不對，回國後將另擇妥當人選擔任駐朝公使。
李鴻章評曰：貌似平和，內甚狡黠。
對於這樣一個看上去基本平等的條約，梁啟超打了個比方：就好像我一直有個僕人，卻忽然與客人約定說，我和你都不能隨便使喚他。誰要想管束他，都必須先請示對方。
的確，日本雖沒得到什麼，中國卻失去了既有的權利。
見清廷的大腿抱不住了，李熙一夜愁，白了頭。
於是，穆麟德跳了出來。
在這部遠比《明成皇后》更為跌宕起伏的史詩大片中，男三號穆麟德一直處於攝像機幾乎掃不到照明從來不給光的邊角位置，偶爾幾個頷首或驚訝的短暫特寫，也是為了襯托男一號的英明和反派的兇殘。
直到劇情發展到這場戲，觀眾才驚呼：原來編劇布下穆麟德這顆棋子可謂用心良苦！
是的，穆麟德一直在拍《無間道》。他怎麼打入中國內部，成了清朝的官員，又怎麼運作到朝鮮當海關關長都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現在眼角寒光一閃，跳反了！
穆麟德找到李熙，拍著胸脯說自己可以在朝、俄之間牽線搭橋，讓俄國協助朝鮮獨立。
慌不擇路的李熙自然求之不得。
然而，俄國插手朝鮮事務，引起了日本和英國的嚴重警惕。
為了爭奪阿富汗，英俄早成劍拔弩張之勢。同時，英國擔心俄國海軍南下，威脅其在長江流域的利益，已搶先一步佔領了朝鮮的巨文島。
日本更不消說，頭頂上籠罩著俄國就像懸著一把鍘刀，真要哪天俄國人吞併了朝鮮，鍘刀離脖子就不到一寸了。
於是，已升任日本外相的井上馨約見清廷駐日公使徐承祖，表示日方希望中國加強對朝鮮用人和行政權的控制，罷免穆麟德，並以強勢果斷之人代替陳樹棠。
李鴻章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袁世凱。
在他的鼎力舉薦下，1885年10月，袁世凱被清政府任命為“總辦朝鮮交涉通商事務”，加三品道員銜，比陳樹棠還多了個“交涉”，成為清廷駐朝鮮的最高負責人。
這一年，大頭年僅二十六歲。
在袁保齡的催促下，袁世凱銷假返津。
北洋衙門，李鴻章開玩笑道：“如今就像演戲，戲台已搭成，客人已請到，專等你登場了。”
這大半年，袁世凱是身在老家，心系朝鮮，密切關注局勢的變化。
對李熙長了一雙隱形的翅膀老想單飛，袁世凱認為主要原因在於爹娘不在身邊，沒教育好。所以，他主張把大院君送回朝鮮，盡到一個當父親的責任。
大院君和所有上了年紀的朝鮮人一樣，是堅定的親華派，也只有他，能收拾住李熙那顆小兔亂撞的心。
李鴻章然其說。
袁世凱建議派丁汝昌護送，李鴻章擺擺手，指著大頭笑道：“朝人聞袁大將軍至，歡聲雷動，誰敢抗拒？”
如果“朝人”不包括王室，這句話還是成立的。
10月5日，袁世凱陪同大院君抵達漢城。朝鮮的鄉紳父老很給這個年過花甲的老人面子，絡繹來迎，其中不乏痛哭流涕者。
不孝子李熙卻給他爸來了個下馬威，不僅不派人接，當天還以壬午亂黨之名捕殺了大院君的三個親信。閔妃也黑著臉禁止官員和大院君來往通信。
袁世凱當即發函痛斥李熙無君無父不忠不孝的卑劣行為。
李熙這才倉促設帷帳，迎候於南門之外。
看來是能教育好的嘛。袁世凱委婉諷勸，向李熙傳達朝廷的政策，說把你爹送回來是全你們的骨肉之情，存你們的慈孝之義，決不准大院君干預國事。
躲在屏風後的閔妃偷聽到後，猜疑之心稍減。
將大院君安置完畢，袁世凱立即著手掐斷王室與俄國的聯繫。一方面施壓朝鮮政府解聘穆麟德，一方面約見親華派大臣金允植、閔泳翊，讓他們勿受穆麟德蠱惑，並隨時向自己匯報李熙動向。
10月10日，不善作文的袁世凱還勉為其難，寫了一篇《摘姦論》，揭露俄國的陰謀，勸告朝鮮以越南為戒（彼時法國已憑《中法新約》成為越南宗主國）。
10月14日，在俄韓互換通商條約的當天，袁世凱把《摘姦論》送給國王，又遍示群臣。
史稱李熙和閔妃“驚悟”。
其實，驚悟是假的。長期跟大頭打交道，人夫妻倆也學會了演戲。反正已經和俄國搭上了關係，沒必要再同清廷搞僵。
一場控制與反控制、軟硬兼施（清）和陽奉陰違（朝）的拉鋸戰在袁世凱和朝鮮王室之間打響。
話說穆麟德被趕走後，留下一批惶然無計的工作人員。袁世凱注意到，這幫卑末的底層官吏大多來自當年的留美幼童。比如後來官至民國外交總長的梁如浩、民國首任電報總局局長周長齡。
當然，最突出的還是唐紹儀。
11月，駐朝公署成立。袁世凱將那幫下崗員工一股腦招到了自己麾下，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決定選唐紹儀為副手。
於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高材生給一個冒牌秀才打起了工。
在此之前，袁世凱的心腹是從老家帶過來的唐天喜。這個從小在梨園行唱豫劇的白面小生長相俊美，袁世凱在家做少爺時就喜歡他，收在身邊當貼身僕從。
唐天喜能武，唐紹儀善文。左膀右臂，袁世凱如虎添翼。
從唐紹儀處，袁世凱了解到留美幼童的悲慘遭遇。
1870年，在容閎的力促下，曾國藩聯名李鴻章上奏朝廷，要求派遣留學生，得到批准。
1872年，見遲遲未有動靜，曾、李又上疏催促朝廷盡快施行。於是，以陳蘭彬為出洋局委員，容閎為副委員，留學計劃正式啟動。
三批幼童被從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送到了最自由的國度，文化衝擊之大，不難想見。
在中國，見官必跪。而在美國，費城世博會上，總統格蘭特親切地同幼童們握手照相，激勵他們用心學習。
所謂“中國民智未開，不適用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