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袁世凱出生於河南省項城縣。
一年後發生的兩件事深刻地影響了近代史的走向。
辛酉政變將慈禧推上權力的巔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清廷進一步邁向覆滅的深淵。
1860年10月24日的下午，北京安定門到禮部衙門長達五公里的道路兩旁，擠滿了翹首張望的中國民眾。他們一如既往地神情麻木，默不作聲地目送英國公使額爾金乘坐的轎子在英國龍騎兵和步兵團的護衛下，前往《北京條約》的簽字現場。
這一天，對道光帝最寵愛的第六子，年僅二十七歲、剛剛進入帝國權力中樞的恭親王奕訢（1833—1898）而言，充滿了屈辱。
一個英國使團的隨員後來回憶道：當額爾金的轎子隨軍樂團吹奏的《天佑女王》抵達時，親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禮，但額爾金只是“高傲而輕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禮。
在深入到這個停滯而破碎的帝國核心後，北京城讓前來游歷的英法兩國使團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們還能想像一下，這座巨大的城池該掩藏著多少奇珍異寶。一旦走進，卻發現到處都是骯髒的房舍。旗人區的主要街道，比中國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寬闊，但既沒有鋪石板，也未留出人行道，僅僅是破爛不堪的碎石路面。夏天塵土飛揚，冬天滿是污水。垃圾和糞便隨處可見，臭氣沖天。”
一個法國軍醫在日記中寫道：“衣衫襤褸、滿臉懷疑的老百姓在坑坑洼窪、佈滿車轍的大道上毫無生氣地跋涉。延綿不斷的，是用沒燒透的青灰磚砌成的單調房舍，這使我們失去了遠距離眺望京城時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黃色落日餘暉中的無限遐想。”
為了討好征服者，奕訢屈辱地知會幾個天前才下令焚毀了圓明園的額爾金，如果他願意，歡迎參觀北京城內的皇宮。
11月6日，英法使團在欽差大臣的帶領下走進紫禁城。
然而，一個法國使團的成員對這座帝國心臟的第一印像不過是：“誠然，皇宮擁有漂亮的漢白玉欄杆、精美的台階，但總體狀態破敗不堪。建築上到處是裂縫和苔蘚，書房空空如也——書籍早已被遷往圓明園，並在大火中化為灰燼。”
就在這一天，《北京條約》的協議被寫成佈告，張貼在城牆上。
牆壁前人頭攢動，一些識字的，將條約上的內容逐條解釋給其他人聽。人群充滿了好奇，竊竊私語，彷彿在討論一則無關痛癢的茶餘飯後的話題。
人們已經在冷酷的社會裡練就了一顆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譏諷和猜疑是他們習慣性的情緒，而愛、寬容、理解、體諒和分享，似乎永遠也不會降臨這片慘遭詛咒的土地。
這是一汪絕望的死水，人與人之間的苦痛從不相通，以至於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飛落大海般悄無聲息。長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當的表情。
其實，在以吏為師的中國，所有的愚昧和醜陋都是自上而下的。
康熙年間，畫家王翬（hui）得意地在他收藏的一幅山水畫上題詞，說這是宋代一件臨摹品的臨摹品；和他同時代另一個擅長畫花的惲壽平則被評論家讚為“深得北宋畫家徐崇嗣的'沒骨'之法”，將二人的作品相提並論。
同樣的例子還出現在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你經常能看到，在遙遠的過去，某某因為複興了更加遙遠的某種詩詞散文的寫作風格，而名垂文學史。
這是因為，在赫胥黎的《天演論》被嚴復介紹進來之前，古人的大腦裡是沒有“時代在進步”這個觀念的。
因為孔子憎惡春秋的禮崩樂壞，儒家就認為最好的時代在上古，越往後越差。孔子焚膏繼晷地吹捧堯舜禹，即使這三人的事蹟怎麼看怎麼像神話。
傳統的力量是如此頑固，以至於紀曉嵐武斷地認為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所做的《坤輿圖說》中有關世界七大奇蹟的記載，是抄襲的中國古書。
鴉片戰爭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廣州前線指揮打仗。他殺了幾隻老虎，把虎骨扔到海裡，想以此激怒龍王爺，掀翻英艦。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楊芳，率大批湘勇入粵，還沒開戰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說局勢應該有利於我才對，怎麼越打越悲劇？肯定是敵艦上藏了善使巫術的人。於是，他命人廣貼告示，收購婦女用過的馬桶，將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個副將掌控，以馬桶口面朝英艦衝去，破敵邪術。
其實，連一向以正面形像出現在清宮劇裡的林則徐，也在日記中自以為是地嘲笑英國士兵“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國婦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則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這不僅於事無補，還造成了他人格的嚴重分裂。
於是，兩個林則徐出現了。一個是教科書裡的文臣模板，一個是無可奈何的常人。
模板林則徐是主戰派，他用中國的古法百戰百勝，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國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林則徐的奏章裡充滿了必勝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沒有機會實踐他的那些戰法。
幸好沒實踐，不然林文忠公恐將晚節不保。
常人林則徐意識到中國軍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購買外國槍砲，派人翻譯外國刊物。同時，他將蒐集到的材料交給魏源，助他編成《海國圖誌》。
此書“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觀點後來成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但幕後推手林則徐卻並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現在鎂光燈下。他經常叮囑友人，不要將他寫有對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給第三者看，後來在陝甘和雲貴總督任上，也絕口不提改革。
因為公然承認天朝上國比“英夷”落後，在當時的輿論環境裡，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的。
故此，對林則徐的評價，蔣廷黻（fu）一語中的：
寧可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讓國家日趨衰弱，也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
更令人羨慕的是，林則徐死得非常及時，死在了赴廣西鎮壓太平天國的路上。要是命硬晚死倆月，是非功過就不好說了。
新舊交替的時代呈現出的是一幅古怪的畫面：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主帥僧格林沁由衷地稱讚英法炮火“丈餘壕牆，竟可穿透”；
湘軍悍將胡林翼見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因之“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
李鴻章的幕僚馮桂芬曾建議將舉人和進士的功名授予外國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師俞樾不止一次地憤然抨擊那些雖仍在讀儒學經典，卻孜孜以求西學的官員。
同治帝師、理學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如果將鏡頭聚焦於華洋雜處的上海，跟拍一個用群眾演員即可勝任的角色，這種時代的變革給個體帶來的困惑、緊張甚至憤恨便不言而喻。
1861年，一個來自內地的路人甲，偶然到上海的跑馬廳觀賞“夷人”特有的娛樂活動——跑馬。在他有限的人生經驗裡，摩肩接踵的公眾場合絕對應當是婦女的禁區。但令他錯愕的是，跑馬廳內竟然“士女雲集，舉國若狂”。於是，路人甲憤怒道：“這是個瘋狂的世界！”
事實上，真正瘋狂的是跑馬廳外的世界。
這是一個萬馬齊喑、顛倒黑白，把潛規則當規則使，最後人人無視規則，個個成為賭徒的蠻荒世界。
這個世界用接二連三的事實不厭其煩地告訴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還黑。
儘管它蓋著一層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書的年薪換算成人民幣不過四萬元，相比於天價的往來應酬可謂杯水車薪。當然，掃大街的都知道，對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節過節費）、冰敬（夏天消暑費）和別敬（外放道別時的饋贈）才是收入的大頭。
孟德斯鳩早就說過：“專制國家有一個習慣，就是無論對哪一位上級都不能不送禮。”但京官的漫天要價還是讓地方官視進京為畏途。
後來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咸豐九年（1859）升任浙江按察使時進京謝恩。同年同鄉、浙籍京官、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集體出現，為他接風餞行。一天要換六七個場子，酒喝不上兩杯，人也來不及認全，就得趕赴他席。最後花了幾千兩銀子，還是感覺在京官那“不見討好”。
據汪康年記載，用八個字即可概括京城官場的糜爛：遊戲做官，認真做戲。
亂世就是舞台，演而優則仕，凡事皆靠演技。六部衙門的京官們，在遊宴嬉戲中了卻著人生的夢想。
世道變了。銀子的作用使皇權的威嚴和傳統的規則不再靈驗，半個世紀的光景裡，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於利”的“利”成為活躍無比的社會動力，也成為讓權力系統目眩神迷、趨之若鶩的幻光。
龐大的國家機器早已不在同一個方向上運轉，卻在不同利益的牽引下尋找著各自的出路，人心的離散注定了分崩離析的結局。
若以光緒年間的戶部郎中李慈銘為樣本不難發現，由於冗官太多，對身處中層的京官而言，即使不辭辛苦地收黑錢，一年下來收入也不高。
正五品的官一抓一大把，而單單李慈銘能青史留名，源於其堅持不懈地寫了四十年日記，大曝官場猛料。由此可見，什麼事一條道走到黑都能產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慈銘一年的支出不過二十萬元，擱今天，月光族估計半年就可以敗到這個數兒。
要不是李鴻章給他介紹了一個學堂主講的差事，經常上講壇得瑟得瑟，拿些高額束脩（出場費），光靠收黑錢，連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李慈銘是戶部頭司江南司的司長。江南自古富庶，是納稅大戶，李司長也不過一白領的生活水準，實在不符合草民的想像。
事實上，地方官送錢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沒有實權的閒散官員也只有體味“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滋味，甚至連殘羹冷炙都撈不著。
更慘的則是候補官，連實缺都沒有，人稱“災官”，意味著當這種官就是活受罪。
其實，最初買官的只是一些有錢人。工商業的畸形繁榮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階層，這幫人生活在官本位思想雷打不動的中國，花錢買官，做個紅頂商人幾乎成為其必然歸宿。有需求就有市場，捐官制將賣官鬻爵合法化，生意興隆。
但此風一開，便不可遏。國人對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剛需都剛。
許多小康的、溫飽的甚至貧困線下想脫貧的，也東拼西湊，舉著銀票撲面而來了。
僧多粥少，候補官想遞補一個實缺比登天還難。而當了候補官，則需要維持相應的體面排場，僱傭長隨、交際應酬，都要大把撒錢。
沒有絲毫收入，許多奔著脫貧致富而來的候補官紛紛倒在了夢想的光錐之外，飢寒而死。
一個候補知縣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床上唯有一破席，兩袖與前後身到處是破洞，只好在裡面用黑紙粘住。絕望之下，終於吞煙自盡。
造成這種局面，不能全賴開賣烏紗的高官，因為真正吸錢不眨眼的財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同治七年（1868），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軍即將平定，軍費的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讓湘軍統帥曾國藩（1811—1872）頭疼的並不是擔心皇上說他花錢太多，畢竟大清的江山保住了，錢不是問題。
部費是問題。
報銷順利與否，關鍵在戶部的審計。戶部能過關，皇帝一般都會同意。
問題是戶部從尚書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寧願把精力花在看書寫詩、喝酒聽戲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財務報表。甚至，作為一個文官，你要是對財會表現出興趣，還會被同僚鄙視。
於是，五年一聘、不能連任的臨時工書吏出現了。
在壞政府中，最壞的人往往是最勤奮的，書吏扮演的就是這種角色。
由於沒有正式工資，連辦公用品都得自個兒掏腰包，出了事要替長官背黑鍋，導致書吏的心態跟裸官一樣——撈夠就走。
咸豐年間，全國各級衙門，正式和非正式的書吏加起來有四十萬，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過兩千萬兩白銀，高達財政歲入的一半。
審計的初衷是為了防止腐敗，結果卻造成了新的腐敗，這就跟賣殺毒軟件的自己寫木馬程序一樣可笑。
當然，在神州生活，最好有神仙般的淡定，不然早就被噁心死了。
據一個工部的官員記載，他和辦公室的同事都對一個叫紅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於囊中羞澀，只能遠觀，不能褻玩。偶爾開Party請來陪個酒，能把一幫飢渴男激動個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個叫王維寅的書吏就瀟灑多了。兩千兩白銀往老鴇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牽走，從此不“維寅”只“唯淫”，把一幫有錢買笑、沒錢買春的工部技術宅氣得直罵娘。
在一片道德淪喪、毫無秩序的土地上，每個人都逃不出被傷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員知道皇帝也被潛規則，也許心情會好一點。
話說某天下了早朝，乾隆隨口問了吏部尚書汪由敦一句：“你天沒亮就趕著上朝，吃過早點沒？”
汪由敦答說吃過了。
乾隆問他吃的什麼。
汪由敦一臉艱苦樸素的表情：“我家裡窮，每天早上就吃四個雞蛋。”
乾隆大吃一驚：“雞蛋一個要十兩銀子，四個就是四十兩，我都不敢這麼吃，你一頓四個還哭窮？”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內務府的人採購時吃了回扣，買的天價雞蛋。便應付道：“外面市場上賣的蛋都是破了殼的，所以比較便宜。我買的就是這種雞蛋，一個只要幾文錢。”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兩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繼續當冤大頭。
事實上在中國生存，都不容易。今天你往牛奶裡兌點三聚氰胺，明天我在炒菜裡調些地溝油，大家一來二往的也就扯平了。
有鑑於此，曾國藩沒有和戶部書吏撕破臉，而是託人登門說情，讓給打個折。書吏也不願得罪聖眷正隆的曾國藩，三千多萬兩的發票，讓他給八萬兩好處費了事。
書吏再黑，黑不過關吏。
關吏不遺餘力地增加全國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於得到民間高度一致的評價：關無善政。
當然，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點路費繞道走。但對於那些上京的人來說，崇文門卻不得不過。久之，崇文門稅關的創收手段達到了讓所有稅關都望塵莫及的境界。
左宗棠有一次進崇文門，因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額財物。第二天進宮拜見皇帝，在朝房看見崇文門監督，正想上前理論，對方卻先發製人，過來打了個哈哈：“大人您昨天進城，何必這麼客氣，打賞他們那麼多銀子？”並再三言謝。
左宗棠見此，當場無語。
只欺負欺負自己人倒也罷了，畢竟我華夏草民皮糙肉厚，個個都是超級忍者。問題是隨著地理大發現，全球化的時代到來，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講理，洋人卻一定會跟你講。
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粵海關設立起一百五十多年裡，來華貿易的英國商船就額外徵稅陷入到與廣東官員聚訟不休的博弈當中，以至於一個在中國作過短暫停留的法國人後來寫道：“人們在歐洲喝到的每一杯茶，無不滲透著在廣東購茶的商人蒙受的恥辱。”
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的一個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過交涉，解決粵海關的陋規問題——英國人習慣了有法可依，對那套上下都打點完沒準最後還栽在一個小科員手上的中國特色頭痛不已。
當告狀和外交等各種嘗試都失敗時，被英國人稱為“通商戰爭”的鴉片戰爭便爆發了。
《南京條約》的條款最能體現英國人發動戰爭的目的。其中第十條赫然寫著：進出口關稅要明確，不得隨意多收。
縈繞在幾代英國人心頭的夢魘隨著一紙條約就此消散，畫面在中方談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臉上漸漸淡出（此人甚至要認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兒子為養子），鏡頭從南京切到了河南。
河南省陳留縣的縣教諭（主管一縣教育）袁樹三履新不久，正幹得如火如荼。雖然官職低微（從八品），但在母親的鼓勵下，袁樹三還是將一縣的教育工作搞得井井有條。
按理說，海瑞也當過縣教諭，從八品干好了，保不齊哪天就青史留名了。但問題是，袁樹三有個弟弟叫袁甲三。
袁甲三時任軍機章京，為大清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基層公務員袁樹三怎能不壓力山大？
袁甲三因剿捻（發源於安徽的農民暴動）有功，累遷至漕運總督（從一品）。長子袁保恆官至刑部侍郎，次子袁保齡因修《穆宗毅皇帝實錄》（同治）也位居正二品。父子三人，顯赫一時。
反觀袁樹三，自己打醬油不說，長子袁保中也跟著打，要不是生了個袁世凱，這一脈基本就名不見經傳了。當然，袁樹三的次子袁保慶還是比較爭氣的，官至正二品的鹽道，但這也是很早就跟堂叔袁甲三出來混，剿捻積累戰功的緣故。
不過，袁保中也不是一無是處。連生了六個兒子的他讓連生了五個女兒的弟弟袁保慶無比汗顏。
1866年，袁保慶候補濟南知府，仕途一片光明。袁保中頗有遠見地將自己的第四子、時年七歲的袁世凱過繼給了弟弟。
袁世凱是家族裡的紅人，因為他降生之日，恰逢袁甲三攻克捻軍根據地。捷報傳來時舉族歡騰，這個似乎預示著榮耀和祥瑞的嬰兒後來被取字“慰庭”。
對袁家子弟而言，寬慰庭闈（指代父母）的方法之一便是手執兵刃，參加家鄉組織的團練，建立軍功。
捻軍的勢大造就了一個遍布刀光劍影的狼族。一次，袁保慶率軍搶回被捻軍佔領的地盤時，心狠手辣地將俘虜全部處斬。
諸如此類殺伐決斷的場面，充斥著袁世凱美好的童年。五歲就站在袁寨碉樓上觀賞抗捻保衛戰熏陶漸染出的是一顆對軍事充滿了興趣和對武力相信到迷信的堅實心體。
小朋友們玩耍時，袁世凱最愛充大王，一言不合便拔拳相向——讓人不得不對處女座男生重新審視。
捻軍全滅後，養父袁保慶帶著袁世凱走南闖北，開拓眼界，還聘請著名公務員考試專家王志清當他的啟蒙老師，可謂悉心調教、視若己出。
然而，袁世凱的叛逆是都猜不透的。
從家裡偷銀子找拳師拜師學藝實屬正常，偶爾夥同個把小混混鬥毆你也不要驚訝，畢竟人在生理尚未發育的前提下就已經自覺組團參觀過青樓，表現了對未知領域強烈的探索欲……
一次，袁世凱故意裝作肚子疼向王志清請假，然後埋伏在王回家的必經之路上。
晚上，等王老師路過時，袁世凱將事先準備好的一大把螢火蟲搓碎抹到臉上，悄無聲息地向他走來。
見到這個臉上閃爍著白光的怪物，王志清以為是鬼魂，嚇得扭頭就跑。袁世凱則拍手大笑。
對於此類劣跡，袁保慶從不打壓，而是將自己幾十年的帶兵心得和官場經驗編成了一本名為《自乂瑣言》的書，向袁世凱傾囊相授。
終其一生，他都忘不了這本童年教材中的一句話：
官場如戲場。善做戲者，忠孝節義都能演得情景畢見，使聞者動心睹者流涕。要是連這樣的好角色都沒有，官場豈不為優伶（戲子）所竊笑？
而令袁保慶始終不能忘懷的一個細節是，自己的正妻牛氏和小妾金氏時生齟齬，勢同水火，袁世凱以養子的身份夾在中間，竟能兩邊討好。
對袁保慶而言，這無疑是一項高難度的挑戰。
1868年底，新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貽保舉袁保慶赴江蘇任職，軍機處議准後，擢升保慶為江寧（南京）鹽法道（正二品），掌管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鹽政。
從天而降的肥缺沒有砸暈素來謹慎的袁保慶，他第一個想到的人既非袁甲三，也非馬新貽。
而是曾國藩。
曾國藩和袁甲三同年中舉，相交甚厚。咸豐二年（1852），在中央把各部侍郎幾乎當了個遍的曾國藩被外放為江西省鄉試主考。赴任途中，得知母親去世的噩耗，曾國藩立刻寫信給在京的長子曾紀澤，讓他處置家產，舉家遷徙，回湖南老家奔喪。
問題是曾紀澤當時還不到十三歲，顯然難當此任。於是，曾國藩讓他找幾個自己的患難之交幫忙籌措旅費，開列的五人名單裡就有袁甲三。聯繫到平日曾給子侄的家書中一再強調“不可多求人”，曾袁關係確非一般。
自1860年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以來，曾國藩就在總督的位置上乾了近十年，日拱一卒、苦心經營，建成了洋務運動的模板、晚清最大的軍工廠江南製造總局。
此去江寧，袁保慶躊躇滿志，準備一顯身手。而去之前，問計於曾國藩，則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
直隸總督署內的曾國藩，此刻翹首以盼的是另一個人。
最早完整接受西方教育和啟蒙思想的中國人——容閎（1828—1912）。
容閎出生於帝國版圖南端的廣東省香山縣，七歲就被父親送到澳門的教會學校上學，十九歲跟隨馬禮遜學校校長勃朗牧師去美國深造，二十六歲從耶魯大學畢業——簡歷異常華麗。
容閎一向以改造中國為己任，拿到文學學士證書後當即登上了回國的輪船。結果，怀揣著前無古人的高學歷，蹉跎了好幾年也沒擠進體制內，都不好意思回耶魯參加同學會，不得不承認世上果然只有兩種邏輯：邏輯和中國邏輯。
山重水復疑無路，天上掉下洪仁玕。
洪秀全的族弟、《資政新篇》的作者乾王洪仁玕是太平天國少有的肚子裡有乾貨的領導人。
可惜沒實權。
洪仁玕早年在香港結識容閎，兩人一見如故。此番，四處碰壁的容閎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到太平天國身上，怀揣七條建國之策來到南京，希望一展宏圖。可惜，宏圖沒有，有的只是歸途。
按理說，海歸見海歸，兩眼淚汪汪。洪仁玕卻不等容閎說完，就拍著他的背嘆息道：“老弟你的建議我都懂，但問題就在於只有我懂。其他諸王不是忙著外戰就是忙著內鬥，如此重大的決定我做不了主啊。”
容閎大失所望，拒絕了洪仁玕替他請封的“義”爵（僅次於“王”的二等爵位），去往九江。
徬徨至此，意味著人生的轉機即將出現。迷茫中的容閎收到一封署名李善蘭的信，歷史的走向就此被改寫。
數學家李善蘭時任曾國藩幕僚。
容閎向曾國藩貢獻了自奕訢主持洋務運動以來最精闢的四個字：制器之器。
誰都知道洋槍洋砲厲害，而與其單純地購買仿造，不如先設立工廠，配備各種製造機器的機器（車床），再由造出的機器分別製造具體的器械（槍砲），如此方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曾國藩大喜，立刻幫容閎請封五品軍功銜，任命他為出洋委員，負責購買新式機器。
容閎清楚，中國的落後不唯在於武器的落後，而是壓根兒就沒建立起完整的基礎工業。他用超前的認識一點一滴地影響著曾國藩，洋務運動也逐漸從造來复槍轉向了造鐘錶和農具。
就在以馮桂芬為代表的改良派先驅高唱“採西學、制洋器”大步向前時，形勢急轉直下。
1865年4月1日，慈禧把議政王、首席軍機大臣奕訢叫到跟前，說：“這天下，咱不要了，送給漢人吧！”
奕訢愣了，以為她在開愚人節玩笑。
慈禧正色道：“汝事事與我為難，我革汝職！”
奕訢硬頂：“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職，不能革皇子。”
空氣凝滯了。奕訢跪了半天，忽然起立，慈禧見狀大呼，說恭王要打她。一幫宦官湧了進來，將奕訢拉扯出去。
奕訢能打破滿漢分歧，選賢任能，卻無法打消慈禧的猜疑。議政王一職本非常設，早在乾隆年間就被廢除，卻在辛酉年（1861）的“祺祥政變”中作為政治回報戴到了奕訢的腦袋上。
然而，彼時的超擢此時看來是何等礙眼。慈禧寧可斷送方興未艾的洋務運動，也絕不容昔日的盟友坐大。
在一干親王重臣的反對聲中，奕訢保住了軍機大臣之職，卻被慈禧免去了議政王的頭銜。
作為慈禧的小叔子，奕訢的苦逼史可以追溯到道光末年。
像所有濫俗的迪士尼動畫一樣，年老的國王看中了兩個皇子，穩重的皇四子奕詝（zhu）和聰慧的皇六子奕訢。
隨著國王日漸老邁，表面的祥和已無法掩蓋暗藏洶湧的帝位之爭。
一天，聖躬違和的道光急召兩個皇子入對，藉以決定儲位。
二皇子各求教於師。
奕訢的老師卓秉恬讓他抓住機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奕詝的老師杜受田深知論才氣奕詝不敵奕訢，而道光素重仁孝，便向奕詝傳授道：“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忠誠。”
奕詝依其言，果然深得道光歡心。
然而，影帝不是一天煉成的。就像保羅·紐曼七次被奧斯卡提名卻直到六十多歲才捧得小金人一樣，奕詝苦練的演技，終於在“南苑狩獵”一戲中得到了集中爆發。
道光命諸皇子校獵，顯然是為了考察武功。臨行前，杜受田又在奕詝耳邊密授機宜。
到了圍場，大家都很high，奕詝卻席地而坐，不僅不發一矢，還約束隨從不得捕獵。
當天，奕訢捕獲最多，正顧盼自喜，卻發現奕詝又坐在那裝，便走過去詢問。奕詝一句輕描淡寫的“今天不舒服，不敢馳逐”便把奕訢打發了。
到了晚上，道光見奕詝兩手空空，問他何故，奕詝開始大飆演技：“現在是春天，鳥獸生育的季節，不忍傷生命以乾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爭也。”
道光大喜，連夸奕詝有“君子之度”。
這是一個迷戀道德表演的國度，愛新覺羅家重複的無非是曹家的故事。既然以“重實效而輕虛名”著稱的曹操亦不能免俗，選了貌似德勝於才的曹丕，杜受田則完全可以放心大膽地教奕詝在崇尚簡樸不事張揚的道光面前扮豬吃虎了。
以孝道對抗才識，用仁義反擊武功，杜受田成功地將奕詝變成了咸豐。
咸豐無愧其死後“文宗”的廟號，紮實的基礎教育讓他當個翰林院修撰不成問題，但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深植於最高領導人心間終非國家之福。一天到晚一副“犯強清者雖遠必誅”的憤青樣當不了飯吃，還反受其辱（第二次鴉片戰爭），不願簽訂城下之盟，跑到熱河躲起來，還得用提防了多年的六弟奕訢跟洋人周旋。
問題是不怕他憤，就怕他混，心有不甘意味著還有振作的希望。上來就罷免權臣穆彰阿起用林則徐還是很得人心的，繼任的首席軍機大臣祁寯（jun）藻雖說有學無識，但畢竟被士大夫推為儒宗。於是，君臣奏對成了百家講壇。
每當咸豐垂詢諸如“用人行政之道”這類很虛的問題時，祁寯藻就引經據典，動輒一兩個小時，“同列多苦之，猶說不已”，而咸豐居然“未嘗倦聽焉”。
如果不是文慶和肅順（1816—1861），書生誤國將成為咸豐朝最好的註腳。
作為滿人，文慶不但不像漢官祁寯藻那樣不遺餘力地打壓漢官，還提拔了胡林翼、駱秉章、袁甲三和閻敬銘等良材。雖說太平天國運動導致了清廷從中央到地方，從滿人到漢人的權力轉移，但能順應這種趨勢而不是螳臂當車，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常以“反披羊皮褂，牽狗走街頭”的無賴形象示人的肅順則繼承了文慶務實的優良傳統。不實不行，從親軍侍衛上發跡走的是和珅的老路，沒功名就得靠聰明。幸好肅順有“接人一面，終生能道其形貌”的天賦，再加上直抒己見的風格，讓聽慣了腐儒們拐彎抹角的鹹豐眼前一亮也是意料中事。
市井氣的肅順和廟堂上的鹹豐形成了完美的互補。一次，咸豐去南書房，看到一窮翰林衣衫破舊，第二天就送了他套新衣。後來這名官員外放雲南學政（主管一省教育）期滿歸京，咸豐特意調他當順天府丞（北京行政二把手），召見時關照道：
朕聞順天府丞，每逢考試，賣卷可得千金，聊償汝在滇（雲南）之清苦。
這種行業潛規則顯然不可能從祁寯藻那兒上達天聽，告訴他的只能是肅順。
滿人肅順，素來不喜滿人，對手下的旗籍屬官驅使有如奴隸，對漢員卻謙恭有加，遇有真才實學的更是竭力羅致。
不僅如此，他還毫不掩飾道：“咱們旗人混蛋多，懂得什麼？漢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支筆厲害得很！”
雖然這道理街頭賣雞蛋灌餅的大叔都懂，但從心照不宣到直言不諱，肅順在尊重常識上還是邁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
更可喜的是對左宗棠的維護和對曾國藩的重用。
然而，思想進步和為人跋扈並不衝突。在成功抓權的同時，肅順成功地將自己變成了一個靶子。更不幸的是，瞄準靶心的還有一個叫葉赫那拉氏的嬪妃（慈禧）。
苦命天子咸豐死在了熱河。考慮到繼任新君載淳年幼，死前設計了一套“三權分立”的平衡方案：
一、賜皇后鈕鈷祿氏“禦賞”印章一枚；
二、賜載淳生母、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一枚；
三、以肅順為首的八大臣行使皇權，代擬聖旨；
四、聖旨生效的前提是起首蓋有“禦賞”之印，末尾蓋有“同道堂”之印。
可惜，頂層設計再縝密，也傷不起人治傳統的無敵。
平衡在咸豐撒手人寰後被迅速打破。兩宮皇太后第一時間沆瀣一氣，在北京主持大局的奕訢身邊也聚集了一批遭肅順打壓的失意官僚。眾人齊心挖好坑，只待肅順往裡跳。
於是，“祺祥政變”在八大臣護送咸豐梓宮抵京的第二天爆發。而“祺祥”這個僅僅存在了六十九天的年號也被“同治”所取代，歷史進入到兩宮垂簾（慈安、慈禧）、恭王輔政的新時代。
奕訢繼承了政敵肅順開明的政治主張，畢竟大清的江山是自個兒家的，搞砸了大家一起玩兒完。
“師夷”的大本營是奕訢領導的總理衙門。這個新生機構主打通商、交涉、關稅和學習外國四項工作。其中，通商和交涉扔給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主辦，分別由直隸總督與兩江總督兼任。關稅和學習外國則由下屬的“總稅務司”和“同文館”推行。
英國人赫德擔任總稅務司司長長達半個世紀。時年二十八歲的赫德在日記中懇切地表明了自己將古老中國推入近代文明的使命感。他在《局外旁觀論》中尖銳地指摘清廷的弊政，由他管轄的總稅務司則是晚清最廉潔高效的部門……
1864年的一天，赫德在日記中爆料：“總理衙門一個叫廣英的滿族子弟上午和我一起讀書一個小時，他竟然不知道台灣在哪兒！”
廣英的父親叫斌椿，時任山西省襄陵縣知縣。
斌椿官職雖低，卻是第一個走出國門看世界的清朝官員。在赫德的力促下，清廷決定派一個出洋考察團，由斌椿任團長。選七品縣令當團長，天朝又一次在精神上勝利了。
1866年春，以六十三歲的斌椿和十九歲的張德彝為代表的考察團正式啟程。
沿途，斌椿除了不厭其煩地在詩作裡把自己打扮成上報天子下濟百姓的英雄，沒有給清廷帶來任何可供借鑒的記載。雖然他記述了大量的山川形勢和風土人情，但出發點卻不是國計民生，而是為了審美——見到顯微鏡，不關心作何用途，只感嘆裡的寓言不虛；看到自行車，不問如何製造，卻大談其有“木牛流馬之遺意”。
後來成為光緒英文老師的張德彝倒是表現出對西方科技的好奇，他首創的“自行車”一詞沿用至今。
英國議事廳，張德彝第一次見識了民主議事的情形；法庭旁聽，他又為先進的判決制度所折服。從此，對西方政體的濃厚興趣貫穿了張德彝的一生。
即使進步如張德彝，在面對避孕套這樣的新生事物時，仍無法超越其思想的局限。他先是饒有興致地介紹了避孕套的功用：“貫於陽具之上，雖顛鸞倒鳳而一雛不卵”，緊接著便露出小學究的猙獰面目，嚴詞批判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惜此等人未之聞也。要之倡興此法，使人斬嗣，其人也罪不容誅矣！”
張德彝之所以跑到了時代的前列（此人是第一個參觀胡夫金字塔的中國人），蓋因其畢業於同文館，懂英語。
然而，就是這個成立之初只教授英法俄三國語言且並不顯眼的機構，讓奕訢吃盡了苦頭，還被憤青們冠以“鬼子六”的稱號。
其實，憤青們過於緊張了，同文館的教學質量委實低到了一定境界。一個教俄文的滿族教師入館混了一年多被人發現根本不通俄語，天知道他每天人模狗樣地站在講台上講的是哪國鳥語。
而與此同時，容閎的“制器之器”使洋務派認識到理解製造原理遠比製造本身重要，一幫文科男考上了理科的研究生，馮桂芬不無極端地喊道：“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
在此背景下，已被褫奪了議政王一職的奕訢領銜曾國藩、李鴻章，奏請在同文館內開設“天文算學館”。
於是，婁子捅大了。
慈禧的認可刺激了保守派，絕地反擊正式鋪開。先是一個叫張盛藻的御史跳出來抨擊自然科學，被奕訢打壓了下去。接著，著名保守派、翰林院掌院學士倭仁隆重登場。
倭仁：“師從夷人，動搖國本；變夏於夷，有亡國之患。”
奕訢：“仁義制服不了洋人。倭大學士若另有良策，可保本國不受欺辱，臣自當追隨，甘效犬馬之勞。”
爭論持續了半年，慈禧的天平最終倒向奕訢。由此可見，在不傷及權力的前提下，該婦人還是比較開明的。
順利開館並不能保證順利運行。士林宗師的地位使得撼山易撼倭仁難，攻擊算學館的奏摺如雪片般飛進午門，主題空前一致：論算學館之罪。
至於內容，還是比較百花齊放的。有夜觀星象型，認為久旱不雨皆因開設算學館惹怒了老天；有談古說今型，扒出一條史料說“同文館”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監獄獄名。
一邊倒的輿論讓算學館的招生比南科大還慘淡，高薪聘請的李善蘭等名師也託病不出——出來也會被爛雞蛋給砸回去。
湖南籍的京官甚至開會決定，有進同文館跟洋人學習的，以後不許踏入湖南會館，各省京官紛紛效尤。奕訢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意識形態的惰性是一個時代的群像，鬧劇的最後一個鏡頭定格在同文館美國教員丁韙良（此人通曉中國古籍，最早將《萬國公法》譯為漢文）和北京西山一個反動農夫的對話上。
農夫：“你們洋人為什麼不滅了清國呢？”
丁韙良：“你覺得我們能滅得了嗎？”
農夫指著山下的一根電線桿：“當然，發明那電線的人就能。”
1867年7月21日，夜，兩江總督署。
曾國藩忙完一天公務，找來心腹幕僚趙烈文閒談。
曾國藩：“今天京里來人，聊起京城氣象，說最近搶劫案頻發，街上乞丐成群，甚至有婦女衣不蔽體。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如之奈何？”
趙烈文：“顛覆政權的風氣還沒開，如果不是抽心一爛，暫時不會土崩瓦解。”
他頓了頓，又正色道：“然則異日之禍一旦發生，便是連根拔起。時間不會超過五十年。”
曾國藩皺了皺眉：“是否會南遷？”
趙烈文搖頭道：“絕無像東晉、南宋那樣劃江而治的可能。”
曾國藩不死心：“本朝君德較正（跟桀紂比嗎），或不至於此。”
趙烈文：“君德雖正，然國勢隆盛時，士大夫報君之恩已經足夠。而本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奪取天下又太過機巧（終皇太極一生，不敢想像滿人南下而牧馬）。天道循環，善惡相抵；後君德澤，未足恃也。”
曾國藩半晌無語，忽道：“你不是開玩笑吧？”
趙烈文：“當著老師的面，我不敢以此為戲。”
曾國藩嘆了口氣，道：“吾日夜望死，憂見宗廟之隕落。”
一年後的直隸總督署，曾國藩終於見到闊別已久的容閎。同時到訪的還有王闓（kai）運和袁氏父子。
這是袁世凱初逢王闓運（1833—1916），第一感覺是：個子好矮啊！
然而，身材上的矮子有時是思想上的巨人，身兼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數職的王闓運不僅培養了楊度（1875—1931）、楊銳、劉光第和齊白石等眾多牛人，由他撰寫的《湘軍志》更是研究湘軍的重要史料。因其董狐直筆，大曝黑幕，還惹得曾國荃等一干湘軍將領大為光火。
王闓運本名王開運，寄託了他爸想“開王運”的樸素想法。王開運同學卻覺得這個名字非常土，會成為他通往大師之路上的絆腳石，就給改成了王闓運。闓，《新華字典》的解釋就倆字：同“開”。
其實，王闓運的志向是當帝王師。你要叫他國學大師，他只會生氣地反駁：你才國學大師，你全家都國學大師！
剛考上舉人的王闓運已是名滿天下，跑到肅順帳下當幕僚，被奉為上賓，肅順對其言聽計從。
由於主攻帝王學（經學的政治化），王闓運看人極準。深得他真傳的楊度就曾在蔣介石權勢最盛時對章太炎說：“以蔣介石的武功，雖漢高明太何以過之，因為他不做皇帝，所以終於沒有成大功的希望！”
事實上，原本爭議很大的楊度晚年居然選擇加入當時羽翼未豐的共產黨，看清死後二十年的歷史趨勢，保全了身後名節，使人不得不嘆服王氏之學的深不可測。
在王闓運看來，當時屢敗屢戰、壓根兒不入咸豐法眼的曾國藩是一隻充滿了無限可能的潛力股。在他的推動下，肅順趁時任兩江總督何桂清擅離職守、咸豐大怒之機，力排眾議，極力保舉，幫曾國藩謀取了總督一職，助他從卓越走向了不朽。
可惜，王闓運為肅順布的這顆棋眼，關鍵時刻掉了鍊子，以致滿盤皆輸。
祺祥政變前，王闓運給肅順開的藥方是“內用恭王，外徵曾國藩”。
然而，他既高估了肅順的實力，又低估了奕訢的野心。在空前專制的清朝，天子近臣和群僚之首兩者並不畫等號，王莽、霍光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失去咸豐這棵大樹，肅順連自己人都鎮不住。
奕訢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畢竟曾幾何時人離神器只有一步之遙，試問你還能開出什麼更高的價碼？
於是，執掌東南半壁江山牛耳的曾國藩成了攸關肅黨存亡的重要籌碼（手握京畿重兵的僧格林沁同肅順不和）。
“借權”是帝王學研究的重點——包括借兵權。王闓運鞍馬勞頓，風塵僕僕地趕到湘軍大本營。
接下來的三個月，王闓運十四次與曾國藩深談，鼓動如簧巧舌，使盡腹中才學，目的只有一個——拉攏說服。
以比房產中介、保險銷售更舌綻蓮花的言辭，王闓運成功侃暈了曾國藩，使其數度“夜不成寐”。
多虧曾國荃及時來信反洗腦：“文人好為大言，毫無實用，戒其勿近”，曾國藩立刻清醒了許多。
於是輪到王闓運壓力山大了。
政變在即，最後一次面談必須切入要點。書案後的曾國藩一如既往地洗耳恭聽，還邊聽邊記，王闓運信心爆棚，唾沫橫飛……
須臾，曾國藩起身暫告失陪，出門而去。
王闓運走至桌前，但見紙上滿滿一篇“謬”字，方知大勢已去。
這條段子出自王闓運門人的筆記，民國時被演繹成王闓運勸曾國藩養寇自重、起兵反清。由於太過玄幻，鮮為史家採信。不過我認為，在這場戲中，曾國藩的表現還是很符合其人物性格的。
既是妄語，明明可以當場打斷，何必作虛懷若谷狀？這體現了曾國藩的陰柔，堅忍而絕不弄險。
既默不作聲，就一忍到底，又何以偏偏大書“謬”字，不給對方留絲毫情面？這體現了曾國藩的陽剛，心有主而我制外，不為人言所動。
剛柔兼備，宗經而不捨權變的思想練就了一顆情順萬物而無情的心體，因此在進退榮枯之間動容周旋，拿捏得體。
但，終究以陽剛為基。
這場“蒯通說韓信”的好戲發生在曾國藩返回之後。當年蒯通遊說韓信自立為王被拒後倉皇逃走，而王闓運在摸清曾國藩底牌後，竟能神色不改，“論事如故”，淡定到讓曾國藩都有點如坐針氈。如此心理素質，確實不是多讀幾遍《挺經》就能煉成的。
時隔多年，再次把容閎和王闓運召至署中，曾國藩另有深意。
它源自容閎一個再三的籲請：派遣留美幼童。
容閎的思路很清晰：強國之本並非變器物而是變制度，制度的落後已成為限制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發展的桎梏。而主持制度變革的是人，對人影響至深者莫過於教育。伏脈千里，今日求取西學，是為了日後的官場少些非貪即庸的政客，多些高瞻遠矚的政治家。
對此，嚴復後來附議：
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
曾國藩卻沒有做好當留學教父的思想準備，同文館風波殷鑑不遠，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還好幕中人才濟濟，又以薛福成（1838—1894）、吳汝綸、張裕釗、黎庶昌最為有名，時人呼為“曾門四學士”。
直隸總督署，明月當空。四學士、王闓運、容閎、袁氏父子齊聚一堂。曾國藩要參酌眾議，謀定而後動。
素以推進教育改革為己任的黎庶昌懇切道：“達萌（容閎）之議，學生私下和摯甫（吳汝綸）一再探討，都深以為然。”
曾國藩環視眾人，指著黎庶昌笑道：“蓴齋（黎庶昌）當年草就《上穆宗毅皇帝書》，非議科舉，可是引得朝野震動啊。”
薛福成沉思道：“西洋各國，美國歷史最短，風土人情與我差異最大，似可另擇他國派遣幼童。”
曾國藩望著容閎，笑而不語。
容閎神色凝重道：“容某不才，蒙曾帥不棄，得以在帳前效力。身無寸功而忝居五品之職，心常悚懼不安，敢不竭盡所能以報大帥知遇之恩？當今大爭之世，不唯我國，各國皆變法圖強……”
王闓運緩緩打斷道：“這要是個李德裕還好，要是個王荊公，怕是法沒變成，倒把江山給斷送嘍！”
曾國藩明知王闓運主治《春秋》，堅持儒家王道仁政的政治思想，卻故意讓他和容閎對壘，顯然是想兼聽則明。
曾國藩：“達萌，以你在西洋待了這麼多年看，各國體制，孰優孰劣？”
容閎：“論國體，以主權在君還是主權在民，當今天下可分為君主和民主兩端。論政體，又以有無憲法，可分為君主專制、君主立憲以及民主共和三者。憲法作為立國之本，不獨能限制君權，更將成為執政者統治合法性的根本來源。”
吳汝綸：“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皆有憲法，二者有何異同？”
容閎：“君主立憲制，如英國，權力在君主；民主共和製，如美國，權力為全體公民所共享。而即便是前者，君權也已大大縮水。君主必須將全部的立法權交給議會，部分的行政權交給內閣總理（首相）。雖然內閣由君主任免，但君主必須在議會制定的憲法和法律的製約下行使權力。”
薛福成：“如果君主的權力日漸縮小，直至沒有，成為一個像徵，而由首相來履行君權，其實質是否就同民主共和一樣？”
容閎：“然，此即從實君立憲過渡至虛君立憲。”
王闓運不以為然：“百代行的都是秦制，怎麼到了你這，感覺就要變天了？！”
容閎反唇相譏：“秦制者，'廢封建、立郡縣'也。既已無封建之製，王壬秋（王闓運）你又何苦死守這封建之學？”
說著，指向王闓運面前案几上擺著的一本《春秋》。
《春秋》是所有儒學經典中唯一由孔子親自操刀的原創作品，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歷史，卻被視為“經”而不是“史”，蓋因後世儒家深信其字裡行間蘊藏著孔子的愛憎褒貶（比如何時用“弒”何時用“誅”），領會了這些遣詞造句的細微差別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政治主張。
但問題是孔子是春秋人，春秋再怎麼世風日下，比起戰國，很大程度上還是保留了周朝的政治體制——封土建國。
劃定疆域叫“封”，指定諸侯叫“建”。
周朝特色是“家天下”，週天子（上天之子）是整個天下的族長，與正妻所生第一子為“嫡長子”，繼承天子之位。而同正妻所生的其餘諸子（次子）和同妾所生的諸子（庶子）將被分封到各地，成為國君（諸侯），比如第一任晉國國君就是周武王的小兒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
諸侯必須將封地繼續分封，其嫡長子繼承諸侯之位，次子和庶子被打發到各處“采邑”，稱之為“大夫”。大夫按照同樣的原則，分給其次子和庶子各處“食田”，稱之為“士”。士沒有可供再分之地，往下就是民了。
周禮定好等級，天下成了一家。真是其樂融融，家有兒女……
可惜生活不是肥皂劇，百尺竿頭向上爬從來都是中國人堅定不移的人生追求。於是，諸侯覬覦天子之位，大夫圖謀搞垮國君，以下克上成了春秋戰國的主題曲。繼楚國率先稱王（周禮天子以下，只能稱“公侯伯子男”五爵），韓趙魏三家大夫成功地瓜分了晉國……
經常夢周公的孔子之所以一天到晚不爽，就是因為君不君臣不臣，諸侯個個尾大不掉，視破壞周禮為人生一大樂趣（八佾舞於庭）。
當修復制度無望時，孔子決定曲線救國，提出了“仁”。根據血緣關係的親疏，有梯度地愛你周圍的人。先愛父母，再愛兄弟，輻射開來，此即為仁。
如果說仁愛觀是周禮的文化闡釋，《春秋》就是周禮的課後練習。
但問題是再怎麼練習也架不住秦國的暴力。統一六國後，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規範了君主對文官的任免。而在地方，郡縣兩級行政區劃代替了封建，一直延續至清。
因此，容閎的諷刺的確很難反駁——春秋都沒了，你還研究什麼《春秋》啊？
但王闓運也不是吃素的，當場普及歷史常識：“東漢的《輕侮法》規定，如果父親受到侮辱，當兒子的殺了侮辱他父親的人，可以免除死罪。陽求就是因為殺了一個侮辱他母親的郡吏全家，才被推舉為孝廉。嘉許血親復仇，主張原心推罪（根據事實推究犯罪嫌疑人作案時的心理。動機邪惡，即使犯罪未遂也有罪。而出於善良犯下的罪行，則從輕發落），乃是《春秋》裡的大義，我看一直繼承得很好嘛。”
的確，始皇再威武，斬不斷風俗。秦相李斯，揮舞著韓非的智慧之劍，教嬴政以勢立威，以術馭臣，再用嚴刑峻法威逼，高官厚祿利誘，驅使萬民如驅牛羊，不耕則戰，戰罷又耕，由是併吞天下，包舉宇內。
然後一個生硬的剪切——不逾二世即亡。
何也？賈誼曰：“不施仁義。”
翻譯成白話文：“人不能無恥到這種地步。”
於是，董仲舒吸取“暴秦”的教訓，煞費苦心地糅合儒法兩家，正是想兼顧法家的效率和儒家的公平。當然，這種公平在孔子那仍然是相對的，仰求明君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畢竟種下了一顆充滿可能的種子。
這才有了孟子的“民貴君輕”和荀子的“從道不從君”，再恨儒家的人也無法否認貫穿其中充滿誠意的民本思想。
可惜，先賢的偉岸形象往往都被不肖子孫敗掉。先秦儒家從未提過“三綱五常”。 “忠君”是法家的私貨，在孔子那兒，忠是有條件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到了孟子，更是“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眾所周知，儒家和法家，就是一對冤家。儒家講德治，法家講法治；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刑罰；儒家恥於言利，法家大談利己；儒家對人性抱有希望，法家對人性充滿絕望。
韓非在《五蠹》裡把儒者歸為社會的蛀蟲。李斯變本加厲，直接著手操作焚書和坑儒。
於是，許多對人治傳統深懷不滿的人推崇《大秦帝國》，直接把商鞅拔高到孟德斯鳩的高度，似乎只要秦朝不滅，中國早就實現民主法治了。
其實，推崇法家不如推崇墨家。兼愛（一視同仁的愛）和利他主義雖然過於理想，卻是這個民族的血液中最為缺乏的基因。
法家不等於法治，在於君主集立法和司法於一身，而又凌駕於法律之上。
董仲舒敏銳地看到，在中國，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說（法家），有些事可以說不能做（儒家）。既如此，把兩者結合到一起不就OK了？
當然，標籤還是得貼儒家的，體制外給信心嘛！
其實，董仲舒最大的理論貢獻是“天人感應”。
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都是原子，你吸進別人呼出的氣，你吃下去的東西排出後化為土壤的一部分，你和山川草木是一體循環的，所以天人合一。
而董仲舒傾力打造“天人感應”的主要目的是幫君主建立起“君權神授，不可動搖”的神話。你為什麼有喜怒哀樂啊？因為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體為什麼有五髒啊？因為大自然有五行——沒轍，封建迷信害死人，漢朝草民就信這個。董老師發揮演繹一下，指導你感應進而順應，就是讓你在對天頂禮膜拜的同時，對天在人間的代理人天子也做到俯首帖耳。
人事與自然完美結合，誰也不敢逆天而行。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天降災害時下個罪己詔，用“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糊弄糊弄草民然後該干嘛繼續幹嘛。
三年目不窺園，董老師最大的收穫是把“六經註我”練到了家。
《春秋》開篇第一句的“春王正月”表面上看只是尋常的時間記載，但在董老師看來，那就乖乖不得了了。
王道之端在於“正”，而按“春王正月”的順序，“正”次於“王”，“王”又次於“春”。為什麼？
因為春是季節，天之所為；正是人事，王之所行。所以這句話是孔子在教育君王要效法上天，端正自身，走上正大光明之道。
這扯淡的功夫真是堪比豆瓣的文青。
可見，漢承秦制不假，但官方意識形態已從法家轉型為打包上市的“儒教”。
此教從一陰（法）一陽（儒）兩個方面為君主集權提供舒適便捷的服務，春秋時貴族共治天下、士民百家齊放的美好情景從此一去不復返。
當然你會問，原本冰炭不容的儒法兩家，咋瞬間就水乳交融了？莫非董老師是502膠？
事實上，作為一介儒生，言必稱《春秋》的董仲舒還是希望漢武帝能夠推行仁政的，將“原心推罪”引入司法審判也自他始。但問題是，任何一種思想，無論激進還是保守，德治還是法治，一旦走入專制權力，最終只會變成同一個樣子。
兩千年曆史告訴我們，是權力選擇了思想，而非思想改造了權力。
於是，一幅弔詭的畫面呈現在世人眼前。
記載了一則大儒範宣兒時的窘事。範同學八歲那年在後園挑菜，不小心弄傷了手指，當即號啕大哭起來。有記者自作多情地採訪他：“小盆友，是不是很疼啊？”誰知範宣當場正色道：“我不是因為疼才哭的，而是因為想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有絲毫損傷'的祖訓！”
這條祖訓是《孝經》的中心思想。偽書《孝經》是後儒假託孔子之名撰寫的，將“孝”發揮到了變態的境界。
在孔子那，孝比較正常，主要是用來論證“仁”的。在他看來，孝（敬愛父母）和悌（友愛兄弟）是人天生就有不證自明的情感，而將這種對親人的愛推及到朋友乃至眾生，就是“仁愛”。
問題是再正常你也是始作俑者。 “孝”就這麼一路狂飆，飆到了《孝經》的高度。
當所有人都被《孝經》洗腦後（以滿清入關時漢人“留發不留頭”達到頂峰），律法卻故意和“身體發膚”作對，陸續出爐了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閹割）等獨具匠心的體罰手段，力圖從生理和心理兩方面徹底擊潰犯罪分子，使其在鄉黨面前抬不起頭，從此自絕於人民。
於是，就像咖啡速溶了咖啡伴侶一樣，儒家的“提倡孝”和法家的“被不孝”詭異地纏繞在了一起。
孝父（儒家）是虛的，是民間基礎；忠君（法家）是實的，是最終目的。為了使父權轉化為君權，歷代統治者無不標榜“聖朝以孝治天下”。畢竟，先聖們早就做過社會調查了：
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
這筆文化爛賬，王闓運門兒清。他避實就虛道：“'修身（士）、齊家（大夫）、治國（諸侯）、平天下（天子）'，先秦儒家確實處處比照周禮的封建之製。周禮有何不好？一個天子，多個諸侯，看似等級分明，實則天下是一個鬆散的'聯邦'，遠較後世郡縣制民主。董子之後，一經三傳（《春秋》和對其最經典的三部解釋《公羊傳》《榖梁傳》和《左傳》）地位愈隆，周禮的賢君政治依然深刻地影響著廟堂。皇帝每遇事不決，只要臣子援引《春秋》的案例，聖裁往往遵循不二。”
容閎：“周禮好不好姑且不論。它好，也回不去了；它壞，就更要審視一下這本傳之後世奉為圭臬的《春秋》了。”
王闓運：“哼！孔子作《春秋》，申明大義，裁定正邪，萬世取信，一人而已。有何必要審視？有何必要立憲？《春秋》就是我華夏之憲法！”
半晌未言的張裕釗突然發話：“這倒不假。漢景帝時，竇太后偏愛景帝之弟梁王劉武，欲立其為儲君。袁盎明確反對，引用的例子便是《春秋》對宋宣公的責備。”
王闓運見有人幫腔，頗為得意：“宋宣公死前沒有遵循周禮傳位給自己的兒子，而是傳給了他的弟弟，後來的宋穆公。穆公死前，心懷感念，把位子又還給了宣公的兒子，即宋殤公。殤公即位後，穆公之子子馮不服，起而爭之。宋國之亂，自此延續五代不絕。《春秋》因此推本溯源，認為'宋之禍宣公為之'。而竇太后也被袁盎說動，打消了立梁王為儲的念頭。”
薛福成遲疑道：“如果我沒記錯，'宋之禍宣公為之'語出《公羊傳》。而《左傳》的立場則相反，認為宋宣公'知人'。”
王闓運的確是有意疏忽，但《春秋》不滿宋宣公的做法卻是事實（顯然《春秋》除了喜歡嚇唬亂臣賊子，更好吹毛求疵、責備賢者）。
黎庶昌顯然站在容閎這邊：“宋宣故事，《春秋》尚有定論。鄭伯和共叔段的是非恩怨，孔子卻只有一句'鄭伯克段於鄢'（鄭伯在鄢地打敗了段），愛憎褒貶，並不明顯，以至於'三傳'便各主其說，後世更是歧說紛呈。”
容閎接過話頭：“想從《春秋》惜墨如金的字面洞穿孔子的真義，何異於緣木求魚？那些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解讀，同孔子本人並無多少聯繫，只是何休版的孔子、鄭玄版的孔子以及孔穎達版的孔子。《春秋》是死的，人卻是活的。時代在變，課題在變，經典也被賦予了種種新義。可悲的是，深挖狠刨《春秋》義理甚至不惜曲解誤讀的真正動因，恐怕只是為了給不斷翻新的權力體系尋找理論上的合法性吧。”
黎庶昌：“誠然如此。皇帝想削藩，下面的人挖出'專斷於外'的案例，懲處了好幾千人；皇帝想打匈奴，有'《春秋》九世復仇'；想搞妥協？有'溫柔敦厚，《詩》教也'；想削弱權臣？'《左傳》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剛好合適。看來《春秋》和三傳真是無所不能啊！”
王闓運不睬黎庶昌，對容閎道：“據我所知，在你容達萌的第二故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