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9月，袁世凱五十大壽。
位於王府井附近錫拉胡同的袁府，勉強擠下了一千人。北京的權貴，無一不在，扔顆炸彈下去，孫文（1866—1925）的革命便成功了一半。
正廳前搭起了一座戲台，京劇名角譚鑫培正在賣力地演出。
兩天前，譚府。
內閣大學士那桐親自造訪，表明來意：請到袁府唱一出。
譚鑫培炙手可熱，連慈禧都是其粉絲，自然得“燕十三”一把。
他對那桐道：“你要給我請個安，我就唱。”官居一品的那桐沒等他說完，安已經請了下去。
胡同通往東華門的大街上擠滿了馬車，軍警沿途站崗。
當天，北京和天津的壽聯、壽屏銷售一空。
望著那一對對用上好的泥金箋製作的聯子，袁世凱五味雜陳。
有猷（you，意為謀略）有為有守，多福多壽多男。
這是慶親王奕劻（1838—1917）的對聯。
作為最後一任領班軍機大臣，不問政事、專心納賄的奕劻被人戲稱為“慶記公司”的老闆。
與紫禁城落日餘暉的衰敗景像不同，坐落於安定門外的慶王府門庭若市，喧囂繁華。
除了美輪美奐的戲樓和日復一日的筵席，廳堂中還懸掛著奕劻手書的家訓：
然而，言行的巨大反差讓人不得不感慨：讚揚戒律是一回事，遵守它則是另一回事。
發跡前的奕劻，是個連上朝的官服都要靠當舖借貸的窮貝勒。
不堪回首的往事鑄就了其貪婪敏感的性格，以至於身居高位後只爭朝夕地撈錢。
面對王朝越來越瘦，王府越來越肥的奇觀，不知道的還以為奕劻是潛伏在清廷內部的同盟會會員。
一次，一個叫林開謨的官員外放為署理江西學政（代理主管江西教育）。就任前，按例須遍謁軍機大臣。
結果在拜訪慶府時三謁不得其入。
門衛見他榆木腦袋敲不醒，只好點破：“我的林大人，尚有三種名目，共計七十二兩的門包吶。”
誰知林大人就跟第一天到中國、剛下飛機般天真，指著門壁上張貼的奕劻手諭“嚴禁索賄”道：“王爺既有此話，我怎麼敢？”
門衛哭笑不得，就差回他一句：“你還真信啊？”
當然，場面話是不能亂講的，門衛正色道：“王爺的話不能不這麼說，你林大人的這個錢也不能省！”
費盡周折總算走馬上任，可林開謨還是沒開謨（策略）。不久，他便接到一封京中書信，內稱“只要八千銀兩，便能代為運動，免去署理二字，實補此缺”。
可惜，林學台從小被應試教育洗腦，根正苗紅，不信我天朝會有此等賣官鬻爵之事，當即付之一炬。
結果很快迎來朝旨：著即開缺，發回原任。
其實，更多的官員早就浸淫得玲瓏剔透，無須奕劻勞心。
一個道員級的閒官陳壁，常因仕途偃蹇長吁短嘆、指天罵地，被他在京開金店的親戚瞧見。
親戚隔三岔五出入慶府，願助他一臂之力，便在某次拜訪時將店中所藏的稀世東珠獻與奕劻。
慶記公司的董事長被震住了。他端詳良久，假意問道：“其價幾何？”
親戚道：“這是本家陳壁所獻。”
奕劻故作驚愕：“素昧平生，安可受之？”
親戚坦然道：“他想見一見老王爺，只是未敢造次。”
有金錢鋪路，除了造反，造什麼都行。
隔日，陳壁進入慶府，呈上借來的五萬兩白銀，並不失時機地拜奕劻為乾爹，惹得老頭兒樂不可支。
陳壁果然毫無懸念地平步青雲，一直當到郵傳部尚書。
行賄在我國是一門口傳心授、實踐性強的學問，沒有做不到，只有不敢想。
因此，比起官至直隸總督的陳夔龍來，陳壁還稍遜風騷。
陳總督既是乾兒子，又是乾女婿。他老婆雖說不混娛樂圈，但很早便認了奕劻做乾爹。倆人雙幹合璧，把老慶哄得團團轉。
作為義女，陳夫人像駐唱歌手一樣常年扎在慶邸，奕劻上朝時，親自為其掛朝珠。冬寒珠涼，則先於胸間捂熱，而後掛其頸上，以至坊間笑傳“百八牟尼（念珠）親手掛，朝回猶帶乳花香”。
陳夔龍更是盡其所有，日夜孝敬，搞得奕劻都不好意思了，勸誡道：“你也太費心了，以後還須省事為是。”
陳夔龍慷慨道：“兒婿區區之忱，尚需大人過慮，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後莫管此等瑣事。”
受賄在慶記的確成了瑣事。
軍機大臣鹿傳霖曾任陝西巡撫十多年，對關中各州縣官缺肥瘦的熟稔程度，卻遠不如遙坐京師的奕劻。
而且，慶府客廳的御案上常置一盒，來客入見奕劻，必將銀票金條主動投入，以免去交接時一番你推我搡的虛假客套。
幫袁世凱搭上奕劻的是輪船招商局總辦楊士琦（1862—1918）。
在此之前，主管總理衙門的奕劻惱恨大頭同領班軍機大臣榮祿走得近，一度通過部下放出話來：“袁慰庭？他只認得榮仲華，瞧不起咱們的！”
的確，袁世凱曾對心腹說：“滿員中只有一個榮祿，然而暮氣已深。剩下的全是屍位素餐的飯桶。”
1903年，榮祿病危，袁世凱打聽到繼任者正是奕劻。
為了扭轉不良印象，他祭出首席智囊楊士琦。
此人為大頭出謀劃策，屢建奇功，心機之深不下於徐世昌。如果徐是荀彧，楊便是賈詡。
舉人出身的楊士琦早年是李鴻章的幕僚，曾隨幕主和洋人簽訂《辛丑條約》。
彼時，李鴻章已精力不支，懶得與同為議和大臣的奕劻廢話。洋人有什麼新的動議，他都派楊士琦前去通知。
善於逢迎的楊士琦很快便跟奕劻混熟，為後來的牽線搭橋埋下了伏筆。
即使對納賄比納涼還輕鬆的奕劻而言，楊士琦奉上的也是天文數字。
十萬兩銀票。
內心狂喜的他假惺惺地推讓：“袁慰庭太費事了，我怎麼能收他的。”
楊士琦淡定道：“袁宮保知道王爺不日必入軍機。在軍機處辦事，每天都得進宮，而老佛爺身邊的太監一定會向王爺道喜討賞，費用很是不小。這點微薄心意不過作為王爺到任時的零用，以後還得特別報效。”
滴水不漏的說辭讓奕劻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巨款。
袁世凱果然說一不二，不但包辦了慶府的婚喪嫁娶、子孫滿月，還定期饋贈三萬元的“生活費”。
回報也很豐厚。作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凱，借奕劻之手，締造了一個“天下督撫半出於北洋”的晚清政局。
透過窗戶，望著進進出出的官員、商人和文士，袁世凱的嘴角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冷笑。
所有人，為了各自的利益集合到一起，將袁府這場壽宴變成了一座舞台。
一年前的舞台是奕劻的七十大壽。他一面宣布禁止收禮，一面暗備賬冊，將之分為“福、祿、壽、喜”四個級別，按禮金多寡分別入賬。一些財力不濟的官員送的壽屏和小紅包則打入別冊，壓根兒進不了主人的法眼。
但對一不缺錢、二不貪財的袁世凱來說，收禮的目的只是衡量自己在對方心中的輕重，以此為據調整人事安排。
人生不能沒有自己的劇本，否則便會生活在別人的劇本里。
到場拜壽之人，十之六七都是大頭本子裡的角色，不用寫人物小傳，也能瞭如指掌。剩下的則是群眾演員，或曰“歷史的過客”。
奕劻雖未到場，也是個重要配角。別看楊士琦日日奔走於滿族權貴之門，送錢送臉，恭維諂媚，背地裡卻蔑稱這幫寄生蟲為“童”——某貝勒為“童昏”，某親王為“童頑”……
誰控制著誰，單從表面是看不出來的。
而奕劻，就是袁世凱最大的傀儡。他操縱著這只投幣式木偶，拖垮了清廷。
外間忽然一陣騷動，放眼望去，原來是張之洞（1837—1909）的賀聯到了。
朝有王章威九譯（泛指西方列強），壽如旦召佐重光。
上聯稱讚袁世凱是外交能手，下聯則用輔佐周成王的賢相周公、召公比喻贊襄清廷的自己和大頭。
時人以“袁世凱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形容這對泰山北斗，殊不知有什麼都不如有兵。
在晚清編練新式陸軍的進程中，張袁二人一南一北，不分伯仲，但前者無意培植私人勢力，後者則伺機坐大。
諷刺的是，由於張之洞看重軍人的文化素質，新軍第八鎮中識文斷字的書生兵雲集。而“啟智”的直接後果便是將湖北變成了亡清的導火索。
風燭殘年的慈禧最後一次重要佈局便是將兩大“柱石”調京任軍機大臣，藉機褫（chi）奪兵權。
袁世凱還好說，直督任上經營多年，京城親信遍布，又兼著一個外務部（外交部）尚書，不練兵大不了去搞外交，隻身入京的張之洞卻可謂龍離大海，虎落平陽。
張大人進京後住在遠離紫禁城的先哲祠，上朝多有不便。袁世凱立刻出面將錫拉胡同的一所大院騰出來給他住。
張之洞固然免去了奔波之苦，但付出的代價是日夜受袁世凱監視。
一次，某外省官員來京面謁袁世凱，大頭隨口問道：“可曾見過張中堂？”
來人如實道：“未見公，不敢往。”
袁世凱點頭道：“嗯，昨天看門簿時的確沒有你的名字。”
兩虎相爭，慈禧的目的已然達到。
其實，以袁世凱的度量，張之洞但凡放下一點清高的架子，兩人也絕不會鬧僵，畢竟後者的資歷與功名是大頭望塵莫及的。
但張之洞估計是對買賣文憑（大頭的功名是捐的）的社會風氣深惡痛絕，偏要倚老賣老，在袁世凱剛當上直隸總督，途經江寧（南京）時給了他一個下馬威。
作為署理兩江總督，在為大頭餞行時，張之洞喝著喝著居然假寐了，旁人也不敢叫，袁世凱實在等不及便先走了。
誰知張大人酒“醒”之後，急命屬下去追，要請他回來。
大頭本想作罷，卻耐不住眾人勸，只好折了回來，不尷不尬地演完這場“把酒言歡”的送別戲。
還有一次，已是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路過保定，會晤袁世凱。
席間，袁世凱的親信、直隸布政使（直隸省省長）楊士驤作陪。
對翰林出身的楊士驤，張之洞眼前一亮，熱聊起來，所談全是翰林院的舊事，把袁世凱晾在一邊，旁若無人。
大頭枯坐在側，一句話都插不上。
事後，張之洞對人說：“不意袁慰庭作總督，藩司（布政使）仍有楊蓮府（楊士驤）！”
袁世凱聽說後，打趣道：“你既受香帥知遇，何不請其奏調湖北？”
楊士驤笑道：“縱使香帥有此意，我也不願伺候這種上司！”
少年得志的張之洞16歲中解元（頭名舉人），在時任河南巡撫的大哥張之萬幕中當文案。
才識不凡的小文案看不慣迂闊守舊的官場陋習，經常激揚文字、針砭時弊。張之萬看了奏稿，心想“這要交上去自己就該回家賣紅薯了”，便開玩笑道：“寫得很好，但留待老弟當封疆時再入奏也不晚。”
會試時，張之洞依舊放言無忌、指陳時政，引起了閱卷大臣的爭議。最後是慈禧力排眾議，將之定為探花。故終其一生，張之洞對西太后都抱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同治駕崩時，慈禧為了繼續垂簾聽政，強立四歲的光緒，遭到群臣激烈反對，吏部主事吳可讀甚至服毒死諫。眼看局勢即將失控，張之洞站了出來，大義凜然道：“本乎聖意，合乎家法”，用一封氣勢磅礴、論證嚴謹的奏疏挽狂瀾於既倒。
外放山西巡撫任後，他大搞禁煙；而在兩廣總督任上，為了籌措軍餉，又大力發展博彩業（開賭），引來種種非議。
1903年，剛當上領班的奕劻邀請張之洞赴京商討特科考試之事。
在乾清門外軍機處值房的台階下，張之洞止步不前。任憑誰招呼，就是不踏上去。軍機大臣瞿鴻禨（ji，1850—1918）猛然醒悟：雍正曾御筆批示，軍機重地，擅入者斬。
二百年過去，祖制早已被淡忘，張之洞卻自律甚嚴，謹小慎微。
奕劻無奈，只好讓瞿鴻禨等陪張之洞在門外開露天會議。
1880年的“庚辰午門案”更是立體展現了張大人的宦術之精。
案發當日，慈禧派太監李三順給她妹妹（奕譞的老婆）送中秋節食品。按規定，太監出宮不能走午門，當事人李三順不知受了什麼刺激，執意要走，同午門護軍發生爭執。
李三順強行闖關，卻因生理缺陷，不敵護軍。一氣之下，他扔了食盒，淚奔而歸，向慈禧告狀。
慈禧大怒，非要嚴懲這幾個打狗不看主人的護軍，“首犯”還要辦成死罪。
朝野不服，群情激憤。多方協調下，終於改判為流放或監禁，而肇事者李三順卻全身而退。
清流黨憤然於胸，紛紛上疏抗爭。被尊為清流領袖的張之洞卻巋然不動，坐看雲起雲落。
兩個月後，戲劇性的事發生了。
這天中午，慈禧坐在西暖閣，正準備吃飯，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咳嗽聲，忙問是誰，回答說“內監”。放眼一看，卻是個平民老漢，一邊手持煙桿，吐著煙圈，一邊吐痰不止。
慈禧震驚了，命人捉拿審訊後得知，原來老頭認識宮裡一個太監，請他帶自己到宮裡開開眼界。
兩人從神武門進宮。護軍因前車之鑑，不敢阻攔。隨後，太監有事離開，老頭轉來轉去迷了路，便走進了深宮。
慈禧又大怒。老頭被處死，太監和護軍或革職或充軍，上諭則頗為諷刺地寫道：“門禁鬆弛已極，實堪痛恨。”
張之洞發現火候已到，立刻出馬，上疏痛斥太監種種令人髮指的猥瑣行徑，描述門禁形同虛設的可怕後果，並請下旨讓內務府對太監嚴加約束。
疏中隻字不提午門護軍的冤屈，卻旁敲側擊地使慈禧“自悟”，暗中減輕了對護軍的處罰，薄懲了李三順。
恭親王奕訢（xin）拿著章疏對一干御史道：“你們上的折子真是笑話，這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奏疏呢！”
要是還看不懂張香帥的輾轉騰挪，同李鴻章比較一下便明朗了。
如果說李鴻章是勇於任事，張之洞就是善於任事。勇於任事者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有棱角，甚至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犧牲精神，而善於任事者則凡事趨利避害，見風使舵。
對張之洞而言，廢科舉可謂晚年最華麗的一次轉身。
此事由袁世凱牽頭（直隸總督），張之洞出面（士林楷模），四個省部級高官聯銜，聲勢浩大。
無論過渡如何平滑婉轉，終結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取材標準，還是對世道人心產生了難以估量的衝擊。
山西籍舉人劉大鵬，在一富商家擔任塾師近二十年。廢科舉的噩耗傳來後，世界觀崩塌了。
在日記中他哀號道：
早上起來，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無一可垂之永久；
詞章之學，無人講求，十年後恐無操筆為文之人矣；
同人之失館（失業）者紛如。嗟乎！士為四民之首，坐失其業，謀生無術，生當此時，將如之何？
其實，劉大鵬所幻滅的，正是袁世凱所希冀的。
“發展現代教育，培養新式人才”云云只是表象，對大頭而言，廢科舉的意圖只有一個——粉碎中國式成功學。
由於中國不出產薩特，沒人告訴草民“他人即地獄”，因此每個人都生活在他人的評價體系裡。
事實上賭場裡哪有什麼“成功”可言？我們被蠻橫地剝奪了“不想成功”的權利，還被嘲笑為廢物——人們默認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追求的，這種邏輯還真是天下無敵。
更可怕的是，你因社會而變態，社會因你更變態。
裡的曹七巧年輕時蕙質蘭心，渴望自由，追求真愛。可惜因家境貧寒，父母將其作為利益交換的籌碼嫁給了先天殘疾的薑家二少爺。
結果，上一頁你還對她抱以同情，下一頁她就變成了刻薄的怨婦，將自己的愛情悲劇又施加給女兒長安。
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兇手，齊心協力地造就了這齣不知伊於胡底的共業。
亞當·斯密早就說過：“正義和道德是兩回事。正義是支撐一座大廈的柱子，道德則是這座大廈的裝飾。”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正義其實很簡單，是誰的歸誰。因此，偷民權、貪民膏可謂世間最不義之事。而不以為恥，反倒津津樂道“天子之怒，伏尸百萬，血流千里”，就更令人作嘔了。
沒有人甘於下賤，只有人不得不下賤。所謂的劣根性，絕非人性之必然。尊嚴，是被誰剝奪的？
好的社會能祛除黑暗，激發純善，反之則只能帶來絕望和墮落。久之，真理被嘲笑為迂腐，良知被譏諷為無用，只有金錢才能令人感覺安穩，衡量成功與否。
於是你幻滅了。
袁世凱終於明白，只有從價值觀上徹底告別中國式成功學，人人自謀出路，自食其力，萬惡的體制才有坍塌的可能。
歷史的走向是最好的證明。
清廷之亡，非亡於革命黨的暴動。以神州之大，熱兵器時代的地方騷亂無非是群體性事件；清廷之亡，非亡於梁啟超的啟蒙。芸芸草根，自有其趨利避害的行事邏輯，不過是一場美好的臆想。
清廷之亡，實亡於袁世凱的釜底抽薪。
廢科舉的催命符一祭，優秀人才各奔東西，再不必為了求穩坐在機關里看報喝茶混日子順便祭奠一下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
體制內外的天平頃刻失衡。
政治上的分分合合極為頻繁，昨天還攜手打擊頑固勢力，今天便對掐起來。
一日，當著德國公使的面，袁世凱直言不諱道：“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辦事的。”
話傳到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耳中，他以外交部發言人的氣勢當場予以反駁：“不錯，但要看所辦何事。如果是老媽子倒馬桶，固然用不著學問。而除了倒馬桶，我不知道天下還有什麼事是沒有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的！”
張之洞的反擊更凌厲。
某次軍機會議上，一幫大清高級智囊討論一件緊急軍務，須立即擬稿。張之洞袖子一甩，當眾推給不善作文的袁世凱。
眾目睽睽下，大頭無法諉卸，只好硬著頭皮提起了筆。
結果越緊張越沒靈感，良久未出一詞。
張之洞笑道：“大作何時殺青？”
袁世凱覺得老頭兒就差指著自己鼻子說：“作為失敗的典型，你實在是太成功了。”
刺激之下，總算勉力完稿。
接稿在手的張之洞掃了一眼，盯著大頭道：“如今竟連半個通人都不見。”（袁世凱曾放言“天下真正通達的翰林只有三個半”）
其實，通人不如達人。
所謂達人，不是“達人秀”上賣笑耍賤的人物，而是“己欲達而達人”。
終張之洞一生，舉薦提拔的人才最多不過至道台（廳局級）。愛惜羽毛的結果便是熱衷功名的士人並不依附於他。
有登門求見者，七八次不得一入；或雖見面，略為詢問即打哈欠喚人端茶送客，估計只有辜鴻銘那樣動不動就甩辮子的“名士”能對其胃口。
再加上待人求全責備，幕僚禀告公事時，稍有失誤，苛責之聲便傳至院外。
反觀袁世凱，信奉“表揚一個人要用公文，批評一個人要用電話”的他對人才的挖掘和利用可謂不擇手段。
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凡有一技之長，均不惜金錢權位，必先網羅而後快。
道德，反而不是其考慮的重點。因為大頭清楚，道德往往是拿來表演的。
因此，當德才不能兼備時，寧可要損友的管仲、盜嫂的陳平，也絕不養一團和氣無所事事的老好人，畢竟北洋集團不是廢柴聯盟。
如此公正公開的用人機制，百年後大改履歷的體制內“神童”們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窗外又是一陣喧鬧——袁世凱的兩大財神梁士詒（1869—1933）和周學熙（1866—1947）到了。
廣東人梁士詒小時候就放過狠話。
一次，塾師讓學生們談談理想，大家的回答都很積極健康，可到了梁同學這氣氛就不對了：
大丈夫生天地間，不為英雄，便當為流寇。
老師咋舌良久，退而告其父：“貴公子將來取得的名位，將不在蕭、曹（蕭何、曹參）之下。公宜適時抑之，使不入邪途。”
1894年，梁士詒高中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戊戌變法時，曾勸梁啟超道：“中國今日非變法不可。但若輕舉妄動，一擊不中，必生他變，轉成痼疾。”
梁啟超無言以對。
1903年，清政府舉辦第一屆經濟特科考試。梁士詒在策論中對歷代幣制如數家珍，論據則多援引各朝祖訓，以塞頑固派之口，可謂用心良苦，終於贏得閱卷大臣一致首肯，擬錄頭名。
可惜，頑固派還是跑到慈禧那告了一狀：“中榜者大多是革命黨。尤其那個廣東的梁士詒，'樑頭康尾'（康有為原名康祖詒），其人可知。”
慈禧平生最恨康梁，梁士詒要怪也只能怪爹媽取錯了名字。
不過，有儲才大戶袁世凱在，落榜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經此一劫，梁士詒聲名遠揚，大頭特意讓廣東同鄉唐紹儀出面，邀請他加入自己的幕府，梁欣然應允。
自此，從北洋編書局總辦到郵傳部（總管鐵路、電報、電話和郵政）鐵路局局長再到創立交通銀行，梁士詒輾轉騰挪，長袖善舞。每月從鐵路局收入中提取80萬元交給袁世凱，成為不折不扣的北洋錢袋子。
然而，袁世凱更器重的還是故交周馥之子、實業家週學熙。
週學熙之於袁世凱好比盛宣懷之於李鴻章，同張謇並稱為“南張北周”的他30歲就當上了開平煤礦的總辦。結果督辦（比總辦高一級）張翼昏聵，導致煤礦在庚子國變中被年輕的胡佛（後任美國總統）用一紙合約趁亂騙走，又轉賣給了英商。
週學熙得知後憤然辭職，投奔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並暗中謀篇佈局，打算奪回開平。
週學熙認為，能源是一切工業的基礎。他向大頭提出“以灤制開”的策略，在開平煤礦附近開一個比它大十倍的灤州煤礦，將開平礦區的礦脈團團圍住，再通過競爭壓垮開平，使其就範。
1907年，灤州煤礦公司成立。袁世凱為表支持，申明“該礦是北洋官礦，為軍需服務，方圓三百里內嚴禁他人開採”。
週學熙土洋並用，既有新式的採煤機械，又以人力挖了許多小煤窯。一時間開平礦區四周星羅棋布，十面埋伏，場面異常恐怖。
產量攀升後，週學熙狂打價格戰，迅速搶占了京津市場。開平煤礦不勝其擾，只好跟著降價，英商叫苦不迭。
打完西洋打東洋。當年唯一一家大型國產水泥工廠啟新洋灰公司趁勢發展起來。
週學熙利用官商的優勢，包攬了黃河大橋、交通銀行等幾乎所有重大政府工程。為降低成本，還讓灤州煤礦以七折價格向啟新供煤，硬是將日本水泥擠出了中國市場。
除此之外，週學熙用不到兩年的時間把二十萬米長的自來水管鋪遍了北京城。同時，他還創辦了中國實業銀行、耀華玻璃公司等各類企業，成為袁世凱最為倚重的理財家。
赤手擎天星拱北，黑頭參政日方中。
聽到有人念這副壽聯，袁世凱就知道他的首席筆桿子阮忠樞（1867—1917）到了。
一同前來的還有於式枚、夏壽田和張一麐等重要幕僚。
袁世凱特別留意的是資歷最淺的張一麐，因為這是他從張之洞那搶來的人才。
1903年的經濟特科，舉人出身的張一麐因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引證周詳，被主考官張之洞列為第二，擬分發湖北任職。
結果被職業獵頭袁世凱盯上，在其力爭下，張一麐改發直隸，任總督署文案。
張一麐12歲中秀才，16歲參加鄉試，答卷極為老練。
考官懷疑有槍手作弊，在調集所有試卷檢查後，發現確係張一麐手筆，乃錄為第二。
監考的兩江總督左宗棠不禁讚道：“此子將來當有出息。”
在大頭印像中，這是一個忠厚勤勉型的才子，同放蕩不羈的阮忠樞形成鮮明的對比。
從早到晚，你都能看見他忙碌的身影。其為文既工且敏，別人數百言不能盡意者，他幾十個字就表達清楚了。
更讓領導感動的是，每當夜深人靜之時，幕僚們皆已下班回家。袁世凱遇急事索文案不得，唯見張一麐危坐己室，仍在辦公，便召與之談，囑令起草。
幾次下來，張一麐倚馬可待的效率和文不加點的質量深深地打動了袁世凱。在他的保奏下，張獲封同知銜。
同知要兼理民事案件，於是我們欣喜地看到張大人把官府辦成了慈善機構。
一次，衙役送來一個小偷，自稱為飢寒所迫，不得已而行竊。張一麐動了惻隱之心，不僅沒判罪，還拿出幾塊銀元，讓他去做些小本買賣。
結果沒過多久，小偷又因盜竊被抓了起來。張一麐很生氣，問他為什麼不去做生意。
小偷說自己做買賣虧得血本無歸，借貸無門，只好重操舊業。張一麐信以為真，薄責後仍予銀元數塊，助他翻身。
可惜幾天后，小偷再次犯案被拘，俯首無言。張一麐命衙役將其送獄。
小偷突然大哭起來。張一麐問他何故，小偷道：“小人死不足惜，唯家有老母，年逾七十，行動不便。一日不在家，則母親必挨餓，是以哭耳。”
張一麐的母親在後堂聽見，頗為所動，呼兒子進，命加倍資助，將其釋放。
小偷深受感染，終於改邪歸正，自力更生，傳為一段佳話……
一長列黃色肩輿抬著太后賞賜的禮物，在鼓樂隊的開道下來到袁府。
正門前，大頭跪迎禦禮，將之小心安放於正廳盡頭事先鋪好黃綾子的台桌上。
在兩列侍立官員的注視下，袁世凱對著台桌行三跪九叩的大禮。
恍惚間，他彷彿覺得時光凝滯了。
當年隋煬帝總是擔心被人奪了性命，經常撫頭自問：“好頭顱，誰當斫（zhuo，砍）之？”結果後來果然被斫了去，一點劇情的逆轉都沒有。
這片土地似乎早已對暴力習以為常。屋子總會拆掉，繁華終歸如夢，空餘幾個酸腐文人發些一文不值的黍離之嘆聊表裝飾。
興亡循環往復，美好永難實現，心灰意冷的草民就是一隻只待罪的羔羊，這隻狼吃它，那隻狼也吃它，直到虛無地發現自己其實就是一干糧。
這樣的羊要么萌生做狼的野心，要么對一切漠然以對，成為馬爾庫塞所講的“單向度的人”，對社會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認同現實。久之，整個社會不再相信改變和進步能夠發生，陷入到“對付著過”的失敗主義當中。
人們度過了挫敗的一生，發現平生所見皆是虛妄。一切都如宋祁詞中所寫：“因循不覺韶華換。”
當初宋人打不過金人，自嘲說：“金人有狼牙棒，我只有天靈蓋！”因循得久了，便被庸常的生活所淹沒，在聽到諸如“無代表權不納稅”（英國《大憲章》）、“無視、遺忘或蔑視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法國《人權宣言》）等響亮的聲音時，也只能空嘆“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程頤說，看見毛茸茸的雞雛就看見了仁，可在這片土地上卻廣泛存在著一種平庸無奇的惡，即作惡者之所以作惡，並非由於本性邪惡，而是因為麻木不仁、腦袋空空。
荒漠中，人們怀揣著自私與虛偽的護身符苟活著。神不會來，救世主不會來，意義與價值也不會來。一切都沒有答案，這是一個“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還將長久地姑且下去，不知岸在何方。
袁世凱所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官民互不負責的離散型社會。官視民如草芥，民視官如寇仇。體制內的利益盤根錯節層層博弈，地方無視中央，部門不管全局。
官吏各謀私利，朝廷垮台與否早就與己無關，反正老婆孩子都安排好了，隨時準備撤離下沉的大船。
這簡直就是經濟學理論“巴澤爾困境”的真實寫照——沒主的事情，會有很多人來佔便宜。
當所有人都把公權力當成搖錢樹時，袁世凱堅信，清廷的垮台只是時間問題。
畢竟，民眾早已從橋上走了過去，清朝統治者還在河裡假裝摸石頭，這說不過去。
然而，專制不具備自我清潔的能力，惡人也不會主動退出。就像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除非那人自己決定醒來。所以休謨才會說：“我們應該設計出一系列制度，以便即使當流氓佔據政府職位時，也將為我們的利益服務。”
袁世凱別無選擇，唯有如裡的邁克爾·科里昂一般，戴上沉重虛偽的假面，在昏暗的舞池中優雅地跳完這段亡清之舞。
取得權力的人，往往便失去了美學的位置。
在權力的染缸裡待上十年，聶魯達恐怕也不再會寫詩。
於是，東方文明的光榮和恥辱、良知與權術，焦不離孟地纏繞在袁世凱身上，寫下無數個驚嘆號跟一個問號。
改得了的叫缺點，改不了的叫弱點。歷史其實只告訴世人一句話：以史為鑑是不可能的。
因此，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一句話就能概括全部的中國政治史。由於始終未能解決公權與民權的矛盾，統治者總是宿命般地掉進同一條溝裡。
也因此，《羅馬帝國衰亡史》皇皇六卷，實則只講了一個故事：
羅馬皇帝因懼怕政敵的刺殺和民眾的反抗而過於倚仗禁衛軍。結果，本來用於護駕的禁衛軍逐漸發展成決定皇帝生死的綁匪。
於是，暴力成了誰可以上位的基本規則。當禁衛軍殺害了一任皇帝后，竟然拍賣了他的皇位。荒誕的是，還真有人買，可當他買下後沒坐幾天，便被禁衛軍給殺了。
也許，這就是袁世凱迷戀制度和程序的原因。
他重視行政管理經驗，不信任自發和不受約束的政治行為。
生在權術大國，你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袁世凱的話，我連標點符號都不信。”
的確，身處於這個動盪不安的魔幻現實主義國家，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強迫症，由此並發的犬儒意識讓我們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審視這個原本昏暗無比的世界。
然而，每個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社會的必經之路，你總會在某個時間點上選擇同世界和解，選擇相信。
畢竟，戴一輩子麵具，把人生演成一出獨角戲，確實很難。但事實上，大多數人在30歲時便死了。一過這個年齡，就變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後的生命不過是用來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時代所說、所做、所想的事一天天地重複。而且，重複的方式越來越機械，越來越走樣。
就像王小波說的那樣，生活就是一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
確實，人這輩子，越活越感覺自己無能為力，越活越覺得人生好像沒什麼意義。
後現代的荒誕就是假如今天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悲傷，不要哭泣，因為明天生活還會繼續欺騙你。杜琪峰那些充斥著宿命與巧合的片子，昆汀電影裡前一分鐘還大談《聖經》後一秒便死於非命的殺手。人艱不拆？命運要傷你，就是隨便傷。誰說你前面受的苦，便是為後面的幸福按揭？天道酬不酬勤，看老天的心情。故，《無間道》裡的陳道明飽經滄桑地感慨道：“從來都是事情改變人，人改變不了事情。”
命運如此殘忍，屈賈誼於長沙，竄梁鴻於海曲，用時間這把殺豬刀摧枯拉朽地謀殺著青春、真愛和夢想，把人們塑造成平庸乏味、原則盡失，如打印紙般規整的橡皮人，在隨波逐流中褪去生命的意義，最後還派死神在終點好整以暇地收割一切——那麼，是默然忍受命運暴虐的毒箭還是挺身反抗人世無涯的痛苦？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你不操縱命運，命運便操縱你。
看清這一點後，袁世凱真正體悟了“忠恕之道”。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因此，以功名利祿收買、驅策他人，說到底，真正的動機還是以誠動人、以心交人。
而另一方面，作為對中國實現近代化貢獻最大之人，袁世凱又是矛盾的綜合體。
他最早興辦女子學校，認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根源”，卻偏愛自己的女人纏足；他練新軍，廢科舉，引進電燈電話自來水，任用詹天佑修建第一條國產鐵路，卻迷信必須用中國的方式辦中國的事。
1905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向朝廷申請在天津開展地方自治的實驗。
他認為，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點。民智不啟，便通過自治，在基層選舉中激發政治熱情，喚醒權利意識。
籲懇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天津的市政選舉真刀真槍，充滿了誠意。然而，選民們抱著“莫談政治”的信條，對袁世凱的努力袖手旁觀。
於是，他派出人馬，到日本學習選舉辦法，回來後深入鄉村，挨家挨戶宣講。同時，把自治之利編成白話，張貼廣告，以期家喻戶曉。
費盡心血的結果是13000個合格選民，只有1300人主動登記。
袁世凱不甘心，又威逼利誘，勉強動員了8000人投票，選出由30名鄉紳組成的地方議會。
不久，袁世凱黯然離津。見識了國民的冷漠和西方政治體制在中國生根之難的他不得不沮喪地承認：“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然而，同坐而論道的公知不同的是，袁世凱不會因為有人開車交會不關遠光燈便質疑國民的素質，進而撰文論述“爾等不配擁有民主”。
須知國民性自古如此。
七國之亂、八王之亂、侯景之亂、安史之亂、三藩之亂……每一次大亂都伴隨著哀鴻遍野、生靈塗炭，而這，卻是高居廟堂的精英們視而不見、漠不關心的。
如果命若蜉蝣的亂離人學不會見風使舵，趨利避害，早就被優勝劣汰了，還有機會明心見性、反躬自省？
因此，比起如何讓阿Q們致良知，袁世凱更關心的是面對現實，點滴改良。
那是一個紛紛擾擾，霧裡看花的時代。若說1911年之前，袁世凱心底尚有一個篤定的目標，那麼，隨著世事愈發凌亂，他開始感覺到所謂專制與民主，不過是人性深處的兩端在現實世界裡的投影。
人類總是在釋放和管束慾望之間尋找一個平衡。完全用精神的標準，試圖建立一個烏托邦、理想國，則悲劇必將重演，社會亦走向動盪和衰亡；相反，完全遵循實用主義，一切皆以金錢量化，則社會即使在短期內高速發展，也逃不脫物慾橫流、破產清算的下場。
正如奧威爾以為毀滅我們的是暴政，但赫胥黎指出，毀滅我們的恰恰是我們所熱愛的東西。
疑問像揮之不去的陰影，頑強地盤桓在心頭。 1916年，在生命的終點，他人格分裂了。
喧囂與迷離中，他想起了早年對滿清專制的痛恨。一切都如輪迴，他宿命般地成為“新人”們眼中又一個大獨裁者。
仇恨，將你導向你所仇恨的事物。人，是否注定要成為他曾經反對的那個人？
從這個角度看，不難理解為何滿世界都是裡的霍爾頓。人們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卻無力超越這平庸。難以成為“我”，又不屑變成“他”。我們感到痛苦，可連這痛苦都很平庸——世間有多少人看透了人生的虛無並感到憤怒，但這憤怒早已不足以成為個性，只徒惹譏笑罷了。
而袁世凱唯一能確信的是：自由，不是依賴民主才能存在的東西。說到底，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人們在思想自由的指引下，取得科學與人文的進步。
唯有如此，一個民族新的思維線索方能浮現。
他最後一次睜開眼，又緩緩閉上，心道：“也許，專制，就是認定自己絕對不會錯的想法；民主，就是對何為真理不那麼確定。”
心念及此，思緒飛回到了五年前。
張之洞：多虧早死了兩年
武漢（轄武昌、漢口、漢陽三鎮）九省通衢，居南北輻輳之中心。由於河道順暢，洋人的軍艦游弋往來，不可一世。
列強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礦業等經濟命脈，截止辛亥革命爆發，已有外國企業二百餘家，而作為外貿大埠的漢口，年交易額均在一億兩白銀以上，僅次於上海，有“東方芝加哥”之稱。
畸形繁榮的背後，是列強對茶葉等原料的瘋狂掠奪，以及對中國進行日用工業品的傾銷。隱藏在表面幾個大城市“繁華”陰影下的，是廣大農村的衰敗破落。
在張之洞任湖廣總督的十七年裡，這個晚清四大名臣中的最後一位，為清廷紮紮實實地埋下了兩個火藥桶。
由廣設新式學堂、大派留學生而引發的開明風氣，為朝廷培養了數之不盡的掘墓人；由漢陽兵工廠製造出來的大量新式武器，為掘墓人提供了優質的鐵鍁。
當然，身為鄂督，張之洞有守土職責。作為當年慈禧欽點的探花，在翰林院儲才養望時就同張佩綸、陳寶琛等人放言高論、糾彈時政的清流，張之洞的思想基調逃不出忠君愛國。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忠不是愚忠，愛不是溺愛。
變器不變道的主張體現了縈繞在張之洞心頭關於中學西學的糾結，制度和文化的滯後注定了“師夷長技以製夷”只能是一個看上去很美的肥皂泡。
像這種常年在心性之學和修齊治平的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封疆大吏，終極的人生追求無非是“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生前名滿天下，死後進入《列傳》。
一直以來，張文襄公人生的獨木橋走得都很穩，卻在快到達終點時閃了腰，留下一個污點——殺唐才常。
1900年，唐才常趁北京鬧拳亂，在湖北領導了自立軍起義。這是流亡東瀛，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在國內進行的唯一一次武力嘗試，妄圖推翻慈禧，歸政光緒，無奈被老奸巨猾的張之洞剿殺。在撲滅自立軍星星之火的同時，張之洞也澆滅了維新派對地方開明督撫的期望。
雖然這事在教科書中叫“封建官僚對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瘋狂迫害”，但擱趙爾巽的《清史稿》，那就是“弭患於初萌，定亂於俄頃”了。
事實上，對唐才常痛下殺手，只是張之洞多年的為政經驗所沉澱出的明哲保身。 1907年，當秋瑾被清廷處以極刑時，武昌高等小學的學生竟直言不諱地上書張之洞，請求獨立，脫離大清。
天公不語對棋枯。年過古稀的張之洞在革命風潮的湧動之中，深切感受到了一個末世王朝蒼涼的命運。
這一年初秋，張之洞離鄂赴京去做軍機大臣。在火車站，他與那些送行的門生故吏風雅了不少詩詞，其中有一首《讀宋史》的絕句：
李綱、虞允文、文天祥、陸秀夫都是南宋名相，個個以振作趙宋為己任，個個回天乏術，最後由陸秀夫主演大結局：抱著宋朝最後一個小皇帝跳海自盡。
張之洞宦海沉浮三十載，以一個悟透人生的老油條的銳利眼光，預見了縱使以身相殉也無補於亡的天朝結局。
不管文人在報紙上發表多少篇意氣激昂的排滿文章，主導革命大戲的還是武人——看過排滿文章的武人。
清朝的軍隊沿革如同一部毒品的發展史。
嗎啡最早是作為鴉片的替代藥出現的，海洛因是為了戒斷嗎啡成癮症而研製的。而從八旗、綠營到湘軍、淮軍一路跌跌撞撞走來，新生者無不是為了接替腐敗者而誕生的，卻迅速腐化到更為不堪的境地。
直至1904年新軍改編，裝備新式武器，採用嚴格的徵兵標準和西法訓練，軍官多由學習軍事的留學生擔任。全國分為十四個鎮（師），其中第一至第六鎮為常備軍，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管轄，又稱北洋六鎮。
每鎮（長官稱鎮統）分兩協（旅）；
每協（長官稱協統）分兩標（團）；
每標（長官稱標統）分三營（營）；
每營（長官稱管帶）分四隊（連）；
每隊（長官稱隊官）分三排（排）；
每排（長官稱排長）分三棚（班）；
每棚（長官分正副目）14人。
駐紮在武漢的新軍有一個鎮（第八鎮）和一個混成協，總計不到兩萬人。鎮統叫張彪（1860—1927），協統叫黎元洪（1864—1928）。所謂混成協，是指由各省自己徵募軍隊，兵員接近“協”的標準，便可呈請北京，配給一些砲兵和騎兵，組成一支沒有正式番號的機動部隊。
故事就是在這一鎮一協裡上演的，名為《亦正亦邪》。
鏡頭切到了“邪”的一方，畫面變成了冷色調，低沉的音樂適時地響起。湖廣總督瑞澂（1864—1912）望著案台上的《大江報》，在那篇反動文章旁邊批了一排字：
淆亂政體，擾害治安。著即查封《大江報》。
國共兩黨的歷史教材能達成共識的不多，瑞澂算一個——反革命典型。不過說實話，此公在滿人裡不算草包，只是同他爺爺琦善一樣生不逢時，背了歷史的黑鍋。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時，在戶部當員外郎的瑞澂因留守有功，擢升九江道。後遷江蘇布政使，清正廉明，辦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稱“中外交誦其能”。
當然你會說，《清史稿》是著名遺老趙爾巽編的，不給滿人唱讚歌給誰唱？但問題是，瑞澂後來的種種行為近乎將湖北拱手相讓給起義軍，以至於赫然排在盛宣懷之後，成為那些真正“愛我大清”的人日夜想啖肉寢皮的罪臣。
因此，趙爾巽的評語還是相對客觀的。瑞澂在鄂督任上，處理饑民暴動，懲治貪官劣紳，政聲非常不錯。之所以前後反差那麼大，不能武斷地認為他是影帝，只能說思想進步品德優良並不妨礙一個人貪生怕死。
《大江報》被查封後，瑞澂頒布了菜刀實名制：武漢所有刀具店必須取得營業執照。購買五把刀以上的顧客要登記姓名和住址——你要叫一九把刀，估計得直接移交公安機關。
同時，總編詹大悲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
24歲的詹大悲是武漢革命團體文學社的文書部部長。該組織成立於半年前，志存高遠，以“推翻清朝專制，擁護孫文主張”為己任，社長是混成協的普通士兵蔣翊武（1884—1913）。
此人木訥寡言、不露鋒芒，但曾痛斥科舉為“奴隸功名”。
文學社則一點都不文學，叫這名字是為了看起來和諧，成員多為新軍士兵。
這些反動士兵平日的精神享受就是看《大江報》，現在精神食糧沒了，大家開始不淡定了。
不淡定的結果就是開會，和另一個“反動團體”共進會一起，連續開了三次會，商討合作事宜。
第三次是在富二代劉公家召開的。
能讓富二代把興趣從超跑俱樂部轉移到造反上來，這政府得有多令人寒心？
劉公他爸是襄陽首富。這種不差錢的富一代對下一代的期望一般就是走仕途，畢竟在中國，士農工商的排序還是異常頑固的。
劉公利用國人的劣根性，寫信給他爸說要捐個廳局級噹噹（道台）。劉老頭二話不說，趕緊給匯了五千元，讓他作為買官的鋪墊。
結果就讓孫武（1880—1939）給盯上了。
孫武是共進會的創始人，十年前就參加過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還被封為“岳州司令”。 1904年東渡日本，後在香港加入了同盟會。組織成立共進會（隸屬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後，孫武空降武漢，策劃起義。
孫武覺得革命不是搞傳銷，見人就拉。他對入會提出了嚴格的標準：必須是新軍士兵，並自鳴得意道：“今日清廷之精兵，即他日我黨起義之勁旅。”
動員工作也很講究。孫武的助手鄧玉麟是個兵油子，發展下線時從來不提“排滿革命”這類聽起來就在把人往火坑里推的口號，而是伸出手指算賬：“那，現在加入呢，就能當標代表；晚一些，可以當營代表；再晚就只有隊代表、排代表了。光復以後，肯定要擴軍，到時候各個代表就是標統、管帶、隊官和排長。你說這麼好的機會你都不抓，就不要怪起事時戰友們的子彈不長眼睛了。”
人是忽悠來了，可惜沒錢。
孫武經常餓著肚子，把衣服都典當出去，跟鄧玉麟合穿一條長衫。
在聽說劉公怀揣巨款後，兩雙眼睛登時綠光閃閃。
孫武找來新軍排長彭楚藩商量。彭楚藩自告奮勇道：“劉公曾秘密印過一份地下刊物《革命方略》，我去嚇他，如果不交錢，就說要告發他，讓他捐官不成！”
果然，彭楚藩到劉公家“做客”，沒說幾句，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虎視眈眈地望著對方。劉公不滿道：“我原本就是從家裡騙錢幹革命的，唬我作甚！”彭楚藩大喜，說了些好話，二人把酒言歡……
1911年9月23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在武漢楚雄樓10號劉公家宣布合併。博弈的結果是，原文學社社長蔣翊武擔任軍事總指揮，一把手。這是由於文學社人數多，在新軍里基礎好。而共進會方面因為後台硬（同盟會）、經費多（劉公的），因此推舉孫武為軍務部長，劉公為總理。
同時，大家接受了原混成協士兵、文學社骨幹劉復基的建議，從今往後不分彼此，一律統稱“武昌革命黨人”。
翌日，起義指揮部召開幹部會議，一百多人參加。會議決定，將於1911年10月6日起事。那一天是農曆八月十五，正好暗合歷史上“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說——元朝末年，陳友諒起事，在中秋節以月餅傳信，奮起殺元兵。
同一時刻，南湖砲隊（標級單位），三營。
正目汪錫九和幾個士兵即將退役，一幫戰友喝酒為其餞行。排長劉步雲平日就看汪錫九不順眼，此刻見他和一群士兵吆五喝六，藉著酒勁還罵罵政府，便上前干涉。退伍老兵一向比較橫——馬上滾蛋的人了，用不著再裝孫子。加上這幫人原本就跟革命黨有聯繫，好些連辮子都剪了，都不是善茬儿。
一干涉，火花就擦出來了——《大江報》不讓看，喝酒不讓喝，乾脆讓子彈飛算了。於是，雙方由爭吵升級為械鬥。
本來也沒多大點事，打打架鬥鬥毆權當操練了。誰知砲營管帶不會平事兒，非要偏袒劉步雲，派憲兵抓人打人，頓時激怒了士兵。
幾十個兵藉著酒勁衝進軍械庫，取出幾十桿馬槍，對著軍官室一陣亂轟。
可惜槍裡的子彈都是有藥無子的訓練彈，拍戲倒是很有氣勢。亂兵們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準備大干一場。又可惜，新軍的砲與砲彈是分開的，有炮無彈——獨裁者連看家狗都嚴加防備，真可謂苦心孤詣。
這一鬧騰，驚動了鎮統張彪。
張彪是張之洞在山西巡撫任上發現的，從此跟著張香濤走南闖北，成了他的侍衛和心腹。相貌憨厚的張彪除了腿腳比較麻俐，別無所長，放現在充其量是個優秀的夜總會大堂經理。之所以能當上湖北的軍事二把手（一把手是總督），無非是跟對了人。
讓這樣的庸才身居高位，在治世混一混也就過去了，反正天朝就是一攤稀泥，你混我混大家混。但擱到亂世，就有好戲看了。
當晚，張鎮統很生氣，迅速派馬隊前去彈壓。待騎兵趕到時，譁變的士兵早已作鳥獸散。
人是散了，人心也散了。
很快，“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小道消息便在軍營里傳播開來，搞得大家都很興奮，夜不能寐。
同樣失眠的還有瑞澂。殺韃子？湖北最大的韃子就是他。
神經緊張的瑞澂屢屢派出密探，偵查消息來源，並宣布八月十五當天全城戒嚴，官兵不許離營半步。同時，軍中除執勤士兵可攜帶少量子彈外，所有彈藥一律收繳，集中保管。再者，中秋聯歡會提前一天舉行，八月十五嚴禁各種名義的聚會。
這下輪到“武昌革命黨人”鬱悶了，計劃完全被打亂，只好延期至10月11日起事。
10月9日，孫武正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的家中專心致志地研製炸彈。
經常搞暗殺的，一般都是化學家。但因技術缺陷，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事也沒少干。
孫武受過專業訓練，效率很高，要不是家裡來了不速之客，當天的產量能輕鬆突破五十枚。
下午，劉公十六歲的弟弟劉同跑來找他哥。
發現劉公不在，劉同坐下來等。百無聊賴的他望著孫武忙碌的身影，犯了煙癮，倚著木案點燃了一支煙。
鏡頭給了案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黑鉛和硫黃一個特寫，接下來發生的事就成了國產電視劇爛俗的橋段。缺乏安全意識的劉同學彈煙灰的姿勢很瀟灑，所以這段用慢鏡頭來表現。
燃了。
火球躥起，濃煙升騰，孫武的雙手和臉都被嚴重燒傷。他一面令劉同趕緊離開，一面讓正在另一個屋印假鈔的同伴向房子潑煤油，以便在救火隊趕來之前銷毀罪證。
俄國巡捕反應神速，蹬著大皮靴就朝出事地點趕來。淒厲的警哨嚇跑了劉同和孫武，後者被同志送往醫院。
俄租界待不下去了，革命同志紛紛轉移到法租界，在長清裡18號集合。
劉公隨後趕到，沒說幾句，臉色大變——革命黨的花名冊，共進會、文學社的重要文件，全在寶善裡。當真是聚九州之鐵，方能鑄此彌天大錯。
愧疚交加的劉公出於僥倖，希望俄租界的巡捕尚未發現花名冊和文件。他派劉同回去取。
而俄國毛子的優異表現再次印證了專制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家都對草民造反有著特殊的嗅覺。他們早就發現革命黨人的罪證，轉交給了清政府，並且還舉一反三地埋伏在寶善裡等待革命黨上鉤。
俄國巡捕抓了劉同，嚴刑拷打下，革命黨人的計劃被全盤供出。
劉公久等不見弟歸，預感著兇多吉少，心情越來越沉重，和孫武等人商量了一下，準備提前起義。
於是派出鄧玉麟，讓他火速趕往武昌的小朝街總指揮部報告情況，組織起義。
位於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號，是原文學社的機關所在地，房東乃新軍排長張廷輔。與他們同住的，是有“小諸葛”之稱的劉復基。
劉復基頭腦靈活，組織力強，是文學社的靈魂人物，很多重要決斷都是他催促社長蔣翊武作的，比如同共進會的合併。
當蔣翊武聽完鄧玉麟的匯報，拿捏不定時，劉復基又一次站了出來，痛陳利害，終於說動了眾人。
下午五點，蔣翊武簽署了起義命令，決定提前起義——當夜十二點，以南湖砲隊中的革命黨人鳴炮為號，各軍同志以白布系左膀為標誌，一齊起義。
南湖位於武漢三鎮南端，與長江相通。共進會精耕細作，早就在此經營了以徐萬年為首的一批革命代表，將砲隊變成了一點就著的砲仗。
鄧玉麟和楊洪勝被分頭派去通知南湖砲隊和各標營的革命同志。夜裡十二點能否響炮，成了起義成敗的關鍵。
鄧玉麟在城裡轉了一大圈，把該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只是延誤了時間。
蔣翊武等人焦急地等待，時鐘顯示十一點整。
鄧玉麟出了文昌門，到達南湖砲隊。他翻牆而入，差點被執勤的衛兵打死，幸虧另一個衛兵發現是同志，幫他進了砲營。
蔣翊武等人不安地等待，時針即將指向十二點。
鄧玉麟找到標代表徐萬年，和幾個革命同志一起，鑽進馬棚商議起義計劃。
徐萬年面露難色。他認為馬上起義時間太倉促，而且兵營的同志均已熟睡，臨時摸黑舉事，成功的可能性極低。
徐萬年有這樣的想法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人都是安於現狀，屈從於習慣的，這和他的思想是左是右沒有關係。當你坐久了辦公室，便會斷絕創業的想法；當你和一個人同居久了，哪怕不喜歡對方，也會因懼怕改變而拒絕分手。
徐萬年的思想是進步的，但他的大腦是僵化的。這不能怪他，放到中國這壇大醬缸裡染上幾年，喬布斯也就是飽食終日。
大腦僵化的特徵是不相信奇蹟。你不能寄希望於一個不相信奇蹟的人來撬動歷史的鐵軌。
仔細研究後，革命同志們集體了。決定等天亮後，讓鄧玉麟回小朝街找蔣翊武重新議定一個起義時間。
等不到天亮了。瑞澂派出大量軍警，按圖索驥，已經端掉了幾個革命“窩點”，正往小朝街殺去。
當天夜裡，蔣翊武沒等到窗外的砲聲，卻迎來了一隊張牙舞爪的清狗。
結果，除蔣翊武僥倖逃脫外，劉復基、彭楚藩和楊洪勝等骨幹被一網打盡。
瑞澂估計是想出一口害得自己失眠的惡氣，準備殺一儆百。他立刻在總督衙門外舉行了一場公審。
這是老傳統了，對於謀逆大案，清廷向來公審，以震懾不明真相的群眾。但問題是，時也勢也，到了清末，公審經常變成革命者激昂的宣傳演出。你搭台，他唱戲，一個個口才還賊好，最後的結果是讓圍觀群眾紛紛受到啟蒙，很多人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殺掉幾人後，瑞澂心中稍安，讓師爺張梅生擬就一份捷報，發往北京。
按理說，黨人名冊已經拿到。玩狠的，可以按照名單大開殺戒，凡是跟革命黨有染的，統統拿下；假慈悲，可以召集新軍軍官，公開銷毀名冊，表示既往不咎，以示寬大，穩定軍心。
其實，選擇息事寧人，也符合清廷上諭的精神——“如搜獲逆黨名冊，立即銷毀，毋得稍事牽連，致滋擾累！”
但這事壞就壞在瑞澂的宗教信仰上，他居然信佛！
信佛的人總覺得殺伐太重會有報應，殺劉復基等人已然是覺悟高於信仰的艱難決定，讓他血洗武漢新軍？不可能。
銷毀名單？也不可能。武漢已經成了火藥桶，出了事誰負責？
當時又沒危機公關，謠言立馬就四起了，是關於辮子的。說起辮子，那可真是滿清的小辮子，說不得碰不得，意識形態的活化石。活化石在清代有多威武？可以參考孔飛力的《叫魂》。
然而，犯禁是人性中一股不可遏制的衝動，就像你砌再高的牆，也只會吸引更多的人去翻牆一樣。到了晚清，越來越多的人迷上了剪辮子這件讓生活充滿了刺激的事，其中不乏新軍的士兵。
此事可大可小，就怕認真，在晚清剪辮子，往大了說，腦袋搬家。往小了說，大家心知肚明糊弄幾句就過去了。
一次，黎元洪麾下一個標的士兵就想不開剪了辮子，被軍法官告發。黎元洪當著一眾軍官的面，開玩笑道：“剪辮之舉，大可免受豬尾之訕笑，倡文明之先機。”打了個哈哈，幫他掩飾過去。
然而，這次的謠言的確聳人聽聞：政府正在搜查，只要你沒有辮子，就會被抓起來處決。
對於不脛而走的謠言，新兵們寧可信其有——首先，遇難的彭、劉、楊三人都是剪辮的。其次，被政府逮捕的張廷輔，也是剪辮子的。而這恰恰是公審大會後唯一的一次逮捕行動，就在10月10日凌晨，雷厲風行。
由於無人澄清，謠言愈演愈烈，傳來傳去變成了“政府將派滿兵逮捕新軍中所有的漢兵，集體屠殺”。
不到一天時間，新軍就被流言搞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畢竟好多人枕頭底下壓著的暢銷禁書《揚州十日記》都還沒來得及銷毀，一幫“反動”士兵開始惶惶不可終日。
天時地利人和，民國的湯藥已經煨好，只待揭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