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媒介的競爭

與“CC”派爭奪對印刷業的新設備的控制，使藍衣社背離了蔣介石關於讓他們主要在公共安全和警務範圍內活動的指示，因為印刷業被認為屬於民事政治範圍。所以，一開始除了創辦復興社控制的報紙雜誌以外沒有什麼其他正式活動。復興社的“官方”報紙是《中國日報》，它的前身是《文化日報》。其主編是蔣介石前軍事助理、藍衣社內“西南派”的首領康澤。後來康澤被調去負責組建一個在“剿匪”區域“剿共”的別動隊。此時他負責宣傳工作的任務，也許部分是出於防止他通過參與藍衣社培訓項目而繼續擴展他這一派的影響的緣故。 不管康澤的這一任命緣由如何，康澤成了藍衣社傑出的報刊出版人。 1932年1月28日上海戰爭爆發後出現了嚴重的報刊印刷危機，但康澤對此早有準備，他儲備了大量的印刷紙張。正因如此，也因為他的戰事消息直接來源於前線，《中國日報》擁有極高的發行量。

還有其他一些力行社控制的報紙。除了在上海出版的《前途》和在南昌與漢口印刷的《掃蕩》以外，復興社還對下列刊物有影響： 《北方日報》——餘灑度主編，出版於北平。 《老實話》——劉健群編輯，1933年8月出版於北平。它比起正規報紙來更像簡報，主要刊登有關政黨人物聳人聽聞的軼事，以及對共產黨人進行造謠誹謗。 《人民周報》——蔣堅忍編輯，杭州。 《青年與戰爭》——蕭作霖創建於南昌。開始主登“剿共”文章並致力於激發青年人，後來於1934年7月與《中國革命》合併。 其他還有一些復興社知識分子成員編輯的刊物，但除了符合前面提起過的兩個口號：“攘外必先安內”和“絕對支持一黨一領袖”以外，它們之間沒有體現出共同的理論基礎。這些報紙包括了《南方日報》（福州）、《河南晚報》（開封）、《國民新聞報》（杭州）、《新青島報》（青島）、《新中華日報》（漢口）、《中華周報》（南京）、《國際譯報》（南京）、《新社會》（上海）、《思想》（上海）、《民族文藝》（上海）、《現代社會》（天津）和《西北評論》（西安）。

這其中的有些報紙因自身特點而被認為屬於國民黨極右派。其他的，如曾擴情編輯的《世界日報》（北平），則被讀者認為不屬於任何派系且觀點中立。復興社所屬刊物的這種缺乏明顯傾向性的情況，要比藍衣社自己的政策和政治理論上出現的含糊狀態更常見。於是為了平衡這種含糊狀態，也為了向藍衣社提供一個前沿組織以使其活動深入文化界，一個由蔣介石的親信，包括蔣的私人秘書鄧文儀組建的“中國文化學會”，於1933年12月25日成立了。 鄧文儀長期以來對文化事務持有商業興趣，他曾經向朋友們藉錢開辦了“提拔書店”，那書店出版過蔣介石的言論集和軍人手冊系列。書店和編輯室合起來就是一個小出版社的樣板，它在吸引那些渴望用學習國家領袖語錄來提高自己的顧客方面如此之成功，以至於引起了在鄧文儀和他的領袖之間激烈的爭執，幾乎讓他倒霉。

首先，那些深為嫉妒的政治——商業競爭對手們滿懷惡意地向蔣介石匯報說，鄧文儀利用領袖的名譽和聲望來大筆盈利。然後，當蔣在1930年新年對黃埔學生的講話被提拔書店的某個刊物誤解後（暗示國民黨軍隊將向東北進軍，那就等於肯定了與張學良軍隊的衝突），蔣介石把他的這位秘書召來狠狠地訓了一頓，說要關閉他的書店。一開始鄧文儀不服，用了一個多小時來爭辯說他的書店沒有正當的法律程序不能被關閉，而且要徵求書店股東的意見。這對蔣無異於火上加油，結果鄧終於在蔣的臭罵下縮了回去，回到自己家裡，懊喪地哭了一天一夜。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鄧文儀一直非常沮喪，他把自己關在家裡，竟然都不屑向司令部的上司請病假。蔣本人則裝作沒注意到他的缺勤。終於，一個月後，當蔣在中山陵向一隊負責江西“剿匪”動員宣傳的人員作講話時，鄧文儀自己來到了那裡。講話後，蔣主動向鄧打招呼，關切地詢問他的健康狀況和是否上班。然後“校長”溫和地對他說：“你的毛病就是懶散，如果打起精神工作，一定可以把事辦好，今後要切記改過，勤奮工作，從明日起，你到總司令部去辦公。”次日鄧文儀便去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