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新生活

這次感情衝動的危機反映出蔣介石和他的部下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在這之後，鄧文儀繼續經營他的出版公司。事實上，當力行社的藍衣社成形時，鄧的“提拔書店”已經發展成了連鎖店，並在南京、漢口、南昌、長沙、貴陽及其他城市發行了該運動的刊物。中國文化學會也因此匯入了鄧文儀的一個已經建立好了的簡單而面廣的宣傳網絡。它的出現正值新生活運動開始：新生活運動由江西省省長熊式輝於1934年2月在江西發動，這種道德復興觀的基礎，來源於“傳統孔學信條、基督教道德準則及軍事理想的意識形態大雜燴”。 在力行社內部，新文化運動被當做藍衣社的“四大運動”之一。社會上所有的干部和成員都受到它的左右，尤其是在他們個人財產和收入方面。力行社的規定要求所有的成員都應當登記他們的私人財產，將來所有的財產增減都將通過其工資來調節，而這些財產應當由書記處的會計或力行社的監察員抽查。貪污200元的，處徒刑；偷竊500元的，處死刑。力行社在地方的協調組織因此而製造出“一個新氣氛”以清除揮霍、貪婪、懶惰、欺騙、叛逆、賭博、淫亂，以及所有“封建士大夫”的“好逸惡勞”之類的種種“惡習”。在這個掃除浪費和到處封官許願的新道德秩序下，男女大眾將“復興我固有的日新又新之創造民族精神”，以“恢復自鴉片戰爭戰敗後之民族生存發展信心”。

中國文化學會相應的主要目標是，通過把人的注意力轉移到大眾共同利益的方法來“更新生活”。這種努力的關鍵是一個“軍事化”項目，它原先只針對複興社成員，後來通過新生活運動促進協會的運作擴展到了一般公眾。正是這個協會採取了許多極有爭議、強加於人的運動措施，如限制吸煙、跳舞和穿某些西化的衣服。藍衣社後來遭到外國人尤其是美國傳教士們的指責，說他們顛倒了新文化運動最初的宗旨，而把它變成了一場法西斯統治的運動。 中國文化學會名義上由蔣介石主持，但它的日常領導是鄧文儀、蕭作霖、賀衷寒和吳壽彭。鄧是理事長，而蕭當了南昌總部的秘書長。與此同時，決定讓蕭作霖去上海，在劉炳藜（《前途》的編輯）、倪文亞和其他藍衣分子的幫助下建立該學會的一個分會。

藍衣社在上海的腳跟已穩。 1932年1月，力行社籌備處曾經派遣葉維去那裡建立一個控制學生運動的組織。根據日本資料，兩年後，藍衣社在上海召開了一個常務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了一系列的組織原則，建立了組織結構並訂立了關於成員的規章守則。日本資料說，藍衣社的章程宣稱：“法西斯主義應當用於實現獨裁。”他們的誓言要求他們致力於發揚民族獨立精神，取締一切所有不平等條約，並使整個國家集權化。在政府官員中加強軍事化，“使他們接受法西斯主義”的同時，用刺激各省鄉村手工業，壓制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階級鬥爭，以及普遍建立農業實驗站的方法來發展商業、礦業和農業。另外，為了“盡快實現社會新秩序，建立基於法西斯主義之上的國家”，藍衣社根據形勢開始涉入情報、宣傳和處決的活動。

根據這些大驚小怪的日本數據，上海的藍衣社組織系統圖顯示，其地方上的特殊地區分部直接受南京總部的領導。它還表明： 1.平津站，包括天津警察情報局； 2.平津地區懲戒委員會； 3.常設在大同、濟南、青島、山東、唐山、張家口和綏遠的分部； 4.一支北方特殊縱隊，它在大連、瀋陽、新京、哈爾濱、黑龍江、四同、營口、承德等地都有自己的分部； 5.武昌分部； 6.分散在整個全中國省市的各級單位。 其他外國情報和警察機構也積累了關於藍衣社的情況。至少在1933年8月，法租界的警察已宣稱他們發現了在國民黨社會局局長吳醒亞領導下的上海藍衣社，吳醒亞被認為是蔣介石在上海的情報頭子。國際租界的警察也誤把藍衣社上海分部與CC派和陳果夫混為一談，而且認為該組織的建立是為了把“一種新精神，法西斯主義，作為在危難中拯救國家的措施灌輸給大眾。”顯然，他們也誤把吳醒亞當做其頭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