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第九章意識形態的競爭：藍衣社和CC派

儘管力行社內部成員們宣稱，藍衣社的軍事訓練活動事實上只是對選民教育的一種形式，但一般人並不這麼認為。當時的報紙和雜誌經常把藍衣社比做蓋世太保，而且藍衣社本身對歐洲的法西斯主義也非常感興趣。一般民眾對納粹和法西斯同樣熱衷：在1933年的中國談論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時髦，《上海申報》曾連篇累牘地發表這方面的文章，反映了公眾對黑衫黨和褐衫黨的普遍興趣。 然而，儘管在南京立誌社辦公處內部成立了“中德編譯學社”，復興社雜誌《前途》（該雜誌由賀衷寒從政訓處提供資金）的編輯們對提法西斯主義仍感到惶恐，他們怕因此而冒犯某些讀者，包括蔣介石在內。後來，他們的編輯們對納粹的雅利安種族優化的概念深感憂慮。復興社在1933年另一家雜誌《中國革命》的編輯蕭作霖說，儘管人們對法西斯主義到底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現象的蔓延有何關係的解釋很感興趣，但他和他的撰稿人們都怕寫這一類的文章，因為蔣介石本人沒有使用這個詞。

同時我們也實在對於法西斯主義還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說也說不出個名堂來。並且蔣介石雖然在實際上把法西斯主義當作三民主義來實行，但是他在口頭上自始至終都不談法西斯這個名詞，開口閉口也還是三民主義，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這個名詞了。 與此同時，《前途》總編劉炳藜決定把該雜誌第6期專門用來考察法西斯主義。據該雜誌說，其目的大致是要終止傳統的個人主義並迅速促進集團主義在中國的普及。但那一期雜誌有關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文章非常具體，法西斯的許多方面，包括它的經濟政策，都得到了詳細的研究。 而且，至少從興趣和意識形態上的自我表白來看，藍衣社的確與三十年代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有部分的相似之處。

我（Lloyd Eastman）相信藍衣社可以被準確地形容為法西斯，因為他們所採用的方式和他們表達的觀點與顯而易見的法西斯運動不謀而合；他們有意識地追慕、模仿並宣傳歐洲法西斯思想；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把自己當作法西斯分子。 從結構上看，蔣屬於軍事獨裁，其統治與其說是法西斯不如說是專制式的，而且他的複興社的信仰是“一種反動的、發展中的民族主義的形式”，政治學家們通常把它當做一種“延遲的工業化的意識形態”。黨和政權所賴以建立的國家和社會的組織概念，是基於既要避免資本主義社會非道德化的個人主義，又要避免社會主義革命所預言的階級鬥爭。就像沃特·高雷（Walter Gourlay）指出的那樣，國民政府與城市工人階級的關係和歐洲法西斯體制與工會間的聯繫非常不同。

法西斯的工會主義既帶有官僚特點又生氣勃勃。它有意識地教育、灌輸和引導工人在法西斯主義的“新秩序”裡承擔一部分角色。作為個人，工人們不斷受到成為法西斯工會領導的鼓勵，而且這樣的領導地位也在黨的等級制裡設立了。由此，工人階級便直接地與國家聯繫了起來。工人們不但沒有被非政治化，相反在一種謹慎而受制約的方式下被政治化了。於是，當然就有了以工廠群眾為基礎的因素。與此相反，蔣的解決方式是官僚性的，但卻毫無生氣。對“黃色”工會的控制和管理中幾乎少有工人的參與。領導們來自於工人以外的階層，這在意大利是不可想像的，同樣不可想像的是墨索里尼會允許自己與“青幫”分享對工人的控制。如其他許多事情那樣，在控制勞工上蔣是個折衷主義者，他會模仿戰術和技巧，卻無法模仿他們的精神。蔣並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他成不了。他是個軍事官僚。他的方案不是去贏得工人，而是凌駕於他們之上。

而且，1936年撰寫的藍衣社的訓練手冊否認與西方法西斯主義有過多的相似之處。它承認：“許多同志認為，我們的組織成立時正值歐洲法西斯主義上升時期；於是，為抵抗日本軍國主義及奠定中國社會的基礎，我們必須與世界潮流保持一致，並採用法西斯主義；因此我們的意識形態是法西斯主義。”但手冊說，這個觀點會使人產生誤會，因為一旦模仿外國人，必然會使藍衣社無視中國的特殊條件，從而無法認識到三民主義是適合當時中國國情的完整意識形態綱領。力行社的創始人之一干國勳，在許多年後寫道，他對把所謂藍衣社當做法西斯組織感到憤怒。 “我們怎能讓敵人誣陷我們的事業，並稱我們的秘密組織藍衣社為法西斯組織呢？” 據幹國勳回憶，一些成為複興社三級組織成員但從未真正介入力行社核心部分的記者和評論家們，不但完全誤解了原黃埔的運動發起人的目的，而且太輕而易舉地濫用了“法西斯”這一詞語。這些人，包括《動亂的回憶》的作者陳敦正，都被復興社個別領導人模仿歐洲法西斯的表面現象蒙蔽了。比如在復興社訓練處工作過的陳敦正曾這樣形容剛訪問德國和意大利旅行回來、帶著一副納粹衝鋒隊派頭的上司滕傑：

而實際上，滕傑只是複興社僅有的幾個去過德國、意大利、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的官員（其他人有杜心如、李國俊、酆悌、潘佑強和胡軌）。他們訪問的目的並不在於研究法西斯本身，而是從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的角度，去觀察德國和意大利是如何擺脫曾阻礙英法在本國剷除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桎梏的。 如果說，歐洲法西斯對共產黨的殘酷攻擊有助於力行社成員拋開他們對侵犯民權僅有的那麼點顧忌的話，德國的褐衫黨和意大利的黑衫黨則為複興社樹立了一個新的可參照的會議風格和集會儀式。此後不久便有一些藍衣社前沿組織的集會，以一種“法西斯雛形”的文化形式出現。而這種集體性被後來的一個成員稱為“警察前衛的刀劍文化”，在那時的確顯示出一種與歐洲法西斯儀式相似的場面。

例如，復興社於1934年在杭州建立了一個“文化前衛隊”，它由浙江大學、之江大學和國立藝專學校的三四百學生組成。它的成立儀式是在代表了“血和鐵”的長劍和匕首前舉行的。儀式上，中央空軍學校和江蘇警察訓練學校的干部們身穿軍裝列隊成行，在警察學校校長及力行社的創始成員趙龍文的指揮下組成了一列儀仗隊。成千上萬的人觀看了新衛隊成員荷槍實彈宣誓效忠的場面，他們似乎被這種嚴峻的秩序和莊嚴的場面深深地感動了。 確切地說，在這組相對來說不大、對著蔣介石像宣誓的半軍事化的學生團體，同在紐倫堡向元首列隊致敬的軍隊或是在羅馬廣場上揮動拳頭對元首歡呼的人群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當時一名記者通過從另一個角度討論定義的問題，即在歐洲法西斯運動中尋找與藍衣社相似的組織，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差別：

不過，即使歐洲的黑衫黨和褐衫黨與中國的藍衣社不完全是一回事，法西斯主義的形像在那些年代裡在全世界範圍內都非常強大而且具有吸引力。正如我們所見，為數不少的中國軍官被派往德國和意大利受訓，他們回國後充滿了對“法西斯主義”的崇敬，“而且相信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當時情況下的價值”。而且，即便藍衣社僅僅渴望尋找新鮮的政治觀點，以向陳氏兄弟及其黨徒對報刊出版的壟斷進行挑戰，那麼法西斯主義的衝動口號對極端民族主義化的中國人來說，也必然成為他們的某種意識形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