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九章被神化的“女權鬥士”

1992年，布萊克門已被世人看做“美國婦女權益的晴雨表”透過他的司法經歷，人們見證了女性墮胎權利的起伏變遷。在“羅伊訴韋德案”中的表現，強化了他的女權鬥士形象。人們普遍認為，布萊克門不僅挺身桿衛婦女的墮胎權益，還在為女性的其他各項權利而戰。其實，哈里·布萊克門之所以成為女權主義者的偶像，更大程度上是無心插柳的結果。那些在他司法生涯晚期，盡力“神化”他的人，總喜歡在各類晚宴或演講中，奉上老套的溢美之詞，但他們所稱頌的對象，初衷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在“羅伊訴韋德案”中，布萊克門最初關注的並非女性利益，而是醫生權利。這一真相，已逐漸被記憶的迷霧和刻意製造的神話所遮蔽。重新審視“羅伊案”的判詞，我們或許可以一窺布萊克門的原始意圖：

本判決維護的是醫生根據其專北判斷而實施治療的權利，醫生的這一權利應當受到保護，直到州有足夠合理的理由，為維護州的利益而進行干涉……但在州進行干涉之前，墮胎的決定，歸根結底是一個醫療判斷，它完全取決於醫生的診斷。 的確，1970年代初期，布萊克門曾花大力氣研究女權運動者輸送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有時甚至比對墮胎案、死刑案更加上心。墮胎案、死刑案涉及的議題，布萊克門通過常識就能理解，比如：合法而安全的墮胎的必要性；死刑可能導致的社會問題。但是，性別平等議題就不一樣了。這類案件挑戰的，通常是些行之有年，又彷佛合情合理的政策。相關問題不涉生死，甚至瑣碎細微，令布萊克門頗為頭疼。對於女權主義者的訴求，他並非有求必應，但一直保持關注。

當然，布萊克門並不排斥女權主義。他有一個女兒擁有法律學位，另一個女兒則是心理學博士。他們一家住在羅切斯特時，多蒂·布萊克門就已是一家名為“設計女人”的商舖的合夥人，這家商舖專門接受女性顧客預訂，為她們訂製各類服裝。那一時期，性別歧視的思想仍根深蒂固，但布萊克門卻非常讚賞身邊女性的成就。截至他退休時，他僱用過的女性法官助理數量，超過了其他在任大法官所僱女性助理數量的總和。他在最髙法院的最後十年中，絕大多數助理都是女性。 另一方面，布萊克門從沒有刻意與女權運動過不去。 1970年代初期，女權運動正如火如荼，相關人士不斷製造議題，吸引各方關注，並陸續將問題焦點引至法院，希望藉此清除妨礙女性參與社會活動的障礙。最高法院自然是最好的目標，人們通過精心策劃各類案件，試圖從司法上徹底掃除性別歧視，就像當年廢除種族歧視那樣。不過，這些“被策劃”的案件，引起了布萊克門的警覺，甚至令他非常反感。在他看來，這些案件人為操縱痕跡過重，原告的論調往往居高臨下，咄咄逼人。較早的一起案件，是“里德訴里德案”上訴人請求最高法院撤銷愛達荷州一部法律，根據這部法律，在逝者沒有留下遺囑的前提下，男人比女人享有優先的房產繼承權。代表上訴人莎莉·里德出庭的，是來自“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法學教授露絲·巴德·金斯伯格。當事人上訴到最高法院，當然不止是為了解決一起不幸的家庭糾紛。在“里德案”中，一對夫妻長期失和，養子自殺後，沒有留下任何遺囑。這起官司的目的，是想讓大法官適用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就像當年對待種族歧視一樣，宣布任何包含性別歧視的法令都是違憲的。

布萊克門對本案一開始就抱懷疑態度。 “這起案件，根本就是一個測試性案件，完全是沒事找事。”1971年10月，他在庭審前寫道，“本案涉及的房產價值，連1000美元都沒有。有必要小題大做，用這樣的案子來折騰四級法院麼？” 他同樣抱怨了金斯伯格提交的訴狀，說它“傲慢無禮”而且“拖沓冗長，充滿了情緒之見，以及關於女性卑下地位的歷史描述”說實話，對一份訴狀來說，68頁的篇幅確實算得上歷史之最，而且用在這麼一起布萊克門認為“無足輕重的案子”上，言辭也的確誇張了些。訴狀聲稱，“美國女性在歷史上一直被打上下等階層的烙印，今天亦遭受普遍深入的歧視。一個人生為女性，意味著她終身無法擺脫下等階層的命運。” 雖然布萊克門對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提交的訴狀非常不滿，但是，他對此案還是非常看重的。他的立場，也受到訴狀很大影響。他撰寫的審前備忘錄只有4頁，卻彷彿是一篇內心獨白，裡面充滿自相矛盾的段落，從中可以解讀出這位法官在本能與偏見之間的內心掙扎。 “總之，我傾向於認為，與種族一樣，以性別劃分人群，屬於一種可疑分類。”他寫道。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每一條以性別為區分標準的法律都是自動無效的。我們必須設定一個前提，那就是，任何性別分類都是可以質疑的，支持者必須提供強有力的理由，證明這種分類的合理性。毫無疑問，歷史上，無論在哪個領域，女性都處於被壓制的地位。 以第十四修正案為分析工具，當然很令人著迷。也就是說，這部法律存廢與否，都取決於第十四修正案。但是，這部法律在一百年前通過時，立法初衷可能與性別之分無關。可以想像，這個案子如果出現在1890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們根本不會適用第十四修正案。另一方面，在我看來，憲法條款具有一定的彈性，甚至可以進行擴張性解釋，因為從理論上講，我們對平等這一概念已經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

最終，布萊克門還是說服自己，認定愛達荷州相關法律違憲。他寫道：“我們完全可以用一份簡短有力的判決解決問題，我可不想被牽扯進一場費時耗力，又帶有情緒色彩的女權大討論。上訴人撰寫的過分冗長的歷史資料，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最高法院很快就“里德訴里德案”達成一致意見，庭審之後還不到一個月，案件就宣判了。伯格主筆的判決意見僅有6頁，內容並不涉及深層次的討論。意見指出，愛達荷州在指定房產繼承人選時，格外偏向男性，相關規定武斷專橫、不盡合理，但是，對這類案件犯不著適用“嚴格審查”標準，動用司法審查。 1972年，國會通過了憲法層面上的男女平權修正案，並送各州批准。如果有四分之三的州批准這一修正案，就能實現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試圖通過“里德訴里德案”實現的夢想：對歧視女性的法律動用嚴格的司法審查標準，直接判令其無效。

不久，圍繞這條修正案的所有爭議，都濃縮到最高法院受理的一起新案中，即“弗龍蒂諾訴理查森案”本案一審原告是位空軍女軍官，她為爭取住房、醫療福利，必須證明丈夫受她撫養，但是，按照軍方福利方面的法規，男性軍人可以直接主張妻子受其撫養，但女性軍人若想證明配偶受撫養，必須證明丈夫生活費的一半由自己負擔。 “這樣的規定必須被廢除，”1973年1月17日，布萊克門在審前備忘錄上寫道，“問題在於，用什麼方式，分寸如何掌握。”是否應當把性別分類，與種族分類一樣，視為一種憲法上的“可疑分類”呢？最高法院內部的爭議持續了幾週，除倫奎斯特外，其他大法官都不贊同軍方規定中的性別分類。布倫南打算適用“嚴格審查”標準，在他看來，早在“里德訴里德案”中，就該這麼乾了。但伯格表示強烈反對，他不贊成在性別平等案件中輕易動用“可疑分類”的概念。

在“弗龍蒂諾訴理查森案”中，露絲·巴德·金斯伯格提交了一份70頁的訴狀，極力敦促最高法院適用“嚴格審查”標準。布萊克門的法官助理詹姆斯·齊格勒認為這份訴狀非常有說服力，建議大法官將性別分類界定為“可疑分類”但布萊克門不同意這麼做，他認為，靠理性基礎標準已足以應付這一問題。 1973年3月5日，他告訴布倫南：“這案子困擾了我很久，經過一番內心掙扎，我覺得我們沒必要將性別標準與種族、籍貫、國籍問題歸為一類，並列人可疑分類的範疇。對我來說，參照'里德訴里德案'下判即可，無須因為這個案子去攪男女平權修正案這攤渾水。” 布倫南一直在關注男女平權修正案的命運，當時，已經有11個州拒絕批准這條法案，只要再有兩個州表示拒絕，足以令其胎死腹中。布倫南認為，最高法院如果想有所作為，現在正是大好時機。道格拉斯、懷特和馬歇爾都讚同在“弗龍蒂諾案”中適用“嚴格審查”標準，但布倫南始終無法湊夠5票。布萊克門加入了鮑威爾、伯格和斯圖爾特的協同意見，認為軍方的福利規定必須講求平等。倫奎斯特單獨發表了異議意見，意見只包含一句簡短聲明：贊同下級法院的看法，軍方在管理、經濟方面設置的男女差別待遇都是合理的。 1973年5月14日，儘管最高法院以8票對1票宣布軍方規定違憲，但最高法院並未打算在性別歧視案件中適用新的審查標準。

類似案件陸續湧入最高法院，對九位大法官來說，處理難度一點兒也未減輕。這一次，他們面對的是政府內部施行多年的歧視政策，這些政策一直被視為天經地義、合情合理。比如，在許多學校，女教師一旦懷孕（通常是孕後第5個月，孕婦身型初顯時）就得被強制離職，而且沒有孕後復職的保障。這類規定很快受到質疑，1973年開庭期伊始，就有兩起這樣的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一起來自克利夫蘭市，一起來自弗吉尼亞州的切斯特菲爾德郡。 多數大法官認為，這樣的強制離職政策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從憲法層面上討論，又很難確切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在這起名為“克利夫蘭教育局訴拉弗勒案”(Cleveland Board of Education v.LaFleur)的案件中，布萊克門在審前備忘錄內分析了不同理論，令他困惑的是，這個案子是否應被視為一起性別歧視案件？

任何關於懷孕的法規，都自動帶有性別差異。我不確定其中有必然性，但是，這類法規本身就是在女性之間設置差別，也就是說，劃分出孕婦和非孕婦，而不是區分男人和女人。這有點兒類似軍方某些條例，要求男性軍人不得留鬢角、蓄鬍鬚。這樣的條例呈現的是男人與男人間的差異，而不是男女之別。 另一方面，只有女人才會懷孕。因此，任何涉及懷孕的法規，都會被認為是侵犯女性利益的差別性規定。 不過，在提到上述可能性後，布萊克門又進行了自我否定： 上述思路，貌似挺有吸引力，但根本不符合邏輯。我個人更傾向於使用其他分類方式。比如，將人們劃分為因懷孕而喪失教職者和因健康原因而喪失教職者。按照這種分類方式，一個人如果選擇離職，會基於不同原因。那麼，懷孕有什麼不同嗎？當然不同，懷孕是種自願行為，而健康原因則是非自願的。此外，一些選擇性的外科手術也包含自願成分，如切除前列腺、整容手術、切除癉瘡、扁桃腺胖大、拔牙，等等。這類手術，都是患者選擇方便時段進行的，而非逼不得已，被動為之。

如果這個分類是合理的，那麼，克利夫蘭市教育系統強令懷孕者離職的政策，不具備任何彈性，違反了憲法平等保護條款。 布萊克門最終加人波特·斯圖爾特撰寫的多數意見，判定強制離職政策無效，但是，裁判的憲法依據，並非平等保護條款，而是正當程序條款。 1974年1月21日，最高法院用一個判決，同時解決了“克利夫蘭案”與“科恩訴切斯特菲爾德郡教育委員會案”(Cohen v.Chesterfield County School Board)中的問題。斯圖爾特大法官在判決中寫道，強制性離職政策“武斷專橫”給婦女受憲法保護的生育選擇權造成了“沉重負擔”有意思的是，判決中並未出現“歧視”一詞。一年前，最高法院才剛剛自信滿滿地宣布要維護墮胎權，如今，在保障懷孕女教師的權益方面，大法官們卻再次止步不前。 1973年開庭期，露絲·巴德·金斯伯格又將一起名為“卡恩訴謝文案”(Kahn v.Shevin)送入最高法院。這次她代表一位男性原告，挑戰佛羅里達州的一部法律。根據這部法律，州政府每年應自動向寡婦提供500美元財產減免稅，但鰥夫們卻得不到這個優惠。佛州最高法院認為這部法律“有助於縮小男女之間在經濟能力方面的差異”所以宣布其有效。而對包括布萊克門在內的多數大法官來說，州最高法院的判決理由不存在什麼問題。布萊克門聽完金斯伯格的庭審陳述後，給了她“B-”的評價，這可比她在“弗龍蒂諾案”中的“C+”表現要好。而她在佛州這起案件中的對手，佛州司法總長得到的評價則是“C”本場庭審中，布萊克門對金斯伯格表現的評語是：“冰雪聰明！”在這個案子裡，布倫南、馬歇爾和懷特贊同適用“嚴格審查”標準，推翻佛州立法，但布萊克門支持道格拉斯的觀點，認為這部法律“設計合理，目的是藉助性別分類舒緩喪偶者受到的財務衝擊，特別是因為喪偶而承擔不合比例的沉重負擔者”。 1976年開庭期，最高法院在“克雷格訴博倫案”(Craig v.Boren)中邁出關鍵性一步，開始對種族歧視立法適用“中度審查”標準。 1976年12月20日，最高法院以7票對2票宣布，廢止俄克拉荷馬州一部法律。根據這部法律，男性最低飲酒年齡為21歲，女性則為18歲。布萊克門加人了布倫南執筆的多數意見，認為“以性別為劃分標準，必須具備重要的政府目標，相關規定與目標實現必須有實質上的關聯”。 1976年開庭期，金斯伯格又將“卡利法諾訴戈德法布案”(Califano v.Goldfarb)送入最高法院，這是一起涉及社會保障的案件。本案庭審時，金斯伯格已是第五次參加最高法院的言詞辯論，算大法官們的“熟面孔”了。 “紅色裙裝出場。”布萊克門在庭審記錄上寫道。這一次，金斯伯格的客戶又是男性。里昂·戈德法布是一位退休的聯邦僱員，她已故的妻子曾是紐約市公立學校的秘書，支付過25年的社會保險稅。如今，戈德法布想以鰥夫身份，領取社會救濟金，卻被政府拒絕。理由是，他過去並非由妻子撫養。另一方面，一些寡婦卻無須證明受配偶撫養，即可直接領取救濟。 事實上，最高法院對這類案件已漸生倦意。布萊克門在備忘錄中感嘆：“又來了。”庭審後的內部會議上，波特·斯圖爾特說：“我簡直要被這些社會保障法案件煩透了，這類立法充滿專斷與任意性，簡直像催淚彈。”布萊克門不覺得這項立法存在什麼問題。他在備忘錄上寫道：“對一般領域的問題，我的基本立場向來是交給國會去解決。我不喜歡動用憲法，來給那些分類抬高身價。如果相關分類是錯的，國會應該直接糾正。我認為，讓鰥夫證明曾受配偶撫養，而不讓寡婦這麼做，自有其合理性。再說，很少有人會被這樣的問題困擾。”雖然布萊克門這麼想，最高法院還是以5票對4票推翻了相關法規，布萊克門加入了倫奎斯特、伯格和斯圖爾特組成的異議方。 1979年，最高法院審查了馬薩諸塞州一部法規的效力。這部法律賦予退伍軍人一項絕對的、終身的優惠權。也就是說，任何退伍軍人只要符合州政府確定的公職服務標準，就可比非退伍軍人優先被政府僱傭。這樣的法規，當然對女性非常不利。聯邦地區法院認為，州法過分偏向某一特殊階層，這一階層傳統上往往將女性排斥在外，所以宣布州法無效。布萊克門談起這起名為“馬薩諸塞州人事廳訴菲尼案”（Personnel Administrator of Massachusetts v.Feeney)的案件時，在備忘錄上寫道：“這種優先權過於極端，而且令人討厭。”另一方面，從形式上看，這部法規“形式上是中立的”州政府就辯稱，這麼做是基於兩個目的：一是為促進徵兵工作，二是幫助退伍軍人回歸社會。所以，布萊克門也力圖論證這類法規的合理性。 “女性在軍方的數量也在增加，或許會減少這樣的差別。”他寫道。他還在一位法官助理就此案撰寫的備忘錄上寫道：“我們敢去侵犯軍人們的優先權麼？”他最終與其他六位大法官投票支持這部法規，只有馬歇爾和布倫南表示異議。 不久，這起案件多數方的七位大法官，收到明尼蘇達州聖彼得市一位名叫凱瑟琳·克里斯滕鬆的女性的來信。 “女性，從夏娃時代開始，就被告知要孕育嬰孩，而非攜帶武器。”她在信中寫道，“如今，許多開明的社會已經認識到，持槍上陣和照顧家庭已不是成年男女們的惟一選擇。然而，你們卻認定，男人應享受更多恩惠，僅僅因為他們一直扮演著社會長久以來分配給他們的角色，與他們相比，女性實際上正變相受罰。”布萊克門沒有回應這封信。兩年後，他在“羅斯特克訴戈德堡案”(Rostkerv,sGoldberg)中，加入了6票對3票的多數方，贊成軍方只對男性進行兵役登記的條例。 1981年，桑德拉·戴·奧康納進入最高法院。外界都很好奇，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成員，會對性別歧視案件持何態度？奧康納可沒把自己看作一位女權主義者，當然，布萊克門也沒指望她是。她上任後的第一個開庭期，檢驗她對女權問題態度的案件就來了。 “密西西比女子學院訴霍根案”（Mississippi University for Women v.Hogan)挑戰的是單一性別學院的合憲性。喬伊·霍根是個男生，女子學院的護理學院拒絕了他的入學申請。他為此提起訴訟，位於新奧爾良的聯邦上訴法院判定，州政府無法證明，將男性排除在護理專業之外，“與政府管理目標有實質上的密切關聯”密西西比州女子學院隨即上訴到最高法院。 布萊克門的助理姬特·金玻斯勸他維持原判，允許男性進入護理專業。為了讓布萊克門放心，她寫道，“這個判決不會有太大影響，”因為除密西西比州外，全國祇有兩家單一性別的高校，即德州女子大學和弗吉尼亞軍校。 布萊克門不為所動，決定推翻原判。 “儘管法官助理與我意見相左”他在審前備忘錄上寫道，“而且，這部法規充滿陳詞濫調，案子也比較棘手”但是，“我並無資格判定，就教育本身來說，按性別分類是否合理，雖然這個問題很有爭議。” 1982年3月22日，庭審期間，布萊克門簡略記下他對本案的預測，他認為，奧康納會加人己方陣營，贊成推翻原判。但是，他錯了。內部討論會後，奧康納宣布她贊同布倫南的意見，認為密蘇里州女子學院的入學政策違憲。最高法院內部意見出現嚴重分歧。布倫南、奧康納、懷特、馬歇爾和斯蒂文斯支持原判，伯格、鮑威爾、倫奎斯特贊成布萊克門推翻原判的意見。不過，鮑威爾認為，本案原告完全可以報考密蘇里州其他學校的護理專業，但他沒有這麼做，所以才成為所謂性別歧視的受害者。 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宣布維持原判。布倫南指定奧康納撰寫多數意見。她在交付傳閱的意見初稿中，強調密蘇里州女子學院的招生政策背離了時代發展，拒絕招收男生進入護理專業的做法，將把“護理工作完全變成一個專屬於女性的職業”“彷彿女性天生就該從事護理行業”奧康納援引了這所學院1884年制定的章程，說學院的教學目的，就是按照州政府的要求，訓練女性從事縫紉、簿記、速記、電報和打字工作，“將來把她們安置到這些行業中去。” “貌似有些道理。”布萊克門在奧康納初稿的空白處寫道。儘管助理金玻斯勸他加入奧康納那份“說服力強、分析透徹、相對克制的意見”但他還是堅持異議。在異議意見中，他表示：“這所學院早就該換換當年的辦學宗旨了，至少得與20世紀的時代發展保持同步。”但是，“我們有必要在性別歧視領域推進那麼遠嗎？如果我們禁止一個州剝奪某些人的替代性選擇，將這些機會只提供給某一類人，這種教條主義會不會導致我們失去，或者摧毀某些對後者來說至關重要的價值。”他警告說，要避免以追求平等為名義，去施行“不必要的一致” 1983年，奧康納在“阿克倫市案”表態後，布萊克門注意力的重心，又回到墮胎問題上。這起案件讓他意識到，他必須付出更多努力，保護“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不被推翻，在此過程中，他逐步把自己視為婦女權益的捍衛者。 1986年，布萊克門在“索恩伯勒案”多數意見的結尾處寫道，與女性墮胎的決策相比，“很少再有比這更加私密、更加個人、更關係到個人尊嚴與自決的決定了”在“羅伊案”判詞中還略顯客觀、超然的語氣，如今已變得更富激情。現在，布萊克門已更加關注女性們，而不是醫生們的權利了。 在1989年的“韋伯斯特案”中，布萊克門的異議意見內首次出現了“平等”、“自由”字樣。他原本預計“羅伊案”會被多數方推翻，所以在異議意見初稿中寫道：“我為這一天感到悲傷。我悲嘆這種傷害女性自由和平等的暴行。”後來，由於奧康納拒絕加入倫奎斯特一方，“羅伊案”才得以保全。布萊克門遂修改了自己的意見，最終公佈的版本是：“我對未來深感畏懼。我擔心在'羅伊案'年代誕生，如今已滿16歲的百萬女性，害怕她們的自由和平等會在未來受到損害。” 1991年，布萊克門撰寫了一則多數意見，判定雇主不得隨意開除或拒絕招募孕期婦女，哪怕她們工作時會曝露在化學毒素下，並有可能傷害到胎兒。布萊克門認為，某些企業的政策貌似是為保護胎兒健康，其實帶有強烈的家長式專制色彩，甚至變相逃避對員工安全提供保障的義務。他在“汽車產業工人訴約翰遜控制公司案”（Automobile Workers v.Johnson Controls)的判詞中寫道：“關於孩子利益的決定，應該留給孕育、撫養他長大的父母，而不是他父母的雇主們。”之後不久，他收到芝加哥女律師菲·克萊頓的來信，後者也是一位積極捍衛婦女墮胎權益的人士。她在信中說，布萊克門的判決讓她“深感欣慰”“在此之前，女性長期被以'為她們的利益著想'為藉口，被排除在法律行業之外”她提到一起臭名昭著的案件，1873年的“布萊德威爾訴伊利諾斯州案”(JBradwell v.Illinois)。當時，伊利諾斯州律師協會以“女人天性膽怯、怕羞”為由，認為女性不宜擔任律師，拒絕接納國內首批女律師之一邁拉·布萊德威爾人會。聯邦最高法院居然在這起案件中支持了律協的決定。克萊頓在信中說：“一個世紀後，約翰遜控制公司又以為他人利益著想為藉口，試圖把女性排斥在外。謝謝您告訴他們，這不是雇主們可以代勞的決定。” 布萊克門對自己被視為女權事業的重要推動者，感到非常開心。一周後，他在給克萊頓的回信中說：“我認為本案的判決結果是適當的，並為未來類似案件指明了方向。哪怕過程比較艱難，所有努力也是值得的。是時候讓'布萊德威爾訴伊利諾伊州案'壽終正寢了。” 1993年6月，比爾·克林頓總統提名露絲·巴德·金斯伯格接替拜倫·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970年代，她由於經常出庭，一直是最高法院的常客。 1980年，她被吉米·卡特總統任命為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後，一度遠離了最高法院。有意思的是，懷特一直反對“羅伊案”而他的繼任者，卻是美國女權主義的領軍人物，布萊克門本應為此慶幸，但他卻非常審慎，對金斯伯格的立場持冷靜觀察態度。 的確，從學術立場上看，金斯伯格贊同“羅伊案”的判決結果，但她對本案的分析思路卻持不同意見。 1985年，她曾在一篇法學評論文章中寫道，“這份意見過分關注醫療自治權，忽略了憲法上的性別平等問題”1993年，她又在紐約大學法學院的一次演講中重申了上述觀點。她被列為最高法院提名人選後，《華盛頓郵報》摘錄了那次演講中的相關內容。布萊克門讀到這篇報導後，在日記中寫道：“她在挑'羅伊案'的毛病。是的，如果以憲法平等保護條款來裁判，或許效果更好。但是，也可能無法達到目的……這只是一位教授在20年後放的'馬後砲'罷了。人們必須置身當時的戰場，才能體會到壓力所在。如今，她也即將成為我們的一員。她能扛得住AS麼？”AS，當然是指安東寧·斯卡利亞。眾所周知，金斯伯格與斯卡利亞（小名尼諾）兩人在特區上訴法院共事期間就是好友。 不過，金斯伯格履任後第一個開庭期的表現證明，她並不打算為取悅老友尼諾，而對他妥協。當時，最高法院正審理“jEB訴阿拉巴馬州案”(jEB v.Alabama)，該案涉及的問題是，憲法是否允許因性別原因更換潛在的陪審員。七年前，最高法院曾在“巴特森訴肯塔基州案”知）中，禁止以種族為由，對潛在的陪審員申請無因迴避。 “jEB案”原本是一起父親爭奪子女撫養權的案子，該案審理前，阿拉巴馬州一位檢察官動用無因迴避權，將男性排除在陪審團外。當然，這樣的策略在類似案件中很常見，因為女性通常會贊同檢方主張，而男性一般會同情爭取撫養權的父親。由於陪審團成員皆為女性，這位父親在阿拉巴馬州法院輸了官司，他隨即提起上訴，指控州政府侵犯了他受憲法平等保護的權利。 對布萊克門來說，那名父親的勝訴理由非常充分。 1993年11月，他在審前備忘錄預測本案結果時寫道：“勝訴理所當然。”內部討論會上的爭論十分激烈，斯卡利亞的情緒尤其激動。他說，如果禁止用性別標準遴選陪審員，將是“30年來最激進的判決”這樣“實在太可怕了”不過，投票結果最終還是6票對3票，推翻阿拉巴馬州法院的判決，將禁止用種族標準遴選陪審員的先例效果延伸到性別標准上。斯卡利亞、倫奎斯特和托馬斯三人為異議方。 拜倫·懷特退休後，布萊克門成為最高法院最資深的聯席大法官。所以，當首席大法官位於異議方時，他有權指定判決意見的主筆者。 在這起案件中，他決定親自撰寫判決意見。 “我們認為，與種族標準一樣，用性別來判斷陪審員的能力和公正，是違憲的做法。”他寫道。他在意見中，系統回顧了司法系統處理性別歧視案件的歷史，並援引了露絲·巴德·金斯伯格代理過的四起案件。他在一個腳註中指出，能否對性別歧視案件動用“嚴格審查”標準，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不必在當前這個案件中解決，因為用性別因素剔除陪審員的做法，連中度審查標準都通不過。 “我很樂意加入您的意見，尤其是腳註6。”金斯伯格對他說。 斯卡利亞發布了一份言辭激憤的異議意見，他忿忿不平地指出，多數方適用的是一種“不分男女的教條主義”以“反男性沙文主義的雄辯之詞”進行狡辯，試圖達到“公然向性別平等主義妥協”的目的。桑德拉·戴·奧康納雖然加入了布萊克門的意見，卻又單獨發布了一份協同意見。她始終認為，此案的約束重點，應該是那位檢察官，作為“州政府官員”他沒有必要介入這樣一起民事案件。 金斯伯格甚麼話也沒說。她也沒必要再說什麼。哈里·布萊克門已經替她表達了她所有想說的話，放在過去，這一幕幾乎不太可能出現，但現在卻確實發生了。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