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章華麗謝幕

就像哈里·布萊克門常說的，如果真有一個“外面的世界”超然於大法官們的日常體驗，或許，只有像約書亞·德謝尼這樣的極少數人，才可能體會到這個外面世界的殘酷。 1987年秋天，約書亞的案子到了最高法院。約書亞是名4歲男童，家住威斯康辛州溫尼貝格郡。父母早年離異，由父親行使監護權。約書亞因病人院時，醫生髮現他身上有多處瘀傷，懷疑他受到虐待，便通知了當地社會服務局。社會服務局調査後認為，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孩子受到虐待，再加上孩子的父親信誓旦旦，承諾會送孩子上幼兒園，他本人也同意定期接受心理輔導，便將約書亞繼續交由其父監護。然而，這位父親口是心非，孩子的頭部屢現新傷，定期家訪的社工對此卻不聞不問。一年後，約書亞被父親打得暈死過去，腦部受到永久損傷，成為終身智障。父親蘭迪·德謝尼承認了虐待孩子的罪行。隨後，約書亞的母親將郡社會服務局告上法庭，認為他們未能幫助孩子擺脫已知而且可預測的危險，這種行為相當於未經正當法律程序，變相剝奪孩子的自由。聯邦下級法院判定，政府無義務保護公民免受私人暴力的傷害，駁回了孩子母親的訴訟請求。

這起案件頗為棘手，且無明確先例可供參考。這位母親的上訴請求非常清楚：難道不該有人為如此巨大的疏失負責嗎？但是，她的請求也的確存在值得推敲之處。最高法院能否設定一個標準，一方面將約書亞的權益納入憲法保障，同時又不讓政府背上沉重負擔，避免政府從此對公民遭遇任何形式的可預見的危險承擔責任呢？布萊克門的助理丹尼·厄特爾建議他在決定是否受理“德謝尼訴溫尼貝格郡社會服務局案”(DeShaney v.Winnebago Coun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時投反對票，等將來有更為適當，而且可以避免給政府增加過多負擔的案子到來時，再嘗試解決這一問題。比如，囚犯在監獄內，因未得到充裕保障而受傷，進而起訴政府的案件。

1987年開庭期伊始，大法官們首次討論是否應當受理這起案件。第一次投票結果：拒絕受理。但是，拜倫·懷特很快據此起草了一份異議意見，並交付全體大法官傳閱。與其他大法官相比，懷特向來堅持認為，最高法院有義務協調不同聯邦上訴法院之間的意見分歧，以統一法律適用。事實上，針對同一問題，另一個聯邦上訴法院的判決就與這起案件存在矛盾之處。該法院認為，如果政府發現兒童正處於危險之中，就與孩子的安全建立了一種“特別的關係”這種關係要求政府必須將孩子帶離“危險的家庭環境”布倫南和馬歇爾加入了懷特的異議意見。布萊克門隨後決心加入“這三個人的意見”這就意味著，有四個人讚同受理此案了。按照最高法院的規則，這起案件的調卷複審令申請終於起死回生。案件被安排在1988年11月開庭審理。

布萊克門在審前備忘錄中寫道，雖然他贊成受理此案，但會“盡量限縮”裁判範圍，使其局限在虐待兒童問題上。 “這可是個危險領域，必須審慎處理。”他寫道，“如果州政府將一個孩子置於危險境地，當它意識到危險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時，就承擔了將孩子帶離危險的憲法義務。” 庭審後的投票結果為6票對3票，多數方大法官贊成維持原判，不予支持約書亞母親的訴訟請求。懷特加人了原本就反對受理此案的五位大法官一方。倫奎斯特決定親自撰寫本案的多數意見。布倫南宣稱，他將代表他本人、馬歇爾和布萊克門撰寫一份異議意見。此時，布萊克門還未就是否撰寫意見表態。 1989年1月，布倫南的異議意見初稿交付傳閱，但是，這份意見的內容卻令布萊克門無法接受。比如，布倫南指出，如果警察無法令一名婦女免遭強暴或免受其他犯罪侵害，就侵犯了受害者的憲法權利。布萊克門認為布倫南的界定過寬，指示法官助理愛德華·福利代擬一份內容更為克制的異議意見。

倫奎斯特提交大家傳閱的多數意見初稿，也讓布萊克門非常不快。這份初稿的內容過於寬泛，口吻也顯得冷酷無情。 “既往判例已經表明，憲法正當程序條款並未要求政府必須承擔援助義務，哪怕這些義務對於拯救生命、自由和財產利益是非常必要的。”首席大法官寫道，他還援引了“哈里斯訴麥克瑞伊案”也即政府利用“海德修正案”拒絕對拯救孕婦生命之外的墮胎行為提供財政資助的案件。在約翰·保羅·斯蒂文斯的建議下，倫奎斯特調整了意見內容，刪去了部分過於強硬的措辭。他原本寫道，威斯康辛州人民可以選擇一套新的製度，讓州政府官員今後對類似失誤承擔起責任，但是，“他們不能利用最高法院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正當程序條款含義的曲解，來推動這件事”經斯蒂文斯提醒，倫奎斯特把“曲解”一詞換成了“擴張”。

儘管助理正忙著代擬異議意見初稿，布萊克門還是在一本法院便簽簿上，親自動起筆來。他在意見開頭寫道：“可憐的約書亞！” 一位被自己不負責任、橫行霸道、粗魯殘暴和不知節制的父親一再施虐的受害者，因為遭遇被上訴人的忽視，而置身於危險境地，那些人早就知道並預見到慘劇的發生，卻無所作為，僅僅在“檔案中忠實記錄這一切”這真是關於美國生活的悲傷註解，而憲法原則——充滿愛國熱情，並自豪宣稱“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正義”——卻讓約書亞·德謝尼以智障身份渡過餘生。上訴人，約書亞和他的母親，應該得到一個機會，根據“民權法案”第1983節，將他們的遭遇放在憲法下考量，可是，最高法院卻拒絕給他們這樣一個機會。 布倫南最終從他那份措辭強硬的異議意見中，刪去了那段令布萊克門感到困擾的表述。 “我對最高法院多數意見的不滿在於，政府的不作為有時與積極作為一樣有害，州政府明明承擔了重要的義務，卻怠於行使，就會導致與濫用權力同樣的效果。”布倫南寫道。布萊克門加人了布倫南的意見，並單獨發布了載有“可憐的約書亞”那段話的異議意見。

布萊克門在最高法院撰寫的數百份意見中，載有“可憐的約書亞”的這份是其中最為知名的一份。當然，從司法風格上看，這也是最受爭議的一份意見。用理查德·波斯納法官的話形容，這是一種“暢快的自我表達”有意思的是，“德謝尼案”在聯邦上訴法院階段的判決意見，就由波斯納主筆。布萊克門的這份意見，成為司法文書的典範，被後人反复研討。 2002年，學者勞拉·克魯格曼·雷曾評論，布萊克門在“韋伯斯特案”與“凱西案”中發布的協同意見，都帶有強烈的個人風格。至於他在“德謝尼案”中的意見，展現了“一位大法官與讀者間飽含深情的直接溝通，這種溝通方式既不矯情，也無需靠某種中立性來掩飾，令人嘆為觀止”。 受“德謝尼案”意見的影響，布萊克門收到許多熱情洋溢的來信，讚頌他為公眾利益付出的努力。有人在信中說，很驚訝自己居然會誇獎一位被尼克松提名的人。布萊克門回信說：“可別用尼克鬆的提名來聲討我，畢竟，我是他的第三選擇。”後來，布萊克門解釋了自己為什麼在異議意見中那樣表達自己的情感。他說，多數方當時忽略了公民個人的權益，“這些被我們忽略的個人，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且將深受我們判決的影響”

現在，布萊克門已經80歲高齡了。 1990年秋天，威廉·布倫南退休後不久，他開始起草一封給所有同僚的告別信。不過，他這麼做，或許只是想測試自己下不下得了退休的決心，信一寫完，就被他束之高閣。這年十一月，他與老友歐文·格里斯沃德共進午餐，後者擔任過首席政府律師和哈佛法學院院長。布萊克門很欽佩這位比自己高四屆的學長，也很信賴他的判斷。會面後，他在“重要大事記”中寫道：“格林斯沃德告訴我，該退休了。”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因為“羅伊案”還沒有擺脫危險。第二年夏天，布萊克門的老伙計，83歲的瑟古德·馬歇爾結束24年大法官生涯，正式宣布退休。如此一來，布萊克門就成為最高法院年齡最大的成員，比排名第二者整整大了9歲。作為聯席大法官，他的資歷現在僅次於拜倫·懷特。這也意味著，他在審判席上的座次，距離坐在正中間的首席大法官更近了。 1991年開庭期開始時，他在庭審記錄上寫道：“我現在可算位於中央了！”不過，他在後面又加了一句“責任也更重了”這個時候，他還是沒有下決心退休。

1992年，兩件事讓他再次動了退休的念頭。第一件事，奧康納、肯尼迪和蘇特在“凱西案”中力挽狂瀾，拯救了“羅伊案”第二件事，比爾·克林頓當選為美國總統。克林頓宣誓就職後，布萊克門寫信向新總統致賀，他說：“我寫這封信，主要是想告訴您，您'在外面'有許多朋友，他們會全力支持您，伴您渡過履任之初那最艱難的幾週。我在各地遊歷時，能感受到四處洋溢著新鮮氣息和新的期盼，互諒互信也正逐步形成。當然，有些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某些事情甚至永遠不可能完成。” 1993年年初，布萊克門與拜倫·懷特私下經常互相調侃，話題多是誰比誰更先退休。懷特是在40歲那年，被好友約翰·肯尼迪總統任命為大法官的，他也是在任大法官中，惟一一位由民主黨總統任命的。 “我倆在大廳碰上時，他會問我，'你退休了嗎？'我會說，'沒呢，你怎麼樣？'”布萊克門後來對美聯社記者說。懷特已經75歲，他的司法理念比克林頓更加保守。 1993年3月19日，懷特宣布他將在本開庭期結束時正式退休。

這天下午，布萊克門收到安東尼·肯尼迪的來信。 “親愛的哈里”肯尼迪的信如此開場。 布萊克門很快回信，他被肯尼迪的真誠所感動，並表達了謝意。他說： 沃倫·伯格1986年退休後，已有四位新任大法官陸續進人最高法院，他們是肯尼迪、安東寧·斯卡利亞、戴維·蘇特和克拉倫斯·托馬斯，他們也給最高法院帶來一股新氣象。伯格的離去，多少緩解了最高法院此消彼長的內部紛爭。倫奎斯特治下的最高法院，效率明顯提高：會議變得精短，討論重點突出，判決意見撰寫任務的分配模式也更加科學。在伯格時代，重新審議幾乎成為家常便飯，如今也變得非常罕見。最高法院內部的一些陳規陋習也正逐步消失。 1978年，布萊克門曾向伯格抱怨，禁止聽審者記筆記的法庭規則，似乎沒有任何意義。布萊克門認為，至少在最高法院出庭律師協會的成員，也即那些有資格在最高法院出庭的律師們，有權在法庭上做記錄。但是，此後多年，伯格對此建議一直未置可否。 1988年，經倫奎斯特提議，最高法院取消了禁止出庭律師協會成員在庭審時做記錄的禁令。

其他大法官也很尊重倫奎斯特，哪怕大家有時確有意見分歧。這一時期，布萊克門的投票記錄顯示，他的立場已越來越傾向自由派。根據約瑟夫·科比爾卡的統計（參見本書第八幸）1981年至1985年開庭期，布萊克門在77.6%的案件中與布倫南意見一致，在76.1%的案件中與馬歇爾意見一致。從1986年到1990年，他與這兩位自由派大法官的意見一致度更分別上升到97.1%和95.8%。布倫南、馬歇爾陸續退休後，布萊克門已被公認為最高法院自由派的領軍人物。 雖然新任首席大法官行事雷厲風行，私下卻非常平易近人。他喜歡政治和打賭，更喜歡把兩者糅合在一起。 1987年1月20日，布萊克門在審判席上，傳給倫奎斯特一張紙條，上面寫道：“首席先生，兩年之後，我們會有一位新總統，您覺得會是誰？”倫奎斯特回复，如果是共和黨人當選，可能是喬治·HW布什，或者堪薩斯州參議員羅伯特·多爾。 “如果是民主黨人當選，”首席大法官寫道，“那可能是一匹無法預測的黑馬。”結果，1988年公佈的民主黨提名人選是馬薩諸塞州州長邁克爾·杜卡基斯，雖然談不上是一匹黑馬，但確實出人意料。 布萊克門偶爾會參加倫奎斯特在總統大選日的賭局。 “桑德拉猜中了總統人選。”1992年總統大選後，倫奎斯特在一份交大家傳閱的備忘錄上寫道，在此之前，他曾邀請大家下注，預測誰會當選為總統。只有奧康納一人預測比爾·克林頓將在佐治亞州和內華達州獲勝，並因此羸得18.30美元。倫奎斯特呼籲沒猜中的大法官愿賭服輸，盡快把錢付給奧康納。布萊克門雖然也猜到了結果，但過程沒有奧康納精準，只羸了1.70美元。 這些在審判席上傳來傳去的便條中，隱藏著倫奎斯特的一個小秘密。不知出於什麼動機，首席大法官曾遞給布萊克門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本來叫威廉·唐納德，高中時代時將中間的名字改為H(Hubbs是我祖母娘家的姓）”1993年1月，威廉·H.倫奎斯特將這段掌故告訴了布萊克門。 對布萊克門來說，戴維·蘇特1990年接替布倫南，預示著最高法院積極、正面的發展方向。他從這位年輕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倆都是哈佛學院與哈佛法學院的畢業生；都經歷過漫長、孤獨的寒窗苦讀生涯；都是從自己最熟悉的環境裡走出來（蘇特長期居住在新罕布什爾州）；都曾在履任後的第一個開庭期經歷過痛苦煎熬。布萊克門偶爾會邀請蘇特到自己家裡吃晚飯，還曾遊說他利用夏季閉庭期的閒暇，和自己同去科羅拉多州的奧斯朋學院講學。 20年來，布萊克門每年都會在那裡開設兩週以“司法和社會”為主題的講座。不過，蘇特每次都婉拒了他的好意。蘇特在回信中說，他想在新罕布什爾州安靜地待一陣子，“想想如何處理下一個開庭期的諸項事務，面對那些預料之外的事實……我還得多讀讀，多想想，考慮一下最高法院未來將面對的問題。” 他倆交流的話題，並非總是如此沉重。 “凱西案”宣判一個月後，蘇特寄給布萊克門一張明信片，上面印有兩個男人在湖面垂釣的照片，其中一人站在水中，一人靜坐船頭，明信片上印著照片標題：“泛舟對涉水：西部釣魚大論戰”（Row vs.Wade:sThe Great Western Fishing Controversy)。蘇特告訴布萊克門，這是特地送給他收藏的。 蘇特與布萊克門私下常常互開玩笑。比如，1992年3月，布萊克門在一封略帶調侃的信中談到，自己孩提時，被告知家裡有一位姓名不詳的先人曾在新罕布什爾州被處絞刑。蘇特答應會“審慎調查”此事，並表示“很難想像居然有人打算吊死一個叫布萊克門的人”這年五月，在新罕布什爾州司法總長的幫助下，蘇特匯報了自己的調查結果。他說，歷史上，新罕布什爾州一共處決過六個叫布萊克門的人。 “這實在令人嘆為觀止，我很詫異，怎麼1970年提名您進入最高法院時，沒有人談及此事。”蘇特補充道。他隨信附上了一份被處決的“布萊克門們”的名單，他們是：埃斯默拉達、“屠夫”傑迪代亞、奧比代亞、莉迪亞、撒迦利亞、“短斧手”埃弗雷特·布萊克門——“數量可觀，令人尷尬啊。”蘇特調侃道。布萊克門鄭重其事地給州司法總長約翰·阿諾德寫了封信，感謝他的“研究和學識”一年後，蘇特專門致信布萊克門，開玩笑說：“最近剛去過新罕布什爾州監獄，一到那裡，就禁不住想到您和您的家族。” 哈里·布萊克門與安東寧·斯卡利亞在司法立場上，簡直是對立的兩極。那一時期，斯卡利亞可是最高法院最保守的大法官。不過，兩人都愛打磨文字，重視語言的精確度。任何書面文件落在布萊克門手上，他都克制不住修正拼寫、語法錯誤的衝動。斯卡利亞一進入最高法院，就自娛自樂，成立了“大法官英語協會”(Chancellor'ss English Society)，並擁有協會創建者與惟一會員的雙重身份。布萊克門是惟一一位被他邀請入會的大法官。儘管兩人在墮胎議題上誓不兩立，但是，他們都對“能獨立存活的”（via-ble)一詞深惡痛絕，反對在判決意見中使用這一表述，這可能是他倆在墮胎案中的惟一共識。 除了克拉倫斯·托馬斯，很少有大法官在入院時會經歷那種激烈波折。可以確定，他並不是布萊克門理想中的繼任瑟古德·馬歇爾的人選。但是，像對其他同事一樣，布萊克門很快對托馬斯伸出援手。 1991年10月，托馬斯上任一周後，布萊克門就邀他共進早餐。托馬斯寫信致謝，信中說：“您真是慷慨大方，非常希望再有機會與您閒坐聊天。”六週後，布萊克門一家收到托馬斯的妻子維吉尼亞發來的親筆信，感謝他們對她和她丈夫“隆重而溫暖”的歡迎。 儘管布萊克門在托馬斯履任之初，就從私人層面與他建立了相對友善的關係，但是，兩人在意識形態上，立場終究有著天壤之別。布萊克門在“卡林斯訴柯林斯案”的異議意見中，表達了對死刑的反對態度後，保守派專欄作家托馬斯·索厄爾——他也是托馬斯大法官的忠實擁躉——馬上撰文譴責布萊克門，說他只不過是“一個虛榮而淺薄的老頭，媒體為了意識形態的需要，刻意把他捧到天上……事實上，這個人簡直是過去數十年來，美國法律界所犯錯誤的艷俗象徵”一位聖路易斯的讀者將這篇專欄寄給布萊克門，並聲稱讚成其中觀點。布萊克門則把文章轉給托馬斯審閱。托馬斯親筆回信說，索厄爾與自己私交不錯，“我的朋友居然令您不快，這讓我也非常苦惱，我會提醒他今後注意。同時我也想告訴您，我雖然到最高法院不久，但一直受到您積極而又深刻的影響。致以最深的敬意，克拉倫斯”。 1993年秋天，布萊克門又開始著手起草自己的離職信。此時，拜倫·懷特已經光榮退休，露絲·巴德·金斯伯格順利通過參議院確認，即將走馬上任。儘管金斯伯格對“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思路心存疑慮，但由她來接任懷特，起碼可以保證“羅伊案”不被推翻。更重要的是，一位贊成墮胎權的總統已經人主白宮。 1993年12月，布萊克門已在私人場合向克林頓表示，自己正慎重考慮是否在本開庭期結束時離休的相關事宜。總統及其幕僚並未對外宣揚此事，但已秘密啟動尋覓繼任者的工作。 1994年3月29日，布萊克門在聽審時，遞給倫奎斯特一張從最高法院記事簿上扯下的粉色便籤紙，上面寫道：“本週您能抽出5到10分鐘和我談談麼？比如周三的會議之後？”倫奎斯特已隱約猜到布萊克門約談的目的，他在紙上潦草寫了個大大的“好！”然後退給布萊克門。 布萊克門即將退休的消息，很快在華盛頓政界傳開。 1994年4月4日，布萊克門在“重要大事記”上寫道：“謠言滿天飛。”兩天后，在克林頓總統陪同下，他在白宮正式宣布退休。 “退出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歲數擺在那裡，是時候離開了。”布萊克門說。事實上，他當時已85歲，這個年紀在最高法院歷任大法官中，排到第四位。克林頓盛讚這位即將退休的大法官，並提到“可憐的約書亞”這句判詞。 “我們這些讀法律的人，常常迷失在各種抽象的概念裡，”總統說，“那些慣例、程序、法律術語，會把法律人與那些尋求正義的人們分隔開。但是，布萊克門大法官一直堅定、果斷地與本國人民站在一起，始終關注人民的利益，他充滿人性的觀點不僅體現在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中，在異議意見中也比比皆是。”克林頓補充說：“大法官不僅是他的頭銜，也是指引他行動的光芒。” 克林頓還當眾朗讀了布萊克門給自己的信： 在隨後舉行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布萊克門如何看待“羅伊訴韋德案”布萊克門說，這個判決“對履任之初的我影響甚大”“我在1973年就認為它是正確的，今天仍然認為它是正確的。如果我們要走上婦女的完全解放之路，這是必須邁出的一步”。 頌揚與懷舊背後，也不乏各種非議。這一時期，布萊克門的辦公室陸續收到許多反墮胎者的來信。 “親愛的布萊克門'大法官'”一封信說，“謝天謝地，你終於要走人了。我想告訴你，在墮胎合法化問題上，你簡直就是一個魔鬼。我希望你的後代全部流產。”還有人寫道：“要是你媽媽一早把你給墮了就好了……”布萊克門當然不會回复這些信，但他逐一讀過，有時還會在某些段落旁邊打個問號。比如，有人在信中說：“太好了，你終於要滾離法官崗位了，納稅人再不需要花錢養你這個老混蛋了。”來信者或許不知道，聯邦法官退休後，照樣可以拿全額薪水。 布萊克門的同事們紛紛依循慣例，發布了祝福與告別的聲明。戴維·蘇特的聲明最為特別，僅包括兩個單詞：“我反對（I dissent)！”4月6日下午，他發來一封親筆信： 克拉倫斯·托馬斯也送來一封私信。 “我很享受與您共事的時光，這簡直是一種榮耀。” 他寫道，“我極力效仿您為人處世，和處理公務的方式，感謝您為後來者作出的傑出示範。此外，哈里，對您能在艱難萬分的第一個開庭期中，以殷切、赤誠之心待我，我將永遠心存感激。祝您永遠幸福快樂。” 一星期後，布萊克門收到斯卡利亞的來信：“您宣布退休時，我正好出差在外。這個意外可一點兒不讓人驚喜。大法官英語協會這下得解散了。您在最高法院的工作經歷，足以讓您引以為豪，現在您可以帶著結束一場長跑的好心情光榮退休了。” 就連性烈如火的拜倫·懷特，也寫來一封語氣傷感的信。他說：“您要相信，在聯邦司法系統的多年經歷，您已留下堅實而有意義的印記。祝賀你擁有如此偉大的司法生涯。別擔心退休後的生活，我已不斷發掘出新的人生樂趣。”已退休的劉易斯·鮑威爾大法官也寫信說：“您將躋身於史上最偉大的大法官之列。我很榮幸擁有您這樣一位朋友。” 或許，沃倫·伯格當時也寫了些什麼，但是，至少我在布萊克門標註為“退休”的文檔中，並沒有發現伯格寫來的只言片語。一個月後，伯格的夫人維拉·伯格去世了，這一天，距離伯格夫婦結婚六十週年才六個月。布萊克門告訴伯格，因為那天下午在波士頓有“推不掉的事情”無法參加維拉的葬禮，對此“深表遺憾”這個“推不掉的事情”並非藉口，因為那天正好是他孫子的中學畢業典禮，布萊克門早就答應在典禮上擔任演講嘉賓，不過，他不打算向伯格詳細解釋這些。 1995年1月25日，沃倫·伯格因心髒病突發去世，享年87歲。這一天，布萊克門在“重要大事記”上寫著：“伯格去世了。” 現在輪到布萊克門發布正式聲明了。 “17年來，首席大法官伯格兢兢業業，稱職地履行了我國司法首腦的職責。”布萊克門代表所有已退休大法官，在聲明中寫道。這份聲明由最高法院新聞辦公室代為發布。 “他極富想像力和創新力，致力於完善司法程序，提高了司法管理的效率。我本人認識他已有80年時間，這的確稱得上一生的友誼。他的離去，令我倍感孤寂，對最高法院其他成員也是如此。”為表示對伯格的紀念，布萊克門以伯格的名義，給最高法院歷史協會寄去一張50美元的支票。 應伯格的母校，威廉·米切爾法學院之邀，布萊克門提交了一篇回憶性文章，供該校法律評論的“紀念伯格專號”發表。與之前那份正式聲明相比，布萊克門在文中流露出更多個人情感。很顯然，這篇文章是布萊克門親自寫的，並非法官助理代筆。 “當然，對如何處理特定案件，首席大法官伯格和我之間確實存在分歧。”他相當克制地描述著兩人的關係，“這些分歧，有時是原則性的，甚至，根本無法統一。一旦我倆觀點迥異，他會有些缺乏耐心。我不知道他期盼我怎麼做，但可以確定的是，他不可能指望我成為他的意識形態的複製品。他很清楚，我不是這樣的人。所以，每當我不同意他的意見，他會毫不掩飾自己的失望，而且表現得特別明顯。這樣的情形，讓我也很不開心。”行文至此，這篇3頁紙的文章已瀰漫著戀舊之情。 “現在，沃倫·伯格離我們而去。人們將高度評價他為我國司法事業做出的卓越貢獻。80年不止是一生般漫長，我很榮幸，能與他共享其中大部分時光。” 1994年6月30日，哈里·布萊克門最後一次出現在最髙法院的審判席上。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代表全體大法官，正式表達了對這位退休同事的祝福。 “對於您選擇退休，所有同僚都黯然神傷，”倫奎斯特讀道，“毋庸置疑，您因主筆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意見而名揚天下，然而，這無法掩蓋您在其他議題的案件中作出的卓越貢獻，……我們會想念您的。” 當天上午，最高法院宣判了6起案件，其中兩起案件的判決意見由布萊克門主筆，一起涉及勞動法，一起涉及聯邦地區法院批准死刑延期的管轄權問題。不過，這天最受矚目的判決，是倫奎斯特主筆的“梅德森訴婦女健康中心案”（Ma心emlTomeA Health Center Inc.)。最高法院維持了佛羅里達州法院發布的一項禁令，這項禁令禁止一群抗議者圍堵一家墮胎診所的入口。斯卡利亞代表肯尼迪、托馬斯和他本人，發布了一份言辭激烈的異議意見。 “最後一天出庭。”布萊克門在當天的“重要大事記”中寫道。 8月3日，他的繼任者，第一巡迴上訴法院的首席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宣誓就職。新大法官履任，意味著布萊克門的退休正式生效，所以，這天他用一個單詞記錄了當日大事：“退休了（Retired)”。 他的退休生活依然忙碌。他不再受在任大法官身份帶來的各種限制，開始頻繁接受墮胎團體和婦女組織的頒獎。 “事實是：在美國歷史上，您拯救的女性生命比任何人都多。”1995年，女權運動先驅格羅利亞·斯坦門在向他頒發“生育自由獎”時說道。只要他在華盛頓，一周會有4天時間待在最高法院，和往常一樣赴法院餐廳用餐。戴維·蘇特會帶著自己喜愛的酸奶酪，到布萊克門的辦公室與他共進午餐。儘管布萊克門不再參與最高法院的討論和決策，但他始終關注著所有判決。 1996年開庭期末，他見斯卡利亞連續發布了幾份情緒激動的異議意見，特地致信安慰他：“親愛的尼諾：我知道你今年過得併不輕鬆。但是，這一年畢竟已經過去了，下一個十月來臨時，你又可以恢復活力，抖擻精神，展開人生的新篇章。無論是團隊還是個人，我們都不應輕易氣餒。希望你能享受一個美好的夏天。” 斯卡利亞回信說：“您能寫這些話給我，真是太好了！您說得對，與已過去的9個開庭期相比，本開庭期末是我頗為氣餒的一段時期。我開始重複自己了，而且看不到實效。希望秋天來臨時，一切會有所改善。來自老同事的鼓勵的確很管用，上帝知道，咱倆可經常不是一邊兒的。” 1997年初，導演斯蒂芬·斯皮爾伯格邀請布萊克門在電影《勇者無懼》（Amistad）心中，出演原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瑟夫·斯托里。這部電影改編自最高法院1841年審理的一起真實案件。在這起案件中，一群黑人奴隸在奴隸船上暴動，最高法院通過審理此案，最終還53名黑奴自由之身。布萊克門的秘書旺達·馬汀森力勸他接受邀請，“這一定非常好玩！”她寫道。布萊克門把這個消息通知了首席大法官辦公室，詢問倫奎斯特是否反對他參演。倫奎斯特的助理很快反饋了首席大法官的意見。馬汀森告訴布萊克門，首席沒有任何意見，“他似乎也被逗樂了，而且為您感到高興”這年三月，布萊克門來到羅德島的新港市，用兩天時間參與了拍攝。這位前大法官按最低工資標準領取薪酬，一天540美元。布萊克門共有三句台詞，都是從當年的庭審記錄中原句照搬，如最終宣判時的判詞：“我們一致通過此判決，認定這些非洲人都是擁有合法權利的個體，他們擁有自己的自由。”布萊克門的女兒南希和孫子尼古拉斯，都在電影中友情客串了一把。 1998年11月12日，是哈里·布萊克門的90歲壽辰，最高法院餐廳準備了氣球和蛋糕，並舉行了慶祝活動。首席大法官與其他大法官，以及布萊克門的女兒們，都出席了餐會。來自加州阿納海姆市的90名八年級學生正好在最高法院參觀，他們受邀參加了慶祝活動，並齊唱《生日快樂歌》。 第二年二月，布萊克門在家裡摔了一跤，導致臀骨骨折。他在弗吉尼亞州的阿靈頓醫院接受了手術。 1999年3月4日，為布萊克門擔任了25年私人秘書的旺達·馬汀森，群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這位大法官的103名前法官助理：“我很遺憾地通知大家，我們的大法官今天凌晨去世了。”馬汀森隨後談到一些細節： 我們即將（會）盡快將葬禮的詳細安排告訴大家。 看到這封郵件最後一段的那個“刪除線”所有人都忍不住會心一笑。凡是在布萊克門辦公室工作過的人，文字都被他這樣修改、校正過。 1999年3月9日，華盛頓市區尚瀰漫著早春的雨雪，布萊克門的葬禮在這天舉行。在接受公眾弔唁前，阿靈頓國家公墓先為他舉行了一次私人送葬儀式。布萊克門的家人特地租用了一輛藍色大眾甲殼蟲車，載著他的骨灰，與一長列豪華轎車駛往墓地。沿路警戒的警察，都把這輛甲殼蟲車當成臨時混人的不速之客，多次揮手示意，試圖將它驅趕出車隊。 （布萊克門的骨灰並非都葬在阿靈頓公墓。葬禮幾夭後，旺達·馬汀森與其他兩名前助理來到最高法院，將一部分骨灰埋在法院西南角的一棵櫻花樹下。當年，布萊克門最喜歡一邊吃午餐，一邊在窗前欣賞這棵樹，還老說它是“我的樹”隨後，布萊克門的家人又將少量骨灰分撒在對已故大法官有特別意義的地方：奧斯朋學院、梅奧診所和羅切斯特故居。） 儘管布萊克門在口述記錄中回憶了許多人生片段，但從未詳細描述過自己的經歷。他曾在奧斯朋學院的一次演講中說，能夠供職於最高法院，是一段“奇妙的體驗”但“並沒有太多樂趣可言”在那裡待了24年之後，“我覺得自己好像是一根在激流中漂浮的軟木，隨波逐流，被一股本人無法駕馭的力量驅使著”公眾把布萊克門看作一位偉大的歷史人物，可這並沒有給他帶來太多歡樂。他常說，他生命最快樂的時光；是在梅奧診所與醫生們一起渡過的。對他來說，梅奧診所是一個溫暖的避風港，而最高法院，只是他履行職責的地方。 布萊克門在自述中，把自己說成一個被動的人。難道，他真像一根在激流中隨波逐流的軟木麼？其實，“軟木”只是一個抽象的比喻，它掩蓋了布萊克門面對挑戰時的頑強決心。從哈佛寒窗苦讀時表現出的堅韌不拔，到捍衛“羅伊訴韋德案”時的百折不撓，都是這種決心的體現。他的繼任者，斯蒂芬·布雷耶在葬禮上，談到他的“極度勤奮”“一個年過花甲的男人或女人，在與外界隔絕的辦公室待了數十年，仍然保有開闊的眼界、思緒和精神，這樣的人非常少見，但是，哈里·布萊克門做到了。” 或許，布萊克門的比喻，有著更為深遠的寓意：他並非被動隨波逐流，只是被潮水帶入一個自己始料未及的領域。一旦抵達目的地，他會迅速腳踏實地，開展工作，其表現方式，是任何人也無法預料的。他的人生，並非由一連串偶然因素構成，但是，正是各種因緣際會，以及人們的反應，激勵他不斷豐富自己的人生。 1995年12月，他在口述歷史的最後一部分，表達了自己許多真實感受。這個口述歷史項目，是最高法院歷史協會與聯邦司法中心聯合推動的。對他進行訪談，並整理口述記錄的，是他的前任助理、耶魯法學院教授高洪柱。高洪柱問他：“現在來看，您覺得自己作為'羅伊訴韋德案'的主筆者，是好事，還是壞事？”布萊克門說，多年來，他曾多次思考這個問題，最終認為，有幸受命撰寫此案判決，是一件幸運的事。 “我想，人總是在爭議中成長。”他說。他還提到自己的好友索爾·利諾維茨。後者是一位傑出的華盛頓律師，30多歲就與人合夥創立了大名鼎鼎的施樂公司。利諾維茨曾告訴布萊克門：“我深信，一個人一生中總得做點兒像樣的事，尤其是在事業之初。'羅伊案'就是那種每位大法官一生中必須辦過一件的案子。” 布萊克門常抱怨說，他知道自己會“帶著'羅伊案'走進墳墓”儘管這個案子是最高法院以7票對2票達成的判決，也儘管他在其他法律領域，也曾撰寫過數百份判決意見，但是，人們對他的印象，始終與“羅伊案”連在一起。在最高法院歷史上，很少有一個案子，會與判決意見主筆者產生如此密切的關聯。人們把“羅伊案”歸因為布萊克門的個人功勞，其實是對最高法院實際運作模式的誤讀，也給他造成很大困擾。他向來抵觸世人把他視為“羅伊案”判決的惟一作者。但是，他還是妥協了。既然抵觸無用，不如將自己與“羅伊案”牢牢綁定，並最終成為此案判決的堅定捍衛者。沃倫·伯格萬萬沒有想到，他原本只想讓自己信得過的好友，撰寫一份可能不太受歡迎的判決意見，由此卻將布萊克門帶入一段全新的旅程，並令他倆在司法理念上漸行漸遠。伯格把布萊克門引人一段危險水域，沒有留下任何救生工具，便撒手而去。布萊克門只好默默向上游，在維護舊傳承的過程中，創立了屬於他自己的司法遺產。他也因此真正成為了大法官哈里·布萊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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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