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章梅花未開，苦寒已來

創業不是什麼特別偉大、值得炫耀的事情；創業者也不是什麼無所不能、高高在上的一群人。相反，不甘平庸的人大多數時候都很苦。創業與打工都只是一種生活方式，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只看是否適合自己。 高考前，西安交大有一個預科班對選拔進來的“特別學生”進行淘汰。 1988年5月9日那天，周鴻禕提前去報導，算是比較順的。 大一的軍訓幾乎令所有人記憶深刻，有的人甚至覺得苦不堪言，但周鴻禕覺得還不錯。 他們一班人馬被拉出西安。教導團裡的兵十八九歲，有幾個挺痞挺匪，跟大學生矛盾很大，但周鴻禕卻混得很好，這也許跟他的性格比較率性有關。 當時大學生是有清高的資本的，且很多人也的確清高，何況這一班人還“特別”。但周鴻禕對等級制度向來反感，加上個性本身帶點兒江湖氣，慢慢就跟那些小兵打成了一片。有這些兵的“照顧”，周鴻禕訓練鬆一點兒，洗澡容易些，吃飯多給半個饅頭，日子也就不那麼苦了。

1988年以後，因為一些微妙的原因，大學的學風變得有些浮躁，但西安交大未受太大影響，每天晚上都有人上自習。這個班特殊一些，專門配了老師開小灶，而且剛進入人生的一個新階段，所以同學們書念得很認真。 他們同時上信息控制和計算機兩個系的課程，大二時候才分開專業。 本科四年給周鴻禕最大的幫助，是把他從一個毛躁的小青年培養成了一個嚴謹的工程師，他對電腦單純的親近感變成了一種事業心。當時有一種說法：北大培養黨委書記，清華培養廠長——其實說的是思維方式的差異。 當然，這也造成了他性格上的另一個特徵：不太關心政治。 實際上，那是對當代中國影響最大的一個過渡歷史階段。當改革開放需要向更新的階段邁進的時候，各種矛盾衝突是難以避免的。

1989年初，曾經鐵板一塊的蘇聯陣營在東歐盡顯頹勢。同年11月，柏林牆倒塌。蘇聯最終走向解體。但那幾年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卻達到了建國以來的最好狀態，與美國關係的改善尤其顯著。 這一年的前半段，在北京舉辦的國際會議越來越多，一切看上去都順風順水。但危機就潛伏在這樣的繁華之中。 1989年之後，政治遇冷，出國潮再次興起。與此同時，“遠離政治”似乎也變成了一種值得標榜的美好品質。 當時幾乎所有人都夢想出國，周鴻禕的父母也希望他出國，但他沒出去。 一個原因是他英語不太好，勉勉強強才過了四級。雖然他也裝模作樣買了很多托福的書，但從來沒有踏進過托福或GRE（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的考場。

另一個原因是他實在找不到一個非要出國的理由，他想不通自己為什麼要出國。很多人的出國計劃其實都只是階段性目標。他們所說的那些宏偉藍圖都不是周鴻禕自己的目標，他的目標是開電腦公司。 中學時代學電腦是野路子，而大學計算機課令他如魚得水。老師們把他心中的疑惑都解開了。他基礎學得紮實，考試考得特別好，自然深得老師喜愛。 英語不好，出國很難；專業課很好，適合創業。以人與生俱來的“趨利避害”本性，他也實在沒有足夠的動力出國。 “既然在國內就可以開電腦公司，為什麼我還要出國呢？”當然，沒有“海龜”背景後來變成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小缺憾。 1990年之後，世界經濟環境發生了三大變化：一是冷戰後格局的形成；二是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三是信息化的迅速發展。

20世紀80年代末，個人計算機開始普及，軟件業在計算機行業成為不可缺少的部分。面向對象技術獲得極大歡迎，終於成為90年代軟件界最大的熱點。隨著發展，這一技術形成了OOP（面向對象編程）、OOD（面向對象設計）、OOA（面向對象分析）等多個維度，成為完整的軟件開發方法學。 此外，集成工具和CASE技術取得長足進步；圖形技術迅速提高，多媒體被炒得沸沸揚揚。而這一切在國內的發展有了一個新的契機：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 這一年，周鴻禕大學畢業了，開始念研究生。此後，出現了一波更大的創業潮。周鴻禕以一個在校生的微弱力量，也奮不顧身地投入進去了。 在美國，比周鴻禕大一歲的梁建章在1989年就已經拿到碩士學位開始攻讀博士了，此時他才20歲。 “越級跳”彷彿是梁建章的拿手好戲，1991年，博士沒畢業的他就進入了甲骨文公司的矽谷總部。

中國留學生能進入甲骨文這樣的公司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僅僅在甲骨文美國公司研發部門待了三年，梁建章居然又“蹦走”了。 1993年，他已經有了回國創業的想法，而之後的一次回國探親更加堅定了他回國創業的信念。 “我感覺到了國內火熱的創業氣氛，當時就決定以後一定要回國發展。” 周鴻禕沒有這麼傳奇。梁建章去矽谷總部歷練的時候，他還只能通過一本《眭谷熱》窺探那個神秘莫測的世界。但是，他真的沒閒著。 大二時學校的氛圍雖然很特別，但因為對政治比較遲鈍，加上念的是自己最想念的專業，周鴻禕對此並沒有興趣深究。他已經把C語言、Pascal語言學完了，開始積極參加各種實踐活動。 班主任安排他去教研組，但是教研組沒什麼錢，給一些打印紙和書就不錯了。但他還是希望找一些事自己做，於是四處尋找，終於發現了數字電路的自動檢錯項目。這個項目裡，有很多檢錯圖需要用電腦畫出來。

當時帶他的研究生是將每張圖都寫成軟件，然後用畫圖語句再把每張圖畫出來。蘋果計算機的上下左右四個光標鍵可以用來操控畫圖的過程。 他沒急著依葫蘆畫瓢，而是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去思考，最後的結論是：自己應該做一個工具，這個工具能把這些圖一次性都畫出來，而且可以在界面上隨時調出來查看和修改。 他先做了這個工具，然後找班上幾個同學把這些檢測圖都畫了出來。此時的周鴻禕並不知道有款軟件叫autoCAD，圖也都是矢量圖。 這個項目後來獲了獎，令當時領導他的研究生都很驚訝。周鴻禕得意了一段時間，倒不是因為獲獎和獎金，而是覺得自己能發現問題並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經過這次試手，他不再滿足學校教研組裡的研究了，想從外面接活兒，想出去參加一些校外的實踐。後來他的確接了很多活兒，包括銀行立體計算器。銀行立體計算器有8段顯示器，它們是固化的，央行一旦調息就得改程序。這時候周鴻禕大三了。他找來同學一起做，想先把機器碼弄成彙編語言，但程序很亂，大家不知道從哪裡改。後來的解決方法是在8086機子上做了一個模擬器， Z80的模擬器。這個模擬器可以單獨跟踪、單獨調試，相當於有了一個在線調試器。理所當然，他在班上獲得了“電腦小狂人”的稱號。

據說他當時的標準形像是這樣的：腋下夾一堆軟盤，頭髮亂如茅草，但眼睛賊亮。除了乾學校外面接的活兒，他一有空就往機房跑。 大四的時間基本上就是實踐。他開始到外面的公司學習攢電腦——第一次覺得離“電腦公司老闆”的夢想這麼近！但他靠近夢想的方式比其他同學迅猛！ 他沒有像其他同學一樣主要在西安的公司裡實習，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第一次去，他不知道怎麼辦匯票，也不知道怎麼去知春路，更不知道怎麼去中關村辦航空托運。很少有人願意幹這些事，更別說搬箱子、接貨、送貨這些力氣活兒了。但周鴻禕很有興趣，他坐火車跑了好幾次北京。 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在北京逐漸不露怯了。哪個牌子的激光打印機什麼價，他一清二楚，還學會幾句黑話，貌似很老到的樣子。

暑假回家他給同學做了一套音響，自己和同學都很開心，但家里人特別生氣。他們認為他不務正業，應該去學英語，像別人那樣出國深造。 總的說來，他的大學四年過得很緊張，每天白天上課，晚上乾活兒，夜裡兩三點才睡覺，全然不顧身體健康受影響，談戀愛就更沒時間了。 可是本科畢業後是讀碩士還是工作，他又迷惘了。後來，他挑了個管理學院學管理，原因是：既然自己的夢想是電腦公司，總該學點兒管理學。畢竟自己在計算機專業上的實踐不少了，畢業時類似的工具和產品做了四五件了，畢業設計也很成功。 周鴻禕的研究生導師李懷祖是個“老清華”，讀書時曾被打成“右派”，吃過許多苦，後來到西安教書，對周鴻禕非常好。但課才上了半年，周鴻禕就開始逃課。

一方面，他的研究生同學裡由大學直升上來的很少，因為直升沒有意義，缺乏管理經驗，課雖然能聽明白，但其實領會不了真意。大部分同學是廠礦企業送來或者考來的，社會閱歷比他豐富很多，人家不帶他玩。周鴻禕覺得很痛苦，對環境的不適應變成了對學業的厭倦，覺得專業選錯了。他想回去做產品，不想回去給導師幹活兒，因為那些他已經在校外幹過一段時間了，社會實踐也多，加上又去北京開了眼，心氣也高了。 當時病毒研究已經出現了，但還沒有江民，只有瑞星。看了一本《計算機反病毒研究》後，周鴻禕決定研究反病毒。這個想法遭到很多人嘲笑。西安當時的環境雖然閉塞，但同學們都躊躇滿志。即使這樣，他們也覺得周鴻禕的“反病毒卡”沒啥意思，也不可能做起來。

大家越嘲笑，周鴻禕越是想做給他們看看。 《中國計算機報》和《計算機世界》上有時候會探討一些與病毒研究相關的內容，他看不懂也硬著頭皮堅持了下去。 同時，他在研究生同學裡物色了兩個合作夥伴，其中一個是石曉虹（現奇虎360公司副總裁）。 條件很艱苦，一開始他們連電腦都摸不著，自己還得編碼編程。後來，他逐漸減少了編程的時間，更多地做起產品經理和項目經理來。一位合作夥伴負責核心研發，石曉虹負責測試。 （這一貌似很小的重心轉換日後卻讓他收穫了很多。）這個階段最有趣的應該是他們蹭別人計算機用的那些花招了。 他們成天盯著機房，一看別人走了機位空出來就趕緊佔上。機房的老師像防賊一樣防他們。有的同學禁不住周鴻禕的苦苦哀求，把自己導師的電腦借給了他，有的後來乾脆被他拉過來入夥。再後來，居然有同學主動申請幫他做程序。 借電腦給他的同學常常晚上將他鎖在實驗室，這樣他就能乾一晚上活兒，天亮再爬出去回寢室睡覺。管理宿舍的大媽、同寢室的同學和他難得打一次照面。 他們一邊研究，一邊給外面公司放話：我們啥都做，反病毒卡，網絡工程，你們誰來幫我們銷售？ 1992年下半年、1993年上半年那段時間，有老師想做聯機詞典，就找他們去幹活兒，但又像防賊一樣防他們，因為他們老是想用電腦幹自己的事。 周鴻禕有一個癖好：到處拷軟件回去研究。在幫一個老師的活兒乾完後，他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準備把自己偷偷做的那些反病毒軟件拷回去，再拷些別的“高級”軟件以便編程使用和跟別人交換“高級”資源。糟糕的是，後來那老師發現詞庫被他們拷走了！ 老師本來覺得付錢給他們就虧了，這下子抓到了把柄，乾脆到學校公安處舉報了他們，說他們在偷偷製造病毒。學校那段時間剛好丟了些硬盤、網卡、CPU（中央處理器）和其他硬件，幾條舉報信息合在一起，公安處把破案的焦點落在了周鴻禕身上。這也難怪，他們晝伏夜出，全校有電腦的地方他們基本都去過，調查者很容易找到線索。 於是又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突然來了幾個公安，周鴻禕被帶走了。 公安們祭出了疲勞戰術，周鴻禕頭一次有這種經歷。也是第一次，周鴻禕懂得了什麼叫“言多必失”。 他一上來就跟公安講他的理想，講《矽谷熱》，自己為什麼要研究病毒—自己以為坦誠是最好的反審訊技巧，殊不知說多錯多，越抹越黑，後來連睡覺都被禁止了。白天公安讓他曬太陽，暖洋洋的特別瞌睡，就是不准他閉上眼睛。 後來兩個公安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一個讓他打會兒瞌睡，一個不讓他打瞌睡。 再後來他看見石曉虹從門口經過，然後就听見隔壁傳來的哭聲。一個公安紅臉說：人家都已經承認了，你也招了吧，再不招可就進監獄了。 他們不給吃飯喝水，還威逼利誘。周鴻禕終於精神崩潰，開始胡思亂想：我們沒幹壞事啊，石曉虹他們承認什麼？我該招些什麼？中學乾的壞事不算吧。他絞盡腦汁地想自己幹過什麼壞事。 最後就連有一次路過操場，有個足球滾出來被他順走了、踢爛了的事都招了。至於拷學校軟件的事，更是令公安大喜過望。公安其實都不知道，還以為他們只是拷了這個老師電腦上的軟件。 公安把老師們叫來對質，但老師們基本都覺得拷貝軟件算不上大問題，學計算機的研究軟件再正常不過了。定不了罪，公安就開始誘供：你有沒有拿走硬盤？拿走CPU?你要不說送監獄，說了就是學校內部矛盾，內部解決。 在這種嫻熟的手法下，很難有人不崩潰，周鴻禕特別想逃跑。當然，逃是逃不了的，於是在“我想見班主任”的要求得到肯定答復後，他屈招了：用宿舍啞鈴砸碎硬盤，丟到下水道沖走了……周鴻禕按照公安編好的細節錄了口供。 招供後，周鴻禕終於在第三天見到了班主任。他本來是想向老師求援呼救的，可是本來對他很親近的班主任卻明顯地與他拉開了距離。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孤獨，當時死的心都有了。但他畢竟是個具有反思精神的人，痛定思痛，仔細琢磨班主任的話：“不管多大的事，如果有錯一定要承認，如果沒有你一定不要亂說。”周鴻禕知道自己錯了，於是回公安處翻供。 後來與石曉虹他們一碰頭，周鴻禕才知道他們被傳話不超過12個小時，而且什麼都沒招，翻來覆去就說一句話：“不知道，我們什麼也沒做。” 又經過幾天的折騰，公安查不出個所以然，周鴻禕也跟公安混熟了，公安讓他出去不要亂說，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導師請他吃飯，給他壓驚，倒也沒有批評他，但總有些人對他指指點點。據說還有別的導師提醒自己的學生要和他保持距離，後來他找了個宿舍搬了出去，平時一個人也不出門。 為了疏解壓力，周鴻禕買了《王朔全集》。那些大無畏的文字給了他很大慰藉。更慰藉他的是那些沒有因此疏遠他，向他伸出援手的老師和同學。 還好，再黑暗的時候都會有些小小的溫暖。一個同學當時是機房管理員，就不在乎輿論，向他伸出了援手：我有一台電腦，你到我這兒來用吧。 周鴻禕和夥伴們後來做出了反病毒卡的原型，帶團參加挑戰杯，在上海得了獎。挑戰杯很多都是導師的項目，但這個項目他們是原創的。 歷經磨難，最終得獎後，周鴻禕感慨萬千，也一直心懷感激。 周鴻禕的口無遮攔一直備受爭議。除了“紅衣主教”之外，他還有“紅衣大砲”的封號，與人稱“任大砲”的任志強可謂“絕代雙驕”。這兩人家世、行業都不同，不知道任志強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性格，但周鴻禕對自己性格的形成是進行過反思的。 就是因為經過這些小磨難，他才明白做人真誠多重要，說真話多重要。也許，那些因為“病毒門”遠離他的老師和同學，內心排斥他的真實原因並非是他偷偷拷軟件，那不是什麼事兒。但他們肯定不喜歡外表強大的周鴻禕“屈打成招”，哪怕就屈一小會兒。 雖說無大過錯，但這顯然不符合群眾的希望——他們希望看到英雄，百折不撓的英雄，受盡折磨依然咬牙挺立的英雄。 而且，人在沒有遭遇困境的時候，總是認為一旦身臨困境，自己必定能堅持下來。很難說清楚這種心理的確切來源，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因為你堅持不住，所以被他們看不起。他們根本不在乎你在這一過程中吃了多少苦，承受了多大壓力。 所以周鴻禕很長一段時間裡遭遇的橫眉冷對真正寒到了他的骨子裡。雖然他幾乎是立即就改正了錯誤，但“輿論”還有另外一種傳統：對罪大惡極的人施以寬恕，說那是浪子回頭金不換；對普通人的錯誤耿耿於懷，說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也許，承受過那種令人寒到骨子裡的冷眼的人，也才會對“誠實”看得這麼重吧，甚至到了矯枉過正的程度，於是有時候就變得口無遮攔，說話脫口而出，直來直去。 說真話，也許日子會難過一時，但造假，卻可能一輩子抬不起頭——這是周鴻禕人生的第一堂大課。 周鴻禕其實並非天生就是個鬥士，相反，他的性格里有軟弱的一面。 高考的高壓環境本來對磨煉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好處的，但是他幸運地跳過去了。雖然物理大賽的失利算是挫折，他也沮喪了很久，但畢竟後來還是上了西安交大這所不錯的學校。這個挫折折射出的軟弱如果被高考的成功克服，他可能會獲得一種非常寶貴的體驗和提升。遺憾的是，他沒有親自去跨越那道分水嶺。 進了大學，又是個特殊班。與普通大學生相比，他們藉書多、權利多、開的課多，老師又好。用那個時代常用的比喻，他們就是溫室裡的花朵。 最大的競爭來自學業。全國各地選拔來的一幫聰明人在一起比拼，很多人會受不了，周鴻禕自然也有點兒受不了。但是他畢竟有天賦，除英語外，他應該是班上成績最好的，研究和實踐也很優異，當然很自信。 本科畢業後他又被保送讀研究生，一路暢通。要不是班上那些“社會人”的冷落，要不是“病毒門”帶來的心理蹂躪，周鴻禕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真正地觀照到自己性格中的軟弱，並在其後的隱忍中逐漸變得堅韌。 所以，軟弱也好，性格里其他的缺陷也好，其實都不重要，它並不會妨礙最後的成功。因為這個世界上總是凡人多，既然是凡人，便有凡人的毛病，你有，別人也會有。別人在這個方面優於你，也可能在其他方面不如你。重要的是要會吸取教訓，別再重複犯錯。 凡人的成功，不需要對齊最完美的那幾個人，只需要甩開同樣平凡的同行者。創業不是什麼特別偉大、值得炫耀的事情；創業者也不是什麼無所不能、高高在上的一群人。相反，不甘平庸的人大多數時候都很苦。創業與打工都只是一種生活方式，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只看是否適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