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寺院裡的鐘聲悠遠而漫長，一年一度的國慶大典（皇太后壽辰）就在這樣的鐘聲裡開場了。依道光帝的意思，今年的國慶還和往年一樣，在京的官員每人賞一碗麵條，給有功的督、撫們賞上兩件黃馬褂，武將們中優秀的賞個“巴圖魯”（榮譽封號，意為勇士英雄）算了，但大學士穆彰阿卻認為不妥。
穆彰阿鄭重其事地給道光帝上了一道奏摺：“皇上自登基以來，無日不操心費神，勤儉克己，更是超過列祖列宗。今年是皇太后七十壽辰大典，非盛世不能相逢，非明君不能遇到。我天朝聖國的國慶非小夷小邦可比，豈能一碗麵條了事？尤其是戰亂之後，為向小夷小邦顯我天朝強大，大典非隆重不能震懾。只有這樣，國太才能心安，夷人才不敢小瞧我天朝。”
駐藏大臣琦善琦大人，也從邊疆發來奏摺，極力慫恿皇上轟轟烈烈地舉行國慶，並且強調說，悄悄地過國慶，雖有了節儉之名，卻也算示弱於外夷了，舉國上下都無光。
道光帝拗不過大臣們的苦勸，只好勉強同意，但還是告誡承辦大典事宜的順天府：“凡事能儉就儉，斷不可勉強。”順天府正三品府尹一連叩了八個響頭，一連說了八句“臣一定遵旨辦理”，這才喜滋滋地退出。
大典的前奏曲在順天府的操持下，正式拉開了序幕，先是清理臨街店舖的招牌，順天府工部辦事房規定：“凡京師店鋪招牌，限五日內一律到城南李記招牌鋪統一樣式，統統更新換好，不許到其他招牌鋪製作。有違抗者，輕者封鎖鋪子，重者罰銀入獄，無論鋪面大小，概莫能免。”
規定裡所謂的李記招牌鋪，就是奉天府工部衙門張尚書的老泰山和大清國工部衙門匡侍郎的小內兄合開，專為商家製作招牌的鋪子。據說，僅皇太后這一次生日，“李記”就把錢掙海了，就算李記招牌鋪十年不接生意，也不會倒閉。
此規定當天即張貼出去，五日後，就有專人一條街一條巷地驗視，好不認真。
有幾家自認為招牌是新做的，只是樣式有違，想蒙混過關，店主便被捕快鎖拿，最終費了上千兩的銀子贖罪不說，還照樣把舊招牌砸碎，到“李記”做了新的，這才了事。
臨街的牆面刷上了新洋灰，不臨街的民房也抹上了新泥巴，一派萬象更新之景。大菜館、大酒樓、大戲園子，更是張燈結彩，連歡樂場外面掛的大紅燈籠，也要到官府指定的地方買嶄新的掛上。順天府這時講的話是：“十天再造一個大京城！”
順天府這樣一鬧，雖然百姓叫苦不迭，儘管京師仍然還是以前的京師，但氣象的確煥發了一種活力。辦完了這些，官府又挨著店面逼人捐資，說要統一購買黃沙，京城大小街道都要搶在這幾天鋪上新沙子。皇太后的吉日，誰敢道個不字！
長沙會館也被官府硬捐去一百兩銀子。曾國藩住的湖南會館仗著裡面住著幾位翰林，名譽理事又是當朝的三品大員太常寺卿唐鑑，這一百兩銀子的捐款便想賴掉。哪知道頂了三天，會館管事的就被順天府首縣的捕快拿了去。一百兩的捐資不僅分文未少，贖人又花了七百兩。
管事的放出來後，越想越有氣，便去找唐鑑大人，希望唐大人能出面為自己也為湖南人討個公道。哪知到了唐府，不僅公道話沒有討出一句，到最後，竟然讓唐鑑連湖南會館的名譽理事也給辭了。
唐鑑的理由是：“唐某位高權重，不宜再做什麼理事，虛名害人、害己、害同鄉。”
任管事百般苦勸，唐鑑只是搖頭，再也不肯答應。
其實唐鑑也有他的苦衷，他只跟曾國藩一人說過。那是曾國藩到唐府向唐鑑請教聖人思過的工夫時，唐鑑語重心長地講出這樣的一番話：
“聖人思過重在慎獨，慎獨的工夫重在獨字上。獨而不慎，無以思過。大清乃太祖馬背上打下的江山，重武而輕德。惟當今聖上，重德而輕武，偏偏又天災人禍不斷，權臣則陽奉而陰違。德臣難施展，權臣又當道，為今之計，退而求其安，方不致喪節喪德，也能保全名聲。
“老夫久歷京師，官至九卿，場面經過無數。大清國是滿人的天下，我漢人決難伸腰，行事辦差，惟滿人馬首是瞻，老夫窮居高位，也僅是混口飯而已。老夫不擅從政，卻喜歡育人，趁現在聖上不厭，老夫不久就要辭官南歸了。滌生啊，你還年輕，聽老夫一句話，等你到了我這把年紀，無論居何位置，都要急流勇退，這是老夫心腹之言。你的秉性，你的為人，和時下的官場，如何能融啊！水至清則無魚，官至清則遭忌啊，無論什麼時候，這都是不變的理！”
曾國藩知道，唐鑑這官做得比較委屈自己，在官場急流勇退是遲早的事。無論是誰，官運極盛時，公私事格外順手，一唱百和，然而閒話也由此而生，怨謗因此而興。與唐大人交厚的太僕寺少卿倭仁、刑部郎中何桂珍、都察院都察御史吳廷棟等幾位，哪個不是滿腹的學問！但在官場，除倭仁籍隸蒙古沾點皇親無人敢小瞧外，幾乎個個噤若寒蟬！
曾國藩想一陣，悲一陣，氣一陣。他心道：“自己最初的想法是大錯特錯了，什麼要做官就做個廉官，要做人就做個君子，全是些不著邊際的想法！僅僅因為拒絕參加宴席，實缺都給丟掉了！現在連吃飯用度都要向家里人要錢，還扯什麼廉官、君子，邊際都不著啊！”
大典的日子是越來越近了，第一批進京的是京城左右省份的督、撫及住在奉天府的王爺、親貴們，隨後到的是偏遠省份督、撫的專差和駐藏將軍延齡的八百里專折。
道光帝見到延齡的專折後吃了一驚：莫非西藏又有騷亂不成？打開一看，原來是延齡為參加大典又怕皇上怪罪，而於赴京途中拜發的問安奏摺。奏摺中寫道：“奴才離藏已四十餘日，正在日夜兼程趕往京城。皇太后的七十大壽，奴才不伺候在身邊哪行！祖宗的在天之靈，不剮了奴才才怪！”
看完奏摺，道光帝的臉都氣白了。邊疆事繁，非內地可比，擅離職守，如何得了！他提筆在延齡的折子上批了“糊塗”兩字，又立時傳諭軍機處擬旨，將延齡降二級處分，仍回本任，令其迅速返藏，半刻不得延誤！
聖旨發出去不久，蒙古王爺、西藏四名噶倫所派的專使及朝鮮王府的特使，也一併進了京；英吉利與美利堅等夷邦雖也派了使節乘了船來，道光帝卻沒有接見，禮物自然也沒有收。道光帝這麼做，據說是穆彰阿和耆英的一番苦勸起了作用。
穆彰阿誠懇地說：“夷人都長著黃毛藍眼鉤鉤鼻，嚇著皇太后可不是好玩的！七十歲的人，哪能經得起嚇呀！望皇上三思！”
耆英指天畫地道：“我天朝聖國乃禮儀之邦。夷人的兩條大長腿生下來就不能彎曲，到了賀壽時，百官都跪請皇上、皇太后的安，他們卻站著，這成何體統！傳出去，有損國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