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窮盡人海
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裡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恆的意味。
記憶中，秋天是一個旁若無人的季節。又或者說，再多的人，也抵不過那份清遠微涼的況味。這個季節的心情和故事，都被染上淡淡霜華。曾經繁鬧的都市，以及幽深的人生，似乎也簡靜許多，一眼便望到了盡頭。 當然，這個季節亦適合別離。那些原本張揚明豔的人，顯得有些矜持和沈靜。張愛玲選擇在秋天離開香港，是因為她不小心丟掉了那個從容的自我。世間塵緣，必定要經歷百難千劫，才可以幻化虛空。這個雲端之上的女子，就算她甘願萎落塵埃，我們於她，始終是仰望的姿態。 “克利夫蘭”總統號，這是一艘輪船的名字。是它將張愛玲帶離香港，駛向美國，只是忘記將她帶回來。這艘船，同樣載過許多有名的，以及無名的中國人，圓了他們的留洋夢。留洋對張愛玲來說，也曾是一個青澀美好的夢。在她十八歲的那年，她考取了英國倫敦大學，卻因為戰爭而未能如願。 母親和姑姑的留洋，曾經在張愛玲的心中，留下了溫情而浪漫的記憶。那時候，她甚至覺得國外的風，都是典雅而放達的。在國外，無需循規蹈矩地存在，無需裝腔作勢地生活。在這裡，多了一份隨性與散漫，自由和不羈。十年風雨，山高秋遠，張愛玲年少時那個浪漫的夢早已不做了。她如今選擇漂洋過海，是為了和過往糾纏不清的歲月告別。她曾經說過，要換一種干淨利落的活法，她要在藍天碧海下自由呼吸。 杯中酒已盡，舊事已成塵。船是在舊金山入境的，從此美國照見了她後半生明明滅滅的行踪。直到若干年後，她葬身於這個國。這就是定宿，這個來自上海的女性，這個穿越民國煙雨的才女，最後寂寥地死在異國他鄉，只有魂夢歸去故里。這一切，都是多年以後的事。如今的張愛玲，只是一個心性散淡的女子，她丟失了自己的國，想到這里安身立命。 在舊金山稍作停留，張愛玲便去了紐約。她並非舉目無親，因為在那裡，有一個人在等她，就是她此生最好的朋友——炎櫻。炎櫻已經移居美國，在紐約做房地產生意，做得如火如荼。她的人生就如同她的性格一樣，明麗開朗。人說性情決定命運，一點都不會錯。炎櫻和張愛玲同在港大學習，後來也同去上海，但是她的人生似乎一直都很順暢。而張愛玲縱有斐然才情，風靡上海，卻始終如飄萍，無根無蒂。 不知道，這兩個女子，到底誰活得更真？紐約，世界之都。一座商業金融之城，一座藝術文化之城，給高貴的人以尊榮，給閒逸的人以清風，給卑賤的人以落魄，給忙碌的人以風霜。穿行在摩天大樓之間，感受霓虹幻彩的迷離，的確可以讓你忘記自己的前世今生，從此願做這個城市往返的微塵，不計較悲歡。 這座城市的繁華以及一切，對張愛玲來說都不再是誘惑。她唯一歡喜的，是與好友炎櫻重逢。炎櫻似乎成了這世上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唯一的依靠。張愛玲在她面前，傾訴了多年來鬱積的心事。那時候，她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快感。隨後，她們一起閒逛在紐約的街市、電影院、食品店。這種快樂，如當年在香港和上海一樣單純，一樣溫馨。 張愛玲此次來紐約，還想見一個人，就是胡適先生。之前她在香港曾寄過那本給胡適。而胡適收到後，給張愛玲回了一封長信，並對做了細緻的評論。他欣賞張愛玲的才情，認為她的作品很有文學價值。 據說張愛玲和胡適兩個人的家族，還有一些淵源。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認識胡適的父親胡傳，並且還在其事業受阻時幫助過他。後來張佩綸遭貶，胡傳亦知恩圖報，還給張佩綸寄去了兩百兩銀子。而且胡適先生還跟張愛玲的母親和姑姑同桌打過牌，也許是因為這些原因，胡適對張愛玲格外關注。 此時的胡適已經脫離了政壇，來到紐約，開始他寂寥又閒逸的生活。在這裡，他深居簡出，閉門謝客。屋子的裝飾中國味濃郁，他閒時在屋簷下曬太陽，喝茶看書，日子是真的安寧了。張愛玲在憶胡適那篇文裡寫道：“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於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在這個遙遠的異國，得遇故人，又邂逅胡適先生，他們牽引出張愛玲對故國的淡淡思念。之後，胡適對張愛玲一直很關照，唯恐她寂寞，幾次打電話問好。張愛玲在炎櫻家住了一段時間，重溫大學時那段美好的夢。但張愛玲知道，這樣並非長遠之計，她此次來美國，是為了重新獨立的生活，所以她要過回自己一個人的日子。 後來張愛玲搬去了救世軍辦的女子宿舍，這裡簡陋，其實就是救濟貧民的地方。儘管炎櫻不同意，但張愛玲個性倔強，她決定的事從無改變。女子宿舍的場景，確實有些混亂，有些蕭索。在這裡，也只是暫時落腳。對張愛玲來說，在這個陌生的城，誰也不認識誰，所以在怎樣的環境下生存，她並不在乎。 讓張愛玲感動的是，有一天，胡適先生來到這裡探望她。張愛玲請他到客廳去坐，裡面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張愛玲無可奈何地笑，但胡適卻直贊這地方好。很明顯，這是對張愛玲的寬慰，他懂得一個單身女子在異國他鄉的艱辛。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女子，應該過上幸福安穩的生活，而她卻可以在如此簡陋的地方安之若素。胡適對張愛玲，不僅是憐惜，還有許多的欽佩和欣賞。 張愛玲在憶胡適那篇文裡，細緻地描寫了一段送別的場景，讀後令人感動不已，意味深長。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瞇瞇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裡面暖氣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這個背影，給了張愛玲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也刻在她的腦海裡，永生難忘。只是她沒有哭，而是倔強地微笑。她真的好孤獨，因為回去之後，她又將面對那些落魄陌生的臉孔，和她們一起，接受這個城市的恩惠和救濟。可是她從來不覺得，這樣有失尊嚴。她不過是一個為了自由流離遠方的女子，涉水而歌，不畏冰冷。 此次離別，張愛玲幾年沒跟胡適通消息。後來通過一封信，又隔了好些時日，就听到了有關胡適的噩耗。胡適先生是於一九六二年，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張愛玲說他是無疾而終，有福之人。以胡適先生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終難忘，這個陌生的都市，這場寒冷中溫暖的相逢。此時的張愛玲，漸漸褪去了華麗，成了一個沉靜迷惘的觀者。在這個人聲鼎沸、高貴典雅的城，她充當了一個卑微冷落的角色。沒有人認識她，縱有絕世之才，風流之姿，也只能演一場獨角戲。她就像陡峭山崖的一株雲松，像浩瀚銀河裡的一顆星子，將堅韌和璀璨藏於心底。 救世軍辦的女子宿舍終究不是長住之處，張愛玲有種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感覺。出於無奈，張愛玲向位於新罕布什爾州的麥克道威爾文藝營求助，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她正式提出了申請：“親愛的先生/夫人：我是一個來自香港的作家，根據一九五三年頒發的難民法令，移居來此。我在去年十月份來到這個國家。除了寫作所得之外別無其他收入來源。目前的經濟壓力逼使我向文藝營申請免費棲身，俾能讓我完成已經動手在寫的小說。我不揣冒昧，要求從三月十三日到六月三十日期間允許我居住在文藝營，希望在冬季結束的五月十五日之後能繼續留在貴營。張愛玲敬啟。” 這就是張愛玲，彷彿任何一個凡人，都無法追隨她的步履。她可以端然於水上，亦可以俯身於塵埃。這個出身貴族的富家小姐，如今只要求一間可以遮風擋雪的木屋。也許許多人看到這段文字，會為她流下傷感的淚。然而她自是不屑的，哪怕人生只剩下一種顏色，她依舊可以在百媚千紅的花叢中翩然獨立，風姿萬種。 她走了，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季節，獨自離去。她知道，過盡人海，也找不到現世安穩，她寧願這樣單薄地走下去。花兒謝了，連心也埋。他日春燕歸來，身何在。
記憶中，秋天是一個旁若無人的季節。又或者說，再多的人，也抵不過那份清遠微涼的況味。這個季節的心情和故事，都被染上淡淡霜華。曾經繁鬧的都市，以及幽深的人生，似乎也簡靜許多，一眼便望到了盡頭。 當然，這個季節亦適合別離。那些原本張揚明豔的人，顯得有些矜持和沈靜。張愛玲選擇在秋天離開香港，是因為她不小心丟掉了那個從容的自我。世間塵緣，必定要經歷百難千劫，才可以幻化虛空。這個雲端之上的女子，就算她甘願萎落塵埃，我們於她，始終是仰望的姿態。 “克利夫蘭”總統號，這是一艘輪船的名字。是它將張愛玲帶離香港，駛向美國，只是忘記將她帶回來。這艘船，同樣載過許多有名的，以及無名的中國人，圓了他們的留洋夢。留洋對張愛玲來說，也曾是一個青澀美好的夢。在她十八歲的那年，她考取了英國倫敦大學，卻因為戰爭而未能如願。 母親和姑姑的留洋，曾經在張愛玲的心中，留下了溫情而浪漫的記憶。那時候，她甚至覺得國外的風，都是典雅而放達的。在國外，無需循規蹈矩地存在，無需裝腔作勢地生活。在這裡，多了一份隨性與散漫，自由和不羈。十年風雨，山高秋遠，張愛玲年少時那個浪漫的夢早已不做了。她如今選擇漂洋過海，是為了和過往糾纏不清的歲月告別。她曾經說過，要換一種干淨利落的活法，她要在藍天碧海下自由呼吸。 杯中酒已盡，舊事已成塵。船是在舊金山入境的，從此美國照見了她後半生明明滅滅的行踪。直到若干年後，她葬身於這個國。這就是定宿，這個來自上海的女性，這個穿越民國煙雨的才女，最後寂寥地死在異國他鄉，只有魂夢歸去故里。這一切，都是多年以後的事。如今的張愛玲，只是一個心性散淡的女子，她丟失了自己的國，想到這里安身立命。 在舊金山稍作停留，張愛玲便去了紐約。她並非舉目無親，因為在那裡，有一個人在等她，就是她此生最好的朋友——炎櫻。炎櫻已經移居美國，在紐約做房地產生意，做得如火如荼。她的人生就如同她的性格一樣，明麗開朗。人說性情決定命運，一點都不會錯。炎櫻和張愛玲同在港大學習，後來也同去上海，但是她的人生似乎一直都很順暢。而張愛玲縱有斐然才情，風靡上海，卻始終如飄萍，無根無蒂。 不知道，這兩個女子，到底誰活得更真？紐約，世界之都。一座商業金融之城，一座藝術文化之城，給高貴的人以尊榮，給閒逸的人以清風，給卑賤的人以落魄，給忙碌的人以風霜。穿行在摩天大樓之間，感受霓虹幻彩的迷離，的確可以讓你忘記自己的前世今生，從此願做這個城市往返的微塵，不計較悲歡。 這座城市的繁華以及一切，對張愛玲來說都不再是誘惑。她唯一歡喜的，是與好友炎櫻重逢。炎櫻似乎成了這世上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唯一的依靠。張愛玲在她面前，傾訴了多年來鬱積的心事。那時候，她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快感。隨後，她們一起閒逛在紐約的街市、電影院、食品店。這種快樂，如當年在香港和上海一樣單純，一樣溫馨。 張愛玲此次來紐約，還想見一個人，就是胡適先生。之前她在香港曾寄過那本給胡適。而胡適收到後，給張愛玲回了一封長信，並對做了細緻的評論。他欣賞張愛玲的才情，認為她的作品很有文學價值。 據說張愛玲和胡適兩個人的家族，還有一些淵源。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認識胡適的父親胡傳，並且還在其事業受阻時幫助過他。後來張佩綸遭貶，胡傳亦知恩圖報，還給張佩綸寄去了兩百兩銀子。而且胡適先生還跟張愛玲的母親和姑姑同桌打過牌，也許是因為這些原因，胡適對張愛玲格外關注。 此時的胡適已經脫離了政壇，來到紐約，開始他寂寥又閒逸的生活。在這裡，他深居簡出，閉門謝客。屋子的裝飾中國味濃郁，他閒時在屋簷下曬太陽，喝茶看書，日子是真的安寧了。張愛玲在憶胡適那篇文裡寫道：“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於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在這個遙遠的異國，得遇故人，又邂逅胡適先生，他們牽引出張愛玲對故國的淡淡思念。之後，胡適對張愛玲一直很關照，唯恐她寂寞，幾次打電話問好。張愛玲在炎櫻家住了一段時間，重溫大學時那段美好的夢。但張愛玲知道，這樣並非長遠之計，她此次來美國，是為了重新獨立的生活，所以她要過回自己一個人的日子。 後來張愛玲搬去了救世軍辦的女子宿舍，這裡簡陋，其實就是救濟貧民的地方。儘管炎櫻不同意，但張愛玲個性倔強，她決定的事從無改變。女子宿舍的場景，確實有些混亂，有些蕭索。在這裡，也只是暫時落腳。對張愛玲來說，在這個陌生的城，誰也不認識誰，所以在怎樣的環境下生存，她並不在乎。 讓張愛玲感動的是，有一天，胡適先生來到這裡探望她。張愛玲請他到客廳去坐，裡面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張愛玲無可奈何地笑，但胡適卻直贊這地方好。很明顯，這是對張愛玲的寬慰，他懂得一個單身女子在異國他鄉的艱辛。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女子，應該過上幸福安穩的生活，而她卻可以在如此簡陋的地方安之若素。胡適對張愛玲，不僅是憐惜，還有許多的欽佩和欣賞。 張愛玲在憶胡適那篇文裡，細緻地描寫了一段送別的場景，讀後令人感動不已，意味深長。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瞇瞇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裡面暖氣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這個背影，給了張愛玲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也刻在她的腦海裡，永生難忘。只是她沒有哭，而是倔強地微笑。她真的好孤獨，因為回去之後，她又將面對那些落魄陌生的臉孔，和她們一起，接受這個城市的恩惠和救濟。可是她從來不覺得，這樣有失尊嚴。她不過是一個為了自由流離遠方的女子，涉水而歌，不畏冰冷。 此次離別，張愛玲幾年沒跟胡適通消息。後來通過一封信，又隔了好些時日，就听到了有關胡適的噩耗。胡適先生是於一九六二年，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張愛玲說他是無疾而終，有福之人。以胡適先生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終難忘，這個陌生的都市，這場寒冷中溫暖的相逢。此時的張愛玲，漸漸褪去了華麗，成了一個沉靜迷惘的觀者。在這個人聲鼎沸、高貴典雅的城，她充當了一個卑微冷落的角色。沒有人認識她，縱有絕世之才，風流之姿，也只能演一場獨角戲。她就像陡峭山崖的一株雲松，像浩瀚銀河裡的一顆星子，將堅韌和璀璨藏於心底。 救世軍辦的女子宿舍終究不是長住之處，張愛玲有種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感覺。出於無奈，張愛玲向位於新罕布什爾州的麥克道威爾文藝營求助，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她正式提出了申請：“親愛的先生/夫人：我是一個來自香港的作家，根據一九五三年頒發的難民法令，移居來此。我在去年十月份來到這個國家。除了寫作所得之外別無其他收入來源。目前的經濟壓力逼使我向文藝營申請免費棲身，俾能讓我完成已經動手在寫的小說。我不揣冒昧，要求從三月十三日到六月三十日期間允許我居住在文藝營，希望在冬季結束的五月十五日之後能繼續留在貴營。張愛玲敬啟。” 這就是張愛玲，彷彿任何一個凡人，都無法追隨她的步履。她可以端然於水上，亦可以俯身於塵埃。這個出身貴族的富家小姐，如今只要求一間可以遮風擋雪的木屋。也許許多人看到這段文字，會為她流下傷感的淚。然而她自是不屑的，哪怕人生只剩下一種顏色，她依舊可以在百媚千紅的花叢中翩然獨立，風姿萬種。 她走了，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季節，獨自離去。她知道，過盡人海，也找不到現世安穩，她寧願這樣單薄地走下去。花兒謝了，連心也埋。他日春燕歸來，身何在。